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投稿百科

科技哲学论文1000字内容解读

发布时间:2024-07-09 05:42:59

科技哲学论文1000字内容解读

上面的写好多哦,全面

——警惕全球变暖  最近这几年,大家觉得天气一下子就变热了,原本凉爽的秋天现在几乎要到10月下旬才开始,8月份最热的天居然达到了40度以上。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人类自己惹的祸。  随着人类高科技发展进程越来越快,科学随之产生的副作用逐渐体现出来,全球变暖就是一个例子。天气炎热,在酷暑里泡空调成为了一项新的“业余爱好”,但人们可曾想过,空调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空调排放的气体中含有大量的甲烷,输送到外面,甲烷也是导致全球变暖的气体。同时,空调还会浪费掉许多电,所以要尽量避免用空调,适当即可。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二氧化碳!汽车尾气与工厂废气中含有大量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最可能导致温室效应(即全球变暖)现在汽车逐渐增多,据有关方面统计,到21世纪,汽车在全世界已有7亿辆,大量的尾气严重影响着我们,咳嗽,喉咙发炎……最重要的是全球变暖。有人统计,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达到了20吨一年!中国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排放量也有51吨一年!我们周围的环境在恶劣地变化。  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森林锐减,水资源破坏,生态链严重被破坏,大量土地贫瘠,水污染严重,据统计全世界10%的河水被污染,新鲜的淡水供应成了问题,同时由于矿物质被大量使用,燃烧出的CO2气体导致了大气污染,同时臭氧层被严重破环,南北极出现臭氧层洞,加剧了环境的恶化。这样恶性循环的话,最终会导致人们的生活被严重影响。  这样一来的悲剧是什么呢?当然是显而易见了!天气加热,海平面上涨,南北极冰川融化,海滨城市,岛国被淹。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实验证明,以后300年,海平面将上涨半米多,这还是最乐观的数据。再过7年,全球变暖将会无可逆转地持续。更可怕的是,由于北极冰融化,降雨量加强,大量淡水汇入北大西洋,破坏了墨西哥暖流,一旦墨西哥暖流被切断后,欧洲西北部温度将会下降5—8度之多,从而造成的影响,很可能引发新的冰河时期!想必大家一定看过《后天》这部电影,剧中的情景正是几百年后对我们地球的一个真实写照:龙卷风,冰层断裂,温度急剧下降,冰风暴,冻雨,地震,洪水,海啸……这并不是疯狂的幻想,如果人类不停止毁坏环境的话,这将成为现实!全球变暖不仅仅是天气变热,更会牵连出许多负面影响!  为了拯救地球,我们应该尽量做到:不开空调,使用回收环保纸张,舍弃肉类(牛排)食品(牛消化中含有一氧化二氮,如果你转为素食主义者,每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减少5吨!)不用塑料袋,乘公交车……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环保并不难,只要你支持环保,就是你给这个星球的最好礼物,不需要太多言辞,只要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就会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如今,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家纷纷行动起来,我们虽然也采取了行动,但,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这一点,还是不够的。  所以,警惕全球变暖,是全人类为了挽救地球的唯一方法,有人也许会说:我们不是可以移居到别的星球上去吗?答案虽是肯定的,但那又能容纳多少人呢?有人说:治理温室效应的资金太大了,对金融来说是天价。但,如果一直拖延,最终的结果,是我们的地球面目全非,别说金融,就连自己的生命也难保啊!所以环境保护不应只停留在口头上,而要真正付之与行动了。求采纳为满意回答。

浅析中国传统自然观中“人定胜天”和“道法自然”的形成、地位和影响摘要每个民族都会拥有其本民族所特有的自然观。本文主要从历史和传说,辅以地理及考古学的角度,加以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试图研究探讨两种中国人传统自然观:“人定胜天”和“道法自然”的形成、地位和影响,以及对今天中国的影响。关键词:人定胜天,道法自然,自然观前言现在如果用著名的网络搜索工具Google Search来查找“人定胜天”一词,可以得到一个47,300条符合的网页;而“道法自然”还要更多,为63,000条;都要比“自然观”的22,000条多很多。显然很可能在我们的中国人心中多数还不明白什么叫自然观,但他们中很多人都会知道“人定胜天”,“道法自然”。什么是“人定胜天”?荀子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即可“制天命而用之”9,后人多解为人定可征服自然之意;什么是“道法自然”?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0,其为法者,效仿也。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自然观中相当重要的两条,这两条自然观几乎影响了三千年。可以当作例证的是我们语言中“人定胜天”,“顺其自然”,“率性而为”“因势利导”等词,甚而包括以前曾用过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无不受到两种自然观的影响。 还是让我们从源头开始探讨这些问题。一、史前的萌芽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告诉我们:人类的进化中面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和动力,便是生存环境的恶化。当人类的祖先不再能不费力气便能在森林中饱暖无忧时,为了生存,“它们”终究被迫离开了森林;而为了更好的生存,“它们”成了“他们”,接下来,他们构筑社会,他们形成了文明。什么是文明?辞典上是这样解释的:人类社会知识、文化和物质发展的高级阶段,标志为艺术和科学上的发展、文字的广泛使用和复杂的政治及社会机构的出现。为了这个“文明”,人类需要一个基本条件,那便是一个庞大具有相当劳动力水平的社会存在基础。对于古代史上主要文明——农业文明来说,他们最起码需要一大片可供开垦的土地以及充沛的水源。于是,最初人类的伟大文明都会选择在大河流域绽现它们自己夺目的光芒,所以这些文明所形成的民族自然观中,这些大河所带来的因素在其中必然有着很大的作用。之所以称为古代史上的主要文明,是因为现今能遗留下证据的几乎所有伟大古文明全部都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因其稳定性和对自然灾害的强抵抗性而对比游牧文明有更强的适应性而更具有种群的竞争力。每年春季当天狼星和太阳一起升起的时候,尼罗河旁常年驻守的官员就会测量到尼罗河水位的上涨,在官方的组织下,古埃及的人民纷纷离开河谷,等待尼罗河 “温和”的泛滥,待尼罗河水退后再回到自己原来的田地,因为埃及所处的气候带一年几乎没有什么雨水,所以随着每日的太阳升落,加之上涨的尼罗河留下来的肥沃泥土以及尼罗河充沛的河水已经预示着埃及今年的丰收了。而正因为太阳每日升落,尼罗河每年几乎永恒不变的定时泛滥,而这年年日日的轮回反复,让他们不仅把太阳和尼罗河当作了埃及的神;也让他们非常乐观地笃信前生来世的往复不息,于是他们便能完全带着一种快乐的心情,为法老建设金字塔去供奉他们来生的法老。1,2而在两河流域情况则是另一个样子。两河地区与尼罗河流域虽然一样是少雨型气候。但致命的问题在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长度过短,幼发拉底只有2,750公里,底格里斯河甚至只有1,950公里;与尼罗河的6,695公里一比短了很多,这就使得同样规模的水量增加的洪水泛滥在这两条河中就显得“难以琢磨而极其浩大”。一旦泛滥,便是洪水滔天,无可收拾(同时还有其沙质土壤,含水层较浅,难以蓄水的原因)。这使得古巴伦人形成了悲观和及时行乐的性格,以及自然不可征服的自然观。他们相信人类受制于天上的星宿,而且不可抗拒,他们试图建立巴别通天塔,只为了能让自己的心声让天上的神知道。在七大奇迹中唯一属于巴比伦人的奇迹,只是一个为了供帝王享乐的“空中花园”。而很快古巴比伦的“堕落”和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了。1古代印度则是另一种情况,它的雨量远比前两个文明充沛,它也有两条大河——恒河(2,700公里)和印度河。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力为之的水利工程的情况下,它的洪灾的损害也是完全无法避免。当真正的古印度文明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被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洪灾的泥砂湮没后,它的继任者,无论是原本黝黑皮肤的土著民还是后来从西北而来白皮肤的印欧人,他们都选择了一种对自然忍耐的方式。于是,苦苦修道的人在恒河边竖起了木桩,在上面站了一天又一天,他们克制自己欲望,以苦修的方式感动上苍,以期上天的惩罚不再降临。佛教也就在这个土壤中产生了。他们以今生的苦来祈求来世的福,他们情愿放弃和自然争斗的任何方式。1古代中国人面临与古印度人和古巴比伦人类似的问题。首先,我们都傍着大河,而同时,这些河都经常泛滥,喜怒无常。但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似乎又有着先天的优势,第一,我们的母亲河——黄河(5,500公里)虽没有尼罗河长,却比其他两大文明的母亲河长了一倍以上;第二,我国黄河的地形相对其它几条大河的要远为复杂;或许还可以加上中国在所有古文明当中是唯一的处在温带气候环境下的,这就使我们的祖先有一个严酷的冬季可以用来磨练意志。123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先几乎从骨子里就有了一种“人定胜天”的自然观。但是人力毕竟是可以起作用的。古巴比伦人把“混沌”称为水,因为水是他们无法征服,是令他们无比恐惧的。而中国人把混沌描写成没有人前的天地状态,而称水是柔弱的,是可以疏导的。这个分别就是因为中国有了一场大禹治水。而鲧和禹的淤塞和疏导两种治水的故事抑或传说,也自然给了我们另一个“道法自然”的自然观见解。或许用这些来说明这两种中国人的特殊自然观的产生或影响有些证据不足或者牵强附会,但毕竟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最初的旁证。因为对于神话和传说,创造它们并流传它们的人毕竟是确切曾经真实生活在我们的华夏大地上的他们,是我们的祖先。二、神话时代所有文明历史记载的前端,几乎都是以神话和传说作为这个文明的序言的。(也有些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人并不相信神的存在,或者仅仅有些惧怕“天”这个非常模糊笼统的概念)在所有文明古国的神话中,天地都是神创造的,但是方式有所不同:古埃及就有四种说法,或人神,或兽神,或男神,或女神,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他们手一挥,或者挥都没挥,世界便有了,简单地如同埃及人的自然观。巴比伦人比较血腥些,一个硕大的女神被活活破开,一半成天,一半成地,而这个破开别人的人就是他们的主神,他也被称为“混沌”,或者水神,这份凶残的创世说完全能体现巴比伦人的对洪水的恐惧。印度神话有一说是讲一个梵天的神创造的,吹了一口气,天地便产生了。还有 “金蛋创生”一说,创世神Prajapati 摆脱金蛋而出世后,想开口出声,结果第一声便生成了地,第二声化成了天,第三声则有了四季。唯独中国的创世神话及传说似乎都有着一种更为独特的方式。首先创造我们天地万物的也是一位神;但我们创世的神似乎并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最初的他被封在了一个叫混沌的“蛋”中,他无法挣脱,无法可想之间,却不知从何处提起一把斧子,这一斧劈下去, 混沌的“蛋”便被劈成两半,轻清者上升为天,重浊者下沉为地。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巴比伦的神话有些像,只是作为天地“原料”的,一个是“蛋”,一个是一位女神;但是下面人力的作为便出现了:巴比伦的主神劈完天地便算大功告成了,可我们的盘古还依然站在那里撑着天地,为了便是防止天地再合起来,每日盘古都会长一些,为得便是把天撑高,地踩实。直到三千年后,天已经很高,地也很实,他也觉得天地再也合不上的时候,盘古认为这样可以了,他便死了,或者更好的说休息了。毕竟我们中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喜欢绝对的悲剧。可是他“休息”前,还让他的骨骼变成山脉,血液变成江河,一只眼睛变成太阳,一只眼睛变成月亮,毛发变成森林,于是为后面的女娲造人完成了所有的“物质基础”。3每次读到这样的情节,虽然明知这是传说,也不免感慨,再读完后面女娲造人,炼五彩石补天这些情节,以至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等。我无法不感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大都有着一种令人激昂的元素:那就是一种奋斗不止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种“人定胜天”的精神。于是,作为这样一种传说的传承者的中国人便一直有一种在自然界的面前绝不低头,绝不退缩的精神,无论后来如何,至少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应该看到它的积极意义。而在这种传说中成长的中国人,他们便几乎天然有了这种最为单纯的自然观。再于是,我们可以打开吉尼斯世界纪录查到这样的纪录:人类最长的行军: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世界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1,801公里;世界最大工程:中国长城,在两千五百多年的不断修筑和重建,所有时代的长城段落加在一起,共有50,000公里,所有的土方加在一起可以建一条十厘米厚,两米高的标准围墙绕地球赤道25圈以上。4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古代文明,包括中国,甚至以后亚述、希伯莱、希腊文明的神话或者传说中,似乎都牵扯到了一场罕见的大水,时间大约在4000至5000年前左右。现在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全球气候变暖,在第四次冰川纪中间的间歇暖期,造成大量冰川融化的缘故,不过这不是对于这篇文章很重要的地方,而关键在于当时的人类对这场大水的处理态度。对于这场大水,相对中国而被我们称为“西方”古文明的这些国家民族空前一致,大家解决的立场和方式都差不多:以船逃命。这些故事分别被记入本民族的神话和传说中,以至《圣经》这样的宗教法典中;而最出名的也正是圣经中的诺亚方舟。5 但这时中国人再次与众不同,他们决定治水,这一番轰轰烈烈,前前后后治了22年,大水才被平息下去,服服帖帖地在古代中国人脚下被送入了大海。而记载这件大事情的却是两本在经史子集的四库中算作经部的史书:《尚书》《史记》。67这里似乎也有中国的地形远比上述这些文明所在地点的地形复杂等因素,但不可否认,无论如何,当时的中国人终究选择了向无情而令人恐惧的自然宣战的道路。那么其中“道法自然”的因素又体现在哪里呢?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我们的神——我们的祖先——我们的英雄都不是万能的,他们需要工具的力量——盘古的斧,女娲的五彩石,夸父的拐杖,精卫的石子;所以作为神或者英雄他们更接近于人,他们有人的感情和精神。所以,相对那些喜怒无常,无所不能的创世神,我更愿意把我们的神当作“神”。而由于他们无法随由自己的想法来肆意改变这个世界,犹如盘古没有继续支撑的天地;女娲未补完的天;夸父永远追不上的日;精卫填不平的海;它们不由这些英雄、这些神的影响,他们依旧会每日东升西落,潮涨潮落。诚如老子所言:“可以为天地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这里荀子的意见显然和老子有些相同:“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11他们都认为存在这样一种东西,老子命名其为“道”。它不由你去规定,它只会按照他自己的规律行事。这便是“道法自然”。而同样是这场洪水中作为治水领袖两个古代英雄的成败可以说明:鲧的失败正是最好的只考虑“人定胜天”而罔顾“道法自然”的反面教材;而禹的胜利则同时兼具“人定胜天”和“道法自然”的光芒。下面一章,让我们继续在我们的历史中去寻找各种证据,来阐述这两种思想的形成和影响。用历史,是因为它是确切曾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是我们的祖先的故事。三、青铜时代我完全是带着一种骄傲在这里叙述着下面的内容。因为只有中国在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开始)后有了每年都有的历史记载,公元前770年(东周春秋开始)后有了精确到每个月的历史记载。这让我很是方便地找到很多历史的记述,来描述那个远在两千年前的时代。虽然中国人至少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已经掌握炼铁,但我国的第一个统一封建王朝(有学者认为这时的中国已经不再能称之为是封建时代,而是“后封建时代”,或者称之为中央集权制时代,我们科大的李志超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依旧是由青铜武器打下的江山。这可以从秦始皇的兵马俑得到证明。那么当时炼铸的铁,都用到哪里了呢?考古学可以给我们答案:农业,绝大部分在关中发掘出的当时的农具几乎都是铁质的。而如果知道在秦灭六国之前秦朝的人口为500万,却要常年供给20至100万的常备军,比如王翦伐楚时便带了60万军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为在此后几百年西方的古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在拥有三千万人口的同时,也只供给四十万到一百万的军队。1这说明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是因为中国比西方早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我把在秦灭六国此前直到上古的尧舜禹“神话传说”时代之间的时光,称之为青铜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提出这两条思想的提出,而且已经可以看到“道法自然”,“人定胜天”这两条自然观对中国的影响。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全世界其他同时代的古国所一致奉行的奴隶制似乎已经不太适合中国了。让我们稍微用一些篇幅来简单解释描述一下为什么奴隶制在那时就已经不适合中国了。与希腊的多山崎岖,以及中东被沙漠分割开的各个小王国相比,中国的周朝中央分封的国家太多却又靠得太紧密了,同时这些国家又有一些共同的外来敌人,从早期的猃狁到后来的匈奴,这就使得这些分封国家的内部之间和外部的战争要远比希腊和中东为频繁。史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2,在晁福林的《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中把这个问题细化,有这样一个统计表:齐国吞并35个小国,晋国吞并19个小国,楚国吞并36个小国,还和吴国一起瓜分了24个小国;这些所谓“小国”也许就是那些被概括在“亡国五十二……不得保其社稷者”中的了,于是我们可以随便计算一下:春秋为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5年,共计296年,只算这几个大国吞并的结果,那么平均下来,三年不到就至少要有一个小王国被吞并。是什么促使这些国家大肆的吞并呢?周王室暗弱自然算是一个原因,但是这个理由只是当时一个大环境,而这个环境并不具有任何约束性。如果没有这些诸侯国本身的原因(亦即哲学中的内因),这类侵吞、兼并事件本也就不会发生了。客观的说,经济学中自然要说顺应支持整个社会的社会化生产的生产力发展所需。但从主观方面,我们则要这样描述:对于那些不需要看别人眼色的大国来说,他们需要战争带来的大量奴隶和土地来满足越来越贪婪的奴隶统治阶级以及各种对外战争的物资要求。而这不仅最终带来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其间也还带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内部革命。让我们继续推演那个侵吞兼并的故事,那么当有一天,天下已没有几个小国可供这些大国随意攻伐,周围的邻居都拥有相当的实力,在旁虎视眈眈,而自己的奴隶数量开始减少而且反抗越来越激烈时,他们就不得不找寻方法来解决自己的内忧外困,甚而发动更大的吞并。而必然,这种被逼的革命不会首先发生在那些实力雄厚,依然有足够实力完成兼并而不需要触动整个经济基础的大国身上。而最终选择了靠在齐国身边而一直遭到强大齐国“欺负”的鲁国。既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的要求已经不允许生产关系的倒退,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8,于是随着鲁国公元前596年“初税亩”的施行,各国的争相仿效,这场自鲁国开端,魏、楚、秦等国家相继实行改革的风潮宣布中国的封建时代开始了。封建制刚建立时就极大了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所以在各国变法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蓬勃向上时期。“百家争鸣”就发生那一个时期。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多中国人都犯了一个两千五百多年的错误。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先生曾研究过中国古代的气候,他认为在春秋战国直至汉代中国都处于一种相对温暖的大气候环境下,这种气候下中国春秋时的自然环境,是一种“草木茂盛,禽兽逼人”的类原生状态。根本不存在很严重的水土流失,封建制度下的自给自足为主体的个体经济也使得普通百姓不会去考虑自己的劳动“大众化”后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当被奴隶制压抑已久的生产的积极性一下子被激发出来时,由奴隶转变成的农民(或者农奴)首次拥有了自己的一份生产资料,有了属于自己的经济,那么即便不为了国家考虑,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改善,而不考虑其他非法行为,最终他们也必然会开始考虑开垦新田地,而且是“主动而积极”的。由于国家在这方面的鼓励,如时任魏国相的李悝(约公元前455年~公元前395年)提出占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一律为垦田的范围。于是“人定胜天”的大规模的垦荒就从封建制在全华夏的建立而开始了。作为中国人完全以“人定胜天”指导的垦荒方法相当简单,原始:放一把火烧掉山林草原,然后利用那些灰烬作为肥料,进行种植粮食植物。必须承认,这种方法是在当时没有除草剂和现代机械,最为省时省力的方法。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破坏自然环境的方法也不是当时人所创,而是前人为之。《孟子∙滕文公下》这样记载:“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既然是古圣先贤的方法,自然会被一代代恭谨的中国人使用。比如,《韩非子》中就有“焚林而田”的记载。而且一烧就是三千年,直到清朝都有“凡乡人垦种,必举火焚之,然后播种,名曰开荒”14的纪录。显然,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淡化“道法自然”,而只注意“人定胜天”。不过公正地说,这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完全遗忘“道法自然”。甚至在战国的法律条文《月令》(令,古代一种法律形式)中有“(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秦汉的律令20,21中也有相关的条文。而且秦时的中国人按照“道法自然”和“人定胜天”一起作为指导思想所完成的工程都要比这种只注重“人定胜天”,“焚山林而为田”要有名很多:其中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叫都江堰,一个叫灵渠。而自秦以后,中国人的很多土木工程也是同时兼顾这两种思想,包括汉时治理黄河、西北建设坎儿井、依地势建设蓄水陂,以及很多现存纯木制古建筑。但这毕竟不是涵盖全历史和覆盖全民的,有很明显的局限性。也就是“好”事只是“地方性”“政策性”“阶段性”的,而“坏事”却几乎是“全民总动员性”的,虽然“道法自然”始终存在,且有相当的影响,但与“人定胜天”相比却一直处于下风。比较科学地为更多人接受的解释是:在“封建社会个体小生产的条件下,垦荒不可能有科学的计划。”也不可能“辅以必要的水土保持工作。”当然这样“就必然要毁坏森林、草原和湖泊水系。”18这就是“人定胜天”而非“道法自然”。我认为一方面,这是生产力和当时社会需求的决定,以及当时的中国人忽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造成的;我的父亲谈到中国这两种自然观地位问题时,曾提到了这个问题的民族思想根源:我们中国人过于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往往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另一方面,或许也和提出这两条自然观的哲学家有一定关系。老子的消极避世和“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5的政治构想在那个时代,包括以后直到现代都没有什么市场;而荀子却有两个和秦朝灭六国息息相关的大名鼎鼎的学生:李斯和韩非。当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茂密森林能一直保持到工业革命爆发前时,我们的祖先却早早决定把它们白白烧掉以便用来种各种粮食并付诸实行达三千年时。这不得不说明那时普遍的中国人当真已经太自信了,完全没有把大自然放在眼里。若不是当年孔子提出切勿“竭泽而渔”,而孔子又被尊为圣人,很难想象现在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于是,我们可以清楚地从以后的历史中找到大自然对那时及以后“忽视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国人的惩罚。四、(后)封建时代汉初,全国只有600万人口,而到西汉末期,全国人口已经达到5000万人以上。16,17所以,对应着种人口的几乎爆炸地增长,垦田是一项必要而且必然的社会性工作。而实际上,在那段时期,全国土地的增长数竟还要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关于上述这些问题,一方面说明生产力的提高:牛耕的普及,鉴湖等水利工程的修建,耧车的发明,这都使得原本一个劳动力能耕作的土地更多了;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越来越多的森林和草地被焚烧为农田。至于说明汉朝的赋税增加,并用于什么地方,被什么人占有,是题外话,本文不予讨论。还得感谢我们详尽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自己稍微计算一下当时这场向自然“索要”的田地有多少。从《汉书》和《后汉书》中的一些数字,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单模型:汉初,晁错曾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百之收不过百石。”也就是说,一家平均五口,五个人中有两个人是劳力,可耕一百亩地(当时行小亩,约合192平方米),那么假设全国绝大部分都是农民,那么当时的耕地约为23,040,000,000平方米,亦即23,040平方公里(曾有文献论证当时的耕地约为一亿小亩,即19,200平方公里,但暂已不可考证出处,目前依然还没有查到原文,故自己构筑模型,作者注),还没有中国最小的省区——海南省大。而到公元2年(汉元始二年),亦即圣子耶稣一岁的时候,当整个耶路撒冷还在古罗马帝国的皮鞭下颤栗,基督徒们依旧被随意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活活烧死的时候,罗马的斗兽场中角斗士仍然在殊死搏斗求得生存时。统一的(后)封建王朝中国汉朝的耕地已经增加到八亿二千七百万亩(大亩,约合461平方米),亦即381,247平方公里,几乎是四个江苏省的面积了。二百年内中国人开垦出将近一个日本、一个德国,一点三个新西兰、一点五个英国或者九个荷兰的面积的土地,而与此同时,中国人还和外敌(匈奴等)内患(七国之乱,南越之乱等)打了上百年的仗。这应该可以算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但是这个奇迹的代价却是巨大的,以至于我们很难为此而骄傲。因为那时中国人依然是采用“焚林以为田用”的方法,所以这个代价必然就是自然灾害的频繁暴发,大自然终于开始决定向过于自信的无畏而无知的古代中国人报复了!“据《史记∙货殖列传》和《盐铁论∙水旱篇》的说法,先秦大约12年中有两个灾年,灾年占6%。据《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的统计,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至汉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的60年中,有重灾9次,占统计年度的15%,其中大水、大旱8次。可见《史记》、《盐铁论》所说的先秦自然灾害率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从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至新莽末年(公元24年)的210年中,即有52个年度有重灾,占统计年数的8%,其中大水、大旱即有42次,比先秦自然灾害率要高。东汉自然灾害更严重,从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的160年间,有46年有重灾,占统计年数的8%,其中大水、大旱有39次。此后情况也未见好转,从公元185年至1913年的1729年间,我国有水灾2673次,旱灾2526次。灾情以黄河中下游最为严重,这同黄河流域的森林草原破坏最剧烈、水土流失最严重无疑是有关的。”18这期间,“人定胜天”渐渐全面压过了“道法自然”;而自然则渐渐开始全面反击人。作为结果,人没有真正胜天,天也没有真正胜人,但不能算平手,也许可以说成是两败俱伤。六、尾声:近代到现代中国人不仅有一个相对短很多的奴隶制时代,还有一个几乎短得不存在的资本主义时代。我们可以戏称中国的社会有“跳跃性”,虽然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中国缺乏一个真正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倒有一个结结实实的资本原始“被积累”的过程,自1840年开始,腐败的清廷签了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割了十几块地,赔了大约13亿两的白银。19整个国家也乱了一百多年不得安生。从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这些事情一一说来,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会刻上耻辱的印记;此后军阀混战,两次大战,好好一片华夏壮美山河,却活脱脱只剩下残垣断壁,十室九空。无论后人中有谁对这个人有何反对意见,因为曾经的“疯狂”的六十到七十年代而把很多事情怪罪他,但是他在民族的史册上必然是要填上自己的光辉而不朽的名字的:他的名字叫毛泽东。毕竟是他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人让中国人“从此站了起来”,让已经饱受磨难的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可以真正挺着腰板和别人说话。而接着,中国人在真正一穷二白,两手空空的基础上建设到现在的我们可以提出“中华复兴”的口号。这不是空口说白话就可以吹出来的,这是真正的“人定胜天”。当一些人在八十世纪说:“中国不行了,你看人家外国……”等等之类的时候,真正的中国人一起向这些人表现了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勇气以及决心。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有这种自卑的话语了。可以作为一个真实的例子的是:笔者曾到过意大利,生活了数月,这个发达国家的普通人民生活其实已经没有在笔者生活的城市合肥里月薪拿一千多元,同样普通的职工的能享受到的生

科技哲学论文1000字内容解析

上面的写好多哦,全面

——警惕全球变暖  最近这几年,大家觉得天气一下子就变热了,原本凉爽的秋天现在几乎要到10月下旬才开始,8月份最热的天居然达到了40度以上。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人类自己惹的祸。  随着人类高科技发展进程越来越快,科学随之产生的副作用逐渐体现出来,全球变暖就是一个例子。天气炎热,在酷暑里泡空调成为了一项新的“业余爱好”,但人们可曾想过,空调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空调排放的气体中含有大量的甲烷,输送到外面,甲烷也是导致全球变暖的气体。同时,空调还会浪费掉许多电,所以要尽量避免用空调,适当即可。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二氧化碳!汽车尾气与工厂废气中含有大量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最可能导致温室效应(即全球变暖)现在汽车逐渐增多,据有关方面统计,到21世纪,汽车在全世界已有7亿辆,大量的尾气严重影响着我们,咳嗽,喉咙发炎……最重要的是全球变暖。有人统计,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达到了20吨一年!中国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排放量也有51吨一年!我们周围的环境在恶劣地变化。  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森林锐减,水资源破坏,生态链严重被破坏,大量土地贫瘠,水污染严重,据统计全世界10%的河水被污染,新鲜的淡水供应成了问题,同时由于矿物质被大量使用,燃烧出的CO2气体导致了大气污染,同时臭氧层被严重破环,南北极出现臭氧层洞,加剧了环境的恶化。这样恶性循环的话,最终会导致人们的生活被严重影响。  这样一来的悲剧是什么呢?当然是显而易见了!天气加热,海平面上涨,南北极冰川融化,海滨城市,岛国被淹。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实验证明,以后300年,海平面将上涨半米多,这还是最乐观的数据。再过7年,全球变暖将会无可逆转地持续。更可怕的是,由于北极冰融化,降雨量加强,大量淡水汇入北大西洋,破坏了墨西哥暖流,一旦墨西哥暖流被切断后,欧洲西北部温度将会下降5—8度之多,从而造成的影响,很可能引发新的冰河时期!想必大家一定看过《后天》这部电影,剧中的情景正是几百年后对我们地球的一个真实写照:龙卷风,冰层断裂,温度急剧下降,冰风暴,冻雨,地震,洪水,海啸……这并不是疯狂的幻想,如果人类不停止毁坏环境的话,这将成为现实!全球变暖不仅仅是天气变热,更会牵连出许多负面影响!  为了拯救地球,我们应该尽量做到:不开空调,使用回收环保纸张,舍弃肉类(牛排)食品(牛消化中含有一氧化二氮,如果你转为素食主义者,每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减少5吨!)不用塑料袋,乘公交车……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环保并不难,只要你支持环保,就是你给这个星球的最好礼物,不需要太多言辞,只要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就会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如今,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家纷纷行动起来,我们虽然也采取了行动,但,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这一点,还是不够的。  所以,警惕全球变暖,是全人类为了挽救地球的唯一方法,有人也许会说:我们不是可以移居到别的星球上去吗?答案虽是肯定的,但那又能容纳多少人呢?有人说:治理温室效应的资金太大了,对金融来说是天价。但,如果一直拖延,最终的结果,是我们的地球面目全非,别说金融,就连自己的生命也难保啊!所以环境保护不应只停留在口头上,而要真正付之与行动了。求采纳为满意回答。

浅析中国传统自然观中“人定胜天”和“道法自然”的形成、地位和影响摘要每个民族都会拥有其本民族所特有的自然观。本文主要从历史和传说,辅以地理及考古学的角度,加以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试图研究探讨两种中国人传统自然观:“人定胜天”和“道法自然”的形成、地位和影响,以及对今天中国的影响。关键词:人定胜天,道法自然,自然观前言现在如果用著名的网络搜索工具Google Search来查找“人定胜天”一词,可以得到一个47,300条符合的网页;而“道法自然”还要更多,为63,000条;都要比“自然观”的22,000条多很多。显然很可能在我们的中国人心中多数还不明白什么叫自然观,但他们中很多人都会知道“人定胜天”,“道法自然”。什么是“人定胜天”?荀子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即可“制天命而用之”9,后人多解为人定可征服自然之意;什么是“道法自然”?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0,其为法者,效仿也。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自然观中相当重要的两条,这两条自然观几乎影响了三千年。可以当作例证的是我们语言中“人定胜天”,“顺其自然”,“率性而为”“因势利导”等词,甚而包括以前曾用过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无不受到两种自然观的影响。 还是让我们从源头开始探讨这些问题。一、史前的萌芽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告诉我们:人类的进化中面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和动力,便是生存环境的恶化。当人类的祖先不再能不费力气便能在森林中饱暖无忧时,为了生存,“它们”终究被迫离开了森林;而为了更好的生存,“它们”成了“他们”,接下来,他们构筑社会,他们形成了文明。什么是文明?辞典上是这样解释的:人类社会知识、文化和物质发展的高级阶段,标志为艺术和科学上的发展、文字的广泛使用和复杂的政治及社会机构的出现。为了这个“文明”,人类需要一个基本条件,那便是一个庞大具有相当劳动力水平的社会存在基础。对于古代史上主要文明——农业文明来说,他们最起码需要一大片可供开垦的土地以及充沛的水源。于是,最初人类的伟大文明都会选择在大河流域绽现它们自己夺目的光芒,所以这些文明所形成的民族自然观中,这些大河所带来的因素在其中必然有着很大的作用。之所以称为古代史上的主要文明,是因为现今能遗留下证据的几乎所有伟大古文明全部都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因其稳定性和对自然灾害的强抵抗性而对比游牧文明有更强的适应性而更具有种群的竞争力。每年春季当天狼星和太阳一起升起的时候,尼罗河旁常年驻守的官员就会测量到尼罗河水位的上涨,在官方的组织下,古埃及的人民纷纷离开河谷,等待尼罗河 “温和”的泛滥,待尼罗河水退后再回到自己原来的田地,因为埃及所处的气候带一年几乎没有什么雨水,所以随着每日的太阳升落,加之上涨的尼罗河留下来的肥沃泥土以及尼罗河充沛的河水已经预示着埃及今年的丰收了。而正因为太阳每日升落,尼罗河每年几乎永恒不变的定时泛滥,而这年年日日的轮回反复,让他们不仅把太阳和尼罗河当作了埃及的神;也让他们非常乐观地笃信前生来世的往复不息,于是他们便能完全带着一种快乐的心情,为法老建设金字塔去供奉他们来生的法老。1,2而在两河流域情况则是另一个样子。两河地区与尼罗河流域虽然一样是少雨型气候。但致命的问题在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长度过短,幼发拉底只有2,750公里,底格里斯河甚至只有1,950公里;与尼罗河的6,695公里一比短了很多,这就使得同样规模的水量增加的洪水泛滥在这两条河中就显得“难以琢磨而极其浩大”。一旦泛滥,便是洪水滔天,无可收拾(同时还有其沙质土壤,含水层较浅,难以蓄水的原因)。这使得古巴伦人形成了悲观和及时行乐的性格,以及自然不可征服的自然观。他们相信人类受制于天上的星宿,而且不可抗拒,他们试图建立巴别通天塔,只为了能让自己的心声让天上的神知道。在七大奇迹中唯一属于巴比伦人的奇迹,只是一个为了供帝王享乐的“空中花园”。而很快古巴比伦的“堕落”和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了。1古代印度则是另一种情况,它的雨量远比前两个文明充沛,它也有两条大河——恒河(2,700公里)和印度河。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力为之的水利工程的情况下,它的洪灾的损害也是完全无法避免。当真正的古印度文明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被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洪灾的泥砂湮没后,它的继任者,无论是原本黝黑皮肤的土著民还是后来从西北而来白皮肤的印欧人,他们都选择了一种对自然忍耐的方式。于是,苦苦修道的人在恒河边竖起了木桩,在上面站了一天又一天,他们克制自己欲望,以苦修的方式感动上苍,以期上天的惩罚不再降临。佛教也就在这个土壤中产生了。他们以今生的苦来祈求来世的福,他们情愿放弃和自然争斗的任何方式。1古代中国人面临与古印度人和古巴比伦人类似的问题。首先,我们都傍着大河,而同时,这些河都经常泛滥,喜怒无常。但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似乎又有着先天的优势,第一,我们的母亲河——黄河(5,500公里)虽没有尼罗河长,却比其他两大文明的母亲河长了一倍以上;第二,我国黄河的地形相对其它几条大河的要远为复杂;或许还可以加上中国在所有古文明当中是唯一的处在温带气候环境下的,这就使我们的祖先有一个严酷的冬季可以用来磨练意志。123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先几乎从骨子里就有了一种“人定胜天”的自然观。但是人力毕竟是可以起作用的。古巴比伦人把“混沌”称为水,因为水是他们无法征服,是令他们无比恐惧的。而中国人把混沌描写成没有人前的天地状态,而称水是柔弱的,是可以疏导的。这个分别就是因为中国有了一场大禹治水。而鲧和禹的淤塞和疏导两种治水的故事抑或传说,也自然给了我们另一个“道法自然”的自然观见解。或许用这些来说明这两种中国人的特殊自然观的产生或影响有些证据不足或者牵强附会,但毕竟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最初的旁证。因为对于神话和传说,创造它们并流传它们的人毕竟是确切曾经真实生活在我们的华夏大地上的他们,是我们的祖先。二、神话时代所有文明历史记载的前端,几乎都是以神话和传说作为这个文明的序言的。(也有些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人并不相信神的存在,或者仅仅有些惧怕“天”这个非常模糊笼统的概念)在所有文明古国的神话中,天地都是神创造的,但是方式有所不同:古埃及就有四种说法,或人神,或兽神,或男神,或女神,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他们手一挥,或者挥都没挥,世界便有了,简单地如同埃及人的自然观。巴比伦人比较血腥些,一个硕大的女神被活活破开,一半成天,一半成地,而这个破开别人的人就是他们的主神,他也被称为“混沌”,或者水神,这份凶残的创世说完全能体现巴比伦人的对洪水的恐惧。印度神话有一说是讲一个梵天的神创造的,吹了一口气,天地便产生了。还有 “金蛋创生”一说,创世神Prajapati 摆脱金蛋而出世后,想开口出声,结果第一声便生成了地,第二声化成了天,第三声则有了四季。唯独中国的创世神话及传说似乎都有着一种更为独特的方式。首先创造我们天地万物的也是一位神;但我们创世的神似乎并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最初的他被封在了一个叫混沌的“蛋”中,他无法挣脱,无法可想之间,却不知从何处提起一把斧子,这一斧劈下去, 混沌的“蛋”便被劈成两半,轻清者上升为天,重浊者下沉为地。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巴比伦的神话有些像,只是作为天地“原料”的,一个是“蛋”,一个是一位女神;但是下面人力的作为便出现了:巴比伦的主神劈完天地便算大功告成了,可我们的盘古还依然站在那里撑着天地,为了便是防止天地再合起来,每日盘古都会长一些,为得便是把天撑高,地踩实。直到三千年后,天已经很高,地也很实,他也觉得天地再也合不上的时候,盘古认为这样可以了,他便死了,或者更好的说休息了。毕竟我们中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喜欢绝对的悲剧。可是他“休息”前,还让他的骨骼变成山脉,血液变成江河,一只眼睛变成太阳,一只眼睛变成月亮,毛发变成森林,于是为后面的女娲造人完成了所有的“物质基础”。3每次读到这样的情节,虽然明知这是传说,也不免感慨,再读完后面女娲造人,炼五彩石补天这些情节,以至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等。我无法不感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大都有着一种令人激昂的元素:那就是一种奋斗不止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种“人定胜天”的精神。于是,作为这样一种传说的传承者的中国人便一直有一种在自然界的面前绝不低头,绝不退缩的精神,无论后来如何,至少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应该看到它的积极意义。而在这种传说中成长的中国人,他们便几乎天然有了这种最为单纯的自然观。再于是,我们可以打开吉尼斯世界纪录查到这样的纪录:人类最长的行军: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世界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1,801公里;世界最大工程:中国长城,在两千五百多年的不断修筑和重建,所有时代的长城段落加在一起,共有50,000公里,所有的土方加在一起可以建一条十厘米厚,两米高的标准围墙绕地球赤道25圈以上。4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古代文明,包括中国,甚至以后亚述、希伯莱、希腊文明的神话或者传说中,似乎都牵扯到了一场罕见的大水,时间大约在4000至5000年前左右。现在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全球气候变暖,在第四次冰川纪中间的间歇暖期,造成大量冰川融化的缘故,不过这不是对于这篇文章很重要的地方,而关键在于当时的人类对这场大水的处理态度。对于这场大水,相对中国而被我们称为“西方”古文明的这些国家民族空前一致,大家解决的立场和方式都差不多:以船逃命。这些故事分别被记入本民族的神话和传说中,以至《圣经》这样的宗教法典中;而最出名的也正是圣经中的诺亚方舟。5 但这时中国人再次与众不同,他们决定治水,这一番轰轰烈烈,前前后后治了22年,大水才被平息下去,服服帖帖地在古代中国人脚下被送入了大海。而记载这件大事情的却是两本在经史子集的四库中算作经部的史书:《尚书》《史记》。67这里似乎也有中国的地形远比上述这些文明所在地点的地形复杂等因素,但不可否认,无论如何,当时的中国人终究选择了向无情而令人恐惧的自然宣战的道路。那么其中“道法自然”的因素又体现在哪里呢?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我们的神——我们的祖先——我们的英雄都不是万能的,他们需要工具的力量——盘古的斧,女娲的五彩石,夸父的拐杖,精卫的石子;所以作为神或者英雄他们更接近于人,他们有人的感情和精神。所以,相对那些喜怒无常,无所不能的创世神,我更愿意把我们的神当作“神”。而由于他们无法随由自己的想法来肆意改变这个世界,犹如盘古没有继续支撑的天地;女娲未补完的天;夸父永远追不上的日;精卫填不平的海;它们不由这些英雄、这些神的影响,他们依旧会每日东升西落,潮涨潮落。诚如老子所言:“可以为天地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这里荀子的意见显然和老子有些相同:“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11他们都认为存在这样一种东西,老子命名其为“道”。它不由你去规定,它只会按照他自己的规律行事。这便是“道法自然”。而同样是这场洪水中作为治水领袖两个古代英雄的成败可以说明:鲧的失败正是最好的只考虑“人定胜天”而罔顾“道法自然”的反面教材;而禹的胜利则同时兼具“人定胜天”和“道法自然”的光芒。下面一章,让我们继续在我们的历史中去寻找各种证据,来阐述这两种思想的形成和影响。用历史,是因为它是确切曾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是我们的祖先的故事。三、青铜时代我完全是带着一种骄傲在这里叙述着下面的内容。因为只有中国在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开始)后有了每年都有的历史记载,公元前770年(东周春秋开始)后有了精确到每个月的历史记载。这让我很是方便地找到很多历史的记述,来描述那个远在两千年前的时代。虽然中国人至少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已经掌握炼铁,但我国的第一个统一封建王朝(有学者认为这时的中国已经不再能称之为是封建时代,而是“后封建时代”,或者称之为中央集权制时代,我们科大的李志超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依旧是由青铜武器打下的江山。这可以从秦始皇的兵马俑得到证明。那么当时炼铸的铁,都用到哪里了呢?考古学可以给我们答案:农业,绝大部分在关中发掘出的当时的农具几乎都是铁质的。而如果知道在秦灭六国之前秦朝的人口为500万,却要常年供给20至100万的常备军,比如王翦伐楚时便带了60万军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为在此后几百年西方的古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在拥有三千万人口的同时,也只供给四十万到一百万的军队。1这说明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是因为中国比西方早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我把在秦灭六国此前直到上古的尧舜禹“神话传说”时代之间的时光,称之为青铜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提出这两条思想的提出,而且已经可以看到“道法自然”,“人定胜天”这两条自然观对中国的影响。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全世界其他同时代的古国所一致奉行的奴隶制似乎已经不太适合中国了。让我们稍微用一些篇幅来简单解释描述一下为什么奴隶制在那时就已经不适合中国了。与希腊的多山崎岖,以及中东被沙漠分割开的各个小王国相比,中国的周朝中央分封的国家太多却又靠得太紧密了,同时这些国家又有一些共同的外来敌人,从早期的猃狁到后来的匈奴,这就使得这些分封国家的内部之间和外部的战争要远比希腊和中东为频繁。史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2,在晁福林的《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中把这个问题细化,有这样一个统计表:齐国吞并35个小国,晋国吞并19个小国,楚国吞并36个小国,还和吴国一起瓜分了24个小国;这些所谓“小国”也许就是那些被概括在“亡国五十二……不得保其社稷者”中的了,于是我们可以随便计算一下:春秋为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5年,共计296年,只算这几个大国吞并的结果,那么平均下来,三年不到就至少要有一个小王国被吞并。是什么促使这些国家大肆的吞并呢?周王室暗弱自然算是一个原因,但是这个理由只是当时一个大环境,而这个环境并不具有任何约束性。如果没有这些诸侯国本身的原因(亦即哲学中的内因),这类侵吞、兼并事件本也就不会发生了。客观的说,经济学中自然要说顺应支持整个社会的社会化生产的生产力发展所需。但从主观方面,我们则要这样描述:对于那些不需要看别人眼色的大国来说,他们需要战争带来的大量奴隶和土地来满足越来越贪婪的奴隶统治阶级以及各种对外战争的物资要求。而这不仅最终带来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其间也还带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内部革命。让我们继续推演那个侵吞兼并的故事,那么当有一天,天下已没有几个小国可供这些大国随意攻伐,周围的邻居都拥有相当的实力,在旁虎视眈眈,而自己的奴隶数量开始减少而且反抗越来越激烈时,他们就不得不找寻方法来解决自己的内忧外困,甚而发动更大的吞并。而必然,这种被逼的革命不会首先发生在那些实力雄厚,依然有足够实力完成兼并而不需要触动整个经济基础的大国身上。而最终选择了靠在齐国身边而一直遭到强大齐国“欺负”的鲁国。既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的要求已经不允许生产关系的倒退,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8,于是随着鲁国公元前596年“初税亩”的施行,各国的争相仿效,这场自鲁国开端,魏、楚、秦等国家相继实行改革的风潮宣布中国的封建时代开始了。封建制刚建立时就极大了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所以在各国变法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蓬勃向上时期。“百家争鸣”就发生那一个时期。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多中国人都犯了一个两千五百多年的错误。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先生曾研究过中国古代的气候,他认为在春秋战国直至汉代中国都处于一种相对温暖的大气候环境下,这种气候下中国春秋时的自然环境,是一种“草木茂盛,禽兽逼人”的类原生状态。根本不存在很严重的水土流失,封建制度下的自给自足为主体的个体经济也使得普通百姓不会去考虑自己的劳动“大众化”后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当被奴隶制压抑已久的生产的积极性一下子被激发出来时,由奴隶转变成的农民(或者农奴)首次拥有了自己的一份生产资料,有了属于自己的经济,那么即便不为了国家考虑,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改善,而不考虑其他非法行为,最终他们也必然会开始考虑开垦新田地,而且是“主动而积极”的。由于国家在这方面的鼓励,如时任魏国相的李悝(约公元前455年~公元前395年)提出占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一律为垦田的范围。于是“人定胜天”的大规模的垦荒就从封建制在全华夏的建立而开始了。作为中国人完全以“人定胜天”指导的垦荒方法相当简单,原始:放一把火烧掉山林草原,然后利用那些灰烬作为肥料,进行种植粮食植物。必须承认,这种方法是在当时没有除草剂和现代机械,最为省时省力的方法。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破坏自然环境的方法也不是当时人所创,而是前人为之。《孟子∙滕文公下》这样记载:“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既然是古圣先贤的方法,自然会被一代代恭谨的中国人使用。比如,《韩非子》中就有“焚林而田”的记载。而且一烧就是三千年,直到清朝都有“凡乡人垦种,必举火焚之,然后播种,名曰开荒”14的纪录。显然,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淡化“道法自然”,而只注意“人定胜天”。不过公正地说,这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完全遗忘“道法自然”。甚至在战国的法律条文《月令》(令,古代一种法律形式)中有“(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秦汉的律令20,21中也有相关的条文。而且秦时的中国人按照“道法自然”和“人定胜天”一起作为指导思想所完成的工程都要比这种只注重“人定胜天”,“焚山林而为田”要有名很多:其中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叫都江堰,一个叫灵渠。而自秦以后,中国人的很多土木工程也是同时兼顾这两种思想,包括汉时治理黄河、西北建设坎儿井、依地势建设蓄水陂,以及很多现存纯木制古建筑。但这毕竟不是涵盖全历史和覆盖全民的,有很明显的局限性。也就是“好”事只是“地方性”“政策性”“阶段性”的,而“坏事”却几乎是“全民总动员性”的,虽然“道法自然”始终存在,且有相当的影响,但与“人定胜天”相比却一直处于下风。比较科学地为更多人接受的解释是:在“封建社会个体小生产的条件下,垦荒不可能有科学的计划。”也不可能“辅以必要的水土保持工作。”当然这样“就必然要毁坏森林、草原和湖泊水系。”18这就是“人定胜天”而非“道法自然”。我认为一方面,这是生产力和当时社会需求的决定,以及当时的中国人忽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造成的;我的父亲谈到中国这两种自然观地位问题时,曾提到了这个问题的民族思想根源:我们中国人过于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往往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另一方面,或许也和提出这两条自然观的哲学家有一定关系。老子的消极避世和“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5的政治构想在那个时代,包括以后直到现代都没有什么市场;而荀子却有两个和秦朝灭六国息息相关的大名鼎鼎的学生:李斯和韩非。当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茂密森林能一直保持到工业革命爆发前时,我们的祖先却早早决定把它们白白烧掉以便用来种各种粮食并付诸实行达三千年时。这不得不说明那时普遍的中国人当真已经太自信了,完全没有把大自然放在眼里。若不是当年孔子提出切勿“竭泽而渔”,而孔子又被尊为圣人,很难想象现在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于是,我们可以清楚地从以后的历史中找到大自然对那时及以后“忽视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国人的惩罚。四、(后)封建时代汉初,全国只有600万人口,而到西汉末期,全国人口已经达到5000万人以上。16,17所以,对应着种人口的几乎爆炸地增长,垦田是一项必要而且必然的社会性工作。而实际上,在那段时期,全国土地的增长数竟还要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关于上述这些问题,一方面说明生产力的提高:牛耕的普及,鉴湖等水利工程的修建,耧车的发明,这都使得原本一个劳动力能耕作的土地更多了;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越来越多的森林和草地被焚烧为农田。至于说明汉朝的赋税增加,并用于什么地方,被什么人占有,是题外话,本文不予讨论。还得感谢我们详尽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自己稍微计算一下当时这场向自然“索要”的田地有多少。从《汉书》和《后汉书》中的一些数字,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单模型:汉初,晁错曾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百之收不过百石。”也就是说,一家平均五口,五个人中有两个人是劳力,可耕一百亩地(当时行小亩,约合192平方米),那么假设全国绝大部分都是农民,那么当时的耕地约为23,040,000,000平方米,亦即23,040平方公里(曾有文献论证当时的耕地约为一亿小亩,即19,200平方公里,但暂已不可考证出处,目前依然还没有查到原文,故自己构筑模型,作者注),还没有中国最小的省区——海南省大。而到公元2年(汉元始二年),亦即圣子耶稣一岁的时候,当整个耶路撒冷还在古罗马帝国的皮鞭下颤栗,基督徒们依旧被随意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活活烧死的时候,罗马的斗兽场中角斗士仍然在殊死搏斗求得生存时。统一的(后)封建王朝中国汉朝的耕地已经增加到八亿二千七百万亩(大亩,约合461平方米),亦即381,247平方公里,几乎是四个江苏省的面积了。二百年内中国人开垦出将近一个日本、一个德国,一点三个新西兰、一点五个英国或者九个荷兰的面积的土地,而与此同时,中国人还和外敌(匈奴等)内患(七国之乱,南越之乱等)打了上百年的仗。这应该可以算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但是这个奇迹的代价却是巨大的,以至于我们很难为此而骄傲。因为那时中国人依然是采用“焚林以为田用”的方法,所以这个代价必然就是自然灾害的频繁暴发,大自然终于开始决定向过于自信的无畏而无知的古代中国人报复了!“据《史记∙货殖列传》和《盐铁论∙水旱篇》的说法,先秦大约12年中有两个灾年,灾年占6%。据《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的统计,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至汉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的60年中,有重灾9次,占统计年度的15%,其中大水、大旱8次。可见《史记》、《盐铁论》所说的先秦自然灾害率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从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至新莽末年(公元24年)的210年中,即有52个年度有重灾,占统计年数的8%,其中大水、大旱即有42次,比先秦自然灾害率要高。东汉自然灾害更严重,从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的160年间,有46年有重灾,占统计年数的8%,其中大水、大旱有39次。此后情况也未见好转,从公元185年至1913年的1729年间,我国有水灾2673次,旱灾2526次。灾情以黄河中下游最为严重,这同黄河流域的森林草原破坏最剧烈、水土流失最严重无疑是有关的。”18这期间,“人定胜天”渐渐全面压过了“道法自然”;而自然则渐渐开始全面反击人。作为结果,人没有真正胜天,天也没有真正胜人,但不能算平手,也许可以说成是两败俱伤。六、尾声:近代到现代中国人不仅有一个相对短很多的奴隶制时代,还有一个几乎短得不存在的资本主义时代。我们可以戏称中国的社会有“跳跃性”,虽然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中国缺乏一个真正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倒有一个结结实实的资本原始“被积累”的过程,自1840年开始,腐败的清廷签了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割了十几块地,赔了大约13亿两的白银。19整个国家也乱了一百多年不得安生。从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这些事情一一说来,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会刻上耻辱的印记;此后军阀混战,两次大战,好好一片华夏壮美山河,却活脱脱只剩下残垣断壁,十室九空。无论后人中有谁对这个人有何反对意见,因为曾经的“疯狂”的六十到七十年代而把很多事情怪罪他,但是他在民族的史册上必然是要填上自己的光辉而不朽的名字的:他的名字叫毛泽东。毕竟是他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人让中国人“从此站了起来”,让已经饱受磨难的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可以真正挺着腰板和别人说话。而接着,中国人在真正一穷二白,两手空空的基础上建设到现在的我们可以提出“中华复兴”的口号。这不是空口说白话就可以吹出来的,这是真正的“人定胜天”。当一些人在八十世纪说:“中国不行了,你看人家外国……”等等之类的时候,真正的中国人一起向这些人表现了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勇气以及决心。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有这种自卑的话语了。可以作为一个真实的例子的是:笔者曾到过意大利,生活了数月,这个发达国家的普通人民生活其实已经没有在笔者生活的城市合肥里月薪拿一千多元,同样普通的职工的能享受到的生

人生哲学论文1000字内容解读

】心里有春天,心花才能怒放;胸中有大海,胸怀才能开阔;腹中有良策,处事才能利落;眼睛有炯神,目光才能敏锐;臂膀有力量,出手才有重拳;脚步有节奏,步履才能轻盈。

宗教也属於哲学~是其中很精彩的一部份~宗教:(1)净化人心~增长智慧~陪养正确的人生观=>导致人际关系变和谐~家庭也和乐~工作上乐观进取自然会有好报应~(2)修炼上天堂~永远离苦得乐~(真正的治本~无漏)(3)一人得道~全家受益~他们可以成为你的众生~全家人永远在一起’(这是真孝)…实修心性是重点'而不只是理悟…要”先他后我”(真正的去喜欢别人)…(说食数宝没啥用…)…过一阵子看看是否真的有在进步’(比如:被别人欺负了~真能做到忍辱?)…(骗的了自己~骗不了神佛)…还有'要有正确&高层次的法理来指导~

丛林的曙光在丛林外的一个幽幽山谷里,过着一群勤劳、朴素的人。那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可谓是“世外桃源”。人们依靠村里的一条溪水而生活。甘甜的水哺育了村里世世代代的人们,人们把溪水为“圣水”。好景不长。村里的水的丛林中的妖魔施了法术。人们已无法生活。看着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村里派出了两个人到丛林中寻找解除法术的“明珠”,“英”和“猛”背负着全村人的希望踏上了丛林之路。丛林之路艰苦难行,经过几天的跋涉,“英”和“猛”所带的粮食已经没有了。幸好没有遇到野兽和妖魔她们已顺利的来到了取“明珠”的地方。可事情往往不如人意。在取“明珠的时候。妖魔出现了。“英”和“猛”拔出自己所带的兵器和妖魔作斗争。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搏斗。他们都已身负重伤。在妖魔下决心杀他们之前,给他们一个机会,如果谁投靠他和他一切征服人类就可以免他一死。“猛”此时已被吓坏,他已忘却了村里人的痛苦。不想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更不想遭受痛苦的折磨,他答应了……“英”凭着超强的责任感,坚强的毅力继续同妖魔搏斗。他给自己信心,给自己勇气去战胜敌人。他想着村里的亲人朋友 生活受罪,他不能放弃,决不能放弃,经过三天三夜的搏斗,全身是血的“英”打败了敌人,被统治的黑暗的“丛林的曙光”他象征敢于战胜困难的“英”,象征着人们的英雄。溪水又回到往日的甘甜。村里生机勃勃,人们获救了。阳光依旧灿烂,到处欢声笑语。“英”被人们称为英雄。可想而只“猛”这为知难而退的人被人们赶出了村庄……这个故事引人深知:遭遇挫折时,我们应勇敢面对,不要夸大痛苦,屈服于挫折。“丛林的曙光 ”永远属于勇敢、自信的人。 让挫折落荒而逃挫折是什么?我笑而不语。如果说,挫折是一片海,那澎湃中的浪花是它惊险的阻碍;如果说,挫折是一条河,一条跋涉了千条的河,河岸则充满了岁月的记号;如果说,挫折是一条溪,一条趣味怏然的小溪,溪中的小鱼和鹅卵石则是点滴的痛苦……匆匆岁月一去不复返,为我们留下的只有斑斑点点的记忆和许许多多的遗憾。世上没有永远平静的大海,人生多少也会有挫折,不要总是把挫折看的恐怖,却放的了痛苦。布罗克尔,认识吗?他是英国的一名将军。早在战争爆发时,英勇的他率领军队接入战争中。然而哪有永远胜利的将军嘛——他失败了。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懦弱的他却落荒而逃。他躲在一间破草屋中,无意,他看见了蜘蛛在织网。蜘蛛在织网时,由于它丝很细,容易断,所以它要来回织上好多圈,时不时也会从网中掉下了来,再爬上去。就是这样一幅画面,打消了布罗克尔逃跑的念头,他说,连只蜘蛛都这么勇敢,更何况我是一个人。终于他站了起来,重新回到战场上拼搏。面于挫折,他勇敢地向前去,而不是放大痛苦在角落里等死。像这样事例还有很多,比如贝多芬在双耳失聪时却谱成了《生命》一曲;张海迪在双腿残废后毅然著出了《轮椅上的梦》一书;海伦凯勒在自身聋哑的条件下,却成了美国著名的女作家。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他们在人生中都是遇到重大挫折,却毅然勇敢面对,从自己坚强的勇气和永不磨灭的信念做到了“一鸣惊人”,而不是放大痛苦,苦苦哀鸣。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但我们不要因为打破了一个鸡蛋,放大了失去一个养鸡场的痛苦;不要因为考场的失利而自暴自弃……这些也只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而已,光明的大道,是靠自己去开辟的。匆匆岁月一去不复返,不要到头来留下的去是许许多多的遗憾。只有振作,只有勇敢面对,把痛苦缩小增强自尊心,那么一切都会不一样。自尊是有力量的,它足以让烦恼化为动力,让穷山尽水化为柳暗花明,那么挫折就会落荒而逃!让挫折落荒而逃,让“成功的女神”对你微笑,让“痛苦的恶魔”向你招手,SayGoodBye!如此成才不是苦难太多,而是我们胸怀不够开阔;不是挫折太多,而是我们不懂得如何去对待……——题记 其实,挫折给人的不仅只是失败、痛苦,而是也是一种锤炼。有时,挫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的凡有成就的人,往往不是最有才能的人,而是遭遇挫折最多的最懂得如何对待的人。举个最鲜明也是最普遍的例子来说吧!从前有两个人,一个乐,一个悲。乐与悲同时降临在两个不同家庭:乐于一个贫苦小家出生了。从小,因为贫穷他受尽了苦,为了能成才他奋进,不断努力的学习。在他成学过后,满怀才能,却无法施展。在求业之中他受到了阻碍,收到了挫折。但是,他从未灰心过,因为他坚信雨天过后天会晴,彩虹会划过整个天空;他知道此时此刻他正在磨练,磨练自己的意识,磨练自己的能力。他,在挫折中成长,在挫折中坚强,在挫折中成功了。把挫折作为垫脚时,他是最终登上了高峰。而悲呢,生在富裕家庭中的他受的是父母无尽的溺爱,他整天无所事事,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从不只人间的疾苦,他的生活极尽是白纸一张、波澜不兴。走在父母为他铺就的黄金路上,他什么都不会做。然而,父母无法照顾他一生一世,无法在任何场地上都给他帮助。终于有一天,他踏上了社会,而他的父母已无力再帮他了。在满是失败与挫折之中,他无措了。在挫折中,他总会觉得老天爷和他过不去,故意整他,而自己是绝对斗不过天的。他在挫折中沮丧,在挫折中消去。把挫折当成了一块无法跨越的巨大落石,他终被重重地压在了最低层。同样是人生,每个人都会有挫折。同样是挫折,不同的人之间却有不同的看法。就像悲观与乐观的不同:乐观的人会在每次忧患中看到一个机会;悲观的人则会在每个机会中看到某种忧患。同样的人,成功的人会在每次挫折中感受到成长;失败的人会每次挫折中感受到无尽痛苦与无奈。挫折啊,挫折,不是在挫折中成长,就是在挫折中失败。年轻没有失败生活给了我们太多的磨难,年轻的我们都在寻找自己的归宿。生活是一个舞台,其中的内容靠我们自己去演绎。生活给予我们的不可能永远是那一马平川的阳光打道。挫折,靠我们自己去定义。乐观者认为挫折是生活对我们的考验;悲观者则不然,他们不敢面对,只会一直沉溺于痛苦之中,乃至放大痛苦。人生的路太长,也不太平坦,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转念一想,就是能够以一种思辨的态度看人生,这样,不论何时何地,我们在精神上就容易立于不败之地。常言道:人生不如意事常有八九。倘若心为物役,患得患失,就只会被悲观绝望窒息心智,人生的路上注定是如负重山,举步维艰了。人生如花。花一样的生命,理应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瓣一瓣地绽放她的美丽与清香。使原本死寂荒凉的世界五彩缤纷,充满快乐。事实上,人类自诞生起,就一代代地做着这方面的努力极尽智慧和勤奋地按照美的形象装扮世界,并塑造自己。不必哭泣,世间没有不老的红颜,谁能够保证心不变,看得清沧海桑田。我们走在不同的田埂间,又在同一个地点邂逅。皱纹是蚕食青春的蠕虫,在你还没有清醒时,却已有了像你年龄一样的道路。我们寄托,我们呐喊,都只有一个期限,那就是一生。前面是浩瀚的大海,已经春暖花开,让疲惫的脚丫在沙滩上轻抚而过,留下春天的足迹。作为一个人一个平凡的人,年轻的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能否把握住自己,把握住人生,当荆棘丛生的路在你脚边缠绕时你是否想要另辟新径,朋友们直面生活带给我们的磨难,化悲痛为力量,达观地看待人生,放大后的痛苦会把人给淹没也会把人推向顶峰。生命是一朵长开不败的花,而痛苦只不过是一个相对数,舞动青春的翅膀面对精彩的人生。除非你放弃,否则,你永远不会被打败。痛苦是一所学校没有人喜欢痛苦,但没有人能拒绝痛苦。没有人喜欢挫折,但没有人能拒绝挫折。生活中有人为贫困的挣扎痛苦,有人为富足的孤寂痛苦;有人为生活烦琐痛苦;有人为情冷暖落痛苦;有人为事业的无成痛苦;有人为爱情的失败痛苦……面对痛苦,我们无法逃避。于是,便有了解除痛苦的选择。其实,痛苦对于人来说是一种折磨,因而没有人喜欢被痛苦所包围、所束缚,但我们又无法逃避痛苦的追逐。既然我们不能他痛苦消灭,那么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坦然接受痛苦呢? 痛苦对我们来说未必就是一种厄运,换一个角度看,也许他是磨练我们的一块难得的砾石呢?李白曾感慨“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我想所谓“愁更愁”。或许是酒难消愁的真正体验。一切非理性的措施都只能使你暂时忘却痛苦的结束,就像手术台上的麻醉剂,麻木了你的神经,也带走了你的痛苦,然而药性过后,你依然得咬着牙忍受伤口的折磨。歌德说:“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当辛弃疾“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时候,他的艺术依然苍凉沉郁,依然是充满痛苦的艺术。陆游,杜甫莫不如此。所以。一个清醒的、理智的、成熟的人,应该正视痛苦,承受痛苦。痛苦是一所学校,凡是从痛苦中走过来的,都不同程度地增长了生命的理智,丰富了人生的感受 ,锻炼了自己体魄。一个人从痛苦中学到的东西这比他从快乐中学到的还多。痛苦是一所学校,是雕刻你形象的一把独特别致的刻刀。痛苦是生命最基本的滋味,害怕痛苦的人是软弱的,接受痛苦的人是坚强的,超越了痛苦缺乏承受的勇气。痛苦也并非是不可跨越的关隘,它其实会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境界。让我们坦然地面对痛苦,不要遇到挫折时就退缩。真正排除痛苦的人才是生活中的强者。生活需要挫折人生本来是一些琐细的连缀,正一、如一首乐曲,不可能总是高潮迭起。生活是一部大书,吸引着我们细致观察,耐心口味;生活是一面明镜,映照人生酸甜苦辣,荣辱得失。挫折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生活需要挫折!挫折是什么呢?沮丧说,挫折是无穷无尽的烦恼;失败说,挫折是被击倒后是眩晕; 懦弱说,挫折是充满坎坷的道路。而我要说,挫折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生活需要挫折!面对耳聋,贝多芬顽强拼博,发出:“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的呐喊,终成一代“乐圣”。面对失败,爱迪生坚持不懈,发出“我已找到一千多种不适合做灯丝的材料”的乐观心声,终于给世界带来了灯的光明。面对仕途苦闷,苏东坡壮心不已,发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昂扬曲调,在挫折中逐步走向成熟……生活中有许多琐碎的连缀,例如:我们都要共同经过的考试,工作,事业竞争,天生的遗传病,后天的阻碍。无非是想让我们去经过去战败他们,可有的人就不这样认为,他们经不起困难等种种挫折,不是想要去战胜而是在埋头抱怨。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之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不是吗?挫折它能激发人的斗志,磨砺人的意念,增长人的才干,挫折是压力,是动力,是清醒剂,是催人奋进的力量!人一旦遭遇挫折,不要后退,应该勇往直前。我曾一度地在考试失手,我也同样把这一挫折埋怨了长久,并称之为缠身的绑带,紧紧地困惑不已,阻碍了我的前途,更令我面子完全失落,一次的考试失手竟使我扩大了内心的彷徨增加了自己的心理压力,没有了竞争力,与心神继续学习,把痛苦带回家,向亲人们身上蔓延,为什么会出此状况,为什么不像贝多芬、爱迪生、苏东坡……有广阔的胸怀把挫折当成成功的前提。人生、生活都需要挫折。你、我、他也一样需要挫折,我们遭遇挫折是家常便饭。没有挫折哪能激起生活的火花、闪光点。

哲学与人生心得体会:在拜读《哲学与人生》之前,我还真没有深究过哲学的深刻意义。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原来只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保持好奇的天性,探询一切事物的真相。  傅先生在自序中就说,“哲学脱离人生是空洞的,人生脱离哲学是盲目的。”看此书与其说是学点哲学知识,不如说是通过它来审视自己的人生。作者用通俗的语言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精髓提炼了出来,并贯之以自己的思想,给我们上了一堂又一堂生动、精深的课;在这里,我们不但会看到历史哲学大师的思想,而且会感悟到许多以前从未想过的东西。相信看过此书的人肯定能看透人生许多事情,看淡人生许多哲学课。在这里,我们得到的不仅是哲学的全部精华,更重要的是生命的本质和名利和挫折。  “人类的典范,应该是那些让你我这般平凡的,有着许多烦恼的人都能效法的。他们让我们懂得:烦恼不值得担心,因为能磨练出智慧;死亡不值得害怕,害怕的是不知为何而死。”这很值得我们深思,现在人们多把拥有大量金钱和物质的人当作自己的偶像,以至于许多人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其实拥有越多并不见的就越快乐,傅先生在介绍存在主义时说,“一个人有的越多越不是他自己。因为拥有越多,越没有时间做自己。”在介绍道家时又说,“一个人若多思多欲就不可能快乐,因为欲望没有满足会痛苦,一旦满足之后,又生出更多欲望,更多痛苦。”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可以没有丰富的物质享受,可以没有良好的制度,却不能没有正确的理念”。物质的提高和科学的迅速发展是否能证明社会的进步?即使在寝食无忧的生活里,人们是否就能快乐呢?有了一千万想两千万,有了两千万想五千万,人的欲望永无止境,追求不到时就永远在没有边界的痛苦里轮回。而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回不堪其忧,也不改其乐”也能更好地证明了即使在物质极为匮乏的社会里,人也是可以快乐的。显然,人是否快乐和物质没有关系。经济和科学属于器物层次,器物不能代表文化。制度也是一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就比生活在社会主义下的人快乐,社会主义的人一定比封建社会的人快乐,我看不一定。  对于作者的某些观点或许我不尽赞同,但由于此书谈论的是人生,对于人生,本就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可提供,正如作者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一个人对于宇宙和人生,一定要存在敬畏的心。因为其中充满了许多奥秘,而这些奥秘永远不能被解释清楚。”既然是奥秘,那最重要的就是思想的互动,更何况傅先生说的许多东西又是那么正确呢? 书中有一段话我是我最喜欢的,也在此摘录下来,作为对自己的勉励,也作为文章的结尾吧!“当真正用理性思考经验之后,就能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知道哪一种人生更为理想,也更适合自己。理想代表针对未来,哲学的思考就是要让人能够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向度中连贯起来,让自己的生命不再只是活在当下那片片断断,刹那生灭的过程中而已。

西方哲学论文1000字内容解读

康德与西方古典人本哲学的精神救赎意识 包括文德尔班、罗素在内的许多西方哲学家,都将西方古典哲学理解为某种远离日常生活、拒绝世俗功利的智慧。但是,当心灵真正浸润于西方古典人本哲学之中时,我们却在令人赞叹的智慧背后领悟到一种对人类精神深沉而执着的救赎意识。从古希腊的知识哲学、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到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可以说,精神救赎意识始终贯穿在西方古典人本哲学之中。作为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创始的康德哲学,其救赎意识上承古代传统,下开当代哲学精神救赎之先河,意义十分重大。 一、知识、信仰与灵魂救赎 苏格拉底开启了古希腊哲学以探寻自然到思索人本的重大转型。在苏格拉底看来,确立人之为人而不是自然应是哲学的根本性问题。人所以不同于自然是因为人有灵魂,而灵魂的基本规定性是理性。这就决定了追求真理应成为人生的终极意义。一个人只有用理性对待自己、对待世界,才能够正确地行动并在正确的行动中不断发现真理、不断生成理性、不断确立灵魂,从而卓立于自然之外。古希腊思想大师柏拉图认为,灵魂作为人的本质是客观的,但又是潜在的。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能发现客观存在着的灵魂并将灵魂从潜在状态变成明确而现实的理念。因此,柏拉图反复强调人类最大的善行就是认识理念、塑造灵魂,否则人将沉沦于动物之中。亚里士多德继承并光大了前辈们的思想,更明确地指出,没有灵魂的人就不是真正的人,灵魂是人的本质界定。而人要想获得灵魂就必须依靠知识,知识是人获得灵魂的唯一途径。正是基于此,亚里士多德高度关注知识问题,最终完成了古希腊知识哲学的建造。从上可见,古希腊知识哲学重视理性、关注认识的动因之一就在于试图通过设立灵魂,拯救人类于自然之中。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在当时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中更关心人类灵魂问题,虔信人类的苦难源于灵魂的失落,唯有拯救灵魂才能在苦难中救赎人类。但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不相信理性、认识、知识可以找回灵魂。在基督教哲学看来,灵魂的失落正是人类滥用理性而导致“原罪”的结果。灵魂的复归、人类的救赎只能依靠对上帝坚定信仰和对教规的严格遵守。正是在这其中,精神救赎变成了灵魂再生,哲学成为神学。 二、普遍立法与道德救赎 自意大利文艺复兴,西方社会逐渐进入近代工业化时代。在康德之前,一方面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推动下的工业化背景中,西方近代人本哲学集中体现为理性主义哲学。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恢复了古希腊哲学传统,重理性、重逻辑、重知识。但是,康德发现,科学技术只是人类自然力量的增长、延伸,并未在本体意义上完善人性。相反,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人性正日愈沦丧。同时,康德意识到传统宗教信仰由于不能给人类以实际的知识,无异于同义反复、自言自语,所以他断定传统宗教信仰也无法真正解决人性问题。而古希腊知识哲学和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所倚重的理性、认识、知识,只能在人的现象界中发挥作用,而在人的本体界中无效,同样不能解决人性的问题。在康德看来,人性的修复只能通过道德救赎才能实现。 康德要求人们将在现实世界所遵奉的道德视为一种“普遍立法”,对人的行为起指令和监督作用。它与日常伦理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道德的“普遍立法”出自人性的内在力量,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显现,是真正的心声。而日常伦理则是外在的,是父母、教会、国家和公众舆论等权威意志投诸内心中的反应。真正的道德是自主的,依据自己对生命、社会、历史的理解、体验,而决不是履行某一权威的命令、承诺。这样,道德便成为个人自我创造和自我完善的表现,成为对属人的自由的召唤和实现,而不是自我本质的疏远与异化。在道德的普遍立法下,人避免了把自己的存在与本质依附到外在于自己的他物上去,成为他物的奴隶而失去自由。每个人通过道德把握到自己,从而也就意识到自己不再属于现象界无休止的因果联系的一部分,意识到自己属于理性世界或理想世界,洞达到自己正从感觉的现象中发现了本体的自我。世界不再是外我的、冷漠的、不可把握的物自体,而成为我的亲和的无机身体,成为确证我成为自由人的对象。 道德必定化为行为。只有行动才能最后实现人应做什么的真理,行动的依据决不是幸福而是义务。康德将这义务视为意志自律。意志自律是一切价值的宝库,它为人的行动规定了范围,并使人们的行动符合道德。义务的意志自律不存在假设,也不会造成按意志自律行动的人的压抑。相反,意志自律是实现自由的关键。每个人只有实行自己的义务,才能真正地成为自由人。而人们的自由所以能导致普遍的立法,正在于人们永远不奴役他人、无视他人的自律。在这里,对他人的义务指明了人性存在的可能性,对自己与他人的自由权利的尊敬与忠诚成为道德。尊重的对象不再是物化的功利和幻想的上帝,而是铭刻于心的责任品格。康德批判哲学中涌动着的这种道德救赎意识,在扬弃了古希腊、中世纪人本哲学灵魂救赎意识中朴素、迷信因素的同时,保留了它们的人道主义传统,并对克尔凯廓尔、海德格尔、萨特等当代哲学家的生存救赎意识产生了强烈影响,甚至深深地感动了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三、艺术活动与审美救赎 无论古希腊还是近代,西方古典人本哲学都十分重视艺术活动,把艺术活动看成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将艺术理解为对人类实行审美救赎的第一人却是康德。 康德认为,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审美在有限的形态中生成着无限的本体。当人们处于审美中时,时刻体偿并拥有着全部生命力的洋溢和灵魂的升华,具有着解放的性质。审美不服务于任何具体功利却内在地指向某种总体性目的。这个总体性目的就是人的自由。正因为此,审美对人的生存而言具有必然性,它必然地使人产生审美愉快。这种审美愉快是人在现象界中显现了本体自由的欢悦,是对日常生活中受到各种物的束缚与遮蔽的人的解放的肯定。因而,艺术不是自然的产品,它是人类有目的性活动的成果,它在现象的、感性的具体经验中显现并确证了本体的自由。康德指出,艺术活动与科学不一样。科学是人类认知能力对经验的建构。科学活动必须以经验为界域,一旦超越了这个界域,科学便失去真理性而成为谬误。所以科学根本上是现象的、有限的,不可能表达本体的自由而只能揭示自然的必然。同时艺术也不同于一般的手工活动。手工活动是为挣得报酬,而艺术仿佛是一种游戏,不象手工活动那样被迫、痛苦。艺术的活动是真正非异化的活动,它的全部意义寓于整个过程之中,而这个过程正是通过现象的创作冲动和审美意象表达着主体的自由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审美意象只可体悟、领会而不能分析、言达。正是在领会、体悟的创造性活动中,有限的现象显现了无限的本体,日常生活中实现了自由的拥有、享受。 在康德审美救赎意识的直接启发下,席勒创立了著名的审美教育学说,而且康德的审美救赎意识也深刻地触动了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引发他们在审美的维度上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无疑,康德开启的审美救赎意识已成为西方近现代人本哲学文化精神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就像是现在有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的“形式”是它会鼓翅、会咕咕叫、会下蛋等。当这只鸡死时,“形式”也就不再存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鸡的物质。柏拉图断言感觉不可能是真实知识的源泉。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方案和目的是一切自然过程的指导原理。可是亚里士多德对因果性的看法比柏拉图的更为丰富,因为他接受了一些古希腊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第二种是形式因,即主要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第三种是动力因,即为实现这类设计而提供的机构和作用。第四种是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举个例子来说,制陶者的陶土为陶器提供其质料因,而陶器的设计样式则是它的形式因,制陶者的轮子和双手是动力因,而陶器打算派的用途是目的因。亚里士多德本人看中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最后,物体或者生物达到完成阶段,其制成品就被用来实现原来设计的目的,即为目的因服务。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逻辑思维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的支柱,这种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当然,他也犯错误,但次数很少。 四因说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有一种「原因」关系的存在。这种“原因”观念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因果”观念,“原因”与“为什么”相对应,并不与“结果”相对应。即“目的因”、“物质因”、“动力因”和“形式因”。 「物质因」(Material Cause) 代表了一个事物从一堆零件、成分、基础、或是原料所组成的存在形式,将物质的构成追溯至零件的部分(要素、成分),接著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架构、混合、综合、复合、或结合)。举例而言,形成一尊大理石雕像的大理石等原料便是物质因。 「形式因」(Formal Cause) 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物是由怎样的定义、形式、形状、本质、综合、或原形所构成的,解释了构成一个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法则,这只是整个事物(整套原因关系)的其中一部分(宏观结构)。举例而言,雕塑一尊大理石雕像的草稿或设计图就是其形式因。 「动力因」(Efficient Cause) 指的是改变事物的动力及起因,研究「是什麼改变了什麼、而又是什麼造成了这个改变」,范围包括了所有事物间的媒介,包括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动力的起源或是被改变的事物。举例而言,将大理石雕刻为雕像的艺术家就是动力因。 「目的因」(Final Cause) 指的则是一件事物存在的原因、或是改变的原因,包括了有目的的行动和活动。一件事物的目的因是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或者说是它之所以改变的原因。这也解释了现代所谓的心理动机,包括了意志、需求、动机、理性、非理性、伦理,所有这些动机都是创造行为的来源。举例而言,一尊完成了的大理石雕像就是艺术家的目的因(目的论)。

哲学与生活论文1000字内容解读

我 一直很喜欢哲学,尽管一开始对哲学的了解不深刻。后来到了大学,学习了中国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史,才对哲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有了自己的心得。柏拉图指出:“惊奇是哲学家的标志,是哲学的开端。”在《苏菲的世界》一书中也强调:“成为一个优秀的哲学家的唯一条件是要有好奇心。”我觉得这句话应该将“唯一条件”改为“必要条件”更准确一些。人都是由惊奇而开始哲学思维的,但是要想达到哲学家的高度还需要很多其他因素。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强调:“哲学以绝对为对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提出自己的哲学定义:“就是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思想。”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文章阅读网: )古往今来,纵观中西,很多哲学家都对哲学有不同的定义,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哲学都和思维、思考、知识、思想有关。 有人也许会问:“学习哲学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的确,学哲学是不能当饭吃,但学了哲学以后,你会知道“吃饭是为了什么?”,“活着又是为了什么?”首先,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学者为形式,以确立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的社会科学。哲学不是一般人能够吃透的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学会如何用哲学的方式去思考。简单举一个例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辩证法包含了发展观、矛盾观、联系观和辩证否定观,这四种认识世界的基本观点同时也为我们提出相应的方法论指导,这使我们在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上少走很多弯路。智慧是命运的一部分,一个人所遭遇的外界环境是会影响他的头脑的,反过来他所用的思维方式也会反作用于他的幸福与快乐的程度。一个人如果用消极的思维方式去面对他遇到的苦难,那么往往容易失败甚至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但是一个人倘若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同样的苦难,往往会更容易摆脱困境,走向成功。其次,哲学对世界的关于终极意义的解释,它在解释中使我们了解了世界,使世界在我们的意识中合理化,从而为我们提供心灵的慰藉。在学习西方哲学史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哲学会思考神、自然(物)、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同的哲学家对世界本源的探索以及人类本身的探索等都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其实我们关注的焦点不是内容本身,而是我们去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思考的。在《苏菲的世界》一书中有这么一句话:“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比一千个答案更具有爆炸性。”也就是说我们发现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此我们在生活中也应该主动去思考而不是把这个世界看作理所当然的存在。思考什么?思考一些现象背后的本质,思考这件事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现象与现象之间有什么联系等等,而不是不假思索的去接受别人的观点甚至是一些所谓“砖家”的观点。这样你在遇到生活中有关一些批判的言论时你会有自己的判断和取舍而不是全盘吸收并把它奉作真理。我们的思想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态度以及快乐与否而不仅仅是物质。再者,哲学还是人对自我定位的一种工具。苏格拉底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和“认识你自己。” 在《马克思箴言》一书中,马克思说:“人并不是跪在世界之外的抽象的存在。人意味着世界,意味着国家,意味着社会。”哲学让我们学会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存在,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认识到“人应当是精神性的存在。” 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选自《论语》 ),人认识了自己,就会达到身心和谐的境界,得失坦然,生活洒脱超然,不苛求他人也不苛求自己的内心,明白自己的方向和活着的意义,生活自然轻松快乐,正所谓“道法自然。”从人的一生对文化选择的向度也可以看出哲学对于人生发展过程所起的作用,这里就不一一叙说。最后,哲学最终的目的在于“善的智慧”。在追求智慧的过程中并没有任何一种明确固定的方式,重要的是任何一种方式中都需要一种精神,一种追求智慧的精神,而这也是人类追求知识的跟班精神。曾经讨论过中国哲学的精神是什么?冯友兰说:“中国这虚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命题。求解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我们都知道具体科学是哲学发展的基础,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那么哲学的发展也是永无止境的。倘若一个人不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即理解的可能性),无目标无追求、不思进取,那么就无法发挥自己的价值,注定是平庸的一生,是碌碌无为饱食终日的一生。哲学让我们哦那个正确的思维方式去思考我们所处的世界,哲学让我们认识自己,诶自己一个合适的定位,哲学让我们不断追求,有思想的活着,即使物质上可以贫困,但是精神上却可以很富足。热爱哲学吧,让我们与哲学相伴一生。

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当前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到讨论中,诸如哲学与时代、哲学与生活世界、哲学与现实、哲学与人的生存等话题,其实都是这一讨论的部分。然而,任何讨论都必须首先确立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所讨论的问题应当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真问题,否则,就是无病呻吟或胡言乱语。那么,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否是一个真问题?为什么它现在成了问题?是追逐西方哲学谈论回归生活世界的“时髦”? 是在哲学被边缘化之后,学者们不甘寂寞,试图重新回到社会关注的中心,使哲学成为像“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样的“显学”?是学者们不愿清贫,试图通过关注现实,充当“工业的宦官”,勾引消费者皇帝的最下流的欲念、迎合皇帝们的最肮脏的欲望,然后从他们的口袋里套钱?是出于某种“民族主义的心理”,即对中国至今尚未产生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哲学家的忧虑?还是哲学与生活的关系真的出了问题:哲学远离了生活? 其实,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一个永恒话题。一方面,哲学的历史就是一个愈来愈贴近人的现实生活的过程。古代哲学关注的是客体、对象世界,近代哲学以人的认识为对象,现代哲学讨论的是科学的发展和人对生活的体验、感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越来越生活化、哲学的地位越来越“平民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生活之树常青,生活的生成性必然使前一个时代的哲学与后一个时代的生活发生断裂,这时就要求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所以,每当时代发生变迁,既有哲学的解释力无法包容生活或者说生活越出了哲学的解释框架时,就会产生哲学回归生活的呼声。而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状况正是哲学与生活之间出现了断裂。 从“论坛哲学”的角度(按照高清海教授的说法,现今马哲在国内有三种存在状态:讲坛哲学——存在于讲话、官方文件报告、公共政治课讲坛上的哲学,论坛哲学——学者们讨论的哲学,应用哲学——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哲学),马克思哲学在新中国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实践唯物主义(1978年前),实践唯物主义(1978-1990年)和后实践唯物主义(1990年后)(这里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广义的,即指所有主张凸显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观念,而不是仅指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冠之以“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观点)。改革开放前,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当然也是扭曲的,那时哲学作为无所不能的指导者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哲学的地位、作用以及与生活的关系并未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也没有成为问题,因为那时哲学与生活是同步的,从真理标准问题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再到主体性问题,最后到实践唯物主义问题,所有这些讨论都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并且首先是作为现实问题粉墨登场的。比如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针对的是“两个凡是”的极“左”路线;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肆意践踏人、侵犯人的反动;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是为了给市场经济的发展清除障碍,等等。可以这样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时期,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时期,哲学不仅见证了这一过程,而且是这次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和生力军。也是由于哲学问题与现实息息相关,所以,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是乐观的、朝气蓬勃的,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哲学家们并没有被边缘化和失落之感。而到90年代后,恰如在西方19世纪上半叶的哲学与科学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一样,哲学与生活的姻亲关系解体了。事实上,在90年代末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就已有解体的趋向。因为实践唯物主义要求体系化,试图建构取代旧教科书体系的新体系,这样一种学术上的诉求就蕴含着脱离现实的种子。有的学者曾用“学术凸显,思想淡出”来概括9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状况,这一概括虽然不是十分贴切,但也反映了部分真实。的确,90年后,一部分学者专注于学术,甚至以纯学术自居,沉迷于史的挖掘,耻于谈论现实,把学术性和现实性对立起来。这当然与建国后马克思哲学与政治过于紧密、与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不强、与90年后学术界日渐浓重的商业气息有关,是对它们的反拨,是对学者的自身操守或职业意识和具有学术底蕴的学术研究的呼唤。但是,对于哲学、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史”的研究并不能以“论”的牺牲为代价,对学术性的强调不应排斥对现实的关注。另有一部分学者转向庸俗,学术的崇高感、神圣感、使命感荡然无存,学术研究成为挣钱的工具、谋生的手段,写文章是为了评职称、挣稿费。对于这部分人而言,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258页)诚然,上述两种倾向是90年后学术界的两种极端现象,并不代表学术界的全部,但这两种倾向的存在却真切表明,90年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时代感和生活气息,成为象牙塔里的学问,成为学者们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学问,哲学与生活的关联断裂了。这正是哲学贫困化或思想淡出的原因,也是哲学被边缘化的原因。

相关百科
热门百科
首页
发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