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经济史论文5000字的意思

我也是新疆的！！！ ~~~我也不会写

至少在这次危机起源地的美国，货币和会计制度是造成先前虚假膨胀的首要因素，从而也是危机的首要原因。而无论是货币制度还是会计制度，哪个不是由美国政府垄断和掌控的呢？目前的货币制度与会计制度，正是美国政府无限扩张和市场自由日渐受制的体现。还是美国人自己的总结更加真切：“如同健全货币一样，美国的经济自由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而低税收、最低程度的经济干预和高储蓄也已经离人们越来越远。美国以前的政府限制和自由经济的比较优势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已形成的共识是，美国之所以成为这次危机的发源地，是因为其不受节制的贷款消费以及负储蓄。但这首先该归于政府开支扩张而需要的税收加重，其次是美国人不想降低生活水准。当储蓄花光时，就只剩下借款消费了。为了能够使政府和个人有钱可借，维持虚假繁荣，政府只有不断增加货币发行。美元1971年与黄金完全脱钩后，美联储增加货币发行的最后障碍被拆除了，美元变成了纯粹由美国政府控制的纸币。正如美国有识之士所总结的，美国政府通过操纵和压低物价指数，尤其是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所谓核心CPI，为可说是随意扩张货币发行铺平了道路。38年来，美国有的只是通货膨胀，而没有通货紧缩。黄金价格上涨了30倍，就是无可辩驳的明证。经济学教科书上说，是经济增长导致了货币发行增加，是物价整体上涨导致了通货膨胀。但现实和逻辑都显示，从来都是货币发行过多导致了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导致了物价整体上涨。如果不是货币发行过多，则只能是经济越增长，物价越便宜，而非相反。可见，美国政府通过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不受约束地过多发行纸币，为市场注入了过多的流动性，才使得私人实体能够低成本轻易借贷，不加节制地消费；即使没有储蓄支撑，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也能够泛起越来越大的泡沫，直到破裂。而在另一方面，美国通过操纵会计制度，保持了虚假收益的延续，并使其变为实实在在可供政府开支的税收。正因为不同的会计制度对于成本与收益的确认原则不同，所以，要想使虚假膨胀或泡沫经济能够延续，就离不开对会计财务制度的操纵。这样会计原本只是一种据实记录的管理工具，不知从哪天起也沦为了美国政府的操纵手段。特别在实行了“按市值计价与确认收益”的会计制度后，短期投机意图和行为的高涨就一直鼓舞着政府与各类企业的控制者。这一制度不仅将已实现盈利作为收入，也将那些仅仅停留在账面上的虚假浮盈列为收益——所谓“浮盈算盈利，浮亏算亏损”。此前的会计制度“浮盈不算盈，浮亏算亏损”，还能敦促着人们追求已实现的收益，约束着人们的投机行为，使投资相对保守。因为再大的浮盈也不被计入业绩，而浮亏则确确实实地减少利润，所以，人们不仅不会追求过大的虚假帐面盈利，还会尽量避免浮亏。但这一制度不能将账面浮盈作为纳税所得来增加政府税收，不利于资产市场的持续膨胀，也就不利于维持虚假繁荣。当然不会是报喜不报忧并热衷于扩张的政府所偏好的制度。只有“浮盈也算盈”的会计制度，才会一石两鸟。首先，只有“浮盈也算盈”，政府才能将账面浮盈也计入应税所得额，尽管市场实体没有兑现盈利，但政府却将实实在在的税收纳入了国库，成了可以使用的财政开支。其次，“浮盈也算盈”，才能将账面浮盈计入企业控制者的业绩，而只有资产市值的不断提高，才能确保浮盈不断增长。所以，这一会计制度不仅不会导致人们为急于兑现浮盈而抛售资产，反而想方设法去促成市值上涨。这当然就能保证虚假膨胀和繁荣的延续，甚至进一步高涨。问题是，在期权和选票作为现代企业与政府控制者回报的年代，如此会计制度，首先会使企业经营管理层为了自身的期权价值最大化而不惜动用一切合法、不合法手段去不断提高所掌控企业的市值，却全然不顾股东们的利益得失。为片面追求资产扩张和市值上涨，那些原本属于生产性的制造业或采掘业企业，也会不断贸然深入到房地产和金融资产市场，甚至将生产性业务彻底抛弃；金融企业更是采取所有可能想到的手段去膨胀资产，尤其是通过不断加大使用财务杠杆的衍生产品虚增市值，为此不惜铤而走险大肆做假账。而政府控制者则从这种虚假膨胀中维持并增加了选票，获得了切实的财政和政治实惠。而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由此，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家庭和个人，都在行为上变得越来越短期化，也越来越投机，整个社会也就越来越浮躁和虚荣。包括最普通人群在内的整个社会均将房屋净值（房屋市值减去首付与贷款成本后的所谓增值）与股票增值作为了储蓄和财富，然后在此基础大肆借贷消费，寅吃卯粮。但是，从整个社会看，这些资产市值增值毕竟不是储蓄，以此为基础的消费，只能是债台高筑，不可持续，危机的暴发和经济严重衰退不可避免，等待人们的只能是一场经济灾难。至少在这次危机起源地的美国，货币和会计制度是造成先前虚假膨胀的首要因素，从而也是危机的首要原因。而无论是货币制度还是会计制度，哪个不是由美国政府垄断和掌控的呢？目前的货币制度与会计制度，正是美国政府无限扩张和市场自由日渐受制的体现。还是美国人自己的总结更加真切：“如同健全货币一样，美国的经济自由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而低税收、最低程度的经济干预和高储蓄也已经离人们越来越远。美国以前的政府限制和自由经济的比较优势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此看来，什么是救助经济衰退和减缓危机深化的真正有效思想与行为？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答案只能是：“回到健全货币和有限政府的宪政轨道上来，并实现可行性经济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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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水浒反思农民起义今晚看电视，画面定格在水浒上。故事已经到了水浒的后半段---宋江招安。不经意间触发了我的思考，宋江为什么要招安？他为什么不造反到底，自己做皇帝？据说，毛主席在他晚年行将就木之时最爱看的一部书就是水浒传，而且水浒传能被评为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毛主席给敲得板。其实，水浒传的可读性并不大，相对于其他三大名著来说。毛主席之所以要敲定它为四大名著之一，我想应该是水浒传的背后所表达的对农民起义深邃的反思，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纵观中国历史，农民起义最成功的有两次，一次是刘邦建立的汉朝，一次是朱元璋建立的明朝。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生活在明朝，所以，他笔下的宋江招安应该渗透着对朱元璋等农民起义的许多反思。北宋历史上真正的宋江起义，其实不是招安，而是被一向在军事上注重“内重外轻”的宋朝给镇压了下去，北宋军队把宋江打的无路可退，最后不得不投降了朝廷。作者施耐庵之所以要虚构宋江招安，其实，是因为他对农民起义的去路百思不得其解之后，对农民起义的方向产生的一种逆向构思。中国的农民起义没有一个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要么被朝廷镇压，要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些局限性不仅仅表现在它被地主们利用，我国农民忍受压迫的底线本来是极低的，只是因为某个朝代的政治逐渐腐败，贪污腐化盛行，剥削不断加重，造成民不聊生；然后，老天爷再给他来个雪上加霜，这样，才能最终激起农民们的揭竿而起。然而，天灾往往不是全国性的。比如，安徽发生天灾，再加上统治者的人祸，就会激起安徽的农民起义，而同一时期江苏的收成还过得去，虽然算不上国泰民安，但也没有饿殍遍野，还不致激起反抗。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结果，安徽起义的农民们在打到江苏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演变成“强盗”。他们到了江苏会无恶不作，见官要杀，见民要杀，见到贫下佃民们还是要杀！这个在明末农民起义中的一支，张献忠的胡作非为中不难看出。当然，稍微有建制，爱民一点的农民队伍就有可能最后取得胜利，朱元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未产生之前，农民起义的结局都是很糟糕的，即使在起义之初那支队伍有多么的能够“替天行道”，最后，也会演变成为它的头目争夺天下的工具。2010年11月30日晚

中外经济史论文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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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是太难写，汉可以说张骞，唐说鉴真，玄奘，宋是海外贸易，明是郑和下西洋，戚继光抗倭，葡萄牙殖民者夺澳门，清就是收复台湾，抗击沙俄，闭关锁国了。

巍巍中华，雄踞亚陆，山河壮丽，人杰地灵。她不仅以悠久的历史文明著称于世，而且又是一个富有深厚爱国主义传统的国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作为我们民族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绵延不断，与时常新。从鸦片战争起，中国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社会在被动依附的状态下开始了近代历史进程，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传承和发展，焕发着新的历史特点，激励和启迪中国人民去谱写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中华振兴的历史新篇章。第一，反对侵略，维护独立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独立、自由的民族，从不甘屈服于外来的侵略和奴役。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也是中国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和民族严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当有“ 世界的工场”之称的英国凭借近代的武力发动侵略后，中国人民无所畏俱、不甘屈服、英勇抗敌、反对投降，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中心内容。“ 上公声望慑蛮夷，一檄贤于十万师” ① 。在伟大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中，具有爱国重民思想的林则徐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英雄。他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 “ 原知此役乃蹈汤火，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决心“ 为中原除此巨患’， ② ，向全世界表示了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侵略的坚决性。六三虎门销烟的壮丽画面雕刻在夭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它作为近代爱国史诗的第一章永远铭勒在炎黄子孙的心中。“ 因义生愤愤生勇” ， “ 家室田庐须保卫” 。面对英军的野蛮入侵，三元里人民义声如雷，手持犁锄和简陋武器，齐心合力把“ 强徒摧’，。“ 奉命剿贼，有进无退” ，不惜“ 为国捐躯’，。这就是关夭培、陈化成等爱国官兵们的精忠报国思想。“ 守士之义，不可以不死。” 富有报国情操的姚怀祥等爱国文官亦能同赴国荡。乍浦、镇江驻防旗兵的血战，隆福兵败自刻，海龄合家殉难，则充分表现了少数民族官兵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子随父死不顾身，母闻子死数点首’， ⑥ 。葛云飞的老母称赞儿子死得忠勇，陈连升、朱桂都是父子同殉国难。大学士王鼎甚至以尸谏反对投降。这种反侵略的斗争精神是何等的可歌可泣和感人肺腑不甘屈服的顽强的斗争精神，是一个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一种可贵的品格。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不断继承和发扬这种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通过历次民族保卫战争、边疆自卫反击战争、反洋教斗争、反帝爱国运动以及其他各种反侵略斗争形式，为反对外国侵峰，捍卫民族独立，进行了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所以资本帝国主义永远不能实现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目的。第二，面向世界，善师人长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自明清以降，由于封建经济的停滞，中国日渐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行程。从中外关系来说，鸦片战争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受比自己先进的外来势力的侵略并被其打败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历史厄运，但也因此促使她逐渐从闭塞、自满、愚昧、落后的状态中觉醒。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中国有识之士称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外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为“ 古今之变局” ，从中总结出落后挨打的教训，多维地认识西方世界，多维地反省中国自身，在忧愤、求索和抗争中探寻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的道路。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以求实的态度正对现实，不断自我克服陈旧观念，注意“ 洞悉夷情” ，组织翻译西洋书报，编撰《四洲志》，首先开眼看世界。魏源心怀战败的“ 积感” ，发愤作《圣武记》和《海国图志》，要求“ 过时而悔” ，主张通过“ 以夷款夷” 开门通商，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林、魏的“ 师夷制夷”主张是一种包容“ 知夷”和“ 师夷”两方面内涵的完整的反侵略思想。但当时除林、魏主张“ 师夷”外，大多数爱国者，包括疾呼“ 欲中国稍习夷事”的姚莹在内，仍只是停留在要求“ 知夷”的层次上，而对“ 师夷”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这表明，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在其起始时就具有艰难曲折的性质。只是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所受的打击更加严重，教训更加深刻， “ 师夷长技”的主张才被付诸实践。追到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中国人又从对洋务运动理性偏误的检讨中提高了认识，近代中国学习外国的潮流被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表明，中国由于落后一再挨打，这又激发人们要求向外国学习。近代中国民族觉醒始终包含反对外国侵略和学习外国先进两方面的内涵。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最先体现了这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的关系。魏源征引古语说过“ 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⑧ 。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不能扭转落后挨打的局面，除了由于帝国主义的贪婪和凶残外，从中国自身的因素考虑，这与“ 不善师外夷”有关。再之，近代世界自资本主义产生后，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从而使世界各国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一体化的趋向。从此，任何一国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世界，离不开世界市场。不管你愿意与不愿意，自觉与不自觉，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市场，参与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坚决反对“ 封关禁海” ⑧ 。张际亮也说“ 今日之势，既不能闭关绝市以清其流，则唯有因势补救而已” ⑩ 。魏源则从对英国“ 专行贾，且佐商贾以行兵’，。的认识出发，提出通过“ 款夷”通商以实现“ 自修自强” 。自魏源的《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气“ 国人亦因有是书略知求知识于世界’，，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和世界市场意识逐渐明朗和开阔起来。王韬盛赞魏源的“ ‘师长夕一说，实倡先声” 。并认定“ 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终始’，。，不可逆转。为此，郑观应阐发“ 商战”思想。及至孙中山则更高倡“ 行开放主义， “ 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 。可见，从鸦片战争起，面向世界，善师人长，积极参与世界市场和国际竞争，是近代爱国主义潮流的又一重要内涵。第三，注重“ 内治” ，致力富强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内省意识传统和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者充满反求诸己的愤发图强精神。他们怀有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批判现实，呼吁改革。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强调“ 夭地，人自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 ⑩ ，慨慷悲辛，呼唤风雷，憧憬“ 更法” 。鸦片战争后，魏源及时总结了战争失败的教训，提出了“ 自修自强”和“ 富国强兵”的口号。他从“ 御夷” 、“ 善后”的角度，强调“ 治内详于治外” 、“ 以治内为治外” 。他从外御强敌必先革除弊政这种重视“ 内治”的思想出发，要求克服“ 人心之寐”即愚昧昏庸和“ 人才之虚” 即虚骄浮夸的中国政治的这“ 两大积患” ⑩ ，使中国政治清明，社会充满生机，从而借以转弱为强，使外国侵略势力折服。他非常重视和强调当政者在开启“ 人心” 、转移“ 风气” 、“ 自修自强”方面的作用。他用彼得大帝向“ 西洋”“ 学习工艺”使俄国称雄欧洲的故事，劝谏清廷“ 厉精淬志” ， “ 足国而足兵”。，使中国臻致富强。这种注重“ 内治” ，致力富强，把反对侵略和学习西方、外御强敌和内革弊政结合起来的爱国主张，代表了近代爱国主义新潮流。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还有一个突出的可贵之处，这就是他们富有重民思想。他们相信民众有爱国心，爱国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反侵略力量。他们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魏源在提出学习西方造炮制船时，主张除官办外，应允许商办和从事民用产品的制造。并说“ 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他相信中国人民能像西方各国人民那样使国家臻致富强。民族自信是一个民族能够振兴的希望所在。一个民族如果失掉必要的自信，那就很难振作，就会丧失前途。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充满发愤图强精神，重视“ 内治” ，呼吁改革，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这种爱国与重民相结合的情思，弥为珍贵。他们无愧是近代爱国主义的“ 前驱先路”总之，自从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代历史帷幕后，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开始以反对侵略、维护独立、面向世界、善师人长、注重“ 内治” 、致力富强等为主要内涵，这就把优患与发愤、求索与开拓、爱国与重民、御外和治内、民族精神与世界观念结合起来，从而开拓了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潮流的新方向。当年，国势砧危，人民苦难，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孙中山等近代爱国者不断发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使近代中国民族振兴之路逐渐明亮。今天，中华国运已经回转，香港已经回归，只要我们不断继承和发扬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爱国主义精神，沿着立足祖国、放眼世界、振兴中华的道路奋勇前进，中国的二十一世纪前景和现代化事业必将更加灿烂和辉煌

经济思想史论文5000字

首先，您应当了解学术论文的相关写作知识，所谓“欲工其事，必先利其器”。网上有一篇很详细地介绍如何写作与发表论文的文章：-to-write-html。其次，网上论文网站多如牛毛，面对这些网站，我们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受限制太多，要么是收费，要么是一篇好端端的论文被分成数十页，相当地破坏了阅读的心情。最后，当然，最重要的是，无论哪个领域的学术论文，我们应当参阅那些在该领域的著名学者、教授、研究员写作的或者已经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上的论文。阅读他们的文章，一个最大的便利之处就是能跟踪学术前沿研究成果，何况它们本身就相当于一篇很不错的学术论文范文。综合上述几点，我要向您推荐“CSSCI学术论文网”（）。我觉得这个网站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论文网站，除了完全符合以上几点想法之外，他们还专门开辟了一个“免费找论文网”（），如果您在网上没有找到特定论文，您可以去那里发布寻找论文的文章，他们可以免费为您找到，不论学术论文，还是硕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学位论文，只要是被中国知网或者万网收录了的。至于西方经济学方面的论文，cssci学术论文网上有不少这方面的论文，我这里给您稍微列举一些栏目，剩下的就是您自己去查看啦：（二）经济史、经济学说史、经济思想史（三）世界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研究、世界经济学概论、世界经济学专题、经济全球化研究、世界经济学理论

分高点，我可以给你写

跟你是一个专业的，之前我也在为论文苦恼了半天，网上的范文和能搜到的资料，大都不全面，一般能有个正文就不错了，开题报告、中期报告什么的都没有，关键是没有数据和分析部分，我好不容易搞出来一篇，结果老师说太简单。还好后来找到品学论文网，直接让老师辅导我写作，非常专业，核心的部分帮我搞定了，也给了很多参考文献资料。哎，专业的事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做啊，建议有问题参考下品学论文网吧

自1995年樊纲与崔之元、吴易风的“范式之争”以来，“中国经济学”及其建立或重建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中国经济学的界定、历史、现在、未来以及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学，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和发展方向作一简要的分析。一、中国经济学的界定也许是出于对以前过度概念之争的逆反，现在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但也有少数文章有所界定。何炼成、丁文峰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指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等范畴的有机统一和总称。(1)”刘诗白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概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2) 也有学者不认为将有“中国经济学”，在行文中常出现“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的本土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认为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厦，还是另起炉灶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同建一座大厦(3)。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理论，但这只是对经济学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有的学者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从范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李义平认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作为一次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中国经济生活领域“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一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崭新的说明”(4)。宋冬林进一步认为“范式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这样几个内容:范畴的创新、分析方法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因此，他认为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使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活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范畴、思想和理论，才有“中国经济学”。(5) 还有的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指出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时髦名词，它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王亚南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就曾试图“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泊来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于“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或者说，它的内容“比较更切实用”，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6)。谈敏指出，王亚南的上述解释，大致给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侧重点是要求在理论体系、论断结论、案例材料、性质内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泊来的政治经济学、而特别适用于中国自身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7)。王亚南自己撰写这部《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在实践着这一努力。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研究“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为其宗旨，分别从导论，即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开始，随之相继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最后在结论中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进行了总考察;此外，书中还以附论的形式，补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等论题。显然，这是一部道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读本，所以有人揣测说，“大概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8)。由此可见，早在50多年前，我国学者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的。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 (一)教条主义这一倾向突出表现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述的生搬硬套和神圣化。过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说过的话。遇到理论和实际问题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而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找答案。表现在理论研究中，误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误把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误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误把经典作家的规范判断当作实证分析的基础，误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这是教条主义倾向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 (二)急功近利理论研究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经济学也不例外。然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却似乎充满了躁动和急功近利，其表现有多种:研究题目的选择侧重于当前的需要，较多的是对策性的研究，对策性研究算不算经济学研究。可以讨论，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说，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经过社会较长时期的检验，才能评价它的价值，可是我们的做法却相反，下年评上年，下月评上月，这种评奖方式屡见不鲜。再比如说，当前中国经济学还存在着经济研究“政治化”、“长官意志化”的倾向。本来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研究也要表达长官的意志，但如果仅拘泥于这一方面，完全受这样的约束就不妥当了。 (三)本末倒置众所周知，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行为，经济实践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这是一般的经济常识。经济学就是研究“人”这个主体的科学，它要深入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利益满足的程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情绪，以及新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一切依靠人、一切服从人、一切为了人。离开对“人”这个主体的分析，将人游离于经济学之外，不仅使整个经济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可是，在现行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著中，却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似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与“人”这个主体本身关系不大，或者把“人”这个主体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们研究发展生产力，谈得较多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诚然，这些也很重要，但却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人”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必须与“人”自身的发展相一致，要服从于“人”的目的。我们平时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都不能回避生产总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分配也是以人为主体的分配，交换、消费亦如是。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经济活动是否顺利，当然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更多的、带根本性的，还是“人”本身的问题。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研究人们在经济过程中的情绪和愿望，分析人们的劳动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否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通过经济活动出现的问题，仔细寻找隐藏在“人”背后的原因和答案。我们坚信，经济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不再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从发现人的问题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实现人的愿望和要求，中国经济学就一定能抓往这门科学的根本，从而推动这门科学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与忽略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相联系，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轻视。其实，生产关系即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这种利益关系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客观上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可是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就对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现出比较普遍的怀疑，有提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人提出干脆将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经济学(也有叫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给人一种印象，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弊端与研究生产关系有关，似乎继续研究生产关系理论是“左”的思想表现，是理论上的僵化。因此，许多搞了多年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将兴趣移至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方面;年轻学者几乎都迷恋起西方经济学。现在广泛流行的，除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译著，以及根据西方经济学编写的教材和阐述的文章外，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的大杂烩。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即使在那些仍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教科书中，分析论述也相当肤浅，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著则如凤毛麟角。不过，生产关系作为人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既不会因人们在理论上的轻视而消失，更不会因人们误解和偏见而丧失其功能作用。其实，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满足于教条化的理论推演，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矛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愿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又夸大利益矛盾，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利益矛盾，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这些不仅不能作为轻视和放弃生产关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说明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过于狭隘和肤浅。 (四)形式主义这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研究中比较偏重于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和模型。不仅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是满篇满纸的公式，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改弦易辙，刊载起大量的布满数学公式和符号的经济学文章。一批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数学方法的运用。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为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是否主要依靠数学方法的推广和运用?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质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并且经济学从定性向定量的发展，也是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过，我们感到，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必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数学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准确的定性分析为前提，如果定性不准，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撰写的经济学文章，往往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学原则，好像根本不准备让别人读懂，或者主要是为西方经济学者写的。有些文章滥用数学方法，结果最后说明的理论简单而肤浅，许多本来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却运用了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给人一种故弄玄虚、华而不实之感。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主要不是依赖于数学方法的运用。当然，如果真有谁能用数学方法说清楚和解决好中国的基本经济问题，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五)时空绝对中国经济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泛时空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的进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大体上纳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于旧的理论、旧的思维方式的惯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显然处于较为明显的滞后状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中国流行的各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都是由极不协调的三大板块组成:(1)马克思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2)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3)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作浅层次描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稳定的第一、第二板块与急骤变化的第三板块，共处于同一教科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学演进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学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在我们看来，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时空相对的，西方经济学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从斯密到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逊，西方经济学每一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使经济学体系产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变化。而中国流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板块，则大体上是数十年一贯制;较之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人们几乎找不到实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肯定不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永远定格不变的。然而，由于某种思维定势，人们基本上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也不作考虑，似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各层面对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的尴尬，也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尴尬。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只会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本质内容更为遥远。可以说，泛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中国经济学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时空观。当人们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借鉴意义时，尤其是在较为庄重的场合，大多采取的是这样的评价: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是庸俗的(非科学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观点或见解可供参考或借鉴。其实，理性地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对以考察市场经济运行或发展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较为系统性的启发作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较之人类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修炼”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更不是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处在同一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句话，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应当而且可以系统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在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时空相似性。中国经济学对待中国现实经济的绝对时空观。中国经济学当然要以中国现实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现实的研究活动中，却时常可以看到将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绝对化理解的现象。其一，过分夸大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相似性，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不过是或最终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翻版，表现在理论上，绝对照搬和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推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私有化，否认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意义，即是明证。其二，过分渲染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将中国经济学演变为诠释现行制度和现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论研究所应具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相对确定性。其三，忽略中国现实经济的发展特性，拘泥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水平，不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演变的迅捷性和复杂性，不注意中国市场经济也在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因而在理论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失去了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何炼成、丁文锋曾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根”，实际上是指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因此，“这个‘根’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经济活动。其理由有三，一是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问。二是有利于防止崇古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误导。三是还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以保证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能够健康进行。”(9)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有极强的同步性。近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且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或科学体系，更重要的则在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或者说是适应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国经济学。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的思路是对“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注释上;另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开始探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学说不断地引入，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引进、机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倾向。这表现在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来剪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一些理论完全无视中国的实际，“言必称希腊”，导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政策变动频繁，改革成本加大。从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对过去的过多的定性分析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要么过于追求经济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视其实践指导性，要么以晦涩的理论来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学的“贵族化”倾向明显加大，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背离越来越大。对此如无清醒的认识，必将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在中国经济传统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时代需求所组成的三维空间中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导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正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原理对以改革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社会生产均衡发展的原理等也必将对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以经济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实际;作为寻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以及优化各层面对策的经济学，与我们要构建的经济学大体上属同一类别，在研究对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体的同构性。顺应时代要求，实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跨越式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学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其主要诱因是因为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变迁(10)。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再生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资源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显著放大了经济运行中经济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则是，较之边际革命时代，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从而使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极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现出来。如果说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具有基本异质性的、新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切反思，导致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那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将会产生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深刻变迁的新的经济学革命。中国市场经济的后起性，使中国没有能产生与古典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也没有能产生与边际革命及其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没有必要像西方经济学那样，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也应该在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时，顺应时代需求，走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学，以相当一部分资源具枯竭前景假设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1) (三)时空相对地把握中国经济学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以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演进为基础，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和将要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时代特色。其次，中国经济学必须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精华，用之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色。第三，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研究人们行为关系的做法，回应中国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合理兼顾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国经济学必须正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不规范性，比如说，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城乡不对称二元结构问题，商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不同步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经济保护问题，经济、科技、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问题，等等，既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比较规范的问题，也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还要用“有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国经济学必须考虑知识经济的挑战问题，这不仅在于中国迟早也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且在于知识经济正在全面冲击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在我们接受并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养分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鉴别，有所取舍，从而对知识经济可能对中国经济学的冲击早做准备。比如说，关于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假定和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且不谈众多学者对其颇有微辞，也不谈这一假定与中国传统观念是否融合，即便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激发的个人、组织和地方的自利倾向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政治等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以及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也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回避人的自利倾向，但是，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借以进一步渲染和扩张这种自利倾向，而不是以同样无法回避的人的合作倾向和多目标导向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注释: (1)(9)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 (2)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参见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财经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从范式危机看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页。 (7)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

中外经济史论文5000字怎么写

论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两个过程相互矛盾，又相互连结、相互制约，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则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阻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和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反抗英国鸦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联军侵略的两次民族战争，反抗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人民的伟大斗争。洋务运动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它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决不能和人民的伟大斗争相提并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炮火所惊醒，探索战争胜败的因由，利用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而完全抹煞。从林则徐、魏源的引进洋炮、仿造战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李鸿章的“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一脉相承，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变夏”的清醒的认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经过农民战争摧毁清朝统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推行由洪仁牙设计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的方案。这种前景也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加光辉夺目。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失败了，可能没有成为现实，灿烂的前景只不过是某些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的假设．严峻的历史事实却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旧权贵，打破了清朝“太阿从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没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种局势，使李鸿章等人能够依靠镇压农民战争而崭露头角，成为新权贵；这些新权贵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权柄，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上，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施，并扩展开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形成了一个“图富强”的洋务运动。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罪恶滔天；但镇压之后，他们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学习西方而对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清朝二百年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严重地阻得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戕害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以至历史进入了近代却还没有诞生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始初阶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来承担。洋务运动既然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质。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酉学为用”的口号，恰当地体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并没有破毁这个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这个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本意甚至还在于强化这个根基。要求地主阶级不去维护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为地主阶级，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始初阶段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学为体”，历来如此，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或者着力捍卫，洋务派揭橥“中学为体”，无非企图表明他们不是离经叛道。“西学为用’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想，它针对封建顽固派妄自尊大、拒绝一切外来新知识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强调必须向西方学习。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便不难看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时的着眼点在于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只是到了后来，当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时候，这个口号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洋务运动从发生、发展到政治上破产的过程，大体上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堂堂天朝“受制于小夷”，是对外战争失败的结果，因此，首先引起人们注意并提到日程上来的，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与军事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大办造船、制炮等新式军事工业，开始改变了中国军队专恃刀矛舟楫等原始武器的落后状况，井培育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和科技人材。随后，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学习西方的经济设施被提上了日程。开矿藏、办工厂、架电线、修铁路，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新式工矿交通企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开始逐渐成长起来。再后，当人们认识到西方的经济设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成效的时候，也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时候，洋务运动也就濒临政治上破产之日了。洋务派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之苗是不能在封建主义根基之上茁壮成长的，不是苗的枯萎便是根基的破裂，而这一点，却是封建性十分浓厚的洋务派所始终无法理解的。事与愿违，恰好说明洋务运动在这方面的客观进步作用。洋务派不仅封建性十分浓厚，而且对外往往具有很大的妥协性，这是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他们作为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力量非常软弱。和广大人民处于对立地位，是他们本身软弱无力的根源。上有深恐大权旁落的专制朝廷的压力，下有盘根错节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牵制，洋务运动声势不小，成效甚微。李鸿章对比明治维新说；“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辗，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所以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1。在中外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李鸿章虽然企图勉力支撑，挽回颓势，但他鉴于朝廷内外阻力重重，所以缺乏信心，甚至感到前途茫茫，危机四伏，把当时的中国描述为“敝絮塞滑舟，腐木支大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的惨象，发出了“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无足恃”的悲鸣。软弱必然产生妥协．每当帝国主义肆意欺凌的时候，千方百计地避免和外国兵戎相见，成为李鸿章外交政策的特色，并因此招来“卖国贼”的恶谥。但是，妥协避战和图强御侮并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避战属于外交，图强属于内政，两者并不完全是一码事。洋务运动属于内政范围，积极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军事实力，努力从事经济建设，谋求保护利权，都很明显地具有图强御侮的意义。至于成效大小，则受着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不能单纯以成败评论是非功过。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失败，岂可归咎于洋务运动的兴办?从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至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所谓“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以为只要国家富强了，外患就自然可以消除，并因自身的软弱而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会的〈对外宣言〉公开声明：“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第3页)。这不正是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侵略特权吗?明白这一点，对李鸿章所说的“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居今日而日攘夷，日驱逐出境”，纯属“虚妄之论”，也就可以理解了。怎么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派尚且不能达到的高度去要求洋务派呢? 洋务运动时期尚处于世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欧美列强还没有完全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军事政治力量，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还没有形成．因此，把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定性为“买办官僚”，把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定性为“官僚资本”，都是需要重新进行深入研究的。至于引用甲午战争以后的某些材料来证明洋务运动的买办性，井由此肯定它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运动，那就更加难以令人首肯了。甲午战争以前，几乎所有进步人士都支持和拥护洋务运动，即使有所批评，也属于条陈和建议的性质，其目的是希望洋务运动搞得更好一些，而反对洋务运动的大都是封建顽固派．甲午战争期间，系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李鸿章怯战求和，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声名狼藉．但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虽然反对李鸿章，却不反对张之洞，革命振首领孙中山等则直到1900年还对李鸿章抱着某种幻想。此中消息，是值得参酌的。清朝初年，封建士大夫中有所谓“经世派”，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他们有鉴于明末农民战争，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批判理学家的空谈误国，主张经世致用，改革时弊，讲求富国强兵之道．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皇帝唯恐这个学振不利于爱新觉罗一姓的统治，采用提倡理学、奖励考据，编纂群书以及文字狱等种种手段，斩断了这个学振的流传。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的．鸦片战争前后，面临历史的大变局，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又拾起顾、黄、王的余绪，并把富国强兵之道引为向西方学习。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远承顾、黄、王，近继林、龚、魏，兴起洋务运动，把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兵之道付诸实践。他们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严重弱点和局限性，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乃至罪行，但比起那些不办实事、空谈礼义而且对办事者多方掣肘、挑剔细故的封建顽固派，实在是更值得同情和肯定的。评价历史人物，只能把他们和前人及同时代的人相比较，否则便不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难免流于苛求。洋务运动当然不是成功的运动，历史已经宣判了它的失败。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并不愿意中国富强起来，不断地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扰，而洋务振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往往是妥协退让的。其次，封建顽固势力害怕他们的根基和权势遭到破坏，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钳制和阻难，而洋务派对于这种压迫，往往是斗争不力的。第三，洋务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洋务摄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者。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并引为鉴戒的。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这些探索和斗争的几个主要表现。这些探索和斗争统统失败了，但也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影响。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主张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成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不能因为它是地主阶级学习西方的运动而抹煞它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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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论文含义及特点经济论文是研究经济现象，探讨经济规律，发展经济理论，指导经济工作实践的学术性文章经济论文是用来表述研究课题的新观点、新思想和新理论的，为经济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开发性研究——新兴经济学科服务的经济论文的要求：一是必须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正确表述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二是必须与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法规相一致；三是必须能够指导经济工作实践，提高经济效益；四是语言文字力求简洁明了（毛泽东：准确、鲜明、生动）经济论文特点：要体现出社会价值和可行性意义（一）现实性；对现实有借鉴、指导意义（二）学术性；有一定理论水平（三）独创性；有创新点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四）效益性有可行性意义，有社会价值二、选题经济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它是经济科研活动的起点，也是论文写作的起点（一）概念：选题就是指在对已获取的大量材料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问题，确定科学研究和文章写作的方向与目标选题有双层意思：一是科学研究的课题选择和确定，二是指文章的题目的选择和确定课题是指科学研究的特定问题，是为了特定需要所进行研究和讨论的主要问题，或者需要解决的重大事项，是研究者力求获得结果的具体研究项目文题是研究者根据课题研究过程，通过具体材料提炼出观点和见解后，写成文章的标题（二）意义 1、选题可以规划课题研究的方向和目标 2、选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论文的价值和成败 3、选题还可以促进知识的深化和能力的提高（三）原则选题遵循的原则是： 1、需要性原则指从社会需要和经济学科建设本身的需要出发，尤其注意选择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论题 2、可能性原则要求对预期完成论题的可能性，即主客观条件加以周密准确的估计主观条件指研究者的学术知识、研究经验和能力素质客观条件主要指实验手段、资金等是否具备 3、创造性原则创造性是科研的命脉，也是选题的根本原则或理论上有创新，或方法上有创新，或应用上有突破4、科学性原则选题必须有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南，要以客观经济规律为基础经济论文有宏观微观之分，选题的侧重面和要求也有所不同写作宏观经济论文，必须全面了解宏观经济学的特点，熟悉党和国家的经济方针政策和有关的经济理论知识写作微观经济论文，要了解微观经济学的观点论题的选择不能离开企业经营管理的范畴，必须以懂得企业经营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为前提，对信息、定额管理、计量、计划等工作及必要的和合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岗位责任制、全员劳动合同制等方面的情况都要有所了解和掌握（四）途径选题的途径 1、在导师的指导下确定选题 2、从搜集、阅读资料中获得选题 3、从社会实践和科学实践中寻找选题 4、从好学深思之中得到选题一般说来，写作经济论文的选题可根据下列线索进行：（1）经济理论中的空白区；（2）现实经济活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3）经济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的部分；（4）对基础经济理论、经济史的考证与发掘；（5）解决传统经济理论和新经济事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6）扩展原有理论及其应用范围；（7）在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三、制定研究计划选定课题之后，为使研究、写作有条不紊、富有成效地进行，就要制定研究计划首先要明确指导思想，明确研究方向，研究的范围、深度；其次，要确定研究的途径手段和方法，制定具体的工作步骤和安排对于搜集整理资料、拟定提纲、撰写初稿、修改初稿、清缮完稿等都要排出时间表四、搜索、整理资料资料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搜集、整理、研究是论文写作的基础，占有资料则是研究的基础，要尽可能地占有资料，材料越充分，分析判断的结果越可靠（一）收集拥有资料的意义 1、参考资料是科研和写作的基础 2、从参考资料中可以提炼有用的数据 3、从对参考资料的整理中可以产生新的观点 4、占有大量资料才可能多视角地看问题 5、参考资料与学术研究的继承性（二）资料的分类 1、直接材料又称活材料，是指在科学研究中经过反复观察、调查、实验证明后获得的第一手资料 2、间接材料又称死材料，是指通过阅读书籍报刊、听看广播电视及通过微机等各种传播媒介所获取到并转录下来的他人实践和研究成果的材料 3、发展材料又称新材料，是指在搜集到的直接和间接材料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分析、综合、研究后获得的材料（三）搜索资料的方法一般采用逆时法或称之为倒查法，即在时间上从现在查起，追本溯源，便于写作时理清脉落，把握问题的来龙去脉，找出症结所在搜索资料的渠道主要有：通过学术会议来搜索通过档案馆、博物馆和展览馆来搜集；通过社会调查搜集对于搜集到的资料，首先将其分门别类，分专题排列、整理，以便于查阅调用其次是筛选附段在理顺资料的基础上，对资料进行签别，去伪存真，去粗存精，这样就为下一步的创造性思维打下了基础五、材料的选择和使用（一）材料的选择 1、选择材料的原则（1）确凿就是所选材料，一要真实，二要准确（2）切题就是所选材料，有明确的目的和定向性，能够切合主题（3）典型就是所选材料最具有代表性，最能充分说明问题，最能深刻揭示事物的本质（4）新颖就是所选材料，在内容上具有时代精神，在时间上是发现不久或刚刚发现，别人没有见过、没有听过、没有用过的新动态、新信息、新事物，能给人一种新鲜感的材料（5）充分就是所选材料，要有足够的量 2、选择材料的方法（1）宏观把握、反复筛选（2）微观审视，逐个精选（3）综合提炼、认真挑选（二）材料的使用 1、把握好使用材料的关键（1）安排好材料的先后顺序（2）确定好材料的祥略程度（3）处理好材料和观点的统一 2、做材料的主人，不做材料的奴隶六、对课题、文献和材料的精心研究对经分类整理后的资料进行集中分析研究的工作，是经济研究论文写作的核心工作研究中要依据现有的资料，进行科学的思维活动，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萌生出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科学的思维方法包括比较和类比、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等逻辑方法和灵感思维等经济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的劳动，是运用多种思维方法综合思考的结果七、动手撰写经济论文是对资料进行创造性思维的“物化”形态经过以上的充分准备，把确立的论点和理论体系诉诸于文字篇章，形成经济论文撰写的基本程序是：（一）拟定提纲拟定提纲是论文写作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它是作者谋篇布局的具体体现提纲实际上是由序码和文字组成的一种逻辑图表，是论文写作的设计图和骨架，能够起到疏通思路，安排材料，帮助作者顺利完成论文的作用提纲主要包括题目、基本论点、层次结构和内容纲要提纲要用中心论点统帅全文、下设许多分论点，每个分论点又可分为若干个更小的从属论点，一般用文字、图表和序码表示出来具体步骤和方法是：第三，安排全篇逻辑顺序，勾勒出全篇框架眉目第四，列出大项目下的小项目，最好写到段，写出段的论点，并排列好备用材料，最后全面检查提纲，作必要的增删、调整（二）动笔起草经济论文的起草主要依据写作提纲要点加以具体化论文的结构形式一般由标题、正文、落款和附录四部分构成（1）标题标题要求直接、具体、简洁、醒目直接就是要紧扣主题；具体就是要让人看出言之物；简洁指语言表达要简练；醒目是指避免平淡，能吸引读者如《论“软着陆”》、《把企业管理提高到一个新层次》等标题有主标题、副标题、副标题是作为主标题的补充，进一步阐明主标题的（2）正文经济论文的正文主要由绪论、本论、结论三部分构成 ①绪论绪论是论文的开头部分主要是说明研究这一课题的理由、意义，明确提出问题提示全文主要观点，说明作者论述方法绪论有时要围绕课题写一些历史回顾，前人、他人的有关研究，作者的补充纠正或发展如需要，还可在绪论中对本论部分进扼要、概括的介绍，便于读者阅读、理解本论 ②本论本论是论文的核心部分，在全文中占主要篇幅主要是展开论题，分析论证，表述作者的研究成果要在中心论点的统帅下各分论点依次展开，深入分析绪论提出的问题本论部分的结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横式结构，亦称并列分论结构这种结构主要是把论题展开，按内容间的关系分成几种不同的、彼此并列的方面来论述，设置若干并列的分论点，各分论点共同完成对中心论点的论证二是纵式结构这种结构由中心论点出发，层层深入展开论述，各分论点之间按一个延伸的逻辑线索直线式深入三是综合结构这种结构综合运用以上两种方式，常用于容量较大的论文这一部分写作的要求是层次分明为做到这一点，常加上序码表示并列分项的关系，如有多层次的并列分项，还要使用不同的序码标示，有时还加上条目或小标题 ③结论结论是论文的收束部分，写出论证得到的结果要对绪论提出的问题经过本论的分析论证，在这里加以综合概括，作出明确的回答结论是本论部分充分论证的必然结果绪论—本论—结论的顺序构成，体现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过程，必须首尾一贯，措辞严谨，逻辑严密，表意明确结论是整个研究过程的结晶，要写得简短而又具体最好还要写出对课题研究的展望，指出尚遗留的问题，或者更需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以及解决的途径等等文末可以适当写上几句谦辞、谢辞经济论文文后要附上参考文献目录一是反映作者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二是便于读者了解该领域的研究情况；三是从一个侧面反映论文的水平和结论的可信度（三）论文的修改 1、观点的修正 2、论据的调整增删 3、论证的推敲 4、语言的修改注意强调：（1）语言准确、鲜明、生动（2）语言规范、标准，（3）体现语言风格 “文章不厌百回改”论文初稿完成后，要反复推敲修改，精益求精修改要从思想内容和结构、语言等表现形式考虑修改时要通读全文，综观全局，审查论文的中心论点及论点表达是否准确，材料是否精当，观点与材料是否统一，各部分逻辑是否严密，最后再检查语言表达和方面格式等对文中出现的问题，或增补，或删改，或更换，或调整，或润色，逐项逐款，逐词逐句地推敲落实经多次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四）誊清文稿作最后检查定稿后，要用统一稿纸誊清书写要整洁、美观誊清时，要随手标上页码，以免串页誊清之后，还要检查一次，核实无误后才算论文写作的最后完成现在多为打印稿通过Wotd文档排版，加上页码、页眉、页脚等，装订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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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论文5000字

是论文吗？建议最好自己写　　传统社会的中国经济及对其发展历程的思考　　董方炜 40901008 经济学基地一班　　中国在十九世纪前的传统社会中，经济实力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大量财富聚集在中国，在几千年的变革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史，面对这样一部丰富的历史巨篇，我们不禁好奇，这其中缠绵着怎样的悲喜纠结，掩藏着多少对错善恶，蕴含着多少文化和精神，又是怎样让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终被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国门，投向了经济大变革的浪潮。　　经济史是研究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这个社会过程所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的一门学科。其科学性在于考察问题的客观性，在历史文献和大量数据材料中找寻其最能反应社会现实的基础论据，并用一定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演进。其重点在于考察经济运行的机制和绩效，并考虑机制绩效的质与量。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史时，必须要考虑的另一点是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中，出现的哲学或宗教中的精英与大师的思想著述会在该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奠基和指引性的作用，就像雅斯贝尔斯所说“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所出现的大师一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确定了西方发展模式，孔、墨、孟奠定了中国发展模式。　　考察几千年的经济发展史，我们从大到小，从浅如深，从传统经济制度的形成说起，到具体发展成就和财政制度经济思想结束，并着重探讨为何中国并未走向资本主义之路。　　在技术条件低下的古代社会，自然资源禀赋影响着国家的经济规模结构及性质，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一定差异，存在着不平衡性，并预示着不同的经济形态发展方向。例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在攫取经济时代，人们主要以采集和渔猎为主，这是一种依赖于自然界提供的现成天然的物质资料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下，远古社会的进步非常缓慢，因为这种现成物资的提供限制了远古人类智力的发展。而当无数次的经验积累启迪了原始人的智慧，开创了原始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后，人类的社会的迅速发展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人类社会进入了改造自然，通过自身劳动增值产品的生产经济时代，这标志着人类开始了智力大发展，经济大进步，社会财富急剧增长，并开启了人类罪恶本性的伟大时代。　　夏商周时代是由氏族部落向封建领主经济的国度，是奠定中华民族前进方向的时代。早期人类社会形成了及生产和消费为一体的社会细胞——氏族，随着氏族组织的繁衍于扩大，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部落与部落联盟，并逐渐向王权社会过渡，并最终形成了层层分封的宝塔式结构。中国早期封建社会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井田制上的领主制经济。不管是由于社会传统的巨大惯性还是由于文化堆积力，人类文明的最初时代所奠定的一些思维模式和体制形式都对后世产生了引导性的影响，使后世发展从未摆脱前朝前代所带来的渗入骨髓的根本性的纠缠，并决定了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源于原始社会部落酋长管理生产活动传统习俗的“工商食官”制度，即各级宗族首领控制垄断经营，不允许四人从事工商业的制度，对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这种传统的延递，使人们开始延续重农思维，并不断排斥工商的重要作用，使工商业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春秋时期，封建领主制经济由于其自身内在的矛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而日渐趋于瓦解和崩溃，相应的土地改革产生的土地私有制，引发了剥削关系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终于在战国秦汉时期，确定了以小农的小规模经营，以精耕细作和劳动力大量投入为特征的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在以后几千年的社会进程中，这种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和健全，从秦汉至明清，经历了几次较大的曲折变化，兴衰交替，呈现出“两个马鞍形”的发展态势。　　中国传统经济的主体是农业，农业的发展水平及其成就制约着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农业是“人类一切经济发展的开端”。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是以个体小农经济精耕细作为特色的劳动力高度密集性的集约农业，其单位面积产量和耕地复种指数都很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利用土地保持地力方面达到了但是世界的最高水平。古代中国一直被认为是经验知识积累量大，经验科学非常发达的社会，而在农业上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多粪肥田”保持了地力，使几千年后今天的中国仍然能够利用那本来就为数不多田地养活十三亿的人口。在中国传统社会，农业一直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经济所提供的剩余不仅满足了传统社会中非农业部门的消费需要，而且还是专制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繁荣的农业经济史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小农家庭是赋税徭役的承担者，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历代专职郑度都十分重视农业经济，形成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重农思想和政策体系，维持着精耕细作集约化农业的平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的一种经济资源和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土地所有制、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延续了两千多年而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过随着地权变动机制和地权转移的频繁，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土地呈现出不断向各类地主集中地趋势，地主占有土地，目的是投资于土地，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来获取地租，形成租佃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租佃制度也不断调整和完善，地主对佃农的人身束缚逐渐松弛。中国有很多无产者，即是贫农，贫农租赁地主富农土地，并定时交租，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一个特色，这种封建制度下的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工厂中的无产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有官营手工业，城镇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三种生产组织和经营形式并存发展。官营手工业在我国传统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汉武帝时起，中国实行了“盐铁官营”政策，这一政策影响了一个历朝历代的政策制定，对中国手工业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限制作用。官营手工业的生产具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满足皇室和专制国家的需求和生产，二是为了市场生产垄断商品，目的在于追求垄断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垄断地位和为皇室生产不计成本决定了其具有精湛的技艺和低下的收益这两个特点。城镇民营手工业是指由城镇中的一些个体小手工业者和豪民贵族经营的手工业，它是一种脱离农业或农民家庭而独立存在的手工业结构，民营手工业者主要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生产者。中国古代脱离农民家庭独立出来的民营手工业大多是以手工作坊的形式已出现的中小手工业者，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只是极少量得存在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有限的几个次要的手工业部门。由于民营手工业要为专制国家承担各种差役，劳动力得不到保证，缺乏稳定的城乡市场，同时，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有效机制欠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城镇手工业在官营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夹缝中艰难挣扎，发展极其缓慢。　　现在我们再从整体上看一下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大不同的经济结构。个体小农经济是我国典型的自然经济，统治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它把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满足了家庭基本需求，使之与市场的关系降到了最低限度。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结构是自然经济性质的，具有明显的自给性和封闭性，上下同构，相互离散，却又十分稳定。而商品经济则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虽然中国的商品经济在不断发展完善，但由于其特有的对自然经济依附的特性和缺乏自由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缺乏独立发展的性格，同时，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之间虽然存在冲突，但更多的是一种相互补益，共生共存的关系，其最终也未能独立出来。　　中国古代财政管理机构不断健全，其曲折的演变过程中，财政管理的权益有相对集中向多极化发展，纵向配置有地方分全乡中央与地方均权发展，财政管理体制在整个国家建制中的地位日见重要。　　随着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经济研究经济，在儒学思想出于支配地位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经济思想以“富、均、庶、义”为基本标准。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地位一直被人们争论，中国古代也发展出了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放任主义两种思想，但最终确定下来的却是国家不断参与宏观管理，考虑各经济问题时，总是以国家为本位，从国家的角度、立场和利益出发。但几千年来，传统经济思想一直处于停止状态，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和变化，不断教条化。　　中国历经千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在近代史上却不断遭遇耻辱，落后就要挨打，但几千年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何不能自我实现向近代经济的转型，没有走向富强呢？　　由于古代中国经济的自营性，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中国传统经济的效率领先于同时代的西欧领主制经济，但其有效性又强化了它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对于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它的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和摧残。中国的传统经济并非是自然经济的纯粹形态，它以广泛的商品性生产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高度的传统商业，但这种商业只是一种补充，并且也扩大了地主和国家的剥削范围和数量，更多的起到维护传统经济秩序的作用。商人、地主、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形态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形成的强大中央集权制度在商品经济危害其自身发展时便伸出了恶魔之手，重农抑商，同时官营资本也在挤占城市手工业的市场，占用了劳动力。　　在向市场经济缓慢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只有在国家认同并出面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法律和货币制度——之后，这种“自发秩序”的扩展过程才可能持续不断，而中国在发展中只是中刑法和行政法，轻民法商法，货币制度也不甚完善，长期处于欠缺流动性的情况下。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这种转变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商业的专门化不只是出现了以经营为目的的手工业等，而是出现了以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以谋取利润者，由于中国古代的财政制度，重农抑商，有存在“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舍”，“有田方有福”的思想，大批商人购置田产，转而投资土地，成为地主。　　所以，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但并未走向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研究中国经济史，从其中找到历史和经济发展规律，不但可以指导我们怎样去发展经济，而且还可以提醒我们，稳定的制度虽然可以给国家带来稳定和长久，但内部表面的和谐不代表人民真正的利益得到了实现。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虽然保障了封建王朝的延续，但相对于外部世界，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已严重落后，而大部分人民在政府王朝愚民洗脑政策下，不能意识到这些，而专制政府也是为了维护王权和自身利益，不思改革，目空一切，最终被西方用武力打开国门，被迫变革。所以，一个有作为的政府不应该只是为了保持内部和谐，而应该在应该和必须的时候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真正体现人民利益，发展经济和完善政治体制，以达到国富民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长久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尊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代理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代理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代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代理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代理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代理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代理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代理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代理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