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学论文常用的视角有几种类型

人们在拍照时，都十分注意选择一个好的角度。拿拍摄人像来说，可以正面拍，可以侧面拍，可以俯拍，也可以仰拍……而选择一个配有背景的好角度，拍出人物栩栩如生的表情神态，这对摄影者来说，至关重要。　　作文也同摄影一样，要讲究角度。先择什么样的用度来表现文章的主题，往往能决定一篇文章的优劣和成败。　　记得文学巨匠茅盾逝世时，有一个班级的老师布置大家写随笔纪念。不少同学落笔前没有很好注意角度的选择。结果文章不是议论空泛，就是缺乏新意；而有一篇题为（最后的“作品”）的感想文章，选择了茅盾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正式向党提出请求，希望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侧面，展开议论，把茅盾在最后时刻“给党中央的信”，着作是他一生创作的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的继续，别具匠心称之为”最后的‘作品’”。深情地赞扬了这位伟大的文学巨匠用“热血和信念”执着地追求真理的高洁志向。由于角度选得好，使这篇随笔在同类文章中脱颖而出，显得极有新意。　　由此看来，要写好一篇文章，根据题意要求去选择最佳角度，是忽视不得的。命题议论文虽然规定了议论的“范围”，但并没有规定写作的角度，角度抓得好，文章一起笔便引人入胜。能显示出对所议论事物的不同一般的见解。　　前面说过，看材料作文中的“材料”往往提供了多种写作角度，打开思路之后，也就要选择自己认为最佳的写作角度入议，这和命题作文选择写作角度的道理是相同的。那么，怎样选择最佳的写作角度呢？关键是：要从自我出发，选择能深刻揭示题意、有社会价值、自己有真切体会并能给人以启迪的写作角度。所谓“从自我出发”，就是选择的写作角度一定是自己有话可说，有理可论的，不能感到陌生，以至心中无数，言不由衷。　　具体地说，最佳写作用度还要符合两个要求：　　首先，角度要小。选择的角度太大，必然涉及面广，就容易面面俱到，泛泛而谈。角度小，集中一点，走笔成文，效果就好。上面提到的《最后的“作品”》，就抓住了茅盾临终前写的“入党申请书”这个角度，深入议论，而不去泛泛而论茅盾一生中的许多事迹。这样，文章角度很小，主题却很集中，而且由小见大，从中折射出茅盾光辉的一生，立意十分深刻。　　其次，角度要新。所谓“新”，就是不落俗套。我们说，对同一个问题和事物，从不同的角度去阐述，见解也就不同。有些文章，写出来一看面孔就很熟，似乎在哪儿见过，这除了材料陈旧之外，主要是写作角度不新，无法议论出新意来。必须明白，只有从新的角度观察事物，才能发现事物的新的特点，从新的角度分析事物，才能获得对事理的新的认识　　有一位同学读了课文《失街亭》以后，就“斩马谡”的情节发表看法，写了《从孔明斩马谡谈起》的读后感，由于选择了“孔明用人”的写作角度，文中提出了“与其执法如山在后，不如任人唯贤在前”的主张，对“识才、荐才”问题发表了颇有新意的见解，这就比论述“骄者必败”之类众所周知的道理新鲜多了。　　自然，议论要出新意，需要我们有深刻的思想，同时在语言上也要有新的创造，力求达到“创意造言，皆不相师”的境界；还要有丰富的知识，如果对“执法如山”和“任人唯贤”的含意一知半解，对两者的联系似懂非懂，要想在“失街亭”的问题上发表有新意的议论，也是很困难的。　　角度小和角度新，是衡量最佳写作角度的两个标准。由于打开思路后，会发现多种写作角度，因此，要确定最佳角度，还必须对可以入题的角度进行比较筛选。例如：　　鲁迅先生曾说：“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　　这段材料可以选择下面几个角度展开议论：1创新需要勇士，要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2探索会有失败，失败者也值得感谢。3对创新者的成果，应该不断发展和完善。比较一下，角度1和3显得太大，“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和“创新者的成果”议论起来容易流于空泛；角度1还显得缺乏新意，这类议论已经见得不少了；角度2不仅小而集中，而且颇有新意。以材料作“引子”，围绕“探索会有失败”展开议论，重点是“感谢失败者”。能讲出“感谢”的道理并令人信服，无疑是对“探索精神”的有力支持和促进，这比一般情况下“感谢胜利者”的意义要深刻得多了这样比较一番，筛选一下，最佳写作角度也就不难确定了　　如同拍照角度并无固定模式一样，写作角度的选择和确定也要运用眼力，“独辟蹊径”。高明的摄影师善于寻找理想的角度，拍出人物的千姿百态，如果我们精心选择写作角度，也就不愁文章不展露新姿。　　如何作到开门见山提论点　　不少议论文往往因“事”生“议”。在表现形式上，文章开头总是援引事例，而后展开议论。象《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开门见山提出论点，在中学生的作文中是十分罕见的。开门见山提出论点，旗帜鲜明，立论醒目。下面三段文字就具有这样的特色：　　（1）学习要打好基础。“根深才能叶茂”，就是说的打基础的重要性。司马迁如果不在年轻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能写出流传千古的《史记》吗？达·芬奇小时候如果不在“画蛋”上狠下功夫，后来能成为绘画的一代宗师吗？爱因斯但幼年时缺少聪明才智，但他发扬了“人一知之，我十知之，人十知之，我百知之”的精神苦练基本功，终于攀登上科学的高峰。古往今来，无数有成就的学者、专家，都用自己的经历，雄辩地作了证明！　　（2）“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意味着什么？那就是牺牲。这种牺牲，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普天下的人民，因而崇高而伟大！这种牺牲，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国家的公利，因而可与日月争辉！牺牲的是名利、地位乃至生命，但赢得的却是国家的兴旺、人民的敬仰。　　（3）不适当的、不适时宜的褒贬，都足以损害一个人，尤其是过早的赞誉。一次歌唱大奖赛落下帷幕，往往就能看到报刊上把获奖的年轻选手称为“唱歌明星”、“著名歌唱家”；戴上这样的桂冠的参赛者，有的甚至还是在中学里念书的学生！我很纳闷，这样的宣扬、对青年的思想进步和艺术成长会带来什么好处呢？上述三段文字的划线部分就是论点。我们说，议论文的开端起笔，要为全文辅展文路。清人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云：“通篇之纲领在首一段，首段得势，则通篇皆佳。”把自己的真知灼见提炼成论点，高屋建瓴般地在文首亮出，开宗明义，起领全文，就能造成一种气势；也利于畅通文思，围绕论点展开议论；这时促成“遇篇皆佳”的作用，确实是不可小视的。　　那么，如何做到开门见山提论点呢？　　首先，必须根据题意要求和对议论事物的感受，有自己精辟的卓见，并形成判断，已提炼出了文章的论点。也就是说，下笔前已经成竹在胸，心中有底。如第一段文字，作者对论述的中心已经十分明确，并且从司马迁、达·芬奇、爱因斯但的材料中提炼出了“学习要打好基础”的中心论点；如第二段文字，作者已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名言中悟得了“那就是牺牲”的启示；如第三段文字，作者目睹报刊上给年轻选手戴上了许多不恰当的“桂冠”的现象，深切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适当的、不适时宜的褒贬，都足以损害一个人，尤其是过早的赞誉”。正因为“胸有成竹”，对议论对象已经形成了明确的见解。并且确认见解符合题意或提供的材料的含义，有议论的价值，才使开门见山提出论点有了可靠的保证。如果面对论题或议论对象，还没有引出感想或提炼、概括不出论点，要做到“开门见山”又怎么可能呢？”　　其次，要改变自己的行文习惯，开头第一句话不用叙述语言，而用议论语言。即是用表示明确的肯定或否定意思的判断句，一下子打开“议论”的口子。有些同学写惯了记叙丈，在议论文中也往往出现大段记叙文字，尤其不善于文章起笔就申述论点，摆出议论的架势；有些同学下笔前胸无成竹，不管写什么议论文，总是以记事开头，甚至大段记叙完毕之后，才托腮凝神思考应提出什么论点；上述行文习惯对写好议论文妨碍极大，如不改变是无法做到开门见山、立论鲜明的。　　自然，用事例开头的“一事一议”的写法，“事”在前，“议”在后，也是议论义的一种布局，但这类布局较为常见，掌握起来相对容易一些，而开门见山提出论点，对我们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如上面提到的一、三两段起笔文字，如果作者事先在头脑里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判断，或者沿袭自己习惯的行文方式，就往往会变成这样的开端：（1）我国大史学家司马迁，年轻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终于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史记》；意大利名画家达·芬奇，小时候在“画蛋”上狠下功夫，终于成为绘画的一代宗师；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但，幼年时缺少聪明才智，但他发扬了“人一知之，我十知之，人十知之，我百知之”的精神苦练基本功，终于攀登上科学的高峰……（2）每次歌唱大奖赛落下帷幕，往往就能看到报刊上把获奖的年轻选手称为“唱歌明星”、“著名歌唱家”，戴上这样的桂冠的参赛者，有的甚至还是中学里念书的学生！我很纳闷，这样的宣扬，对青年的思想进步和艺术成长有什么好处呢？　　一篇议论文，除中心论点外，还要有对中心论点起证明、补充和发挥作用的分论点。分论点是由中心论点统率并为中心论点服务的。我们所说的“开门见山提出论点”，除了首段起笔外，还要求在展开论证后，将每一个分论点分别放在自然段的开头提出。例如证明中心论点有三个分论点，那么，这三个分论点就按其逻辑顺序依次在三个自然段的开头提出来，这样就使文章在论证过程中，分论点的位置十分鲜明，也就为整篇文章立论的醒目增光添色了。　　下面举一篇短论作例：　　闻过不跳　　闻过不跳。这对实施舆论监督，关系极大。在我们这个封建意识还比较浓厚的国家，领导也好，群众也好，其民主意识的培养，彼此都需要一个过程。要求每个领导者“闻过则喜”，“闻善言则拜”，标准太高，不现实，不如暂提“闻过不跳”为好。　　莫谓标准低，做到也不易。闻过即跳的事，今天并不少见。老虎的屁股，即使你摸得再轻，它也会跳起来的。跳，说明什么？不外乎，批评丧失了他的“尊严”，或者批评不尽合乎事实，或者批评正好点到他的“穴道”。无论哪种情况，跳，都不是好对策。它既不能装饰尊严，提高威信，也不能用来澄清事实，更不能用来掩盖错误，只会暴露自己心胸偏狭，办法不多。　　不跳非塞耳，从善促反思。提倡闻过不跳，绝非闻过之后，两耳塞豆，不理不睬；或者消极按捺，“硬着头皮顶”；甚至伺机报复“秋后算账”；后一种不跳，曾造成过极为恶劣的影响，历史已经惩罚了这类“不跳”的“算账派”。闻过不跳，则是希望“不跳”之后，促进反思，从善如流，从批评中吸取动力和活力，进而把党和人民交给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工作搞得好些。（原载《解放日报》拾风文有改动）　　这篇短论的中心论点是首段首句：“闻过不跳”。这是根据实施舆论监督的实际情沉，从“闻过则喜’’这一成语中引申出来的富有新意的见解，开门见山提出来，十分鲜明醒目。接下去提出了两个分论点：一是“莫谓标准低，做到也不易”；二是“不跳非塞耳，从善促反思”。依次在每一自然段开头提出，不仅证明、补充和发挥了中心论点，使议论得以展开并达到－一定的深度，而且分论点的位置突出，在所属的自然段中也是“开门见山”，无疑起了使文章立论更加发人深省的作用。　　结合具体材料发表议论，关键在于从材料中提炼中心论点和分论点，同样能做到“开门见山”。请看下面一篇文章：　　这样的会风好　　会风是党风的一种表现，搞四化建设，必须提倡好的会风。九月二十二日上午，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八时半，纪念委员会秘书长陈荒煤同志就来到会场。不到九时，纪念委员会主任委员邓颖超同志也提前到会。她和部分委员亲切地谈了一会儿话，然后就座，宣布会议开始。她说这次会议有两个议程，一是由秘书长作报告，二是请委员们讨论。她自己首先对纪念活动提出了具体意见，也对委员们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一位委员作了简短发言。过了一会儿，邓颖超同志问：“还有意见没有？”会上没有人再要求发言。她就宣布：“没有意见就散会，开短会！”这时是上午九时四十五分。会虽短，却解决了问题。这个会议的会风好，很有一些值得提倡的地方。　　第一是会议主持人准时到会。开会，应该有雷厉风行的作风，规定什么时候开会，就什么时候到会。所有与会者、包括主持会议的领导人都不能例外。八点开会九点来，寅时开会卯时到，这种松松垮垮、懒懒散散的恶习应该纠正。不顾与会者等候多时，主持人自己姗姗来迟的作风也要克服。领导带好头，不仅是有群众观点的表现，而且有利于同与会者一起，形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好作风。　　第二是报告人作有准备的发言。无论开什么会，都要讲求成效，讲求质量。会前必须作好充分准备。会前不作准备，会上信口开河，漫无边际地谈山海经，使与会者不得要领，就很难研究和解决问题。我们应当提倡：领导者要做有准备的报告（应该自己动手，而不劳秘书代办）。　　第三是说短话，开短会。上述会议时间很短，总共不到一小时，话多则长，话少则短，不拖拉，不耗时间。我们很需要这种作风。现在大家任务很重，事情很多，要通过开各种会议，讨论问题，研究问题。但不能把过多的时间，用在会议上。会议，因其内容不同，有的需要长，有的需要短，但无论如何，都应该尽可能求短些，更短些。鲁迅讲话、写文章，就主张尽可能短。我们应当学习鲁迅，也应当提倡：宁可把长会缩成短会，决不将短会拉成长会！　　提倡好的会风，纠正不良的会风，应该是整顿党风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原载《人民日报）葛琼文）　　和《闻过不跳》不同，这篇文章有一个开会的具体材料，作者对感性材料进行分析，上升到理性认识，提炼出“会风是党风的一种表现，摘四化建设，必须提倡好的会风”这一中心论点，开门见山提出来，然后用开会的材料作例证，接下去作者小结一笔：这个会议的会风好。又从中提炼出三个分论点：“第一是主持人准时到会”、“第二是报告人作有准备的发言”，“第三是说短话、开短会”，依次在每一自然段的开头亮出，使读者一目了然，明确了会风好的具体内容和标准，从而使全篇立论更加鲜明。显而易见，这就是“开门见山”的作用和效果了。　　要做到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和分论点，就需要我们在下笔前构思好论点提纲，应注意三点：一是注意论点本身的表述是否明确周密；二是注意中心论点和分论点之间是否统率和被统率的关系；三是分论点之间是否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构思成熟后，就可以铺纸展笔了。　　例如《“庖丁解牛”的启示》论点提纲：　　中心论点：实践出真知，不断总结经验，掌握事物的规律，就能提高工作效率。　　分论点：　　（1）要做生活中的有心人，善于学习，寻找规律。　　（2）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总结经验，掌握规律。　　（3）要运用规律，扬长避短，勇于克服困难，提高工作效率。　　例如《批评的“艺术”》论点提纲：　　中心论点：批评要取得效果，必须讲究批评的“艺术”。　　分论点：　　（1）批评必须注意界限和分寸，该批评的进行批评，不该批评的不乱批评。　　（2）批评，必须把握住被批评者的性格。　　（3）批评，还必须注意尊重被批评者的人格。　　（4）讲究批评的“艺术”，才能打开被批评者心灵的大门，使被批评者心悦诚服，从而真正提高思想觉悟。　　下笔前疏理好论点提纲，作文时，思路就不会阻塞，行文也不会捉襟见肘，做到“开门见山’’也就从容不迫了。　　当然，文章的布局方式多种多样，提出论点的方法也远不止一种。但学会了文章起笔提出中心论点和下面自然段的首句提出分论点的写作方法，就掌握了议论文如何发挥论点的威力的一种技巧。而根据题意和议论实际的需要，灵活熟练地运用这种开门见山提出论点的方法，对我们写好议论文来说，是有着很大的实用价值的。

写作角度是作者的观察点，是指作者从某个角度（主要有当事人的角度和旁观者的角度）进行记叙；观察点还可分为身体（生理）的和心理上的两种，生理是人的所见所闻等直观感觉，心理是指所想到的。写作角度是指什么写作角度可以分五类：立意角度，选材角度，构思角度，文体角度，语体角度。1、立意角度：教材上的文章都是文质兼美的范文，它们有的属于同一个话题，但是立意的角度却不一样。2、选材角度：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性格气质、受教育背景以及命运的不同决定了各自有不同的素材，因而在写作时，就会有不同的选材角度。3、文体角度：出于抒发感情、表达思想的需要，有时，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文体。4、选材角度：指每个人构思角度上切入点的不同。5、语体角度：不同的人语体风格不同，就是同一个人，语言风格也会因内容需要改变。

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有些时候第二人称会被归类为比较另类的第三人称。

叙事观点（pointofview或angleofobsevation）又称视点，或视角观察点叙述角聚焦型，是和小说的叙述者关系极为密切的一个重要的写作技巧，由亨利．詹姆斯在1907年至1909年间写的小说的分析性序言里作为小说批评的一个概念提出。所谓叙事观点是指叙述小说作品的角度，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即作家以什么身份充当作品的叙述者。分为叙事者视点，人物视点，情节视点，读者的视点。

写文学论文常用的视角有哪几种类型

两种：全知视角和有限视角

1、写作角度可以分五类：立意角度，选材角度，构思角度，文体角度，语体角度。①立意角度从古至今，文章的数量不胜枚举，但是，大致进行归类，仍然可以确定为几个范畴，几个话题。教材上的文章都是文质兼美的范文，它们有的属于同一个话题，但是立意的角度却不一样。例如，同样是要表现民族性格，《拿来主义》、《灯下漫笔》、《漫话清高》、《我若为王》各自在立意的角度上就不同。②选材角度同样要表现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杜牧写阿房宫的焚毁，苏洵写六国的灭亡，张溥写五人的慷慨赴死，龚自珍写天下之梅皆病……还有郁达夫写故都的秋天，朱自清写清华的荷塘……这些都是选材角度的不同。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性格气质、受教育背景以及命运的不同决定了各自有不同的素材，因而在写作时，就会有不同的选材角度。③文体角度同样要抒发胸中的块垒、郁闷与感悟，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是诗歌；《石钟山记》《游褒禅山记》是散文，还有小说、杂文等，这是文体的不同。出于抒发感情、表达思想的需要，有时，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文体。④选材角度同样是“小中见大”的写法，王安石、苏轼从选择从游山逛水切入，娓娓道来；鲁迅的《灯下漫笔》从现实生活中银行换钱写起；《庄周买水》更是借古人说事，这是构思角度上切入角度的不同。⑤语体角度不同的人语体风格不同，就是同一个人，语言风格也会因内容需要、因文体特点或豪放、或婉约、或诙谐、或俏皮、或轻松、或沉重……这也是角度的区别。

写文学论文常用的视角有几种

所谓外在视角就是通过对与你所描述的主题相关的外在物，环境，人，事件等等来反应这个主题。属于间接描述。比如描述一个人，你可以直接描述他的形象，肢体语言等等，也可以通过与他相关的事件来间接反应他。望采纳

两种：全知视角和有限视角

写文学论文常用的视角有哪几种

陈晓明说: 经典现实主义的叙事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叙述人既是隐身的，又是无处不在的，叙述视点预示着历史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叙述人始终是一个无穷大的历史主体，文学在整体上对社会历史进行承诺。

我不懂那些理论性的东西，给你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吧：就象打游戏一样，CS就相当于第一人称视角，恐怖爱丽丝就相当于第三人称视角，暗黑破坏神就相当于上帝视角，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写文学论文常用的视角有几种模式

小说通常都是由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去写。但写作的视角其实远不只是POV和HLTV这样简单的两种。鲁迅的《故乡》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但这个“我”并不是故事的主角。全文从第三者视角描述了闰土这个人物。米兰Lady的《御天香》则刚好相反。整篇文章采用第三人称，但始终从主角沈蕙罗的视角去观察宫廷中形形色色的人。用第一人称写作，由于视角较为狭窄，往往不利于整个故事（尤其是架构比较宏大的故事）发展。不经意间就会造成第一、第三人称混乱的情况。这时就需要运用文字巧妙的“借视角”。千叶梦飞（慕时涵）的《天下倾歌》中对人物常有略微超出POV视角的细致描写，对读者产生一定暗示。这样既打破局限，又不显得突兀。“借视角”也不是第一人称写作特有的。在一些第三人称的小说中同样会出现。九夜茴的《匆匆那年》以“我”在异国他乡遇到一个很特别的女孩方茴为引，听方茴和陈寻讲述那段年少时光。但其中有些情景明显是方茴（陈寻）不知晓的。由于这里采用第三人称的写作模式，读者通常会默认是HLTV视角，因此也不以为异。

对叙述视角研究得比较精细的，是结构主义的批评家们。他们对叙述视角的形态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法国的兹韦坦·托多洛夫把叙述视角分为三种形态：全知视角（零视角），叙述者>人物，也就是叙述者比任何人物知道的都多，他全知全觉，而且可以不向读者解释这一切他是如何知道的。正如韦勒克、沃伦在《文学原理》中所说：“他可以用第三人称写作，作一个‘全知全能’的作家。这无疑是传统的和‘自然的’叙述模式。作者出现在他的作品的旁边，就像一个演讲者伴随着幻灯片或纪录片进行讲解一样。”这种“讲解”可以超越一切，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甚至是同时发生的几件事，他全都知晓。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只是被动地接受故事和讲述。这种“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很像古典小说中的说书人，只要叙述者想办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想听、想看、想走进人物内心、想知道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的任何事，都不难办到。因此，这种叙述视角最大最明显的优势在于，视野无限开阔，适合表现时空延展度大，矛盾复杂，人物众多的题材，因此颇受史诗性作品的青睐。其次是便于全方位（内、外，正、侧，虚、实，动、静）地描述人物和事件。另外，可以在局部灵活地暂时改变、转移观察或叙述角度，这既多少增加了作品的可信性，又使叙事形态显出变化并从而强化其表现力。叙事朴素明晰，读者看起来觉得轻松，也是它的一个优点。正因为有如上优越性，全知视角尽管已被视为落伍，却至今仍具有生命力。但这种叙述视角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它经常受到挑剔和怀疑的是叙事的真实可信性，亦即“全知性”。冯·麦特尔·艾姆斯在《小说美学》中说：“一般的方法是这样：无所不知的作者不断地插入到故事中来，告诉读者知道的东西。这种过程的不真实性，往往破坏了故事的幻觉。除非作者本人的风度极为有趣，否则他的介入是不受欢迎的。”因为这里只有作者的一个声音，一切都是作者意识的体现。再者，这种叙事形态大体是封闭的，结构比较呆板，时空基本按照自然时序延伸扩展或改变，缺少腾挪迭宕；加之是“全知”的叙事，留给读者的再创造的余地十分有限，迫使他们被动地跟着叙事跑，这显然也不符合现代人的口味。叙述者=人物，也就是叙述者所知道的同人物知道的一样多，叙述者只借助某个人物的感觉和意识，从他的视觉、听觉及感受的角度去传达一切。叙述者不能像“全知全觉”那样，提供人物自己尚未知的东西，也不能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解说。由于叙述者进入故事和场景，一身二任，或讲述亲历或转叙见闻，其话语的可信性、亲切性自然超过全知视角叙事，它多为现代小说所采用的原因也恰恰在这里。这种类型，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取名为“内焦点叙事”。这种内视角包括主人公视角和见证人视角两种。主人公视角的好处在于，人物叙述自己的事情，自然而然地带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和真实感，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袒露内心深处隐秘的东西，即使他的话语有所夸张或自谦，读者也许把这当作他性格的外现，而不会像对待“全知”视角那样百般挑剔质疑。另外，它多少吸收了全知视角全方位描述人物的优点，特别便于揭示主人公自己的深层心理，对于其他人物，也可以从外部描写，并运用一定的艺术方式接触到他们的内心世界。这种视角的主要局限是受视点人物本身条件诸如年龄性别、教养熏陶、思想性格、气质智商等等的限制。弄不好容易造成主人公情况与其叙事话语格调、口吻，与其所叙题材的错位，结果就会像全知视角那样不可信。由此生出的另一缺陷是，难以用来叙述背景复杂事件重大的题材，《战争与和平》不可能由娜塔莎·罗斯托娃来作总的叙述者；而对于讲述个人历史却往往得心应手，像《鲁宾逊漂流记》和《阿甘正传》等。第三，很难描写充当视点人物的主人公的外部形象，勉强这样做就像照镜子，不免有些扭捏造作。见证人视点即由次要人物（一般是线索人物）叙述的视点，它的优越性要大于主人公视点。首先作为目击者、见证人，他的叙述对于塑造主要人物的完整形象更客观更有效，这是很明显的。其次，必要时叙述者可以对所叙人物和事件做出感情反映和道德评价，这不仅为作者间接介入提供了方便，而且给作品带来一定的政论色彩和抒情气息。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中的《射击》、《驿站长》都是有代表性的见证人叙事。它的第三个优点是，通过叙述者倾听别人的转述，灵活地暂时改变叙事角度，以突破他本人在见闻方面的限制。如《驿站长》中驿站长的女儿杜妮亚被骠骑兵拐走的经过，就是由驿站长转叙给“我”的。第四，见证人在叙述主要人物故事的时候，由于他进入场景，往往形成他们之间的映衬、矛盾、对话关系，无疑会加强作品表现人物和主题的力度，有时则会借以推动情节的发展。但见证人视点同样受叙述者见闻、性格、智力等的局限，有些事情的真相以及主要人物内心深处的东西，只有靠上面提到的主人公自己的话语来揭示，如果这样的话语写得过长，就可能冲淡基本情节，并造成叙事呆板等弊病。从具体分析中我们认为，作者没有大于主人公的意识。这是一种建立在对等关系上的叙事作品，作者绝不比人物或主人公知道得多，而是以对等的权力参加对话的。在当代小说中，以这种叙述视角叙述的作品大量存在。它强化了作品的真实性，扩展了作品的表现力。在冯骥才的《高女人和矮丈夫》中，作家选取了团结大楼的居民眼光作为叙述视角。这种叙述视角一直难以窥破那对高低不成比例的夫妻之间的秘密。作家固执地坚持这种叙述视角，因而最终我们只是和团结大楼的居民一道得到几个画面：他们在外观上的不协调，他们挨了批斗并被迫生离，他们的重聚以至话别。小说不仅以这些画面有力地征服了读者，而且画面之间的空白还令我们的思绪萦绕不已。叙述者<人物。这种叙述视角是对“全知全能”视角的根本反拨，因为叙述者对其所叙述的一切不仅不全知，反而比所有人物知道的还要少，他像是一个对内情毫无所知的人，仅仅在人物的后面向读者叙述人物的行为和语言，他无法解释和说明人物任何隐蔽的和不隐蔽的一切。它最为突出的特点和优点是极富戏剧性和客观演示性；叙事的直观、生动使得作品表现出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它的“不知性”又带来另外两个优点：一是神秘莫测，既富有悬念又耐人寻味。在这方面，海明威的《杀人者》就是人们交口称赞的一篇。两个酒店“顾客”的真实身份及其来酒店的目的，在开篇伊始除他们本人外谁也不知道，这必然造成悬念和期待，至于杀人的内幕在小说中只有那个要被谋杀的人晓得，可他又闭口不言。直至终篇，读者所期待的具体的、形而下的答案也未出现，然而这却使他们思索深层的、形而上的问题。结尾的对话好像作了些许暗示，其实仍无明确的回答，叙述者只是让尼克觉得“太可怕”并决定离开此地，从而激起有思想的读者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间的恐惧感——这也许正是作品的旨归。由于这一长处，它常为侦破小说所采用。二是读者面临许多空白和未定点，阅读时不得不多动脑筋，故而他们的期待视野、参与意识和审美的再创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调动。但这种叙述视角的局限性太大，很难进入人物内心，顶多作些暗示，因而不利于全面刻画人物形象，也就为一般心理小说所不取。又因为作者的“替身”言而不尽，作者直接明显的介入就十分困难，即使巧妙介入也不易察觉，这样用于写日常题材往往缺乏力度。第三人称叙述是从与故事无关的旁观者立场进行的叙述。由于叙述者通常是身份不确定的旁观者，因而造成这类叙述的传统特点是无视角限制。叙述者如同无所不知的上帝，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出现在各个不同的地点，可以了解过去、预知未来，还可随意进入任何一个人物的心灵深处挖掘隐私。由于叙述视点可以游移，这种叙述也可称作无焦点叙述。总之，这种叙述方式由于没有视角限制而使作者获得了充分的自由。传统的叙事作品采用这种叙述方式的很普遍。但正由于作者获得了充分的叙述自由，这种叙述方式容易产生的一种倾向便是叙述者对作品中人物及其命运、对所有事件可完全预知和任意摆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会有意无意地意识到，叙述者早已洞悉故事中还未发生的一切，而且终将讲述出读者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因此读者在阅读中只能被动地等待叙述者将自己还未知悉的一切讲述出来。这样就剥夺了接受者的大部分探索、解释作品的权利。因而到了现代，这种无所不知的叙述方式受到许多小说批评家的非难。现代的第三人称叙述作品有一类不同于全知全能式叙述的变体，作者放弃了第三人称可以无所不在的自由，实际上退缩到了一个固定的焦点上。如英国女作家沃尔夫（VWoolf，1882-1941）的小说《达罗卫夫人》，用的是第三人称。故事中有好几位人物，然而叙述的焦点始终落在达罗卫夫人身上，除了她的所见、所为、所说之外，主要是着力描写了她的心理活动。其他人物都是作为同达罗卫夫人有关的环境中的人物出现的。我们可以感到，叙述者实际上完全是从达罗卫夫人的角度观察世界的。这是一种内在式视角的叙述。这种第三人称已经接近于第一人称叙述人。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中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叙述视角因此而移入作品内部，成为内在式焦点叙述。这种叙述角度有两个特点：首先，这个人物作为叙述者兼角色，他不仅可以参与事件过程，又可以离开作品环境而向读者进行描述和评价。这双重身份使这个角色不同于作品中其他角色，比其他故事中人物更“透明”、更易于理解。其次，他作为叙述者的视角受到角色身份的限制，不能叙述本角色所不知的内容。这种限制造成了叙述的主观性，如同绘画中的焦点透视画法，因为投影关系的限制而有远近大小之别和前后遮蔽的情况，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会产生身昨其境般的逼真感觉。近现代侧重于主观心理描写的叙事作品往往采用这种方法。但如果对各种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法的作品进么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不同的作品中，这个叙述视角的位置实际上不尽相同。这通常是因为叙述者所担任的角色在故事中的地位不同：有的作品中叙述者“我”就是故事主人公，故事如同自传，比如英国作笛福（DDefeo，1660-1731）的《鲁滨逊漂流记》、鲁迅的《狂人日记》都是这样的例子。这类作品中叙述视角的限制最大，因为叙述者所讲述的内容都直接地属于他参与的或与他有直接关系的行动；尤其是像《狂人日记》这样的日记体叙事作品，人物叙述的时态也被限定了只能是当时的叙述。但这种例子并不能代表所有的第一人称叙述的特点。事实上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同故事保人物的视角往往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因为这类作品一般是以过去时态叙述的，这就是说叙述者仍有可能以回忆者的身份补充当时所不知的情形。还有许多作品中的叙述者只是故事中的次要人物或旁观者，由于叙述者与故事中主要的事件有一定距离，这样的叙述比前面所说的那种叙述往往要客观一些。这些叙述方式中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俄国作家普希金的小说《驿站长》。这篇小说中的叙述者虽然是第一人称“我”，但这个“我”同故事中所讲述的故事情节几乎不发生任何关系，仅仅是个旁听者而已。这样的第一人称叙述有时同第三人称叙述就很接近了。第二人称叙述是指故事中的主人公或者某个角是以“你”的称谓出现的。这是一种很少见的叙述视角。因为这里似乎强制性地把读者拉进了故事中，尽管这只是个虚拟的读者，但总归会使现实中的读者觉得有点奇怪。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的短篇小说《玫瑰色街角的人》中就有这样的叙述方式：想想看，您走过来，在所有的人中间，独独向我打听那个已故的弗兰西斯科·雷亚尔的事……我见到他的面没有超过三次，而且都是在同一个晚上。可是这种晚上永远不会使您忘记……当然，您不是那种认为名声有多么了不起的人……①这里的第二人称不过是叙述者设定的一个听众，与叙述视角毫无关系。故事本身的叙述视角仍然是第一称。事实上，讲述“你”的故事的叙述者只能是“我”也就是第一人称。即使故事中的叙述完全都是“你”的语言，那也只能是“我”在转述，但因为“我”不出场而使得叙述变成了旁观者的视角，也就是变成了以“你”为角色称谓的一种第三人称叙述的变体。但因为叙述者把叙述的接受者作为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来对待，从而使得现实的读者与虚拟的叙述接受者作为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来对待，从而使得现实的读者与虚拟的叙述接受者二者之间的距离拉大，形成一种叙述者参与到故事内容中的反常阅读经验。这是作者刻意制造的一种特殊效果。由于这类作品的数量和影响都很小，所以对于叙事学研究来说意义很有限。但有些研究都认为，戏剧叙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第二人称叙述方式，因为戏剧表演中把观众席作为“第四堵墙”的意识使得剧中人的叙述往往具有面向观众的倾向，在独白或旁白一类的叙述中这种倾向尤为明显，无形中成为一种以“你”为对象的叙述，也就意味着观众成为剧中叙事的一个参与者。第二人称叙述具有使接受者明显参与叙述行为的特点，这正是戏剧叙事所需要的。注：①《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王央乐译，上海泽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在传统的叙事作品中，叙述人称一般是不变换的。有的理论家相信视角应当始终如一。事实上，视角的变换并非不可以。即使在古代的叙事作品中，叙述视角的变换也不是没的。如《水浒传》中“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写到：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门前安排菜蔬下饭，只见一个人闪将进来，酒店里坐下，随后又一人闪入来。看时，前面那个人是军官打扮，后面这个走卒模样，跟着也来坐下。这一段叙述显然是从李小二的视角出发的。明末小说批评家金圣叹在这一段后批道：“‘看时’二字妙，是李小二眼中事。一个小二看来是军官，一个小二看来是走卒，先看他跟着，却又看他一齐坐下，写得狐疑之极，妙妙。”他不仅看出了视角的变换，而且注意到这种变换对故事中情绪氛围变化的影响。实际上中国传统的白话短篇小说是从“说话”（即说书）艺术中发展起来的，说话人为了吸引听众，需要绘声绘色地模拟故事情境，所以常常需要变换视角以达到那种设身处地“说一人，肖一人” 的逼真效果。不仅叙述视角可以从所叙述的内容看出变换，故事中叙述人称也可以变换。如普希金的小说《驿站长》，从整体上来说是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但在讲到故事中老驿站长的女儿都妮亚的故事时是这样说的：……于是他就把他的伤心事详详细细地讲给我听了。——三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站长正在新登记簿上面划线，他的女儿在壁板后面给自己缝衣服，一辆三驾马车到了……②这里用间接引语的方式讲述都妮亚的故事时叙述人称就从第一人称变换为第三人称了。通过这种叙述视角与人称的交替变换，故事叙述中在把握远近粗细时有了更多的自由，因而也就可以叙述得更生动。②普希金：《驿站长》，引自《俄国短篇小说选》，肖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会性1981年版，第28页。

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