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论文题目有哪些及答案高中

学术堂整理了一部分法律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　　非全日制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论行政法比例原则的适用　　论行政事实行为　　论《英雄烈士保护法》的立法意义与完善路径　　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　　论劳务派遣中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　　"当场击毙"正当化研究　　我国偷渡犯罪刑法立法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法立法研究　　论刑法中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论刑法在反恐中的作用与局限　　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研究　　人体器官犯罪研究　　我国宪法指导下的刑法理念研究　　论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及预防的思考　　邪教组织的传播与治理　　浅析网络赌博的现状与治理　　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制度研究　　故意杀人罪在中国的死刑适用研究

驳论是就一定的事件和问题发表议论，揭露和驳斥错误的、反动的见解或主张。驳斥错误的、反动的论点有三种形式：①直接驳斥对方的论点。先举出对方的荒谬论点，然后用正确的道理和确凿的事实直接加以驳斥，揭示出谎言同事实、谬论与真理之间的矛盾。有的文章，首先证明与论敌的论点相对立的论点是正确的，以此来证明论敌的论点是错误的。②通过批驳对方的论据来驳倒对方的论点。论据是论点的根据，是证明论点的。错误和反动的论点，往往是建立在虚假的论据之上的，论据驳倒了，论点也就站不住脚了。③通过批驳对方的论证过程的谬误（驳其论证）来驳倒对方的论点。驳倒了它的论证中关键问题，也就把谬论驳倒了。驳论文的驳法有三种：反驳论点、反驳论据、反驳论证。反驳论证相对于前两者更高了一个层次。

中国古代法律论文题目有哪些及答案

1、网约车违约的法律问题研究　　2、论家庭暴力的法律对策研究　　3、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探讨　　4、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的完善---以XX县为例　　5、校园暴力的成因及法律预防　　6、论我国持有型犯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7、论大学生兼职的劳动权益保护　　8、论法律行为和情谊行为的区分　　9、小额贷款公司法律问题研究　　10、论劳动合同法中的竞业限制制度　　11、论共同犯罪中刑事责任的扩散　　12、论合同诈骗罪　　13、论网络时代的隐私权保护　　14、企业高管人员适用劳动法问题研究　　15、网络交易平台消费者保护法律责任　　以上论文题目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学术堂整理了一部分新颖的法律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完善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思考2、地方人大保证宪法实施职能研究3、合宪性审查制度研究4、人大监督权与宪法实施研究5、我国宪法实施路径与方法研究6、论宪法解释的功能7、论大数据时代公民隐私权保护8、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问题研究9、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定位与职能调整研究10、设区市地方立法权问题研究11、论我国行政诉讼确认判决的定位12、论公务员的廉洁义务13、论教师基本权利的法律保护14、行政诉讼跨区管辖改革研究15、社区矫正的现、问题与对策--以六安市某县（区）为例16、公共服务外包法律规制

我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早在秦代，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韩非就曾说过“法者，宪令著于官府”，“法者，编著之图藉，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明确了法是由国家制定的、成文的和公开的。如今，作为中国法现时渊源的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行政规章、特别行政区法以及国际条约。尽管现在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定期发布案例，还有《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等刊物登载案例，但由于我国立法者并未认可判例制度，以上案例只具有指导性，不具有规定性，没有法律约束力。纵观我国历史，判例也曾经是法律的渊源。早在殷商时期就有“有咎比于罚”的原则，即有了罪过，比照对同类罪过进行处罚的先例来处理。在秦代有“廷行事”，即法廷成例。 1司法机关的判例，就是已行的成例。在出土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多次提到“廷行事”，这说明“廷行事”在司法实践中已成为原律文之外可兹援引的成例。至汉代，判例法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汉律》中就有“决事比”、“法事科条，皆以事类相比”的规定，尤其是董仲舒的引经决狱活动，更是赋予汉代的判例法以全新的时代特征，将司法活动的各项原则纳入到儒家的法学世界观之中。《唐律·名例》中也规定了“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此后的宋朝规定，“法所不载，然后用例”，例即断案的成例，且宋徽宗曾对断例进行编纂。明代则实行律例并行，“除以大明律及大诰为依据外，仍然采用唐、宋以来的‘以例断案’的传统”。在清代由于例的形式灵活，乾隆十一年确定：“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以后遂成定制。后又规定“即有定例，则用例不用律”。清未变法修律，引进了西方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当时的大理院创制了大量的判例，《法院编制法》规定，“凡大理院所作出之判词，都具有法律效力，下级法院不得争论”。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历史上，判例法与成文法具有极高的亲和度，在成文法的框架内，判例法弥补着成文法的漏洞，缓解着成文法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如果说制定法的调整方式是由一般到个别，那么判例法的调整方式则是由个别到一般，这二种调整方式有机地结合，使法律的确定性和适用性相统一，这既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特点也是优点。 2法律由此被看作是须由解释者补充完成的未完成作品，是必须由人操作的机器而不是自行运转的永动机，法律的外延由此成为开放性的从现实的角度讲，由于“成文法的局限性，具体表现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导致我们往往在颁布一部成文法典后不久，有关部门又要针对该法的空白和漏洞发布法律解释。特别是“两高”为解决司法实践部门在法律适用中遇到的问题，近年来颁布了大量的司法解释，但这些解释的方式仍是从一般到一般，从抽象到抽象，而没有针对任何特定的人或事，其本质依然是抽象解释，是静态地解释静态的法律，其本身仍具有模糊性，只能有限的弥补成文法的缺陷，其解释的结果不可避免的仍有一定的抽象性，在法律适用中还需要法官进一步的解释才能被掌握和运用。而且，“两高”抽象性的司法解释往往突破了现有法律的规定，有的甚至与之相冲突，具有准立法之嫌，违背了我国的宪政体制。可见，当前仅凭加强法律解释，是不能解决成文法所固有缺陷的。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世界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判例制度。 1判例的效力即立法首先应当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判例在法律渊源中的效力等级。我国现行司法审判习惯于从一般法律规则到具体个案的思维方式，而且判例在我国的主要功能将是具体解释法律、填补制定法的漏洞、协调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等以弥补制定法的缺陷。因此，把判例的效力等级定位于现在的司法解释这一层次上是比较合适的，即判例的效力低于制定法，不得与宪法和法律、法规相违背，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应尽量依据已有的制定法律规范作出裁判，只有在缺少制定法依据的情况下，才可以遵循先例或创制判例进行裁判。其二，判例相互之间的效力关系。即我们耳熟能详的“遵循先例”原则，而这也正是判例制度得以存在的价值所在，其含义是，“当法院在一个案件中做了一个判决后，则本院和下级法院在处理与该案件相似的案件时，必须根据该案件的判决来判决。所以，一旦一个法院就一项事务做出了一项判决，其下级法院必须遵从”。但上级法院的判例具有“因缺乏注意”或“失效的规则”之情形时，可不予“遵循先例”。 2判例的发布即立法应当解决判例由谁作出。有学者认为，地方法院无权发布判例，主张为了维护案例的权威性和法律的统一性，发布案例只能实行一元化，不能实行多元化，即只能由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发布，如同司法解释只能由国家最高审判机关统一作出一样”。笔者不赞成此观点，相反法律应当授权中级以上法院有权发布判例，理由是：第一、判例与法律解释最大的不同在于，法律解释是抽象解释，而判例是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处理，实现对法律规范的补漏与具体化，是具体解释，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空间和人文因素的影响，具有个别性强的特征；第二、我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大国，各地的自然、地理、社会条件有着天壤之别，这就需要建立多层次的判例制度，以适应这种国情；第三、中级法院辖区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的自然、社会和人文、地理的行政区域，是政治经济文化最接近、最相容的一个共同体，而且中级法院是二审法院，具有较高的法官素质和物质装备条件，由其发布判例指导本区域的司法裁判是适宜的；第四、如果只有最高法院才能作为判例的发布法院，那么不仅将大大提高判例制度的运行成本，降低判例制度的运行效率，而且也与国情不符，不能很好地发挥判例制度的效用；第五、由中级以上法院发布判例，并不会破坏国家法制的统一，因为判例是具体个案的法律适用，反映出的是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例如，在内陆青海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其赔偿标准肯定要低于在沿海广东发生的同类型案件。 3判例的制作与筛选即立法应当解决判例如何产生。笔者认为，判例制度是建立在优秀裁判文书基础之上的。 1构建中国式的判例制度，其首要任务就是，“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促进法官在制作裁判文书时，能就法律推理的过程、结论作出详细、完整的论述，并在形式上保持文书结构完整、条理分明、逻辑严密。 2一份充满法理论证的裁判文书制作完成之后，并非都能荣膺“判例”地位，这需要一个筛选过程。其标准是：在形式要件上，应当具有典型性，即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类型、适用法律难度较大的案件；案件的法律问题存在争议；案件的裁判必须已经生效等。在实质要件上，应当具有法律解释的内容。判例实质上是“具体法律解释”，是在结合具体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法律规范作出的合理解释和运用，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法官才能从判例所示的具体范例中得到启发，准确地把握法律规范的精神实质，进而准确地将抽象模糊的法律原则适用于具体个案。而判例需要解释的问题，可源于法律规范文字含混不清，或文字与立法意图不合，或拟适用的不同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或法律缺乏对特定问题的规定等。 4判例的运用同样的案件受到同样的对待，是一般正义的要求所在，如卡多佐所言：“如果有一组案件所涉及的要点相同，那么各方当事人就会期望有同样的决定。如果依据相互对立的原则交替决定这些案件，那么，这就是一种很大的不公。如果在昨天的一个案件中，判决不利于作为被告的我，那么如果今天我是原告，我就会期待对此案的判决相同。如果不同，我胸中就会升起一种愤怒和不公的感觉；那将是对我的实质权利和道德权利的侵犯”。因此，立法应当规定判例的运用方法，即运用判例的过程是一个类比推理的过程，必须将待处理案件的要点与判例中的要点进行对比，找出其中具有本质联系的法律规则，而这不是一个机械地比较异同的过程，它不仅是一门“比较”的科学，还包含了解释艺术，从个案中提取原则的艺术。往往一个待处理案件可能需要若干个判例要点的集合才能找出法律规则，最后依据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观念作出裁判。 5判例的清理与废止判例所确立的法律规则，是司法机关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一旦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和固定，判例就实现了从司法到立法的转化过程，其使命即告完成。或者上级法院作出了与判例结果相反的新判例，那么它也将失去拘束力，为新的判例所取代。所以，立法应当规定发布判例的机关，必须及时地对原有判例进行清理，将失效的判例向社会公开废止。笔者希望，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我国以单一成文法为渊源的现状能得到突破。人类经验主义哲学的产物——判例的引入，将与成文法共同编织出社会严密的“法律之网”，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中国古代法律史的论文题目有哪些及答案高中

中国历代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活动的演变陈建华　　　（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权法思想。神权法思想是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的，人类进入第一个阶级社会以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阶级属性，成为神权法思想。夏朝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对人间进行统治；把他们对奴隶和平民的镇压和惩罚说成是“恭行天罚”。从夏朝开始，奴隶主就利用“天命”、“天罚”的神法权思想对奴隶进行欺骗，给他们的统治披上一层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继承了夏朝的神权法思想，并且较夏朝更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神权法思想。立法活动： 1、禹刑。《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总称，并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具体内容无可详考。 2、汤刑。《左传》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它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包括不成文的习惯法和国王发布的“誓”“诰”“命”等。誓侧重于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发布军事命令或宣布军事纪律，大体相当于后来的军法。诰侧重于国王或者权臣对大臣、诸侯或者下属官吏发出的命令、指示或训诰。命是君主针对具体事情发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二）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明德慎罚与以德配天以及亲亲与尊尊，具体到刑事立法指导思想就是“义行义杀”和“明德慎罚”。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统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与丰富，有利于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所谓“义行义杀”，就是针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势，选择最适宜的刑罚手段来对付社会犯罪，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刑杀的方法。　　所谓“明德慎罚”，就是在对付社会犯罪问题上，要提倡德治，提倡伦理道德的强行灌输，以期在人们头脑中构筑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有效地预防可能发生的犯罪。同时在镇压时，采取审慎的方针，即区分严重犯罪与一般犯罪的界限，对一般犯罪采取宽缓的原则；对严重犯罪才施以重刑。立法活动 1、吕刑。周穆王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吕侯作“吕刑”。后因吕国改称甫，所以又称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内容不可考，《尚书•吕刑》有所记载。吕刑论证了敬德于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隶制法制的成熟状态，是在总结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设经验基础上的重大发展，影响深远。 2、九刑。两种含义，一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书；一为西周的刑罚，即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加上赎、鞭、扑、流等刑罚，合起来称九刑。 3、周公制礼。将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的较为全面、系统化的周礼，即所谓礼典，规范调整西周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周礼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建立了封建性的国家，为了巩固从奴隶主手中夺取的政权，封建地主阶级采用法家思想作为他们的立法指导思想。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意思是说，取消按照血缘关系而规定的法律特权，取消按照爵位的有无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国君之外，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论罪处罚。这样，开始打破奴隶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垒。　2．“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要制定成文法，并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从而否定“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　3．行刑，“重其轻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时，加重对轻罪的刑罚。这样，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就无从出现了。立法活动 1、郑国“制刑书于鼎”。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鉴于当时社会关系得变化和旧礼制的破坏，率先制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这是打破奴隶主垄断法律的一种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局面。 2、邓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郑国大夫邓析自行修订郑国的法律，书于竹简之上，称为“竹刑”。它虽属私人作品，但是影响很大。邓析后因“私造刑法”有违“国家法制”，被执政驷歂处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郑国流传并为国家所承认，从而成为官方的法律。 3、、晋国铸刑鼎。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之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4、《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共有6篇，《盗法》、《贼法》、《囚法》（又称《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其中，将《盗法》和《贼法》放于法典之首，体现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它是战国时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它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它的六篇为秦汉所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 5、商鞅变法。战国时期一次最为重要的社会改革。，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史称“改法为律”。法是指春秋中后期对法律规范的总称，由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律“刑”发展而来。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来，改法为律即突出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稳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观念的又一进步，对秦朝法制统一有重要的意义。此后，中国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为名。（四）秦朝的法律指导思想仍然采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现为： 1．法令由一统。这一思想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第二层含义就是最高立法权属于皇帝。　　2．事皆决于法。秦朝专任刑罚，规定了各种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3．以刑杀为威。这一思想有三层含义：第一，法网严密；第二，严刑重罚；第三，滥施刑罚。立法活动秦朝法律制度的许多内容直接来源于商鞅变法期间以及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所确立的制度。秦统一后主要是颁布各种单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动频繁，但没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统一法典。（五）汉朝的法律思想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汉初到文景帝时期采用黄老的无为而治作为统治思想，到了汉武帝之后确立了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后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袭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1．汉初至文景时期　汉初至文景时期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治的指导思想。　汉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养，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这时，刘邦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刘邦手下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道莫大于无为”。当时统治阶级从皇帝到丞相无不尊崇黄老思想。文景时期尤为显著。无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结果，出现了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荣景象。　2．汉武帝以后　汉武帝以后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辅”。　　汉初社会政治经济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得到巩固，但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室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匈奴不断入侵，最高统治者就亟需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寻求新的法制指导思想。汉武帝招贤纳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思想应对。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首先要统一思想。进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儒术，是将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结合起来，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万物都分为阴和阳，德为阳，刑为阴，德主则刑辅。这也是总结秦朝“转任刑罚”的教训，提倡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以刑罚。这种刚柔并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行之有效的统治方法。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开端。立法活动 1、“约法三章”与《九章律》。刘邦入咸阳后，宣布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朝建立后，高祖命萧何参照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在《法经》的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厩律》。它是汉朝的基本法律。 2、汉律60 篇。惠帝时，叔孙通为补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仪品之制，编订《傍章律》18篇；武帝时张汤制定《越宫律》27篇，规范宫廷警卫等事项；赵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贺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汉律的框架基本形成。（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导思想同当时“安民立策”的总方针政策密切相关，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点： 1．德本刑用。唐太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推行以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把“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只是为保障推行“德礼”而设，二者相辅而行。 2．法令简约。所谓简约，就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 3．宽仁慎刑。所谓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所谓慎刑，就是对犯罪者处刑采取慎重的态度。立法活动 1、《武德律》。为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颁布，是唐朝立法的开始，以隋朝《开皇律》为基础，没有太多变化。 2、《贞观律》。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全面修订法律，经过11年的时间，完成并正式颁布，共12篇，500条。构筑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标志着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 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贞观律》为蓝本，制定颁布《永徽律》，共12篇，500条。后长孙无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对律文进行逐字逐句的解释，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于律后合编一起，称为“永徽律疏”。它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但对主要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说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后被称为《唐律疏议》，它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具社会影响的代表性法典，集中体现了唐朝法律空前发达的盛况。（七）宋代立法指导思想宋王朝统治时期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部曲转化为佃农，摆脱地主的私属地位，跻身为国家编户。宋初统治者为适应这一变化，总结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强”导致变乱的教训，确立中央集权的基本国策，加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统治。宋代统治者针对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确立了重惩“贼盗”的法制指导思想。主张采用重法，使用酷刑严厉镇压“贼盗”犯罪，所谓“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就说明了这一点。立法活动 1、《宋刑统》的制定。在内容上沿袭《唐律疏议》，但在各篇下分214们，并且律后附有唐中期以后到宋初到敕、令、格、式。 2、编敕活动。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编敕》后，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编敕。 3、编例活动。宋代也很重视编纂条例和断例工作，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神宗变法期间首颁《熙宁法寺断例》，南宋时期高宗颁布《绍兴刑名断例》等。北宋哲宗首颁“权宜指挥”，至南宋中期指挥已达数万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趋重要。（八）元代立法指导思想一是“参照唐宋之制”，“附会汉法”；二是沿用本民族习惯法。立法活动 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为元代立国后第一部成文法典汇编。 2、《风宪宏纲》与《元典章》。分别制定与元仁宗时期与元英宗时期。 3、《大元通制》。以《风宪宏纲》为基础，修订了元代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状况。（九）明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了维持政治、经济不遭受严重的破坏，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并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序。这一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确立的，对整个明朝的立法活动都有深刻的影响。　1．重典治乱世。具体体现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方面。朱元璋认为，国家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封建国家能否实行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来达到更好的治民、治国，强化中央集权。　2．礼刑并用。朱元璋也从历史中意识到，一味强调镇压，仅靠严刑峻法，虽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主张礼法并用，将礼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的镇压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严刑酷法，又强调德礼教化，儒法结合，礼刑并用。　　3．加强法制宣传。朱元璋将立法与法制宣传结合起来，要求老百姓知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用实际案例来教育老百姓。立法活动 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开始编修，洪武30年完成并颁布于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条，一改传统的刑律体系，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仅本朝终世奉守不变，历代也无敢轻改。 2、《明大诰》。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奸”，亲自督导编制了《大诰》四编。主要内容是为惩治臣民各种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发布的训词诫令，是明朝具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汇编，充分体现了“重典治世”的思想。 3、《问刑条例》。条例是明律以外的单行法规，一般简称“例”。通常来自于司法审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机关根据该案例拟定条文，经皇帝批准颁布，成为可以普遍适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间，刑部删订《问刑条例》，使之成为正式法律，还将律例合编，例为附注，称《大明律集解附例》，影响了清朝。（十）清初“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思想。清朝统治者从关外时期起，就重视借鉴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极时，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参汉酌金”的立法原则。“参汉”，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则是有条件地援用女真族的习惯法。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开始将明律为代表的汉族封建法律意识与原则吸收到有关的法律、法令中。在汉官的建议下，清代法制建设将“详译明律，参以国制”作为基本的立法指导思想。立法活动 1、《大清律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较为完整、严密的定型大法，它与《大明律》的体系结构基本相同。 2、则例。则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为条例、则例、事例、成例等。则例指清朝针对中央各部门的职责、办事规程而制定的基本规则，是规范各部院政务活动、保障其正常运转的行政规则。可以视为清政府的行政法规，自康熙朝开始制定，分为一般则例和特别则例。

同学，我不清楚你们最近学习的重点，我想还是你自己找资料写的会更好一点~要侧重你们老师最近讲的重点。我能帮你的是，建议你去中国知网上搜“中国法制史”有关的已发表论文，找其中的精华为你所用~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论文题目有哪些及答案高中

我写的是法制史的题目其实不是好不好写的问题，是有没有兴趣的问题选一个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写起来自然也就轻松很多一般的本科论文不难，多找点资料，截取精华，自己编个提纲，写起来就得心应手了还有，选题目不如选老师，因为论文的负责老师不同，选一个好的老师更重要。

能体现法律制度的法制史论对肯定虚胡

唐朝刑事立法的成就，集中反映在《唐律疏议》上，狭义上的唐律，便指《唐律疏义》这部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议》共十二篇，500条，其篇目依次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篇目的排列有内在的规律，体现了立法者对各项内容及其关系的认识。《唐律疏议》中，名例律例于全律之首，相当于现代刑法中的总则，是统率其他各篇的大纲、贯彻全律始终的核心，在十篇中居于首要地位。它集中规定了唐律的立法宗旨和五刑、十恶、八议等各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刑罚制度及适用于各分则的刑法原则等，是唐律基本精神、原则和特点的集中体现。其后九篇为分则，规定了各种具体的犯罪及其相应的刑罚。最后两篇规定有关追捕逃犯和审判、执行方面的内容，在现代法律中多属于程序法的范围。《唐律疏议》中所确定的这种总则在前、分则在后、实体在前、程序在后的体例结构，与中国早期的法律和封建社会初期的法律相比，科学性、系统性和规范性大大加强，表明封建统治阶级的技术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十二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篇名例律57条"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规定了唐朝的刑法和刑罚原则，相当于现代刑法的总则部分，集中体现了唐律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原则。具体包括：五刑、十恶、八议、请章、减章、赎章、官当、划分公罪与私罪、犯罪自首的要件、对老幼废疾者犯罪的减免等等。第二篇卫禁律33条是有关警卫宫殿和关津要塞的规定。宫殿是皇帝居住与朝臣议政的场所，边防关卡及城镇墙垣，事关国家主权和城镇的安全，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是法律重点保护的对象。该篇设有阑入宫殿太庙、向宫殿射箭、冲撞皇帝车驾、私渡关津、走私禁物等罪名。第三篇职制律59条是关于惩治官吏违法失职的法律。唐朝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行政法律制度，从机构设置、官吏职责，到行政程序、公文递送，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于违反行政法律制度的官吏，轻者予以行政上的处罚、重者则以刑罚制裁。该篇列有置官过限、贡举非其人、上书奏事误等罪名。同时，对于行政官吏的非职务性犯罪，职制律也作了相应的规定。第四篇户婚律46条"户口、婚姻"。唐朝的土地分配、赋税征收及徭役摊派，均以户籍为依据。户婚律规定了对违反户籍、土地、赋税及婚姻家庭制度行为的处罚，包括脱漏户口、逃避赋役、盗耕种公私田、违律为婚、立嫡违法等。第五篇厩库律28条是有关公私牧畜饲养、管理和官府仓库管理方面的规定。在农业社会中，马牛等牧畜既是生产工具，又是重要的运输工具。因此，故杀官私马牛、乘官损伤或载私物以及损败仓库物品，都要受到刑罚处罚。第六篇擅兴律24条，擅为擅发兵，兴为兴造。擅兴律是对违法兴造工程、差遣丁夫等行为进行处罚的规定。军队的控制与指挥，事关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的安定，兴造工程，关系到整个社会人力物力的消耗。擅自调兵遣将，差遣丁夫，造成兵马粮草和军事装备供应不足等，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第七篇贼盗律54条是关于惩治侵犯封建政权和人身、财产等方面犯罪的法律规定。盗与曲是历朝法律的重点打击对象，唐代也不例外。贼盗律明确规定了对谋反、谋大逆、谋叛、造妖书妖言等政治性犯罪的处罚。同时，还规定了对谋杀、杀害、强盗、窃盗等重大刑事犯罪的处罚。第八篇斗讼律60条，是关于殴斗伤人和控告申诉方面的法律。斗殴类包括斗殴伤、半殴致死、不同身份者相斗殴致伤害及几种杀伤罪；告诉讼类包括一般性起诉程序及对于特定犯罪、特定身份人的起诉禁令。第九篇诈伪篇27条，伪即伪造，诈即诈骗，是关于惩治伪造和诈骗的法律。前者限于对皇权或政权产生直接危害的行为，包括：伪造皇帝玉玺及各级官印，伪造宫殿门符和发兵符等。后者涉及某些特定的欺骗行为，包括身份性欺骗和行为性欺骗。第十篇杂律62条杂律所包含的内容，涉及面较宽。主要包括涉及市场管理、债权债务、犯奸失火的以及其他一些轻微危害杜会秩序和经济关系的行为规范。第十一篇捕亡律18条是有关捕捉逃亡罪犯和其他逃亡者的规定。其他逃亡者包括：出征在营的兵士、服役的丁夫杂匠、入籍的官户奴婢，甚至也包括无故私逃的现任各级行政官员。第十二篇断狱律34条是关于司法审判和狱政方面的法律。包括审判原则、法官责任、拷讯囚犯、刑罚执行以及监狱管理等方面的确定。综上所述，《唐律疏议》以保护君主专制、等级制度的宗法制度为核心，全面地维护封建剥削阶级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及人身安全；其刑罚适用的基本原则之严整、概括，其犯罪种类以及其他各种法律关系规定之详尽、细密，在封建法典中是无与伦比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行政、司法、婚姻家庭等方方面面，堪称封建制法典的代表，充分显示了唐代立法的辉煌成就，是中国古代立法的里程碑。二十三、唐代的主要司法制度(1) （一）司法机关在唐代，中央一级设有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个主要司法机关，称为"三法司"，分别负责行使审判、复核和监察等项司法职能。大理寺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与京师徒以上案件，和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的案件，发现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驳令原机关重审，或进行复判；死刑案，则移交大理寺重审。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也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上述三大司法机关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同时又互相监督，彼此制约，有利于司法效能的充分发挥和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一旦遇到全国性的重大疑难案件，则由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和御史台御史共同审理。这种由三法司主要长官会审重大疑难案件的制度称作"三司推事"。地方若有重大疑难案件不能审断，但又不便移送中央的，由中央派"三司使"即三法司的官员前往当地审理，称为"小三司推事"。在地方，司法审级与地方行政区划一致，分为州、县两级，司法事务的管理仍沿袭旧制，由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州有刺史，县有县令，京都长安设置京兆府，分别负责审理本辖区的刑、民案件。（二）诉讼制度在唐代，诉讼的提起主要有告诉、告发和举劾三种方式。 1．举劾和告发由封建官吏代表国家纠举犯罪，称为举劾。唐朝设有专门的监察官举劾渎职的官吏；各级长官对属下犯罪也负有举劾之责，知所部犯法而不举劾者，治罪。此外，在唐代对一些重大犯罪，有强制告发的义务。如对反、逆、叛等罪，人人有告发之责，家属也不例外；对强盗、杀人等罪，亲属与同伍也要告发；放火、失火，知情者须要告发。告发的方式为纠举、密告，知而不举者，或杖一百，或徒一年。 2．告诉告诉分自诉、越诉、直诉和亲属代诉。唐朝对平民的告诉设有许多限制。如，除反、叛、大逆等罪，卑幼不得控告尊长，贫贱不的控告尊贵；在押犯人与年80 岁以上、10岁以下以及笃疾者，一般无控告权。一般诉讼须自县、州逐级陈告，禁止越诉，违者笞四十。有重大冤屈，可"击登闻鼓"或"邀车驾"申诉，主管官吏应该受理，不受理者治罪；但申诉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诉讼须要有"讼牒"，写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发生的年月"不得称疑"，违者笞五十。（三）审判制度 1．回避制度为了防止司法官在审讯过程中因亲故仇嫌关系而抱私舞弊，妨碍司法公正，唐律确定了审判回避制度，当时称为"换推"。凡主审官与当事人系五服内的亲属或姻亲，系师生关系，曾为本部都督、刺史、县令者以及此前有仇嫌关系者，均应换推。另一种是同职连署连判的官员之间，如果是大功以上的亲属，也应回避。 2．证据与拷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审讯采取"纠问式"，定案主要依据口供。而口供的获取则主要依靠刑讯逼供。唐朝虽然在审讯中仍沿用拷讯制度，但在"宽仁""慎刑"思想的指导下，总结和继承了以往有关证据与刑讯方面的经验，审判中重视证据的使用，并对刑讯作了一系列严格的限制。唐律规定在一般情况下，要求在拷讯之前，必须先通过"五听"的方法审核口供的真实性，然后反复查验证据证据是否确凿，仍狡辩否认的，经过主审官与参审官共同决定可以使用刑讯；未依法定程序拷讯的，承审官要负刑事责任。唐律关于刑讯的规定还有刑讯必须使用符合标准规格的常行杖，以杖外他法拷打甚至造成罪囚死亡者，承审官要负刑事责任。拷囚不得超过三次，每次应间隔20天，总数不得超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超过所犯之数。若拷讯数满仍不招供者，必须取保释放。凡有违犯，承审官须负刑事责任。唐律还规定对两类人禁止使用刑讯，只能根据证据来定罪。一类是具有特权身份的人，如应议、请、减之人；二是老幼废疾之人，指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一肢废、腰脊折、痴哑、侏儒等。 3．判决及法官责任制度唐律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即要求司法官在判决时，必须全面、正确地引用法律条文。若司法官不依律断罪，适用法律错误，以致造成"出入人罪"的，要依律追究司法官的刑事责任。其中，"出罪"是指把有罪判为无罪或重罪判为轻罪，所谓"入罪"是指把无罪判为有罪或轻罪判为重罪。 4．上诉制度徒刑以上的案件审结后，唐律要求必须向当事人及其家属宣读判决。如不服判决的，可以提出要求，由原审机关重审。若仍不能改判的，可以逐级上诉，唐代受理上诉的机关有州司、尚书省、三司和皇帝四级。向皇帝申诉的方式有上表、击登闻鼓等。但上诉一般不得越级。 5．审判管辖制度唐律根据犯罪发生的区域、罪行的轻重、被告的身份划分了各级审判机关的管辖权。审判管辖采取基层初审、逐级判决的制度。所有的刑事、民事案件，都必须先到最基层的州县衙门立案、审理。"凡有犯罪者，皆从所发州县推而断之"。对一般民事案件和笞、杖等轻微的刑事案件，县一级就有权作出生效判决；对于徒以上犯罪案件，审理后提出判决意见，上报州府复审后，州府即可对徒罪案件作出有效判决，但该判决以及对流罪案件的判决意见还应送到尚书省刑部复核。经尚书省刑部复核无误的徒刑案件，即可以执行，而流刑案件还要送中书门下详复；死刑案件奏请皇帝裁定。如有冤假错案，徒流案件驳回重审重判，死刑案件转送大理寺重审。二十三、唐代的主要司法制度(2) （四）刑罚执行制度唐律中刑罚执行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死刑复奏制度和秋冬行刑等。至于笞刑、杖刑，县级司法机关判决后即可执行。死刑的执行，必须经过三复奏程序，即在对死囚行死刑之前，三次奏请皇帝审慎考虑是否立即执行。唐太宗就曾以"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为由，将京城死刑改为五复奏，但各州的死刑案件仍三复奏。如果"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死刑执行的时间限制在每年秋分以后、立春以前，这段时间每月的朔、望日、上下弦、二十四节气等，均不得奏决死刑。但谋反、谋大逆与谋叛等重大犯罪不拘此限。（五）监狱管理制度唐代在京师、州、县普遍设置监狱。京师、州、县监狱设典狱官，大理狱设狱丞、狱吏。唐代统治者很重视狱政，刑部每年正月要遣使巡覆。唐代的监狱可分为三种：在中央设有大理狱，关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师设有京兆府狱和河南狱，关押京城地区的罪犯；在地方，各州县设有自己的监狱，关押当地的囚犯。监狱的管理有一整套严格详密的制度，如依男女、贵贱不同分别关押，何种囚徒应戴何种械具，囚犯的衣食、医药要依律予以保障，若因狱官的失职或管理不善造成囚徒死伤的，狱官要负相应的刑事责任等等。体现出唐朝监狱管理制度的完备。（六）监察制度在唐代，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日益加强，监察制度也在继承前代经验的基础上日趋系统和完备，监察官员的职责更加明确，机构进一步扩大，作用也愈加重要。唐代的中央监察机关是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最高长官，御史中丞二人为辅佐，其下并设台院、殿院、察院。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组成部分，设侍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弹中央百官，参加大理寺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付的案件。殿院设殿中侍御史若干人，掌纠察百官在宫殿中的违法失礼之事，并巡视京城、郊祀、朝会等，以维护皇帝的尊严为主要职责。察院设监察御史若干人，执掌监察州县地方官吏。唐分全国为十道（后增为十五道），每道设监察御史一人，称巡按史，是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御史台的主要任务是监察国家各级官吏是否遵守法律。侍御史和殿中御史的主要职责是纠察中央的各级官吏，监察御史则巡察州县，纠察地方官吏中的违法失职行为。虽然监察机关也参与刑事案件的审判，但和大理寺、刑部不同，它不是司法机关，而是法律监督机关。它参与审判活动的目的，在于纠正官吏的审判中的违法行为。所以，监察机关与其他机关不同，其主要对象是整顿吏治，以保证吏治清明。由上可知，唐代为巩固中央集权制度、整顿吏治、提高国家机构统治效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法律史的论文题目有哪些及答案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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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 “敬天保民” 、“明德慎罚”。周初统治者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深刻意识到“唯命于不常”，即天命难料，但其中也有规律可循，天命总是归于能够为民作主的有德统治者。所谓“作民主”，就是应当像周文王那样“怀保小民”。周初对周人贵族内部的文告中反复强调保民、安民以及类似的提法，可见他们标榜“敬天”，却落实在“保民”上。周初统治者从夏特别是商王朝兴亡的史实中，悟出天命转移的另一条规律：天命总是归属于有德者。因此，要“祈天永命”，必须“疾敬德”，时刻以高标准的德严格要求自己，同时注重“德之用”，将德落实在国家活动的各个方面。该理论运用于法制实践中，便是“明德慎罚”，立法、司法都必须崇德，慎重从事；任用法官、审理案件及施用刑罚等，都要反复思考，不可轻率。 (二)“亲亲” 、“尊尊”。鉴于统治者的内部关系是事关国家命运和政局稳定的决定件之一，周初统治者十分重视在贵族内部提倡和贯彻“亲亲”“尊尊” 的原则。亲是对疏而言，“亲亲” 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是对卑而言， “尊尊”的涵义较广，不但父子、夫妻之间尊卑有别，在贵族之间、贵族与庶民之间，特别是君臣之间，尊卑也截然不同。通过“亲亲”、“尊尊”，便把人们的血缘关系同政治关系紧密联结在一起。在“敬天保民”、“明德慎罚” 的前提下，将“亲亲”、“尊尊”原则制度化、法律化，落到实处，这是西周法制的基本特点。2：《法经》的主要内容：《法经》早已失传，《晋书刑法志》保存了其篇目：“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唐律疏议》也有如是记载。明代董说所著《七国考》曾引用西汉末年桓谭所著《新论》中有关《法经》的论述，比《晋书刑法志》较为详细。从内容和文字上看，《晋书刑法志》也是引自《新论》。从篇目结构上来看，《法经》共有六篇，分别为：《盗法》；贼法》；《网法》(也称《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第一篇《盗法》。 “盗” 是侵犯财产的犯罪。《盗法》是维护封建财产所有权，惩罚侵犯财产的犯罪的法律。第二篇《贼法》。“贼” 主要指危害他人人身的犯罪，主要是杀人、伤人等。《贼法》是保护人身安全，处罚侵害他人人身的犯罪的法律。第三篇《网法》，也称《囚法》，是关于囚禁和审判罪犯的法律规定。第四篇《捕法》，是关于追捕盗、贼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规定。第五篇《杂法》，是补前四篇之不足的拾遗补阙之篇，内容庞杂，其主要内容是“六禁”。第六篇《具法》，《七国考》也称《减律》。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等法律原则的规定，相当于近代法律的总则部分。《法经》在编纂体例上开创了编纂完整的成文法典的新体系，改变了过去单项诏令、法规重叠不齐、规范不一的局面。《法经》设《具法》一篇，集中规定对所有法律条文具有统帅作用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战国时期立法水平的提高，它直接影响了秦律及汉律等，为我国古代法典的编纂体例确定了基本模式。3：秦朝的刑罚制度（一）刑罚的种类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类：生命刑；体刑；劳役刑；流迁刑；财产刑；身份刑。（二）定罪量刑的原则主要有：确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区分故意与过失；以有无犯罪意识作为构成犯罪的要素；以犯罪后果衡量犯罪轻重；共同犯罪加重处罚；累犯加重；诬告反坐；实行连坐等。4：自汉高祖至汉武帝的七十年间，黄老思想一直居统治地位，而辅之以儒、法思想，尤其是将黄老学说运用到政治与法制的实践中去。约法省禁是汉初黄老法律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汉初统治者在完成了对立法思想的选择与定位后，便开始对秦朝遗留下来的苛法进行改革，实践立法思想，其中酷烈的刑法与思想言论罪成为蠲削与修正的重点对象。汉初统治者对刑法系列改革的最大举措，就是文帝十三年（前167）下令废除肉刑。5：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概况在鼎立形势下的三国法制，一般沿用汉制，承袭汉律。但都有自己编纂的法律，尤以魏国法律较详备。魏明帝时制定的魏律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魏明帝曹睿下诏改定刑制，由陈群、刘邵等人参酌汉律，“作新律十八篇”，这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魏律》。魏国这次大规模的修律活动，实际上是对秦汉相沿的旧律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革。魏律内容与条文更加统一，结构更加严密。对晋律的制定有直接影响。蜀国定都于成都之后，曾由伊籍与诸葛亮、法政等人“共造蜀科”，作为蜀国的重要法典。在吴国，据《文献通考》记载，“吴之律令，多依汉制”。其立法活动。 (二)两晋的立法概况西晋时颁行过律、令、故事、式，皆为东晋所沿用。《晋律》（又称《泰始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晋律》与汉、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1、法律概念更加规范、准确。由于律学的发达，晋代统治者对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们首次区别了律与令的性质。《晋律》颁行后，张斐、杜预两大律学家为之作注，经朝廷批准，颁行天下，与《晋律》具有同等效力，称为《张杜律》。2、体例设置更加合理。《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置于律典之首，以完善《新律。刑名》中的刑法总则，并加强其统领诸篇的地位。3、礼律进一步融合。为了维护士族利益，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三)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概况从立法情况看，总的来说是北朝法律优于南朝。南朝统治者由于热衷玄学，崇尚清淡，朝野上下都不重视法律的编纂，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基本上是沿用《晋律》。北朝几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注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重视律令的编纂。其中《北魏律》和《北齐律》上承汉、魏、两晋，下启隋、唐，在完善我国封建法典的历史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北齐律》不但吸收魏晋立法的经验，而且经过当时律学家总结前代法典编纂的得失，被称为“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北齐律》共计十二篇，949条。其中将《北魏律》的刑名、法例合为名例篇冠于律首，使其在刑律中起着定罪制，“较举上下纲领”的统摄作用，增强了封建法典的科学性。而定律十二篇，则是完成了汉以来封建法典由繁至简的改革过程。6：中国奴隶制时代的法律，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到西周集其大成。西周开国之初，为统治形势的需要，进行了制礼的工作。在周公旦的主持下，以周族自己的习惯法为基础，同时吸收夏商两代礼仪制度中的有用部分，经过整理之后，制定了有关国家制度、调整社会关系以及生活规范的礼典。经过周公制礼活动，力求使西周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直到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言行，无不以礼为依据，以礼为准绳。因为礼是周朝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所以内容极为广泛，大而包括国家的根本法，小而遍及待人接物等生活细节，几乎整个上层建筑领域都在它的支配之下。 7：1．《武德律》。《武德律》共12篇500条，是唐朝的首部法典。唐朝建立后，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命刘文静等在隋开皇令的基础上进行增删，制定五十三条新格。武德四年，又命裴寂等撰定律令，大致以《开皇律》为准。将五十三条新格入于新律，余无所改。 2．《贞观律》。唐律最大的一次修改是在贞观时期。唐太宗是个有头脑的皇帝，对法律非常重视。他认为刑罪仍然过重，下令加以修改。最初决定将绞刑50条改为断趾（断右趾），但肉刑废除已久，忽然恢复肉刑，难免遭到人们的反对，后来又把断趾改为加役流，即在流三告里的上面加一个加役三年的流刑。此外，还采取了一些别的轻刑措施，如限制缘坐。依照隋律，犯谋反大逆，兄弟尽管分居，也发缘坐俱死。可是同祖却中以免配流。当时发生了一个案子，尚州有个人叫房强，他的弟弟在岷山当军官，因谋反被诛，他也应缘坐死刑。唐太宗认为，兄弟分居后，荫不相及，而犯罪要连会俱死，比对祖孙的处罚还重，太不合理，于是改为兄弟也免死，与祖孙一样配役流。贞观修律是一次对律令格式的全面大修改，到贞观十一年才告完成。最后结果是：定律500条，分为12卷；定令1590条（一说为1546条），分为30卷；又从武德贞观两朝发布的诏敕三告多件中定留700条，编成格18卷，又定式33篇，分为20卷。《旧唐书·刑法志》说新律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唐六典》也说："正凡三百条，减开皇律大辟入流者九十三条，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唐六典》与《旧唐书》的记载略有出入，一说93条，一说92条，一条之差。二、三字形相近，可能是传抄或刻写中的错误，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记载的基本事实是相同的，即贞观修律朝着减轻刑罚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3．《永徽律》及《律疏》。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又命长孙无忌等修订律、令、格、式。次年，完成《永徽律》十二篇五百零二条。永徽年间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律文的本身作出详尽的注疏。《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唐立法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封建制法律典型代表。永徽二年，唐高宗命长孙无忌等人以《贞观律》为蓝本制定。《永徽律》12篇500条。鉴于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及每年科举考试缺乏统一标准高宗又下令对《永徽律》逐条逐句的进行统一而详细的解释，阐明《永徽律》的精神实质，重要原则制度的源流演变和立法意图，并设问答，解决法律适用中的疑难问题。这些内容称为“律疏”，附于律文之下。经皇帝批准于永徽四年颁行天下，律文与律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当时称《永徽律疏》，元后称《唐律疏议》。 4．《开元律》及《开元律疏》。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命李林甫等刊定《开元律》十二卷，《开元律疏》三十卷。 5．《大中刑律统类》。唐宣宗大中七年将刑律分类为门，附以有关的格、敕、令、式，编成《大中刑律统类》十二卷，也称《刑法统类》。《统类》在法典的编纂上是一种新的形式，对于五代和宋朝的立法技术有重大影响。 6．《唐六典》的编纂及其影响。《唐六典》是唐玄宗年间编撰的一部有关唐朝中央和地方官制的法规大全。所有篇目完全是按唐代官制来设置，详细地列出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的组织规模、官员编制及其职权范围。《唐六典》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开启了中国古代行政立法法典化的先河，从此编制行政法典和制定刑法典一样，成为中国古代立法的一种传统。唐玄宗于开元十年命令大臣以当时的国家行政体制为基础，仿照西周《周官》一书依官职分类的体例编纂《唐六典》，至开元二十六年完成。其内容，共30卷，分理、教、礼、政、刑、事六部分，主要记载了唐朝国家机构的设置，官员的编制、品级及职责，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监督、奖惩、俸禄、退休等制度的规定，可以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行政法典。《唐六典》集秦汉以来行政立法之大成，把凡具有行政性质的立法汇集在一起，经精心编纂，与律令格式相辅而行，这是封建立法史上的一个创举。从此以后，单纯行政性质的立法规范和制度开始从“律”和“礼制”中分离出来，编为“典”，使得封建刑律与行政法典成为基本并行的两大体系，为后世封建王朝所仿效。《唐六典》的编纂是继《永徽律疏》后唐代立法的又一重大成就，也是中国封建行政法制逐渐走向成熟完备的标志之一。

参考答案　　唯一能伤我的射手

1、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以“礼”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中国法制史》）。2、“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统一法典结构，一部法典把民法、刑法、诉讼发、经济法的内容都装进去了。3、宗法制度的影响很大。4、儒家立法道德化思想，原心论罪论。中国法律主要起源于早期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古人将这些战争称为"刑征"或"刑伐"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有统一的纪律，于是首领的军令成为每一个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军纪军规成为中国法最早的一个形式。<<甘誓>>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这种在作战前当众发布的誓词或者说军令就是一种比较多见的法律形式。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昭公六年》)不仅如此，一些最初的刑罚方式也来源于此，比如死刑中的殛刑便是黄帝与蚩尤战争中产生的，蚩尤战败后，黄帝对其施蚩攴刑，"蚩"即蚩尤，即杀，殛蚩攴同音假借，故称"殛刑"。肉刑是苗族攻打异族时创造的，《尚书吕刑》中有记载"爰始淫为劓、刵、椓、黥黄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相虐以威，遇绝苗民，无世在下。"其中"劓"、"刵"、"椓"、"黥"就是肉刑的几种方式。也就是说，中国法律从一开始便和异族联系，和暴力制裁联系，这对后世影响很大。直至今天，大多数人仍把"法"和"刑"联系在一起，认为法律就是制裁那些品性不良，不顺教化，即是和自己不处于同一范围的人，因此得出结论，对这些人以重刑惩罚，便是理所当然。中国古代刑法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一种"人性本恶"的指导思想上的。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享乐，好逸恶劳，趋利避害，这是犯罪的根源。"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因此主张以毒去毒，以刑去刑，商鞅认为："刑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所为以刑去刑，刑去事成。"韩非子也说过："重罪者人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所谓重刑者，奸之利之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不生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也，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以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既然轻刑不能制止犯罪，就加重刑罚中国人的重重刑传统使得整个封建社会法律所采用的刑罚普遍较严厉。就以死刑为例，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章可循的就有斩、枭首、弃市、戮、戮尸、肢解、剖心、炮烙、射杀、凌迟、醢（捣成肉泥）、车裂、活埋、磔（分裂人体）、具五刑（五种极刑并用）等等。直到近代，伴随西方法律思想逐渐传入，中国法制逐渐走向现代化，法律的轻刑化才逐渐得以实现。这个观点在实际也得到证明：以刑法本身为例，中国封建社会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的民法，没有违法犯罪之分，而是刑法一统天下。而如今，一大批部门法产生，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由全面保护各种利益逐渐演变为其它法律的保障法。世界法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已成为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潮流和趋势，中国法律的发展进化必须与之相吻合。但我国刑罚轻刑化和死刑的废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与世界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需要政府不断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