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形势与政策论文1500字人口

大一形势与政策论文1500字人口

形势与政策课的考查是写一篇500多字的关于国内国际热点问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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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题的写法[2]毕业论文只能有一个主题（不能是几块工作拼凑在一起），这个主题要具体到问题的基层（即此问题基本再也无法向更低的层次细分为子问题），而不是问题所属的领域，更不是问题所在的学科，换言之，研究的主题切忌过大。因为涉及的问题范围太广，很难在一本硕士学位论文中完全研究透彻。通常，硕士学位论文应针对某学科领域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并得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二）题目的写法毕业论文题目应简明扼要地反映论文工作的主要内容，切忌笼统。由于别人要通过你论文题目中的关键词来检索你的论文，所以用语精确是非常重要的。论文题目应该是对研究对象的精确具体的描述，这种描述一般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研究结论，因此，我们的论文题目不仅应告诉读者这本论文研究了什么问题，更要告诉读者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三）摘要的写法毕业论文的摘要，是对论文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其他人会根据摘要检索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因此摘要应包括：对问题及研究目的的描述、对使用的方法和研究过程进行的简要介绍、对研究结论的简要概括等内容。摘要应具有独立性、自明性，应是一篇完整的论文。（四）引言的写法一篇毕业论文的引言，大致包含如下几个部分：1、问题的提出;2、选题背景及意义;3、文献综述;4、研究方法;5、论文结构安排。问题的提出：讲清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选题背景及意义：讲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对国计民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文献综述：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的同时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讲出自己的改进思路。研究方法：讲清论文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安排：介绍本论文的写作结构安排。“第2章，第3章，……，结论前的一章”的写法是论文作者的研究内容，不能将他人研究成果不加区分地掺和进来。已经在引言的文献综述部分讲过的内容，这里不需要再重复。（五）结论的写法结论是对论文主要研究结果、论点的提炼与概括，应准确、简明，完整，有条理，使人看后就能全面了解论文的意义、目的和工作内容。主要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本学术领域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同时，要严格区分自己取得的成果与导师及他人的科研工作成果。

很简单，我刚开始大一的时候就是这个！

2020形势与政策论文1500字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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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更加丰富，标准不断提高。20世纪末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是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党的十九大，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时间没有变，但现代化的标准提高了。首先是把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为第一个阶段目标提前到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第二个阶段目标则从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从现代化国家提升为现代化强国，而且现代化的内容更加全面，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后又加上美丽这一要求。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是大势所趋，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居于引领地位。我们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要聚焦于这一目标，进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新中国70年何等辉煌！综观世界，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从1952年至2018年，我国工业增加值从120亿元增至305160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增长970倍，年均增长11%；国内生产总值从679亿元增至90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增长174倍，年均增长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19元增至64644元，按不变价计算增长70倍。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亿万人民用勤劳智慧的双手书写“中国故事”、创造“中国奇迹”，构筑起通向全面小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坚实路基，描绘了一个文明古国再创辉煌的壮美画卷。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中国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过去40年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国家。中国人民将在全面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普遍过上殷实宽裕的生活，这也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全面小康即将如期实现，百年梦想即将成为现实，这都是辛辛苦苦干出来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好日子等不来、要不来，唯有奋斗，别无他途。中国的发展，靠的是实干精神、担当精神和探索精神。奇迹是干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全面小康也是干出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人民一定能，中国一定行。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经济是一艘巨轮，体量越大，风浪越大，掌舵领航就越重要。越是形势复杂、挑战严峻，越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从淮海战役的小推车，到涌动神州的改革春潮，再到“最成功的脱贫故事”，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实现全面小康，尤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砥砺奋进，真抓实干、精益求精，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背景下、在发展中国家的起点上，通过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走出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也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间正道。 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站上历史新起点，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形势与政策论文人口问题1500字

人口问题是人口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的统称，泛指影响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问题。人口问题包括人口自身的发展以及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生存、发展问题。形势与政策 正确认识人口问题人口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两者的相互适应问题。人口问题按其性质可分为人口社会问题、人口经济问题、人口生物问题和人口生态问题。人口结构问题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收入、人种、民族、宗教、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人数等人口结构问题。供参考。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1500字

（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 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 （3 ）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4）经济增长。 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 ％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 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 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 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4％。 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 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1998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5 ％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压力。 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 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 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 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 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 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 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 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 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人口问题是人口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的统称，泛指影响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问题。人口问题包括人口自身的发展以及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生存、发展问题。形势与政策 正确认识人口问题人口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两者的相互适应问题。人口问题按其性质可分为人口社会问题、人口经济问题、人口生物问题和人口生态问题。人口结构问题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收入、人种、民族、宗教、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人数等人口结构问题。供参考。

人口问题是人口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的统称，泛指影响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问题。人口问题包括人口自身的发展以及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生存、发展问题。形势与政策正确认识人口问题人口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两者的相互适应问题。人口问题按其性质可分为人口社会问题、人口经济问题、人口生物问题和人口生态问题。人口结构问题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收入、人种、民族、宗教、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人数等人口结构问题。

人口问题论文1500字形势与政策

（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 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 （3 ）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4）经济增长。 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 ％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 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 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 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4％。 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 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1998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5 ％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压力。 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 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 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 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 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 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 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 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 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人口问题是人口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的统称，泛指影响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问题。人口问题包括人口自身的发展以及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生存、发展问题。形势与政策正确认识人口问题人口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两者的相互适应问题。人口问题按其性质可分为人口社会问题、人口经济问题、人口生物问题和人口生态问题。人口结构问题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收入、人种、民族、宗教、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人数等人口结构问题。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