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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鉴赏论文1500字怎么写好看

发布时间:2024-07-07 20:46:44

文学鉴赏论文1500字怎么写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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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西厢记长亭送别》借景抒情艺术赏析  [摘要]本文从《长亭送别》的景物描写入手,以文本细读的鉴赏方式,深入细致的探讨了景物描写的特点和作用,总结了中国古典戏曲中借景写情的成功经验。  [关键词]借景抒情 情境交辉 乐景写哀 化腐朽为神奇 过渡、引起情节  引子 借景抒情或曰借景写情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常用的手法。然而在中国古典戏曲中借景抒情也十分常见。以《西厢记》为例,曲词中就有景物描写的唱词。虽然不多,但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就具体探讨《长亭送别》中几处写景的作用。  《西厢记》是古典戏曲中情境交辉的最好的典范,尤以《长亭送别》为最。写情而能“沁人心脾”方为最佳。情因景生、境因情现,二者不能割裂。其写景虽少,却对表“情”起着重要的作用。总体看来,这出戏中的景物主要是造境,它把莺莺的离愁别情放在四种不同的环境(即下文谈到的景一、景二、景三、景四)中作了境异情殊的描写,为角色的喜怒哀乐创设一个特定的环境。这种环境的确立主要作用是使情与境融合,避免了刻意写情产生的浮泛。从而使人物具有生活的具体性和真实感。《长亭送别》总是在情节转折之处,用秋景显现环境。  景一:这是赴长亭前之景。这样就把莺莺在途中的离情别绪,包笼在一径秋光之境中了,形成了情与境的交融。  景二:这里写得是秋郊长亭的离筵。不是小庭深院的团聚,所以首先渲染出暮秋凄苦之情,把整个离筵用秋的萧条气氛笼罩起来,使秋境和离情统一,愈显悲苦。  景三:这一景语,把上面全部形象都包容在苍山落照的秋境之中了。金圣叹评之为“笔力雄大”。  景四:此又一境,又一情。景随人远,情随恨长,情境关合,丝丝入扣。  《长亭送别》是一首真挚的抒情诗,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是一支撩人的离歌,给人以深沉的美感享受,凄艳动人。  景一:十里长亭路,相思慢慢行  [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这支曲词是历来公认的写景名句。相传王实甫写完此句后,思虑殚尽,扑地而死(晕厥)。曲子写的是秋景,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是通过萧瑟的景物烘托了人物悲凉的心情,这值得商榷。我认为这幅秋景的基调不是悲凉萧瑟的,此曲所本的范仲淹的《苏幕遮》词为“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这里,碧云,黄叶,绿波,翠烟,构成一幅的美丽画面。最能代表秋之萧瑟的“黄叶”在范仲淹的笔下尚且不悲,何况是色彩更加绚丽的“黄花”呢?因此,“碧云天,黄花地”二句一高一低,一俯一仰,展现了际天极地的苍莽秋景。再加上漫山的红叶,真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是一幅由蓝、黄、红构成的立体感极强的绚烂秋光图。  那么,怎样理解此处景物在表现人物心情方面的作用呢?其实,范仲淹的词上阕的景物虽然色彩斑斓,但还是为了表现的悲凉的思绪,这是以乐景写哀情。此手法在古典诗歌中是很常见的。如杜甫《绝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抒发了伤感的思乡之情,而前两句却勾画了一幅幅浓丽的春日画面,极言春光融洽。这是以乐景写哀情。“端正好”曲词用的也是这种手法。曲词中的一个“晓”字告诉我们,长亭送别是从早晨开始的。“碧云天,黄花地,雁南飞,霜林醉”正是刚走出家门的崔莺莺去长亭的路上看到的景色。坐在车里,看到这大好的秋光,莺莺无限惆怅。自然的美景和人生的美景从此都不会属于她。“北雁南飞”,那南飞的大雁,是要回到自己温暖的家的,而她崔莺莺的家呢,那是一个没有自由、讲求门第、热衷功名的深宅府第。况且此时她是客居途中,丧父的悲伤尚在。和张生“腿儿相挨,脸儿相偎,手儿相携”的温存稍稍使自己的心情得到些许宽慰,没想到……她甚至更会想到,假如张生此时不是上京赶考,而是与她去郊外游玩,那该是何等的惬意和幸福啊!没想到母亲却对张生说:“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母亲啊,你为什么要逼张生求取功名,世人啊,你们为什么重利轻情?”这是此时此刻崔莺莺在心里的呐喊。由此,在她的眼中,那枫林自然就洒满了离人的红泪。这幅画面,色彩热烈。热烈的色彩下,一对儿恋人踯躅于即将分手的路上。自然景境与人物心境形成强大的反差,这是以美的意境营造悲的气氛。  正因为他们的“马儿迍迍的行”,因此,快到长亭时,已是“疏林挂着斜晖”了。“端正好”和“滚绣球”这两支曲子一个早上,一个晚上,时间跨度如此之大,作者用心良苦。十里长亭路,这对儿小夫妻从早晨走到了晚上,足见难舍之情。当然这里面包含了夸张的成分。  景二:短暂饯行宴,有言难表白  [脱布衫]下西风黄叶纷飞,染寒烟衰草萋迷。  这是第二幅画面:西风,黄叶,寒烟,衰草。夕阳西下,西风渐紧,“黄叶纷飞”,叶子落得又多又急,不是“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的温柔状态,而是肃杀的,是秋风扫落叶,一股冷嗖嗖的感觉袭上身来。再笼以寒烟、缀以衰草,一动一静,愈觉凄冷。饯行之宴就在这样一个冷风冷色的场景中开始了。  这是通过莺莺眼看到的秋景。这是一场沉默的晚餐,除了几个人物应酬性的对话外。在即将分别的筵席上,二人有多少知心宽慰的话要向对方表白啊,可是一切都是沉默,只剩下两个人的叹息声。这沉默和叹息埋藏着莺莺心中无限的“怨”。目睹眼前瑟瑟的西风、黄叶、寒烟和衰草,莺莺的怨情滚滚涌出。  “幺篇”曲词怨张生“轻别离”“情薄”,甚至不希望他进京赶考。“满庭芳”曲词怨母亲“供食太急”,在本已很短暂的饯行宴上居然还不肯回避,弄得莺莺和张生不能温存话别,只能“暗送秋波”。“朝天子”曲词中莺莺痛斥世人追逐名利的心态,充分表现了她珍视爱情、鄙视功名利禄的思想。极目是黄叶纷飞,眼前老夫人面沉似水。西风瑟瑟之中一片沉寂。“将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暖溶溶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这恰恰是莺莺怨极产生的幻觉。  “霎时间”言筵席时间很短,可是读者却同曲中二人一样感到这场沉默的饯行宴是那样地漫长。而他们在赴长亭的路上,走了一天却显得时间那么短,这也许就是情人心中的时间辨证法。  景三:把酒相告别,情殷意切切  [四边静]两意徘徊,落日山横翠。  [四煞]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  宴席结束,余人散去,唯有一对恋人和红娘。“两意徘徊”言二人依恋难舍,但“落日山横翠”,又不得不分手了。看到眼前的横山,又心里不禁一沉,因为没有山的阻挡,分手之后,还能以目相送片刻,使思念之情得到慰藉。  莺莺再也无法沉默了,刚才筵席上被压抑的情感此时一下子释放了出来——用泪。莺莺“把酒”向张生告别。她有太多的话想说,却又不能在这即将分别的瞬间全部倾吐出来,一时语塞的莺莺有的就是泪。一个“哭”字确实胜过千言万语。“哭”中甚至有些绝望的成分,“知他今宵宿在那里?有梦也难寻觅。”莺莺觉得自己剩下的只有梦,她寄希望在梦中与张生相见。果然,下一折戏(第四折)就写了莺莺做梦追张生到草桥店要与其一起上京的情节。然而,一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对即将远行的丈夫,确实是不能“一个'哭'字了得”,如此岂不太“低俗”了。所以当莺莺心情平静下来时便有殷殷的嘱托。尤其“五煞”曲词的嘱托,说得多么一往情深!情意切切,让人不忍卒读。此时的莺莺,她是那么地软弱、孤独、无助、温柔又伤感,让人挥之不去。  而当她莺莺连梦也没有的时候,或曰梦也不能圆她见张生一面的时候,她就只有望眼欲穿了。于是便有了“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的描写。这个场景说不上新颖别致,在古典诗词中很常见。可用在这里却化腐朽为神奇,十分真切地表现了莺莺的孤独思念之情,这是莺莺的大痛苦和大悲凉,也是中国古代妇女的大痛苦和大悲凉。  一个女子,西楼独倚,怅望古道衰柳,心上人迟迟不归。这个形象很使人想起古代的弃妇。从而自然带出“二煞”曲词中莺莺对张生些许的请求,或曰乞求。莺莺害怕自己倾心的爱全部付出后被玩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出身名门的崔莺莺未必不懂得这个道理,张崔的“两情”,在莺莺看来,就怕不是“久长时”,那么她就更要在乎朝朝暮暮。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悲剧可见一斑。  景四:独自长徘徊,心愁车难载  [一煞]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  [收尾]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  这是后两只曲子。这个场景写莺莺送别张生后,迟迟不肯归去,怅然若失、徘徊反侧的情景。精彩之处是情景交融,细腻地刻画了莺莺几起几伏的思念之情。  “青山”三句写莺莺刚刚送走张生后,始终目送他渐行渐远。直到张生转过一片山,山、树和暮蔼淹没了张生。此时莺莺转过眼睛,西风之下,她看到的是夕阳古道,只剩自己孤独地站着。“无人语”有二说,一是古道无人,寂静荒凉;一说张生已去,再无人与莺莺知心相谈。总之,这句是写莺莺思念的心情开始渐渐平缓下去了,就要回家了。可就在这时,她却突然听到了一声“马嘶”。这马嘶无疑告诉莺莺她的心上人此时就在路上,这使她已经平静了的心骤然又涌动起离别的悲苦之情。她又不忍心马上回家了,这才有了“懒上车儿”的想法。这是“一伏一起”。  随着马嘶声的渐渐远去,莺莺的心情又开始慢慢平静下来。再加上红娘在一旁的催促,莺莺要动身走了。当她就要抬脚登上车子时,下意识地再一次环顾四周,也许她在寻找什么,而她看到的只是四面暮蔼沉沉的青山。她也下意识地望了一下张生离去的远方,那里是一轮如血的残阳即将没入山巅。而突然间,“一鞭残照里”,这是莺莺万万想不到的。残阳的余晖中瞬间出现了一个黑色的起马人的剪影。他正跃马扬鞭,他是谁?是张生。莺莺两度平静下去的心情再一次空前地激荡不已。这是“再伏再起”。本已相思之极的她此时真是“遍人间烦恼填胸臆”,眼前的车子是如何也载不起的了。  关于“一鞭残照里”,也有二解。一说写实,即如上文所言;一说写虚,即莺莺幻觉。二说均可,幻觉亦表明莺莺的思念之切。或许,被莺莺误看成的残照中的“一鞭”,就是一头暮归的牛呢!  结论:以景造境,情境交辉  《长亭送别》中的景物描写不是零散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整体——这就是秋景。从时间上说是从“晓来”之晨到“疏林挂着斜晖”,再到“落日”,最后至“残照”;就空间而言是起于“长亭路”,继而是长亭外的近景,然后是亭外远山、古道、田野,最后终于“残照”的天边。正因为景物之间具有纵的和横的关联,所以既独立又作为整体一部分的几幅清秋图便构成了秋的整体意境,又兼过渡、引起情节的作用。  《长亭送别》中的景物描写,又围绕着一个“情”字展开,以景造境,情境交辉,反复烘托渲染人物心理,十分生动细腻地刻画了崔张二人尤其是莺莺依恋、哀伤、悲苦、关切、忧虑、孤独等复杂的心理。这折戏把男女之情写到了极致,崔张二人就是在长亭这样的意境时空下“话别”,从而演绎了一曲“两情若是久长时,也在朝朝暮暮”的情爱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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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初中和小学的鉴赏论文,书上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说,一字不差才好呢。如果是高中鉴赏论文,书上是怎么鉴赏的你就怎么说,用自己话说,最好是多拿些课外书作为参考。如果是大学鉴赏论文,多借鉴一下书上的鉴赏,再添加点一点自己的观点,实在没有自己的观点,那就把别人的观点打散了说。如果是研究生鉴赏论文,书上说的你就没有必要重点说了,多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文物鉴赏论文1500字怎么写好看

中国玉器鉴赏图典  周南泉主编 本书以历史朝代为主线,以玉器文物为载体,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清朝末年,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各个朝代的玉器艺术发展轨迹,提炼总结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玉器文化发展的特色及其特殊内涵,从其品种、用途、纹饰和制作工艺等各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并通过时代的纵向比较和地域的横向比较全面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玉文化发展中的异枝与同脉。国玉文化从远古走来,博大而深邃。从礼仪用玉到冥葬用器,从贵族独享到官民同用,玉器的功用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更迭;从简朴到繁缛,从神秘奇诡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玉器的纹图也随着功用的改变而深刻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周南泉先生平易的文字,精辟的论述,将带领诸多玉器爱好者踏入并得以细赏这一神秘的殿堂。为了便于读者能够比对文字,深入了解和欣赏玉器,本书还随文附大量精美的玉器彩图,图文呼应默契,图释专业详尽,具有相当的直观性。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治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就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 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一、形成期 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1、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境,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 2、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柳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3、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三、转变时期; 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第二乘马,长17、高06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因而本网对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研究,至隋唐为止。 追问: 复制别人的 这个我刚看过 鄙视这类团队 回答: 我只是代表我 不代表团队啊·········· 追问: 额 这话我喜欢 采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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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中国地大物博,拥有着灿烂文明的五千年历史,出土的文物数不胜数。其中北宋官窑瓷器款识多达数种,因为专门为宫廷用瓷而制造的,所以产量很少,因而流传至今的瓷款也极少。关键词:北宋 官窑 五大名窑 特点 造型 釉色 烧制 支钉一.揭秘北宋官窑中国陶瓷的发展源远流长,瓷都景德镇更是名扬中外,到了宋代,瓷器的发展到达了黄金鼎盛时期,其中五大名瓷汝、官、哥、钧、定更是争奇斗艳,各领风骚,其中由官窑烧造的贡御瓷器更是工艺先进,制作精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在北宋,瓷器可分为官窑和民窑。首先简单说下民窑,当时生产者看重的是实用、使用价值,生产者考虑了成本,所以工料就不是很讲究。但官窑却不同,官窑是为宫廷而制作的,制作时不计成本,精益求精,窑址的地和生产技术也是严格保密,工艺精美绝伦,因而流传下来的瓷器很多都是稀世珍品。很多人就产生疑问,北宋制作的官窑的地方在哪?是景德镇吗?随着时代的变迁,当时的京师即汴京(今开封),因宋代汴京遗址已沉入地底,至今日为止,尚未发掘出北宋官窑遗址,对于北宋官窑遗址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和充足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时至今日,关于北宋官窑遗址在何处,仍有不同说法,一般有三种说法:一说北宋官窑即为汝窑;二说否认北宋官窑的存在;三说为北宋官窑即为汴京官窑,它与南宋时的修内司官窑先后存在①。至今官窑到底在何处是一个谜团,等待后人的探索与发现。二.北宋官窑瓷款的特点②造型别致制作精巧 以这张图为例子进行简单分析,可以看出,此制品的上下两端都好似喇叭一样,上端略微比下端要大些,中间鼓出且上面有等距离排列的四根齿状的棱角,中间鼓出的地方下面有条凹槽,底部随着四根棱角的地方有淡淡不明显的三角形突起。这样的造型对于瓷器的制作是一种挑战,像一般的瓷器,我们常见常见的都是类似与家中装饰的花瓶一样,造型上很单一,而北宋官窑瓷器就造型精致,气度不凡,给人眼前一亮,别致新颖的感觉。釉色美丽烧制精湛上图是北宋徽宗朝的官窑汝窑制作的天青无纹椭圆水仙壶,釉色是淡淡的情色,像一面镜子一样,晶莹光亮,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过去,都光泽闪亮。此青色釉彩是天青釉,又被成为雨过天青,是一种幽淡隽永的高温兰色釉。给人的感觉虽朴素但却高雅清新,给人以脱俗之感。此天青釉因为其价格昂贵,所以只有官窑会使用,一般民窑不会以此作为原材料。和一般的瓷器相比,其烧制水平也高超,瓷器表面光滑,没有半点瑕疵,光亮照人,内部也没有小的气泡。试问现在我们现在还能见到这样美丽的釉色精湛的烤制技术吗?即使在景德镇也很难再见到这样的珍物了。釉层厚度极为薄从以上两图的断面,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官窑瓷器的釉层的厚度很薄,这在一般的瓷器上是很难遇见的,并且想要模仿也是难。并且断处呈现的是流畅的线状,这也是其独有的特点(赝品呈现的是不连续的齿状)。现今有些人为了赚取不义之财,制作假的文物变卖,如果这样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瓷器釉色的厚度和断处的裂缝来判断它是不是北宋官窑的真品。4.底部的支钉痕迹北宋官窑的制作采用烧钉制作,器底留有细小的支钉痕;支钉烧大多为3个、5个或6个。并且从图上可以清晰的看出,支钉痕小,形如芝麻,呈白色。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凡传世的北宋汝窑瓷器物的器底都有支钉痕迹,无一例外。 三.总结这学期通过在复旦大学选修《中国文物鉴赏》,我对文物这一方面更感兴趣,尤其是北宋官窑及其瓷器。历史传承,在对北宋官窑瓷的了解研究中,同时对北宋宫廷生活有了一些推测和估计,可以联想到当时宫中歌舞升平奢华的生活。也透过瓷器看到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智慧,相信有些是在科技迅速发展生活的我们也无法想到,无法达到的。

油画鉴赏论文1500字怎么写好看

1872年克洛德莫乃的这幅名为《日出印象》的油画首次展出,这幅画描绘了法国勒阿佛尔港口黎明时分的情景,港口作业区的大致轮廓--起重机、吐着烟的烟囱、建筑--透过浓密的晨雾和满画面的匪夷所思的破碎笔触,观者所能辨出的就是这些。这幅画儿当时在大多数人眼中简直是一团糟。批评家们更是大为恼怒,他们将这幅画的作者莫乃以及与之画风相近的画家的称为“印象主义”。指责莫乃画风太幼稚,其画作不过是小儿涂鸦而已,与勒阿佛尔港日出时的情景何尝有半点相似。几年后艺术评论来了个180度转变,好象莫乃好得不能再好了,仿佛印象派画家不仅长与用笔而且捕捉视觉真实的技巧已臻化境,令当代画家相形见拙。为何莫乃笔下的勒阿佛尔港先被说成一团糟,后来又被称为对港区日出情景了不起的再现?我们该如何理解此种戏剧化的转变。莫乃背弃了关于勒阿佛尔港传统的种种表达方法,而更趋向于表现真实的自我感受,传达出自己对日出的鲜活印象,将常识之类搁置一边,竭力捕捉最初朦胧印象,并将其凝固在画布上。他试着画出的是我们打量世界时实际看到的一切,而不是我们料想我们会看到的东西。因此开始的时候人们自然会抗拒,勒阿佛尔港的日出怎么是这样的呢?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观察,人们发现,当船衬着城市的背景出现时,在特定的光线下从特定的角度看去,船似乎真的是在城里行驶,有时海天会浑然一色,我们实难分辨何为大海,何为天空。每件成功的艺术品不可或缺的东西究竟为何,那就是--一种能令我们重新发现现实中遭歪曲、忽略的一面的能力。

梵高的宇宙,可以在《星夜》中永存。这是一种幻象,超出了拜占庭或罗曼艺术家当初在表现基督教的伟大神秘中所做的任何尝试。梵高画的那些爆发的星星,和那个时代空间探索的密切关系,要胜过那个神秘信仰的时代的关系。然而这种幻象,是用花了一番功夫的准确笔触造成的。当我们在认识绘画中的表现主义的时候,我们便倾向于把它和勇气十足的笔法联系起来。那是奔放的,或者是象火焰般的笔触,它来自直觉或自发的表现行动,并不受理性的思想过程或严谨技法的约束。梵高绘画的标新立异,在于他超自然的,或者至少是超感觉的体验。而这种体验,可以用一种小心谨慎的笔触来加以证明。这种笔触,就象艺术家在绞尽脑汁,准确无误地临摹着他正在观察着的眼前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看,实际确是如此,因为梵高是一位画其所见的艺术家,他看到的是幻象,他就是幻象。《星夜》是一幅既亲近又茫远的风景画,这可以从十六世纪风景画家老勃鲁盖尔的高视点风景手法上看出来,虽然梵高更直接的源泉是某些印象主义者的风景画。高大的白扬树战栗着悠然地浮现在我们面前;山谷里的小村庄,在尖顶教堂的保护之下安然栖息;宇宙里所有的恒星和行星在“最后的审判”中旋转着、爆发着。这不是对人,而是对太阳系的最后审判。这件作品是在圣雷米疗养院画的,时间是1889年6月。他的神经第二次崩溃之后,就住进了这座疗养院。在那儿,他的病情时好时坏,在神志清醒而充满了情感的时候,他就不停地作画。色彩主要是蓝和紫罗兰,同时有规律地跳动着星星发光的黄色。前景中深绿和棕色的白杨树,意味着包围了这个世界的茫茫之夜。梵高继承了肖像画的伟大传统,这在他那一代的艺术家里鲜见的。他对人充满了激情的爱,使他不可避免地要画人像。他研究人就象研究自然一样,从一开始的素描小品,一直到1890年他自杀前的几个月里所画的最后自画像都是如此。它如实地表现出疯人凝视的可怕和紧张的眼神。一个疯人,或者一个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画出这么有分寸、技法娴熟的画来。不同层次的蓝色里,一些节奏颤动的线条,映衬出美丽的雕塑般的头部和具有结实造型感的躯干。画面的一切都呈蓝色或蓝绿色,深色衬衣和带红胡子的头部除外。从头部到躯干,再到背景的所有的色彩与节奏的组合,以及所强调部位的微妙变化,都表明这是一个极好地掌握了造型手段的艺术家,仿佛梵高完全清醒的时候,就能记录下他精神病发作时的样子。记得一句关于梵高的话:“灿烂到极致不是黯淡就是死亡,所以梵高也只能,毁灭了自己

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荷兰后印象派画家。他是表现主义的先驱,并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艺术,尤其是野兽派与德国表现主义。梵高的作品,如《星夜》、《向日葵》与《有乌鸦的麦田》等,现已跻身于全球最具名、广为人知与昂贵的艺术作品的行列。梵高出生于荷兰乡村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他早年做过职员和商行经纪人,还当过矿区的传教士。他充满幻想、爱走极端,在生活中屡遭挫折和失败,最后他投身于绘画,决心“在绘画中与自己苦斗”。他早期画风写实,受到荷兰传统绘画及法国写实主义画派的影响。1883年底,梵高回到父亲供职的教堂所在地纽南。在纽南的两年时间里, 梵高苦练素描技巧。在画了大量素描写生和习作后,他完成了第一幅著名作品-《吃土豆的人》。这幅作品和他这一时期的很多作品都受荷兰现实主义画风的影响,画面深沉,有极强的乡土气息。这也表现出梵高很强的农民情结,他似乎很想成为一位农民画家。一方面,他受到“精神导师”米勒的影响,更重要的可能是内心深处对乡间生活的向往,对淳朴农民的尊敬和对诚实劳动的赞美。1886年,他来到巴黎,结识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画家,并接触到日本浮世绘的作品。视野的扩展使其画风巨变,他的画,开始由早期的沉闷、昏暗,而变得简洁、明亮和色彩强烈。而当他1888年来到法国南部小镇阿尔的时候,则已经摆脱印象派及新印象派的影响,走到了与之背道而驰的境地。在阿尔,凡高想要组织一个画家社团。1888年,高更应邀前往。但由于二人性格的冲突和观念的分歧,合作很快便告失败。此后,凡高的疯病(有人记载是“癫痫病”)时常发作,但神志清醒时他仍然坚持作画。这位易于激动而富于神经质的艺术家,在其短暂一生中留下大量震撼人心的杰作。他的艺术,是心灵的表现。他曾说: “作画我并不谋求准确,我要更有力地表现我自己”,他并不关注于客观物象的再现,而注重表现对事物的感受。亨利·福西隆在论述凡高时说道: “他是他时代中最热情和最抒情的画家。……对他来说,一切事物都具有表情、迫切性和吸引力。一切形式、一切面容都具有一种惊人的诗意”,“他感到大自然生命中具有一种神秘的升华,他希望将它捕捉。这一切对他意味着是一个充满狂热和甜蜜的谜,他希望他的艺术能将其吞没一切的热情传达给人类”。   为了能更充分地表现内在的情感,凡高探索出一种所谓表现主义的绘画语言。他认为:“颜色不是要达到局部的真实,而是要启示某种激情。”在他画中,浓重响亮的色彩对比往往达到极限。而他那富于激情的旋转、跃动的笔触,则使他的麦田、柏树、星空等,有如火焰般升腾、颤动,震撼观者的心灵。在他的画上,强烈的情感完全溶化在色彩与笔触的交响乐中。 采用点彩画法。 他的大部分作品如《奥维尔教堂》等,画面色彩强烈,色调明亮。后来受到革新文艺思潮的推动和日本绘画的启发,大胆的探索、自由地抒发内心感情的风格,追求线条和色彩自身的表现力,追求画面的平面感、装饰性和寓意性。梵高的作品中包含着深刻的悲剧意识,强烈的个性和形式上的独特追求,一切形式都在激烈的精神支配下跳跃和扭动。 梵高最早的油画——包括埃顿时期,海牙时期和德伦特时期。当梵高画它们时已经是快30岁的人了。这些作品大约完成于1881年—1883年间。此前,梵高在博里那日矿区受到巨大打击,对上帝几乎绝望,却终在迷茫与困惑中找到了一生的归宿--绘画。他开始大量临摹名画,并画了大量素描习作。可以说,凡高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天才画家。他从小受到艺术熏陶,又有极高的文学素养,这使他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梵高喜欢伦勃朗,喜欢米勒,他用自己的画笔描绘农民,工人,社会底层人。深沉厚实的风格虽与其以后的画风有极大的反差,但画中所表现出的气质与精神却是永恒不变的。 他的早期作品受印象主义和新印象主义画派影响,代表作有《食土豆者》、《塞纳河滨》等。曾两次在咖啡馆和饭馆等地向劳工阶层展出自己的作品。不久厌倦巴黎生活,来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勒,开始追求更有表现力的技巧;同时受革新文艺思潮的推动和日本绘画的启发,大胆探索自由抒发内心感受的风格,以达到线和色彩的自身表现力和画面的装饰性、寓意性。  梵高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世人所接受,直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世界正进行着一次全面的革新,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变革,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大大的提高。而过去相对于印象派较为超前的梵高,此时正适应了人们的审美需求。   “梵高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画家,而且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与哲学家!”获得这项殊荣的时候,梵高已经去世了47年。 当他在世时他的作品虽很难被人接受,却对西方20世纪的绘画艺术有深远的影响。同时对现代人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法国的野兽主义、德国的表现主义以及20世纪初出现的抒情抽象主义等,都从他的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自由抒发内心感情、意识和把握形式的相对独立价值、在油画创作中吸收和撷取东方绘画因素等方面,得到启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绘画流派。   梵高摒弃了一切后天习得的知识,漠视学院派珍视的教条,甚至忘记自己的理性。在他的眼中,只有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观,他陶醉于其中,物我两忘。他视天地万物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用全部身心,拥抱一切。梵高很晚才作为一位极具个性化的画家而崭露头角,距他去世时只有八年。梵高着意于真实情感的再现,也就是说,他要表现的是他对事物的感受,而不是他所看到的视觉形象。   梵高在巴黎结识了印象主义画家群体,并多次参与他们的画家交流聚会之后,他的调色板就变亮了。他发现,他唯一深爱的东西就是色彩,辉煌的、未经调和的色彩。他手中的色彩特征,与印象主义者们的色彩根本不同。即使他运用印象主义者的技法,但由于他对于人和自然特有的观察能力,因而得出的结论也具有非凡的个性。   梵高把他的作品列为同一般印象主义画家的作品不同的另一类,他说:“为了更有力地表现自我,我在色彩的运用上更为随心所欲。”其实,不仅是色彩,连透视、形体和比例也都变了形,以此来表现与世界之间的一种极度痛苦但又非常真实的关系。而这一鲜明特征在后来成了印象派区别于其他画派而独立存在的根本。梵高死后不出几年,一些画家就开始模仿他的画法,为了表现强烈的感情,可以不对现实作如实的反映,这种创造性的态度被称作表现主义,并且证明是现代绘画中一种历久不衰的倾向。即为了主观意识而对物体进行再塑造。   尽管高更和梵高的名字双双成为现代表现主义的先锋,成为极端个性化的艺术家的典型,但他们的个人性格特点又有某些不同。高更是个攻击传统观念的人,语言刻薄、玩世不恭、冷漠无情,有时蛮横无礼。而梵高对于共事的艺术家,则充满了一种天真的热情的深沉的爱。梵高是一位具有真正使命感的艺术家,梵高在谈到他的创作时,对这种感情是这样总结的:“为了它,我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由于它,我的理智有一半崩溃了;不过这都没关系……”   梵高从来没有放弃他的信念:艺术应当关心现实的问题,探索如何唤醒良知,改造世界。

(法)弗朗索瓦米勒 油画,5×111厘米,1857年, 巴黎 卢浮宫藏   《拾穗》是米勒最重要的代表作,这是一幅十分真实的,亲切美丽,而又给人以 丰富联想的农村劳动生活的图画。从中不难看出画家对劳动的甘苦,特别是“汗滴禾下 土,粒粒皆辛苦”的意义是有着切身的深刻体验的。整个作品的手法极为简洁朴实,晴 朗的天空和金黄色的麦地显得十分和谐,丰富的色彩统一于柔和的调子之中,它像米勒 的其它代表作一样,虽然所画的内容通俗易懂,简明单纯,但又绝不是平庸浅薄,一览 无余,而是寓意深长,发人深思,这是米勒艺术的重要特色。米勒是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在师,他的大量的以农民题材为主的油画、素描、版画至今仍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与鼓舞。   《拾穗》描写了一个农村中最普通的情景:秋天,金黄色的田野看上去一望无际,麦收后的土地上,有三个农妇正弯着身子十分细心地拾取遗落的麦穗,以补充家中的食物。她们身后那堆得像小山似的麦垛,似乎和她们毫不相关。我们虽然看不清这三个农妇的相貌及脸部的表情,但米勒却将她们的身姿描绘有古典雕刻一般庄重的美。三个农妇的动作,略有角度的不同,又有动作连环的美,好像是一个农妇拾穗动作分解图。扎红色头巾的农妇正快速的拾着,另一只手握着麦穗的袋子里那一大束,看得出她已经捡了一会了,袋子里小有收获;扎兰头巾的妇女已经被不断重复的一上一下弯腰动作累坏了,她显得疲惫不堪,将左手撑在腰后,来支撑身体的力量;画右边的妇女,侧脸半弯着腰,手里捏着一束麦子,正仔细巡视那那已经拾过一遍的麦地,看是否有漏捡的麦穗。农妇们就是如此往复地劳动着,为了全家的温饱,怀着对每粒粮食的感情,耐心而不辞辛苦地拾着麦穗。   画面上,米勒使用了迷人的暖黄色调,红、蓝二块头巾那种沉稳的浓郁色彩也融化在黄色中,整个画面安静而又庄重,牧歌式地传达了米勒对农民艰难生活的深刻同情,和米勒对农村生活的特别的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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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荷兰后印象派画家。他是表现主义的先驱,并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艺术,尤其是野兽派与德国表现主义。梵高的作品,如《星夜》、《向日葵》与《有乌鸦的麦田》等,现已跻身于全球最具名、广为人知与昂贵的艺术作品的行列。梵高出生于荷兰乡村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他早年做过职员和商行经纪人,还当过矿区的传教士。他充满幻想、爱走极端,在生活中屡遭挫折和失败,最后他投身于绘画,决心“在绘画中与自己苦斗”。他早期画风写实,受到荷兰传统绘画及法国写实主义画派的影响。1883年底,梵高回到父亲供职的教堂所在地纽南。在纽南的两年时间里, 梵高苦练素描技巧。在画了大量素描写生和习作后,他完成了第一幅著名作品-《吃土豆的人》。这幅作品和他这一时期的很多作品都受荷兰现实主义画风的影响,画面深沉,有极强的乡土气息。这也表现出梵高很强的农民情结,他似乎很想成为一位农民画家。一方面,他受到“精神导师”米勒的影响,更重要的可能是内心深处对乡间生活的向往,对淳朴农民的尊敬和对诚实劳动的赞美。1886年,他来到巴黎,结识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画家,并接触到日本浮世绘的作品。视野的扩展使其画风巨变,他的画,开始由早期的沉闷、昏暗,而变得简洁、明亮和色彩强烈。而当他1888年来到法国南部小镇阿尔的时候,则已经摆脱印象派及新印象派的影响,走到了与之背道而驰的境地。在阿尔,凡高想要组织一个画家社团。1888年,高更应邀前往。但由于二人性格的冲突和观念的分歧,合作很快便告失败。此后,凡高的疯病(有人记载是“癫痫病”)时常发作,但神志清醒时他仍然坚持作画。这位易于激动而富于神经质的艺术家,在其短暂一生中留下大量震撼人心的杰作。他的艺术,是心灵的表现。他曾说: “作画我并不谋求准确,我要更有力地表现我自己”,他并不关注于客观物象的再现,而注重表现对事物的感受。亨利·福西隆在论述凡高时说道: “他是他时代中最热情和最抒情的画家。……对他来说,一切事物都具有表情、迫切性和吸引力。一切形式、一切面容都具有一种惊人的诗意”,“他感到大自然生命中具有一种神秘的升华,他希望将它捕捉。这一切对他意味着是一个充满狂热和甜蜜的谜,他希望他的艺术能将其吞没一切的热情传达给人类”。   为了能更充分地表现内在的情感,凡高探索出一种所谓表现主义的绘画语言。他认为:“颜色不是要达到局部的真实,而是要启示某种激情。”在他画中,浓重响亮的色彩对比往往达到极限。而他那富于激情的旋转、跃动的笔触,则使他的麦田、柏树、星空等,有如火焰般升腾、颤动,震撼观者的心灵。在他的画上,强烈的情感完全溶化在色彩与笔触的交响乐中。 采用点彩画法。 他的大部分作品如《奥维尔教堂》等,画面色彩强烈,色调明亮。后来受到革新文艺思潮的推动和日本绘画的启发,大胆的探索、自由地抒发内心感情的风格,追求线条和色彩自身的表现力,追求画面的平面感、装饰性和寓意性。梵高的作品中包含着深刻的悲剧意识,强烈的个性和形式上的独特追求,一切形式都在激烈的精神支配下跳跃和扭动。 梵高最早的油画——包括埃顿时期,海牙时期和德伦特时期。当梵高画它们时已经是快30岁的人了。这些作品大约完成于1881年—1883年间。此前,梵高在博里那日矿区受到巨大打击,对上帝几乎绝望,却终在迷茫与困惑中找到了一生的归宿--绘画。他开始大量临摹名画,并画了大量素描习作。可以说,凡高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天才画家。他从小受到艺术熏陶,又有极高的文学素养,这使他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梵高喜欢伦勃朗,喜欢米勒,他用自己的画笔描绘农民,工人,社会底层人。深沉厚实的风格虽与其以后的画风有极大的反差,但画中所表现出的气质与精神却是永恒不变的。 他的早期作品受印象主义和新印象主义画派影响,代表作有《食土豆者》、《塞纳河滨》等。曾两次在咖啡馆和饭馆等地向劳工阶层展出自己的作品。不久厌倦巴黎生活,来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勒,开始追求更有表现力的技巧;同时受革新文艺思潮的推动和日本绘画的启发,大胆探索自由抒发内心感受的风格,以达到线和色彩的自身表现力和画面的装饰性、寓意性。  梵高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世人所接受,直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世界正进行着一次全面的革新,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变革,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大大的提高。而过去相对于印象派较为超前的梵高,此时正适应了人们的审美需求。   “梵高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画家,而且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与哲学家!”获得这项殊荣的时候,梵高已经去世了47年。 当他在世时他的作品虽很难被人接受,却对西方20世纪的绘画艺术有深远的影响。同时对现代人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法国的野兽主义、德国的表现主义以及20世纪初出现的抒情抽象主义等,都从他的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自由抒发内心感情、意识和把握形式的相对独立价值、在油画创作中吸收和撷取东方绘画因素等方面,得到启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绘画流派。   梵高摒弃了一切后天习得的知识,漠视学院派珍视的教条,甚至忘记自己的理性。在他的眼中,只有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观,他陶醉于其中,物我两忘。他视天地万物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用全部身心,拥抱一切。梵高很晚才作为一位极具个性化的画家而崭露头角,距他去世时只有八年。梵高着意于真实情感的再现,也就是说,他要表现的是他对事物的感受,而不是他所看到的视觉形象。   梵高在巴黎结识了印象主义画家群体,并多次参与他们的画家交流聚会之后,他的调色板就变亮了。他发现,他唯一深爱的东西就是色彩,辉煌的、未经调和的色彩。他手中的色彩特征,与印象主义者们的色彩根本不同。即使他运用印象主义者的技法,但由于他对于人和自然特有的观察能力,因而得出的结论也具有非凡的个性。   梵高把他的作品列为同一般印象主义画家的作品不同的另一类,他说:“为了更有力地表现自我,我在色彩的运用上更为随心所欲。”其实,不仅是色彩,连透视、形体和比例也都变了形,以此来表现与世界之间的一种极度痛苦但又非常真实的关系。而这一鲜明特征在后来成了印象派区别于其他画派而独立存在的根本。梵高死后不出几年,一些画家就开始模仿他的画法,为了表现强烈的感情,可以不对现实作如实的反映,这种创造性的态度被称作表现主义,并且证明是现代绘画中一种历久不衰的倾向。即为了主观意识而对物体进行再塑造。   尽管高更和梵高的名字双双成为现代表现主义的先锋,成为极端个性化的艺术家的典型,但他们的个人性格特点又有某些不同。高更是个攻击传统观念的人,语言刻薄、玩世不恭、冷漠无情,有时蛮横无礼。而梵高对于共事的艺术家,则充满了一种天真的热情的深沉的爱。梵高是一位具有真正使命感的艺术家,梵高在谈到他的创作时,对这种感情是这样总结的:“为了它,我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由于它,我的理智有一半崩溃了;不过这都没关系……”   梵高从来没有放弃他的信念:艺术应当关心现实的问题,探索如何唤醒良知,改造世界。

回答 艺术作品赏析的基本程序:一般分为叙述、形式分析、解释、评价四个步骤。(1)叙述,叙述作品画面上可以直接看到东西,暂不顾其含义和价值判断。这里又有两种差别:一是对写实作品,应指明画中画了哪些东西,如人物、动物等。另一种是抽象作品,应指出主要的形状、色彩等,即作品给分析者直接感觉是什么。(2)分析:分析主要是指形象分析,即探讨一幅作品的造型关系,包括各种形状间的相互依存及作用方式、色调的处理、空间的营造、构成原理的运用等,即作品是如何使分析者产生这种感觉的。(3)解释:解释即推测作品的含义,或者说探讨美术家通过作品所想表达的观念,即作品想表达什么。(4)评价:评价即在一种范围内进行比较,以分析着一作品的优劣,着总比较应尽可能在相当广的范围内进行,不能仅局限于某一流派或思潮,再就是要充分注意形式与所表达内容是否有协调性和统一感,即作品令你产生好感的原因何在。 关于美术作品分析中的构图问题是特别要强调的一点。 提问 艺术作品赏析万能模板 影视评述创作 回答 好的 影视评论写作一、影评的含义:它是艺术评论中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是依照某种思想原那么和审美标准对影视艺术进行理性分析和科学评判的一种艺术研究活动。它以具体的影片(电视剧)创作为其研究对象,从主题意蕴、人物形象、视听语言等诸多角度所做的理性分析、研究和评判,探讨电影艺术内在的进展规律。二、影评的分类:简单地说,影评确实是一种专业化的议论文,而不是记叙文。一样说来,常见的影视评论有六种:一是简介式评论,二是广告式评论,三是技术式评论,四是史学式评论,五是理论式评论,六是观感式评论。需要注意的是,写哪一种影评,应取决于写作的目的和特定的读者。 更多3条 

1872年克洛德莫乃的这幅名为《日出印象》的油画首次展出,这幅画描绘了法国勒阿佛尔港口黎明时分的情景,港口作业区的大致轮廓--起重机、吐着烟的烟囱、建筑--透过浓密的晨雾和满画面的匪夷所思的破碎笔触,观者所能辨出的就是这些。这幅画儿当时在大多数人眼中简直是一团糟。批评家们更是大为恼怒,他们将这幅画的作者莫乃以及与之画风相近的画家的称为“印象主义”。指责莫乃画风太幼稚,其画作不过是小儿涂鸦而已,与勒阿佛尔港日出时的情景何尝有半点相似。几年后艺术评论来了个180度转变,好象莫乃好得不能再好了,仿佛印象派画家不仅长与用笔而且捕捉视觉真实的技巧已臻化境,令当代画家相形见拙。为何莫乃笔下的勒阿佛尔港先被说成一团糟,后来又被称为对港区日出情景了不起的再现?我们该如何理解此种戏剧化的转变。莫乃背弃了关于勒阿佛尔港传统的种种表达方法,而更趋向于表现真实的自我感受,传达出自己对日出的鲜活印象,将常识之类搁置一边,竭力捕捉最初朦胧印象,并将其凝固在画布上。他试着画出的是我们打量世界时实际看到的一切,而不是我们料想我们会看到的东西。因此开始的时候人们自然会抗拒,勒阿佛尔港的日出怎么是这样的呢?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观察,人们发现,当船衬着城市的背景出现时,在特定的光线下从特定的角度看去,船似乎真的是在城里行驶,有时海天会浑然一色,我们实难分辨何为大海,何为天空。每件成功的艺术品不可或缺的东西究竟为何,那就是--一种能令我们重新发现现实中遭歪曲、忽略的一面的能力。

美术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精神产品,它有别于听觉艺术的音乐、语言艺术的文学,是具有造型性、可视性、静态性、物质性的一种空间艺术。正因为有以上基本特征,美术作品首先应该是可以被人感知的,它能引起人们视知觉观照的空间形式;其次,它通过其物质媒介向人们展现一个静止状态的相对理想的客观世界,进而触发人们二次创造特定的情感情绪。 波兰著名的哲学家、文艺美学家英伽登在现象学文艺理论中提出了“未定点”的概念,尽管美术家在作品中塑造了一定的视觉形象,但它绝不等同于现实,而是作者观念的意象化,实际上也不可能通过有限的艺术形象和艺术语言把理想无限丰富的性质毫无遗漏地表现出来,总会留下许多“未定点”,在美术欣赏的二次创造中可以称之为“模糊层面”。 一、“模糊层面”的特点和研究意义 在实际的美术欣赏教学中,教师不能给美术作品以单一的确定性,认为作品内涵的理解应该趋于统一,认为不应该有争议。随着对“模糊层面”的研究和认识,它将促进美术欣赏教学的效果。 1、“模糊层面”的特点 美术作品具有造型性、可视性、静态性、物质性的基本特征,美术形象自然成为了艺术家在美术作品中实现某种理想的终端形态。“艺术作品的目的是表现基本的或显著的特征,比实物表现得更完全更清楚。艺术家对基本特征先构成一个观念,然后按照观念改变实物,经过这样改变的物就‘与艺术家的观念相符’,就是说成为‘理想的’了”,尽管它也属于客观存在,但与我们生活中的客观现实是有许多不同的,所谓“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说明,艺术家灌输在作品中的观念也有“未定”的“模糊层面”,笔有尽而意无穷,19世纪法国画家米勒在《拾穗》中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刻画了三位普通的法国农妇,她们弯着腰在收割后的麦地里捡拾被遗落的麦穗。尽管艺术形象真实,但也无法表现完尽作者对生活的理想观念。现代雕塑家叶毓山的《歌乐山烈士纪念碑》组雕,其艺术形象的监狱背景是模糊的,敌人的野蛮残酷是模糊的,唯一具体的是一种精神力量。 另一方面,读者在欣赏美术作品时所感知和体验的深度和丰富性也有所差别,也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征会使读者产生多元的解读,我们不能执迷于一种“建构”,主观武断地将对作品的“统一认识”灌输给学生。比如,20世纪抽象主义画家康定斯基的《即兴》,不以自然物象为范本,有的只是线条、色彩、块面、形体以及构图等绘画要素,不同的读者视觉感知后被激发的情感想象和精神思维程度千差万别。 事实上,面对一幅全新的美术作品,不同的读者进行欣赏时的差别往往取决于对“模糊层面”的认识程度,因而研究美术欣赏中“模糊层面”,有助于我们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2、研究“模糊层面”的意义 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存在着“模糊层面”(当然也包括美术欣赏),有许多东西是无法趋于统一化或者具体化的。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发现,许多学生很注重教师课堂上对于美术作品的阐述和分析,换个时间和地点,学生的反应却没有一点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情感想象,完全是一种移植,这是老的教学模式的弊端,听任这种势态的发展,将大大地不利于我们现时代的美术教学。 研究美术欣赏中的“模糊层面”,有助于教师树立全新的教学理念,调整课堂教学模式,让美术欣赏教学真正起到素质教育的作用。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意象”,在美术作品欣赏过程中尤其重要。意源于艺术家的内心,并借助自己塑造象来表达,象其实是意的寄托物,读者在欣赏感知象的同时,根据艺术作品中的特定形象在内心进行二次创作,积极地调动感情因素,还原或者填补艺术家所见所感,渗透自己的情感想象,去体验美术作品“模糊层面”的意象之美,起到提高自身审美能力的积极作用。还将有助于帮助学生建构合理的审美知识体系,使学生学会运用多元思维方法进行创造性地学习。 二、“模糊层面”对美术欣赏教学的启示 1、 让学生成为欣赏主体。 在美术欣赏“模糊层面”,学生经常扮演着一个“理性”的旁观者,是一个欣赏客体,程式化地叙述着艺术情感,诸如“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表达了作者崇高的理想”、“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残酷”等等,一点都没有自己真实的情感想象,彻头彻尾的被动欣赏。

书画鉴赏论文1500字怎么写好看

宋徽宗一是他通过他的地位组建了翰林书画院,是的宋朝的书画发展。对于宋徽宗本人,一是他的绘画作品,一是他的书法作品分开论述。理解与认识一定要结合他对整个时代风格的引领作用。材料如下:一、宋徽宗的花鸟画艺术 作为一代皇帝宋徽宗赵佶(1082-1135)是一位极富艺术才能的画家,在历史上有“天纵将圣,艺极于神”(见邓椿《画继》卷一)的美誉。他天资聪颖,擅诗词、通音律,对书画极富于鉴赏力。虽然宋徽宗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并且崇尚道教,自称“道君”,但他“别无他好,惟好画耳。”所以他在位上,“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见《画继》)并且把上至曹不兴,下至黄居采的画集为100帙列14 门,总1500件,又把自己以及画院画家的写生画,集合成册,“累至千册”,命名为《宣和睿览集》。他对花鸟静物的观察十分认真细致,精审物理物性。在艺术上,他不囿于一家一派,对于不同风格都能兼收并蓄,从他的传世作品中可以证明这一点。 根据史载,宋徽宗画学吴元瑜,作为崔白画派的重要画家吴元瑜,以崔白画派精神、薛稷秀骨书法影响宋徽宗是很自然的。崔白、吴元瑜的花鸟画是继“黄荃富贵”勾勒填彩画法之后的一种新画风,在技法上有大笔挥洒的成份,画面重视意境的营造,景物与自然环境谐和统一。而宋徽宗的花鸟画,正是有崔、吴一路画风的遗意。但宋徽宗也不是专师一家,而是博采众长。在前代画家中,五代花鸟画家唐希雅对宋徽宗的影响是很大的。宋徽宗对唐希雅的绘画情有独钟,不仅对他的作品极力推崇,而且还用心追摹,把唐画的题材、技法作为自己的创作元素,予以自由的运用。北宋画坛,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参与,表现主观情趣,注重水墨技法和笔墨趣味的文人画兴起,重视诗画一体,表现文人情怀。宋徽宗受文人画家影响,把水墨画引入宫廷画院,所以他的画既有宫廷画物象造型的严谨写实和雍容气质,又有文人抒情写意的放纵简淡,改变了宫廷绘画的单一面貌,为后世写意花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书法入画,也是宋徽宗花鸟画艺术风格的重要原因。他的书法用笔学薛稷、薛矅和禇遂良的挺瘦劲利秀润,可以称得上铁画银钩。在结构笔势上取黄庭坚的舒展挺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号称“瘦金体”。其书法的线条细瘦刚劲,用笔的爽快洒脱,笔势的圆转流畅,显得自由活泼、精致优美,很有皇帝那种雍容华贵的气质。而这种书写的风格又与他的画风是统一的。他能用自己特有的笔调生动地传达出对象的精神实质,达到了高度成熟的艺术化境。 宋徽宗能够在花鸟画艺术上独树一帜,取得如此高的成就,这与他对花鸟画意义认识的深度也是有关的。在体现宋徽宗绘画思想的《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中,提出了花鸟画能“粉饰太平,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的政教作用。认识到在自然界的花鸟也有中国哲学的思想基础,指出花鸟是“五行之精,粹于天地之间”者,所以才“葩华秀茂”。花鸟的形象自古以来为圣人所用,认为花鸟画中的自然“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正是基于对花鸟画作为艺术创造活动的本质规律的深刻认识,宋徽宗的花鸟画艺术才能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 《鸟语花香图》纸本,设色,纵 2厘米,横3厘米。画心有“御制,天下一人”签押,钤双龙御玺。明清内府鉴藏玺“广运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御书房鉴藏宝”、“三希堂精鉴玺”、 “宜子孙”、“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和其它收藏印共16枚。 此图是一幅精心巧制的工笔花鸟画佳作,构图安排主次分明,疏密有致。整幅画面的色彩虽红绿搭配,但对比调和。绿叶采用花青,有的叶色彩偏黄,因而显得并不过火,沉稳而又艳丽。花枝迎风摆动,花瓣亦使人感到随风吹拂而微微摇动,生意盎然。两只安逸的麻雀敛羽憩息,神姿灵动,给画面增添了一种文雅秀美的意趣。宋徽宗的花鸟画,虽然撷取的都是自然写实的物象,但由于物象意念安排得巧妙而又独特,从而暗示出超出有限时空意象的无限理想化的艺术世界。《古梅锦鸡图》,纸本设色,纵6厘米,横5厘米。画心有“御制天下一人”款押,钤双龙玺印。有“广运之宝”、“乾隆鉴赏”、 “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明清内府鉴藏玺印和其它收藏印共11枚。 画面的上部由老梅新枝分割填充,老树粗干屈曲干枯、瘦硬洞裂,其中一枝如虬龙探水,直伸下部。其它梅枝则弯曲纠缠,或昂扬上冲,或把臂交错,颇具拟人色彩。枝头白梅绽放,浓香四溢,引得一只山雀俯身下冲,为枯干增添了生气。两只锦鸡相向而对,栖息在老梅的粗干上,其中一只画得完整无憾,生动传神,从转侧的头部到长长的雉尾,都传达了生动的姿态和准确的头、颈、身躯的关系。另一只锦鸡虽画得简括,但也十分准确,头、颈以短线以示轮廓、毛质,显得蓬松实在。同样两只锦鸡详写略写都活灵活现,切合情理。不仅体现了画家深厚的绘画功底,而且充分显示了作者注意写生和深入观察的立足于生活的艺术观。此图的土坡、树木等处的皴法,是较为随意地拖带擦染,生动熟练地表现了土坡的体量感,透视层次和树木的枯荣,形体变化。为了丰富画面,作者在左中部位画了一簇红花绿叶,面积虽小,都引人注目,打破了整个画面偏灰的调子,由此可见画家的艺术匠心。《彩羽鸣春图》(图11),纸本设色,纵8厘米,横6厘米。画心有“天下一人”画押,钤双龙玺印,另有元宫廷“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题:“宣和妙笔、希世珍品,得者宝之,柯九思题。”上有“广运之宝”、 “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御书房鉴藏宝”、“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明清内府鉴藏玺印和其它收藏印共18枚。 两株前后交错的巨松苍老古奇,画法具有挺健苍劲的笔感,顿挫有力,从大处把握了古松的动态与雄姿。以虚爽的用笔圆松皮,大小相连,取形圆中带方,给人以刚毅之感。圈皴偏于两侧而中间虚空。在勾皴之后渲染以淡赤者,松干有爽健硬朗,深厚滋华的状貌。松针以平饰松针法用扇形展开,极具装饰意味。这是宋代宫廷花鸟画往往注力于自然花木的人工雕凿与美化,带有玩物观赏的意味,作者这样处理,正反映了宫廷绘画审美的好尚。 两只锦鸡运用精细的勾勒法,羽毛的勾线细如毫发。雄雉雪白的背羽和尾羽,雌雉的彩色羽翅和顶羽,都用极细腻的晕染手法,美观出片片羽毛递盖的质感和色感。状物写生的精工,代表了宋代院体画周密不苟的写生传统的精髓。在准确描写物态的同时,又十分注重情意的表达,两只悠闲俊逸的锦鸡亲慝相依的神态,染上了一层浓郁的情感色彩,使人从中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愉悦。 在艺术形式,松树的硬健而带有金石意味的笔法,与锦鸡柔和细致的笔调形成一种对比,以刚济柔,以粗衬细,从而使画面主体的锦鸡格外引人注目,而不致于被繁琐的背景所淹没。这一方面展示了画家高超的绘画技能,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善于处理繁简、刚柔的艺术构思和创意才能。《春枝鸣禽图》,纸本,设色,纵6厘米,横5厘米。画心有“天下一人”画押,钤双龙玺印。上有“广运之宝”、“古希天子”、“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御书房鉴藏宝”、“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明清内府鉴藏玺印和其它收藏印共17枚。 画面描写古梅翠竹中,有群山雀栖息翔集,噪声满纸,展现了一幅春光烂漫的动人景色。山雀的造型,准确生动,或相互偎依亲昵,或相互对鸣呼应,形态、神态一一具足。梅树和翠竹,用双勾渲染,略施浅色,用笔较为奔放,具有跌宕之势。但整幅图总体上看,法度谨严,起笔收笔之间,形象与形象转接之间,稳健沉着,气脉连贯,加强了整体浑然统一的效果。这是一幅工丽精致的佳作,显示出画家精深扎实的艺术功底。三、宋徽宗花鸟画的艺术特征 宋徽宗天纵其才,当干戈扰攘,万几倥偬之际,爱画之心仍不稍懈。中国历代帝王中精于绘画者不少,但能象宋徽宗这样如此精妙绝伦,实在是绝无仅有。既使是专门的大画家,也达不到宋徽宗绘画成就的高度。所以,宋徽宗在绘画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花鸟画的艺术特征也是很明显的。 1、精工写实 宋徽宗嗜画,自谓“万机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徽宗画风严谨,长于摹写物态,体物之工,描写之精,前无能比。 绘画创作的活动在本质上是对世界客观存在的一种再现和摹仿,绘画作品是对事物进行再次和摹仿的结果。所以,美术创作及其作品的产生、意义、评价标准,都理所当然地要到这个被再现、被摹仿的世界里去寻找。这是人类最早认识到的美术基本特征的一个朴素学说。 早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我国的《易经•系》中有这样的说法:“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虽然说的是八卦,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字与绘画之源是对世界的模仿。天地山川、万物生灵,都是先人模仿的对象。唐代画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有西晋文学家、书画家陆机所言的“宣物莫善于言,存形莫善于画”的论说,明确提出了绘画是客观世界的再现。齐画家谢赫的六法之一的“应物象形”,被张彦远阐述为“夫象物必于形似,形似湏全其骨气”,其意也是绘画必须做到再现事物的形状。这个观念对中国绘画影响深远,一直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形态。所以宋徽宗的绘画对客观事物细微的认识体察和描绘再现,获得了当时及后世一致的高度评价,这也是他的画能存世流芳的重要原因了。 张怀邦云:“画,造手理者,能画物之妙;昩手理者,则失物之真……惟画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会神融,默契动静于一毫,投乎万象,则形质动荡,气韵飘然矣。”(引自韩拙《山水纯全集》张怀邦《后序》)宋画以象真为基础,但也不是为物所构的忠实的写真,而是经过画家性情陶溶的物象和自然。上引所说的宋画是“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这个“物之微妙”就是物的“理”,理者,有条不紊,有绪不杂,各有神明,即是物的基本法则。所以宋人的绘画特色是抽象的写真,是哲学化的,艺术化的绘画。宋画虽以象真为贵,但其所象的真乃是抽象的而非是具体的,集中的而非普通的,具有以一个形体得全体的意味的典型意义。 中国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其著作《美学与意境》一书中,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再现理论作过这样的结论: 因为古代绘画这样倾向写实,所以,在一般民众心脑中,好画家的手腕下,不仅描摹了、表现了“生命”,简直是创造了真实的生命。所以有种美术神话,相信画龙则能破壁飞去,兴云作雨(张僧繇),画马则能供鬼使的坐骑(韩干),画鱼则能吹入水中游泳而逝(李思训),画鹰则吓走殿上鸟雀不敢再来,以针刺像可使邻女心痛(顾恺之)。由这些传说神话,可以想象,古人认为美术家的最高任务在于能创造真实,创新生命。美术家是个小上帝、造物主。他们的作品就像自然一样真实。(见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6页) 以上观点来看宋徽宗绘画的本体内容,是再恰当不过了。这种真实的再现,成了宋徽宗绘画活动本体规定的第一途径。观月季的“四时朝暮”心、蕊、叶的不同,察孔雀升高,必先举左的精微细致,只有这样的体察和认识才是绘画创作的终极来源。宋徽宗的对绘画精神的这一把握,成了当时的主导潮流,并贯穿古今,并决定了一定美术活动的本体内容,使得中国绘画达到了一个辉煌的全盛时代。宋徽宗可谓功莫大焉!虽然以后的发展“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元、明、清三朝强调绘画是感觉、情思、内心情绪表达的表现观念,但绘画是再现自然和生活的基本性格和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宋代的主流画风以画院画风为主,其成熟也就在宋徽宗时期。从徽宗皇帝画院画风来看,集中了这样三个传统,一是黄家富贵,赵佶的画精工绮艳,就属于黄派传统;二是崔白,吴元瑜传统。崔白、崔悫兄弟、吴元瑜等继承了徐煕的水墨渲染、色彩淡泊。但徽宗皇帝更强调“写生”,对客观对象仔细观察,赵佶的画把讲究法度、谨细拟物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描画对象上不许有姿态、数目、季节上的差错,如前所述的“日中月季”、“孔雀登墩”。在画院教学中,要求先有起稿构图和稿样,满意了,然后上真,在这严格的过程中,“上(徽宗)时时临幸,少不如意,别令他思。”(见邓椿《画继》)以保证绘画的法度之精。三是郭煕、苏轼、黄庭坚的文人传统,讲究学养胸襟,强调画外之意。特别看重画与诗的汇通,注重画的诗意。这三个传统构成了赵佶绘画的艺术成就;讲究法度,谨细拟物,形神兼备,意在画外。所以画史上总是从法度之精和传神之妙这两方面来评价宋徽宗的画: 游戏翰墨,一羽毛,一卉木,皆精妙过人。(见《可斋续稿》前卷四) 凡天地间所有之物,色色具备,为工甚至,观之令人起神游八极之想。(见汤垕《画鉴》) 上皇写生工入神,一枝潇洒江南春。(见《清容居士集》卷四五) 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几欲活动……意匠天成,工夺造化,妙外之趣,咫尺千里……天下之至神圣精也。(见邓椿《画继》) 宋徽宗画风的谨细拟物、至神至精,一方面是朝廷秩序、社会伦常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又是宋代社会特有的技术和科学精神的一种反映。由此而来的“神”,应该说是既有旧的传统的沉淀,又有新的内容的开拓。 2、形神兼备 在中国绘画史上,“神品”审美观的出现,标志着人与社会审美关系的初步建立。从审美的角度讲,作为主体的人还没有实现完全的主体性,没有达到对自然的超然境界,不能抛开沉重的社会理性内容,把自然当作纯粹审美对象来把玩、鉴赏。儒家强调人伦道德方面的理性内容,要求个体调整自己的感性和适应社会理性,从而把个性改造成社会群体所需的理想状态。从顾恺之到宋徽宗都是如此。他们创作的绘画神品,有助于政治教化、训练安分守己的习惯,陶冶人的情操,养成向上的人格精神,在审美上偏重于政治性、功能性、伦理性的社会化特点。 宋徽宗的院画神品,是以形写神,以形开始,由形而神,这个形基本上就是外物之形,必然要求谨细拟物。但他也注重绘画的神韵,讲究情趣与品味。把这种神韵意味落实到技术层面,就是画面的尚简。画面之简,最主要的就是突出空白意味,“空故了群动,静故纳万境。”(见苏轼《送参廖师》)按照格式塔心理学,审美心理本来就有自身的完美机能,对于画面的空白,观者自己会按照一种最美的方式去填补。这样,画的空白不仅带来一般的余味,而且产生使各种类型的观者都满意的余味。宋代画院的画中,宋徽宗是深得绘画的尚简之妙的。 画院代表一种皇家的审美趣味,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审美标准和画风的兴衰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画院的标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人圈和社会上的各种风气和变化也反映到画院里面来,从而引起全社会的注目。画院既是一个讲究艺术技巧的中心,又是一个服从权威的中心。画风以帝王的确认为标准,以帝王的爱好为转移。宋徽宗曾特地把逸神关系重排,让神品第一、逸品第二。宋徽宗大力倡导绘画的“神品”,具有这样一些含义: 1、神品的“神”的绘画艺术,能力是一般人无法达到的,只有才智出众,经过良好的训练才能达到的一种高度。其作品达到了完美无缺、尽善尽美,社会的接受层都一致认为是最好的作品。 2、神品贯彻儒家的审美思想,重视体现人际伦理,与仁、义、礼、智、信紧密相连。美必须从属于善,是“仁”与“礼”的外在形式和手段,要求作品既尽美又尽善,美善统一。艺术既要满足个体的情感欲求,又要维护社会的秩序统一,两者和谐统一,维护巩固社会秩序的稳定,将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神和致福等社会理想,作为审美意识的中心,使绘画作品能够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 3、以不偏不倚,温柔敦厚的作为评定和检别艺术表达情感的尽度,也作为艺术在道德精神和情感方面符合“仁”与“礼”的标准。所以在绘画的艺术表现时要讲究分寸,注意克制。这种尺度和标准,既符合统治的政治要求,也符合审美的、艺术的规律。使绘画更好地为社会人生服务,更好地达到对社会秩序和谐之美的理想。 4、神品所采用的艺术策略是人化自然、人化社会、人化万物,达到主客观的内在统一,描摹自然万物,表现心中理想。 作为一代帝王的宋徽宗,出于统治和管理国家的需要,绘画的内容必须是帝王意志的体现,为皇帝歌功颂德,教化人心,这样神品艺术对个体多少有强制性的限定,在个人意志的实现上有所欠缺。但宋徽宗毕竟是一个精通艺术规律和特点的帝王,也有高超的画艺,当他的意志在绘画中呈现的时候,同时也是艺术规律的体现。 3、水墨写意 宋徽宗十分重视墨法,对水墨一道非常精通。他对第二个儿子、喜欢绘画的恽王进呈的花鸟画:“御批其后曰:览御近画,似觉稍进,但用墨稍欠生动耳,后作当谨之。”(见汤垕《画鉴》)用墨要生动,这对于中国水墨画太重要了,从中可以看出徽宗皇帝对墨法的理解是那样的具体而透彻了。所以他能画这样纯水墨的作品是不难理解的了。 宋徽宗传的这些作品中,有一些是水墨花鸟画,风格朴拙简率、意境清幽雅逸,像是文人的清赏之作,如《琼枝高楼图》、《禽鸟飞来图》等。关于徽宗墨笔花鸟的渊源,是与北宋中期逐渐兴起的文人士大夫画风有一定的关系。文人士大夫的绘画,更强调表现主观情趣、重水墨技巧和笔墨韵味,追求萧散淡远、古雅淡泊的意境。宋徽宗本人曾与当时著名的文人画家王诜、赵令穰交往密切,艺术上不免受其熏陶,而宋徽宗本人也具有非常浓厚的文人情怀,所以很乐意创作这一类具有简淡意味的野趣之作。 宋徽宗的艺术感觉非常好,可以十分敏锐地捕捉到艺术表现的形式美。有这样一个关于宋徽宗的传说,位于河南禹州的钩窑场内,有一窑正住火停烧,窑工们拉开窑门,炉火通红。忽然,天上雷雨大作,倾泻到窑内,只见窑的一阵阵水气冒出,断裂声不断,窑工们心也随之凉了。雨停后,人们失望地看到,瓷器釉面上全是细密的裂纹。此事传到宋徽宗那里,他要了几件破器,竞然大加赞赏天下无双。据说这就是冰裂纹的由来,传说当然不可信,但其中却寄寓着中国艺术的重要思想,人工难为,天工赐巧,自然的创造具有无尚的美感,水墨晕化就具有这种非人工的技巧。宋徽宗对水墨画的情有独钟,应该与他这种艺术的敏感是有关系的。 4、诗画融合 宋徽宗的花鸟画具有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独特性。在他的作品上,经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北宋开始,画家自己押印于书画的款识上,并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画的传统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宋徽宗是首开风气的第一人。 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来说,题款是作品内容,形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宋画中,绘画作品的内容、意境,主要还是由画面的笔墨形象来构成的,一般只是仅署年月、姓名小款、仅起标记的作用。从宋徽宗开始,在画面上加题诗款,使作品的意境、内容得到了完美的表达。如上述的宋徽宗作品《锦鸡牡丹图》、《翠竹灵禽图》、《春枝春禽图》等,不仅画有诗意,而且画上直接题诗,加上他那一笔飘逸道劲的瘦金体,诗书画合而为,当然还有“宣和殿御制,天下一人(押印)”,这种款、印、诗、书齐全的现象,在以前似乎不曾有过,是宋徽宗的一个创举。这种诗书画合壁的文人画格式,由于一个皇帝来开创,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当然宋徽宗题的款诗还属于草创阶段,无论是小款还是长款,不是以题款作为作品形式的构成材料,作品的形式构成,主要是由画面形象的章法、笔法来完成的,题款是作为一点点缀,而书风则以端谨为主,块形也以方形或基本方形为主。题上的诗句的主要意义也是在内容方面,而不是在形式方面。因为款没有侵入到画面的笔墨形象中去,如果在画面上去掉款诗,往往不影响作品形式构成的完整性,至少是影响不大。这说明宋徽宗还是以画面形象的完整性作为创作的根本,不象以后的写意画,如果从画面上去掉题款,作品自身形式的完整性就不存在了。宋徽宗的这一草创,意义不凡,这位丹青天子引诗入画,合皇帝、画家和诗人三位于一体,对中国画的发展贡献卓著,令人刮目相看。所以,宋徽宗经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具有诗、书、画、印结合的独特性,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画的传统特征。在此过程中,宋徽宗当为首异风气的第一人。 中国艺术一直有一种超越具体门类的局限而拓宽表现,绘画也是如此。唐代诗人和画家王维,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意本来就是画趣之所在,直截了当地把诗写入画面,就进一步深化了画意,拓展了情趣。引诗入画,诗又是用书法写的,实际上就是引诗书入画。这对于画工和画院人员来说,这是很难具备的条件,画工,画可以画得很好,但书法不一定好;画院中人,书法或许行;因为有专门训练,但诗不一定写得好。而诗书入画,又不仅仅是把诗随便写入,而是要成为画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位置上有一个构图问题,在艺术上有一个书画笔墨统一问题。这是一种多层次融合,从构图到笔法、意境。这都对实践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徽宗皇帝学养全面,天资过人,所以在他的画上达到了诗书画的汇通,提高了他的画作的艺术深度。在他的这几幅题诗的画来看,诗境与画境互为补充,诗加深了对画的理解,画直现了诗的韵味,通融天碍,相益得彰。

在我看来,学篆隶书法有五难。其一,今天距篆隶的原生时代太过遥远,很容易造成难以穿越的历史隔膜,相差二十岁就有“代沟”,差两三千年又会怎样?最典型的现象是学习篆隶书法较好者能规模其形,较逊者连形都把握不好,更不要说神意、古雅了。至于好的个性与创新,尤为麟凤之属。其二,在篆隶的原生时代,古人没有留下关于技法、审美的任何文字说明,后嗣承习的过程中偶尔有只言片语的书论,又往往不关痛痒。今人对篆隶古体的认识,大都出自清人散断的题跋、评论与书写体会,这对了解各种学习范本所代表的处于原生状态的篆隶书法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其三,后人对那些处于原生状态的篆隶书法作品所做评述,都是根据金石拓本的审美经验,而金石文字无不受到书制工艺的影响,具有“二次完成品”的属性,不能准确的反映书写的真实状态。再则,古人的篆隶审美和技法总结,同样有隔膜,而表达见解的方式和用语,经常要借鉴来自时尚篆隶或楷行草诸体的经验感受,其中的误差与谬误自然不在少数。其四,在篆隶所处的原生时代,文字的实用是第一位的,美从属于文字规范,人们还没有纯为审美的艺术需求,更不会想到如何在作品中投入自我。那么,三代秦汉为数众多的篆隶经典作品及其丰富多变的个性风格是怎样形成的?传统书学思想中的“达性抒情”、“字如其人”等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在它们那里是否能够体现?如果能,古人是怎样做到的?如果不能,这种理论上的缺陷应该怎样看?后代名家的篆隶作品又应该怎样看?二者之间有多少可以证明的异同?其五,迄今为止,后人对篆隶原生状态中的各类作品所做的总结和评述,有多少符合历史的真实?其中有多少东西能够有效地指导我们的临帖与创作实践?例如,怎样取法,怎样在“与古为徒”的同时来避免与时尚脱节,怎样在古今之间明确自我等等,都存在问题。我是一面读书、读帖、读所有的出土文字遗迹,一面思考、研究和习字,并随时修正认识,改进方法,把学术和艺术融合为一。 我提出“原生状态”的概念,旨在区别于后代的承习与变法,排除后人见解的干扰,直接进入上古的篆隶世界,追循其历程,体会原滋原味的种种探索和创造。也就是说,后人的见解可以给我们启发,也能影响我们的独立思考而先入为主,使作品中某些特有的意味被过滤掉,或是出现较大的偏差。例如,清人评说汉碑八分隶书,只关注具体作品的美感风格,从不深究其由来。当然,这里面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因素,我们只择其最具普遍意义的一个简单现象来加以说明。成公绥《隶书体》前半部分称述楷书,后半部分论说隶书: 若乃八分玺法,殊好异制,分白赋黑,棋布星列。设计知识资源网 意思是说上石的八分隶书有别于书简的形式,它们要像摹刻玺印那样均匀地分窠而为方格界栏,其章法布白有如棋盘布子或星宿排列那样秩序井然。成公绥是西晋人,去汉未远,仍置身于八分铭石的风尚之中,自然熟知甚妙。那么,他为什么要强调划分界格这种粗浅的常识呢?试想,汉人书简字形皆扁,书碑皆方,二者明显有别,其关键就在于书碑有格,是长方格规定了字形的结体。推衍开来,字字撑满界格者如《景君》、《裴岑》等波挑收敛,波挑开放者字形缩小而形成宽大的字距和疏朗的章法布白。其它如整齐字形、规范蚕头雁尾等种种碑刻书法现象与原委,也都与界格有关,这里就不多说了。由此可见,清人的篆隶见解缺憾甚多,而今天的创作仍在延续其作品形式,必然是因陋就简,使学习古法疏于肤浅和空疏。我把三代秦汉书法史研究的心得逐渐转入临帖与创作当中,得出许多异于前贤、时人的体会,常有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快感,功夫容或未至,而见解上已经不必后人了。 这样说,前提是要有能力进入上古的篆隶世界,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社会生活、处于不同阶层和位置的人群之所想所乐所尚。如果只有一般的艺术直觉和审美经验,即很难完整地解读那些作品。我原来的篆隶起手都学清人,也相信他们的观点,后来硕士、博士都攻读文字学,观看、摹录古文字篆隶字多了,体会也大异于从前。再后搞起书法史与书法批评研究,才真切地感受到徜徉于篆隶原生状态中的愉悦和收获,想问题、看作品也往往会与众不同。这样,我从通观古文字篆隶遗迹入手,进行经常而大量的摹习,同时验证于现代展览需求的创造和个性变化,反反复复,亦古亦我,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这种学习和探索。 我学篆隶,主张博瞻约取,明确自己所需,临任何一件作品,都要弄清楚其目的,也就是要从中汲取什么。有一些作品我可以研究,但临习却不碰它们。这包括:大家都学的不碰,以免“下笔便同众人”;有程式化特点不碰,如李阳冰一路的玉著、铁线小篆、汉《史晨碑》等及三国魏碑唐碑隶书之类;装饰性书体不碰,如战国中山器、吴《天发神谶碑》、北朝至唐代墓志盖文等,以免堕入画字者流;个性风格鲜明或有习气的不碰,如赵之谦、徐三庚、李瑞清、吴昌硕等人的大小篆,郑盙、金农、伊秉绶、陈鸿寿等

需告知论文要求,稿酬。最好有参考题目。

我说国林啊,你是不是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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