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中国近代史论文1500字数

对李鸿章的评价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细数李鸿章的一生，他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什么黑锅总是让他背，就算说他卖国，也是光绪、慈禧他们逼他去卖的！如果朝廷的军费都到位，如果皇帝确实落实海防，那时日本鬼子会攻的进来吗？他们敢侵犯台湾吗？而后面签约都是别人逼他去的，清朝政府那么多文武大臣，哪位有能力去签？《马关条约》只是让他成了朝廷的替罪羊。换一句话说，如果清王朝统治者不同意割让台湾，李鸿章签不签约有用吗？看来看去，我感觉李鸿章真的很冤。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就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相当高。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 “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这句话说得好，出错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儿的人，而不作事儿是不会犯错误的。“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李鸿章并不算是真的卖国贼，而是中国近代的一位很值得敬佩的伟人。我赞同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对他的评价，说国人全体不努力，然后归咎于一人，这种劣根性至今未变。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写了这篇以我个人的看法对李鸿章的评价，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我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望采纳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1919年，《凡尔赛合约》签订，中国人作为战胜国依然摆脱不了被忽略的局面。于是，中国人民愤怒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废除21条”，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在全国开展起来。五四运动胜利了，清政府妥协了，合约上也终于没有中国人的签字了。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学生为先锋的，工人为主力的五四运动便顺理成章的被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永载史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GCD登上历史舞台，带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建立新中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代史到此结束。【同学你好，如果问题已解决，记得右上角采纳哦~~~您的采纳是对我的肯定~谢谢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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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打破中国人民的美梦。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账。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就这一点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煮了一锅夹生饭。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败了。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从同盟会到南京临时政府，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成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辨明对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在《告各友邦书》中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友好关系。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革命实难继续下去。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后来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凯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既然革命党失掉农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转到新军和会党。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才是显得十分弱小，毛泽东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革命党人没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同盟会发动新军和会党举行起义，这两者毕竟不是革命党人自己建立的武装，况且新军、会党成员复杂，他们中大多数人接受立宪派和旧官僚，因此，在旧势力煽动下往往会变成破坏革命的力量，革命党人缺乏有力的武装队伍，很难应付反动势力的反扑。中国同盟会也没有建立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因而在组织上是不巩固的，同盟会内部复杂，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这样一个思想上缺乏信仰，组织上松懈无力，内部矛盾重重的政党。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因此，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它说明了只要不断地革命下去，胜利终有一天会来临！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从两次鸦片战争看中国之变迁与发展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化。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关键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一、两次战争，一种命运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走私贸易，让接连遭受1825年和1837年经济危机的大英帝国尝到了不小的甜头，源源不断地白银流入大英帝国的国库，正如梭伦所说：“财富催生饱腻，饱腻催生暴行”，大英帝国迫不及待的将侵略的坐标插入了中国的版图之上。与此同时，国库的亏空严重地影响了大清帝国的收入，军备海防废弛，政治腐败，清廷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鸦片，但英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利用行贿和走私等手段，继续罪恶的鸦片贸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官员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1]1839年6月3日至21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英、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2]。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GElliot）统率4000侵略军，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无疑，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主导，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查办；沙角、大角、虎门炮台相继失守，定海、宁波、镇海相继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让战火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09年水深火热的日子！当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并以此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侵略者借口此事件进行干涉并伴以武装挑衅；同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派葛罗（BJBLGros）率军来华，暗中与英国侵略者结盟并联合美俄构建了四国联合战线。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广州；1858年5月，侵略军攻陷大沽、天津，此时侵略军的炮筒直指紫禁城！腐朽的清王朝急忙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1858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别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11月8日，英法又逼迫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如此顺利而不加条件反对的签订条约，让英法侵略者的贪欲无限的膨胀，1859年6月20日，英法联合发动大沽战役，这场突如其来的没来由的战役，让清军措手不及，只能被迫还击，马克思在论述这场战役是指出：“中国当局不是发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驶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3]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人性的贪念让他们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将“万园之园”化为一堆堆败瓦颓垣。参与焚烧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4]1860年10月，无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与英法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两次鸦片战争，古老的东方国度——中国，在清朝统治者的带领下，驶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千万万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命运——用枪炮和鲜血来换取国家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由！二、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两场久远的战争，中国耻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阵阵枪炮声，一声声呐喊声中拉开了。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早期，清政府对西方各国基本上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当英皇派遣使团出使中国，试图与清政府建立相对开放自由的贸易关系是，当时执政的乾隆皇帝一口回绝，理由倒也简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5]可是现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更有一些殖民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机构，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6]咸丰九年（1859），在海关司税李泰国的紧逼下，清廷将总税务司升格为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首脑，并委任李泰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这位大英帝国的海关代表，不仅“霸占”了中国海关的最大权利，还在其任期内将司税改为税务司，税务司的实际地位就相当于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长官。此外清廷的海关系统还包括：海政局、同文馆和邮政局。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即筹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均为官僚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兴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包含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7]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到清朝也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在国家的整个经济部门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8]1840年后频繁的国内国外战争，不仅耗空了国库，而且让各省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依赖着大量土地的小农经济发展迟缓，而耕种技术长期的落后，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曾在最初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有过顽强的抵抗，但时间短收效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各国的权益扩大和侵略活动的加强，陈旧的封建经济难以抵抗强大的新兴的的资本主义，开始了普遍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是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9]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业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轻笑开始广泛解体。（小生产与机器大生产难以竞争）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以耕织结合为主的自然经济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是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10]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农业产品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罂粟为例：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却鼓动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1856年，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3万担，烟田2303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11]粮食商品化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后，地区经济作物的广泛扩种占用了原有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该地区对于外地粮食的需求大量增加；并且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商埠经济的发展，粮食的需求量也同时大增，“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4），全国粮食商品率友10%增长至16%；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片，尤其是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12]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四）、其他方面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五、结束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饱经了109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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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所有的缘起似乎都是因为鸦片。历史进入了19世纪，或许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化合物竟然引起了世界的巨大震动。在这里，鸦片是一个偶然，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必然。这样的鸦片就如同伊甸园的那个苹果一样，具有的，是与世界相当的意义。世界并不完全是空间意义上的，它更多体现的，是时间上的。苹果在必须出现的时间出现，在必须出现的地点出现，并且以一种魔幻的方式，与世界和人类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同样，鸦片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所具有的意义也是如此———这种从最漂亮的花朵的果实当中提炼出来的东西，在更大程度上，与那只苹果一样，它具有着符号的意义，它所代表的，是那种逃避不了的宿命意义。东西方最早的撞击，是由于彼此精华的互相诱惑导致的。比如丝绸，比如香料，又比如瓷器。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带有强烈神秘色彩的。比如说丝绸，它是由那种软绵绵的虫子吐出的丝织成的，这样的过程本身就有点匪夷所思，像一个童话，或者如一个寓言，或者干脆像是一种幻变——那种奇异的、牵涉到人类诸多本质迷惑的幻变。瓷器呢，同样具有的，也是脱胎换骨的意义，那仿佛是泥土的凤凰涅槃——最肮脏的、最普通的泥土，在经过烈火的焚烧之后，竟有着最洁净的品质，就像一个最下层的农民生就了最漂亮、最冰清玉洁的公主。至于香料，与丝绸与瓷器所不同的是，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准确的名词，它具有混合性，具有模糊性和包容性，它含混不清，却又无可奈何。它同样具有谜一般的意义，它所揭示出的世界的神秘意义，它所能给人的启迪以及迷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丝绸和瓷器。它是那样的复杂，那样的生动，同时又具有无限的蛊惑力，让人们费思量，却难忘。在鸦片进入中国之前，古老的东方帝国已经达到了在农业社会状态下的自我平衡，从本质上来说，这个国度是缺乏具体的目标和追求的，虽然从表面上看，以儒学为主的文明有着大同世界的目标，但这样的目标并没有具体化，也很难实践化。千年不变的男耕女织，千年不变的春种秋收，千年不变的天朝上国，还有千年不变的之乎者也礼义纲常，使得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在外人眼中，看起来像一尊精巧的瓷器一样，细腻而迷人：靠浇灌而生产的稻米产量总是很高；盐的分配和五谷口粮相搭配；大粪便溺足够用来浇菜；人吃过的泔水可以养猪；堤坝防止水灾；政府的粮仓保住了灾荒赈恤；保甲制度自动地保障邻里公安；家族成员之际，各自履行相互周济安全的义务；农耕以各家各户为单元进行，每一家，都由一个家长说了算，“三纲五常”的教育使每个人对自己的家庭，每个家庭对国家的义务，都谨守不悖；科举考试则给所有的才智之士以正统教养，以努力方向；在官吏任用上，实行“避嫌”的律令，不在本省任官，减少了攀亲引故的弊病……这个东方古国就像一架古老的农耕机械一样，庞大而周密，虽然在运转过程中并不绝对合理，但是它总是显得有条不紊，胸有成竹。这个庞大的农耕机械看起来稳固无比，但在它的内部，并不是天衣无缝的。最切实的危机，是社会生气勃勃的成长和呆板粗笨的结构体制之间的摩擦。这样的内在抵触，形成了中国社会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哑谜。对于统治者来说，绝对的王权才是国家政权的真正目标，至于其他的，包括社会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以及精神的解脱，都属于混沌状态。这样的混沌，在很长时间里造成了社会发展以及智力创造上的停滞和静止。在这个时候，鸦片的出现，使得这个国家的薄弱之处充分地暴露出来。这个精巧的制度和社会在遭受到西方毫无道理的冲击之后，就像一个瓷器一样摔在地上……鸦片的出现完全是一种机缘，那是所有的因缘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生命运行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就如同我们现时的电脑信息的兴起。直到今天，仍有人固执地认为，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发明的，而是风生水起，应运而生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方的香料促使了欧洲中世纪的迷幻，也促使了欧洲中世纪的觉醒。在此之前，欧洲在很长时间里一直用海吃海喝的肉食方式来掩饰生活的单调和无聊。因为严谨和刻板，以及对于自身欲望的忽略，他们的生活远不像东方人那样富有诗情画意；他们的生活，包括口味和方式都单调而缺乏情趣，也离自然很远。这时候来自东方的胡椒、桂皮、干肉豆蔻花的进入，使得欧洲中世纪粗劣不堪的习惯遭受到新鲜的刺激，仿佛忽然打开一个窗口，有一束光划破漫漫的黑夜。香料的主要功能是为储藏，而另一些功能，比如咖啡，比如罂粟，以及能激荡起色欲和迷幻的麝香、龙涎香、樟脑、珍贵的树胶脂，等等，对欧洲人所引起的诱惑几乎是致命的，它们改变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欧洲人的习性。欧洲人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些极富有魅力的物品都产自于东方，而留给欧洲的，都是些平常与平庸的东西，比如土豆，比如牛羊。这样的方式如同神奇的天方夜谭故事，激起欧洲一片春意。当然，这些都是早先的事情。那时在西方人的眼中，东方的一切都因其偏远、稀有、富有异国情调，也许还因其昂贵，而在欧洲赢得了一种影响强烈的、催眠的魅力。没有任何商品能像香料那样受到人们如此强烈的贪求，东方的这些花、香以魔幻的方式把欧洲的灵魂给熏倒了。历史发展到18世纪，东方与西方像漂流在大洋中的两大板块一样，不可避免地相撞了。在此之前，世界的力量已经静静地向西方聚集，欧洲文艺复兴以及稍后的宗教改革，似乎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人类所面临的初级困惑，也指明了人类自身的方向。人类的思想在经过长长的跋涉之后转而变得深邃起来。这样的清楚，对于人类自身来说，就像是第二次竖立行走，是思想和人格的竖立行走。与此同时，由新兴思想所产生的动力正在勃发，人们开始了对自身以及自身环境的挑战，力求把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17世纪的大航海运动兴起，人类文明开始迈开大步。大航海所产生的接二连三的效应，使得欧洲坠入集体的狂欢，列强们的胃口像狮子一样被调动起来。时间也撒开双蹄，一下子变得突飞猛进起来。初始，哥伦布的成功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惊异，继而爆发了一阵古老世界从未有过的冒险狂潮，每一个人都涌动因几个世纪封闭所积蓄的狂热，人人都想突破自己狭小的生活范围。在欧洲，那些对自己工作和生活不满足的人，自感落伍并焦虑彷徨的人，还有荷尔蒙旺盛的士兵、失落的军官、落魄的豪绅、身处底层的黑人，他们全都希望到新世界去沐浴阳光雨露。短短的100年中，欧洲的航海成就不只是翻了100倍，而是翻了1000倍。与此同时，地理学、天文学和地图学在这段时间内也经历了空前绝后的前进速度。人们终于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星球之上，明白了地球的外形和范围，也明白了在广袤的地球上，还有很多地方是文明的空白。这种对身处世界的茅塞顿开，一下子勾起了欧洲人史无前例的征服欲望。而在东方，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生活仍然是按照原来的节奏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从对于时间的熟悉上，就可以看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在东方人眼中，时间一直是一个圆，循环往复，周而复始，速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只会增加轮回的次数。东方人从不会产生时间上的紧迫感，并且，对于时间，也缺乏认知的精确性。在中国，一天分为12段，每段之中，是比较模糊的，就像一个圆被分成了12部分。而在西方看来，时间是直线的，也应该是精确的，它可以精确到时、分、秒。因为对时间的模糊和漠然，在东方人看来，自己生活的地方有着充足的阳光、雨水以及粮食，就已经足够，他们一直没有贪婪的欲望，一直满足，一直自得，他们就像植物一样，平稳地按照自己的传统和习惯生长着。按照西方历史学家的说法，直到1700年，当时的东方大国，它的物质生活在世界上还是最好的，从东方流向西方的各种发明，要比从西方流向中国的各种发明多得多，所以在马可·波罗等人的眼中，东方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但从明朝中期以后，西方商业兴盛，城市发展领先，在科技、商业、文化、制度等方面后来居上，尤其是航海业的突飞猛进，不仅仅带动了商业的发展，更使得人们在科技、文化、世界观以及自信心上突飞猛进。对于此时的西方来说，在很多层面上已经与温柔敦厚的东方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为止。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1]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为实现现代化而斗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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