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选题题目

这些骚和尚臭要饭的整天好吃懒做信口开河漫无边际吹的天花乱坠祸国殃民懂点历史的都知道佛教进入我国好过吗？事实胜于雄辩还有那些信佛的臭傻笔，炎黄子孙都她妈成了佛的子孙了还他妈犟你在看《妙法莲华经》《梵网经》《大佛顶首楞严经》《本生经》等等佛经宣扬“毁身供佛，功德殊胜”）马勒戈板壁的这明明是洗脑目的是什么灭国还是灭人类

1)中国儒家、道家为基干的古代思想文化 2)书画文化 3)茶文化 4)婚嫁文化 5)酒文化 6)饮食文化 7)姓氏文化 8)园林建筑文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1)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应有思想文化本身的根据。笔者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是文化选择与重构。选择和重构是同一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蕴含，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作为外来文化形态的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首先归因于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即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　　第一，文化选择的根本依据在于需要与价值的契合。　　佛教要在中国生存、流传，必须取得中国社会政治和传统文化的认可、宽容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也需要佛教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营养和补充。而佛教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独特价值：　　宗教价值。中国人宗教的观念、感情淡漠，这与本土宗教发展不充分、不完善相关。中国人首先是把佛教作为宗教引进的。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来说记载：“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2)遂有西行求法之举。在初传时期，中国人以固有的宗教信仰眼光视之，即把佛教看作神仙方术之一。如汉楚王刘英把释迦牟尼与黄帝、老子并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3)。正如朱黼说：“三代以上，不过曰天而止，一变而为诸侯之盟诅，再变而为燕秦之仙怪，三变而为文景之黄老，四变而为巫蛊，五变而为灾祥，六变而为图谶，然后西方异说，乘其虚而诱惑之。”(4)佛教的传入，给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注入了新气息。对于佛教的宗教价值，封建统治者深知：“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5)哲学价值。佛教既是一种信仰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般说来，宗教以信仰为基础、以解脱为目标，重体验亲证；哲学以知识为根据、以真理为终的，重概念分析。但二者的矛盾和对立，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往往又相融相通。费尔巴哈指出：“十分明白：哲学或宗教，一般地说，亦即撇开它们独特的区别来说，乃是同一的，因为思维者和信仰者是同一的实体，宗教的形象也就同时既表现思想，也表现事物。的确，每一种一定的宗教，每一种信仰方式，同时也是一定的思维方式，因为任何一个人决不可能相信一件实际上与他的思维能力或表象能力相矛盾的东西。”(6)佛教虽强调信仰，却终究不能不以某种方式诉诸理性，从而表现为人的思想和行动。佛教以哲理为基础，宗教信仰建筑其上，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紧密结合。佛教作为宗教唯心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和科学、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但其中包含了辩证法颗粒和唯物主义因素，尤其是一些范畴闪烁着人类智慧的火花，其哲学思辨水平要高于其他任何宗教。梁漱溟将宗教分为两个等级，唯有佛教处于最高一级。(7)恩格斯也高度评价了佛教的辩证法因素，认为佛教处于人类辩证思维发展的较高阶段上。(8)中国古人重直觉轻分析，不重视理性的思辨和构建严密的体系，“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精神是不充分的。这样，佛教便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引力和魅力。田昌五指出：“佛教之所以久传不绝，关键在于它有自己的一套哲理。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就印度和中国佛教史来看，它的盛衰是与其哲理的发展程度分不开的。其哲理得到发展，它就盛行于世，其哲理得不到发展，它就要衰落。”(9)佛教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等价值。　　第二，文化选择的主要表现在于包容与适应的协调。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而鲜明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经过长期“如琢如磨”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黜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陈独秀认为：“盖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征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儒家思想适应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封建宗法伦理关系的需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抵制、同化任何外来思想的核心力量。“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语）中华文化犹如大海，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佛教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同化，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主要体现在：对封建政权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出世的僧人高于在世的俗人，僧人见了王者不跪拜，这种“无君无父”的主张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形成了尖锐冲突。一些佛教领袖深知王权的重要性，提出了不少主张予以适应。如法果吹捧当时的统治者“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10)道安也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1)虽有象梁武帝这样的统治者力图使佛教国教化，但神权始终未能摆脱对王权的依附。对宗法伦理的适应。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有着与本土文化大相径庭的背景，许多原始教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名教纲常相抵触。为了适应中国伦理道德观念，在《六方扎经》、《善生子经》、《善生经》等佛经翻译中，通过选、删、节、增等手法，作了相应的调整。如佛典原本《对辛加拉的教导》列举了作为妻子的五项美德：“善于处理工作”，“好好地对待眷属”，“不可走入歧途”，“保护搜集的财产”，“对应做的事情，要巧妙勤奋地去做”。汉译则作了修改：“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骂言不得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12)中国宗法家族系统提倡“夫孝，德之本也。”(13)“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家族伦理的轴心和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及秩序的重要杠杆。佛教通过翻译经典，撰写文章，注疏《盂兰盆经》，举行盂兰盆会，举办“俗讲”等，大力宣传孝道论。如孙绰宣扬出家修行是更高的孝行：“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故孝之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15)对鬼神观念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佛是人不是神，虽有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并不能主宰人世的吉凶祸福。传入后佛、菩萨、罗汉等都成了能飞行变、住动天地的神仙至人。印度佛教讲业报轮回，但并没有主体。传入后接受了灵魂不灭的观念，把不灭的灵魂作为轮回的主体，把不断的神性作为解脱的根据，迎合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和文化观念。如慧远宣扬三业、三报、三生的因果报应思想，提出不灭的神（灵魂）是承受果报的主体，并用薪火之喻来论证神不灭。中国人根据因果报应论以有神论看佛教，而慧远的说法是其典型论述。　　第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在文化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传入之初，必须依附中国传统文化。初而依附传统的神仙方术，被视为九十六种方术迷信之一。早期来华的僧人也采用流行的神仙方术手法，附会宣传，吸引徒众。如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16)，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17)。继而依附道家及玄学，称之“佛道”。当时中国人释阐佛经多用“格义”方法，即把佛理与玄儒两家的学说范畴相比附。这不利于准确地把握佛教理论，外来佛教经中文讲译，而消融于古汉语的思维形式中。如“如性”范畴格义为“本无”、“真如”，被视为派生万物之本原，与本义“如实在那样”相去甚远。鸠摩罗什已意识到这一点：“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18)但这在两种文化文流、选择之初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翻译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这也不全是坏事，对于佛教在新的文化氛围中传播进而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创造，形成了既综合中印文化而又不同于中印文化的新学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形态。　　进一步来看，在依附和“格义”背后有更深刻的思维模式问题。不论是名僧还是一般徒众，必然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佛教，这就是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或“主体的认识图式”问题。即使人们主观上竭力避免偏见、成见、定势，客观公正地理解佛教，而实际效果上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人”的烙印，排除不掉头脑中长期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方法、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在佛教中“我注佛经”与“佛经注我”同样存在。中国佛教学者大多先受儒家学说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熏陶，然后接受佛教理论，这以两晋南北朝时代最为突出。如慧远在追忆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19)僧肇也说：“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后来读《维摩诘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20)他们这种知识结构形成的程序和层次，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和左右他们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对两种文化的融合汇通产生重要影响。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重构机制是指在文化选择基础上，双方力图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第一，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范畴、命题和理论探讨了相同或相近的问题，作出了相同或相近的回答。这首先成为两种文化的结合点，成为融合、重构从可能到现实转化的中介。由此两种文化的融合、重构才逐步展开。　　从总体上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性或相似性在于二者都是一种独特的人学，都对人、人生作出了独到的哲学观照。中国传统文化洋溢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和韵味，传统哲学是一种社会政治、人生伦理哲学，它始终把热情投注在人、家庭、社会上，寻求道德上的和谐与完善。孔学的核心是人学，孔子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思想界的着眼点“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开了中国人文、人本思想的先河，此后中国思想之河便沿着这一渊源流淌着。而佛教作为宗教，其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的绝对本质、人的上帝就是人自己的本质”，“神学的秘密就是人学。”(21)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2)佛教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伦理学、认识论等多方面内容，但这些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包融于人生观和伦理学之中，是为人生观和伦理学服务的，都是为论证人生解脱的因与果的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也是一种独特的人学。这样，双方便找到了对话的基础。从微观来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相通或相似之处。如，关于佛性与人性。中国传统文化所讲人性主要是探讨人类异于、优于禽兽的特殊属性；佛教所讲佛性主要是探讨众生成佛的根据、条件。两者异中有同，人性论讲人性的善恶，佛性论也讲本性的善恶，在内涵上有相似处。佛性论虽以一切众生为本位，但讲众生主要是就人而言，因此佛性论蕴含了人性论。大乘佛教一般是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也有主张一阐提没有佛性的，这相类于性善性恶之争。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倾向于主张人性平等、人人都可能实现理想人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主张也承认人性平等，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佛性论与人性论的相通导致中国佛教从善恶方面讲佛性，如延寿认为：“若以性善性恶凡圣不移，诸佛不断性恶，能现地狱之身；阐提不断性善，常具佛果之体。若以修善修恶就事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别。修一念善，远阶觉地；起一念恶，长没苦轮。(23)关于“六度”与伦理。大乘佛教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所以提出“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等，将以个人修习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具有广泛社会内容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一“大悲为首”、“慈悲喜舍”作为佛教道德的出发点；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作为僧侣的行为准则；三“自利利他”、“自觉觉人”作为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这与儒家如出一辙。难怪佛教学者常将五戒与五常相等同，如契嵩认为：“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24)，“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25)　　第二，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大量的互补因素，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种文化的相互补充，成为文化重构的重要动因和初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完善自身，佛教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得，有所取，补充是相互的双向的。但外来文化、本土文化不同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二者的交融中，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补充是主要的，如果一种外来文化只能“索取”不能“奉献”，那注定不能被认同和接受。佛教具有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在人生的本质、人的认识能力、世界的本原本体、彼岸世界等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相当精细的补充或予以某些启迪，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新的范畴、命题和方法。如时空概念，“《易》有太极，《老》言自然，《周易》首创‘乾坤’二卦，《淮南》始标‘宇宙’之名。从此时空概念渐趋明确。自佛学输入，名相分析日益繁富，”佛学输入了“世界”概念，“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时间起于刹那，空间别于极微，时间则通三世，空间则统十方，较之旧说，更为圆满。”(25)佛教也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了营养，如竺道生首唱“一阐提亦可成佛”，正是儒家“穷理尽性”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启迪的结果，他还直接用“穷理尽性”来解说《法华经》的“无量义定”(28)，而他“入理言息”、“得意忘象”的思维方法则来自道家和玄学。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比较圆满的信仰方式，也刺激了本土宗教信仰的发展。方立天认为：“道教的成立有其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对外来的佛教反感，作为对佛教的反应，中国原有的阴阳家、神仙方术和巫术等汇合一起，形成了道教以与佛教相抗衡”(16)。佛教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增强自身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力和对广大徒众的吸引力。如康僧会吸收元气说来宣扬神不灭论：“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29)慧远引黄帝的话来论证形尽神不灭：“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0)印度佛教本不重视也不清楚自己已往的确切年代和传法世系，但传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反映到佛教中来，佛教依照世俗宗法的继承关系，建立了一套法嗣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任继愈在论禅宗时指出：“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使生产、生活中国化，把小农经济的机制运用于寺院经济生活。其传法世系，也力图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相呼应，寺主是‘家长’，徒众是子弟，僧众之间维持着家庭、父子、叔侄、祖孙类似的传法世系”，“这也是受南北朝到隋唐以来中国封建门阀世系谱牒之学的影响的反映。”(31)另一方面，儒家依照佛教法统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说。韩愈首先提出儒家传道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32)。佛儒道三教自然有不同的功能，但在为封建集权制度服务上却取得一致。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封建统治者对待佛教象对待本土宗教一样“为我所用”，在此问题上不存在华夷之辩、主客之分。各代思想家也极力宣扬这种功能上的一致。慧远指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相同”，“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虽曰道殊，所归一也。”(33)。南朝宋文帝认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34)。隋文帝赞誉灵藏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35)契崇主张：“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36)实际上，统治者鉴于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自唐太宗始行三教并行政策，后来不同时期虽有所偏重，甚至出现“武宗灭佛”，但三教并行总趋势并没有改变，唐宋之际形成三教合一思潮。在宋明理学形成前，“三教合一”主要指三教以不同功能共同服务于封建宗法制度。　　第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新形态的形成、创造，成为文化重构的最高表现。在一定发展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成为佛教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反之亦然。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中国文化发展开创了多方面可能。汉代，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但其哲学思辨特别是本体论发展并不充分。魏晋时期以道家思想阐释儒家名教的玄学兴起，谈本论末，说无讲有，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变。由于玄学的强大影响，直至东晋后期，以空（无）为中心的般若学始终是佛学的主流。总体上说，道安时代的般若学是依附玄学、玄佛合流的产物。按基本论点差异可分心无、即色、本无三派，其矛盾分歧大体上与玄学贵元、崇有、独化各派呼应，并未超出玄学的水平。随着独化论的出现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已圆满解决，玄学走入穷途末路，时称“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姚秦时期，鸠摩罗什带来的大乘般若学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这集中体现在僧肇对三派性空理论所作的批判和超越。他认为三派讲空不得要领，都把无有绝对对立，各落一边。他则从万物无自性故不真，不真故空的境界理解有无，不落两边，求乎中道。僧肇般若学把玄佛合流推向顶峰，也是玄佛合流的终结，是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的新阶段。此时，竺道生经独立思考，孤明先发，首倡阐提成佛之说，此说正是在般若空义思维方式基础上，吸收、发掘中国传统人性论和直觉思维方式的深厚底蕴构建的佛教哲学体系，是佛教理论的自身完善，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佛性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至隋唐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这些宗派提出了许多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命题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如禅宗以心性论为核心，将其与本体论、成佛论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心性论的重大发展，对宋明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理学濂、洛、关、闽各家，无一不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双向重构的最后完成。从此，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发生质的变化，统治集团以儒教代替佛道二教的思想渐占上风。史浩认为：“盖大学之道，……可以修心，可以养生，可以治世，无所处而不当矣，又何假释老之说耶？”(37)这种口气和眼光明显有别于韩愈以来排斥佛老的儒教人物，表明儒教力图拥有绝对权威。佛道思想家也从不同角度推崇儒教，甘愿辅助，道教佛教进一步儒教化。知礼认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38)智圆自号“中庸子”(39)，契崇撰《中庸解》五篇盛赞儒家中庸之道。理学形成后三教合一的实质是合于理学了。　　综上所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有其内在根据和必然。在文化选择和重构机制作用下，通过吸引、适应、调和、共存、互补、创造等环节，由点到面，自浅入深，逐步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和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参阅一下南怀瑾先生的选集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选题题目怎么选

谈谈中国传统符号如何在现代设计中运用呢？这个有很好的材料就是中国印奥运的京字造型。是非常典型的。会徽设计将中国特色、北京特点和奥林匹克运动元素巧妙结合。 “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以印章作为主体表现形式，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与运动特征结合起来，经过艺术手法夸张变形，巧妙地幻化成一个向前奔跑、舞动着迎接胜利的运动人形。人的造型同时形似现代“京”字的神韵，蕴含浓重的中国韵味。该作品传达和代表了四层信息和涵义： (1)中国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印章(肖形印)作为标志主体图案的表现形式，印章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已在中国出现，是渊源深远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并且至今仍是一种广泛使用的社会诚信表现形式，寓意北京将实现“举办历史上最出色的一届奥运会”的庄严承诺。 (2)红色。选用中国传统喜庆颜色—红色作为主体图案基准颜色。红色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的代表性颜色，还是我国国旗的颜色，代表着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标志的主体颜色为红色，具有代表国家、代表喜庆、代表传统文化的特点。 (3)中国北京，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作品代表着北京正以改革开放的姿态欢迎世界各地运动员和人民欢聚北京，生动的表达出北京欢迎八方宾客的热情与真诚，传递出奥林匹克的理念和精神。作品内涵丰富，表明中国北京张开双臂欢迎世界各地人民的姿态。 (4)冲刺极限，创造辉煌，弘扬“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一直强调以运动员为核心，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正体现了这一原则。印章中的运动人形刚柔并济，形象友善，在蕴含中国文化的同时，充满了动感。会徽的字体设计采用了中国毛笔字汉简的风格，设计独特。会徽作品“中国印·舞动的北京”的字体采用了汉简(汉代竹简文字)的风格，将汉简中的笔划和韵味有机的融入到“BEIJING 2008”字体之中，自然、简洁、流畅，与会徽图形和奥运五环浑然一体，字体不仅符合市场开发目的，同时与标志主体图案风格相协调，避免了未来在整体标志注册与标准字体注册中因使用现成字体而可能出现的仿冒侵权法律纠纷。会徽总体结构与独立结构比例协调。经过专家反复推敲、修改，“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中作为主体的中国印、“汉简体”“Beijing 2008”和奥运五环三部分之间在布局以及比例关系方面特别是中国印部分，已近完美。与此同时，每一部分独立使用时依然比例合理，不失协调。 4、利于今后的形象景观应用和市场开发。从“中国印·舞动的北京”的延展设计中可以看出，它在城市景观布置、场馆环境布置等方面蕴含着良好的、巨大的潜力。中国印--这是2008年将在北京举办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她似印非印，似“京”非“京”，潇洒飘逸，充满张力，寓意是舞动的北京；她是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神韵的中国汉文化的符号，象征着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具有美好前景的中国形象；她体现了新北京、新奥运的理念和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内涵，再现了奥林匹克友谊和平进步、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中国印--这是13亿中国人民向全世界的承诺。盖下这印记，就意味着用我们中国最庄重、最神圣的礼仪，再次向全世界庄严地承诺，把北京2008年奥运会办成历史上最出色的一届奥运会，这是中国人民的诚信和尊严。从这一刻起，舞动的北京张开双臂，呈现开放姿态；从这一刻起，舞动的北京张开双臂，迎接四方友人；从这一刻起，舞动的北京张开双臂，与世界共同起舞。中国印—舞动的北京采用了典型的中国艺术表现形式。它集中国特有的文字、篆刻和书法于一体，以印章的形式设计，传达出深刻而厚重的东方文化底蕴。设计中“京”字的造型经过艺术处理，巧妙地幻化成一个向前奔跑、舞动着、欢呼着迎接胜利的人形。

简述历代佛教美术特点浅谈这些不同分别反映了怎样得社会信仰心态？　　佛教美术有其特殊的经规仪轨，形成自己的特点。佛教美术源于古代印度，中国的佛教雕塑源自古印度的犍陀罗、马土腊和芨多等地区与时代的佛教雕塑。中国艺术家在学习摹仿过程中，逐步将它们加以改造，使其既保存了某些原产地的样式，又更多地体现出中国特色。而印度犍陀罗佛像受到希腊化时期的古典雕刻影响，它们也有个雕塑本土化的演变过程。因此，在欣赏中国古代佛像时，适当对照希腊、印度的古代雕刻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认识和理解各自的美感区别。同时需要了解佛教造像的经规仪轨。上文提到的佛像两耳垂肩，手长过膝，就出自经规仪轨。佛像有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形象上的神化特征，两耳垂肩、手长过膝而外，又如螺发绀青相、顶上肉髻相（不是普通发髻）、眉间的毫相等等可以通过造型艺术加以表现的相好，在雕塑时都必须严格符合要求。佛和菩萨的肢体动作，特别是手势（称作“手印”或“印相”）各有含义。各种佛经人物依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的造形（如有的三头六臂，有的千手千眼），不同的服饰标识（如佛和罗汉著朴素的袈裟，菩萨则衣饰华丽）、不同的姿势（如接引佛才站着，其他佛皆取坐姿）等等，都有固定的要求。如不了解，很容易觉得佛教造像怪诞和雷同。

在佛教向中国社会的深入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是最重要的步骤。佛教分大乘、小乘，佛经包括经、律、论，从印度和西域陆续传入，其数量浩如烟海。如何把佛教的教义介绍给中国民众？这是摆在当时来华的印度僧人和中国早期佛教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鉴于人们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看待刚刚传入的佛教，因此，只有借用人们熟悉的语言、概念来翻译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从汉代到隋唐，历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如东汉的安世高，西晋的竺法护、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宋的佛陀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朝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把当时最新的佛教学说传译到中国。在译经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称度译或传译），有的负责笔录成文（笔受），也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这些人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并善于文墨。译文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语、概念，用汉文方法表述。这样很自然地就把当时译者对汉文的理解，把带有时代特色的汉字、汉语掺杂到佛教典籍当中去。东汉时期在儒家学说之外，特别盛行黄老道术，于是一些黄老道术的用语、概念就被运用到了当时译出的佛经当中，例如，把佛教中表示断除一切烦恼达到彻底解脱境界的涅槃，译为无为；把通过集中精神观想佛教义理的禅定，译为守一；把大乘佛教所说的绝对实在和审实无虚的真理真如，译为本无。魏晋盛行玄学，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把真如译为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正像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离不开儒家的纲常名教一样，在译经过程中受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印度佛经中的主体是有情（sattva）、众生（jantu），包括称做六道的人、天、阿修罗、畜生以及地狱中鬼魂、饿鬼，神秘色彩比较深厚。儒家重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主张人为贵，天道远，人道迩，因此不少佛经只是把有情、众生译为人、人民。儒家的伦理主张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受此影响人们对性的关系比较忌讳，一般不作公开的描述。《华严经》的翻译也受此影响，把其中的拥抱音译为阿梨宜，把接吻译为阿众?等。在一些汉译佛经中，也增加了佛经原文没有的伦理说教，如《长阿含经．善生经》中的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据巴利文同本经典《尸迦罗越之教》，这些是译者加上的。（参见日本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二期）。在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中有明显添加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孝事其亲，为天牧民，当以仁道等内容。流传最广的三国曹魏时译的《无量寿经》中也多有忠、孝、礼、义、信等用语。中国文字中有很多词语的含义十分丰富，例如道、理、心、性等，它们多歧的含义是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形成的。但是，在翻译佛经时，一般仅根据场合赋予这些词以特定的含义。然而事过境迁，后世的学者在读经和解释佛教义理时，因为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十分自然地根据需要利用这些词的不同的含义去理解经文，建构自己的教义体系。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正是借用这些多义词并巧妙地利用般若中观学说中的不二法门去建立本派的理论体系的。禅宗的心，既可以是具有思惟功能的心，又可以是先天内在的自性、本性之心，此心可以与作为世界万有本源、本体的真如、法性、佛性等相通，还可称之为理、道。在禅宗含有机锋的语录中，正是前后借用它们不同的含义来向人们提示解脱之道的。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佛教经典中常在教义概念、用语的前面加上数字，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此称事数。竺法雅在讲经时为了听众易于明白，便运用当时人熟悉的儒、道典籍中的词语、道理去加以比附解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把性空、真如解释为本无、道；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常见的现象。佛图澄的另一个著名弟子道安，在著作中也常用格义。他的弟子慧远善老庄，在讲经时常常借用老庄的词语进行解释。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有一次慧远讲经，有人就实相（即诸法实相）这个概念提出质询，他当即引用《庄子》加以说明，于是惑者晓然。在佛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谓格义佛教为会通中印佛教，推动佛教的深入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佛教界在教义诠释和讲经中出现不同的见解，便逐渐形成不同的学说，乃至学派。两晋之际，因为对般若学说中的诸法性空的思想认识不同，出现所谓六家七宗。若将七家中的本无、本无异二家加以合并，即为六家。这标志着民族佛学的正式形成。这是大乘般若学说与当时流行的玄学相互会通的产物，学僧迎合时代风尚借用某些玄学概念和方证一切皆空的般若本体论。因为他们还不善于运用《般若经》中的中道论证方法，在对于本体与现象－－本无与诸法、空与色、心与物、真谛与俗谛等的论证得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不会用遮诠（否定）和相即的表述方法，得出非有非无，色空相即，真俗不二的结论。虽同论诸法性空，但论点各有偏重，所以出现六家七宗。在这当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家：（一）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此空即为本无。此与玄学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有相似之处。（二）支道林为代表的即色宗，认为世界万有本来性空，故色（地水火风及其所造，相当于物质现象）即是空，。此与郭象主张的无不在有之外，无在有之中的自生独化论有相近之处。（三）支愍度和道恒为代表的心无宗，主张心应脱离外界，不执着万有，但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六家七宗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般若本体论学说受欢迎和被认识的程度。此后，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站在中道的立场对以上三家作了批判性总结，在其《肇论·不真空论》中指出他们或偏于有，或偏于无，或不空万物，皆背离非有非无，空有相即的中道精神。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研究空前盛行，伴随注疏讲经之风，以研究一部或几部佛经为中心的学派纷纷兴起。在这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涅槃学派、成实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三论学派等。实际上这些学派所研究的经论不是一、二部，一个人也不一定在一个学派，例如涅槃学者同时也往往是成实学者，成实学者也可能兼三论学者。这里所说的学派，只是指某些人在对特定经论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提出有代表性的看法。如果对他们研究的问题加以归类，主要有两大类：（一）大乘佛教的本体论，或发挥般若中观的思想，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世俗认识和外在世界虚幻无实；或发挥唯识学说，认为世界万有唯识所变。（二）大乘佛教的心性论，论证达到觉悟的内在根据。成实、三论学者探究本体论，基本上是两晋般若本体论的沿续和发展。因为成实学派没能上升到空有相即不二的立场，最后被三论学派取替。地论、摄论学派在论证世界万有以心识为本体外，还探讨心性善恶、觉悟的内在依据问题。涅槃学派主要论证心性问题。心性论代表了南北朝以后思想界的时代思潮，影响极为深远。涅槃学派是以竺道生（355-434）为代表。东晋法显所译《泥洹经》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话。竺道生据此提出，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先天具有的可以成佛的心性功能、可能性），那么处在众生中的一阐提（信不具足，善根断绝的恶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类似说法在北凉昙无?所译《大涅槃经》虽有，但是此经当时尚未传到南方。道生的推论在当时属孤明先发，受到守旧僧人的反对，曾被逐出僧团。后来《大涅槃经》传到江南，道生的说法得到印征，由此声名远扬。他还提出顿悟论。据南朝陈慧达《肇论疏》所引，他认为，佛教所追求觉悟的真理（真如、法性、实相）是一个完整的总体，不可分割，修行者对它的觉悟应当不分阶段地一次完成，此即为顿悟，所谓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换一种说法，顿悟是使自己本有的佛性顿时显发，亦即见性成佛。道生把本体论与心性论沟通，在大乘佛教的框架内论证了人的本性源于世界的本体，超凡入圣在于使自己本有之性显发，推动了中国思想界对心性论的探索研究。地论学派在北方，先后以洛阳和邺（在今河南安阳北）为中心。此派所研讨的《十地经论》是印度世亲所著，中心是论释《华严经．十地品》，为唯识学派早期论书之一，由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因为学僧对于经文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中的心字有不同见解，分成两派。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北派，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南派。按照唯识学派的说法，在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之外，还有第七识未那识，第八阿梨耶（阿赖耶）识。阿梨耶相当于精神主体、灵魂，所具有的精神性种子（心理功能）据称是世界万有的本源。相州北派认为阿梨耶在性质上属杂染不净，主张佛性当有（相对于本有，以后才有，也称始有），只有累世修行才能达到解脱。相州南派主张阿梨耶清净无染，即为真如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亦即佛性，通过断除妄念烦恼的修行，可以见性成佛。摄论学派以研究南朝真谛译的印度无着所著《摄大乘论》和《转识论》为主，在阿梨耶识之上另立阿摩罗识（清净识、无垢识，即真如），为第九识。其三性说最有特色：（一）依他起性，即八识及其功能，为万有的本源；（二）分别性，是世俗认识和外在事物（谓由识变现）；（三）真实性，即超言绝象的真如（亦第九识）。因此，依他起性相当于心性，作为一切染净的事物的本源来说，它包含分别性和真实性。从善恶观念来说，分别性属妄，属污染分；真实性属真，属清净分，而依他起性则本具染污、清净二分。《转识论》说：能分别即是识，所分别即是境；能即依他性，所即分别性……此境识俱泯即是实性。实性即是阿摩罗识。修行就是认识唯识之理，遣境，空心，使本有的净识显发。在中国佛教史上，被传为是真谛所译的《大乘起信论》的影响极大。此当为调和当时的各种心性见解而编译的经典。认为心以永恒清净的真如为体，以具有思虑功能并与烦恼相俱的阿梨耶识为相，为用，修行的要旨是直探心源，舍染返净。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的伦理人性学说占有重要地位。或主张性善，或主张性恶，或主张善恶俱，由此探求成为贤圣的依据。其中占正统地位的是孔孟以来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使本性扩充发展，就可以成为贤圣。对于人性的本源问题虽也有涉及，如用天、天命或元气来加以说明，但理论过于简单朴素。佛教的心性论是大乘佛教理论深化的产物。中国佛教学者在论证心性问题时，不能不受到儒家人性论的影响，并反过来对儒家的人性论产生影响。从上述心性学说中似乎可以看到儒家心性论的影子，涅槃学派和地论南派的心性清净论，相当于人性论中的性善论；地论北派的心性论相当于性恶论；摄论学派和《大乘起信论》的心性论，与人性论中的性俱善恶论比较相近。当然，佛教的心性论是为其出家修行和出世解脱提供理论依据的，与儒家的人性论所具有的修身治国的目的性是不同的。佛教的心性论对后世儒家探讨人的本性与世界万有的共同的普遍性本源，建立新的天道性命之学，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的。佛教传入后经过五六百年的传播发展，在思想上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结合，在经济上建立了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寺院经济，从而为隋唐时期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成立的主要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这些佛教宗派除密宗情况稍有不同外，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的，所奉经典中虽也有一部或几部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要的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其中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民族特色最为鲜明，影响也大。概括地说，这些佛教宗派具有以下特点：（一）把中国道家和玄学的本体论与印度大乘佛教的以空、真如或佛性为本体的宇宙论会通结合，并依据般若中观学说的不二法门，提出现象与本体圆融无碍，真俗不二，体用相即的佛教哲学。（二）依据色与心、能与所、正报与依报不二的理论，把本体论与心性论融会构通，认为真如佛性不仅是宇宙万有的本源和本体，而且也是人的觉悟基因，在论证中又吸收了儒家人性论的思想。（三）发挥真俗不二，即烦恼是菩提的理论，主张出世不离入世，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禅宗尤为突出，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之中，说平常心是道、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等，在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四）把儒家的善恶伦理规范和道德说教，吸收到佛教中的最通俗最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善恶报应和轮回的说教之中，在统摄人的精神世界和制约人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儒家所起不到的作用。（五）受中国宗天法祖，以父系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一方面把佛教教团看作以释为姓的大的家族，僧尼自称释子，彼此为兄弟姐妹，另一方面又在各宗各个寺院建立具有严格上下等级的传承嗣法制度。

1)中国儒家、道家为基干的古代思想文化 2)书画文化 3)茶文化 4)婚嫁文化 5)酒文化 6)饮食文化 7)姓氏文化 8)园林建筑文化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选题背景

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原地区，之后在中国迅速的传播，并且与中国文化迅速的融合，在东汉末年，由于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土崩瓦解，玄学兴起，儒、释、道三种文化开始合为一体（释就是我们所说的佛教）逐渐形成了理学，后来理学虽然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儒、释、道三种文化却始终是它的理论基础，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直到今天。

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例如，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象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佛教还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至于音乐方面，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伴随佛教俱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唐代高僧一行创《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对天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经书图像。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使人们得以解放思想，摆脱儒学教条，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个新的世界。　　那么佛教在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过程中还有没有作用？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其实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　　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事实上，自公元148年安世高东来译经引起，260年朱士行西行求经至公元1175年朱熹、陆象山鹅湖之会(前者标志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佛学之开始，后者标志又一个新的文化运动——理学之创立)，这一千余年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时期，也就是中外学者盛称的魏晋六朝隋唐文化。五代北宋为其余波。恰恰在这一时期中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主流的却是佛学。其时期之长，声势之大，影响之广(传播国外)，都远非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所能比拟。所以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还有一位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可是现在人们还是不重视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例如对玄奖这个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翻译家、旅行家、语言家和佛学大师，在西方学者的世界史著作中都给他留下了应有的篇章。在印度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把他尊为历史上的四大伟人之一。但在中国，人们反而只知《西游记》里的唐僧，不知中国文化史上的玄奖。更有甚者，有人还把佛教文化，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单纯地当作生财之道，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授人以中国不尊重文化的话柄。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分。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吧！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内容最完备的佛教经典和佛教文化史料，汉译佛经和著述自东汉末以来逐代增加。藏文《大藏经》版本甚多，前后刻印多次。据德格版统计，该书共收佛教典籍4569种，除佛教经律论外，还有天文、历算、医药、工艺、文法、诗歌、美术、逻辑等多方面著述，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佛学和古代其他有关学科的重要文献。　　佛教本身存在着丰富的哲学内容，但由于它产生于印度，故而其哲学内容有着明显的印度哲学色彩。作为现今中国传统哲学组成部分的佛教哲学，在与中国固有的哲学交流或渗透的过程中，大约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明三个阶段。当印度佛教哲学成为中国的佛教哲学时，西学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击，从而使佛教哲学有了在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中的新发展。�　　佛教在哲学上与中国固有哲学的渗透与融合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佛教哲学中国化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首先出现了玄学与佛教哲学中空论的渗透。玄学是魏晋时期中国哲学中的一种新派别，它从无的本体论展开哲学的探索。佛教哲学中的空，在一定程度上被一些佛教理论家与玄学的无互相比附，出现了佛学空论与玄学无论相互渗透的现象。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神不灭论与神灭论的争论。佛教界坚持神不灭论表明，佛学已经被中国哲学中的鬼神概念所影响，佛学迈出了中国化实质性的第一步。隋唐时期经济的繁荣，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使佛教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到达了顶峰。中国各大佛教宗派的建立，在佛学义理上以华严宗所创的华严哲学体系为中国佛教哲学发展的高峰；在佛教的实践上以禅宗所创的禅学体系为中国佛教实践哲学发展的高峰。佛教哲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完成了中国化的自我选择，为中国固有哲学出现高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固有哲学发展的顶峰是宋明理学的出现，理学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构成。华严哲学对程朱理学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影响；禅宗哲学对陆王心学的创建，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传统哲学的顶峰时期是儒释道三种哲学的合流，这种格局的出现是中国固有哲学对佛教哲学的回应，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哲学起了推动与催化的作用。�　　中国传统哲学的顶峰也就预示着中国近代哲学的开始。中国传统哲学完全走向顶峰时，西学已经开始冲击着中国。中国近代社会的不幸遭遇，迫使一大批知识分子自觉地从哲学理论上寻求中国社会的出路。在建立他们的哲学体系时，佛学作为倡导革命的积极因素被利用起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改良派以佛教哲学作为改良立宪的理论工具。章太炎革命派以佛教哲学唤醒民众起来建立民主的共和国。从这时起，佛教哲学已经和西方哲学相接触，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把西方哲学和佛教哲学比附、融通，使佛教哲学渗进了西方哲学的因素。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中国哲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其中现代儒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现代儒学中的不少哲学家从唯识学和禅学中再次吸取有用部分，建立他们的哲学体系。梁鮄溟融西方生命哲学和唯识学于一炉，创立了本体意义上的“意欲论”。熊十力在融通中国、西方、印度三种哲学后，改造了唯识学创立了“新唯识论”。冯友兰发挥禅宗人生哲学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原则，创立了“境界论”�①。　　中国佛教哲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不同于隋唐时佛教宗派的哲学，而是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社会找出路、建构哲学体系的形式出现，有着明显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哲学对待外来哲学的态度，基本上走了从一种不太了解到关注直至最后消融而以回应的发展趋势。佛教哲学在中国的命运，正是遵循了这种发展趋势。促使中国固有哲学正眼看待佛教哲学的原因在于，由于当时社会的战乱使人们在儒学找不到答案时，不得不在佛学中找出路。这段历史时期的现实问题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中有四百余年，虽有短暂的十余年统一，但战乱是其间的主要大事。战火导致王朝政权交替频繁。身居上层的王臣贵族，由于时局凶险，地位和身命难保朝夕。而身受压迫的平民百姓，则是无衣无食，深受兵燹之祸。人们不禁要问，这无穷的战祸由何而起，这无边的苦难又从何开始，哪儿是尽头，哪儿才是一个安身之地。这些问题，恰恰是中国的儒家、道家所不能回答的。人们在东传的印度文化思潮——佛教中找到了答案，找到了出路。�②这样，佛教哲学解决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尽管这只是给人们指出了一条不在现实中实现的道路。佛教哲学因此而获得了中国化的群众基础。同时中国哲学对佛教哲学的回应也由此开始。隋唐出现的封建经济的繁荣，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了更深厚的物质基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佛教哲学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这样，佛教哲学与儒家哲学相对峙，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哲学鼎立的局面。宋明时期的理学，正是为了挽救儒家哲学仅占一席之地的局面，也就完成了中国哲学对佛教哲学的回应。佛教哲学的传入及中国化，暴露了儒家哲学对宇宙自然哲学思索的不足。理学正是为了弥补儒家哲学的这一不足，把佛教哲学所把持的这一哲学阵地夺了过来。　　从表面上看，理学成为宋明时期的官方哲学，以至于对近现代社会的影响，是儒家哲学的胜利。但实际上，理学正是中国哲学对佛教哲学有了回应之后的产物，从而也确定了佛教哲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佛教哲学自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对中国哲学的冲击，在近一千年后的宋明时期才完成了回应。而完成回应的出现，也就是中国哲学的新发展。在长达二千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中，佛教哲学成为中国化的外来哲学思潮之一。　　中国近代社会所蒙受的灾难，与2世纪起那场延续了四百年的战乱相比，情况是更为复杂的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那场400年的战乱中所面对的是骠悍的游牧民族，而在近代所面对的却是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思想界对中国哲学出路的反思，就不仅仅是现前的哲学内容，而是二千多年来中国哲学的所有历史。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冲击，同样使中国哲学的不足之处暴露出来，那就是认识论的不发达，缺乏逻辑的理性思维。这个哲学上的弊端，在儒家哲学身上尤为明显。于是一大批哲学家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弥补中国哲学的这一不足之处。但正如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有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那样，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真理而寻求的西方哲学，也必须在解决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后，才能有中国化的可能。　　而要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就是要实现中国的独立。这一现实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的，从而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化的历程。中国哲学历史的发展，确有相似之处。佛教在发挥解决中国古代社会的现实问题后，才完成了中国化的历程，也促进了中国哲学的新发展。而近世以至的西学东渐的文化运动，至今仍没有结束。中国哲学的未来一直为专家学者所关注。我认为，中国哲学的未来和宋明理学的产生有着相似之处，即中国哲学的未来是对西方哲学的回应。我们作这样的结论，正是根据佛教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这也正是佛教哲学对未来中国哲学的启示。�　　如今在国内外的学者中都有“儒家第三期发展”的观点�③。但我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儒学对现代文明的回应，而应是以儒释道三种哲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哲学各派对现代文明的回应。仅就佛教哲学的回应而言，我认为应注重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在时代的背景下，要求佛教界产生象隋唐时期智�、玄奘、法藏那样的哲学家，把佛学与西学结合起来，指出佛学与西学的相通之处，以建构新的佛学思想体系。近代佛学家曾作过努力，但从哲学的意义上来看，这种努力所达到的哲学研究的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就在于佛学家的研究并没有完全从哲学的角度开展对佛教哲学的重新建构，因而佛教哲学在近现代的中国并没有多大的发展，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哲学家，特别是象隋唐时期那样的佛教哲学家并没有产生。这样，就要求我们从更深层的哲学意义上融汇古代哲学和近现代哲学，以佛教哲学固有的眼光进行审视，提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佛教哲学新理论，这个任务已经落在当代中国佛教的僧侣和居士及学者的身上。�　　第二，从佛教哲学的发展来看，经历了简单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到复杂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印度佛教哲学由小乘佛教哲学到大乘的中观哲学和唯哲学。中国佛教哲学中产生的天台宗哲学、三论宗哲学、法相宗哲学、华严宗哲学、禅宗哲学都是佛教哲学的新发展。但佛教哲学在印度佛教发展至密教阶段中断了，在中国佛教哲学出现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合流的格局后，也再没有新的理论体系出现。分析印度佛教哲学和中国佛教哲学发展的原因，一方面是佛教哲学家为了挽救佛教哲学在本国哲学中的地位，不得不融汇内外之学。另一方面是佛教哲学家能够抓住机遇，主动吸收外学思潮，从而建构了新的佛教哲学体系。当今的形势也正是如此，佛教哲学如果想要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部分而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寻求新理论体系的建构。这就要求佛教界人士广泛研究东西方的哲学，主动融汇西方哲学，更重要的是佛教界人士应抱着为中国哲学在21世纪发展作努力的态度，从这一态度出发建构佛教哲学的新体系，才能使佛教哲学以至于中国哲学有新的生机。�　　第三，在佛教哲学新体系的建构中，应分清佛教徒哲学家与非佛教徒哲学家的任务。对于佛教徒哲学家而言，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其出发点立足于佛教在人类文化上的继续发展。因而，佛教哲学家在没有原则性错误言论的基础上，应该保持宗教哲学家的身份，以图存救亡的态度建构佛教哲学新体系。

佛教，使得很多中国人都念佛，拜佛，烧香，吃素，看经，还有深入人心的因果报应的思想它已经成了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一部分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选题方向

（无神论者信仰妖魔鬼怪）妖说：钱能通神。魔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鬼说：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怪说：唯物主义，只认钱不认人。（有神论者信仰仙佛神圣）仙说：因果报应在八辈祖宗子孙三代身上显现：聋哑瞎傻，一点不差。佛说：狗赃倌死后灵魂投胎不到人身上，要做鸡鸭鹅狗马牛羊猪割肉还债，即使你孙猴子猪八戒也蹦不出我手心。神说：神有十诫，其一就是不可以贪污他人钱财物，神会让嗿琯得富贵病，花多少钱也治不了脏心烂肺烂手烂脚。圣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吉财是福，凶财是祸，不是正道来的钱，也不会好道去。横批：施舍德·舍得施上联：把饭食给动物·你会活在百姓之中下联：把粪屎给植物·你会活在百花之中

佛教影响了中国文化？从唐代几位诗人，留下的诗文中就可以看出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创建于古印度。以后广泛传播于亚洲及世界各地，对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佛教起源：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蓝毗尼，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关于他的生卒年，在南、北传佛教中，至今仍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生于公元前6至前5世纪间。他在青少年时即感到人世变幻无常，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译觉者）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己证悟的真理，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从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80岁时在拘尸那迦涅槃。公历纪元前后，印度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洛阳白马寺一直被佛门弟子同尊为“释源”，即中国佛教的发源地，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传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大、小乘并存，显（宗）密（宗）同在。严格地说，佛教起始于尼泊尔，发展在中国，又远传于日本、韩国。而佛教在印度本土由于受到印度教及后来传入印度的伊斯兰教的排挤，约在公元八、九百年左右，在印度本土消失。而能保留佛教并发展佛教的中国就成了当今世界佛教的真正故乡。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以“大众部佛教”为主，中国西南与“上座部佛教”盛行国家相邻的云南则是传承着与泰国一样的“上座部佛教”。中国内地汉族居住地则祝主要信奉“大众部佛教”。中国西北部地区少数民族则主要信奉密传佛教。中国佛教又分为十大宗派，这也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中国佛教界的一些高僧根据一些佛经内容，创立了各自的宗派。其中包括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和密宗。

佛教与传统文化论文选题题目

可以研究佛教的发展历史，这样是对自己帮助最大的。可以看《印度佛教史》英渥德尔

一个从外面传进来的佛教，何以在中国立足，生根，以至发展壮大，为人民接受。这其中，不乏许许多多的僧人的努力。但是，中国的历代帝王在里面同样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汉明帝—佛教的第一次走进统治阶级。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已经很难考订。公元前二年，大月支国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而此时的佛教只是在少数人中流传，未必为上层官府和史官之流所注意。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与佛教有关的帝王是汉明帝。史籍记载，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派遣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公元67年他们同了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是《阿含经》的节要译本。同时在首都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今天还存在的白马寺。从此，佛教始为上层官府和史馆之流所注意！文成帝—佛教成了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到了南北朝时期，拓跋氏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的一支-拓跋氏，公元1世纪末逐渐控制了黄河流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北魏王朝。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把首都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内）迁到了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大约在道武帝建国的时候，鲜卑族的拓跋氏就开始接受佛教思想了。迁都平城以后，在这个新国都里，佛教寺院也相继建立起来了。在北魏时期，由于法果等佛教首脑人物的倡导，北魏初期的佛教界首先解决了拜佛与忠君的关系问题（按照佛教的正统观点，出家人是不应当礼敬君王，不需要孝养父母的，这两点总是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背离，因而长期以来为人们争论不休）。为了更好得维护封建统治，为了更进一点地体现礼佛就是忠君的思想，就连寺院里佛像的形体和相貌，也开始仿照皇帝来塑造了。公元452年，文成帝曾经下令雕造了一尊石佛像，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制作的。文成帝还根据北魏新的佛教领袖著名禅僧昙曜的建议，修建了中国三大石窟之一-云冈石窟。在其中的四所大窟内选择三世佛作为主要题材，是因为佛教界流传着一种“胡本无佛”的言论，这对于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北魏政权来讲是很不利的。假如人们真的相信了佛教和这些游牧民族没有什么缘分，而只是汉族地区流行的信仰的话，那么对于维护他们的忠君礼佛思想，特别是获取汉人民心，将是十分不利的。可见到了这个时候，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开始把佛教改造成更加利于自己统治的工具了！唐太宗/武则天—瑜伽学派传译和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到了唐朝，唐代的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统治，开始尊道教而弃其他教派，但是唐太宗支持唐玄奘远行印度取金，使得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更进了一步，虽然当时由于统治阶级表面上是道教的，但是在现实中并没有因为尊道教而排挤佛教，唐太宗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他支持玄奘远行西天取金，使得瑜伽学派第一次被传译到了中国，使唐朝当时拥有了更多的佛教金文，为后来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武则天时期，武则天改国号为周，自立为王。武则天开始大肆兴起佛教，广建寺庙，对道教开始慢慢地排挤，武则天尊佛教当然不排除为了自己的江山（因为唐朝是尊道教的），但更多的应该是因为她自己的喜好。在当时，由于广修寺庙，以至于劳命伤财，但对佛教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在唐朝（周）统治的几百年里，只有武则天把佛教作为“国教” 梁武帝—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阶段。史载梁武帝是历史上少有的多才多艺的以为皇帝，对佛教，道教，儒教方面，都有很深的研究，尤其是对佛教。他在比较了这三教的特点后，认为佛教对自己的封建统治最为有利，固而开始尊佛教而排挤其他教派。在他的一生中，大量修建寺庙，大量兴佛事，简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在宫里都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当然，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向他人显示自己是真的信奉佛教，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信佛教从而更有利于他的统治，他用从老百姓身上收刮的血汗大肆兴起佛教，从而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虽然他本人并非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据史记载，有人因为犯法而须杀头，他表现出悲伤的表情，以示他是一个心向佛之人，可是事实上，他并非一个真正的向佛之人，只是为了籍此得到所谓的公德和统治的长久，然而否刺的是，最后他的皇位被别人抢夺，自己在逃亡中因饥寒交迫而客死他地。尽管如此，他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在某中程度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也在此时。周世宗—佛教的发展开始缓慢甚至停止不前。到了五代时期，北方兵革时兴，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国家对佛教执行严格的限制政策；南方则各国相安，社会比较安定，帝王都热心护教，因此两方的佛教，一则勉强维持，一则续有发展，其情况各不相同。北方从后梁到后汉，度僧一向禁止私度，如后梁龙德元年即再申明令，愿出家者须入京师比试经业。到了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便毅然对佛教予以沙汰。凡未经国家颁给寺额的寺院，基本上一律废除，仅在原无敕额寺院的地方许留一、二所。又禁止私度，出家必须通过严格的读经试验。这对佛教本身来说，澄清了一切紊乱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整顿，并不算是很坏的事，其性质也和前代各次的破佛措施不同，只是北方佛教原来仅获维持的，经此波折就更见衰落了。虽然在南方佛教有缓慢发展，但是从此以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已告一段落。五代以后，佛教虽然在普通百姓心中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了，但是从此以后，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发展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热衷了，佛教的发展趋于平稳，佛教的文化已经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