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概论论文2000字怎么写好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有影响极大，对于传承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都起着重要作用“长袭宿收，风神凝远，制行峻洁，望而知其为贵介公子”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影响极大，对于传承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都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的国学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血脉和灵魂，是连接炎黄子孙的血脉之桥、心灵之桥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中国的国学就具备这种独一无二的特质国学经典中蕴藏着中华五千年历史智慧的精髓，构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客观环境，维系着中华文化之根“国学”一词，最早出自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及《国学概论》的演讲，它以先秦经典和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以及历代史学等内容，形成了恢宏的“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其内涵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国学”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国学”是一个专门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 记者：我知道您对当前的“国学热”及相关问题有着非常深入细致的思索，并且观点非常独到。请您谈一谈“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联与区别。 刘梦溪：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整个传统社会的文化都可以叫作传统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作传统社会。而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因此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其精神学术层面，应该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国学则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我们在谈学理问题的时候，不应把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混淆起来或者等同起来。近一个时期国学话题得到学术界乃至学术界以外人士的关注，似乎有一点“热”。有的大学正式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小学生有国学班，互联网上在辛苦地遴选“国学大师”，与国学有关的书籍销路也不错。这种情况实际上有一个背景，跟近20年来学人以及媒体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弘扬有直接关系，人们对传统文化已经减少了陌生感，甚至有了一定的认同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现在国学成了一个时兴的话题。 但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在我看来，“国学”是一个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人文领域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太热，对学问来讲都不是好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有过一次关于“国学热”的讨论，当时大家在使用“国学”一词时，表现得比较审慎。现在讲国学讲得太泛，什么都成为国学了。我更倾向多使用传统文化的概念，传统文化的概念比“国学”更亲切普及，更容易被民众以及外国人所接受。因为每个人都站在传统的延长线上，都有被传统所遮蔽的一面，都需要有对传统的反思能力，都有一个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应该是让传统成为现代化的必要资源，用现代性批评传统，也用传统批评现代性。在我们国家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都离不开传统文化，我们需要不断地对它进行新的诠释，使传统成为现代人今天生活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物化的层面。那些历史文化的遗存，那些物化的文化典范，我们需要增加保护意识。此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现在因为有联合国的倡导，各国都很重视，我们国家近年也给予极大的关注，获得良好的成效。 国学所包含的内涵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学术部分。当然就国人的教育而言，我认为国学应成为中小学课程设置的内容之一，这个问题比较大，需要有心人细致探讨。即使是在教育领域，也不应用“国学”来代替“传统文化”。 记者：您对国学概念的缘起及其演化过程也有重新检讨，对一些相关概念作了细致的辨析，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刘梦溪：“国学”这两个字连起来使用，时间比较早，《周礼》里就有“国学”字样，但那是指国家所立的学校的意思。现在我们使用的国学的概念，发生的时间比较晚，大约在20世纪初期，比如1902年梁启超与黄遵宪的通信中，黄提到梁有创办《国学报》的设想，黄遵宪认为在时间上梁启超的想法未必合适。这样我们至少知道1902年国学这个概念就开始使用了。这封信在《黄遵宪全集》里能够查到。 章太炎先生使用国学的时间也比较早，而且他是最有资格承当国学大师称号的人。1903年他因“苏报案”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到日本，当《民报》停顿的时候，他讲起了国学，正式挂牌开讲，鲁迅、吴承仕等曾前去听讲。章太炎第二次讲国学，是1913年至1916年被袁世凯软禁的时候，在北京钱粮胡同，北大许多教授去听。第三次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开办的系列国学演讲，《申报》为之配合，每次演讲都作报道，影响更大。章太炎的《国学概论》一书，就是曹聚仁根据上海演讲记录整理而成的。最后是章太炎的晚年在苏州，又办起了国学讲习会。 20世纪的20年代，国学最为流行。除了章太炎的上海系列演讲，还有几件不小的事情，使国学的名声大震。一是1922年和1923年，胡适和梁启超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分别开了两个国学书目。胡适的书目叫《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1922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列书籍184种。梁启超不赞成胡适的书目，认为他该列入的没有列入，不该列入的倒列了不少。所以他索性自己重开了一个书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年4月26日开列的，收书目141种。试想当时的胡适之和梁任公在思想界是何等影响，他们这样的大举动，对国学的推动能没有作用吗？ 其实20世纪更重要的事情，是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和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中国两所地位最高的现代大学，分别成立了国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其影响不言自明。北大国学门聚集了一批学者，其中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不少，负责人是吴承仕，也招收了学生。出版的刊物叫《国学季刊》，胡适写的发刊词。清华国学研究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影响比北大国学门还大。 后来的许多最著名的文史学者，如徐中舒、姜亮夫、王力、谢国桢、刘盼遂等，都是清华国学院毕业。 但清华国学院只存在了四年的时间，到1929年就停办了。无独有偶，北大国学门也存在了四年的时间，1927年停办。其实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到20年代末大学的学术分科渐趋成熟，文、史、哲成为各自独立的学科，那么综合性的国学，其立足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小了。 和国学有关的是“国故”和“国粹”。“国故”一词是章太炎的发明，他的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我们中华民族所有过去时代的典故和故事，或者说我们所有的文化家底，都可以叫做“国故”。胡适觉得“国故”这个词可以成立，他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并说研究国故的就叫“国故学”，简称“国学”。而“国粹”一词，是从日本传来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一派主张发扬本国精神的学人，例如创办《日本人》杂志的志贺重昂，提出了日本有自己“独有的国粹”的想法。其涵义相当于“民族性”或者“民族精髓”，也就是指一个国家特有的精神财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 “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也是在20世纪初，梁启超很早使用，章太炎的著作里使用国粹的概念更要多一些。 但“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以后，似乎走了下行路线，不再指民族性或者民族精神，而是包括了物化的文化形态，比如京剧、中医、中国功夫等，就成为国粹了。或者还可以包括中国画、中国书法等。 纯精神现象则不容易找到可以用国粹称之的事物。而且国粹须是今天仍然有生命力还在继续发用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过去的遗存。比如秦砖、汉瓦、兵马俑、武则天墓、楚简、帛书等等，还真的不能叫国粹，而是可以称为国宝的。 国学、国故、国粹这些概念我们需要区别开来。国故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国粹也不能用得太泛。 国学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名词，学术大家们有的有所保留，连写《国学概论》的钱宾四先生，都说过这个词前无承继，将来恐怕不容易成立。马一浮也说过这个词不够恰当。但他给定了国学的新定义，认为国学是“六艺之学”，这个主张值得今天给予足够重视。我宁愿采纳马先生的国学定义。国学并非不好，但不必一窝蜂地大热起来。 我们长期以来对传统采取的是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这些年所做的还是处在对传统“恢复记忆”的阶段。“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来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不排除有人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说，目前的“国学”热与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有一些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是由于传统文化源流的断裂甚至于在社会生活中一度“失宠”有关？在您看来，我国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哪一个关节点上出了问题？ 刘梦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开始逐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时间并不长，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也就是30年的时间，认真地说还只是处在连接传统、恢复记忆的时期。因为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传统采取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方面，长时间有人认为传统是现代性的一种阻碍。 谈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避晚清到民国所发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当时人叫“大变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表达过“大变局”的思想。就是持续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呈崩塌耗散之势。因此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实际上是处在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五四”对传统的检讨不是没有缘由的，但“五四”精英彻底批判传统的结果，使传统大大减少了在民众中受拥护的程度。而民众不拥护自己的传统，传统的传承就会发生困难。 新儒家说后“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花果飘零”，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才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这些大儒出来，为故国的文化招魂，才有1935年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文化本位的宣言，才有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民族的文化传统，按人类学家的观点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别，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比如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小传统则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有长期的完善的民间社会，因此文化的“小传统”格外发达。但是，十年动乱时期对小传统的破坏最为严重，特别是社会公德、社会良知和社会伦理的被毁弃，后果是不堪想象的。改革开放后，不光是知识界，领导者以及民众态度都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进入传统的重建过程，首先应该对传统“恢复记忆”。 为什么是“恢复记忆”？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90年代初期，我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对话，他就讲，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就是说到80年代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传统了。金先生是研究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他用通俗的语言所作的概括，我很佩服。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即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的国家，它是一个有传统的国家，但是在现代中国人身上，传统承载的量是非常之小的。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还认为，我们什么事情做不好都是因为传统在作怪，其实，不是这样的。与其说中国人喜爱传统，还不如说中国人更愿意求新。只是“新”得没有根基，“新”得不够稳定。“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不排除有人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我们百年来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 记者：您认为在重建传统的过程中，哪些问题至关重要？或者说哪些原则必须持守？ 刘梦溪：我现在考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历史经验，千年的经验，百年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清代的问题就是它与世界相脱离，它闭上了大门，割断了对外交流的渠道。近三十年以来作为基本国策的改革开放，目标之一就是让我们进入世界的大家庭，不脱离开世界大势来孤立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对历史的反思，对传统的承继，则是要整合自己的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所用。因此近年的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国学的提倡，当然是理所必至的好事情。 可是伴随着大家为重建传统所做的努力，也有一些意外之见和意外之行值得我们检讨反思。比如设立小学生国学班，倒也罢了，却要小孩子们穿上古代的袍服，念《论语》要摇头晃脑，此理我实不可解。 又比如有人提出应该恢复黄帝纪历，这个想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以公元来纪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要一步，连纪历都要改变，近代以来我未之闻也。虽然是个别的说法，也够让人感到意外了。又比如前年圣诞节期间，据说有“十博士”提出要抵制圣诞节，这也非常荒唐。如果在西方，在美国，如果有美国人提出来要抵制中国的春节，亚裔和华裔会认为这是种族歧视，美国的法律也不会允许。最近还有人提倡，国人要穿所谓“汉服”。什么是“汉服”？唐朝的、宋朝的还是清朝的？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为了传统而忘记今天、为了中国而忘记世界的思维方式。 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虽然我们做学术研究不能不区分出“异”来，“理一”还得“分殊”，这是宋儒的观点。但区分“异”的目标结果是为了求其“同”。我历来认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异”来追求那个“同”。北大乐黛云教授开始推动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时候，她很重视钱钟书先生。虽然钱先生本人不认为自己做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但是我们从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中看到，书中充满了对各国文学与文化的比较，而比较的结果和目的，是尚同。他得出的结论是“心同理同”、“貌异心同”。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先生追求“同”，这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大学者不立异，立异不是有学问的表现。 当然对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现在很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现代化的模式不应该是一个。 从历史上来看，以前的两个模式，一个是欧洲的模式，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模式；第二个就是北美的模式，它也是对现代化影响最大的一个模式。但是，当东亚兴起之后，特别是中国兴起之后，人们在探讨有没有第三种现代化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欧洲、北美的模式一定是一样的吗？大家觉得不一定是一样的。其实日本的现代化模式与美国的也不完全相同。 尽管人类在文化方面、文明方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在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面前，比如生存的渴望、对灾难的应对等人性的追求方面，人类的共同之处是非常之多的，这不是以国家、民族作为分界的。当前我们重建传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世界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人类文明当中一些共性的东西、共相的东西，我们也不可以例外。比如现在有的提出要改学位服。其实这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西方现代大学教育的历史比我们长。那么你索性连学位也不要好了，因为学位也是国外的东西，中国以前没有什么硕士、博士，只有状元、举人、进士。但是学位我们当然要！这里有一个知识无国界的问题。配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一些传统节日应该恢复原来的位置，我对此完全赞同。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已经成为法定假日，效果极好。其实元宵节也应该放假一天。事实上元宵节之前，很多单位都不是正式上班的状态。但是又不可处处“立异”，一切都要与世界文明的共同形态区分开来，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聪明的，万不可行。 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经典阅读可以变化人们的气质，可以有助于逐渐转移社会的风气。 记者：谈国学、研究国学，离不开文本经典的阅读。请您谈谈对文本经典阅读的看法。 刘梦溪：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不间断的文化，我也认可这个说法。前不久去埃及，深为埃及的古文明所震撼。它的法老文字非常美，也是象形文字，但它未能传下来。我想它是太具象了。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因此在重新检讨、建立传统的今天，文本经典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青年人来讲，他们认知传统，有时可以通过看实物，像古代的建筑、兵马俑以及博物馆里存放的展品，但比这些更方便的是，通过文本经典的阅读来了解中国的古文化和古文明。因为文本经典是中国文化的典范，它里边含着中国文化的众多信息。 这些年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增加了古典的含量，这是很好的事情。文本经典的阅读风气也有所提升。经典阅读可以变化人们的气质，可以有助于逐渐转移社会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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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概论论文2000字怎么写好看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有许多东西是好的。有许多东西是糟粕。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前进的，这种前进，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民为本，直至后来的由民作主；在经济上，表现在重农重商，直至后来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尊重别人的思想观点，直至后来的思想自由；在对待人上，关心人，爱护人，直至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中国人古代一直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商周时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思想本身，是进步的。在人生态度上，司马迁那种虽处逆境而奋发有为，苏东坡豪放达观的胸怀，张衡、徐霞客那种对真理的执着热爱，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伟大诗人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均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境界。对待自然、命运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王夫子的“相天”、“造命”说，无不包含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上，《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世说新语》中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般新鲜的血液。在对待个人与社会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而对待人与自然上，《棘敕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更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登长江，诵“大江日夜流”，顿生一种豪情。临高山，读“一览众山小”，顿生一种斗志。读《腾王阁序》，吟及“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又生一种慷慨。如此厚重，如此不屈不挠，如此强健，唯斯国方有也！但是，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思想文化也有糟粕。由于时间久，在若干年时间里又没有及时进行打扫，使糟粕越积越多，给我们民族带来极大损害。女人有独特生命价值吗？不过是男人附庸。每一个中国女子，应以生活于现代为庆幸，而以生活于古代为悲哀。不但女人如此，男人也没有独立生命价值。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僚，以及无数苍生，都在皇权高压下葡葡。他们或许渺茫过，怀疑过，反对过，但后来，他们再也不曾有过这个念头，甚至以高呼“吾皇万岁”为终身荣耀。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蔑视地称之为普遍奴隶制。不是崇高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使几千年期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一直难以进步，终于在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一方面是皇帝穷奢极欲，三宫七十二院，生活腐朽靡烂，官僚贵族欺压人民、掠夺百姓，另一方面却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平民百姓通过商业或其它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进行种种抑制。既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又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压制个性，压制自由思想，压制个体生命正当欲望。哪个人特立独行，即“枪打出头鸟”，导致国民虽众多，实则千人一面，有胆有识的人百中无一。有新的思想，即“鸣鼓而攻之”。有不逊之言，即“祸及九族”、“诛灭十族”。在家听父母的话，在乡听长辈的话，社会上听官僚的话，而全体官僚则听皇帝的话。个人的婚姻大事，听父母的话。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群起而伐之。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外部世界缺乏关心。虽然在鸦片战争被打败，仍不肯认输，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肯放下架子认真学习别人文化的有价值东西。一次次失败，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对自己体制弊端痛加改革，全面激发自己民族生机活力。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愚昧、落后、抑制人性、阻碍发展的因素，何其多也！一个人若没有足够的抵抗力，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其思维岂能不退化，其个性岂能不扭曲？与此同时，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还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善于钻营、欺骗，又有背景的人，青云直上；浑浑噩噩、平平庸庸、处事圆滑的人，一帆风顺，庸人一生平安；而才华横溢、正直善良、富有抱负之士，却往往是英雄难有用武之地，郁郁一生。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逆淘汰的现象——几乎哪朝哪代，都是如此，少有例外，少有例外！（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用比较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自在此山中。中国文化是优是劣，孤立地看，是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其它国家、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认识各自优缺点，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主要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这也是近一两百年来，学者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其长处。“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中国人崇高天伦，这是西方文化往往比不上的，很大程度上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支持着我们战胜各种困难。“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谁与”、“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国人热爱现实，关心现实，很大程度克服了各种虚无主义思想对人心灵的损害，能把人们注意力吸引到建设现实生活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面对生活中种种挑战，中国人并不屈服，而始终保持一种信心、斗志，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仁者爱人”。中国人常常讲究道德，以友善态度看人，以友善态度对待其它民族，这对于国内社会秩序的建立，对于国际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其作用也是积极的。有着强烈的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思想。从马援的马革裹尸，霍去病的“匈奴未破，何以家为”，曹操的“对酒当家，人生几何”，到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均体现这种强烈抱负的存在。与自然也有着天然的共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闲桂花落，月静春上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化望尘莫及的。世界文化时代的到来，终将是任何保守力量所难以阻挡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长处，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极其珍贵部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形成的，是以封建社会文明为其背景。而西方文化，严格地说，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才逐渐形成，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背景的。文艺复兴以前的古希腊文明，已被赋予新的内涵；而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文明，遭到彻底批判。一个是封建色彩浓厚的文明，一个是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文明，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薄弱之处。试概括出几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讲得不够。更多的是帝王的权利，而不是百姓的权利；是上级的权利，而不是下级的权利；是单位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现代社会学认为，社会活力来自激发个人的积极性，社会尊严来自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而中国传统文化之做法，显然与此背道而驰，既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也必然妨碍社会的发展。在对待思想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千方百计限制思想自由，搞一言堂。要求民众的思想，与官方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则视为离经叛道。这使各种新思想新观点难以发展。西方则坚持思想自由。各种学术可以自由争鸣。因此几百年来，西方思想文化界英才辈出，新的学术成果接连不断，令世人叹为观止。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儒、道、佛并存，为什么还说是没有思想自由，是一言堂呢？儒道佛不是对立的，而实则皇权政治下一种思想的三个方面：出则为佛，入则为儒，修身则为道，三者一出。儒家之正统地位，皇帝的以言代法，是不能挑战，也不容挑战。除非在政权没落，或瓦解情况，批判儒家、专制政治的一些思想，才稍有抬头之日。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治。以权力代替法律。司法不公的现象十分普遍。西方则崇高法治，在全社会崇高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既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又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成本。在人才选拔模式上，西方文化注重公平竞争。这样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够给其他想发展的人提供公平的机会；能够确保人才队伍新陈代谢工作顺利进行。中国的人才选拔模式则不科学、不合理。干部队伍是“官选官”，上一级选下一级。客观上助长各级干部不是把精力放在为民办事，而是把精力放在迎合上级旨意上。公务员选拔，也不够透明、公开。这使中国人才队伍整体质量不高；效率低下；腐败泛滥；也挫伤了大量锐意进取的民众的积极性。在发展道路上，西方文化讲的是科学和民主。科学，不但是重视科学技术，也包括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真理。民主，即人民选举国家机关，并进行相应监督。这使西方社会数百年来一直生机勃勃向前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人情和集权。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在处理非典工作有严重失职。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按照法律制度处理就可以了。但中国对这起事情的处理，却十分费力。这类情况，在中国十分普遍。每一起腐败案件发生后，都有许多人在背后活动，找人讲情。没有人情，便办不成事。各种事情的解决，如评职称，重大课题立项，各种评奖，均离不开人情。人情是这个社会得以运转的万金油。集权，即大权独榄，什么事都由有关领导说了算。结果只能是脱离民意，自行其是，乃至以公家之权谋个人之私。这必然使民心受挫，社会正常秩序遭破坏；在维护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损害了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阻碍了整个民族的不断发展。由此看来，中华传统文化，是有重大缺陷的。从总体上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经历过一个较充分的现代化阶段。而我们民族，则尚未经历过这个现代化阶段。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化阶段很不成熟，很不充分。（三）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人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比现在的文化要美好得多。——这还用说！人们会说道。我说的美好，有这么几层意思。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破除种种迷信思想、教条主义，勇于探索正确认识。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个人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可分。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新的文化，也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人是大千世界最尊贵的生命，是万物之灵。理应雄纠纠、气昂昂地活着，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任何打击人的尊严，而抬高人以外其他事物、力量的尊严，都是不允许的。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任意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尊严意识！唤起他创造生活的热情！唤起他对别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的热爱。努力使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创大写的人生。同时，还要考虑人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脱离人的需要，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四）继承、借鉴与创新，并主动融入世界文化，是中国今后文化发展必由之路。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正如人们常说，必须坚持继承、吸收、创新。继承是必要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映了事物本质和规律，或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一些高尚品质，是应继承的。但要反对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必定有其时代局限性，任何夸大其辞，都是错误的。这些年来，有些人看到周易、论语、禅宗等思想成果的价值，这本是一件好事。但盲目崇拜，极尽溢美之词，那便走上了歧路了。甚至有人在看到西方文明碰到一些挫折后，便反过来大力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儒家文明重新复兴是大势所趋！这纯粹是一种意淫，愚昧可笑。中华文明是要复兴，但绝不是去复兴儒家文化，而是建立在科学、民主、崇高人的尊严和价值是新中华文化。还要虚心学习。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角度来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互有长短，应该互相学习，才能共同进步。别人可以学习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习别人。别人不来向我们学习，是别人的愚蠢。而我们不去学习别人，则是我们的愚蠢。学习永远不是一件丢面的事，而是一种聪明的表现，是一种追求进步的表现。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才能赶上别人，超过别人。即使已经超过别人，也要继续向别人学习，因为别人总会在一些方面，做得比我们好一些。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学习中不能照搬照抄。这是肯定的。不同在哪里？人口多一些，生产力起点低一些，文化教育落后一些，人均资源少一些，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特殊性。但是，更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如：都要发展经济，都要科学、民主，都热爱美好生活，都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都要讲道德和法律。因此，别人在这些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就应积极借鉴。有些人动不动以中外国情不同为由，千方百计为学习别人先进文化设置障碍。中外国情不同，所以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崇高人权，不能普选，不能倡导思想自由，不能搞股份制，等等。这与其说是重视本国国情，不如说是自甘落后。许多别人文明的先进成果，被排斥在一边。害了谁？害了自己民族的未来，害了广大人民的最切身利益。若以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来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那么我们民族与世界先进民族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必然越来越大了。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携手前进是最明智的。你看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也看看你是怎么做的。你向我学一点东西，我也向你学一点东西。这样大家都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成熟。人类文明，必然要以这种方式前进，才能发展更好，也才能使各个民族更快地进步。关于创新。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没有创新，旧事物不会灭亡，新事物不会发展，世界永远原地踏步，不能前进。文化也是如此，仅仅只有继承，或仅仅中只有学习他人，都是不够的。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创新不易。一要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根深叶茂。文化积累是根，根基不扎实，是长不出新枝的。即使破土了，也长不高，长不壮。二要明确方向。方向错了，不是创新，而是守旧、复古，前功尽弃。一定要透过种种迷雾，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说到底，是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观相一致。三要有宽松环境。要允许磨擦事物存在、发展，不能视新事物为洪水猛兽，要鼓励不同思想文化自由交锋。四要有勇气和意志。以新的文化代替旧的文化，并非一帆顺，必然会碰到斗争。这离不开政治家的胆识，也离不开有识之士的顽强奋斗。说到底，是要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意志。旧的文化代表不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只要新的文化持之不懈地奋斗，并尊重事物发展规律，最终必然能取得胜利。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已进行了一百多年。总的印象，是太慢了。亚洲几个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比我们快得多。这可能同他们直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便于接收同属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世界先进成果有关。而我们则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不能以开阔的胸怀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文明一直保持一种强烈的警惕性，不能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那些先进成果，结果反过来损害了我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但是，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民族，走向现代民族的脚步，是历史发展必然要求，是谁也难以阻挡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尽管路途坎坷，却是最终要完成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上对外交往的增多，我们的胸怀将更开阔，我们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将认识得更深刻，各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障碍，将逐渐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必将大大加快。这里还想就国家热谈一谈自己的精浅想法。这十多年后，又出现国学热，涌现一些国学大师。但笔者发现，一些人只是就国学谈国学，这已经走入歧路。时代不同了。今日谈国学，应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背景去研究。要研究国学，就必须精通西学。就必须了解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一个现代国学家，就必须同时也是现代西学家。这样，他研究国学，才能真正得出比较全面、成熟、中肯的结论。要研究国学必须研究春秋百家学，大唐文学，鲁迅文学；有人把千古罪学当作国学，其实把自己变成了千古罪人
“国学”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国学”是一个专门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 记者：我知道您对当前的“国学热”及相关问题有着非常深入细致的思索，并且观点非常独到。请您谈一谈“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联与区别。 刘梦溪：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整个传统社会的文化都可以叫作传统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作传统社会。而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因此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其精神学术层面，应该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国学则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我们在谈学理问题的时候，不应把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混淆起来或者等同起来。近一个时期国学话题得到学术界乃至学术界以外人士的关注，似乎有一点“热”。有的大学正式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小学生有国学班，互联网上在辛苦地遴选“国学大师”，与国学有关的书籍销路也不错。这种情况实际上有一个背景，跟近20年来学人以及媒体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弘扬有直接关系，人们对传统文化已经减少了陌生感，甚至有了一定的认同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现在国学成了一个时兴的话题。 但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在我看来，“国学”是一个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人文领域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太热，对学问来讲都不是好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有过一次关于“国学热”的讨论，当时大家在使用“国学”一词时，表现得比较审慎。现在讲国学讲得太泛，什么都成为国学了。我更倾向多使用传统文化的概念，传统文化的概念比“国学”更亲切普及，更容易被民众以及外国人所接受。因为每个人都站在传统的延长线上，都有被传统所遮蔽的一面，都需要有对传统的反思能力，都有一个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应该是让传统成为现代化的必要资源，用现代性批评传统，也用传统批评现代性。在我们国家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都离不开传统文化，我们需要不断地对它进行新的诠释，使传统成为现代人今天生活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物化的层面。那些历史文化的遗存，那些物化的文化典范，我们需要增加保护意识。此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现在因为有联合国的倡导，各国都很重视，我们国家近年也给予极大的关注，获得良好的成效。 国学所包含的内涵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学术部分。当然就国人的教育而言，我认为国学应成为中小学课程设置的内容之一，这个问题比较大，需要有心人细致探讨。即使是在教育领域，也不应用“国学”来代替“传统文化”。 记者：您对国学概念的缘起及其演化过程也有重新检讨，对一些相关概念作了细致的辨析，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刘梦溪：“国学”这两个字连起来使用，时间比较早，《周礼》里就有“国学”字样，但那是指国家所立的学校的意思。现在我们使用的国学的概念，发生的时间比较晚，大约在20世纪初期，比如1902年梁启超与黄遵宪的通信中，黄提到梁有创办《国学报》的设想，黄遵宪认为在时间上梁启超的想法未必合适。这样我们至少知道1902年国学这个概念就开始使用了。这封信在《黄遵宪全集》里能够查到。 章太炎先生使用国学的时间也比较早，而且他是最有资格承当国学大师称号的人。1903年他因“苏报案”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到日本，当《民报》停顿的时候，他讲起了国学，正式挂牌开讲，鲁迅、吴承仕等曾前去听讲。章太炎第二次讲国学，是1913年至1916年被袁世凯软禁的时候，在北京钱粮胡同，北大许多教授去听。第三次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开办的系列国学演讲，《申报》为之配合，每次演讲都作报道，影响更大。章太炎的《国学概论》一书，就是曹聚仁根据上海演讲记录整理而成的。最后是章太炎的晚年在苏州，又办起了国学讲习会。 20世纪的20年代，国学最为流行。除了章太炎的上海系列演讲，还有几件不小的事情，使国学的名声大震。一是1922年和1923年，胡适和梁启超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分别开了两个国学书目。胡适的书目叫《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1922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列书籍184种。梁启超不赞成胡适的书目，认为他该列入的没有列入，不该列入的倒列了不少。所以他索性自己重开了一个书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年4月26日开列的，收书目141种。试想当时的胡适之和梁任公在思想界是何等影响，他们这样的大举动，对国学的推动能没有作用吗？ 其实20世纪更重要的事情，是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和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中国两所地位最高的现代大学，分别成立了国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其影响不言自明。北大国学门聚集了一批学者，其中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不少，负责人是吴承仕，也招收了学生。出版的刊物叫《国学季刊》，胡适写的发刊词。清华国学研究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影响比北大国学门还大。 后来的许多最著名的文史学者，如徐中舒、姜亮夫、王力、谢国桢、刘盼遂等，都是清华国学院毕业。 但清华国学院只存在了四年的时间，到1929年就停办了。无独有偶，北大国学门也存在了四年的时间，1927年停办。其实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到20年代末大学的学术分科渐趋成熟，文、史、哲成为各自独立的学科，那么综合性的国学，其立足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小了。 和国学有关的是“国故”和“国粹”。“国故”一词是章太炎的发明，他的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我们中华民族所有过去时代的典故和故事，或者说我们所有的文化家底，都可以叫做“国故”。胡适觉得“国故”这个词可以成立，他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并说研究国故的就叫“国故学”，简称“国学”。而“国粹”一词，是从日本传来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一派主张发扬本国精神的学人，例如创办《日本人》杂志的志贺重昂，提出了日本有自己“独有的国粹”的想法。其涵义相当于“民族性”或者“民族精髓”，也就是指一个国家特有的精神财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 “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也是在20世纪初，梁启超很早使用，章太炎的著作里使用国粹的概念更要多一些。 但“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以后，似乎走了下行路线，不再指民族性或者民族精神，而是包括了物化的文化形态，比如京剧、中医、中国功夫等，就成为国粹了。或者还可以包括中国画、中国书法等。 纯精神现象则不容易找到可以用国粹称之的事物。而且国粹须是今天仍然有生命力还在继续发用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过去的遗存。比如秦砖、汉瓦、兵马俑、武则天墓、楚简、帛书等等，还真的不能叫国粹，而是可以称为国宝的。 国学、国故、国粹这些概念我们需要区别开来。国故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国粹也不能用得太泛。 国学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名词，学术大家们有的有所保留，连写《国学概论》的钱宾四先生，都说过这个词前无承继，将来恐怕不容易成立。马一浮也说过这个词不够恰当。但他给定了国学的新定义，认为国学是“六艺之学”，这个主张值得今天给予足够重视。我宁愿采纳马先生的国学定义。国学并非不好，但不必一窝蜂地大热起来。 我们长期以来对传统采取的是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这些年所做的还是处在对传统“恢复记忆”的阶段。“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来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不排除有人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说，目前的“国学”热与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有一些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是由于传统文化源流的断裂甚至于在社会生活中一度“失宠”有关？在您看来，我国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哪一个关节点上出了问题？ 刘梦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开始逐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时间并不长，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也就是30年的时间，认真地说还只是处在连接传统、恢复记忆的时期。因为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传统采取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方面，长时间有人认为传统是现代性的一种阻碍。 谈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避晚清到民国所发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当时人叫“大变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表达过“大变局”的思想。就是持续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呈崩塌耗散之势。因此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实际上是处在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五四”对传统的检讨不是没有缘由的，但“五四”精英彻底批判传统的结果，使传统大大减少了在民众中受拥护的程度。而民众不拥护自己的传统，传统的传承就会发生困难。 新儒家说后“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花果飘零”，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才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这些大儒出来，为故国的文化招魂，才有1935年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文化本位的宣言，才有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民族的文化传统，按人类学家的观点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别，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比如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小传统则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有长期的完善的民间社会，因此文化的“小传统”格外发达。但是，十年动乱时期对小传统的破坏最为严重，特别是社会公德、社会良知和社会伦理的被毁弃，后果是不堪想象的。改革开放后，不光是知识界，领导者以及民众态度都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进入传统的重建过程，首先应该对传统“恢复记忆”。 为什么是“恢复记忆”？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90年代初期，我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对话，他就讲，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就是说到80年代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传统了。金先生是研究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他用通俗的语言所作的概括，我很佩服。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即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的国家，它是一个有传统的国家，但是在现代中国人身上，传统承载的量是非常之小的。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还认为，我们什么事情做不好都是因为传统在作怪，其实，不是这样的。与其说中国人喜爱传统，还不如说中国人更愿意求新。只是“新”得没有根基，“新”得不够稳定。“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不排除有人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我们百年来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 记者：您认为在重建传统的过程中，哪些问题至关重要？或者说哪些原则必须持守？ 刘梦溪：我现在考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历史经验，千年的经验，百年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清代的问题就是它与世界相脱离，它闭上了大门，割断了对外交流的渠道。近三十年以来作为基本国策的改革开放，目标之一就是让我们进入世界的大家庭，不脱离开世界大势来孤立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对历史的反思，对传统的承继，则是要整合自己的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所用。因此近年的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国学的提倡，当然是理所必至的好事情。 可是伴随着大家为重建传统所做的努力，也有一些意外之见和意外之行值得我们检讨反思。比如设立小学生国学班，倒也罢了，却要小孩子们穿上古代的袍服，念《论语》要摇头晃脑，此理我实不可解。 又比如有人提出应该恢复黄帝纪历，这个想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以公元来纪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要一步，连纪历都要改变，近代以来我未之闻也。虽然是个别的说法，也够让人感到意外了。又比如前年圣诞节期间，据说有“十博士”提出要抵制圣诞节，这也非常荒唐。如果在西方，在美国，如果有美国人提出来要抵制中国的春节，亚裔和华裔会认为这是种族歧视，美国的法律也不会允许。最近还有人提倡，国人要穿所谓“汉服”。什么是“汉服”？唐朝的、宋朝的还是清朝的？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为了传统而忘记今天、为了中国而忘记世界的思维方式。 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虽然我们做学术研究不能不区分出“异”来，“理一”还得“分殊”，这是宋儒的观点。但区分“异”的目标结果是为了求其“同”。我历来认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异”来追求那个“同”。北大乐黛云教授开始推动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时候，她很重视钱钟书先生。虽然钱先生本人不认为自己做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但是我们从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中看到，书中充满了对各国文学与文化的比较，而比较的结果和目的，是尚同。他得出的结论是“心同理同”、“貌异心同”。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先生追求“同”，这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大学者不立异，立异不是有学问的表现。 当然对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现在很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现代化的模式不应该是一个。 从历史上来看，以前的两个模式，一个是欧洲的模式，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模式；第二个就是北美的模式，它也是对现代化影响最大的一个模式。但是，当东亚兴起之后，特别是中国兴起之后，人们在探讨有没有第三种现代化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欧洲、北美的模式一定是一样的吗？大家觉得不一定是一样的。其实日本的现代化模式与美国的也不完全相同。 尽管人类在文化方面、文明方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在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面前，比如生存的渴望、对灾难的应对等人性的追求方面，人类的共同之处是非常之多的，这不是以国家、民族作为分界的。当前我们重建传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世界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人类文明当中一些共性的东西、共相的东西，我们也不可以例外。比如现在有的提出要改学位服。其实这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西方现代大学教育的历史比我们长。那么你索性连学位也不要好了，因为学位也是国外的东西，中国以前没有什么硕士、博士，只有状元、举人、进士。但是学位我们当然要！这里有一个知识无国界的问题。配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一些传统节日应该恢复原来的位置，我对此完全赞同。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已经成为法定假日，效果极好。其实元宵节也应该放假一天。事实上元宵节之前，很多单位都不是正式上班的状态。但是又不可处处“立异”，一切都要与世界文明的共同形态区分开来，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聪明的，万不可行。 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经典阅读可以变化人们的气质，可以有助于逐渐转移社会的风气。 记者：谈国学、研究国学，离不开文本经典的阅读。请您谈谈对文本经典阅读的看法。 刘梦溪：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不间断的文化，我也认可这个说法。前不久去埃及，深为埃及的古文明所震撼。它的法老文字非常美，也是象形文字，但它未能传下来。我想它是太具象了。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因此在重新检讨、建立传统的今天，文本经典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青年人来讲，他们认知传统，有时可以通过看实物，像古代的建筑、兵马俑以及博物馆里存放的展品，但比这些更方便的是，通过文本经典的阅读来了解中国的古文化和古文明。因为文本经典是中国文化的典范，它里边含着中国文化的众多信息。 这些年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增加了古典的含量，这是很好的事情。文本经典的阅读风气也有所提升。经典阅读可以变化人们的气质，可以有助于逐渐转移社会的风气。
浅论华夏大一统的正义性 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故称夏。阪泉之战，炎帝战败，并入黄帝部落。华夏的篇章由此展开。从夏朝第一个封建开始，到清朝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总上演着分分合合的故事。由分到和总避免不了战争。“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战争给人的感觉总是血流成河的场面。然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封建统治者只顾贪图享乐，弃老百姓的死活于不顾，战争是取得华夏大一统的唯一方法，也是解救人民于水生火热的唯一方法。大一统的内涵 封建王朝统治全国为大一统。新的王朝总是生机勃勃，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君主贤明，国家政策开明，军事力量强大，国家之间友好相处，没有战乱，百姓安居乐业。“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一个又一个的太平景象让我们明白大一统的真正意义：那就是和平、和睦、长治久安。而统治者并不都是明君，商纣王酒池肉林，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时代造就英雄，百姓期待英雄。当有志之士明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百姓期待战争的出现来结束这种水生火热的生活，却又不得不面对战争所带来的妻离子散。他们身处黑夜，期待着黎明曙光的出现。大一统，就是这黎明的曙光。 大一统的族群是以民族为基础的。同一个民族，有着相同的生活习惯，相同的交流语言，相同的文化继承，相同的宗教信仰。这一切都让他们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民族文化都和他们生活的地域有关系，一方土地养一方儿女，北方人直爽，南方人婉约。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核心，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追求，是一个民族誓死捍卫的尊严。每个名族都有他们自己的精神信仰，不容侵犯。在元清入土中原的过程中，民族精神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是他们战斗的精神支撑，也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强大动力。正义的内涵 正义，是千百年来人类不懈追求的一种美好社会理想和愿望，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向往和追求。 关于正义，从中国古代到近现代，从西方到中国，论述这个问题的记载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卷轶浩繁。公平正义，笔者认为是公平、公正、正义、平等等概念的集合体。在古希腊，正义以一种调整自然力对宇宙组成部分的作用，保证平衡与协调的先验宇宙原则第一次出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首先提出了正义的问题同时，他把正义看作是个人和国家的“善德”。“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他还说：“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按照一般的认识，正义是某种事物的平等观念。《正义论》的作者，美国著名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正义即指制度的道德、制度的德性，是支撑社会基本结构的属性是否道德的一个概念。正义原则必须是这样的原则：它们具有一般的形式，普遍适用于一切场合，能够公开地作为排列各种冲突要求之次序的最后结论来接受。 正义是人们为了战胜当前邪恶，最终是为了维护人类和谐幸福的道德行为。通俗地地讲，为了战胜当前邪恶，为了人类和谐幸福，该出手时就出手，正义是人们为了战胜当前邪恶，最终是为了维护人类和谐幸福的道德行为。通俗地地讲，为了战胜当前邪恶，为了人类和谐幸福，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就是正义。入土中原的正义性 1204年，蒙古族领袖铁木真通过残酷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于漠北，蒙古国成立从此，蒙古草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之后连年征战，先后灭西夏，金国，招降吐蕃，1253年灭大理，至1279年灭南宋，最后统一中国。从宋朝的角度，元的统一是一场侵略战争，被誉为民族英雄的文天祥誓死抗元，当兵败被俘，不得不发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但在元统一中国前，蒙古草原各个部落之间金戈铁马，征战频繁。南方的宋朝军事力量弱小，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求和政策，时时面临金国的侵犯。元朝的统一，结束了唐末以来（五代十国宋辽金夏）国内分裂割据和几个政权并立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国家长期统一的政治局面。 元朝的大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汉族人民大量迁居到边疆地区，带去了先进生产技术，开发了边疆经济。边疆各族大量迁入中原和江南，同汉族杂居，加强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西交通的发展，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1636年，清降服漠南蒙古，皇太极称帝且改“金”国号为“清”，清朝正式建立，改年号为崇德。 1644年四月廿一日，李自成亲率部队与吴三桂在山海关外的一片石大战，但由于清军参战，李自成大败。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进京。八日，清顺治帝进北京，北京开始成为清朝都城。此时明朝残余势力仍在，史称南明。在此以后的十八年中，明残余势力一直在与清政府做斗争，直到大清统一中国。 清朝是由中国满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全国的大王朝之一。清朝的人口数也是历代封建王朝最高，清末时达到四亿以上。清朝开疆拓土，鼎盛时领土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清初为缓和阶级矛盾，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内地和边疆的社会经济都有所发展。至十八世纪中叶，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史称“康乾盛世”。于是中央集权专制体制更加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定，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纪后期，已达到三亿左右。康熙年间，统一了台湾，并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叶，平定准噶尔、回部，统一了新疆。这不仅一举解决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而具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交通，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力和凝聚力。在文化上，康乾时期编纂了几部集大成之作，像《四库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等，对清理和总结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上面论述的为元清入土中原的历史和统一后的欣欣向荣局面，现在来谈谈它的正义性。在这两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一中国之前，中土虽说不是诸侯割据，军阀混战。但当时的朝廷基本都是君主昏庸，大臣们结党成派，相互勾结，朝廷乌烟瘴气，苛捐杂役严重，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少数民族政权入土中原，无论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是为了拥有掌控天下的权利也好，是为了解救天下苍生与水火也也好，这都是黎民百姓所期待的。封建时代的农民也许本身就带有一种奴性，也没有知识，农民阶级自身是没法推翻这个令他们仇恨的政权，他们只有期待新的朝代，新的明君，即使这需要以战争为代价，但长痛不如短痛。所以，元清入土中原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解救人民的战争。大一统坚持的原则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但是要结束多方混战的局面，就许要战争。尼采说过：战争是取得和平的唯一方式。他的话虽说太绝对，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战争的必要性。中华民族的和平之路，不也是用先烈的鲜血换来的。 统一全国，也许打着的是为民请命的口号，骨子里也有为拥有那号令天下的权利的野心。即使这样，只要对老百姓有好处，就算你是一支正义之师。 但在大一统的过程中，也发生的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清军进军江南的过程中，无恶不作，激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剃发令强制执行，各地燃起抗清的熊熊烈火。清廷残酷镇压，在扬州、嘉定、江阴等地进行了大肆屠城，史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此后清军各地“剃发易服”，造成人口骤减，发生西南地区民生萧条、万里无人的景象。1659年，清军占领西南地区。并迁移湖广人口填川，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视为历史上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 相对之下，元朝就开明多了。忽必烈下令推行汉法， 穿汉服，学习汉文化。这一政策并不彻底，但在名族文化交流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因此，在大一统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坚守一定的原则，这样才能达到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首先民族平等是肯定的。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元朝施行的“四人等制”，实行怯薛护卫军制，实行站赤制度等等，都是为了增加本民族的特权。满清八旗制度也是这样。其次是尊重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即使是在当代，宗教信仰的不同让战火硝烟仍然弥漫在渴望和平的土地上。 即使这一切都是历史，都离我们远去，可以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借鉴。都是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而我认为，也可以明得失。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知道，无论怎样，我们都要学会尊重，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是这样，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也是这样。心得 在探究华夏大一统的正义性时，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懂得在战乱年代，和平是多么的奢侈。无论在什么时候，和平都来之不易。今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除了感激那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也好好珍惜这和平时光吧。 其次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当我们徜徉与诸子百家的经典，是那样的流连忘返，感觉我们已经超越了时空，和他们进行心与心的对话。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庄子的晓梦迷蝴蝶，扶摇直上九万里······聆听着《高山流水》，品读着唐诗、宋词、元曲，那一刻，时空仿佛凝滞，唯有心灵的自由与舒适。《黄帝内经》 《本草纲目》 《天工开物》让我们不得不赞叹古人的智慧。就让我们心存感激，继承和发扬这中国的瑰宝，民族的骄傲吧！
国学概论论文2000字怎么写
一、社会概况 魏晋南北朝是个社会动荡乱离的时代，分裂割据，战争不断，朝代更替频繁。其政治统治的突出表现是门阀士族垄断政权，寒门庶族倍受压抑。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表现为：1．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开始动摇，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儒家的经学已不再是文人思想学术的唯一追求，但其影响依然存在。2．以《老子》、《庄子》、《周易》为主体的玄学广泛流行，带来了文人的学术思想、人格行为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正如钱穆《国学概论》所言：“魏晋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个人自我之觉醒，是已。”文学的自觉是以人的自觉为底蕴的。3．佛教亦广泛流布，并与儒、道思想渐进交流融合，并逐渐本土化。儒、释、道对这一时代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形态都产生了或轻或重的影响。 二、文学概况 1．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自觉的突出标志是： （1）学术思想的多元化及以老庄为主体的玄学的风行，带来了文人思想观念的解放和个体人格精神的自觉，使文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中挣脱出来，走向了广阔的天地。道家哲学的自然旨向和人格的自由精神，是文学自觉的最基本的思想源泉。 （2）文学创作的文学性。在文学的创作心态中，淡化了文学的政治倾向和社会的功利目的性，强化了文学的本体性和文学的审美趋向。文学创作开始趋向于个性化和风格的多样化。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风格、形式，都显示了多姿多彩的特点。 （3）文学自觉最显着的标志是文学理论的自觉。而理论的自觉，又是在人的自觉和创作繁荣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就是这种理论自觉的产物。在文学本体论、创作论、体裁论、风格论等诸多方面，都有卓著的建树，又促进了文学创作的自觉和繁荣。 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在诗歌、散文、辞赋、小说、文论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继承、变革与创新使文坛上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1）诗歌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是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大丰收。五言古诗的创作达到了鼎盛，四言诗也有异响，七言诗初创并有所发展，从乐府、古体到齐梁新体，众多作家、不同流派、各种风格，形成了异彩纷呈的诗歌艺术世界。 建安诗坛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以慷慨悲凉的主旋律奏响了时代的乐章。曹操以乐府古题写时事，四言诗又独具一格，慷慨悲凉，气韵沉雄。曹丕有“文士气”，“便娟婉约”（沈德潜《古诗源》），且七言诗首发嚆矢。曹植是第一个致力于五言诗创作的诗人，也是建安诗坛最杰出的诗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钟嵘《诗品》）。七子驰骛诗坛，骋才使气，使五言之作蔚然走向高潮。 正始诗歌以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为代表。正始诗歌变建安诗歌忧患民生、抒写政治理想为抒写个人的苦闷忧愤的情怀，变建安风骨慷慨悲凉、清新刚健的格调为正始之音的隐晦曲折、远旨遥深的风格。阮籍《咏怀诗》、嵇康《幽愤诗》体现了这一时期诗歌的特点。 西晋诗歌，太康前后是诗歌的繁荣时期。“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是这一时期的杰出诗人。陆机和潘岳的诗歌代表着西晋诗歌的主流诗风，讲究形式，趋向骈偶，描写细腻繁富，辞藻华丽。左思以寒士愤懑不平的心态唱出了愤世之音，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左思风力”。西晋末东晋初，刘琨英雄末路的悲歌和郭璞游仙咏怀，亦能自成一格。 东晋诗坛，玄言诗歌兴盛，许询、孙绰是玄言诗的代表人物，其诗“皆平典似道德论”(《诗品》)。谢混、殷仲文初涉山水，稍变玄言。惟独大诗人陶渊明，以平淡自然的诗风，一洗玄言风气，开田园诗之先河，使五言创作别开生面。 南北朝诗坛，“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元嘉诗坛“颜谢”齐名，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颜诗若铺锦列绣，雕缋满眼。谢灵运开山水诗派，颜延之启文人雕饰之习。鲍照诗歌承汉魏风骨，俊逸豪放，奇矫凌厉，尤其擅长乐府诗，还使七言歌行体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颜、谢、鲍，世称“元嘉三大家。”齐梁时代采丽竞繁，诗体渐变，永明体形成。周颙发现四声，沈约创“四声八病”之说，永明诗人始用格律。永明体诗歌的代表作家是“竟陵八友”，其中以沈约、谢朓成就最高。谢朓又以山水清音凌越群友之上，写得婉转自然，清新流丽。永明体为唐代律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梁陈宫体诗以永明新体写闺闱，叙艳情。在梁简文帝萧纲的倡导下，庾信父子、徐陵父子和刘孝绰等一大批宫廷诗人应声附和，陈后主陈叔宝、江总等踵武尾随，一时靡声柔曲充斥诗坛。但他们讲究词采、声律、对仗的写作方法和新颖独到的言情主张，在诗歌史上亦有一定的意义。北朝诗坛有“北地三才”，即温子升，邢邵、魏收，亦擅名一时。庾信、王褒人北后一变宫体，凌云健笔，萧瑟苍凉。 南北朝民歌风格迥异。南歌柔媚婉转，北曲质朴刚健。南有《西洲曲》，北有《木兰诗》，双璧辉映，代表着南北民歌的最高成就。一曲《敕勒歌》，亦成为流传千古的绝唱。 2．魏晋南北朝辞赋的创作，虽无汉大赋的恢宏气度及雄霸文坛的地位，但叙事、咏物、抒情小赋亦别见情趣，名篇巧制不绝于时。魏晋时期，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向秀《思旧赋》、潘岳《闲情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均为传世名篇。此时，模拟汉大赋的余波尚存，左思、潘岳、谢灵运等均有篇制。而左思《三都赋》更是引起“洛阳纸贵”的轰动。南北朝时期，鲍照《芜城赋》、谢惠连《雪赋》、庾信《哀江南赋》、江淹《别赋》等，也是上乘的作品。 3．魏晋南北朝散文，在形式与题材上都走向了更广阔的境界。政沦、史传、记游、书信、章表、志铭等繁多体式，广泛地叙写着生活中各类题材，或谈玄论理，或叙人传事，或写山描水，或寓志抒怀。但总体潮流是散文的骈俪化，并终至推出了具有时代代表性的骈文体式。 三国时期的散文具有形式自由的特征。曹操的书信表令语言简练，清俊通脱。曹丕、曹植的书表体散文流丽酣畅，情采多姿，情味隽永。“七子”中孔融体气高妙，阮瑀书记翩翩，陈琳章表殊健，各具风采。诸葛亮《出师表》质朴深邃，感人至深。阮籍《大人先生传》辛辣幽默，独出机杼。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讽刺挖苦，极尽能事。 两晋时期骈散兼俱。李密《陈情表》情深意切，陈寿《三国志》简明严整。陆机、潘岳文尚骈俪，辞采飞扬。葛洪《抱朴子》立论宏大。王羲之《兰亭集序》发清幽玄妙之想，稚趣高情令人神往。陶渊明《桃花源记》以轻笔淡墨，亦真亦幻地描绘一方“乐土”。 南北朝散文的特点是：南朝骈体文广泛流行，并辐射到各种体式，追求骈偶、词采、声律等形式美，也使散文艺术登上了纯艺术的殿堂，留下许多令人赏心悦目的佳作。如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吴均《与朱元思书》、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陶弘景的《答谢中书》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篇章。北朝散文也受到骈体文的影响，但也出现了郦道元《水经注》和杨炫之《洛阳伽蓝记》那样的散体名作，亦是状物、写景、抒情的上乘之作，语言骈散兼行，行文流畅，风格清新优美。 4．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作品繁多，内容庞杂，大致可分为志人和志怪二类。志人小说以宋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志怪小说以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都为人们展示了正史不能给予的深厚文化意蕴。 5．魏晋南北朝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显着标志就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繁荣。在汉末以来人物品评和文学创作繁荣的基础，形成了品评诗文的风气，出现了许多卓有建树的文学理论专着。曹丕《典论•论文》首开批评之风，陆机《文赋》接踵而至，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则集其大成，成为批评史上的两座高峰。此外，挚虞《文章流别论》、萧统《文选序》，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等亦各有所论，这些无疑都推动了文学的自觉与进步。
您这是论文啊？20分也忒小气了，呵呵~
“国学”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国学”是一个专门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 记者：我知道您对当前的“国学热”及相关问题有着非常深入细致的思索，并且观点非常独到。请您谈一谈“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联与区别。 刘梦溪：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整个传统社会的文化都可以叫作传统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作传统社会。而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因此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其精神学术层面，应该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国学则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我们在谈学理问题的时候，不应把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混淆起来或者等同起来。近一个时期国学话题得到学术界乃至学术界以外人士的关注，似乎有一点“热”。有的大学正式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小学生有国学班，互联网上在辛苦地遴选“国学大师”，与国学有关的书籍销路也不错。这种情况实际上有一个背景，跟近20年来学人以及媒体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弘扬有直接关系，人们对传统文化已经减少了陌生感，甚至有了一定的认同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现在国学成了一个时兴的话题。 但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在我看来，“国学”是一个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人文领域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太热，对学问来讲都不是好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有过一次关于“国学热”的讨论，当时大家在使用“国学”一词时，表现得比较审慎。现在讲国学讲得太泛，什么都成为国学了。我更倾向多使用传统文化的概念，传统文化的概念比“国学”更亲切普及，更容易被民众以及外国人所接受。因为每个人都站在传统的延长线上，都有被传统所遮蔽的一面，都需要有对传统的反思能力，都有一个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应该是让传统成为现代化的必要资源，用现代性批评传统，也用传统批评现代性。在我们国家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都离不开传统文化，我们需要不断地对它进行新的诠释，使传统成为现代人今天生活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物化的层面。那些历史文化的遗存，那些物化的文化典范，我们需要增加保护意识。此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现在因为有联合国的倡导，各国都很重视，我们国家近年也给予极大的关注，获得良好的成效。 国学所包含的内涵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学术部分。当然就国人的教育而言，我认为国学应成为中小学课程设置的内容之一，这个问题比较大，需要有心人细致探讨。即使是在教育领域，也不应用“国学”来代替“传统文化”。 记者：您对国学概念的缘起及其演化过程也有重新检讨，对一些相关概念作了细致的辨析，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刘梦溪：“国学”这两个字连起来使用，时间比较早，《周礼》里就有“国学”字样，但那是指国家所立的学校的意思。现在我们使用的国学的概念，发生的时间比较晚，大约在20世纪初期，比如1902年梁启超与黄遵宪的通信中，黄提到梁有创办《国学报》的设想，黄遵宪认为在时间上梁启超的想法未必合适。这样我们至少知道1902年国学这个概念就开始使用了。这封信在《黄遵宪全集》里能够查到。 章太炎先生使用国学的时间也比较早，而且他是最有资格承当国学大师称号的人。1903年他因“苏报案”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到日本，当《民报》停顿的时候，他讲起了国学，正式挂牌开讲，鲁迅、吴承仕等曾前去听讲。章太炎第二次讲国学，是1913年至1916年被袁世凯软禁的时候，在北京钱粮胡同，北大许多教授去听。第三次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开办的系列国学演讲，《申报》为之配合，每次演讲都作报道，影响更大。章太炎的《国学概论》一书，就是曹聚仁根据上海演讲记录整理而成的。最后是章太炎的晚年在苏州，又办起了国学讲习会。 20世纪的20年代，国学最为流行。除了章太炎的上海系列演讲，还有几件不小的事情，使国学的名声大震。一是1922年和1923年，胡适和梁启超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分别开了两个国学书目。胡适的书目叫《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1922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列书籍184种。梁启超不赞成胡适的书目，认为他该列入的没有列入，不该列入的倒列了不少。所以他索性自己重开了一个书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年4月26日开列的，收书目141种。试想当时的胡适之和梁任公在思想界是何等影响，他们这样的大举动，对国学的推动能没有作用吗？ 其实20世纪更重要的事情，是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和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中国两所地位最高的现代大学，分别成立了国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其影响不言自明。北大国学门聚集了一批学者，其中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不少，负责人是吴承仕，也招收了学生。出版的刊物叫《国学季刊》，胡适写的发刊词。清华国学研究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影响比北大国学门还大。 后来的许多最著名的文史学者，如徐中舒、姜亮夫、王力、谢国桢、刘盼遂等，都是清华国学院毕业。 但清华国学院只存在了四年的时间，到1929年就停办了。无独有偶，北大国学门也存在了四年的时间，1927年停办。其实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到20年代末大学的学术分科渐趋成熟，文、史、哲成为各自独立的学科，那么综合性的国学，其立足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小了。 和国学有关的是“国故”和“国粹”。“国故”一词是章太炎的发明，他的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我们中华民族所有过去时代的典故和故事，或者说我们所有的文化家底，都可以叫做“国故”。胡适觉得“国故”这个词可以成立，他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并说研究国故的就叫“国故学”，简称“国学”。而“国粹”一词，是从日本传来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一派主张发扬本国精神的学人，例如创办《日本人》杂志的志贺重昂，提出了日本有自己“独有的国粹”的想法。其涵义相当于“民族性”或者“民族精髓”，也就是指一个国家特有的精神财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 “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也是在20世纪初，梁启超很早使用，章太炎的著作里使用国粹的概念更要多一些。 但“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以后，似乎走了下行路线，不再指民族性或者民族精神，而是包括了物化的文化形态，比如京剧、中医、中国功夫等，就成为国粹了。或者还可以包括中国画、中国书法等。 纯精神现象则不容易找到可以用国粹称之的事物。而且国粹须是今天仍然有生命力还在继续发用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过去的遗存。比如秦砖、汉瓦、兵马俑、武则天墓、楚简、帛书等等，还真的不能叫国粹，而是可以称为国宝的。 国学、国故、国粹这些概念我们需要区别开来。国故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国粹也不能用得太泛。 国学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名词，学术大家们有的有所保留，连写《国学概论》的钱宾四先生，都说过这个词前无承继，将来恐怕不容易成立。马一浮也说过这个词不够恰当。但他给定了国学的新定义，认为国学是“六艺之学”，这个主张值得今天给予足够重视。我宁愿采纳马先生的国学定义。国学并非不好，但不必一窝蜂地大热起来。 我们长期以来对传统采取的是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这些年所做的还是处在对传统“恢复记忆”的阶段。“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来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不排除有人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说，目前的“国学”热与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有一些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是由于传统文化源流的断裂甚至于在社会生活中一度“失宠”有关？在您看来，我国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哪一个关节点上出了问题？ 刘梦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开始逐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时间并不长，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也就是30年的时间，认真地说还只是处在连接传统、恢复记忆的时期。因为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传统采取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方面，长时间有人认为传统是现代性的一种阻碍。 谈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避晚清到民国所发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当时人叫“大变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表达过“大变局”的思想。就是持续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呈崩塌耗散之势。因此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实际上是处在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五四”对传统的检讨不是没有缘由的，但“五四”精英彻底批判传统的结果，使传统大大减少了在民众中受拥护的程度。而民众不拥护自己的传统，传统的传承就会发生困难。 新儒家说后“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花果飘零”，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才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这些大儒出来，为故国的文化招魂，才有1935年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文化本位的宣言，才有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民族的文化传统，按人类学家的观点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别，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比如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小传统则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有长期的完善的民间社会，因此文化的“小传统”格外发达。但是，十年动乱时期对小传统的破坏最为严重，特别是社会公德、社会良知和社会伦理的被毁弃，后果是不堪想象的。改革开放后，不光是知识界，领导者以及民众态度都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进入传统的重建过程，首先应该对传统“恢复记忆”。 为什么是“恢复记忆”？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90年代初期，我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对话，他就讲，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就是说到80年代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传统了。金先生是研究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他用通俗的语言所作的概括，我很佩服。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即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的国家，它是一个有传统的国家，但是在现代中国人身上，传统承载的量是非常之小的。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还认为，我们什么事情做不好都是因为传统在作怪，其实，不是这样的。与其说中国人喜爱传统，还不如说中国人更愿意求新。只是“新”得没有根基，“新”得不够稳定。“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不排除有人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我们百年来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 记者：您认为在重建传统的过程中，哪些问题至关重要？或者说哪些原则必须持守？ 刘梦溪：我现在考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历史经验，千年的经验，百年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清代的问题就是它与世界相脱离，它闭上了大门，割断了对外交流的渠道。近三十年以来作为基本国策的改革开放，目标之一就是让我们进入世界的大家庭，不脱离开世界大势来孤立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对历史的反思，对传统的承继，则是要整合自己的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所用。因此近年的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国学的提倡，当然是理所必至的好事情。 可是伴随着大家为重建传统所做的努力，也有一些意外之见和意外之行值得我们检讨反思。比如设立小学生国学班，倒也罢了，却要小孩子们穿上古代的袍服，念《论语》要摇头晃脑，此理我实不可解。 又比如有人提出应该恢复黄帝纪历，这个想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以公元来纪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要一步，连纪历都要改变，近代以来我未之闻也。虽然是个别的说法，也够让人感到意外了。又比如前年圣诞节期间，据说有“十博士”提出要抵制圣诞节，这也非常荒唐。如果在西方，在美国，如果有美国人提出来要抵制中国的春节，亚裔和华裔会认为这是种族歧视，美国的法律也不会允许。最近还有人提倡，国人要穿所谓“汉服”。什么是“汉服”？唐朝的、宋朝的还是清朝的？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为了传统而忘记今天、为了中国而忘记世界的思维方式。 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虽然我们做学术研究不能不区分出“异”来，“理一”还得“分殊”，这是宋儒的观点。但区分“异”的目标结果是为了求其“同”。我历来认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异”来追求那个“同”。北大乐黛云教授开始推动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时候，她很重视钱钟书先生。虽然钱先生本人不认为自己做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但是我们从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中看到，书中充满了对各国文学与文化的比较，而比较的结果和目的，是尚同。他得出的结论是“心同理同”、“貌异心同”。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先生追求“同”，这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大学者不立异，立异不是有学问的表现。 当然对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现在很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现代化的模式不应该是一个。 从历史上来看，以前的两个模式，一个是欧洲的模式，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模式；第二个就是北美的模式，它也是对现代化影响最大的一个模式。但是，当东亚兴起之后，特别是中国兴起之后，人们在探讨有没有第三种现代化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欧洲、北美的模式一定是一样的吗？大家觉得不一定是一样的。其实日本的现代化模式与美国的也不完全相同。 尽管人类在文化方面、文明方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在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面前，比如生存的渴望、对灾难的应对等人性的追求方面，人类的共同之处是非常之多的，这不是以国家、民族作为分界的。当前我们重建传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世界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人类文明当中一些共性的东西、共相的东西，我们也不可以例外。比如现在有的提出要改学位服。其实这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西方现代大学教育的历史比我们长。那么你索性连学位也不要好了，因为学位也是国外的东西，中国以前没有什么硕士、博士，只有状元、举人、进士。但是学位我们当然要！这里有一个知识无国界的问题。配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一些传统节日应该恢复原来的位置，我对此完全赞同。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已经成为法定假日，效果极好。其实元宵节也应该放假一天。事实上元宵节之前，很多单位都不是正式上班的状态。但是又不可处处“立异”，一切都要与世界文明的共同形态区分开来，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聪明的，万不可行。 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经典阅读可以变化人们的气质，可以有助于逐渐转移社会的风气。 记者：谈国学、研究国学，离不开文本经典的阅读。请您谈谈对文本经典阅读的看法。 刘梦溪：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不间断的文化，我也认可这个说法。前不久去埃及，深为埃及的古文明所震撼。它的法老文字非常美，也是象形文字，但它未能传下来。我想它是太具象了。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因此在重新检讨、建立传统的今天，文本经典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青年人来讲，他们认知传统，有时可以通过看实物，像古代的建筑、兵马俑以及博物馆里存放的展品，但比这些更方便的是，通过文本经典的阅读来了解中国的古文化和古文明。因为文本经典是中国文化的典范，它里边含着中国文化的众多信息。 这些年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增加了古典的含量，这是很好的事情。文本经典的阅读风气也有所提升。经典阅读可以变化人们的气质，可以有助于逐渐转移社会的风气。
国际贸易概论论文2000字怎么写好
一、毕业论文格式及要求毕业论文格式一般说来，一篇毕业论文要具备相对固定的格式。这些提到的毕业论文格式仅供参考。学校有具体规定的，则按规定办。这里以文件中规定的毕业论文格式为准。①论文题目，有的含副标题。题目之下是作者署名，署名之前或下边一行写作者的校、院、系、年级。②“摘要”与“关键词”(或称“内容提要”)，一般为300字左右。位于作者署名之后，正文之前。关键词，结合标题和正文内容一般选取3至5个。③引论。用“O”标示，常写作“引言”、“引论”、“绪论”，引言较短时可不标出“O引言”类小标题。引论的内容一般是交代选题背景，主要有:课题来源，本课题在国内外的研究进展状况。已有的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选题的意义，讨论的问题。本文分几部分，从哪些方面进行讨论，以及指导思想、论证方法等，均可根据内容的需要写在引论中。④正论。正论常分几部分写，分别标示“一”“二”“三”“四”等，有的加小标题，或以分论点的形式出现，以凸现论述的观点或主要内容。这部分是对研究过程及分析、归纳、概括的表达，体现出分析方法与思路，充分有力的论证。正论还要体现出明确的指导思想。⑤结论。一般用“结语”“小结”“余论”等标示。也可不标示“结语”之类的词儿，在正论之后空一行直接写结论或总结。 在毕业论文格式中，结论是对整个研究工作的归纳、综合或概括，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建议。若是在正论之后，对相关联的问题还想简短论述一下，或是对较为重要的问题再说一些想法，可写成“余论”。⑥毕业论文致谢。接上文另起一段。简述自己撰写毕业论文的体会，并对指导老师以及有关人员表示感谢。“毕业论文致谢”并非形式，也不是走过场，是一个大学生修养的表现。⑦注释与参考资料。注释专指“本文注”，即作者对论文有关内容所作的解释，一般用脚注(放在本页末)（属毕业论文格式的非必备项）。 参考文献专指“引文注”，即作者对引用他人作品的有关内容所作的说明，在引文结束处右上角用[1][2]等标示，序号与文末参考文献列表一致。同一著作或文章被多次引用时只著录一次。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见《参考文献格式》。⑧附录。收录和论文有直接关系的文字材料、图表、数据、试验结果等。中文方面的毕业论文 格式中作附录的情况似乎不多见（属毕业论文格式的非必备项）。以上是一篇毕业论文格式要求，是一般撰写毕业论文必需的表达形式，其中除“注释”和“附录”可有可无外，其他部分的毕业论文格式是必备的。毕业论文格式的其他要求：①毕业论文的字数要求。一般来说，文学、新闻、历史、哲学等方面的毕业论文在7000字以上，语言方面的论文在6000字左右，也有对函授学员、自考生要求在5000字左右的。我的想法是对字数不去“斤斤计较”，关键是在毕业论文的内容要有创见。一般说来，达到了内容的要求，相应地也会满足字数的要求。②表述要求。毕业论文是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详细表述。要求论理正确、论据确凿、逻辑性强、层次分明，表意准确、鲜明，语言通顺、流畅，用规范汉字，不写错别字。一般情况下应采用计算机打印成文，若手抄则要求书写工整。③修改要求。论文初稿写好后，全文阅读，前后对照，检查论点论据论证和词句运用，修改好了之后，搁置几天或者一两周，再来挑毛病，经过多次修改、加工、润色，最后在老师指导下定稿。二、毕业论文的类型不同类型的毕业论文，表达方式也有差异。按学科可分成文科类毕业论文，理科类毕业论文，管理类毕业论文。从写作内容分，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包括理论研究，文学、语言、历史等学科的本体研究。应用研究包括教学研究、有关理论的实际运用研究，相关的实践问题研究。有的应用研究也可以出新理论，形成新的基础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研究也有紧密关联的，有时是根据侧重点来划分的。由此，就有了(一)基础研究型毕业论文，包括理论研究型和本体研究型的毕业论文；(二)应用研究型毕业论文，包括教学研究型、理论实践研究型、实际问题研究型等类型的毕业论文。从表达方式分，有综合型毕业论文，专题型毕业论文和实验报告型毕业论文。就文学、语言方面的文科类毕业论文而言（如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以应用研究型毕业论文居多；其次是本体研究型毕业论文，对学科本身的某个方面的新问题进行论述阐发，表述自己的心得，或者对原有问题发表新的看法或不同的评价。而理论研究型毕业论文，主要是探讨前人没解决的问题、没发现的规律，或是新理论、新观点，或是新的理论背景、研究方法的学术论文，这类论文难度较大。就论文表达方式而言，综合型毕业论文很少见，这种论文围绕一个问题收集一大批资料，综合介绍并论述这个问题研究的阶段、特点、主要理论成就及其著述，研究中最早的文献、有重大突破的文献，研究的发展状况、发展趋势等。见得较多的是专题型毕业论文，它的表达特点是突出一点，在已有研究成果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这一研究从某个方面继续向前推进。如果说综合型论文侧重在“面”，那么专题性论文则重在“点”。虽说是“点”，但关于这个专题的研究成果、发展状况及发展趋势则是必须了解的，在专题型毕业论文的开头作个简述。实验报告型毕业论文多见于语言学方面的实验语音研究性报告、语言运用、方言调查分析报告类和文学作品社会作用调查分析性报告类。须说明的是，一般的调查报告不能算作论文，但可作为论文的写作材料。研究性调查报告不单是报告情况、数据、结论、提出一般的看法、意见，而是要“研究”，提出问题、详尽调查、作出深入的分析，并解决问题，有方法、有创见、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国学概论论文2000字怎么写的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有影响极大，对于传承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都起着重要作用“长袭宿收，风神凝远，制行峻洁，望而知其为贵介公子”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影响极大，对于传承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都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的国学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血脉和灵魂，是连接炎黄子孙的血脉之桥、心灵之桥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中国的国学就具备这种独一无二的特质国学经典中蕴藏着中华五千年历史智慧的精髓，构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客观环境，维系着中华文化之根“国学”一词，最早出自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及《国学概论》的演讲，它以先秦经典和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以及历代史学等内容，形成了恢宏的“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其内涵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国学”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国学”是一个专门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 记者：我知道您对当前的“国学热”及相关问题有着非常深入细致的思索，并且观点非常独到。请您谈一谈“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联与区别。 刘梦溪：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整个传统社会的文化都可以叫作传统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作传统社会。而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因此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其精神学术层面，应该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国学则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我们在谈学理问题的时候，不应把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混淆起来或者等同起来。近一个时期国学话题得到学术界乃至学术界以外人士的关注，似乎有一点“热”。有的大学正式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小学生有国学班，互联网上在辛苦地遴选“国学大师”，与国学有关的书籍销路也不错。这种情况实际上有一个背景，跟近20年来学人以及媒体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弘扬有直接关系，人们对传统文化已经减少了陌生感，甚至有了一定的认同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现在国学成了一个时兴的话题。 但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在我看来，“国学”是一个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人文领域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太热，对学问来讲都不是好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有过一次关于“国学热”的讨论，当时大家在使用“国学”一词时，表现得比较审慎。现在讲国学讲得太泛，什么都成为国学了。我更倾向多使用传统文化的概念，传统文化的概念比“国学”更亲切普及，更容易被民众以及外国人所接受。因为每个人都站在传统的延长线上，都有被传统所遮蔽的一面，都需要有对传统的反思能力，都有一个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应该是让传统成为现代化的必要资源，用现代性批评传统，也用传统批评现代性。在我们国家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都离不开传统文化，我们需要不断地对它进行新的诠释，使传统成为现代人今天生活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物化的层面。那些历史文化的遗存，那些物化的文化典范，我们需要增加保护意识。此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现在因为有联合国的倡导，各国都很重视，我们国家近年也给予极大的关注，获得良好的成效。 国学所包含的内涵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学术部分。当然就国人的教育而言，我认为国学应成为中小学课程设置的内容之一，这个问题比较大，需要有心人细致探讨。即使是在教育领域，也不应用“国学”来代替“传统文化”。 记者：您对国学概念的缘起及其演化过程也有重新检讨，对一些相关概念作了细致的辨析，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刘梦溪：“国学”这两个字连起来使用，时间比较早，《周礼》里就有“国学”字样，但那是指国家所立的学校的意思。现在我们使用的国学的概念，发生的时间比较晚，大约在20世纪初期，比如1902年梁启超与黄遵宪的通信中，黄提到梁有创办《国学报》的设想，黄遵宪认为在时间上梁启超的想法未必合适。这样我们至少知道1902年国学这个概念就开始使用了。这封信在《黄遵宪全集》里能够查到。 章太炎先生使用国学的时间也比较早，而且他是最有资格承当国学大师称号的人。1903年他因“苏报案”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到日本，当《民报》停顿的时候，他讲起了国学，正式挂牌开讲，鲁迅、吴承仕等曾前去听讲。章太炎第二次讲国学，是1913年至1916年被袁世凯软禁的时候，在北京钱粮胡同，北大许多教授去听。第三次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开办的系列国学演讲，《申报》为之配合，每次演讲都作报道，影响更大。章太炎的《国学概论》一书，就是曹聚仁根据上海演讲记录整理而成的。最后是章太炎的晚年在苏州，又办起了国学讲习会。 20世纪的20年代，国学最为流行。除了章太炎的上海系列演讲，还有几件不小的事情，使国学的名声大震。一是1922年和1923年，胡适和梁启超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分别开了两个国学书目。胡适的书目叫《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1922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列书籍184种。梁启超不赞成胡适的书目，认为他该列入的没有列入，不该列入的倒列了不少。所以他索性自己重开了一个书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年4月26日开列的，收书目141种。试想当时的胡适之和梁任公在思想界是何等影响，他们这样的大举动，对国学的推动能没有作用吗？ 其实20世纪更重要的事情，是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和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中国两所地位最高的现代大学，分别成立了国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其影响不言自明。北大国学门聚集了一批学者，其中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不少，负责人是吴承仕，也招收了学生。出版的刊物叫《国学季刊》，胡适写的发刊词。清华国学研究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影响比北大国学门还大。 后来的许多最著名的文史学者，如徐中舒、姜亮夫、王力、谢国桢、刘盼遂等，都是清华国学院毕业。 但清华国学院只存在了四年的时间，到1929年就停办了。无独有偶，北大国学门也存在了四年的时间，1927年停办。其实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到20年代末大学的学术分科渐趋成熟，文、史、哲成为各自独立的学科，那么综合性的国学，其立足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小了。 和国学有关的是“国故”和“国粹”。“国故”一词是章太炎的发明，他的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我们中华民族所有过去时代的典故和故事，或者说我们所有的文化家底，都可以叫做“国故”。胡适觉得“国故”这个词可以成立，他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并说研究国故的就叫“国故学”，简称“国学”。而“国粹”一词，是从日本传来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一派主张发扬本国精神的学人，例如创办《日本人》杂志的志贺重昂，提出了日本有自己“独有的国粹”的想法。其涵义相当于“民族性”或者“民族精髓”，也就是指一个国家特有的精神财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 “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也是在20世纪初，梁启超很早使用，章太炎的著作里使用国粹的概念更要多一些。 但“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以后，似乎走了下行路线，不再指民族性或者民族精神，而是包括了物化的文化形态，比如京剧、中医、中国功夫等，就成为国粹了。或者还可以包括中国画、中国书法等。 纯精神现象则不容易找到可以用国粹称之的事物。而且国粹须是今天仍然有生命力还在继续发用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过去的遗存。比如秦砖、汉瓦、兵马俑、武则天墓、楚简、帛书等等，还真的不能叫国粹，而是可以称为国宝的。 国学、国故、国粹这些概念我们需要区别开来。国故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国粹也不能用得太泛。 国学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名词，学术大家们有的有所保留，连写《国学概论》的钱宾四先生，都说过这个词前无承继，将来恐怕不容易成立。马一浮也说过这个词不够恰当。但他给定了国学的新定义，认为国学是“六艺之学”，这个主张值得今天给予足够重视。我宁愿采纳马先生的国学定义。国学并非不好，但不必一窝蜂地大热起来。 我们长期以来对传统采取的是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这些年所做的还是处在对传统“恢复记忆”的阶段。“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来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不排除有人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说，目前的“国学”热与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有一些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是由于传统文化源流的断裂甚至于在社会生活中一度“失宠”有关？在您看来，我国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哪一个关节点上出了问题？ 刘梦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开始逐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时间并不长，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也就是30年的时间，认真地说还只是处在连接传统、恢复记忆的时期。因为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传统采取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方面，长时间有人认为传统是现代性的一种阻碍。 谈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避晚清到民国所发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当时人叫“大变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表达过“大变局”的思想。就是持续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呈崩塌耗散之势。因此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实际上是处在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五四”对传统的检讨不是没有缘由的，但“五四”精英彻底批判传统的结果，使传统大大减少了在民众中受拥护的程度。而民众不拥护自己的传统，传统的传承就会发生困难。 新儒家说后“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花果飘零”，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才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这些大儒出来，为故国的文化招魂，才有1935年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文化本位的宣言，才有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民族的文化传统，按人类学家的观点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别，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比如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小传统则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有长期的完善的民间社会，因此文化的“小传统”格外发达。但是，十年动乱时期对小传统的破坏最为严重，特别是社会公德、社会良知和社会伦理的被毁弃，后果是不堪想象的。改革开放后，不光是知识界，领导者以及民众态度都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进入传统的重建过程，首先应该对传统“恢复记忆”。 为什么是“恢复记忆”？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90年代初期，我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对话，他就讲，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就是说到80年代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传统了。金先生是研究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他用通俗的语言所作的概括，我很佩服。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即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的国家，它是一个有传统的国家，但是在现代中国人身上，传统承载的量是非常之小的。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还认为，我们什么事情做不好都是因为传统在作怪，其实，不是这样的。与其说中国人喜爱传统，还不如说中国人更愿意求新。只是“新”得没有根基，“新”得不够稳定。“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不排除有人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我们百年来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 记者：您认为在重建传统的过程中，哪些问题至关重要？或者说哪些原则必须持守？ 刘梦溪：我现在考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历史经验，千年的经验，百年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清代的问题就是它与世界相脱离，它闭上了大门，割断了对外交流的渠道。近三十年以来作为基本国策的改革开放，目标之一就是让我们进入世界的大家庭，不脱离开世界大势来孤立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对历史的反思，对传统的承继，则是要整合自己的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所用。因此近年的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国学的提倡，当然是理所必至的好事情。 可是伴随着大家为重建传统所做的努力，也有一些意外之见和意外之行值得我们检讨反思。比如设立小学生国学班，倒也罢了，却要小孩子们穿上古代的袍服，念《论语》要摇头晃脑，此理我实不可解。 又比如有人提出应该恢复黄帝纪历，这个想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以公元来纪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要一步，连纪历都要改变，近代以来我未之闻也。虽然是个别的说法，也够让人感到意外了。又比如前年圣诞节期间，据说有“十博士”提出要抵制圣诞节，这也非常荒唐。如果在西方，在美国，如果有美国人提出来要抵制中国的春节，亚裔和华裔会认为这是种族歧视，美国的法律也不会允许。最近还有人提倡，国人要穿所谓“汉服”。什么是“汉服”？唐朝的、宋朝的还是清朝的？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为了传统而忘记今天、为了中国而忘记世界的思维方式。 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虽然我们做学术研究不能不区分出“异”来，“理一”还得“分殊”，这是宋儒的观点。但区分“异”的目标结果是为了求其“同”。我历来认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异”来追求那个“同”。北大乐黛云教授开始推动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时候，她很重视钱钟书先生。虽然钱先生本人不认为自己做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但是我们从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中看到，书中充满了对各国文学与文化的比较，而比较的结果和目的，是尚同。他得出的结论是“心同理同”、“貌异心同”。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先生追求“同”，这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大学者不立异，立异不是有学问的表现。 当然对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现在很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现代化的模式不应该是一个。 从历史上来看，以前的两个模式，一个是欧洲的模式，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模式；第二个就是北美的模式，它也是对现代化影响最大的一个模式。但是，当东亚兴起之后，特别是中国兴起之后，人们在探讨有没有第三种现代化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欧洲、北美的模式一定是一样的吗？大家觉得不一定是一样的。其实日本的现代化模式与美国的也不完全相同。 尽管人类在文化方面、文明方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在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面前，比如生存的渴望、对灾难的应对等人性的追求方面，人类的共同之处是非常之多的，这不是以国家、民族作为分界的。当前我们重建传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世界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人类文明当中一些共性的东西、共相的东西，我们也不可以例外。比如现在有的提出要改学位服。其实这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西方现代大学教育的历史比我们长。那么你索性连学位也不要好了，因为学位也是国外的东西，中国以前没有什么硕士、博士，只有状元、举人、进士。但是学位我们当然要！这里有一个知识无国界的问题。配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一些传统节日应该恢复原来的位置，我对此完全赞同。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已经成为法定假日，效果极好。其实元宵节也应该放假一天。事实上元宵节之前，很多单位都不是正式上班的状态。但是又不可处处“立异”，一切都要与世界文明的共同形态区分开来，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聪明的，万不可行。 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经典阅读可以变化人们的气质，可以有助于逐渐转移社会的风气。 记者：谈国学、研究国学，离不开文本经典的阅读。请您谈谈对文本经典阅读的看法。 刘梦溪：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不间断的文化，我也认可这个说法。前不久去埃及，深为埃及的古文明所震撼。它的法老文字非常美，也是象形文字，但它未能传下来。我想它是太具象了。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因此在重新检讨、建立传统的今天，文本经典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青年人来讲，他们认知传统，有时可以通过看实物，像古代的建筑、兵马俑以及博物馆里存放的展品，但比这些更方便的是，通过文本经典的阅读来了解中国的古文化和古文明。因为文本经典是中国文化的典范，它里边含着中国文化的众多信息。 这些年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增加了古典的含量，这是很好的事情。文本经典的阅读风气也有所提升。经典阅读可以变化人们的气质，可以有助于逐渐转移社会的风气。
《国学概论》（钱穆）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提取码: 377b书名：国学概论作者：钱穆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年份：1968-7作者简介：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蘇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钱穆九岁入私塾，熟习中国的传统文献典籍。十三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1912年因家贫辍学，後自学。1913-1919年任小学教员。1923年後，曾在厦门、无锡、蘇州等地任中学教员。1930年以後，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其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