中国边疆史论文题目推荐大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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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在探讨战争的属性问题时认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战胜敌人、打败敌人，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是个奇怪的三位一体：暴烈性的要素，使战争成为一种盲目的自然冲突，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使战争成为一种纯粹的理智行为。这三个方面，分别主要同人民、统帅和它的军队以及政府有关。他说："这三种倾向像三条不同的规律，深藏在战争的性质之中，同时起着不同的作用。"（《战争论》，第1卷，46页，商务印书馆，1982，以下凡引自该书只注明卷次和页码）他在探讨战略和战术区别的问题时指出："战术和战略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互交错，但在性质上又不相同的两种活动，如果不精确地确定它们的概念，就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它们的概念，就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它们的内在规律和相互关系"。（第1卷，110页）他还在把所谓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联系起来考察的基础上指出，由于在纯概念的抽象领域里：所思考的对象"是一场自行其是的、除了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第1卷，28页）因而它导致了战争的行动在经常不断的相互作用下趋向极端。要根据概然性的规律推断战争，必须依靠情报。他指出："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第1卷，93页）由于战争是一种敌我双方互相欺诈的行为，一方为取胜对方，总要千方百计地隐蔽真实企图，制造出种种假象，互相诱骗，因而使得在战争中所获得的情报中，往往有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不确实的。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战争的特性：首先，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战争是充满着艰难险阻的活动，当一个人接触到程度不同的危险时，只具有普通的勇气是不够的。要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泰然自若，就必须具备巨大的、百折不挠的、天生的勇气、强烈的荣誉心或久经危险的习惯。其次，战争是充满劳累的领域。在战争中，劳累是暗中束缚人的智力活动和消磨人的心理状态的许多因素之一。要想不被劳累所压倒，就需要有一定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为此，指挥官应要求军队和部下，在战争中自觉锻炼吃苦耐劳的精神。其三，战争是充满不确实的领域。在战争中，一切行动所追求的只是可能的结果，战争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3／4好像隐蔽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人们对隐藏着的敌情，只能根据不多的材料进行推测，同时也很难每时每刻都确切地了解自己的情况，从而增加了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的困难。其四，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地盘。偶然性会增加各种情况的不确实性，并扰乱战争事件的进程。由于偶然性的不断出现，就会不断发生预期计划与战争实际不符的情况，它直接影响到作战计划的实施。克劳塞维茨通过阐述战争特性，指出了战争认识的特殊性，他说："在实际生活里本来很少能做到一切行动都符合实际情况，在战争里，就更难做到了。在战争同人类其他活动中比较起来，人的认识显得更不完善，人们会遇到更大的危险和更多的偶然现象，因此，战争中的贻误……也必然要多得多。"（第2卷，707页）然而，他又过分夸大了战争的不确实性和偶然性的特性，他说："战争中的一切情况都很不确实……一切行动都仿佛是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进行的，而且，一切往往都像在云雾里和月光下一样，轮廓变得很大，样子变得稀奇古怪。这些由于光线微弱而不能完全看清的一切，必须靠才能去推测，或者靠幸运解决问题。因此，在对客观情况缺乏了解的场合，就只好依靠才能，甚至依靠幸运了。"（第1卷，121页）[编辑本段]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克劳塞维茨在探讨什么是战争的问题时，仿效黑格尔以所谓'绝对观念'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把战争区分为"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两种形态。并通过分析"绝对战争"认为，不应该把战争看成是一种单纯的暴力和消灭敌人的行为，不应该根据这种简单的概念，按逻辑推出一系列与现实现象不相符合的结论，而应把绝对战争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放到现实生活中去进行考察。在现实战争中，总是存在着某种足以促使作战的紧张程度趋向缓和的客观因素。这种客观因素在克劳塞维茨看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战争决不是孤立的行为。战争不是突然发生的，它的扩大也不是瞬间的事情，相反，它需要一定的准备，它同战前的国家生活密切联系，是由一定时期内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引起的。第二，战争不是短促的一击。整个战争是由一系列边疆的军事行动组成的，由于交战双方都可以把对方前一行动及其一切现象，作为衡量下一行动的尺度，因而军事行动向极端发展的趋势又会得到大大的缓和。第三，战争的结局也不是绝对的。战败国往往把失败看成是在将来的政治关系中还可以得到补救的暂时不幸。为了简要说明战争与政治的这种内在联系，克劳塞维茨明确地做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经典表述。在此基础上，克劳塞维茨进一步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了具体的探讨。一方面，政治决定战争，它又表现为如下三点：其一，政治是整体，战争是部分，政治产生战争。他认为，在考察战争与政治这两个相互矛盾着的因素时，既应注意对它们进行分别的研究，又应善于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统一体，进而从总体的意义上认识战争的起因问题。其二，政治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或政治是头脑，战争是工具），政治操纵战争，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其三，政治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不因战争的爆发而中断。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克劳塞维茨批判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战争在爆发之后，就会脱离政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东西，一种按自己路线发展的东西。另一方面，战争反作用于政治。克劳塞维茨认为，尽管战争是由政治目的引起的，战争必须服从战争意志的支配，但政治目的并不"因此就可以任意地决定一切，它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第1卷，43页）因为战争虽然是一种政治交往，但它又是一种与人类其他政治交往不同的活动方式，"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第1卷，43一44页）他还在论述战争手段的特殊性时指出："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方式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它同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第1卷，135页）他论述说，如果政治提出战争所不能实现的要求，就会违背政治应该了解它想使用的工具这一必不可少的前提；如果政治能正确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就会同战争的目标相适应。如果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战争的性质不相符合而又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就会通过它的决定作用对战争发生有害的影响；而如果政治与战争的目标相一致时，就能够对战争产生有利的影响。[编辑本段]消灭敌人军队的企图是战争的长矛克劳塞维茨既认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同时又认为，战争的政治目的不能任意地决定一切，而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并由此探讨了战争自身所要达到的目的，亦即战争的目标。他认为，要确有把握地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就必须使敌人无力抵抗。就是说，战争中的目的必然始终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也就是使敌人无力抵抗。在他看来，这是从所谓"绝对战争"的纯概念中推出来的抽象的战争目的。按照克劳塞维茨的看法，打垮敌人这个抽象的战争目的，包括三个要素：一是消灭敌人的军队；二是占领敌人的国土；三是征服敌人的意志。因为敌人的抵抗力量是由军队、领土和意志组成的，所以不摧毁这三个要素，则不可能将敌人打垮。在三个要素中，首先应消灭敌人军队，然后占领敌人的国土，最后迫使敌人情和。但这个顺序并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三个要素往往是相互影响的。他还提出，在现实中，并不是到处都有打垮敌人这个抽象的战争目的的地位，因此决不能在理论上把它当作一个定则。也就是说，在战争中可以达到目标的方法很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只限于打垮敌人。如消灭敌人军队，占领敌国领土，占据敌国地区，入侵敌人地区，破坏敌方同盟，消耗敌人力量，等待敌人进攻等都是方法。这些方法都可以用来挫伤敌人的意志，但哪种方法比较有效，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在论述战争目的的过程中，克劳塞维茨突出强调了消灭敌人军队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消灭敌人军队的含义，他除在打垮敌人的意义上理解外，还包括以下两层意思：一是消灭敌人的军队，"并不是仅仅指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而且还包括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第1卷，61页）二是消灭敌人的军队，主要是指敌我双方在"相互杀伤和破坏过程中直接取得的利益。"（第1卷，255页）克劳塞维茨还曾对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的关系作了精辟的阐述，他写道："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这两种企图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它们是相互影响的，它们是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第1卷，63页）他在论及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的地位及其作用时说："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具有积极的目的，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这些结果最后可以导致打垮敌人。保存自己军队这一企图具有消极的目的，能粉碎敌人的意图，也就是说可以导致单纯的抵抗，这种抵抗最后只能是延长军事行动的时间以消耗敌人。"（第1卷，63页）从行动的表现上看，具有积极目的的企图能够引起歼灭性的行动，具有消极目的的企图则只能等待歼灭性的行动。但他紧接着又说，保存自己军队这一具有消极目的的等待，"不应该成为绝对的忍受，而且在等待时所采取的行动中，消灭正在同我们作战的敌人的军队，同其他任何对象一样，也可以作为我们的目标。因此，如果认为有了消极意图就只能寻求不流血的方法，就一定不把消灭敌人军队作为目的，那么，他就在根本观念上大错特错了。"（第1卷，63页）固然，当消极目的占主要地位时，它会促使人们采取不流血的方法。但这种不流血的方法，决非迫切希望保存自己军队时的当然手段。如果这种方法不适合当时的情况，那么，反而会使自己的军队遭到覆灭。实际上，"当消极企图占主要地位时，它的唯一的必然的作用是推迟决战的时间，使人们等待决定性的时刻。（第1卷，63页）也就是说，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可以通过推迟军事行动的时间，去变换军事行动的空间。但这种时间的推迟是有限度的，如果无限制的一直推迟下去，就会使保存自己军队这一消极目的的优越性完全丧失掉，继续让位给消灭敌人军队的积极目的。"[编辑本段]战争理论不是死板的规定而应是一种考察克劳塞维茨通过军事活动的考察认为，军事活动具有自己的特点，"企图为军事艺术建立一套死板的理论，好像搭起一套脚手架那样来保证指挥官到处都有依据，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第1卷，121页）事实上，无论这种死板的理论多么面面俱到，都不可能完全解决战争理论与战争实践之间的矛盾。为消除战争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理论不应是对战争实践的规定，而应是一种考察。"这种考察就是对事物进行分析探讨，它可以使人们对事物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如果对经验进行这样的考察（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对战史进行这样的考察），就能深入地了解它们。"（第1卷，122一123页）也就是说，理论不应当成为一套供战场上使用的代数公式，不能通过规定死板的原则，为人们指出狭窄的必然的道路。相反，理论应该"成为通过书本学习战争问题的人的指南，到处都为他们指明道路，使他们顺利前进，并且能培养他们的判断能力，防止他们误入歧途"；"理论应该培养未来的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正确他说，应该指导他们自修，而不应该陪着他们上战场，这正像一位高明的教师应该引导和促进学生发展智力，而不是一辈子拉着他走一样。"（第1卷，123页）总之，战争理论主要是帮助指挥官和从事战争的人们"确定思考的基本路线，而不应像路标那样指出行动的具体道路。"（第1卷，124页）只有根据上述观点，才能消除战争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作战理论，即是说，建立一种有目的、切合实际的作战理论。而且这种理论只要运用得当，就会不断接近实际，以致消除理论脱离实际的反常现象。克劳塞维茨认为，要考察战争，必须要有相应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从研究和思考中获得，也可以从战争实践中获得。指挥官应该像蜜蜂从花里采蜜一样，善于从战争生活中吸取精华。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是否运用战争史例是一回事，运用得是否恰当则是另一回事。并认为，能否正确地运用战争史例，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地说明和理解有关的战争问题。还由此扶出了运用战争史例的四个着眼点："第一，用史例说明某种思想。在论述问题时，当作者的思想不能为人们所理解，或者容易被人误解的情况下，引用战争中的史例来说明自己的思想，以保证读者能正确理解作者的原意。第二，用史例说明某种思想的运用。既一般地论述某种战争手段有效性的思想，又应注意引用战争史例指明使用手段时的各种具体情况。第三，用史例证明自己的论点。当需证明战争中的某种现象或某种行动，可能会产生何种效果或结果时，用过去已发生的事实往往更有说服力。第四，通过详细叙述某一史例或列举若干史例从中吸取某种教训。[编辑本段]运用战争史例的两条原则一是必须详举史例。如果叙述某种历史事实是要证明某种一般的真理，那么就必须确切而详尽地阐述同这个论点有关的一切，必须把史实毫无遗漏地展示在读者的眼前。"（第1卷，170页）详尽地叙述一个事件，往往要比简单地提示十个事件更为有用。当然，还应注意在详尽叙述战争史例的同时，把握史实的内在联系，否则，也不可能用史实证明理论上的真理。二是尽量选择最近的史例。只要最近的史例是大家都熟悉和经过研究的，就永远是选择史例的最好的来源。由于最近的史例往往同现代战争很近似，便于我们从中吸取教训。相反，由于较远的年代的条件不同，作战方法也不同，因而它对现代作战的教育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比较小，当然，这些较远年代的史实只要恰当，也并非绝对不能用。克劳塞维茨在考察了鞑靼人出征、古代共和国的战争、中世纪的战争，直到拿破仑的战争的历史后指出："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各有其特有的限制范围。因此，尽管到处和时常有人企图根据哲学原理制定战争理论，每个时代仍然保留有自己的战争理论。"（第3卷，877页）即是说，根据战争实践而制定的某种战争理论的原则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但它们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们总会随着时代、国家、军队和作战方式的变化而改变。因此，战争理论的建立"必须考虑各个时代的特点"（第3卷，877页）必须符合时代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克劳塞维茨还看到了战争理论的发展与社会关系变革之间存在着的必然联系。他在分析战争及其作战方法变化发展的问题时认为，法国革命战争以及拿破仑战争所产生的令人惊叹的成果，都是"社会状况改变的结果"。"在军事艺术领域内的新现象中，只有极小一部分可以算作新发明和新思想的结果，而大部分则是新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的改变所引起的。"（第2卷，729页）[编辑本段]精神要素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克劳塞维茨所说的精神因素（或精神力量、精神要素、精神素质等），主要是指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等。他在"军事天才"一章中，专门探讨了统帅的才能问题。在他看来，军事天才是一种擅长军事活动的高超的精神力量，它不是某一种力量，而是各种精神力量和谐的结合，是各种精神力量的综合表现。他还概括道，被称为军事天才的人，"与其说是有创造精神的人，不如说是有钻研精神的人，与其说是单方面发展的人，不如是全面发展的人，与其说是容易激动的人，不如说是头脑冷静的人，在战争中我们宁愿把子弟的生命以及祖国的荣誉和安全委托给这种人。" 克劳塞维茨认为，武德是军人在战争这一特殊事业中所应具有的美德，是一种可以单独考察的特殊的精神力量。在他看来，武德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武德不同于单纯的勇敢，更不同于对战争事业的热情。普通人的勇气是一种天赋的品质，而军人的勇敢则必须服从更高的要求：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遵守规则和方法，二是组成武德的晶体，必须依靠军队的团体精神才能凝结起来。所谓军队的团体精神，应是通过从军队这个团体的制度、规章和习惯，把战争中的种种精神要素固定下来。这种团体精神如同是把起作用的各种力量在一起的粘合剂。他还对武德在个人和军队的特殊表现分别作了阐述"武德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深刻了解这种事业的精神实质，激发、锻炼和吸取那些在战争中活动的力量，把自己的全部智力运用于这个事业，通过训练使自己能够确实而敏捷地行动，全力以赴，从一个普通人变成称职的军人。（第1卷，192页）他指出："军队的武德是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第1卷，195页）它只有在军队经历了一系列战争并取得很多胜利，以及军队经常经受极度的劳累和困苦的结合中才能产生。一旦武德的幼芽长成粗壮的大树，就可以抵御不幸和失败的大风暴及和平时期的松懈。针对当时军事理论界偏重物质因素而轻视精神因素的倾向，克劳塞维茨强调了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精神要素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贯穿在整个战争领域，（第1卷，187页）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惊人的作用，并对"军事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第1卷，101页）在战斗过程中，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双方物质损失相等的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就只是精神力量。克劳塞维茨也注意到物质因素的作用。在他看来，所谓物质因素，是指军队的数量、编成、各兵种的比例等。他认为，只有在摧毁对方物质方面得到的利益才是确实可靠的，在杀伤敌人、俘获敌人和缴获敌人火炮等方面获得的利益，是"绝对的利益"。他还阐明了战争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在决定战争胜负中的作用的融合互助性。首先，"物质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其次，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是相互助长的。在战斗过程中，"一方面，使敌人的精神遭受损失，可以看作是摧毁敌人的物质力量从而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缴获的火炮和俘获人员的数量也是产生精神效果的一种新的力量。"（第1卷，259页）尽管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但又过分夸大了精神力量的作用。他曾作过这样的比喻："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刀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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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西进运动”入手，探索西部得以迅速开发的原因，及其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农民愈自由，受农权制残余的压迫愈少，他们的土地整个说来就愈有保障，而农民的分化就愈厉害，农场企业主阶级的形成就愈迅速，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也就愈快。因为美国的西部边疆作为辽阔的处女地，在那里没有任何封建残余的压迫和束缚，移民们得以按纯粹资本主义的方式去开发和利用其土地，从而建立起一种独具特色的经济模式，或曰：“西部开发模式”。一此处为何要从“西进运动”入手，而不是从别的例如特纳所说的“边疆”入手，来开始我们的探索工作呢？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边疆”(frontier)主要是一个地理（包括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概念；而“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作为一个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运动，既涉及到西部也涉及到东部、既涉及到地理也涉及到人文、既涉及到经济也涉及到政治，远远超出了地理的范围。因此，从“西进运动”入手，便于我们从不同角度对西部进行透视，唯物地和辩证地考察“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的“地理决定论”泥潭。为此，这就要从特纳的“边疆假说”谈起，当然也就不能不提及特纳其人。弗雷得里克·J·特纳(F J Turner， 1861-1932)，生于美国威斯康星的波特奇(Portage)。该村庄位于福克斯河和威斯康星河之间，曾是古老的皮货贸易商道的必经之地。威斯康星的真正开发始于19世纪30年代，1840年时该领地也只有三万来人，到1860年恰好走过一个世代。事实上，连“威斯康星”(Wisconsin)这一名称的拼法，也是在1845年才由该领地立法机关加以统一的，在此之前它曾有过好几种拼法：Meskousing、Miskonsing、Quisconsin、Wisconsan，等等。〔1〕由此可知，特纳出世之时，这个地方只不过刚刚走出了“拓荒时代”，甚至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个时代。正如一位历史家所描述的，此时的波特奇“宛如一个边疆村庄，照管着一片拓荒者仍然与印第安人群杂居的地区”〔2〕。这种背景和环境，对特纳以后的学术生涯，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纳的大学生活，是在威斯康星大学度过的。1887年，他在这所大学获硕士学位。之后，他转到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学位，受教于赫伯特 · B · 亚当斯。1890年，当他拿到博士学位后仍返回他的母校威斯康星大学，在那里从事边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直至1910年。其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1910－1924年），他应聘执教于哈佛。特纳的研究工作，不仅受到他的生活环境的影响，还受到他的历史观的支配。1891年，特纳在他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历史的意义》中声称：“每个时代都要根据当时最主要的条件重新撰写过去的历史。”〔3〕1893年他写出了著名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并于同年7月12日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历史协会会议上宣读。在文章中，特纳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假说”。这一假说认为：“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定居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4〕在特纳一生之中，发表的著作和文章不下47种，还不包括大量的书评和报刊文章，以及数以万计的信函，笔记和未发表的讲稿。在已发表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有如下四部：《新西部的兴起》（1906年）、《美国历史上的边疆》（1920年）、《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1932年）以及《1830－1850年的美国：这个国家及其地域》（1935年）〔5〕。尽管如此，所有这些著作和文章，其重要性都超不过他的那篇著名论文，因为这些著作和文章都是围绕着“边疆假说”展开的。正因为如此，查尔斯·A·比尔德认为，特纳提出“边疆假说”的那篇论文，“比关于这一题目所写过的任何其他文章或书都有更深远意义的影响”〔6〕。在威斯康星大学和哈佛大学执教期间，特纳一直讲授有关《西部历史》的专题课，由此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弟子和再传弟子。这些人后来散布于美国各地，在许多大学和机构从事教学或研究，热心传播特纳关于“边疆假说”的观点。形成所谓“边疆学派”。这里，除了特纳本人而外，还有两位学者值得一提：一位是弗雷德里克·默克（Frederick Merk， 1887-1977年），他早年著有一本关于“天定命运”的书，晚年又写出了大部头的《西进运动史》（1978年发表），是特纳的助手和弟子；另一位是雷·A·毕林顿（Ray A Billington， 1903-1972年），他先后著有《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1949年）、《远西部边疆：1830－1860年》等书，是默克的弟子（他的《向西部扩张》一书就是“献给F·默克”的），也就是特纳的再传弟子。这三位学者是一脉相承，但又各有千秋。特纳以“边疆”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虽然“地域”问题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是与前者同时提出来的，但直到30年后才着手将其“地域”理论系统化。毕林顿对所有关于边疆史的重大主题都极为重视，但在他的早期研究工作中似乎更强调“地域”问题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其名著《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的头几版既探讨了“区域主义的出现”问题、也研究了“地方主义的经济学”〔7〕。而且，他在写作大主题的时候很注意照顾细节上的严谨，这使他的讨论和阐述显得更为深入精到，在风格上也与特纳的描述性笔法颇为不同。默克虽然是毕林顿的老师，但他的《西进运动史》的出版晚于毕林顿的《向西部扩张》差不多30年，因而有可能并吸收战后美国学者有关边疆史研究的丰富成果，其书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并给予制度史以应有的重视。二从美国史学发展的角度看，特纳“边疆假说”的提出，需要有很大的“反潮流”的勇气，因为当时在美国史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制度史学派”。这个学派以所谓欧洲“生源论”(germ tleery)来解释美国制度和文化的起源，以为美国早期的历史只不过是这种“生源”在美洲环境中的发展而已，而对美国史中的美洲因素和特点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与之相反，特纳却认为，“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并郑重地提出了“把边疆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一个领域来认真研究”的任务。他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就是为实现这一任务而作出的重大努力。特纳的“边疆假说”，在一些学者中间一直争论不休，常常被指责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当然是不无根据的，美国的民主“来自美国的森林”〔8〕，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但实际上特纳并不完全否认美国制度和文化中的欧洲根源，因为他说过“边疆”的不断地向西推进，只有“意味着逐渐离开欧洲的影响”〔9〕，而不是根本否认这种影响。他认为，以前研究美国制度史的学者们“过分注意”了寻找日耳曼根源的问题，而对美国本身的因素注意得“十分不够”。他说，虽然欧洲生活方式已经“打进这个大陆”，但美国也“改变和发展了”这种生活方式，并反过来给欧洲以影响。〔10〕与此同时，特纳也不认为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完全是由西部产生的，因为他在提出“边疆假说”时就给自己的论点加了两个很重要的限定词：一是“直到现在为止”(up to our own day)，即在时间上是指1893年以前的美国史；二是说“在很大程度上”(in a large degree)，而不包括全部的美国史〔11〕，从而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如果仔细读一下他的有关论述，特别是他的那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就不难发现他也曾企图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至少在主观上是如此。例如，在谈及“各类不同的边疆及其推进的方式”对东部和旧世界的影响时，他列举了如下几点他认为“比较重大”的影响：（1）“促进了美国人民的一种混合民族性的形成”；（2）“减少了我们对英国的依赖”；（3）“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变”；（4）“从边疆生活的条件中出现了极其重要的思想”〔12〕。特纳在这里先后使用了“促进了”和“减少了”两词，显然都是为了避免把这些影响绝对化，特纳的“边疆假说”中的这种矛盾现象，反映了这一“假说”的不成熟性。应该说，不管对特纳的“边疆假说”的看法如何分歧，但在这个假说中却包含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这就是西部的拓殖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关于这一主题，特纳曾用“西部问题只不过是美国发展的问题”〔13〕一语给予高度概括。并在提出“边疆假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就及时予以点明，开宗明义地提出这一假说就是为了“说明美国的发展”〔14〕。笔者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一主题都是可以成立的：首先，从时间的延续上看，移民向西部的推进前后持续了一百多年，这个时期从18世纪末开始到19世纪末为止，正是美国历史上的所谓“成年时期”，是美国近代史中最重要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世纪的美国史大半都是在“西进”的影响下度过的；第二，从空间的扩张上看，向西部的推进涉及到从阿利根尼山脉到太平洋沿岸的整个地域，其面积相当于美国最初13州的7．5倍；即使以密西西比河为界计，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全部领土，也超过了1783年建国时美国领土的2．6倍。美国人在这样广阔的领土上展开的历史性活动，对任何一个对美国史感兴趣的人来说，当然是绝对不应当被忽视的；第三，从行政区划上看，在美国向西推进的过程中，先后创建了31个新州（不包括佛罗里达），如果加上佛罗里达则是32个新州。由于在原13州的版图内后来又分化出3个新州（缅因、佛蒙特和西弗吉尼亚），西部新建的州数正好等于东部州数的两倍。因此，可以说，不了解这些新州的形成的过程，就不能了解今日美国及其发展的历史；第四，从经济发展上来看，由于移民以其罕见的规模和速度在西部展开的开发活动，迅速地带动了与之相关的各行各业的发展，成为美国在经济上由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变、并最终实现工业化的强大动力。甚至在美国政府宣布“边疆”结束之后多少年内，这种作用在美国历史的发展中仍然依稀可见。在上述诸端之中，最基本的当然还是那个大规模的移民运动，领土的扩张可看作是这个运动在地理方面的结果，新州的组建则可看作是这个运动在社会方面的结果，而经济上的发展便是它们的综合体现。总之，西部的拓殖在美国的历史上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我想它也是“边疆问题”在美国史研究中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尽管特纳“边疆学派”衰落了，确定这一主题应是特纳假说中合理的内核。关于这一主题，在特纳之前或同时代的不少人，如德国的黑格尔和英国的亚当·斯密，意大利的A．罗利亚和法国的A．托克维尔，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程度地涉及过，但他们的议论常常是从非科学的立场出发的。例如，A．罗利亚就认为，美国从东部到西部的历史，每一页都能找到社会进化的记载，进而断言：“欧洲枉费了好几个世纪的功夫去寻找一把揭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原来这把钥匙在美国，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却光辉地揭示了世界史的进程。”〔15〕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利希·恩格斯，不仅不只一次地在他们的著作、文章和书信中提及美国的西部及其“自由土地”问题，而且科学地揭示了西部的拓殖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一主题。在1878年11月25日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在谈到当时令“经济学研究者最感兴趣的对象”美国时，恩格斯首先写到：“在英国需要数百年才能实现的那些变化，在这里只有几年就发生了。”接下来他就向学者们提出：“但是研究者的注意力不应当放在比较老的、大西洋沿岸的各州上，而应当放在比较新的（俄亥俄是最显著的例子）和最新的（例如加利福尼亚）各州上。”〔16〕这就不仅提出了美国经济和历史发展的速度问题，也提出了西部的拓殖与美国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由此可见，特纳在“边疆假说”中所提出的主题，并不是毫无根据，毫无意义的，其结论应该是相反。不过，特纳所提出的这一主题还有另一层意义。从近代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特点就是，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中都有一个从沿海到内地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一般来说是与由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联系在一起的。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历史现象，是因为近代资本主义是从商业资本主义逐步成长起来的，而商业资本主义一般来说又首先兴起于沿海及河口地带。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又主要有两个：第一，在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以及在此之前的一切时代，社会的分工主要是建立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的，因此民族之间的分工往往比国内的分工更为发达，对外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在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第二，由于“水道开拓了比陆路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所以从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都自然而然地开始于沿海沿河口一带。这种改良往往经过许久以后才慢慢普及到内地。”〔17〕所有这些情况和趋势，我们都可以从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的历史中找到，美国只不过是又一个更突出的例子而已。因此，特纳所提出的主题，从世界史研究的角度看，也是值得重视的。三在“边疆假说”中，特纳虽然提出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但却未能找到一种正确回答这一问题的方法，以致他提出的主题最终被他的方法所扭曲和掩盖，这是因为他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地理决定论”的泥潭，尽管他一再否认自己是一个“极端环境论者”，声称“决定的因素不是一个”。〔18〕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特纳究竟是怎样陷入“地理决定论”的泥潭的呢？这就有必要简单考察一下他提出的基本范畴。为了“说明美国的发展”，特纳给自己提出了两个范畴：一个是所谓“边疆”(frontier)概念，另一个就是所谓“地域”(section)概念，并把它们看成是“美国历史中两个最基本因素”。特纳正是在使用这两个范畴来说明美国的发展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地理决定论”的泥潭的〔19〕。问题不在于可不可以使用“边疆”这一概念，而在于在什么样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关于“边疆”这一概念，在1890年的美国人口调查报告中，被定义为每平方英里两人或两人以上六人以下这样一个人口密度的定居地。很明显，“边疆”在这里是一个人文地理学的概念，而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地理学的概念，更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地理学的概念。然而，特纳却认为在使用“边疆”这一概念之前“并不需要明确的界定”，这就为他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的混乱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特纳在论证“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时，有时把它看作小于“西部”的区域，也就是把“边疆”当作一个自然地理学的概念在使用；有时又把它划分为“农业边疆”、“商业边疆”或“矿业边疆”，也就是把“边疆”当作一个经济地理学的概念在使用；有时还把它称作是“野蛮与文明的交汇处”，也就是把“边疆”当作一个人文地理学的概念在使用。当他把“边疆”当作一个自然地理或经济地理概念来使用，并企图用它来解释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时，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陷入“地理决定论”的泥潭。与“边疆”这一概念不一样，特纳没有赋予他的“地域”概念以多方面的含义，便径直用它来解释各种各样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现象。他用他的“地域”理论来解释美国人向西移殖的原因，便把它看作是人们为了“摆脱一些已经确立的阶级的统治”，而西部也就仅仅被看作是“一个避难所”；他用他的“地域”理论来解释美国的两党制及其矛盾，则宣称：“无论是党派代表大会，还是国会审议的结果都酷似地域间的条约”，并预言“地域利益的冲突很可能伴随着人口的定居而更加剧烈”；他用他的“地域”理论来解释联邦与州权之间的矛盾，便以为这种矛盾也是“由规模各不相同的地域而产生的”，因为美国就好比是一个与欧洲差不多的“一些潜在的国家联邦”；他用他的“地域”理论来解释美国的“内战”史，便认定美国“内战只不过是地域的最激烈的、最悲剧性的表现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南北两个竞争的社会一道向西部未被占用的土地推进这一实际情况决定的。最后，他声称：“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欧洲国家的模糊形象。”〔20〕换言之，一部美国史乃是各地域斗争的历史。从形式上看，在特纳的“边疆假说”中，“边疆”和“地域”是用来解释美国发展的不同范畴，但在二者之间实际上却贯串着一种“地理决定论”的哲学。这种哲学可以在他为我们提供的如下的逻辑中看到：第一，他认为，“边疆”和“地域”是美国历史中“两个最基本的因素”；第二，他认为，边疆与地域密不可分，“边疆是活动的地域”；第三，他认为，各地域的特点“在奠定地理基础的时代就部分地确定了”。〔21〕在这里，关键在于“边疆是活动的地域”这一公式，通过这个公式他把美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与地域直接联系起来，最终导致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特纳曾极力否认自己是一个“极端环境论者”，但他在“地理决定论”的泥潭里陷得是那样深，以致他的一只脚还没从“地理决定论”的泥潭里拔出来，另一只脚又自觉或不自觉地踏进了另一个泥潭。这是因为，他的否认或辩解，并不是从辩证唯物论出发，而是从形而上学的多元论出发的。关于这一点，只要读一读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声明的上下文就清楚了。他说：“决定的因素不是一个。人们不是完全受气候、地理、土壤或经济利益的支配。他们出生的血统的影响，遗传下来的理想以及精神因素，往往胜于物质利益。还有个性的影响。”〔22〕在他看来，气候、地理、经济和精神，这些因素在历史上本是并列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它们并不具有本源与从属的关系。所以当他在否认自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时候，恰恰又露出了自己“多元论”的破绽，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四特纳的悲剧说明，为了正确地说明边疆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必须从根本上抛弃特纳所提供的方法论而采用科学的方法论，这就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我们在研究美国边疆史时，之所以要从“西进运动”入手，就是因为它便于我们借助这种科学的方法论。我们从“西进运动”入手，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可以从多角度进行透视的综合体，还在于它涉及到历史唯物论的一个根本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决定的。当美国劳动力的分布随着“西进运动”的兴起和扩大而不断发生变化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潜在的”生产力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意味着生产和经济的新发展，所以伴随着“西进运动”而来的，必然是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开发运动。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西进运动和边疆历史上的意义。当然还需要补充和说明。因此，“边疆”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或经济地理概念，而且同时也是一个人文地理概念。它将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讨论有关的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扩散，以及移民活动的空间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东部和西部、政治和经济，以及各种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全面阐述边疆和西部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我们之所以依然采用“边疆”这一概念，是因为我们认为美国人口调查局关于“边疆”的官方定义本身已属历史，并基本上反映了美国人向西推进和拓殖的过程，仍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我们所研究的范围，虽然对不同的地域而言其历史的进程也有所不同，但对西部的大部分地方来说都还未摆脱“拓荒时代”的痕迹，或者只是刚刚走出“拓荒时代”，即大体属于“边疆史”的范围。这时的西部边境，主要还是作为一个已经或正在开发的农业区，而与工业的北部和奴隶制的南部相对立而存在的。然而，把“边疆”和“西部”作为一个单独的对象来加以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又能不受到限制。因为，当交通运输尚不发达或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特别是在铁路网还未建立起来之前，人们的各种经济活动和交往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地理条件的制约，而“西部”和“边疆”也就有了较大的独特性和个性，区域关系也就有了较大的历史意义。而当交通运输业已经相当发达，特别在全国性的铁路网建立起来后，随着统一市场在美国的最后形成，以往不平衡的区域关系便被打破了，过去那种具有独特性的区域问题也便开始失去它的历史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再把西部或边疆作为一个典型的地域来研究，就失去了历史的依据，这一点决定了本书的研究范围的有限性。当然，这并不是说以后的区域问题不再存在了，但那是新条件下的区域问题，其含义是不同的。

估计你是大学生吧，老师是觉得你们太无聊了，让你们多看看书，你随便写就可以了，中国的边疆谁也清楚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编都是传说，所以别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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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教育发展》、《从中国教育简史看现代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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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过了，怎么发给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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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学文的，只是爱好文学!我想这类论文应该有几个重点吧！（1）简单的描述一下历史，主要的是个年代的大事（2）结合当前的情况说一下你的理解（比如可以让文化交流更广，让文化打开地域的限制），当然以祖国统一繁荣为主（3）总结一下现在的繁荣以及将来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