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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商业理论论文选题

发布时间:2024-07-19 17:42:17

中国传统文化与商业理论论文选题

商业不看文化,只看利益。米老鼠出身豪门,要怪就怪中国的电影事业。

1)中国儒家、道家为基干的古代思想文化2)书画文化3)茶文化4)婚嫁文化5)酒文化6)饮食文化7)姓氏文化8)园林建筑文化

儒家礼教与礼仪之邦之间的联系与背离;一下就想到这个了。“礼”和“乐”的思想绝对是儒家文化的中心,在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我们自称礼仪之邦,很大程度上有以儒家这两个思想为约束的关系,但是礼仪之邦,还有很多更丰富的内涵的。另一方面,儒家的“礼”也和礼仪之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内涵上的相异和背离,有约束人性的一面。

中国传统文化与商业理论论文

扫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压岁钱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愉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 民间认为分压岁钱给孩子,当恶鬼妖魔或“年”去伤害孩子时,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它们而化凶为吉。清人吴曼云《压岁钱》的诗中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由此看来,压岁钱牵系着一颗颗童心,而孩子的压岁钱主要用来买鞭炮、玩具和糖果等节日所需的东西。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 贴窗花和倒贴“福”字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 年画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 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经典的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 我国出现了年画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了中国年画的三大流派,各具特色。 我国现今我国收藏最早的年画是南宋《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的木刻年画,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位古代美人。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幅《老鼠娶亲》的年画。描绘了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迎娶新娘的有趣场面。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合二而一的年画,以后发展成挂历,至今风靡全国。 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到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现在,湖南浏阳,广东佛山和东尧,江西的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生产的爆竹花色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世界。 拜年 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上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各贴相互投贺,由此发展出来后来的“贺年片”。 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 春节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到新朋好友家和邻那里祝贺新春,旧称拜年。汉族拜年之风,汉代已有。唐宋之后十分盛行,有些不必亲身前往的,可用名帖投贺。东汉时称为"刺",故名片又称"名刺"。明代之后,许多人家在门口贴一个红纸袋,专收名帖,叫"门簿"。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  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  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  〔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  〔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  〔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  〔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  〔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  〔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  〔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  〔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  〔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  〔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传统文化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所积淀下来的文化~感觉有很多很多点可以写~你可以看看(心理学进展)、(社会科学前沿)等等这样的期刊论文吧~找下这类的论文好好学习参考下

中国传统文化与商业理论论文题目

扫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压岁钱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愉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 民间认为分压岁钱给孩子,当恶鬼妖魔或“年”去伤害孩子时,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它们而化凶为吉。清人吴曼云《压岁钱》的诗中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由此看来,压岁钱牵系着一颗颗童心,而孩子的压岁钱主要用来买鞭炮、玩具和糖果等节日所需的东西。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 贴窗花和倒贴“福”字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 年画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 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经典的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 我国出现了年画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了中国年画的三大流派,各具特色。 我国现今我国收藏最早的年画是南宋《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的木刻年画,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位古代美人。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幅《老鼠娶亲》的年画。描绘了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迎娶新娘的有趣场面。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合二而一的年画,以后发展成挂历,至今风靡全国。 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到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现在,湖南浏阳,广东佛山和东尧,江西的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生产的爆竹花色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世界。 拜年 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上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各贴相互投贺,由此发展出来后来的“贺年片”。 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 春节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到新朋好友家和邻那里祝贺新春,旧称拜年。汉族拜年之风,汉代已有。唐宋之后十分盛行,有些不必亲身前往的,可用名帖投贺。东汉时称为"刺",故名片又称"名刺"。明代之后,许多人家在门口贴一个红纸袋,专收名帖,叫"门簿"。

商业不看文化,只看利益。米老鼠出身豪门,要怪就怪中国的电影事业。

1)中国儒家、道家为基干的古代思想文化2)书画文化3)茶文化4)婚嫁文化5)酒文化6)饮食文化7)姓氏文化8)园林建筑文化

最好写清明节的,因为那样会觉得你比较怀念祖先。

晋商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选题

山西是国家确定的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既承担着保障党和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任,也承担着为全国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探路的历史使命。准确把握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国有资产、战略资源”的时代属性,对标对表对接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好示范区、当好排头兵、做好新高地,三晋大地就要传承弘扬晋商汇通天下的金融创新精神,直道冲刺、弯道超车、换道领跑,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实践中,把在复工复产中饱受煎熬的中小企业贷款难、融资难这个老问题,通过数据资源资产化的方式,将中小企业的数据资源变成能够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数据资产,以此来创造性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难的问题。现刊发太原市智库研究会会长、太原市委党校范富教授的这篇文章,旨在准确把握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国有资产、战略资源”的时代属性,探究数据资源转化成数据资产的可行性及其路径,供读者朋友参阅、供各级领导参考。图片2019年11月2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并列为构成要素,明确了数据这一新型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方向。《意见》共8章32条,为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支持构建规范化的数据开发利用的场景指明了方向。图片01 准确把握战略意图山西是国家确定的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既承担着保障党和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任,也承担着为全国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探路的历史使命。跟进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对接党和国家的战略意图,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持续深化“三篇光辉文献”的学习,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的思路和要求,坚持转型为纲、项目为王、改革为要、创新为上,在高质量发展中走出产业优、质量高、效益好、可持续的发展新路;在高水平崛起中提升山西经济的综合竞争力、核心创新力;在高标准保护中绘就三晋大地黄河流域身披绿装、奔腾不息,长城内外牛羊成群、风吹草低,太行山脉层林尽染、峰峦胜意的壮美风光;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中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唱好新时代的幸福礼赞。图片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的总体思路和工作要求,推进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建设,就要将转型综改进行到底,就要像楼阳生书记指出的那样——既要有借鉴他山之石和虚怀若谷的胸襟和气度,又要有敢为人先、先行先试的气魄和胆略,直道冲刺,弯道超车,换道领跑。这方面,楼阳生书记的思考是很多的:比如,2019年5月,楼阳生省长在山西大学调研大数据产业时,指出:实施大数据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要牢牢抓住重要窗口期和难得机遇期,在补考中同步赶考,在并跑中力争领跑,推动大数据产业集群发展、快速壮大。比如,2019年12月初,上任伊始,楼阳生书记就把调研的第一站放到转型综改示范区,指出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指明的金光大道,转型综改区是习近平总书记授予我们的金字招牌,这条金光大道要坚定地走下去,坚实地走出来。图片再如,12月16日,楼阳生主持召开创新生态专家座谈会。强调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全面构建有利于创新活力充分涌流、有利于创业潜力有效激发、有利于创造动力竞相迸发的创新生态,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12月20日,楼阳生书记与来晋投资兴业的IT企业负责人会谈时,特别指出:数据已成为生产要素、国有资产、战略资源。对标对表对接党和国家的战略意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好示范区、当好排头兵、做好新高地,就要准确把握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国有资产、战略资源”的时代属性,在补考中同步赶考,在并跑中力争领跑;就要走好金光大道、擦亮金字招牌,全面构建“创新活力充分涌流、创业潜力有效激发、创造动力竞相迸发”的一流创新生态;就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打造六最营商环境……归根到底,在落实《意见》的实践中,我们山西一定要以敢为人先的气魄,先行先试的胆略,传承弘扬晋商汇通天下的金融创新精神,直道冲刺、弯道超车、换道领跑,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实践中,把在复工复产中饱受煎熬的中小企业贷款难、融资难这个老问题,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5G,将中小企业的数据资源变成能够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数据资产,就像我们通过微信、支付宝一样可以轻松付款一样,切切实实在示范区、排头兵、新高地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创新性实践中,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难的问题。图片0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指出,山西是一带一路大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富商大贾甲天下,彰显的就是开放的精神。总书记讲的这种开放,就是对国家战略的开放。图片大明王朝成立时,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与被徐达大将逼退到大阴山北面的蒙古人的入侵。为了防止北方这股势力南下,沿着大阴山南麓,从山海关到嘉峪关一线,朱元璋派了16个儿子、近百万兵、36万马,屯田垦荒、修筑长城。当时,大明王朝的首都在南京。从南京到太原,现在坐高铁的话,也需要近10个小时才能到达。其时,百万兵每人每天需要1斤粮食,36万匹马每匹每天也需要1斤粮食,每天下来120多万斤粮食。这对于刚刚立国的大明王朝,其困难可想而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朝副丞相、刘伯温的弟子、山西阳曲人杨宪紧紧围绕抗击外敌这个国家民族最大的战略意图,提出了让山西商人为边疆战士提供粮草、换取盐引的战略构想,由此开启了晋商300年的盐路;300年后,一个在皇帝身边的安徽籍的近臣,对皇帝说,不能光让晋商发财啊。我们徽商把钱交给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组织军马粮草供应也可以呀。晋商一看,明知道他们做不好,明知道有人捣乱,但晋商不懈怠、不折腾,更不抱怨、不放弃,在已有的基础上,又开始了“纵横欧亚九千里”的茶路之旅,300年盐路+200年茶路,铸就了晋商500年的辉煌。之后,“富商大贾甲天下”的晋商,面对巨额财富在长途运输中的种种风险,在镖师的基础上,创新管理模式,创造了近代商业史上最早的货币银行学——票号,开启了世界银行业的新纪元、新模式。300年盐路+200年茶路+100年票号,都是在准确把握国家意图的基础上,在对国家战略开放中实现的求变、应变、顺变。图片时下,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下,以“高速铁路、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络购物”为主导的新四大发明,正在引领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成为我们谋划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在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两项工作的大视野中,观照奋力前行的中小企业,我们认为:赓续5000年中华文明史的山西、赓续变革精神创新理念的山西,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迈出新步伐、踏上新征程、走出新路子,开创示范区、排头兵、新高地的新境界,就要传承晋商精神弘扬晋商使命,在金融创新上有所作为、有所前进、有所变革——即,要让广大的中小企业共享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最新成果,共享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5G的创新成果,彻底解决它们面临的融资难特别是贷款难的问题。03 大数据里找答案彻底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特别是贷款难的问题,答案就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5G里,简约地讲:答案就在大数据里。图片目前,在打造一流创新生态相关政策措施的引领下,在“三对六最”政策环境的营造下,一大批拥有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和企业家已经布局山西——这里面,代表性的国企,有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中国电科、中科曙光,也有百度、龙芯、百信等民营,还有上海银韬上海银韬数据科技(兼山西锐思肯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董事长、中国支付集团首席架构师、中国银联的顾问、金融科技专家檀晓阳先生。图片 (檀晓阳)檀先生早年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是富有实战经验的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规范数据开发利用新场景的创新实践领军人才。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就职于工商银行,为首批信用卡业务拓展的先行者,该行人才库成员。先后担任多家商业银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和中国银联数据业务总监等职务。在中国银联主管对200余家区域性银行卡业务推广应用的管理工作,设计和构建多家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管理机构,有效推动业务高速发展,使得信用卡业务收入成为银行新的增长点。为商业银行打造新型的信用卡业务发展管理、运营实施理念与核心体系的建立健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信用卡业务发展理念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区域性商业银行发展战略指导思路。接受指导的多家银行成为银行部门收益“亿元俱乐部”理事会的主要成员。图片作为小微企业贷款业务的先期引领者,檀先生近年来一直致力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金融等网络数字平台的研究,一手创立了新能源汽车的区块链网络平台,成为工信部三十二家区块链创始成员之一。创建上海银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网络平台企业,在原有金融业务模式的基础上,采用领先的科学技术,为产业提供完整的金融解决方案,精耕细作多方合作产业金融保险和绿色金融,在创新领域做出具有前瞻性的业务布局。他辅导的金融机构包括:民生银行、浦发银行等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天津银行、上海农商行、河北银行、安徽农信、浙江农信、山西农信、江南银行、泰安银行、常熟农商行、阳泉银行等区域性商业银行。04 机器不会撒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加快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必须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将深度融合。近年来,山西省委、省政府大力实施大数据战略,出台了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智慧山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得人心。省委在补考中同步赶考,在并跑中力争领跑的超前部署,打破信息“孤岛”,拔掉数据“烟囱”,打通信息“脉络”,释放数据活力的前瞻决策,与檀晓阳先生的纾困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的想法和探索不谋而合。图片正是这些因缘聚合,檀晓阳认定了山西、认定了转型综改示范区,决心在这个全国唯一的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转型综改示范区来一次先行先试。作为上海银韬的董事长,中国支付集团的首席架构师,中国银联的顾问,檀晓阳常讲:叫醒我们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我们不要浪费任何一场危机,在危机中,有的人在布局,有的人在做事,有的人在睡觉。看中了,他就坚定干——不仅在示范区注册了山西锐思肯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而且亲任董事长,更经常深入各地企业调研,印证自己的创新思考。他认为,银行和金融机构不能及时给中小企业贷款或融资,对银行而言,没有错——因为银行有自己的风险监控体系,但很可能直接的后果就是失去马云、失去阿里巴巴。当年马云也一样,常吃闭门羹。怎么避免类似马云的问题呢?得用大数据。就是说,中小企业不能及时融资贷款,因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有门栏——即要贷款,就得抵押;抵押就要有货币存款或者土地等不动产。中小企业,这些基本没有。但资质好、市场好、经营好、前景好的专特精新企业,如何才能跨越这道门坎儿呢?

晋商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力度弘扬晋商精神,对于山西破解发展难题,深化改革攻坚,激发动力活力,厚植发展优势,创造一流业绩,再创山西辉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明清时期,中国商帮崛起,为中国历史画卷平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那时曾引发了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华大地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龙游(浙江西部)商帮、宁波商帮、洞庭商帮、江右(江西)商帮、广东商帮等。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被称为晋商,是明清时期国内最大的商帮。晋商既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种典范而奇特的商业现象,又是一个能够以其强势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庞大商人群体。晋商的范围以晋中和太原为中心,波及整个山西省,人数远逾万千,商业范围遍及长城内外。晋商给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宅院,更有其文化所在和精神所在,晋商精神不仅是近代山西商人的精神支柱,更是当代为商者传承的文化内核。一、崇商为本建大业。在山西民间,尤其晋中和太原一带,自宋元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崇商重商建业的浓厚意识,明清时期尤甚。老百姓将从商作为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去做,苦心经营,将从商致富作为一种精神信仰努力追求着。纵然眼前道路坎坷,也坚持不忘初心,坚定不移。晋商这种重商的使命感并非偶然。当时,票商被推为“第一商人”,一家人如果有子弟在票号当差,那会被认为是前世积德、今生走运的一件大事。所以家长在为子弟择业时,自然是把资质最高的送入票号、商号,甚至奔走请托,唯恐选录不上。晋商凭着这种信念,足迹遍及天涯,把皇权社会中被视为末流的商事活动演绎的风生水起。他们走到哪里,就将生意做到哪里,哪里的商业就随之繁荣发达起来,甚至某些城市就是由晋商创造出来的。二、诚信经营走大道。从古至今,商人的经营活动都是为了赚取利润,晋商也不例外。但如果过分重利而忽视了道义,无疑是饮鸩止渴,不仅不能维持其经营活动,甚至会因丧失信誉而将百年字号毁于一旦。基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教化与敬仰,晋商把严守信誉作为商业道德,代代相传。他们讲求“以义制利”,并将其演变为经商处世的准则:“平则人易近,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凡事一丝不苟,受一事诺一言,终身不渝。可以说,诚信是晋商的精髓和灵魂。晋商精神讲究行大道、重仁义,这样才能有更多朋友、顾客,生意才能越做越大。晋商不仅讲“钱”,更重“义”,不仅创造物质财富,更有精神财富作为支撑。诚信进取的晋商精神是山西人的品德,也是华商精神的精髓。确实,诚信是晋商发展和兴盛的根脉,融入血脉崇尚信义的精神一直被传承下来。

作者:刘海鸿 郭玉兰 晋商创造了称雄商界五百年的历史壮举,创造了地处黄土高原而成为“海内最富”的奇迹,也创造了既有中国特色又有独到之处的晋商文化。晋商文化被称作开创事业的“利器”,被称作“失落在大院深处的商业文明”,是晋商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晋商创造的物质财富如今只剩下几座大院,但是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依然有很旺盛的生命力,有很高的研究、品味与继承的价值,对于我们从本质上高角度、深层次地认识晋商、把握晋商具有重要意义。 晋商文化是指晋商在几百年的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人文精神、组织制度以及经营理念,内容主要包括晋商精神、家族文化、管理文化等方面。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渊源。”明清晋商的成功,就在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扬了一种精神,这就是晋商精神。一、商的做人哲学:中庸、和谐与低调 笔者认为,晋商的做人哲学与做人风格基本上可以用中庸、和谐与低调来概括,其中中庸与低调是他们自身做人的基本方法,和谐是他们所看重的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 中庸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孔子提倡、其弟子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中庸之道的核心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培养理想人格。“中庸”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孔子一方面肯定中庸为一种至上的道德,同时又认定人们缺少这样的道德时间已经很久了。“中”折中,无过,也无不及,调和;“庸”,平常。中庸其实讲的是一个“度”的问题,人人都知道适可而止,都知道要把握好“度”,关键是“度”在哪里,这就涉及水平素养问题了。中庸作为一种德性,它所表明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际关系时的一种道德动机,一种道德情感,或说一种行为取向。当今,有人提出中庸之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是有道理的。 1、晋商家族文化中的中庸、和谐与低调。常言“富不过三代”,然而晋商很多家族是子承父业,孙承子业,持续旺盛一二百年不衰,成功地跳出了这个周期律,这和晋商底蕴深厚的家族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关于做人,晋商家族文化的特点是重教、重和。 晋商是著名的儒商,读书是晋商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而优则商”就是说商家子弟不经过读书受教育的严格培育,不是学业出众是没有资格进入商号继承祖业的。晋商的教育不仅包括伦理道德教育,而且更包括行业技能教育、家规号规教育等方面。晋商家教关于做人的精神实质可以概括为一点,就是以德立身;影响到晋商做人的风格也可以概括为一点,就是含蓄内敛。如乔家乔致庸教育儿孙有“三戒”、“五不准”,即首先要戒三个字:骄、贪、懒;并规定五不准:不准吸鸦片、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冶游、不准酗酒。乔家治家严谨,根本没有江南商人那种灯红酒绿、妻妾成群的景象。乔致庸本人因为寿命长一生娶过几个妻子,但无一妾,有一个新的分号建立,乔家大院就添一盏红灯笼来表示庆祝,取红利见增的吉祥之意,表达方式吉祥而又含蓄,红灯笼在此的含义和作用并不是像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表现的那样。重和是中庸的体现,晋商重和,首先是家和,即“家和万事兴”,如乔映霞家有九子,他就用一双筷子很容易被折断而九双筷子就无法折断的事实来教育开导他们众兄弟必须团结互助才能保住家族利益,乔映霞客厅对联的横批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的四个字“一团和气”。 2、晋商相与关系中的中庸重和风格。晋商重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顾客和气,即“和气生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与同行和气,即“慎待相与”,具体表现为:慎待相与,不打官司。“相与”就是有来往业务的其他商号,“慎待”就是不随便建立关系,一旦建立关系,就要善始善终。如乔氏财大气粗,但要与其他商号交往时却要详细了解,确认可靠才交往,否则就婉言谢绝,目的是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之中,但一旦建立业务关系,又舍得下本钱支持帮助,多行方便,即使对方发生变故,也不轻易逼债,更不诉诸官司,而是竭力维持关系并汲取教训。晋商认为即使本号吃了亏,别人占了便宜,也决不把钱花在打官司上,有时一笔欠债只要债务人给债权人磕个头就了事。同舟共济,群体发展。群体精神是商业活动中扩大业务与商业竞争的需要。晋商的群体精神首先表现在家族经营上,此外,更表现在群体经营上,他们实行“联号”经营,用关公作为统一的商业宗教,而关公起初并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义气的象征。他们广建会馆,用宗法社会的乡亲感情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加以维系,增强相互间的团结合作,通过讲亲情、讲乡情、讲交情来互相支持,互相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关系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晋商文化认为匹夫之勇不足取,他们不搞个人英雄主义。很多晋商家族祖训中都有一条戒律,就是不许做霸盘生意,要给别人留有余地,共同发展。 3、晋商经营理念中的中庸之道。诚信是晋商文化的灵魂,是晋商经营理念的基础和核心,也是晋商坚持以德立身的中庸之道的最好表现。晋商经营理念中的中庸之道主要表现在:(1)诚信为本,以义制利。这是晋商的经营原则。晋商认为诚信是经商取得长久胜利的基本因素,所以把信誉看得高于一切,绝不允许自己的商号缺斤短两、以次充好。晋商认为商业赢利要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来取得,赢利要受道义的制约,一旦丧失信誉,必然招致失败。晋商有句商谚:“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晋商中讲信誉的商人商号比比皆是,如乔致庸把经商之道归结为第一是守信,第二是讲义,第三才是取胜。(2)克制欲望,薄利多销。这是晋商的经营方法。薄利多销有利于加快资金周转、扩大业务,但是靠勤快、辛苦挣钱,讲究的是赢取回头客,晋商还有句著名的商谚:“生意没有回头客,东家伙计都挨饿。”要薄利多销必须克制欲望,不能狠赚一笔,晋商从不一刀子把客人宰死,做一锤子买卖。二、晋商的经商之道:拼命、创新与极致 晋商做人喜欢中庸,以中庸为原则,但做事却又往往喜欢做到极致,所以在晋商的行为中又总是表现为一种极端化的拼命精神和对于极致境界的追求。 1、晋商创业守业中的拼命精神。晋商无论是创业还是守业的过程都体现了其拼命与执着的精神,即为事业竭尽全力的精神。它具体体现在晋商的创业精神、敬业精神、吃苦精神等方面。(1)创业精神:山西人喜欢创家业,置家当,置家建屋,这一点在晋商身上表现突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评价山西人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积蓄有资,始归纳妇。”山西人把经商作为一生的大事业来看待,通过经商来实现创家立业、光宗耀祖的抱负。(2)敬业精神:敬业就是要以工作事业为重,勤劳、刻苦、谨慎,尽心尽力。晋商的敬业精神是突出的,他们信奉天道酬勤,如“都一处”烧麦馆的来历传说就典型地体现了晋商的敬业。(3)吃苦精神:晋商不畏艰辛,不辞劳苦,甘冒风险,创业初期走西口,旅蒙商拉着骆驼,走沙漠,冒风雪,斗盗匪,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挣钱。 2、晋商管理文化中的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其实也是一种极致精神,晋商管理文化的创新精神主要体现在他们独具特色的组织制度上。(1)经理负责制:晋商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德才兼备,多谋善断,有所作为,可担重任,便以重礼聘用,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一旦选中聘用,财东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给经理负责,不干预一切经营活动,对于日常盈亏也不过问,让其大胆放手经营,静候年终决算报告。(2)学徒制:店员、学徒的录用也十分严格,学徒须年在15~20岁之间,身高五尺,五官端正,家世清白,举止大方,有礼貌,会珠算、书法,能吃苦,还要有人担保。入号前要考试,入号后要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业务技能和职业道德。商谚曰:“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学徒制执行严格,为晋商培养了不少骨干人才。(3)股份制:晋商实行股份制,又称股俸制,股份有银股、身股(顶身股、干股)二种,凡投资者为银股,不出资本出人力“顶生意”、凭资力、能力代替投资者为身股,银股、身股都可按股分红。人身顶股制是晋商在人事劳资上首创的一种入股方法,是一种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好办法。凡商号中的掌柜、伙计无资本顶银股即可以自己的劳动力入股,而与财东的银股一起参与分红,身股的多少按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工作效率和工作年限来确定,这种做法把店员个人利益与商号利益、财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3、晋商经营文化中的极致境界。晋商有时表现为中庸,有时又表现为极致。中庸和极致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中庸与极致的矛盾体现了晋商的矛盾人格,而这种矛盾又有现实合理性,在现实中又是相统一的。晋商做人喜欢中庸,做事却往往喜欢做到极致。做人讲究中庸其实就是低调做人,做事追求极致其实就是高调做事。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做人做事的理想境界,但这个尺度很难拿捏,好比戴着镣铐跳舞,而晋商基本上做到了中庸做人,极致做事,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 晋商经营文化中的极致精神比如他们的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产业经营到极致,开票号成为晋商的有意识行为,晋商只有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其货通天下的抱负。要做就做最大,要做就做最好,晋商身上又有一种偏执、极端、痴狂,有一种“破”局的激情,为谋求更大的发展不惜打破现有的宝贵的平衡,比如乔致庸的梦想,“我要是能够通过票号在天下建立一张无形的大网,让所有的商人都能够拿着一张小小的银票四处做生意,那我的生意该有多大?!”晋商有祖训,不允许做霸盘生意,但是他们在经营的竞争中又总是身不由己地搞起了霸盘。 极致精神容易让人成功,但也容易因为偏执而导致失败。正是极致精神使晋商后期出现了过分倚重信用金融、内部管理失控、与朝廷关系过于密切等现象,这些方法本身没有错,但山西票号在这些道路上越走越远,走得太远了。三、晋商的为官理念:务实轻官与官本情结 1、晋商重商轻官的一般倾向。重商是晋商家族文化的核心。人们一直用“学而优则商”来概括晋商家族的重商倾向,对于晋商来说,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子弟是去经商,家人把天资最好的孩子送进商号去学经商,“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轻商是相反的,“士农工商”,首业为官,末业为商,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晋商能有这样的理念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了不起的。晋商中有不少中途弃官从商的,如渠本乔中进士,后任日本横滨领事,却时时关心商务,最终弃官从商。 2、晋商重官迷官的文化情结。从一般意义上讲,晋商重商轻官,以经商的成功而不是做官的成功作为人生进取的目标。但是,晋商的“官念”决没有这么简单。事实上,晋商对于“官”的态度是既复杂微妙又矛盾统一的。商与官的关系是晋商文化中的几个耐人寻味的关系之一。有重商轻官,有弃官从商,有结交官员,有花钱捐官,晋商始终徘徊在官与商之间,与“官”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可以说,这个关系处理得好的时候就是晋商发展得比较顺利的时期,而处理得不好的时候往往就是晋商陷入危机、走向衰败的时期。在那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晋商的“官念”既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官本商末的局限,又不可能不或浓或淡地带上传统文化的浓厚色彩。 3、晋商与官府的关系解析。晋商与官的关系模式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其一,重商轻官,不入科举,甚至弃官从商。如前文所述。其二,结交官员,打通关节,谋求方便,甚至密揽特殊业务。结交官员起初只是晋商的一种生存需要;后来,晋商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十分善于用金钱贿赂官员、结交权贵,从而谋求种种经营特权,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发展到后期,甚至商号的竞争成败直接取决于是否买通、谁家买通了有关官员。晋商在此方面有独到之处,他们极尽笼络结交之能事。其三,以钱捐官,亦官亦商,鱼与熊掌兼得。明朝政府因为财政不足,有鬻官制度,按捐资数目授予一定的官职。晋商一般不热衷于读书仕进,但却对朝廷的卖官趋之若鹜,一般大户都捐过大大小小的顶戴。晋商后期尤其喜欢通过捐输买官,他们捐官有时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光宗耀祖,而有时则醉翁之意不在官,而在涉足政界,以官商身份谋求更大经济利益。晋商重商,但并不绝对地排斥出仕。“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目标不一。但一些山西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最理想的是亦官亦商,鱼与熊掌兼得。其四,结托朝廷,追求特权,享受特殊待遇,走暴富捷径。清政府在统一中国的历次大的军事行动中,得到过晋商不少的资助。早在清代开国之初,晋商就有一些人被封为“皇商”,后来的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政府命名为皇商的晋商。晋商在财力上支持清政府,清政府给予晋商一定的经商特权,使其获利,清政府与晋商形成了一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这种结托关系互为帮助,互为影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晋商参与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赔款业务,为日升昌日后谋取特权打下了基础,后来晋商票号渐渐打进了清政府的金融活动中。晋商是以诚信、勤劳、节俭而著称的,应当说这也是晋商前期顺利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晋商在后来的经营活动中却渐渐地发现一条谋取暴利、快速发展的捷径——拥有特权。 晋商对于特权事实上经历了一个由偶然、无意地享受到 自觉、刻意追求的过程,而且,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走过了一条由发展捷径到终被拖垮的道路。结托封建政府既是晋商暴富的一条捷径,但也是晋商衰败的自身原因之一,可以说,这也是晋商在这条道路上未能处理好极致与中庸关系的一个最终教训。

晋商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选题背景

作者:刘海鸿 郭玉兰 晋商创造了称雄商界五百年的历史壮举,创造了地处黄土高原而成为“海内最富”的奇迹,也创造了既有中国特色又有独到之处的晋商文化。晋商文化被称作开创事业的“利器”,被称作“失落在大院深处的商业文明”,是晋商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晋商创造的物质财富如今只剩下几座大院,但是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依然有很旺盛的生命力,有很高的研究、品味与继承的价值,对于我们从本质上高角度、深层次地认识晋商、把握晋商具有重要意义。 晋商文化是指晋商在几百年的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人文精神、组织制度以及经营理念,内容主要包括晋商精神、家族文化、管理文化等方面。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渊源。”明清晋商的成功,就在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扬了一种精神,这就是晋商精神。一、商的做人哲学:中庸、和谐与低调 笔者认为,晋商的做人哲学与做人风格基本上可以用中庸、和谐与低调来概括,其中中庸与低调是他们自身做人的基本方法,和谐是他们所看重的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 中庸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孔子提倡、其弟子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中庸之道的核心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培养理想人格。“中庸”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孔子一方面肯定中庸为一种至上的道德,同时又认定人们缺少这样的道德时间已经很久了。“中”折中,无过,也无不及,调和;“庸”,平常。中庸其实讲的是一个“度”的问题,人人都知道适可而止,都知道要把握好“度”,关键是“度”在哪里,这就涉及水平素养问题了。中庸作为一种德性,它所表明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际关系时的一种道德动机,一种道德情感,或说一种行为取向。当今,有人提出中庸之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是有道理的。 1、晋商家族文化中的中庸、和谐与低调。常言“富不过三代”,然而晋商很多家族是子承父业,孙承子业,持续旺盛一二百年不衰,成功地跳出了这个周期律,这和晋商底蕴深厚的家族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关于做人,晋商家族文化的特点是重教、重和。 晋商是著名的儒商,读书是晋商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而优则商”就是说商家子弟不经过读书受教育的严格培育,不是学业出众是没有资格进入商号继承祖业的。晋商的教育不仅包括伦理道德教育,而且更包括行业技能教育、家规号规教育等方面。晋商家教关于做人的精神实质可以概括为一点,就是以德立身;影响到晋商做人的风格也可以概括为一点,就是含蓄内敛。如乔家乔致庸教育儿孙有“三戒”、“五不准”,即首先要戒三个字:骄、贪、懒;并规定五不准:不准吸鸦片、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冶游、不准酗酒。乔家治家严谨,根本没有江南商人那种灯红酒绿、妻妾成群的景象。乔致庸本人因为寿命长一生娶过几个妻子,但无一妾,有一个新的分号建立,乔家大院就添一盏红灯笼来表示庆祝,取红利见增的吉祥之意,表达方式吉祥而又含蓄,红灯笼在此的含义和作用并不是像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表现的那样。重和是中庸的体现,晋商重和,首先是家和,即“家和万事兴”,如乔映霞家有九子,他就用一双筷子很容易被折断而九双筷子就无法折断的事实来教育开导他们众兄弟必须团结互助才能保住家族利益,乔映霞客厅对联的横批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的四个字“一团和气”。 2、晋商相与关系中的中庸重和风格。晋商重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顾客和气,即“和气生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与同行和气,即“慎待相与”,具体表现为:慎待相与,不打官司。“相与”就是有来往业务的其他商号,“慎待”就是不随便建立关系,一旦建立关系,就要善始善终。如乔氏财大气粗,但要与其他商号交往时却要详细了解,确认可靠才交往,否则就婉言谢绝,目的是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之中,但一旦建立业务关系,又舍得下本钱支持帮助,多行方便,即使对方发生变故,也不轻易逼债,更不诉诸官司,而是竭力维持关系并汲取教训。晋商认为即使本号吃了亏,别人占了便宜,也决不把钱花在打官司上,有时一笔欠债只要债务人给债权人磕个头就了事。同舟共济,群体发展。群体精神是商业活动中扩大业务与商业竞争的需要。晋商的群体精神首先表现在家族经营上,此外,更表现在群体经营上,他们实行“联号”经营,用关公作为统一的商业宗教,而关公起初并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义气的象征。他们广建会馆,用宗法社会的乡亲感情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加以维系,增强相互间的团结合作,通过讲亲情、讲乡情、讲交情来互相支持,互相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关系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晋商文化认为匹夫之勇不足取,他们不搞个人英雄主义。很多晋商家族祖训中都有一条戒律,就是不许做霸盘生意,要给别人留有余地,共同发展。 3、晋商经营理念中的中庸之道。诚信是晋商文化的灵魂,是晋商经营理念的基础和核心,也是晋商坚持以德立身的中庸之道的最好表现。晋商经营理念中的中庸之道主要表现在:(1)诚信为本,以义制利。这是晋商的经营原则。晋商认为诚信是经商取得长久胜利的基本因素,所以把信誉看得高于一切,绝不允许自己的商号缺斤短两、以次充好。晋商认为商业赢利要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来取得,赢利要受道义的制约,一旦丧失信誉,必然招致失败。晋商有句商谚:“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晋商中讲信誉的商人商号比比皆是,如乔致庸把经商之道归结为第一是守信,第二是讲义,第三才是取胜。(2)克制欲望,薄利多销。这是晋商的经营方法。薄利多销有利于加快资金周转、扩大业务,但是靠勤快、辛苦挣钱,讲究的是赢取回头客,晋商还有句著名的商谚:“生意没有回头客,东家伙计都挨饿。”要薄利多销必须克制欲望,不能狠赚一笔,晋商从不一刀子把客人宰死,做一锤子买卖。二、晋商的经商之道:拼命、创新与极致 晋商做人喜欢中庸,以中庸为原则,但做事却又往往喜欢做到极致,所以在晋商的行为中又总是表现为一种极端化的拼命精神和对于极致境界的追求。 1、晋商创业守业中的拼命精神。晋商无论是创业还是守业的过程都体现了其拼命与执着的精神,即为事业竭尽全力的精神。它具体体现在晋商的创业精神、敬业精神、吃苦精神等方面。(1)创业精神:山西人喜欢创家业,置家当,置家建屋,这一点在晋商身上表现突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评价山西人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积蓄有资,始归纳妇。”山西人把经商作为一生的大事业来看待,通过经商来实现创家立业、光宗耀祖的抱负。(2)敬业精神:敬业就是要以工作事业为重,勤劳、刻苦、谨慎,尽心尽力。晋商的敬业精神是突出的,他们信奉天道酬勤,如“都一处”烧麦馆的来历传说就典型地体现了晋商的敬业。(3)吃苦精神:晋商不畏艰辛,不辞劳苦,甘冒风险,创业初期走西口,旅蒙商拉着骆驼,走沙漠,冒风雪,斗盗匪,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挣钱。 2、晋商管理文化中的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其实也是一种极致精神,晋商管理文化的创新精神主要体现在他们独具特色的组织制度上。(1)经理负责制:晋商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德才兼备,多谋善断,有所作为,可担重任,便以重礼聘用,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一旦选中聘用,财东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给经理负责,不干预一切经营活动,对于日常盈亏也不过问,让其大胆放手经营,静候年终决算报告。(2)学徒制:店员、学徒的录用也十分严格,学徒须年在15~20岁之间,身高五尺,五官端正,家世清白,举止大方,有礼貌,会珠算、书法,能吃苦,还要有人担保。入号前要考试,入号后要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业务技能和职业道德。商谚曰:“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学徒制执行严格,为晋商培养了不少骨干人才。(3)股份制:晋商实行股份制,又称股俸制,股份有银股、身股(顶身股、干股)二种,凡投资者为银股,不出资本出人力“顶生意”、凭资力、能力代替投资者为身股,银股、身股都可按股分红。人身顶股制是晋商在人事劳资上首创的一种入股方法,是一种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好办法。凡商号中的掌柜、伙计无资本顶银股即可以自己的劳动力入股,而与财东的银股一起参与分红,身股的多少按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工作效率和工作年限来确定,这种做法把店员个人利益与商号利益、财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3、晋商经营文化中的极致境界。晋商有时表现为中庸,有时又表现为极致。中庸和极致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中庸与极致的矛盾体现了晋商的矛盾人格,而这种矛盾又有现实合理性,在现实中又是相统一的。晋商做人喜欢中庸,做事却往往喜欢做到极致。做人讲究中庸其实就是低调做人,做事追求极致其实就是高调做事。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做人做事的理想境界,但这个尺度很难拿捏,好比戴着镣铐跳舞,而晋商基本上做到了中庸做人,极致做事,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 晋商经营文化中的极致精神比如他们的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产业经营到极致,开票号成为晋商的有意识行为,晋商只有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其货通天下的抱负。要做就做最大,要做就做最好,晋商身上又有一种偏执、极端、痴狂,有一种“破”局的激情,为谋求更大的发展不惜打破现有的宝贵的平衡,比如乔致庸的梦想,“我要是能够通过票号在天下建立一张无形的大网,让所有的商人都能够拿着一张小小的银票四处做生意,那我的生意该有多大?!”晋商有祖训,不允许做霸盘生意,但是他们在经营的竞争中又总是身不由己地搞起了霸盘。 极致精神容易让人成功,但也容易因为偏执而导致失败。正是极致精神使晋商后期出现了过分倚重信用金融、内部管理失控、与朝廷关系过于密切等现象,这些方法本身没有错,但山西票号在这些道路上越走越远,走得太远了。三、晋商的为官理念:务实轻官与官本情结 1、晋商重商轻官的一般倾向。重商是晋商家族文化的核心。人们一直用“学而优则商”来概括晋商家族的重商倾向,对于晋商来说,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子弟是去经商,家人把天资最好的孩子送进商号去学经商,“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轻商是相反的,“士农工商”,首业为官,末业为商,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晋商能有这样的理念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了不起的。晋商中有不少中途弃官从商的,如渠本乔中进士,后任日本横滨领事,却时时关心商务,最终弃官从商。 2、晋商重官迷官的文化情结。从一般意义上讲,晋商重商轻官,以经商的成功而不是做官的成功作为人生进取的目标。但是,晋商的“官念”决没有这么简单。事实上,晋商对于“官”的态度是既复杂微妙又矛盾统一的。商与官的关系是晋商文化中的几个耐人寻味的关系之一。有重商轻官,有弃官从商,有结交官员,有花钱捐官,晋商始终徘徊在官与商之间,与“官”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可以说,这个关系处理得好的时候就是晋商发展得比较顺利的时期,而处理得不好的时候往往就是晋商陷入危机、走向衰败的时期。在那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晋商的“官念”既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官本商末的局限,又不可能不或浓或淡地带上传统文化的浓厚色彩。 3、晋商与官府的关系解析。晋商与官的关系模式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其一,重商轻官,不入科举,甚至弃官从商。如前文所述。其二,结交官员,打通关节,谋求方便,甚至密揽特殊业务。结交官员起初只是晋商的一种生存需要;后来,晋商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十分善于用金钱贿赂官员、结交权贵,从而谋求种种经营特权,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发展到后期,甚至商号的竞争成败直接取决于是否买通、谁家买通了有关官员。晋商在此方面有独到之处,他们极尽笼络结交之能事。其三,以钱捐官,亦官亦商,鱼与熊掌兼得。明朝政府因为财政不足,有鬻官制度,按捐资数目授予一定的官职。晋商一般不热衷于读书仕进,但却对朝廷的卖官趋之若鹜,一般大户都捐过大大小小的顶戴。晋商后期尤其喜欢通过捐输买官,他们捐官有时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光宗耀祖,而有时则醉翁之意不在官,而在涉足政界,以官商身份谋求更大经济利益。晋商重商,但并不绝对地排斥出仕。“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目标不一。但一些山西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最理想的是亦官亦商,鱼与熊掌兼得。其四,结托朝廷,追求特权,享受特殊待遇,走暴富捷径。清政府在统一中国的历次大的军事行动中,得到过晋商不少的资助。早在清代开国之初,晋商就有一些人被封为“皇商”,后来的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政府命名为皇商的晋商。晋商在财力上支持清政府,清政府给予晋商一定的经商特权,使其获利,清政府与晋商形成了一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这种结托关系互为帮助,互为影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晋商参与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赔款业务,为日升昌日后谋取特权打下了基础,后来晋商票号渐渐打进了清政府的金融活动中。晋商是以诚信、勤劳、节俭而著称的,应当说这也是晋商前期顺利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晋商在后来的经营活动中却渐渐地发现一条谋取暴利、快速发展的捷径——拥有特权。 晋商对于特权事实上经历了一个由偶然、无意地享受到 自觉、刻意追求的过程,而且,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走过了一条由发展捷径到终被拖垮的道路。结托封建政府既是晋商暴富的一条捷径,但也是晋商衰败的自身原因之一,可以说,这也是晋商在这条道路上未能处理好极致与中庸关系的一个最终教训。

晋商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力度弘扬晋商精神,对于山西破解发展难题,深化改革攻坚,激发动力活力,厚植发展优势,创造一流业绩,再创山西辉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明清时期,中国商帮崛起,为中国历史画卷平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那时曾引发了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华大地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龙游(浙江西部)商帮、宁波商帮、洞庭商帮、江右(江西)商帮、广东商帮等。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被称为晋商,是明清时期国内最大的商帮。晋商既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种典范而奇特的商业现象,又是一个能够以其强势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庞大商人群体。晋商的范围以晋中和太原为中心,波及整个山西省,人数远逾万千,商业范围遍及长城内外。晋商给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宅院,更有其文化所在和精神所在,晋商精神不仅是近代山西商人的精神支柱,更是当代为商者传承的文化内核。一、崇商为本建大业。在山西民间,尤其晋中和太原一带,自宋元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崇商重商建业的浓厚意识,明清时期尤甚。老百姓将从商作为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去做,苦心经营,将从商致富作为一种精神信仰努力追求着。纵然眼前道路坎坷,也坚持不忘初心,坚定不移。晋商这种重商的使命感并非偶然。当时,票商被推为“第一商人”,一家人如果有子弟在票号当差,那会被认为是前世积德、今生走运的一件大事。所以家长在为子弟择业时,自然是把资质最高的送入票号、商号,甚至奔走请托,唯恐选录不上。晋商凭着这种信念,足迹遍及天涯,把皇权社会中被视为末流的商事活动演绎的风生水起。他们走到哪里,就将生意做到哪里,哪里的商业就随之繁荣发达起来,甚至某些城市就是由晋商创造出来的。二、诚信经营走大道。从古至今,商人的经营活动都是为了赚取利润,晋商也不例外。但如果过分重利而忽视了道义,无疑是饮鸩止渴,不仅不能维持其经营活动,甚至会因丧失信誉而将百年字号毁于一旦。基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教化与敬仰,晋商把严守信誉作为商业道德,代代相传。他们讲求“以义制利”,并将其演变为经商处世的准则:“平则人易近,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凡事一丝不苟,受一事诺一言,终身不渝。可以说,诚信是晋商的精髓和灵魂。晋商精神讲究行大道、重仁义,这样才能有更多朋友、顾客,生意才能越做越大。晋商不仅讲“钱”,更重“义”,不仅创造物质财富,更有精神财富作为支撑。诚信进取的晋商精神是山西人的品德,也是华商精神的精髓。确实,诚信是晋商发展和兴盛的根脉,融入血脉崇尚信义的精神一直被传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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