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在唐朝的影响论文题目有哪些
1、唐代科举制使中央政府得以网络天下俊才，扩大了政治统治的基础人才选拔、官员任用的权利完全收归中央后，经科举入仕的都成为“天子门生”，于是，门阀势力受到有效抑制，地方上的离心因素逐渐消解，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2、唐代科举制的实行是我国官员选拔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均差产生了深远影响隋唐之后，科举制不断发展和完善，一直沿用至清末
唐朝科举的常设科目是明经科和进士科。明经科主要考试儒家经典；进士科主要考试诗赋和政论，难度很大，是做高官的主要途径。影响；科举制打破了门第的限制，给一般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做官参政的机会，扩大了选才的范围。同时，选拔官吏的权利也从地方集中到了中央，为统治者吸收笼络人才扩宽了道路。
唐朝实行科举制度，的确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要求，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第一，官吏选用大权由中央朝廷来行使，这就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和集中第二，选官有统一标准，全国要想做官的人都以全力去适应这些标准，这就加强了思想的统一第三，向各地方的庶族地主、平民打开了门路，刺激、网罗了一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使他们有了参与政权的机会，这就调和了阶级矛盾，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第四，科举看起来好像是最公平不过的，任何人只要读好书，就有资格应考做官，这样不仅掩饰了官僚政治的阶级实质，还可吸引全社会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埋头读书，养成极其驯服的性格，不易发生不满封建统治的不稳思想这也就是科举考试制度之所以能在封建社会里维持一千三百年之久的根本原因 唐朝的科举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的选士制度上，有了新的发展，它总结了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选士经验教训，比较详明严密地开创了考试取士的规模，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多少要凭点才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可能使一般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有进入仕途的机会，打破旧的严格的封建等级界线，选拔某些有才干的人，与察举和九品中正制相比较，它是比较进步、比较合理、比较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制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科举制改善了用人制度，使得有才识的人有机会进入各级政府任职科举制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士人用功读书的风气盛行，也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尤其因为进士科重视考诗，大大有利于唐诗的繁荣!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 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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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在唐朝的影响论文摘要
科举制代替了形成于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一定程度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于选官的垄断，逐步结束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不公平选官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提升了官员素质。促进了文化的普及，有利于民间形成尊重学问的风气。
科举选官制度首创于隋朝，唐朝完善。科举制的积极影响：使出身社会中下层的读书人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参与政权，扩大了统治基础。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加强了中央集权。
1、唐代科举制使中央政府得以网络天下俊才，扩大了政治统治的基础人才选拔、官员任用的权利完全收归中央后，经科举入仕的都成为“天子门生”，于是，门阀势力受到有效抑制，地方上的离心因素逐渐消解，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2、唐代科举制的实行是我国官员选拔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均差产生了深远影响隋唐之后，科举制不断发展和完善，一直沿用至清末
加强了唐的中央集权，巩固了皇权。促进文化的发展，提高了官员的文化水平。
科举在唐朝的影响论文题目及答案
唐代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科举制的设立使唐朝在诗歌领域登峰造极。还为朝廷选拔了武将。长期以来成为中下层人民追求功名利碌的出路，但总的来说还是为国家提供了人才。
科举制度促进了唐朝的文化思想的繁荣，对唐朝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以及官员，并且不仅仅是单一的文化考试，还有武举，唐朝的科举相对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科举来说，无疑是最开放的，也是最开明的，为唐朝的长治久安与强盛奠定了基础并不断的夯实。
科举制对唐朝起到积极作用，科举制让唐朝出现更多文人，如李白、杜甫，民众文化水平高，其次让普通百姓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收服人心维护江山稳固。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 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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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在唐朝的影响论文题目怎么写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时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国学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1、唐代科举制使中央政府得以网络天下俊才，扩大了政治统治的基础人才选拔、官员任用的权利完全收归中央后，经科举入仕的都成为“天子门生”，于是，门阀势力受到有效抑制，地方上的离心因素逐渐消解，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2、唐代科举制的实行是我国官员选拔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均差产生了深远影响隋唐之后，科举制不断发展和完善，一直沿用至清末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 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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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在唐朝的影响论文选题方向
科举制使唐朝得以网络天下俊才，扩大了政治统治的基础。人才选拔、官员任用的权利完全收归中央后，经科举入仕的都成为“天子门生”，于是，门阀势力受到有效抑制，地方上的离心因素逐渐消解，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这里有利弊
唐代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科举制的设立使唐朝在诗歌领域登峰造极。还为朝廷选拔了武将。长期以来成为中下层人民追求功名利碌的出路，但总的来说还是为国家提供了人才。
1、唐代科举制使中央政府得以网络天下俊才，扩大了政治统治的基础人才选拔、官员任用的权利完全收归中央后，经科举入仕的都成为“天子门生”，于是，门阀势力受到有效抑制，地方上的离心因素逐渐消解，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2、唐代科举制的实行是我国官员选拔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均差产生了深远影响隋唐之后，科举制不断发展和完善，一直沿用至清末
科举选官制度首创于隋朝，唐朝完善。科举制的积极影响：使出身社会中下层的读书人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参与政权，扩大了统治基础。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加强了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