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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论文2000字数量有多少

发布时间:2024-08-27 20:33:10

宋代文学论文2000字数量有多少

【今天来看,发现468915767,把我的答案跟楼上的答案复制再粘贴。无语!!!!本人发表回答早于此人,因添加这一句话排其后面。特此说明。】 知道你有没有交作业,如果已经交了,以下的资料也不算浪费,因为既然是中文系或选修中文系的课,以后还会有类似的作业。本人也是中文系毕业,《太平广记》已经读过,并写过类似的读后感,提供的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另外提示一下,《太平广记》作为古代的小说全集,虽是古文所写,但并不晦涩难懂,无聊的时候作为消遣读一下也是件有趣的事,先秦汉魏的志怪,唐传奇等等大都被搜集其中,是中文系,尤其是汉语言文学系学生应该要读的一本书。 1,书名:太平广记 作者:宋代李昉、扈蒙、李穆、徐铉、赵邻几、王克贞、宋白、吕文仲等12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 出版单位:中华书局,时间:1962年9月。 2,概述:全书按题材分为92类,又分150馀细目。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如神仙55卷,女仙15卷,报应33卷,神25卷,鬼40卷,可见其取材重点所在。此书基本上是一部按类编纂的古代小说总集。许多已失传的书,仅在本书内存有佚文,有些六朝志怪、唐代传奇作品,全赖此书而得以流传。书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杂传记 9卷,《李娃传》、《柳氏传》、《无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传奇名篇,多数仅见於本书。还有收入器玩类的《古镜记》,收入鬼类的《李章武传》、收入神魂类的《离魂记》,收入龙类的《柳毅传》,收入狐类的《任氏传》,收入昆虫类的《南柯太守传》等,也都是现存最早的本子。《太平广记》引书较广,有些篇幅较小的书几乎全部收录,失传的书可据以辑集,有传本的书也可据其异文互校。书中引文比较完整,不象其他类书引文多加删节。分类较细,也便於按题材索检资料,因而对校辑、研究古代小说极有价值。鲁迅曾指出:“我以为《太平广记》的好处有二,一是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倘若大略的研究,即可以不必别买许多书。二是精怪,鬼神,和尚,道士,一类一类的分得很清楚,聚得很多,可以使我们看到厌而又厌,对於现在谈狐鬼的《太平广记》的子孙,再没有拜读的勇气。”(《破〈唐人说荟〉》)他辑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也充分利用了此书。 3,读后感想:《太平广记》的分类,的确便于检查,也很有研究的价值。书中神怪故事占的比重最大,如神仙五十五卷,女仙十五卷,神二十五卷,鬼四十卷,再加上道术、方士、异人、异僧、释证和草木鸟兽的精怪等等,基本上都属于志怪性质的故事,代表了中国文言小说的主流。直到清代《聊斋志异》系列的拟古派小说,都跳不出这个范围。书中神仙加上女仙的故事,共计七十卷,又排在全书的开头,可以看出唐五代小说题材的重点所在,也可以看出宋初文化学术的一种倾向。唐代道教和佛教竞争很激烈,道教虽然不占上风,然而由道士和信奉道教的文人编造出来的神仙故事却影响很大,产生了不少优美动人的小说。例如写方士上天入地寻找杨贵妃的《长恨歌传》就是一篇代表作。唐代小说中的名篇如《柳毅传》、《无双传》、《虬髯客传》以及《杜子春》、《张老》、《裴航》等,也都和道教有关。晚唐五代神仙家的思想更是弥漫一时,杜光庭就是一个神仙传记的大作家,《太平广记》里收了不少他的著作。宋初的小说还保留着这种风气。但是《太平广记》的分类标准并不统一,如讲精怪的《东阳夜怪录》、讲龙女的《灵应传》,都收在杂传记类,按类别就一时不容易找到。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宋初人把一部分唐代传奇称作“杂传记”,还没有用“传奇”这一名称。《太平广记》的编者把神仙、道术放在异僧、释证等类的前面,显然有尊崇民族的宗教文化的意思。作为小说,宣扬佛法灵验和因果报应的故事虽然可以诱惑一部分读者,但艺术性实在不如神仙故事。唐代小说里往往讲仙女下凡,又有灵丹度世,还有许多神奇灵异的变化,更能眩人耳目。当然,所有神仙鬼怪的故事,都是幻想的产物,一般带有消极出世的宗教迷信的宣传,都需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 唐代小说的代表作,还应该数那些写人间现实生活的作品写得最好,如完全不带有神怪成分的《柳氏传》、《莺莺传》、《李娃传》等,写作方法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道路。 中国的小说成熟于唐代。唐代小说的绝大部分收集在《太平广记》里,明清人编印的唐代小说集却往往是改头换面的伪书,所以鲁迅指点读者看唐人小说还是要看《太平广记》。当然,《太平广记》里收的不只是唐代作品,还有不少是汉魏六朝的作品。其中单篇流传的唐代传奇大多已经收入了新的选本,如鲁迅编的《唐宋传奇集》、汪辟疆编的《唐人小说》等书,比较容易见到。但不少已经散失的小说集还很少有经过认真整理的版本,我们要了解宋代之前中国古代小说的全貌,也只能通读《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对后来的文学艺术的影响十分深远。宋代以后,话本、曲艺、戏剧的编者,都从《太平广记》里选取素材,把许多著名故事加以改编。例如演张生、崔莺莺故事的《西厢记》,有各种不同的剧本,这个故事差不多已经家喻户晓了,可是最早保存在《太平广记》里的它的素材《莺莺传》,却很少人知道。 《太平广记》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宝藏,很值得阅读。但它到底是古代的作品,文字障碍很多,还不便于向广大读者推荐。现在高光、王小克、汪阳等同志发愿为年轻一代的读者扫除障碍,架设桥梁,费了很大工夫,把全书译为现代汉语,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宋词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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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东周列国志(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大字本)作者:冯梦龙(明)蔡元放(清)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8年1月 内容概述:作品描写了春秋战国时代“列国”故事。《东周列国志》从西周末年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写起,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统一全国结束,包括春秋、战国300多年的历史,内容极其丰富复杂,所有情节、人物都是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书中汲取来的。它将分散的历史故事、人物传记,按照时间的先后串联起来,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读后感想:这个帮不了了。我还没看完。

宋代文学论文3000字数量有多少

对不起,没空给你做作业。谢谢

我是强。我说看着咋那么熟悉呢,原来是铭铭提的问题啊,下面的答案好像不太够啊····我们还要在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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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论文2000字数量

130分就要一篇论文啊,死的脑细胞都不止这么多,到图书馆找几本关于苏轼的书,几乎所有的最后几章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啊,自己找找吧。

书名:东周列国志(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大字本)作者:冯梦龙(明)蔡元放(清)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8年1月 内容概述:作品描写了春秋战国时代“列国”故事。《东周列国志》从西周末年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写起,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统一全国结束,包括春秋、战国300多年的历史,内容极其丰富复杂,所有情节、人物都是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书中汲取来的。它将分散的历史故事、人物传记,按照时间的先后串联起来,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读后感想:这个帮不了了。我还没看完。

历史上的苏轼这类人物是才子,但是和众多恃才傲物的人物一样。他们的仕途都不是很得意,只能在诗词中发发牢骚罢了。建议如果不是要歌颂的文章,你可以从问题的根源去追究他为什么会写那些诗。例如赤壁赋,只要你能展开来,两千字小意思啦!

内容摘要: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精华,是中国文化的宝藏。伤情离别,吊古怀今,社会生活,政治风云,无不在诗词中体现。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替,古老的诗词仍以它无限的魅力超越时空。品中国古典诗词,无不让人沉醉心迷。关键词:中国古典诗词 品读 风格 特点 语言 学了中国古代文学,我感觉到诗词是中国古代最美的文字,最动人的文字,最擅长抒情的文字。它们深微隐幽,意味渊永。时而美到极处,又豪放到极处。情调闲雅,怀抱旷怀,雄放慷慨,动人心魄。细细品味,又是最能让人沉醉心迷的文字。唐代的诗,一派异彩缤纷的壮丽景象。全面繁荣的经济和文化背景,让唐诗充分的酝酿。从小最先接触的就是唐诗,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唐诗昂扬的情调,豪迈的气魄;又是清新自然,漫游隐逸的田园生活。即使是在日薄西山晚唐,唐诗也能出现一片灿烂的夕阳余晖。唐诗,有山水田园诗的清新自然。 就像孟浩然的诗一样温和可亲。他的《过故人庄》,用最朴实的口头语,写眼前景,叙家常事。“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暂抛开烦恼,应邀去故人家,是最淳朴的深厚的情谊。“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单是这美好的景致就是最好的享受了。但是短短两句描写,渗透着诗人轻松愉快的心情,可见他也对这山水田园美景十分的喜爱与向往。“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更是在这“田家”淳朴的民风中享受,抛开世俗与不快,饮醇酒,啖佳肴,纵情谈笑。最后是恋恋不舍的惜别,相约“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这样的山水田园诗,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朴实自然。甚至淡的看不到诗的味道,却有能在平淡中见醇美,在简单中体会浓郁的情谊。唐诗又有悲壮雄浑的边塞情。印象最深的是岑参的边塞诗。融合着自然景象的描写,写的热情洋溢,气宇轩昂!军旅生活在他的笔下,更多的是苍凉的边塞风光,和将士们的勇武。就如他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首先把我们带进“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西域。狂风弥天、飞沙走石,狼烟四起。更是用恶劣环境的描写烘托出匈奴敌军的来势凶猛。“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夜半行军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将军亲自带兵奔赴战场迎敌,在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里行军,这样吃苦耐劳,勇武向前的英雄军队,必定是“料知短兵不敢接”,而“车师西门伫献捷”也是必然之事!诗中的乐观,英勇豪迈的气概,让我们充分体会着盛唐这个时代才具备的精神。 唐代,有一匹狂放不羁骏马——“诗仙”李白。诗仙李白行侠仗义,豪放不羁。他政治无谓,却可遨游天海。他胸怀开阔,憎爱分明,高兴时美酒清歌,仰天大笑;悲愤时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他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漫游生活中洒脱的诗,句句给我们展现他追求的自由和他宽阔的胸襟。那些的不用细腻的工笔画,他的诗是飞动椽笔的大写意。“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太阳神驾着六龙的车子到这里也要折回来,奔腾的江水也要撞回来。他无比丰富的想象力,去如疾风,纵横变幻。这样的描写,唯其夸张,更加传神!“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这一句绝妙的风景描绘,蜀道的艰难险峻,青泥岭道路弯曲险怪,被展现的淋漓精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引人入胜的魅力,令人荡气回肠!只有李白的胸怀与豪壮奔放的性格才能装下这样的令人魂悸魄动气势,只有李白的神笔下的奇思异想才能让我们感受到这样的令人惊起长嗟的奇姿壮彩! 晚唐又有一位一生坎坷,境遇凄凉的接触诗人。他曾用“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来告诫当朝君主,但最终在政治上日益失意,壮志难酬。但他的爱情诗篇却是晚唐诗中最灿烂的一抹余晖!他就是李商隐。细细品读,我们会沉迷于“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的铭骨相思,也会为“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情感真挚之美和诗人内心的迷惘而伤感。他的字里行间交织着爱情的希望,又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生死与共。深沉而绮丽的语言,严肃而浪漫。真挚的情思,痴迷的心,他的爱情绝唱让读者在诗人营造的炽热的感情世界里的存在,沉迷。他的诗句委婉、深情、耐人寻味。“巴山夜雨涨秋池”给人的感觉岂止是滂沱的秋雨和上涨的池水?分明是他在不眠之夜对妻子无限思念的感情波涛!景中透着情,情景交融构成了他的委婉曲折的手法和营造朦胧美的特点。 我能品出,他的诗句,字字是浓郁的情感琼浆!宋代的词,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她的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它如行云流水,临风伴月,最擅抒情。写艳情而不纤佻,写富贵而不卑俗。宋词大体上可分类为豪放派和婉约派。豪放派的词,潇洒超脱,高远清雄。犹如沙场的英雄,一腔热血,又有恢宏刚健的气魄。婉约派的词,犹如淅淅沥沥的杏花春雨,美得令人屏声静气。它典雅涪婉,情景交融,曲尽情态。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放了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细品苏轼的词,一首首皆是一粒粒珍珠,随便拾起一粒,都是光彩照人。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除了风月柔情,他也把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也把词转化成了言志抒怀的工具。他用词表现着自我,是抗敌御辱的的爱国热忱,是怀古的沉郁情思。他用豪迈磅礴的语句赞历史丰功伟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用起笔恢弘的气势,连接广阔的历史时空,贯穿着无数英雄豪杰。他用《念奴娇》为我们讲述了辉煌的历史故事,他用雄丽之至的语言,写出了一个横槊赋诗的曹操,驰马射虎的孙权,隆中定策的诸葛亮,和足智多谋的周公瑾。“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历史现实交相震撼,让人忽然醒悟,既然人生如梦,何不寄情于大好河山? 内容的大起大落,横绝今古。古往与今来,哲理与人生,贯穿在他壮丽恢弘的辞藻之中。高起然后低徊,平稳过渡后激昂慷慨至极,雄风浩荡。品读他的词,是感受热烈奔放风格,是念出短促有力的音律,又是思考沉郁过后,复归于沉静的思想。 在词坛上,以婉约著称的要数那突破束缚的一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用委婉细腻的笔触,和女性特有的心灵感受,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可爱少女。清新明丽的语言凝练优美,谁都能读出她笔下那妩媚婀娜少女的含羞多情。她以婉约隽秀的语言,大胆的抒发对丈夫的真挚爱情。《一剪梅中》花与水的比喻,情随景生,景随情移,情景交融,似不经意又无脂粉气。“云中谁寄锦书来”,又以大雁传书的浪漫吐露相思之苦。“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更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辞藻清新生动,意美音佳,蕴藉而含蓄。南渡以后,国破,家亡!让这个曾经幸福的闺秀为颠沛流离的孤苦生活而愁。她“寻寻觅觅”又无所寄托的失落感,只有在“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环境中独自伤心。“雁过也,正伤心",又是旧时相识的大雁飞过,可丈夫已死,这锦书以无处可寄。想想,只有"伤心”。她触景生情,悲秋自怜:“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 如今有谁堪摘” 。菊花盛开,而自己由于忧伤愁苦而憔悴瘦损,无心摘花,尽是难罢难休得相思!大珠小珠落玉盘似得叠词,急促的节奏,凄婉的情调,把亡国之恨,丧夫之哀凝集心头,描绘的淋漓精致。让我们不由得伤感起来。这和着泪写下了千古绝唱的《声声慢》,是她用最凄美细腻的笔触描绘的她晚年的心境:怎一个愁字了得!品味李清照的词,清如水,醇如酒!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我们随浪漫的李白梦游天姥,陪忧伤的李清照独上兰舟。我们听见豪放苏轼的赤壁放歌,能感受到白居易有感琵琶弹奏的寄怀。无论你喜欢追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悲壮磅礴,还是想揣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凄凉无奈,只要能细细品读,中国古典诗词都能以它无穷的魅力让你沉醉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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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 文章类型:现当代文学 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 [内容提要]文化批评作为重新回到文学外部研究的批评,它的可能性如何证明?当年形式主义批评对于外部批评的指责是这样脱离了文学本身,那么文化批评有多少为自己加以辩护的理由呢?本文从文化批评的理论、方法以及它的言说的有效空间这样三个方面,对于文化批评的基本状况作了一些分析和说明。并且认为,文化批评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不是追求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对待文学现象,而是更这重于对于文学研究提供思想的解剖刀和反思。 [关键词]文化批评 理论 方法 话语权力 “文化批评”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共识,即文学研究除了应该深入到对于文学自身的剖析,尤其是语言分析之外,还应该有着一种文化层面的眼光。那么这里的文化可以是文化人类学意义的范畴,探讨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俗中的基本样态,也可以是着眼于当代生活中或隐或显地起着引导、支配或者影响人们生活的事体。如果我们把眼光聚焦到后者,就有可能面对各种生活事实,这些事实是刚才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缺乏成系统的言说渠道,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理论范式和话语规则,因此有必要对于其中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讨。 一、 批评的根基:为何理论与如何理论 事实上,人们看待事物都是内含理论或依靠理论的。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们有“早晨”的观念,而“早晨”除了是一个特定时段,同时还是一种循环的、多次重复的时辰。古代人们更多地从周而复始的意义理解它,今天人们主要从矢量发展的角度看待它,这里分别就有不同理论作为内在依据。除了日常生活有着理论的背后的依托,就是在学科研讨中,也同样有着理论的先行。在实验室里,科学家用显微镜观察微小的对象,这是非常客观的了,可是这种客观中也有发现的预期,而预期就有某种假设,它是依据理论的。诸如现代高能物理在探测新粒子时,要预先建立大型设备,投资巨大,探测的结果实际上是有着理论预期成分的。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 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他们认为,理论应该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到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说”——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1] 通过这种回顾可以见出,仅仅依靠经验的基础面对事物,这既是不可能的,也不是科学所推崇的态度。 为何理论是回答理论支撑的必要性,在此之后就有采用什么理论即如何理论的问题。这里当然应该包含经典的文艺学教材和专著的理论,也应该包含从文化学角度看待文艺的有关理论,此外还应该吸纳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引发的理论思考。 马克·波斯特在结合电脑写作问题时,联系德里达关于说与写即语言与文字对立的观点展开了讨论。他指出,纸笔的书写方式使显现的文字有物质性质,难以抹去;这些纸面的文字脱离了作者,它的意思是在相应语境确定而不是听命于作者,因此也可以说这些文字成为作者的敌人,对抗作者。可是电脑写作中,屏幕显示的亮点能够轻易消除,它还没有成为物质存在,这样书写与说话就有了同一性。[2]它颠覆了笛卡尔以来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电脑是一种物质存在,可是它是模拟人脑的,在电脑的工作中,我们面对的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镜映效果(mirror effect),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遭遇拉康那种儿童照镜期的心理骚动。同样地电脑阅读也有相应的尴尬。马克·波斯特讨论的现象不是专指文学,可是对于文学也适用,那么这里的理论属于交织了德里达、拉康、笛卡尔的思想以及关于网络社会学的理论。 如何理论实际上不是采用一种现成的理论按图索骥,而是针对一个问题,从不同侧面对于问题进行梳理。这里可以明确的一点在于:20世纪初文学研究有一种“内化”倾向,即研究文学着重于文学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重点关注文学的语言,二是文学作为艺术,它的根本存在方式是文本,不能把精力抛掷到文本之外的社会因素方面。这种文学研究的“内化”成为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道重要的风景线。但是对于文学的文化批评成为文学研究重新“外化”趋向的发起者和生力军。作为美国耶鲁学派批评家的希利斯·米勒指出:“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3]这种文学研究的趋向并不是完全排斥对文学的文本和语言的研究,不过它更多地把这一内部研究置于文化研究整体中,使之成为整个研究工作的有机构成之一。由于它涉及的方面广泛,因此在采用的理论上? 梢愿�菪枰�依�负跛�械娜宋难Э贫�皇亲ㄗ⒂谀骋恢痔厥獾睦砺邸?BR> 二、 批评的方式:寻求方法与创造方法 文化批评作为文学的一种研究途径,它需要一定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从何而来? 一方面,由于文化批评涉及相关的多种理论,那么理论与相应方法总是联系的,因此它所包含的方法也就有多样性;另一方面,它又有着一种挑剔的眼光,既然文化批评要从社会的整体看待文学,那么,象形式主义批评那样以一种专门化的方法对待文学,或者如精神分析批评那样只是关注作者或作品中人物内心世界的方法,以及我们熟悉的政治批评侧重于政治立场的阶级斗争分析的方法,或许有时也会用一些,但是至少不会象它们那样执著于一种视角。更关键的在于,这种批评不是专家立场的研究,而是着眼于我们生活的现实场景,从现实状况的分析出发,发现可能有价值但是又容易被忽略的东西。 利奥塔指出,“文化存在于一个民族与世界和与它自身的所有关系之中,存在于它的所有知性和它的所有工作之中,文化就是作为有意义的东西被接受的存在。”[4]这就是说,文化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而关于文化的思想则是对于文化的阐释和引导。譬如,自从报刊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在近代问世后,它就渗入到人们生活中,尤其每天固定时间出版的报刊影响更甚。对于这种Daily news(每日新闻)的定期阅读,我们可以从人们需求对于社会近况的了解来说明,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非得了解它的规定性。这时参照黑格尔的阐说就可以见出颇有意味,他认为当时的欧洲人已有了每日早餐后阅读报纸的习惯,这是现代人的“晨祷”,即人们已把读报培养成了固定程序,如果哪一天无报可读或没有时间去读,则这一天就相当于没有祷告那样,生活就沦为空虚和没有意义。黑格尔关于读报的阐说,就给报刊阅读赋予了一种文化意味,而我们看来也是揭示了读报的文化意义。由这样一种对于报刊阅读的文化意义的解释,也完全可以推及到人们对于其它媒体的认识。 诸如当今的电视走入了家庭,观看电视的行为给家庭生活带来了冲击性效果,原先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交流信息、沟通感情的就餐场合,可能被观看电视的行为所取代了,于是电视中剧情成为牵连他们的线索。一些家庭电视剧如《闲人马大姐》,之所以选择在晚上6时左右播放,就是因为剧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当餐桌上日常生活内容的交流缺席时,“马大姐”可以成为一种替代性的符码。如果《闲人马大姐》在收视率取得成功,那么艺术上高低也可以忽略不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众文艺的市场反响,其实大多就是这样的市场因素所致,批评活动着眼点不是针对艺术因素,而是背后的文化因素。艺术因素只有通过文化因素才能发生作用。 回到批评方法问题,文化批评不是一种严密组织的批评派别,它也没有一种专一的批评方法,因此,它主要地不是创造自己的方法,而是寻求自己合适的方法。法国批评家罗兰·巴尔特对于1955年出版的一期《巴黎竞赛》(Paris Match)杂志封面的图象进行了符号学角度的分析。该图象是一个黑人法军士兵正在向法国国旗致敬,那么,法国的主体民族是属于欧洲血统的法兰西人,这里却是黑人,而作为法军成员,他必须具有法国国籍。因此,这一图象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表明了法国作为一个伟大帝国,它所有的子民,无论肤色,都受到它的关照,同时,他们也都忠心耿耿地为这个帝国恪尽职守。在罗兰·巴尔特这一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图片具有的殖民主义色彩。这样一种思想意蕴当然要从对于图片本身的表达中看出,不过罗兰·巴尔特在后来整理以英语出版的《图象—音乐—内涵》(伦敦,Fontana Press,1977,)一书中又认为,图片的涵义还需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包括展示的语境的因素。斯道雷解释说:“如果这幅黑人士兵向国旗敬礼的照片出现在《社会主义评论》的封面的话,其隐含意义就可能大不一样了。读者们可能会对其大加嘲讽。它不但不会被作为法国帝国主义的一种? �嫘蜗螅�喾椿够岜坏弊魇堑酃�饕灏�骱筒僮莸谋曛尽!盵5]这里涉及到符号学(国旗的象征意义)、社会学(帝国主义形象)、民族学(白人—黑人)、文艺学(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分析的思路和方法。 这种结合到生活情境进行批评的方法,甚至不排除批评家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也置于批评场景。美籍印度裔批评家斯皮瓦克生于印度,在印度读完中学,然后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并且工作,作为美国的少数民族女性批评家,她感到三重压力:即作为少数民族的东方人压力,作为女性面对男权话语的压力,作为第三世界移民在第一世界话语面前失语的压力。印度作为西方的殖民地,印度历史是在西方世界的审视中被叙述的,如印度宗教林立,可是西方学者将之统称为“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除外),并且西方人以他们基督教《圣经》教义的重要性诠释印度教,其实印度教核心的内容不是教义,而是宗教仪式和习俗,这些内容是“不落言筌”,只能意会的。斯皮瓦克在《他者的世界里》一书中希望自己能够为被“臣属”的印度文化重新命名。[6]但是当她这样努力时,她感到一种尴尬,即她是以身处第一世界学术殿堂学者的身份进行这样的工作,她的工作目标是重新命名对象的性质。可是,这种重新命应该遵从“名从主人”的原则,那么印度文化的立足点她已经不熟悉了,甚至经过殖民化之后,印度本土的学者也都如此。她只能以西方的学术话语表达这种意向,结果仍然是落入西方叙事的视点,而且她也只能在这种话框架中才能获得发言机会。? 纱耍�蛊ね呖讼萑肷矸萑贤�奈;��饫镏魈宄晌�恢秩笔А?BR> 可以说,文化批评在进行这种批评的操作时,采用的已经不是“文艺的”方法,而是其他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的方法,这不能由批评家自行创建,而是需要广泛寻求。 三、 批评的状况:文化批评的可能空间 文化批评立足于一个广阔的空间进行批评活动,这种广阔包括采用的理论的多学科性、批评方法的多方面性,由此也就有批评空间的多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空间最主要的或者关键的方面在于:它通过对于文艺文本及文艺现象的阅读,发掘出这一文本或现象的内在的因素,从而使得文艺批评活动不只是对于文本意义层面的讲述,而且进入到文本作用于人们无意识领域的探究,于是批评活动在意义层面之外又获得了超越意义,同时又是具有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当然,这种“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并不是批评家凭空杜撰的,而是由于文本表达的语境、接受者心态、以及作者的话语权力影响关系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指认了创作活动的权力影响。他说,“文化生产者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拥有表现事物并使人相信这些表现的相应的象征性权力,这种象征性权力还表现在文化生产者,用一种清晰的、对象化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或多或少有些混乱的、模糊的、没有系统阐释的,甚至是无法系统阐释的体验,并通过这一表述赋予那些体验以存在的理由。”[7]这种话语权力不是强迫人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而是在于他通过讲述赋予世界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即使是有根据的,但是也还有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看待的问题,而讲述的话语权力就是把作者认可的那种秩序作为正宗的表述,而别人可能具有的其他秩序则居于次要的或者从属的地位。我们进行思想和行动大多要有一? 隼碛桑�庖焕碛傻母�揪驮谟谖颐嵌杂谑挛镏刃虻乃伎迹�闭庵止赜谥刃虻慕彩鍪怯杀鹑烁嫠呶颐牵��颐亲约好挥兴伎蓟�岬氖焙颍�敲次颐且簿统晌�吮槐鹑怂枷胝鞣�耐纺苑矫娴闹趁竦亍?BR> 真正值得文化批评努力的方向不是对于文艺鉴赏或者文艺创作提供可以参照借鉴的资源,而是从事一种对于文艺状况加以文化批判和社会反思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好似与文艺本身远了一些,但是通过这样的工作,才可以使得文艺作品真正融入到社会。而文艺作品既可以作为象牙塔的珍玩看待,也应该可以作为社会话语的一种方式来认识,或许,文化批评就是着眼于后面的路子。 好莱坞拍摄的“越战影片”就给批评家提供了文化分析的素材。20世纪60年代,美国卷入到越南战争。这场战争美国阵亡将士达到5万余人,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人数,并且美国没有达到阻止“越共”向南部渗透的目的,最后还把老挝、柬埔寨也搭进了“共产化”圈子。以致于当老布什在指挥攻击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取得预期成果时,首先表达的就是,这一行动洗刷了美国民众多年来挥之不去的阴影。 美国这越南战场上经历了事实层面的失败,可是在讲述行为中却获得话语层面的成功。同样都有对于这一战争的电影的表达,越南方面有《琛姑娘的森林》等译介到中国的影片,不过艺术上和制作技术上都非常拙劣,恐怕没有多少人留下印象。反之,美国则有《猎鹿人》、《第一滴血》等具有世界影响的大片。在这种讲述的行为中,它告诉我们,越南本来是一个不为人们熟悉的国家,然后美国人去了,发生了一些事情,再然后美国人走了,留下一些沉重的记忆。这里,越南只是作为一个被讲述的对象。当美国人未去之时,它没有影响;当美国人已走之后,它也同样无足轻重。越南不过是只有当美国人“发现”它之后才可能具有意义。于是,在战场上失败的美国,通过这种讲述获得了主导地位。那么美国的这种讲述的成功依靠的什么呢?依靠的是美国具有的广大市场、依靠的美国的先进科技、美国的雄厚资本,以及依靠它从欧洲继承的那种中心视角,即以美国视角看到的世界就代表了世界的基本形貌,而其他视角看到的世界不过属于一些侧面甚至假象。 约翰·斯道雷从所谓东方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他说:“好莱坞在处理东方问题方面的主要形式是:‘说明它、认可对它的看法、描述它、讲述它’。好莱坞影片将越南‘虚构’为美国的一个‘对照形象’和‘替代物及……潜在本体’。好莱坞影片——与其他离散实践、歌曲、小说、电视连续剧等一起——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创作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有关越战的话语:通过一系列‘真理的程式’告诉美国和全世界,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之所以发生这些事是因为越南本来就是那样的。”[8]斯道雷认为,这种讲述有着美国对于这场战争的反省,不过在这背后,是美国的一种替代性补偿,即美国已经不具有对于越南的事实层面的“管辖权”,于是经由这种话语讲述的方式获得二者关系上的定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艺表达的娱乐方式是如何进入到国家意识形态利益要求之中的。这里,文化批评包含了社会批评、政治批评、心理批评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又不同于这些批评之中的任何一种,其中关键在于,它是多学科化乃至泛学科化的,它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生活常识,而不是要着力于改变人们的常识。 文化批评不是包打天下的文学研究的类型,但是,在今天全球化渗透到世界各地,当代科技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构织时代神话的现实下,文化批评毕竟可以给予我们思想的解剖刀。 注: [1]《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09页。 [2]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0~151页。 [3]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1~122页。 [4]《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 [5][8]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4~115页,第133页。 [6]Spivak, Gayatri C:In Other World,267, New York:Routledge, [7]《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对不起,没空给你做作业。谢谢

宋代文学论文2000字数量要求

你可以参考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对你来说,它应该是有价值的。

130分就要一篇论文啊,死的脑细胞都不止这么多,到图书馆找几本关于苏轼的书,几乎所有的最后几章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啊,自己找找吧。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 《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 《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六、诗人之死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历史上的苏轼这类人物是才子,但是和众多恃才傲物的人物一样。他们的仕途都不是很得意,只能在诗词中发发牢骚罢了。建议如果不是要歌颂的文章,你可以从问题的根源去追究他为什么会写那些诗。例如赤壁赋,只要你能展开来,两千字小意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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