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论文题目参考资本主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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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工人一天生产10块钱价值 资本家获得8块 工人剩两块 生产率提高后工人一天生产100块钱的价值 资本家得90块 工人剩10块你猜工人是赚了还是赔了呢 当然赔了为什么呢因为 资本家剥削价值比例增加了 工人不爽了
工业部门剩余价值率＝(8＋2)×20%÷2＝100%农业部门剩余价值率＝100%投资50万元农业部门剩余价值＝50×4×100%＝20万元农业部门平均利润＝50×20%＝10万元绝对地租＝20－10＝10万元每亩土地地租＝10÷1＝10元每亩土地价格＝10÷3%＝3元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论文题目
深化我国分配制度改革问题研究 拓宽消费领域和优化消费结构研究 现阶段我国消费结构问题研究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影响与对策研究 中国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的分析与研究 我国现阶段农村土地改革探讨 论优化消费结构对我国产业升级的意义 论"中国制造"的产业基础和发展方向 论当前能源价格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对策 论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对策 对我国银行业控制金融衍生产品风险的理性思考 论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的难点及解决的对策 论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初探我国有机农业产业化遇到的问题和发展的前景 计算机软件业反垄断的经济学研究 论市场机制对我国医疗行业体制改革的意义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分析 论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 论农村土地流转对农业经营方式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危机产生原因的理论差异分析 以上选题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自1995年樊纲与崔之元、吴易风的“范式之争”以来，“中国经济学”及其建立或重建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中国经济学的界定、历史、现在、未来以及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学，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和发展方向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中国经济学的界定 也许是出于对以前过度概念之争的逆反，现在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但也有少数文章有所界定。何炼成、丁文峰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指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等范畴的有机统一和总称。(1)”刘诗白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概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2) 也有学者不认为将有“中国经济学”，在行文中常出现“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的本土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认为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厦，还是另起炉灶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同建一座大厦(3)。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理论，但这只是对经济学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有的学者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从范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李义平认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作为一次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中国经济生活领域“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一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崭新的说明”(4)。宋冬林进一步认为“范式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这样几个内容:范畴的创新、分析方法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因此，他认为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使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活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范畴、思想和理论，才有“中国经济学”。(5) 还有的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指出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时髦名词，它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王亚南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就曾试图“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泊来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于“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或者说，它的内容“比较更切实用”，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6)。谈敏指出，王亚南的上述解释，大致给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侧重点是要求在理论体系、论断结论、案例材料、性质内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泊来的政治经济学、而特别适用于中国自身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7)。王亚南自己撰写这部《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在实践着这一努力。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研究“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为其宗旨，分别从导论，即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开始，随之相继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最后在结论中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进行了总考察;此外，书中还以附论的形式，补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等论题。显然，这是一部道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读本，所以有人揣测说，“大概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8)。由此可见，早在50多年前，我国学者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的。 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 (一)教条主义 这一倾向突出表现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述的生搬硬套和神圣化。过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说过的话。遇到理论和实际问题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而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找答案。表现在理论研究中，误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误把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误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误把经典作家的规范判断当作实证分析的基础，误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这是教条主义倾向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 (二)急功近利 理论研究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经济学也不例外。然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却似乎充满了躁动和急功近利，其表现有多种:研究题目的选择侧重于当前的需要，较多的是对策性的研究，对策性研究算不算经济学研究。可以讨论，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说，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经过社会较长时期的检验，才能评价它的价值，可是我们的做法却相反，下年评上年，下月评上月，这种评奖方式屡见不鲜。再比如说，当前中国经济学还存在着经济研究“政治化”、“长官意志化”的倾向。本来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研究也要表达长官的意志，但如果仅拘泥于这一方面，完全受这样的约束就不妥当了。 (三)本末倒置 众所周知，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行为，经济实践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这是一般的经济常识。经济学就是研究“人”这个主体的科学，它要深入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利益满足的程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情绪，以及新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一切依靠人、一切服从人、一切为了人。离开对“人”这个主体的分析，将人游离于经济学之外，不仅使整个经济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可是，在现行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著中，却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似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与“人”这个主体本身关系不大，或者把“人”这个主体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们研究发展生产力，谈得较多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诚然，这些也很重要，但却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人”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必须与“人”自身的发展相一致，要服从于“人”的目的。我们平时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都不能回避生产总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分配也是以人为主体的分配，交换、消费亦如是。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经济活动是否顺利，当然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更多的、带根本性的，还是“人”本身的问题。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研究人们在经济过程中的情绪和愿望，分析人们的劳动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否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通过经济活动出现的问题，仔细寻找隐藏在“人”背后的原因和答案。我们坚信，经济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不再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从发现人的问题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实现人的愿望和要求，中国经济学就一定能抓往这门科学的根本，从而推动这门科学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与忽略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相联系，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轻视。其实，生产关系即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这种利益关系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客观上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可是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就对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现出比较普遍的怀疑，有提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人提出干脆将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经济学(也有叫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给人一种印象，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弊端与研究生产关系有关，似乎继续研究生产关系理论是“左”的思想表现，是理论上的僵化。因此，许多搞了多年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将兴趣移至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方面;年轻学者几乎都迷恋起西方经济学。现在广泛流行的，除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译著，以及根据西方经济学编写的教材和阐述的文章外，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的大杂烩。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即使在那些仍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教科书中，分析论述也相当肤浅，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著则如凤毛麟角。不过，生产关系作为人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既不会因人们在理论上的轻视而消失，更不会因人们误解和偏见而丧失其功能作用。其实，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满足于教条化的理论推演，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矛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愿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又夸大利益矛盾，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利益矛盾，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这些不仅不能作为轻视和放弃生产关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说明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过于狭隘和肤浅。 (四)形式主义 这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研究中比较偏重于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和模型。不仅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是满篇满纸的公式，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改弦易辙，刊载起大量的布满数学公式和符号的经济学文章。一批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数学方法的运用。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为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是否主要依靠数学方法的推广和运用?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质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并且经济学从定性向定量的发展，也是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过，我们感到，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必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数学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准确的定性分析为前提，如果定性不准，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撰写的经济学文章，往往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学原则，好像根本不准备让别人读懂，或者主要是为西方经济学者写的。有些文章滥用数学方法，结果最后说明的理论简单而肤浅，许多本来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却运用了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给人一种故弄玄虚、华而不实之感。 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主要不是依赖于数学方法的运用。当然，如果真有谁能用数学方法说清楚和解决好中国的基本经济问题，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五)时空绝对 中国经济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泛时空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的进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大体上纳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于旧的理论、旧的思维方式的惯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显然处于较为明显的滞后状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中国流行的各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都是由极不协调的三大板块组成:(1)马克思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2)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3)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作浅层次描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稳定的第一、第二板块与急骤变化的第三板块，共处于同一教科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学演进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学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 在我们看来，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时空相对的，西方经济学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从斯密到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逊，西方经济学每一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使经济学体系产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变化。而中国流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板块，则大体上是数十年一贯制;较之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人们几乎找不到实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肯定不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永远定格不变的。 然而，由于某种思维定势，人们基本上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也不作考虑，似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各层面对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的尴尬，也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尴尬。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只会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本质内容更为遥远。可以说，泛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中国经济学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时空观。当人们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借鉴意义时，尤其是在较为庄重的场合，大多采取的是这样的评价: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是庸俗的(非科学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观点或见解可供参考或借鉴。 其实，理性地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对以考察市场经济运行或发展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较为系统性的启发作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较之人类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修炼”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更不是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处在同一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句话，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应当而且可以系统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在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时空相似性。 中国经济学对待中国现实经济的绝对时空观。中国经济学当然要以中国现实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现实的研究活动中，却时常可以看到将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绝对化理解的现象。其一，过分夸大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相似性，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不过是或最终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翻版，表现在理论上，绝对照搬和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推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私有化，否认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意义，即是明证。其二，过分渲染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将中国经济学演变为诠释现行制度和现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论研究所应具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相对确定性。其三，忽略中国现实经济的发展特性，拘泥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水平，不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演变的迅捷性和复杂性，不注意中国市场经济也在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因而在理论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失去了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 何炼成、丁文锋曾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根”，实际上是指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因此，“这个‘根’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经济活动。其理由有三，一是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问。二是有利于防止崇古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误导。三是还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以保证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能够健康进行。”(9)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有极强的同步性。近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且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或科学体系，更重要的则在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或者说是适应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国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的思路是对“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注释上;另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开始探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学说不断地引入，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引进、机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倾向。这表现在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来剪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一些理论完全无视中国的实际，“言必称希腊”，导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政策变动频繁，改革成本加大。从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对过去的过多的定性分析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要么过于追求经济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视其实践指导性，要么以晦涩的理论来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学的“贵族化”倾向明显加大，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背离越来越大。对此如无清醒的认识，必将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在中国经济传统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时代需求所组成的三维空间中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导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正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原理对以改革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社会生产均衡发展的原理等也必将对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以经济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 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实际;作为寻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以及优化各层面对策的经济学，与我们要构建的经济学大体上属同一类别，在研究对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体的同构性。 顺应时代要求，实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跨越式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学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其主要诱因是因为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变迁(10)。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再生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资源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显著放大了经济运行中经济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则是，较之边际革命时代，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从而使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极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现出来。如果说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具有基本异质性的、新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切反思，导致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那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将会产生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深刻变迁的新的经济学革命。 中国市场经济的后起性，使中国没有能产生与古典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也没有能产生与边际革命及其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没有必要像西方经济学那样，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也应该在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时，顺应时代需求，走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学，以相当一部分资源具枯竭前景假设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1) (三)时空相对地把握中国经济学 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以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演进为基础，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和将要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时代特色。其次，中国经济学必须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精华，用之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色。第三，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研究人们行为关系的做法，回应中国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合理兼顾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国经济学必须正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不规范性，比如说，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城乡不对称二元结构问题，商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不同步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经济保护问题，经济、科技、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问题，等等，既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比较规范的问题，也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还要用“有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国经济学必须考虑知识经济的挑战问题，这不仅在于中国迟早也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且在于知识经济正在全面冲击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在我们接受并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养分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鉴别，有所取舍，从而对知识经济可能对中国经济学的冲击早做准备。比如说，关于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假定和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且不谈众多学者对其颇有微辞，也不谈这一假定与中国传统观念是否融合，即便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激发的个人、组织和地方的自利倾向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政治等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以及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也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回避人的自利倾向，但是，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借以进一步渲染和扩张这种自利倾向，而不是以同样无法回避的人的合作倾向和多目标导向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注释: (1)(9)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 (2)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参见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财经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从范式危机看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页。 (7)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
太懒了吧！把知道当什么了？
回答 题目范围小、比较好写的经济学论文题目，可以参考：明星演唱会门票价格中的“粉丝经济”优劣影响分析奢侈消费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当前楼市调控的经济学原理开征房产税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分析打官司的经济学分析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从经济学角度看“希望工程”的合理性从春晚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机理分析 提问 请问就是以顺丰速运为研究对象 怎么草拟一个经济学论文标题 回答 您可以写顺丰速运的战略研究，一般关于战略研究的论文可以概述，举例，分析，结果，建议，这样来写，有一个比较通用的写题思路 更多1条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论文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因而跨文化谈判中的文化障碍问题已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人们已意识到，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 关键词:文化背景;文化障碍;价值观念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也随之相互交融，进一步促进了世界范围的跨文化交际。 一、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文化障碍 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因而跨文化谈判中的文化障碍问题已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下面的案例就从多侧面体现了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文化障碍。 康沃公司是加拿大一家生产印刷设备的公司。公司派两名商务代表到中国江苏省上海北部的一座小城与一家印刷设备公司谈判。公司总裁查理波顿和市场主任菲比瑞内斯同行。之前该公司从未向加拿大境外销售过设备，两人对中方对他们的热情款待非常高兴。李经理亲自到上海机场接机，然后行驶九十公里开到小城，安排他们住在一个新建的宾馆里。几小时后主人盛宴招待他们，并有很重要的政府官员出席宴会。这种红地毯式的接待令他们对销售前景十分乐观。 第二天上午是观光。他们迫切地想开始谈判，但午饭后却让他们休息。下午一个会说英语的公司雇员来告诉他们说晚上将安排他们去看歌舞演出。第三天终于可以坐下来谈判了，进程非常缓慢。双方先概括介绍自己，加方认为这与销售毫无关系。中方提供翻译，虽然翻译的友好使加方感到很舒适，但翻译环节使沟通缓慢。中方还花大量时间谈论之前曾来过小城的加方贸易代表并问及他。波顿从未见过这位贸易代表，所以无话可说。当轮到加方进行陈述时，他们惊讶地发现竟有十个中方代表隔桌相坐。中方代表不停地微笑并点头赞许。波顿和瑞纳斯准备了充足的数据并有力地证明了五年之内他们公司产量将会翻一倍。最后二位满怀信心地返回了宾馆。 第二天中方代表又增加了四人，并让他们再次解释已经陈述过的事情。他们开始觉得沮丧。中方让他们解释有关技术方面的微小细节。加方两位代表均未涉入如此高科技的技术活动，这是此设备的核心。加方代表尽其所能地解释完后，疲惫地回到了宾馆。 第二天中方代表中的一员指出他们所陈述的内容与他在加拿大时生产总监工程师所说的不一致，中方抓住这一点不放。午餐时加方代表迅速向加拿大发传真索取细节和解释。下午的情景令波顿和瑞纳斯有点不安。谈判过程中一位中年女匆忙进入谈判室与中方谈判领导耳语，随后他立即起身离开。没有任何人对此做出解释。 第二天加方收到了传真，谈判就昨天的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进程十分缓慢，中方很欣赏加方产品的高质量，但担心一旦产品损坏，他们不会维修。他们希望加方提供维修培训服务。加方提出如果派专人在中方工作数周或数月将会增加巨额开销，他们认为设备不会有问题并且中方完全有能力维护此设备。 最终谈判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价格。这是最艰难的阶段。中方要求打折20%。加方认为这种谈判过于粗暴，他们坚持原价格，并认为此价格非常合理，但在滚筒部件上可打3%的折扣。 尽管之前加方代表听说在中国谈判会很费时间，但他们认为一周的时间是足够宽裕的。但时间飞逝，再有两天他们就要回国了。他们开始询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双方达不成协议，他们需要再就什么问题做进一步讨论。最后的谈判过程中他们竭力使中方讨论未解决的关键问题，但中方似乎并不愿意这么做。 第二天下午告别宴会开始之前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价格问题基本解决了，但付款方式没有解决，这是难以解决的难题，中方不能保证付款计划，因为这要由市政府最终决定。尽管如此，李经理还是微笑着提到了今后的合作，中加双方过去的友谊，以及他们从加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再次签了九个月前已经在加拿大签过的意向书。加方代表失望地回国了，但还希望双方通过传真或邮件进一步讨论销售事宜。 两周后，加方惊愕地得到消息:中方已经从日本生产商手中买下了此设备。他们的设备质量上乘，价格合理，是什么使谈判失败呢? 二、跨文化商务谈判中文化障碍产生的原因分析 在单一文化背景下，谈判过程是可以预见、也是可以准确把握的。然而跨文化谈判则具有不确定性，更充满了挑战性，因为跨文化谈判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沟通方式、不同行为方式之间进行的谈判行为。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下面就案例中谈判失败的原因逐一进行分析。 (一)国人注意培养关系 中国人谈判焦点不在于谈判主题，而在于建立长期合作的人际关系。因此，谈判初期双方谈论的内容涉及宽泛的议题及社交活动，直到彼此建立相互信任、增进相互了解之后才进入谈判主题。而对西方人而言，谈判焦点就在于实质性的内容，在于交易，而非人际关系。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在人际交往中是非常看重感情和人情的。一方面，这源于中国人古老文化和和谐相处、友好往来、团结共事、合作互利的精神和观念。这种处世态度和人际关系有利于交往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对商人说来则有利于交易的成功。从这方面讲，这种观念和行为有其有益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求人办事总是礼数先行、中国商人与他人谈生意之前总是先宴请对方的原因。 利奈尔•戴维斯说得好:“在宴席上，人们常常谈论食品，交换一些十分正式的、表示敬意或友谊的词语。从低语境文化的视角出发，人们所谈论的事都不是与个人有关的，也不含有多少信息。人们只是在比其他场合更为精确地遵循一套礼仪规范。这包括彼此敬酒，同时使用一些与相互关系和当时场景相适宜的套话。……交谈是愉悦而轻松的，来自高语境文化的赴宴者将此情景解释为: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可以开始谈生意或谈完生意的地步了。” “合同属于低语境文化的文件类型。对于西方人说来，合同的含义全在于文字之中。在签署合同之前，一位西方人肯定会审读小号字体印刷部分，这意味着他会十分仔细地关注合同细节以确保没有不利的条款隐藏在用以撰写合同的专用法律术语中。一旦表示赞同，合同就将牢牢约束签约双方，即使签约之后发生了双方都未曾预料的事也不可违约。例如，假如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其中一方因此而遭受损失来自低语境文化的签约方不会把它当成更改合同的理由。这种态度对于来自高语境文化的签约方却似乎是不公平的，后者总是习惯于将情景事态的因素纳入考虑之中。假如一个西方人从合同中获得了超过他事先预料的利益，他仅仅会认为他一直是好运相随。假如他亏损了，他就会认为是自己运气不佳。” “假如签约双方有了争议，则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就会竭力通过参照合同条款来解决分歧。而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则会更有可能在精确的合同条款之外去考虑公关因素和情景因素。事实上，对于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说来，情景因素要比严密的合同条款更为重要。”(Davis， 2004:68-69) 从上面这段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制观念很重的西方人与人情观念很重的中国人之间在处理彼此关系和相互纷争时的巨大差异。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在保留人情观念中有益因素的同时，正在努力摒弃那种有害的极端人情观。 (二)西方人注重时间和效率 西方人在历史上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科技和经济都较为发达，至今生产力水平已有了迅猛的提高，每一分钟都意味着新的产品问世、新的价值产生，由此而形成的快速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使他们深切感到“时间就是金钱”，而无休无止、尽最大可能地追逐利润是他们的奋斗目标，为此他们必须要节约和利用分分秒秒，去创造最大的价值，故而他们看重和珍惜时间，认真对时间进行规划安排，也十分守时。而东方人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长期的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导致其生产和生活节奏缓慢，尤其因他们相对更重视形式、礼仪，不惜在繁文缛节上花费时间，因此他们远不如西方人那么珍惜时间，守时观念相当差。约会时间、计划安排等常常随意变动。对此，萨莫瓦评论道: “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走到一起来的时候，有关时间的观念和实践的运用也颇具有重要性。大多数来自西方文化的人是依据线性空间看待时间的。我们是受时间约束的。我们的时间表和工作日程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德国人和瑞士人的时间意识甚至比我们还要强。对他们说来，火车、飞机以及一日三餐都必须始终准时。但有很多文化并非如此。在他们看来，是活动而非钟表决定人们的行动。” (三)中西方的价值观念不同 西方人特别尊崇个人主义，这源自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以及财产的私有制观念。美国学者萨莫瓦说:“来自非洲某些国家或地区、古巴以及中国的人多半会认为，企业以及生产手段应当归国家或人民集体所有。另一方面，一些出生在美国或加拿大的人从小到大都会认为，生产手段应该归于拥有唯一业主身份的个人所有，要么归拥有共同业主身份的几个人所有，要么归合股经营公司的许多人共同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为赚得尽可能多的资产和钱财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奋斗目标，从而逐步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个性主义”理念以及行为方式。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个人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信条，即个人的利益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一切价值观、权利和职责都起源于个人。它强调个人的能动性、独立性、个人意愿的表达以及个人的隐私性。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个人意识是十分强烈的;个人的权利、财产、隐私、事业、目标等被摆在他人、集体、乃至国家之上，绝对不可分侵犯;而集体或团队的意识则相对淡薄。 集体主义，又称集体本位、集体意识或团队观念，是指看重集体利益、重视集体力量、强调集体作用、主张依靠集体、注重协作配合、提倡团结奋斗的观念。一般而言，贫穷落后的国家 (尤其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民族或种族通常都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甚至在美国文化影响下的非洲裔美国人也尊崇集体主义。据Triandis估算，全世界70%的人口生活在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文化中(Triandis， 1990:48)。这或许是由于他们都属于弱势群体，长期以来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发展滞后不仅造成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而且导致个人的能力与机遇的极大缩水，使得个人无论是与自然作斗争，还是谋求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都更加依赖于国家、他人或社会组织的集体力量。 在中国，数千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特别是儒教、道教以及佛教历来强调“以和为贵”、尊崇“天人合一”、注重人情亲情和团结友爱的传统，是导致中国人看重和依赖家庭、团体和社会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同的文化、民族、国家拥有不同程度的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观念，这同样也表现为一个连续体，有些国家的人个人主义意识更强烈一些，有些国家的人则集体主义思想更浓厚一些。其中，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个人主义观念越强烈;经济越不发达的国家，其集体主义意识越浓厚。 三、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们已意识到，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在单一文化背景下，谈判过程是可以预见、也是可以准确把握的。然而跨文化谈判则具有不确定性，更充满了挑战性，因为跨文化谈判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沟通方式、不同行为方式之间进行的谈判行为。首先，我们应正视并承认本民族以外的种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在继续弘扬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同时，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风土人情，并虚心学习乃至接收吸纳其他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其次，深入了解、认真研究其他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找出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异同，研究跨文化交际的内在规律，掌握跨文化商务谈判的知识、技能及正确策略，恰当运用这些技能与策略，在跨文化商务谈判过程中获得成功。
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的学习，才发现西方宏微观经济学说的是多么的有理。可惜先学得西经，后学的马经，导致什么都没有学会。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论文
必须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如何在经济中体现？？？现如今中国的特设社会主义在经济层面上与资本主义所谓的经济观又有何差别？？？有谁能答！！！！！！！！！！！！！
我知道那部片子，叫都市之声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的本质区别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
现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可能出路 【摘要】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原理出发，资本主义存在的本质就是资本通过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从而建立资产阶级对社会的统治权。资产阶级是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上述目的，但是资本的无限积累会导致生产与消费的失衡，最终导致资本积累循环的中断，从而产生经济危机。从内在矛盾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结局并不乐观。 【关键词】资本主义 货币 劳动价值论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迄今为止，起源于2008年华尔街的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延续了八年时间，虽然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宣称危机的起源地—美国经济已经明确复苏。但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看，这种复苏是有条件的或者有限度的。因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先天决定的，一旦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历史地发展到一定状态必然会爆发，如果出现复苏，那也是对外转嫁或者对内拖延的结果，本文就试图从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原理来解释这次经济危机复苏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身处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无限制发展的年代。在商品经济中，由于商品交易成为经济活动中主宰一切的事务与现象，于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①。亦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种发达的、普遍的商品生产，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细胞形式，因此，马克思认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要从商品开始。商品就是交易中的产品，而要决定产品能够在市场上得到公平合理，令买卖双方都满意的交换，则取决于商品的内在价值。商品的内在价值究竟如何规定，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基点。 首先，马克思将商品的经济学性质划分为使用价值与价值两个层面。如果产品不进入贸易流通，则只有具体的使用价值，这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一旦进入流通，则需要抽象的交换价值来决定其交换的性质，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就产生了商品的社会属性。使用价值涉及的是产品的具体物质属性，而经济学所关注的则是抽象的价值，亦即商品的内在属性。在马克思来看，不同的商品之所以可以得到等价交换，是因为它们之间拥有可以被通约的内在属性。这种不同商品的内在属性，就被马克思抽象为统一的商品的价值。一旦经济学只考虑价值，而舍弃具体的不同的使用价值，那么商品之间就取消了质的差异，而保留了量的差别，这就是马克思对商品的二重性所做出的分析。②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规定商品的价值。依照以上分析，商品的价值是把具体使用价值抽象掉的产物，它必须满足不同商品之间可以通约的要求，马克思就遵循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观念，将价值抽象地规定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③，这就从商品的抽象发展到了劳动的抽象，具体的使用价值则来源于创造不同产品的具体劳动。从此，人类的劳动也被划分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体现的是劳动的自然属性，抽象劳动则体现的是劳动的社会属性，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的二重性所做出的分析④。 马克思为何选择了劳动价值论而非效用价值论，或者干脆像均衡价格理论那样忽视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作为自己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出发点呢？原因在于马克思所接受的学术思想传统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大相径庭。西方经济学中对价值概念的理解，基本源自于经验主义的立场，忽视其背后的抽象本质。而马克思的学术思想来自于德国古典哲学，重视对事物本质的抽象规定。按照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观点，世界历史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社会这一舞台上，历史地向前发展的过程。沟通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则是“实践”这一纽带，历史在实践的过程中向前发展，主体和客体也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改造与发展，世界历史就这样地被创造出来。所以，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世界⑤。既然如此，那么劳动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就不仅仅是创造出具体各种各样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更是形成为决定商品内在抽象价值的抽象劳动。通过马克思的抽象法，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马克思将商品的价值定义为抽象劳动，其实就超越了西方经济学满足于对交易行为的表象分析，而深入到了对商品交易背后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体现着抽象劳动之间的交换和占有，也代表着人与人之间对世界的占有关系。⑥ 对货币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 既然商品交易的成立，需要交易双方明确不同商品的内在价值，并就交换价值量达成一致。那么，这种没有质的差异，只有量的大小区分的交换价值，就需要产生一种市场上的中介来行使其交换职能。最初的人类商品交换是以物易物，交换价值的中介尚未介入商品交换之中。物易物在实际运行中受到很多具体条件的制约，很有可能某次具体的交易因为不能满足交易双方的使用价值而无法成交，所以它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需要一种一般等价物来充当商品交易的中介，货币就应运而生了。货币是一种具有特殊商品属性的一般等价物，它既含有具体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也含有抽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所以它在商品交易之中，恰好满足了商品流通手段与价值尺度的统一这个经济要求。正是因为货币的出现，商品经济告别了以物易物（W-W`）的阶段，商品交换被转换为商品—货币—商品（W-G-W`）的过程⑦，此时的货币仅仅是执行着流通手段的职能，此时的商品经济依然是简单商品经济，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商品本身。 本来，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了交换不同的使用价值，货币的使用仅仅是为了合理度量不同性质的使用价值。但是，随着货币的出现，它自身具有易于贮藏和便于携带的特性，致使这种特殊的商品给商品经济带来了新的可能—商品交易可以实现买与卖的时空分离，于是货币的贮藏功能逐渐取代流通功能而被交易者所重视。对于货币的贮藏功能而言，它是货币退出流通、以社会财富的形态被贮藏起来的职能。货币所有者之所以要将货币从现实的商品交易过程中抽出，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储备对未来商品的购买力，之所以要储备未来的购买力，则是因为货币持有者源于对未来消费欲望与购买力的不确定，而货币对买卖时空分离的这一功能恰好实现了货币持有者的上述愿望。所以时空分离之后的商品交易行为就从W-G-W`分裂为W-G和G-W`，这就造成了一种新的可能，商品交换的目的不再是使用价值的交换。商品的交换可以利用货币的贮藏功能而安排未来的消费，以实现未来货币购买力的最大化。这种新的商品交易模式，正是由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所造就的商人阶层所发明，在商人的眼中，商品交易应该是G-W-G`，即用货币购买商品，然后在另外一个时空，高于其购买价格销售，获取盈利，实现资本的增值。从此，商业活动有了自己主动的目的—资本积累，不再是单纯地、被动地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再生产。 正是因为商人发明了资本积累，经济活动的目的就从满足消费变为追求货币增值，交换的最终目的不再是使用价值，而是抽象的价值，货币则是具体商品的抽象通约物。所以贮藏货币的意义就在于占有抽象劳动，只不过占有自己所创造的抽象劳动的公式是W-G，而商人阶层通过交换等手段占有他人所创造的抽象劳动的公式是G-W-G`，资本积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就是为了更多地占有他人的劳动，以实现对这个世界的权力控制和无偿占有，这也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和终极目的之所在。 但是，要实现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资产阶级就要保证G-W-G`这个循环链条不能中断，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需要的是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四者缺一不可，如此循环才能不中断。资本本身也不是万能的，它也需要其他要素的配合，才能完成其自身的积累，所以资本内部就隐藏着自身的局限性，资本的积累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才能保证其进行下去，而这种外部环境恰恰遭到了不受阻碍的资本积累破坏。正是因为不受限制的资本积累，就导致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分化。货币愈加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用于对未来的投资，而不是用于消费。市场上的商品则由于缺乏用于消费的货币而滞销，最终造成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失衡，从而诞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资产阶级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采取的几种方法 资产阶级应对经济危机的选择即是在保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前提之下，尽可能地寻找到其他新的方法，来缓和或者对外转嫁国内的矛盾。对外转嫁矛盾主要是通过发动对外战争和建立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剥削海外市场来实现的，具体操作方法本文不再赘述。本文主要关注的则是资本主义若干主要经济体所采取的种种内部经济调控手段，这些调控措施其目的就在于恢复受到经济危机损坏的资本积累循环。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象是流动性不足，但其实质并不是货币的稀缺，而是此时货币的贮藏功能超越了其流通功能，从而导致货币沉淀在资本所有者手中。对于资本家而言，给其制造新的消费欲望，并不会使其大规模释放其流动性，欲使资本家所贮藏的货币投入到资本积累循环之中，资产阶级主要使用了如下几种手段： 第一种方法，叫做高税收高福利。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在二次分配领域，对货币贮藏的领域征收高税负，并通过高福利的方式投入到低收入人群手中，给社会创造资本主义初次分配所无力创造的有效需求和消费能力。这种方法就是英国《贝弗里奇报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开创的福利国家模式，其思路是用最直接的外来力量来抹平货币分配的不均，强行使货币从贮藏状态转为流通状态，重新激活资本积累循环。但是，这种方法导致了资本家对国家征税的抵抗—资本家逐步将自己的企业从高福利地区转移到低劳动力成本的低福利地区，毕竟资本是可以做到跨国境流动的，同时这也大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第二种方法，叫做借贷消费。经济危机的核心问题是整个社会具备购买意愿的购买力（一部分在资本家手里，不具备购买意愿，或只具备特定领域的购买意愿，以下“购买力”均为“具备购买意愿的购买力”），低于整个社会生产的商品总价格。那么为了把这两者能够实现对等，一种方法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消费他们所没有的钱，或是国家向资本家借钱替资本家消费，也就是向未来借钱花。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未来的钱会比现在的钱更不“值钱”，因此这个钱的差价就可以弥补购买力与总价格之间的差价。欧美各国的信用卡透支消费就是这种方法的具体体现，其本质是透支劳动者未来的劳动收入来消化当今过剩的产品，以实现资本家所拥有的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但是这种方法是有极限的，它会导致层层累积的债务，甚至造成借新债还旧债，最终形成债务危机。 第三种方法，叫做滚动投资。滚动投资也就是让资本家把积累的货币投入流通领域，弥补购买力与总价格之间的差价。只要资本家总是把货币投入到投资领域而非贮藏，就不会出现经济危机。这是一种根本性解决方案。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维持就是要靠投资—收益的循环，而非一次性的消费。然而资本家的个体投资也是很困难的，为了给剩余资本提供投资渠道，现代金融体系就应运而生了。现代金融体系能广泛寻找可以投资的项目，把资本家所拥有的闲置贮藏货币用各种方式快速地投资出去，投资获得的收益也可以迅速再投出去，形成滚动投资。货币一直在流通之中，就不存在购买力与总价格之间的差距了。各种票据交易和风险投资都是在这种资本投资的压力下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由于对经济危机的恐惧而使得这些模式出现，它们只不过是资本寻求自我增值的本能和规避经济危机的方向恰好一致罢了。 但是，对于任何投资而言，既有回报也有风险，任何投资都有失败的可能。一旦投资失败，就造成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危机，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始于2008年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造成了目前仍未走出萧条的全球经济衰退。欲使投资规避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新的科学技术，利用新的生产力开辟经济体内新的增长点，全球资本主义在这两百余年来的快速增长，也是伴随着三次工业革命的历程，但是目前能否开发出新的生产力，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不是资产阶级所能一厢情愿的事情。 第四种方法，叫做货币宽松。货币宽松的执行方式包括降低存贷款利率、银行准备金率和量化宽松等政策，其着眼点不是资本家因为投资前景不明而贮藏的货币，而是给市场注入新的流动性，以解决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转化困难的问题，但是这种方法所带来的新的货币流通性，在信用货币手段，最有可能导致的是通货膨胀，因为它稀释了原先货币的购买力，所以亦有明显的副作用。 小结与展望 随着互联网逐步渗透入人类的经济生活和现代交通技术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空间与时间间隔变得愈发不那么重要，全球一体化越来越接近现实。在这种生产力大背景之下，经济全球化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资本的跨国流动使得全球的生产要素和劳动力都能够被统一配置，虽然从表面上看，资本可以操控的资源更多了，但是反过来也意味着资本距离其所能扩张的终极边界也越来越近。一旦有朝一日，全球资本的扩张不受限制，从而囊括了全球的各种生产要素，也就表明未来的资本不再有向外扩张的可能了，此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成为一个唯一的体系。既然是资本主义体系，这个最后的、唯一的经济体内所积累的矛盾也必然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与生俱来，根本无法去除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这种矛盾一旦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就再也没有向外辗转腾挪转移矛盾的空间了；而对内，无论借债还是扩大投资，都寄希望于未来不可期的劳动收入来调动当前的资本积累循环，但是未来却是一个未知数。总之，在空间和时间的尽头，资本主义经济迎接的必然是资本积累循环的中断与自身矛盾的不可解决。正如凯恩斯所言—“在长期中，我们都会死去”⑧。
政治经济学结课论文资本主义选题
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的学习，才发现西方宏微观经济学说的是多么的有理。可惜先学得西经，后学的马经，导致什么都没有学会。
第一题选ABC 第二题选AB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