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论文1000字高清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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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意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欲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修荐为谏官，以视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佑三年也。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这耳目，器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苍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元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诏，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翻译: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最方今之所急之。"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分下。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诲，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谏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辨，帝为巽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安石入谢，因为上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重轻，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上以为然。安石乃视事，琦说不得行。 --------------------------------------------------------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皇上对他说：“人们都不了解爱卿你的才能，都以为你只懂得经理学术，不懂的政治事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学问正是用来处理政务世事的，但后来很多所谓“大儒”，大部分都是才能庸俗之人，因此世上俗人才都以为经学不能辅佐治世罢了。”皇上又问：“既然这样那么你最先开始的施政措施是什么？”王安石答道：“改变劣习风俗，树立法规，是现在最亟需的了。”皇上认为是这样的。于是开设增置三司条例司机构，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一并负责。而后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等变法相继开始实施，号称新法，派遣提携推举各类官员四十余人，分派颁布执行新法。御史中丞吕诲论述王安石十大过失，皇上因此贬吕诲外出任官，王安石推荐吕公著代替他担任原职。韩琦的规谏上疏承到皇上那儿，皇上有所感觉醒悟，想听从他的意见，王安石自己请求离开。司马光代皇上答复他的辞官诏书，上面写有“天下士人大夫群情汹涌，黎民百姓纷纷骚动”的话，王安石大怒，抗拒诏书自我申辩，皇帝谦恭的安慰辞谢他，命令吕惠卿颁布旨意，韩绛又劝皇上留下王安石。王安石入朝答谢，因此借机向皇上进言说朝中内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拉帮结党的状况，并且说：“皇上想要靠先王的正道来战胜天下流习恶俗；因此与天下恶俗做个轻重权衡，如果流俗恶习占上风，那天下人就都从流习了；如果陛下您的权力大，那天下人将都会归顺陛下左右的。权力与东西互相为轻重权衡，即使千钧重的东西，增加损失的不过是写钱财罢了。现在奸邪之人想败坏先王治世正道，来阻碍陛下的行动，于是皇上您与流俗恶习争权的时候，增加金钱开支，发挥的作用很小，而天下的权力将转移道流习恶俗一边了。这才是新法纷纷扰扰的原因。”皇上认为有道理。于是王安石急需负责政事，韩琦的进谏没有成功。

好像没有专门关于荆公的满分作文呢，抱歉。我也在找TAT贴几个有关联的吧，都有荆公做例子，比较精当。其中第二篇算是荆公专场了：【福建省高考优秀作文-谁是英雄 “圆以融，中庸之精义也。” 对于历史，老祖宗要求“盖棺论定”，但有些时候，往往是某人的棺材也盖好了，评价也写进了史书，却仍然不免会“诈尸”，让人不知如何是好。就像北宋的“拗相公”王安石，在他的文章中大骂孟尝君只是“鸡鸣狗盗”之首，并非“好士”之人。这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曾盛赞孟尝君的政客也瞠目结舌。1000年后的今天，我们谈起了王安石这一番石破天惊的言论依然心怀敬意，他对于历史的“万世之至论”作了重新的洗礼和拷问，冲破了千百年来围住世人的樊篱。且不说他后来的变法是如何风雷激荡，单是一篇文章，便可朗照北宋的万里荒原了。自古以来，圣人们便将中庸之道奉为安身立命的底线，中庸之精义，便是一个存在于世人心中的圆，稳定，规范，面积大，所以周旋的余地也大。一切棱角都被磨得干干净净，不能有一点出格。“士无求用于世，但求无愧于世”，“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些众多的隐者和中庸之徒，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万马齐喑的冷清画面。而所有叛逆者一律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世界需要秩序，正如历史上的王安石，范仲淹，康有为，戊戌六君子。挑战权威与中庸的下场，是被贬至荒野之地，眼睁睁地看着亲手制定的新法被一一废止，或者更为惨烈，为着一生的梦想血染中国大地。谁是英雄？四季轮回，春秋变幻，那些宗庙祠堂里文官武将的石像，失却了当年的文质彬彬或威严勇猛；在改朝换代的时光中一脸漠然。历史风化了他们颜容，却将那些“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的影像雕刻得愈发清晰。我们赞颂着他们“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精神自由，称许着他们热颈抗暴政的铁血人格，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捧着鲜花却不知如何吊唁，但这些英雄的名字，已镌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时间会记得他们，他们与这时光同在。这些人构成了人类前进的先驱。我想，我们的生命需要开发出一种敢于创新的精神。一个四平八稳的圆圈固然规整而有序，但那不规则的多边形如同黑夜中闪烁的光芒，他的辉煌足以将我们暗淡的人生照亮。人的生命在于创造，在于努力地生存。新的创造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也是整个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保障。因循守旧，使中华民族在160年前的中西文化碰撞中无法摆脱多灾多难的宿命，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平衡这历史的不公殚精竭虑，他们试图冲破旧制的樊篱，创造一个大同的世界，面对这一幕幕创新的历史和这些与时俱进的人们，我们将如何告慰？总是万水千山，总是收不回的目光，苏格拉底有云：“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虽然生命无法复制，我们绝对有能力用自己的双手是生命更加丰富，也更加美丽。静观世界求一是，诚对苍生不二心。大江流日月，春秋代古今。面对这样一个创新的时代，我们有什么理由躲躲闪闪的呢？点评：文章由王安石对孟尝君“盖棺定论”后石破天惊的评述引起的轩然大波，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现象：中庸的精义即稳定、规范，它“构成了中国社会万马齐喑的冷清画面”。接着由王安石、范仲淹等“叛逆者”挑战权威的惨烈下场，展开了“谁是英雄”的深入思考：即什么样的人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结尾提出观点，面对这“一幕幕创新的历史和这些与时俱进的人们”，我们要做一个敢于创新的人。文章逐层推进，结构严谨，感情真挚，语言表达意蕴深刻，充分展现了作者的思想和才情。（厦门第六中学杨书松）【中考满分优秀作文-心灵的距离相吸的磁楔子：随着革新派领袖王安石在郁郁不得志中死去，大宋政坛数十年的改革之争终于落下帷幕。顽固派的大臣们纷纷上书皇上，要求声讨王安石。第一幕：金銮殿上群臣们慷慨激昂地控诉使得皇上略有些不耐烦：这群趋炎附势的家伙，当年王安石得志的时候，改革叫得起劲的不也是这些人吗？王安石一死，脸倒变得真快，仿佛都成了王安石的迫害者。这时，皇上用眼角余光瞟到了顽固派领袖司马光，只见他一言不发地站在角落里。奇怪，司马光是王安石的宿敌，当年两人因政见不和，还曾在大殿上大吵，这会儿怎么不动声色？于是问道：“司马爱卿有何见解？”司马光环顾群臣，缓缓地说：“王介甫实为朝廷栋梁，品行端正，堪为群臣楷模。圣上宜追封其为太子少保，并厚赏其家人……” 大殿上顿时鸦雀无声，一殿大臣的嘴微张着。第二幕：王安石墓旁王安石的墓比起其他的达官贵人的墓显得寒酸不少。深秋撒下的无数黄叶更衬托出几分凄凉。一个白发老者一身素服跪在墓旁，喃喃自语：“介甫，天下人尽道你我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可又有谁知道，这满朝文武，我最敬佩的是你啊！你我虽政见不同，但同是一心为国，赤胆忠心之人，你我虽争执了这么多年，但我心中一直奉你为唯一知己。想那些与你共事的岁月，虽在朝上言语相加，你甚至骂我‘司马牛’，说我头脑顽固。可散了朝，我们相视而笑，共论国事，实是生平第一快事。有你这样一个对手，算是我司马光一生最大的福气。如今，你走了，朝廷折一栋梁，我失一好友。国有疑难可问谁？” 后记：朝廷依司马光所奏，给予王安石很高的评价。数年后，司马光去世，王安石全家为之戴孝。后世史官评论：王安石与司马光，如同两块磁石，虽在政见上互相排斥，但在内心深处，却为对方的人格深深倾倒，互相吸引。以致外人看来，两人似乎形同陌路，实际上，心心相印，两心无间。点评：本文有这样一些特色:第一形式新颖，结构独特。短剧形式的采用煞有介事：场景转换，对话和独白，环境烘托和来龙去脉的介绍……第一幕以群臣纷争为主，第二幕以内心独白为主，动静相宜，手法甚是高妙。其次，选材独具慧心。宋朝两个既相斥又相吸的同代伟人，在作者丰富的想象中，演绎了一出令人回肠荡气的人格膜拜的正剧。内心独白尤胜。老人语气逼真，言语间字字动人心魄，尤其是表达失去对手的恨憾之意，一句“国有疑难可问谁？”足以令人扼腕叹息，泪湿胸襟！一段史实，一出短剧，一种旨意，能在数十分钟、数百字内完成，实在难得！其中娴熟的史识，一定的戏剧素养，文白相间、凝练有加的语言，显现了小作者厚实的写作功底。当然，考场中，不能对史实一一考证，留下一些与宋史不甚相符的瑕疵难免。另外王安石与司马光在人格上互相欣赏，但毕竟政见不同，“心心相印，两心无间”也似过之【2006年江苏卷高考满分作文-美在尽力我们可以不伟大，但我们庄严；我们可以不永恒，但我们真诚；我们可以不完美，但我们努力。 ——毕淑敏人总是那么奇怪：茫茫雪原上，留下坚定笔直道路的人总懊悔错过了沿途烂漫的风景，行色匆匆；一路弯弯曲曲赏尽风景，尝尽生活滋味的人又抱怨自己人生为何走得如此艰难，为何那句“两点间线段最短”的公理未渗透人心？奇怪的人们望着身后的那一串或直或曲，或深或浅的脚印而迷茫而思索。其实，无须懊悔，无须抱怨，抑或笔直而辉煌，抑或蜿蜒而惨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雪原上留下与众不同的那份全属自己的道路，你就坐拥了人生的美丽。还记得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写过他自己走过人生的一句贴心感受：“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尽吾志”即尽自己最大努力，则可以无悔矣。而“力足以至焉”而不至，就会同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一样为人嘲笑。1946年，年轻的吉米•卡特从海军学院毕业后，遇到了当时的海军上将里•科费将军，将军让他随便说几件自认为比较得意的事情。于是，踌躇满志的吉米•卡特得意洋洋地谈起了自己的海军学院毕业的成绩：“在全校820名毕业生中，我名列第58名。”他满以为将军听了会夸奖他，孰料，将军没有，反而问道：“你为什么不是第一名，你尽自己最大努力了吗？”卡特满脸惊愕，继而，羞愧得脸红。后来，吉米•卡特牢牢记住这句话，每走一步，每烙上一个生命脚印，他都问自己：“你尽自己最大努力了吗？”正因为这样，他不再在乎脚印的直或弯、深或浅，只要每一个脚印里留着奋斗的力量，只要每一段人生路上都洒满了努力的汗水，只要蓦然回首人生的时候，能摸着自己均匀跳动的脉搏说一句“我努力了”，他就满足了。有时候觉得人生总是走得很累，迈步之前要选择岔口，立起航向；每走一步，要调整步伐，要追赶前列；走累了歇歇的工夫里，又忍不住回首看看人生路上的那一串自己的脚印，与他人的一比，或许弯得人心颤，浅得人心酸。头脑不免闷热，眼前也甚迷茫，那一句“道路该怎么走”扯得神经发酸，那么想想虽然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堆里，拾着破烂却能骄傲地说“劳动了就是美的，尽自己最大努力了就无悔”的叶辛夫妇，那么想想走过高考落榜阴影，尽全力办起芳香四溢的馨园主的孙长亮，那么静心念念那句“天空没有留下我的痕迹，但我飞过”的佳句。用真心演绎生活，尽全力走好每一步人生，那你的道路就是美的极致。点评：“我们可以不完美，但我们努力”，文章用毕淑敏的话作题记，照应标题，统率全文，立论居高临下，极为深刻。正文部分，作者紧扣“人和路”的话题，列举“茫茫雪原上，留下坚定笔直道路的人”与“一路弯弯曲曲赏尽风景，尝尽生活滋味的人”的生活事例，得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留下与众不同的那份全属自己的道路，你就坐拥了人生的美丽”，引出观点，接着由面及点，以王安石与吉米•卡特两个事例，一正一反，一古一今，一中一外支撑起全文的骨架，最后再由点及面，总结话题，内容充实。写作上，作者熟练运用比喻、拟人、对比、引用等修辞，叙述之中兼以形象的描写，血肉丰满，神定气足，很见作文功底。【四川省高考优秀作文-一个关于“偏见”的偏见偏见之于看风景，是大有差异的。风景没变，但倘若看风景的人戴上有色眼镜，景致也就大不相同了。有偏见的人当然全是有心的，并且大抵以唐朝名僧慧能为榜样，主张“心外无物”，看东西想问题时不免给自己的心加装一副有色眼镜，然后再将头缩于腹内，如同刑天之民，视听蒙蔽，如此一来，偏见就形成了。我们每个人在环境一样，心境不一样时，一个个偏见便会从心灵的墨镜后“倏”地钻出来，同样一个晚上，“欢愉嫌夜短，沉闷嫌夜长”便是这个道理。世事如此，人世(事)亦如此，法语中的“喜乐”(bonheur)便是由“好”和“钟点”两个词组成，而德语中的“沉闷”(langweile)据字面上解释却是“长时间”，个把钟头说不上长，也谈不上短，但正由于心灵的偏见，愉悦和沉闷也便应运而生了。 “偏见”和“偏爱”如同孪生兄弟，是分不开的，“偏爱”必产生“偏见”，而“偏见”又偏爱所偏爱的。雪莱的《赠珍妮———一个回忆》中对啄木鸟的描写中道：“鸟鸣山更幽”，王籍名句中也说“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而王安石的世界观与前面二位大相径庭，写道：“一鸟不鸣山更幽。”后人讥为拙笔，可见针对鸟叫，王安石认为是大煞风景的“鸦鸣鹊噪”，而雪莱和王籍则推为“莺啼燕语”了。我们怕偏见，更怕偏见多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于是无端地怀疑自己，但更多的却是怀疑别人，又常常摸着良心，看看是否戴了有色眼镜，常常按住心灵的缝隙，以防“偏爱”乘虚而入，“偏见”乘虚而出。但长久这样折腾下去，不免身心俱困。于是又产生一个偏见：“我公正得很！没有偏见！” 叔本华在《哲学小品》第二百七十八回中写道“思想家应该是聋子”，此话大有道理，否则耳根不清净身心受玷污，必产生偏见，继而产生假道学。但这只是被迫防范偏见。倘若要根除，怕只能不长心了。钱钟书说人人都有偏见，因为人人的心都是长在左边的，心是偏的便是偏心，偏心所以产生偏见，偏见侵蚀我们的头脑，于是思想也有所偏，这便是为什么但丁在《神曲》中写“地狱里连太阳也是冷清清，静悄悄”的和“魔鬼偏爱牛，所以常现牛形”的缘故了。心是长不回正中间的了，所以，我们想东西时不妨少用心而多用点尚未偏倚的大脑，便可杜绝偏见。当然，心上的有色眼镜是一定要取掉的，据艾克曼1830年同歌德的谈话中所述，歌德最讨厌戴眼镜的人。点评：本文思想深邃，文笔犀利，古今中外，侃侃而谈。从文章中可看出作者丰富的积淀，睿智的思考、缜密的思维和优秀的语言素质。【浙江高考满分作文-感悟消逝 “顿悟是智者的专利，愚顽如我者只好倚重一个‘渐’字。”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久别阳光的午后，她就像一个精灵，毫无任何的预告，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占据了我的整个头脑，占据了我的整个思考。记得史铁生曾经在《活着的事》中这样写到：世界上唯一你可以拥有的东西就是过程，而时间永远是流逝的。是的，也许你曾惊叹夕阳的无限美丽，可是你却永远也抓不住她的倩影；也许你曾流连于昙花的娇姿，可是你却永远也抓不住她的生命；也许你曾迷失在月光的朦胧之美，可是你却永远也抓不住她的光芒。生命是美丽，生命是令人惊叹的，生命是令人敬畏的。但，生命却也终将逝去，徒留下一派繁华，一声惊叹，一句感慨。这也似乎在预示着我们终将行走在消逝中。生命是消逝的，我们在历史的消逝中行走。就如史铁生呐喊的一样：“啊！这些时代已经远去！我们内在的千年如此古远！”已经是记不清是哪一位历史学家了，只是一直很清晰的记得这样的一句话“历史是在破中而立的”。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于是就有了商鞅、欧阳修、王安石那石破天惊的一举，将旧时的制度应着历史而进；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于是也就有了刘邦、李世民、朱元璋的英雄胆略，从而将新的皇朝屹立在历史的一隅。我敬仰陈胜、吴广的胆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于是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将自己连同他们的气概推向了历史的舞台，也许这就是“皇权至上”的没落的开端，也是皇权在历史中消逝的开始，可是，我们在千年之后，却依然在感慨着这一天下先的勇气！生命是消逝的，我们也在生活的消逝中行走。“人生唯一不能掌控的就是时间，而最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却唯有时间。”依稀还记得孩提时在人群中紧紧拽住的父亲的衣角；依然还留恋着在深夜母亲身上特有的气息；当然还有外婆手中为了哄我喝药而准备着那红的分外妖娆的冰糖葫芦。那时候的你呀，也许会因为母亲的一个眼神而停止哭闹；也许会因为父亲的刺刺的下巴，而拒绝爸爸的亲近；更可能会因为一时的赌气而放弃自己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当然等生完了气，还是可以再闹着要吃。可是，可是这样的一切随着你的长大，所有的那些美好却也只能是当做回忆，你要去学会承担，学会去分享，学会向生活学习。只是因为你已经长大了，你不可能再拽住父亲的衣角，你也没能再像孩子一样耍着自己的小脾气，只是因为你已经长大了。生命在消逝中行走，生命在行走中富有。也许你的确无法抓住时间，可是你却可以在行走中仔仔细细抓住每一个你可以抓住的瞬间。也许某一天，在你低头翻阅记忆的书签时，你会发现之于生命之于自己，始终是无悔无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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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还存在不同看法。或认为宋朝是/积贫积弱0王朝，并非盛世;另则认为宋朝虽非盛世，但其社会是继盛世而又有所发展。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高峰在唐朝;另则认为是在宋朝。或认为宋朝政策因循保守，无大作为;另则认为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其社会发展演变多多，如水之澜。宋朝社会发展高度如何?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这是两个关乎正确认识宋朝历史、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是关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首先，来看宋朝社会经济文化发展n况及其高度。宋朝在疆域、国力、开放性等方面是比不上汉、唐的。但是，宋朝社会在唐朝社会的基础上有明显发展，处于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而且从总体而言，其发展程度高于唐朝。概而言之:社会生产方面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有提高，小麦、棉花的种植面普遍推广，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大多比唐代进步。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坊制0的突破，集镇兴起，城市发展，产生了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0(比欧洲第一张纸币早六百多年)。一些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明显发展。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朝完成的，即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出现了世界最早的一台天文钟和世界著名的石刻天文图、地理图。数学家贾宪的/增乘开方法0、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比欧洲同类算法分别早八百年和五百年。医学从此前的三科分为九科，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5洗冤录6。针炙有了很大发展。5经史证类备急本草6所收药物比5唐本草6新增四百七十六种。建筑学、地学等也都达到新的水平。精神文化方面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0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促进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完成了古文运动。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词达到全盛。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著作丰富，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如书法、雕塑、石刻、绘画等，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亦有了新的发展。制度文化方面 /以唐为鉴0，较唐完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对官员的铨选、管理和监察制度，防止武将、文臣、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专政和在政治上对儒士较为宽舒等。可以看出，在汉、唐的基础上，宋朝社会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都有新的发展，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是空前的、跻于当时世界前茅的。可以说，宋朝社会发展的高度总体上超过了唐朝社会。邓广铭先生曾指出:/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0陈寅恪先生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0其次，再看宋朝的社会变革。通观历史，宋朝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变革转折时期，社会各方面多有变化。比如:经济方面均田制彻底瓦解，租佃制普遍发展。租庸调制度废除，继/两税法0发展而完善为/二税0。一些城镇的功能由军事要邑发展为工商业城邑。由于商品经济的相对发展，宋朝时期出现了纸币/交子0，又有/会子0、/关子0等，对后世的币制影响很大。一些方面或地区已具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条件。社会结构方面统治基础由士族地主为主变化为以大官僚、大地主为主。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因租佃制的发展而相对松弛。政治制度方面由皇帝、士族地主政治体制，变化为皇帝、官僚、地主政治体制。宰相事权的分化和削弱。由府兵制变化为募兵制。地方行政区划沿唐/道0而设/路0，并发展为一级行政机构。羁縻政策有所发展。农民起义方面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了/均贫富0主张;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进一步提出了/等贵贱0要求，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由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思想文化方面古文运动的完成，儒学的复兴，理学的产生，宋词的兴起，方志学的形成，金石学的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佛教的中国化大众化，等等，都是封建社会中划时代的变革和转折。

关于写景诗词的鉴赏：　　赠别类的诗词在唐宋诗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内容丰富，可谓“说尽故人离别情”。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亲友们“相见时难别亦难”，而诗人们对亲情和友情又看得很重，抒写了大量的这类诗词，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这些作品大多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余味深长，令人击节叹赏：“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诗人无尽的友情熔铸在诗情画意中；“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人深挚的情谊包含在殷勤的祝福中；“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诗人的相思之情充塞在天地春色中；“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诗人的质朴与豪爽寄托在朴素无华的语言中；“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诗人晶莹透明的冰壶装下了理解和信任……　　我们在解答赠别诗词问题时应着重抓住以下几个要点：　　黄彻在《蛩溪诗话》中指出：“昔人论文字，以意为主。”正确理解一首赠别诗词，首先得从主题入手。开篇的一组排比句，说的正是赠别诗词的不同立意。立意问题非常复杂，只能就比较常见的加以简要分析。表现离别的愁思，这是最为常见的，如许浑《谢亭送别》（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冷朝阳的《送红线》（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消百尺楼。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还有风格有之迥异的李白名篇《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硬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等。李白的诗境界阔大，爽朗高远，全诗一气流转，把别情写得豁达大度，新颖别致，不落窠臼，工丽中别有一种英爽之气；而许浑、冷朝阳的诗凄恻缠绵，情韵悠长，含蓄蕴藉，耐人寻味。李颀《送魏万之京》（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关城树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既表达了诗人对魏万的一片深情厚意，更是对魏万的勉励。王安石《示长安君》（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则抒写了兄妹之情，言浅而情深，使人体味到亲人间的纯朴而真挚的感情，可谓情真意切，催人泪下。而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既是对谗毁的蔑视，又是对自身洁白无瑕品质的自誉，更塑造出孤介傲岸的自我形象，其意义远远超出一般的赠别诗。我们可以用刘长卿的《别严士元》（春风倚棹阖闾城，水国春寒阴复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晴？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今已误儒生。）来出一道这样的题目：“请将这首的尾联和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中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作个简要的比较鉴赏，谈谈其在立意上和表现手法上有何异同。”在比较鉴赏时首先应注意到王昌龄和刘长卿相同的被贬遭遇，从“诗言志”出发，可见他们的主旨基本相同；再从谴词造句上的差异，以区别其不同。然后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回答：“相同的是这两联诗都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惆怅之情。不同的是这一联诗的牢骚似乎更甚，说得也更露骨些，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而王昌龄则说得更为婉曲蕴藉，更为优柔舒缓。”　　因为赠别诗词是以抒情为主，而情景交融又是中华诗词独有的抒情方法，所以其次要抓住诗中所描绘的景物，做深入的分析，才能领悟到作者所抒何情。如李颀《送魏万之京》的中间两联，颔联为魏万设想分别后的寂寞情怀和乡思之愁。出句写声，对句写色，用鸿雁的悲鸣和山中的云雾衬托出别情。颈联联想到魏万赴京沿徒所见的极易触发羁旅乡愁之感的景物。出句写色，对句写声，用潼关树林的秋色和宫苑中的捣衣声来隐含别情。这两联诗虽然都没有从正面来写离情别意，但却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浓郁的情意，因为诗人完全将这些深厚的情意渗透在叙事和写景中，用诗的语言来抒情，不但含蓄，而且有味、有趣。又如李白《送友人》中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采用比喻，“白云”、“落日”，形象鲜明生动，并富有创造性，出人意外，入人意中。且抒情豁达大度，情深而不觉悱恻，意切而不露哀伤，有恰到好处之妙。诗人以景喻情，即景抒情，情景交融，扣人心弦。我们可以用刘长卿《别严士元》（春风倚棹阖闾城，水国春寒阴复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晴？）来出一道题来加以巩固，题曰：“诗人在这首诗中怎样多层次地描绘江南水乡的景物？抒发了什么样的感情？”答题之前首先要看出前三联全是写景，其次要懂得每联各写何景。在此基础上对每联诗意作简要的概括即可。其答案是：“首联总写江南水乡初春的特点—— 春寒料峭，乍阴乍晴，变幻不定；颔联具体描摹江南春景，主要抓住雨和花；颈联则分写现实和想象中的景色。以之寄托别情，并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惆怅之情。”　　领会诗词中所蕴含的典故的含义，懂得诗人怎样化用前人诗文，也是理解赠别诗词的一个关键。　　例如陈子昂的《送魏大从军》（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以三个古代立功边疆的英雄人物比喻魏大，寄予魏大以很大的希望，同时也表现出诗人自己为国立功的宏愿。开篇以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和魏绛消除边患这两个典故起，很自然地切合送魏大从戎，希望他能像霍去病和魏绛一样杀敌建功，保卫边疆。而魏绛和魏大同姓，用这样的典故更显得有诗趣，古人写诗填词常用此法。接下以赵充国喻魏大，《汉书》称其为“六郡良家子”，他抗击匈奴，官至后将军。这一典故用得很别致，不直接点出是用典，而是通过送别时的交谈透出，别有一番风味。最后以燕然勒石的窦宪喻魏大，激励友人勇立战功。这四个历史上的抗敌英雄的典故，诗人在使用时，或用其言，或用其事，或直接点出其名，或只说出其出生地，个不相犯，富有变化，表现出作者纯熟的技艺。又如李白《送友人》中的“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化用《诗经》中“萧萧马鸣”，点石成金，把马犹如斯，人何以堪的缱绻之情很好地表现了出来。我们可以用郑文宝《柳枝词》（亭亭画舸系春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来出一道题来加以巩固，题曰：“从‘载将离恨过江南’和李清照‘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王实甫‘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中，你看到诗人们用了什么样的思维来写离别的愁怨？请作较详细的分析。” 答题前要懂得：把愁、怨、恨“物化”——化虚为实，用形象来加以表达的创作方法，这是一个关键，再则，解答这道题要用比较分析法，既要异中求同，也要同中求异。才能做出如下的正确答案：“诗人们都用了创造性思维，“载”是一个创新，他把愁恨搬上了船，后来李清照反过来说，这船“载不动许多愁”，王实甫又把它搬上了车，用疑问句来表达，有继承，也有发展。”　　抓住赠别诗中的细节描写，是深入领会诗意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诗歌创作的理论上来说，细节也叫“有包孕的片刻”，也就是最有情趣、最耐人寻味、最能引起人们想象的片刻，它可以使读者赏心悦目，得到一种美感的享受。如李白《送友人》中的“挥手自兹去”，可以算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但遗憾的是，往往被许多人忽略了。人们只注意“萧萧斑马鸣”这一典故的使用，称赞其达到“鬼斧神工”佳境，却只字不提“挥手”这一淡到极点的细节描写。其实，淡到极点，也就妙到极点，你看，无论是行人还是送别的人，大家都沉浸在深深的别情中，尽管心中的有“不尽长江滚滚来”般的别情，但为如刀似的别愁所割断，心知“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却只能“欲说还休”，欲哭无泪，把千言万语都融在这一“挥手”之中，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最佳境界，要不然的话，这一细节动作何以流传至今，千年不衰？还有，课本里柳永《雨铃霖》中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则更为典型，词人以非常细腻的描写，刻画出主人公离别时愁苦的容态，凄恻的内心，极其深刻地揭示出离别时的无穷悲痛。你看，男女主人公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互相注视，泪眼汪汪，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已经到了哽咽不能语的地步。与李白的 “挥手自兹去”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可以用黄庭坚《新喻道中寄元明》（中年畏病不举酒，孤负东来数百觞？唤客煎茶山店远，看人获稻午风凉。但知家里俱无恙，不用书来细作行。一百八盘携手上，至今犹梦绕羊肠。）来出这样一道题：“这首诗尾联的‘一百八盘携手上’中的‘携手’这一细节描写，抒发了诗人怎样的一种感情？妙在哪里？”回答前就应该运用“有包孕的片刻”这一理论进行思考，然后作出如下的回答：“‘携手’ 非常准确而又生动地表现出诗人兄弟之间的深厚亲情。作者侃侃道来，充满亲情，不须雕琢，自见意切。”　　谐音修辞手法的运用在赠别诗词中能起到含蓄隽永的表达效果，这一点也很重要。先看一下韦应物的《赋得暮雨送李胄》：“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诗的最后一句就运用了谐音的修辞手法，诗中的“丝”是“思”的谐音。诗人将“相送情”和“散丝”“互藏其宅”，可谓“妙合无垠”，且富有创新。李白以“唯见长江天际流”，“桃花潭水深千尺”写别情，或取其长，或取其深，言情深意长者，白也为最，余者皆不足称。而韦应物则以细密的雨丝为比，且比中巧妙地蕴含谐音的手法可谓别开生面，独辟蹊径，虽不及李白，却也给人以崭新的形象，使诗句情景交融，意韵悠长，堪称一绝。赠别诗词中最为常见的谐音字有以“柳”谐“留”，以“秋”谐“愁”等，如王维《渭城曲》中的“客舍青青柳色新”，郑谷《淮上与友人别》中的“扬子江头杨柳春”，李商隐《离亭赋得折杨柳》中的“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如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中的“明日巴山道，秋山又几重”，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中的“秋尽江南草木凋”等等，就不再一一详细阐述了。我们可以用杨巨源的《和练秀才杨柳》（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唯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来出一道题来加深对谐音修辞法的认识，题曰：“诗中的‘折柳’和‘春风’各比喻什么？有何好处？诗中哪些地方用了谐音的修辞手法？有何深意？”解答之前只要理清谐音是谐何字，找到喻体和本体，即可迎刃而解，作出如下正确的回答：“诗中的折柳喻行人，春风喻送行人，生动而贴切，堪称妙喻。诗中有两个地方用了谐音的修辞手法，一是‘丝’，作者以柳丝含蓄地表达出离别之‘思’；二是‘柳’，耐人寻味地写出了无情折柳似有情，极其生动地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　　领悟并背诵一些赠别诗词的名句可触类旁通，有助于深入领会同类诗词。杜甫有诗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佳句是一首诗的精华之所在，清朝的何绍基曾经在《与汪菊士论诗》中说过：“诗无佳句，则温馨之致不出。”诗无佳句若枝头无花，似空中无霞。许多诗人因佳句而名垂千古，如宋祁因“红杏枝头春意闹”，张先因“云破月来花弄影”，秦观因“山抹微云”，贺铸因“梅子黄时雨”，李清照因“人比黄花瘦”而名满当世，甚至因此而得“贺梅子”之类的令名。且领悟佳句更有益于领悟全篇，这自是不待言了。从高考命题的角度考虑，佳句绝对是命题的重点，试卷中所选用的作品，只要有佳句，那就考你没商量，这绝对是命题的原则，会出题的人哪个不是遵循这一原则呢？　　以上六点仅是鉴赏赠别诗词的一些主要方法，而要掌握好，并能在实战中使用，还应深入领会，做到融会贯通才行。

康震老师：　　李白道家文化人格的哲学意义　　——兼论李白生命价值观的对立统一　　　　周振甫-----【谈谈以禅喻诗】　　　　【宋词中的元宵「情」境】　　李中国　　假日里赏鉴宋词，那些被长短句定格的美妙意境影显脑际。于是，奇奇怪怪地联想到柏吉尔的《琥珀》———眼底的「鹧鸪天」、「青玉案」、「永遇乐」等珠圆玉润的牌调，「通感」似的幻化成光艳透明的树脂球，把那个遥远的年代里许多鲜活的民俗画面、瞬间时光固化得栩栩如生。其中数不胜数的描摹夏历第一个月圆之夜———「元宵」节盛景的慢词小令印象最深。　　自唐玄宗开元时起，因「放灯火三夜」而升温的元宵节，至宋太祖开宝年间又加两夜，新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从正月十四要「闹」到十八方休，称「五夜元宵」。活动于仁宗年间的柳永在《迎新春》中纪事说「庆嘉节，当三五，列花灯千门万户」，神宗时期王诜的《人月圆》则颂称「年年此夜，华灯盛照」。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亦追昔抚今，「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乃至宋代历经靖康之耻移都临安(杭州)后也很快「续上了烟火」。李清照南渡后所作《永遇乐》可证，「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来相召，香车宝马」，姜夔作于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也说「谁教岁岁红莲(指莲花灯)夜」。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节日能像元宵之于宋那样，成为整整一代文人瞩目的亮点。　　宋词中「看上去很美」的元宵意境主要是被灯火照靓的。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描述，当年灯景堪称大观，如「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又「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类似现在的彩色喷泉)，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这类实况在词人笔下无不幻化得光彩夺目，历经千百年的岁月磨洗依然生动而灿烂：「风销绛蜡，露邑红莲，灯市光相射」(周邦彦《解花语·上元》)，「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那些时光深处的灯火不管怎样热烈亮丽，在宋词的意境里更像一种背景和衬托，意在掩映人物出场，或「照见人如画」：如周邦彦的「灯市光相射」实为「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毛滂的「闻道长安灯夜好」，紧随其后的是「雕轮宝马如云」(《临江仙·都城元夕》)，在李清照《永遇乐》笔下元夜出行的女子也个个「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人物形象若隐若现者有之，呼之欲出者有之。最经典的镜头当数辛弃疾的《青玉案》，全词十三句，极尽铺张地用了其中的九句渲染灯火之闹，裙屐之盛，竟只为心目中那位孤高、淡泊的「佳人」出场亮相进行烘托比对———「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而欧阳修的《生查子》，亦在「花市灯如昼」后，笔锋一转，把一对幽会雅聚的男女调动了出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经典「情」景。　　宋词中的元宵秘境「情人幽会」由此点出。佐证以《大宋宣和遗事》等时人笔记推之，这一「情」景并非词人自我情结的寄寓，而是一种时尚民俗的聚集。古代出于社会治安的考虑，实行都市夜禁(街道断绝通行)。唐以后，京师于正月十五日前后例行解禁，称「放夜」。心灵上备受压抑、行动上多有制约的青年男女终于盼来了一个释放狂欢的节日，良辰美景，纵横阡陌，深坊小巷之地，既有机会，又有场所，更加心有灵犀———所有产生爱情的条件都具备了，焉得不诱发、滋生出一桩桩「情」事来！　　敏感而细腻的词人无不盯住这些「情」景，点化成笔下的「词眼」，例证不胜枚举。如贺铸的《思越人》「步莲禾农李伴人归」，姜夔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堪称汴京上元节风俗绘本的柳永《迎新春》词，则捕捉到更典型的画面：「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可以想象得出，赏灯的人流中发生过多少乐而不淫的风流艳遇！周邦彦的《解花语·上元》下阕的「情」节则显得复杂了些：他从「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的大背景中，定格了这样一个特写：「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追马」———有个坐着钿车的女子，在与所期男子约定的地点相遇后，不远处居然还有个骑马而来蹑迹潜踪于风尘中的「第三者」。若从这一角度去看苏东坡的《密州上元》「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当是一种心有所期而终归失望的落寞了。　　而一位不知姓名的民间女子所作的叙事词《鹧鸪天》，较之文人的「犹抱琵琶」，其表「情」达意几近和盘托出：「灯火楼台处处新，笑携郎手御街行。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表近，帝恩荣。琼浆饮罢脸生春。归来恐被儿夫怪，愿赐全杯作明证」。从《大宋宣和遗事》中复原的背景和故事是，徽宗宣和年间某个元夜，有位年轻媳妇和丈夫手拉手逛街观灯时被人群挤散。无奈中，正遇皇帝给百姓赏酒，便挤上前去争得一杯喝了，且将银制的酒杯揣入怀中。不料被卫兵发现，捉她去面君。她不慌不忙地向皇帝朗诵了这首说明窃杯理由的「打油词」。　　略加思考，黏附在词作背后的民俗信息就透露出来了。这位年轻媳妇何以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刻意留个「恐被儿夫怪」的证据呢？理由只能是：元宵节在宋代被普遍认为是情人幽会的日子，倾城而欢之夜，难免邂逅旧爱，遭遇新知，更有「暗尘追马」。而今妾身已是「别人的新娘」，瓜田李下，常有说不清楚的地方，需倍加小心才是。　　于此，我们不难从那些已经固化的宋词秘境里探出，元宵已于千百年前就被货真价实地打造成了个东方的「情人节」。而优雅含蓄的国人隐称「灯节」，更像是情人们找了个外出雅聚幽会的漂亮借口。　　中国的元宵节与西方情人节一般仅相差数日，可称之为「珠联」。以夏历推算的元宵和以公历确定的情人节，在时间上相去不远，都是早春时节的一个定情日，这又岂止是巧合！　　【手指抚琴音在弦外】　　——禅诗与禅画　　翟宗祝　　宋代诗人苏轼有一首《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　　《楞严经》曰：「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这是此诗之本，经苏轼点化，更有机锋。此诗在儿童般天真的发问中，阐述了耐人寻思的理趣，表明了禅与诗的密切联系，正如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把禅意引入诗中，以禅入诗或以禅喻诗，从而大大提高了诗的审美价值，这是慧能创立的中国教派——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　　「直指人心」较之「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显然是一个飞跃。　　传统禅学之所以主张「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是因为它认为人的心本不清净，佛性只有通过苦修才能获得。而禅宗则认为，「真如佛性」的「心」，是「人及非人」，「一切万法」的「本体」，是宇宙的实体，世界的本原，「佛性本清净」，圣者与凡者的界线仅仅在「一念」之间，因此无需苦修，「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　　禅宗反复强调，悟性要从自身心中去寻找，这与现代心理学关于人的潜意识的研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按照荣格的看法，人的意识仿佛处在两面受敌的地位，它既受外部现实的影响，又受内部现实(innerreality)的制约。荣格说：「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正如外部世界从前面和外部影响我们的意识一样。」根据这一思想，荣格把艺术创作方式区分为心理学式的和幻觉式的，心理学式的创作从人类意识领域中寻找素材，因而是面向现实的艺术家，幻觉型艺术则从潜藏在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中寻找素材，因而是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艺术家(《心理学与文学》)。　　还让我们回到这首《琴诗》上来。苏轼怀着一颗天真稚拙的童心，在这首诗中，对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这一既极为平常而又无法作出明确答案的问题，提出了发问。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呢？如果说是来自琴上，把琴放进匣子里为什么就听不到了呢？如果说以手抚琴，才能产生音乐，音乐来自手指，那么为什么你不在手指上听音乐呢？这与慧能在广州制旨寺面对三千僧俗所讲的「不是风动，幡动，而是你们的心在动」不是同出一辙吗？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是来自琴弦，还是来自手指，苏轼在这首诗中均已作了否定的回答。确切地说，美妙的音乐既不是来自手指，也不是来自琴弦，而是来自演奏者的心，「十指连心」，是「心」的颤动牵动手指的运动，从而颤动了琴弦，发出了美妙的音乐。古老的「心学」对现象与本质、本原与本心的生动阐释，再次证实了它与现代心理科学之间的相似是何等惊人！按照欧洲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的解释：人体是一个复杂的能量系统，它从食物中获取能量，同时又为了种种目的而消耗能量，这种能叫做心理能，心理能和其它形式的能如机械能、热能、电能、化学能一样做功，如思维、感知和记忆等，如机械能做机械功一样。当然，现代心理学对人的内部世界的研究极其复杂而又深奥的内容，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但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人们一般常说的人的心理活动中的「心」不是心脏，而是人的大脑。不论是「心学」所说的心，还是禅宗所说的「本心」，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习惯用语，它所指的，实际上就是宗教和科学所共同解释的人的内部世界，正如美妙的音乐一样，它是在人的心理能的作用下，实际上是由人的大脑指挥着人的心理和生理的活动，即所谓心的颤动，再通过手指与琴弦的相互作用，才能把旋律和节奏传送到欣赏者的「心」里，并使人们产生一种美感，而这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既无法用量的数字来加以测定，也无法用明确的语言来加以具体阐述，它只能如佛祖拈花一样，通过心灵感受来领悟其愉悦和忧伤。禅宗的「绝假纯真」的「本心」呼唤着自然和人性的复归，「唯心任运」的思维方式，冲破了理性的拘束、让感情的潮水冲决坝堤，从而为禅宗与文学艺术的汇合，铺平了一条广宽的河床。　　禅宗对诗歌的渗透与影响。概括来说可以从禅悟、禅境、禅悦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禅悟：禅宗一再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传心」的悟道方式，突出就是一个「悟」字，「悟」就是领悟、感悟、觉悟，拈花微笑就是典型的悟，由于强调「悟」，禅宗尽可能地要求「不立文字」不通过语言来传递佛教真谛。但是完全摒弃语言，采用暗示、猜谜的方式也很难传宗立派，因此就出现了不少记载禅宗公案的各种语录和灯录。所谓语录就是僧徒和师父言行的记录，灯录是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记录，有如灯火相传，所以叫灯录。这两种典籍所记师徒间传教悟道的故事，称为公案，有如官府判案，禅宗喻为用教理来解决难题。在这些语录和灯录中，记载了各式各样的公案，或当头一棒，或大喝一声，或胡言乱语，或故弄玄虚，其目的是打断人们正常的思维逻辑，使之进入一个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觉状态，藉以考验其悟性，以一种迅捷敏锐的语言或方式来加以回答，这就是斗机锋，禅家机锋对诗人的影响就是随心所欲、随机应变、变化无常的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把禅悟这一非理智思辨的直觉体验引入诗中，有时恰恰可以给真正的诗人带来深刻的哲学内容。比如苏轼那首充满儿童般天真稚拙的琴诗，却表达了一种耐人寻思的理趣便是一例。　　禅境：「境」是指人意识中的景象、环境，「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俱舍诵疏》)。佛教中的境，就是感觉的存在：「所言境者，谓六尘境：一、眼对色；二、耳对声；三、鼻对香；四、舌对味；五、身对触；六、意对法。」(智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签翁，独钓寒江雪。　　这里，既有诗的意境，又有禅的境界；既有诗人的主观精神，又有禅家的「无我之境」。诗人把主观心灵与整个宇宙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个主观精神与宇宙精神共存的广延境界。这就是禅境与艺术境界高度统一的范例。　　禅悦：悦即愉悦，通过禅悟，体验到「梵我合一」、「天人合一」，也就很自然地把感觉中的物质世界都看作是精神本体虚幻的表现形式，佛性就体现在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溪水之中，因此对于习禅的人们来说，自然山水和物质世界就再也不存在一种所谓冷漠感和恐惧感，而是充满了一种信赖感、亲切感和愉悦感，这种对自然景物的亲切信赖，很自然地通过禅悦将一种宗教感情转化为审美体验。请看常建的一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这是一个多么优美、宁静，令人心旷神贻的境界！清晨的古寺、阳光照进浓密的树林，曲径通幽，花木掩映，特别是「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将宇宙与心灵融为一体，理性的静穆将人间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引向空无的永恒，尽管这种寂静淡泊的避世情绪有它一定的消极性，但是那美妙神秘的宁静世界，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美的境界，它给人感受到的不是宗教的冷漠无情，而是如甘泉净化心灵一般给人以美的享受。　　禅对诗歌的影响，不是禅的教义，而是禅的精神，禅的精神就是通过「顿悟」来理解「空无」的哲学精神和直觉思维方式。「空」与「无」的实质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宇宙的本原，「灵魂」的「实体」。如果我们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来加以分析，所谓「空」「无」确切地说，就是人的意识，但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意识和无意识的沟通从而产生意象。意象，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是经由内心体验而产生的幻想，「幻想是由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瞬间沟通产生的，这种瞬间沟通的过程也许就是幻觉，人们凭借幻觉印象产生幻想」(参见《心理学与文学》)。而幻觉和幻想正是艺术创作中的灵魂，禅宗哲学用直觉思维直指那些未知的神秘世界，从而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视觉空间，就像柳宗元写的那首诗，这是一幅画，但是画面的视点失落了，究竟是「俯」视的，还是仰视的，都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是何等广阔的空间，这里既有鸟，又没有鸟，既有人也没有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幻觉空间，它的视平线就是整个宇宙，而视角线就是人的心。通过这首诗我们也可以看出，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诗歌。在中国，诗与画历来是相通的，这是一首诗，但展现在欣赏者的心目中又是一幅画，是一幅没有视点广阔无边的画，又是一幅有具体空间，具体形象的画。当然，要是有人能把它画出来，那么它应该就是一幅典型的禅画。因此，禅诗、禅画，她们是一对孪生的姐妹。　　究竟什么叫禅画，还是不要首先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像诗歌一样，「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究竟算不算禅诗？似乎没有必要去追根求源，禅画也同样如此，禅宗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它必然也要涉及到绘画领域。禅画者，「禅」与「画」也。　　论及禅画的起源，或者说禅宗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当然首先要推唐代著名诗人兼画家王维。　　王维是一位诗人，王维受禅宗的影响首先从他的诗中表露出来，且看王维的一首小诗《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在那绝无人迹的地方，辛夷花(诗中借指芙蓉)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谢，自生自灭，一切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这是一个没有时空、没有欢乐与悲哀的寂静空灵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就是禅的「空无」之境吗？但是禅的空无，并不是要把人的心灵引向虚无和死寂，而是像宗白华先生所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禅』的心灵状态」(《美学散步》)。　　王维不仅通音律，工草书，而且是一位诗人兼画家。由于王维是一位参禅的诗人，他是以禅的静观心态来过滤他的诗的语言，同时又善于将诗、画融为一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因此他以禅境、诗境、画境的高度统一，而被后世文人画家尊为「南宗」始祖。　　王维的绘画真迹现在已保留无几，仅从古代文献中窥见其一斑。　　苏轼在一则短文中记载：「嘉佑癸卯上元夜，来观王摩诘笔。时夜已阑，残灯耿然，画僧踽踽欲动，恍然久之。」这段记载说明王维曾在当时开元寺画过一铺壁画，壁画内容是高僧像，其画特点是：「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风翔八观》)诗的意思是说他画的高僧像生动地表现了高僧那种萧闲寂静的韵度和清瘦飘然的容貌。显然这是对唐代禅僧形貌神韵的写真。　　苏轼还有一首记载王维画竹的诗：　　……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风翔八观》)　　王维画的丛竹，充满生机，写出了竹的傲霜冒寒精神，和他写的诗一样，脱去窠臼，一片清新。吴道子是和王维同时代的大画家，而且也是画道释画的，据说他一生绘制的壁画有三百余堵。尽管吴道子是历史上著名的佛画家，但是人们并没有把吴道子的画和禅宗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佛画不等于禅画，禅属于宗教，但其实质已经不是宗教，「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吴道子虽然是著名的佛画家，但他表现的是宗教教义，而王维尽管画的主要是水墨山水，但他表现的却是禅的意境。唐人是这样评价吴道子和王维的画的：杜甫诗云：「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冬日谒玄元皇帝庙》)，杜甫评价吴道子的画突出的是一个「动」字。据说吴画《地狱变相图》「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东观条论》)。吴道子把经变故事用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地狱的阴森恐怖，使观者毛骨耸然，可见其作品震撼人心的力量。而韦庄诗云：「静阅王维画，闲翻褚允棋。」(《和友人》)这里着重突出的是一个「静」字和「闲」字，传为王维所作的《辋川图》，就是一幅「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而且「意出尘外」之作。这幅画和他的诗作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联系起来，充分证明王维在他的诗与画中表达的正是一种「寂」与「空」的「无我之境」。像《辋川图》这幅画，实际上不就是一幅禅意盎然的禅画吗。　　如果说禅画始于王维，早期的所谓禅画实际上只能说是禅意画，禅意画与文人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因此王维不仅是禅画之祖，而且同时也是文人画的开山。文人画不仅从一开始就和禅结下不解之缘，而且以后的很多文人画家都深受禅的影响，禅的心物合一以及明心见性正是文人画家表现清高气息、脱俗心理的哲理依据。只是到了宋元之后，随着佛教禅宗的高度发展，禅林墨戏，异军突起，禅画家从表现清高脱俗的文人墨戏中解脱出来，不仅把顿教妙悟作为一种创作题材，而且在表现这一题材的创作手法上，也探索出一种把禅的思维方式变为艺术创作的表现方式，这才使禅意画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所谓禅画。例如宋代的梁楷、法常，以及元代的传为「梵僧」的因陀罗等禅画大师，不少作品不仅在直接表现禅机妙悟，而且在手法上也创造出许多禅画所独具的艺术语言，这才使禅画真正成为禅之画。例如梁楷的「减笔法」，已达到筛去所有多余的、不必要的笔墨，只保留精华，以表现其禅悟灵机。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采用吹墨法画人物头发，使之有一种蓬松感，用阔笔焦墨画衣襟衣带，使之产生强音般的韵律节奏，用渴笔点缀树木坡石，使画面在变化中显得更加舒畅自由，这些手法就像六祖慧能撕经一样，蔑视「古法」，随心应变，以一种奇特的表现形式来表现禅的禅机妙悟，这才真正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文人画，甚至比文人墨戏更高一筹的古代禅画。　　诗、画、禅的相互影响渗透，不仅使中国古代的诗歌与绘画创作异彩纷呈，即使在现代，对于文学与艺术家们，也同样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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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而且逐步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民风与军事上依旧保持者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宋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统一于反统一之间的冲突，更是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的战争，且这种矛盾绝不会仅凭一两场战争可以决定胜负的，而必然是相当残酷、持久、且难分胜负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惨败，宋由此开始转入被动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后，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经济基础：唐朝均田制与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宋代城市的规划已经打破了唐代时期市与坊的严格界限，居住区与商业区也不再分开，贸易时间也不再被限制，据考证，宋代时期已经出现早市与夜市，商品交易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种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业。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蓬勃，不仅有交易场所，更存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自然会导致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自然会带动市民文化的兴起。　　精致细腻的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发源于一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就是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文化环境：唐代三教并行与宋代理学的兴起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而宋国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宋代的文化属性与宋代诞生的一种特殊的产物有关，那就是理学。　　理学作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部分精华，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的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对宋代人民的影响之深，乃至对中国后来的一两千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理学，不仅将伦理纲常确定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即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认识。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刘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2005）一文指出：“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　　宋代文化成就中最突出的要数宋代理学的诞生，一个追求内圣、精神上满足自足的理学决定了宋代文化精致、内省的特点。　　　　唐宋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一种彻底的变革还是一种继承上的发展呢？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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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一、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意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人类最早时期的文明。追溯中国历史，至今已有5000年文化积淀，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经过了多种字体的演变，并由此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承了下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不仅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引以自豪，而且要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和智慧，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的学科，也是文史类和师范类院校必开的一门课程，目的是让广大莘莘学子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悠久的古老文化，将这种文明与思想继承下去，影响更多的人。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广义上来讲，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汉语言文学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各种形态的文学思想皆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教、玄学等古代哲学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国最丰富的古代文化组成部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整体文化，对学习中国古汉字、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具有一定帮助。三、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建设汉语言文学是我国高校开设最早的课程之一，该专业注重学生文学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开设与中国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90年代全民经商大潮的兴起，文坛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文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少，90后一代更热衷于现代西方文化，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四、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方式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虽讲述的是古典文化和艺术，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但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影响教师采用高新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图形、视频、声音于一体的方式还原当时历史时期的场景，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学的兴趣，使学生通过影像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教育、佛学等文化。除此以外，通过实地考察和开设孔子学院，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普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学是古老而又具有系统性的一门学科，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能力，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通晓中国古今文化的文坛之士。两汉时期的经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清明时期的朴学及近代民主思想等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全面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身为中华儿女感到自豪。新时代的大学生同时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任务，可利用多媒体或互联网工具，将中国悠久且古老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草，还真有人回答啊，早知道我也百度了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此话不假古诗词是我国古代文人墨客思想感情与文学素养的积淀，是我国千年文明的历史画卷然而二十一世纪现代人的生活或是考学求职，或是商场沉浮，或是折冲樽俎，或是绿荫搏杀有人说，古诗词与现代生活相去甚远恰恰相反，我认为，古诗词与现代生活是和谐的现代生活的节奏极快，这易使人的心情浮躁难静。古诗词则如清茶，能散净你的烦躁，让你的心在紧张生活的烦躁中降温，与现代生活是和谐的。当你身处教室而心神游离时，不妨读读徐玑的“小溪清水平如镜，一叶飞来细浪生”。它能将清凉之感注入你心而使你心归宁静，使老师的每一句话都在你心中荡起涟漪。当你顶着炎炎夏日走在上班的路上时，不妨想想苏轼的“扁舟一叶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它清新的意境会使你惬意很多。现代生活中总严酷的竞争，这使你在孤军奋战之余多了一分寂寞感。古诗词则如朋友，能体会你所有的感情，与现代生活是和谐的。当你在异乡求学而想家时，不妨读读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你会发觉此诗句了解你的心情。当你过羁旅生涯时，不妨读读温庭筠的“槲叶落山路，积花明驿墙”。穿越时空的界限，诗人与你一道上路！当你无处倾吐与恋人分别的孤寂时，不妨读读张密的“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你会发觉这种想念是每个人生活中都有的点缀。你为情所困，诗人亦为情所困。所以，古诗词中表达的与你同样的感情，常会陪伴你度过寂寞。现代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诱惑。诱惑面前的你在对与错间徘徊，一失足便坠入深渊。古诗词则如警钟，及时地敲响，拉你回到对的一条路上，与现代生活是和谐的。当你在金钱与道德间徘徊时，不妨读读王昌龄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它会告诉你，且不可被金钱搅乱了心性，有悖良心做它的奴隶！当你与领导意见不合，在趋炎附势与坚持真理间徘徊时，不妨读读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它会告诉你，坚持真理吧，莫要用献媚压制自己的真心！你应该有“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梅之品与“露湿秋香满池岸，由来不羡瓦松高”的菊之格。古诗词如清茶，在过现代化生活的你浮躁难耐时为你降温解渴。古诗词如朋友，在过现代化生活的你欲将心事付瑶琴时与你畅谈——爽快！古诗词如警钟，为过现代化生活的你徘徊不决时作出提醒——及时！所以，古诗词与现代生活是和谐的。如果你已忘记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这颗明珠，何不现在就打开书卷，试着在油墨香中品读诗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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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来看，发现468915767，把我的答案跟楼上的答案复制再粘贴。无语！！！！本人发表回答早于此人，因添加这一句话排其后面。特此说明。】知道你有没有交作业，如果已经交了，以下的资料也不算浪费，因为既然是中文系或选修中文系的课，以后还会有类似的作业。本人也是中文系毕业，《太平广记》已经读过，并写过类似的读后感，提供的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另外提示一下，《太平广记》作为古代的小说全集，虽是古文所写，但并不晦涩难懂，无聊的时候作为消遣读一下也是件有趣的事，先秦汉魏的志怪，唐传奇等等大都被搜集其中，是中文系，尤其是汉语言文学系学生应该要读的一本书。 1，书名：太平广记作者：宋代李昉、扈蒙、李穆、徐铉、赵邻几、王克贞、宋白、吕文仲等12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出版单位：中华书局，时间：1962年9月。 2，概述：全书按题材分为92类，又分150馀细目。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如神仙55卷，女仙15卷，报应33卷，神25卷，鬼40卷，可见其取材重点所在。此书基本上是一部按类编纂的古代小说总集。许多已失传的书，仅在本书内存有佚文，有些六朝志怪、唐代传奇作品，全赖此书而得以流传。书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杂传记 9卷，《李娃传》、《柳氏传》、《无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传奇名篇，多数仅见於本书。还有收入器玩类的《古镜记》，收入鬼类的《李章武传》、收入神魂类的《离魂记》，收入龙类的《柳毅传》，收入狐类的《任氏传》，收入昆虫类的《南柯太守传》等，也都是现存最早的本子。《太平广记》引书较广，有些篇幅较小的书几乎全部收录，失传的书可据以辑集，有传本的书也可据其异文互校。书中引文比较完整，不象其他类书引文多加删节。分类较细，也便於按题材索检资料，因而对校辑、研究古代小说极有价值。鲁迅曾指出:“我以为《太平广记》的好处有二，一是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倘若大略的研究，即可以不必别买许多书。二是精怪，鬼神，和尚，道士，一类一类的分得很清楚，聚得很多，可以使我们看到厌而又厌，对於现在谈狐鬼的《太平广记》的子孙，再没有拜读的勇气。”(《破〈唐人说荟〉》)他辑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也充分利用了此书。 3，读后感想：《太平广记》的分类，的确便于检查，也很有研究的价值。书中神怪故事占的比重最大，如神仙五十五卷，女仙十五卷，神二十五卷，鬼四十卷，再加上道术、方士、异人、异僧、释证和草木鸟兽的精怪等等，基本上都属于志怪性质的故事，代表了中国文言小说的主流。直到清代《聊斋志异》系列的拟古派小说，都跳不出这个范围。书中神仙加上女仙的故事，共计七十卷，又排在全书的开头，可以看出唐五代小说题材的重点所在，也可以看出宋初文化学术的一种倾向。唐代道教和佛教竞争很激烈，道教虽然不占上风，然而由道士和信奉道教的文人编造出来的神仙故事却影响很大，产生了不少优美动人的小说。例如写方士上天入地寻找杨贵妃的《长恨歌传》就是一篇代表作。唐代小说中的名篇如《柳毅传》、《无双传》、《虬髯客传》以及《杜子春》、《张老》、《裴航》等，也都和道教有关。晚唐五代神仙家的思想更是弥漫一时，杜光庭就是一个神仙传记的大作家，《太平广记》里收了不少他的著作。宋初的小说还保留着这种风气。但是《太平广记》的分类标准并不统一，如讲精怪的《东阳夜怪录》、讲龙女的《灵应传》，都收在杂传记类，按类别就一时不容易找到。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宋初人把一部分唐代传奇称作“杂传记”，还没有用“传奇”这一名称。《太平广记》的编者把神仙、道术放在异僧、释证等类的前面，显然有尊崇民族的宗教文化的意思。作为小说，宣扬佛法灵验和因果报应的故事虽然可以诱惑一部分读者，但艺术性实在不如神仙故事。唐代小说里往往讲仙女下凡，又有灵丹度世，还有许多神奇灵异的变化，更能眩人耳目。当然，所有神仙鬼怪的故事，都是幻想的产物，一般带有消极出世的宗教迷信的宣传，都需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唐代小说的代表作，还应该数那些写人间现实生活的作品写得最好，如完全不带有神怪成分的《柳氏传》、《莺莺传》、《李娃传》等，写作方法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道路。中国的小说成熟于唐代。唐代小说的绝大部分收集在《太平广记》里，明清人编印的唐代小说集却往往是改头换面的伪书，所以鲁迅指点读者看唐人小说还是要看《太平广记》。当然，《太平广记》里收的不只是唐代作品，还有不少是汉魏六朝的作品。其中单篇流传的唐代传奇大多已经收入了新的选本，如鲁迅编的《唐宋传奇集》、汪辟疆编的《唐人小说》等书，比较容易见到。但不少已经散失的小说集还很少有经过认真整理的版本，我们要了解宋代之前中国古代小说的全貌，也只能通读《太平广记》。《太平广记》对后来的文学艺术的影响十分深远。宋代以后，话本、曲艺、戏剧的编者，都从《太平广记》里选取素材，把许多著名故事加以改编。例如演张生、崔莺莺故事的《西厢记》，有各种不同的剧本，这个故事差不多已经家喻户晓了，可是最早保存在《太平广记》里的它的素材《莺莺传》，却很少人知道。《太平广记》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宝藏，很值得阅读。但它到底是古代的作品，文字障碍很多，还不便于向广大读者推荐。现在高光、王小克、汪阳等同志发愿为年轻一代的读者扫除障碍，架设桥梁，费了很大工夫，把全书译为现代汉语，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洛神赋图卷》以曹植的文学作品洛神赋为题材，描述曹植渡洛水时与洛水神女相遇而恋爱，终因人神路隔而无奈分离的动人故事画家把人物的神韵，风姿表达得惟妙惟肖，这是前无古人的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是其代表作(宋摹本)。绢本设色、纵1cm、横8cm 此卷用具体生动的形象完整的表现了三国时代曹植的名篇洛神赋的内容，也体现了这一历史时期新兴文艺理论中重视感情生活的要求。该画对人物心理刻划的成功及善于表达情感内容的精深造诣，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绘画的新发展。目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高清下载链接: 提取码: qb54

从现代经济观点看王安石变法 zz把王安石变法其中大大小小的故事抛开，把跟经济有关的部分抓出来，总结一下宋朝时经济的特点是已经趋向多元化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土地兼并，规模生产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而工商业也是空前发达，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商业税收也首次超越了农业税收跟以前的朝代相比，那种皇帝直接和农民对话的扁平社会结构已经不存在了，中间夹了一个由地主商贾构成的活跃社会阶层，大量的社会财富就是在这个中间阶层内聚散流通这其实是一非常健康的经济结构，欧洲国家在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社会现象当然不是说这种经济结构就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充分条件了，咱不假设，不YY但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是富在民，不在政府政府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日益减少而我们的王安石同志不是个马克思，就是个凯恩斯，总之他是认为应该搞大财政他的变法的主要宗旨，就是要保证国民收入更多地集中到国库里边农业方面，保护自耕农，增加对基层人口/土地的监查，尽可能地让农民直接把税收交到皇帝手里，不让地主揩油(至于"青苗法"，其实就是用政府信贷取代民间信贷，让农民给政府而不是地主交利息而政府的地方官员，和原来的地主相比，谁对农民更苛酷，不好说)商业流通部门能国营就国营，不能的话就加以限制从经济上来看，王安石的变法基本上是在搞计划经济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社会公平，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自发调整，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当时宋朝的士大夫阶层还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观念，很多人对于新法那种政府强行控制经济的手段很不以为然，就站到王安石的对立面上去了然而从军事上来看，在当时那种外患严重的情况下，王安石的变法会不会有积极的意义呢? 当然是有的这个方面在现在一片倒"王"声中很容定的政府手里掌握的社会财富越多，搞起军事组织军事动员就越简单越快战争时期政府的财政都要比和平时期大的多而计划经济下的国家:前苏联，中国，北朝鲜，武力值都要比同等富裕程度的"市场经济"国家强的多汉朝文景之治的时候国库里粮食，铜钱多得要烂掉，这并不表示汉朝社会比宋朝富，但它说明汉朝那时由于经济结构简单，政府抓的钱多，所以汉武帝打起仗来才那么性感奔放，一次远征送掉上万匹良马也在所不惜其次土地分配更平均的国家是否战争能力会更强大? 答案也绝对是肯定的受到侵略时，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去努力战斗，佃农则不会去为了保护地主的土地而努力战斗中国历史上通过"均田"来释放百姓战斗力的例子也着实不少最后我的结论就是: 王安石的变法如果成功了，从纯经济角度上来讲是一种倒退;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却很可能给宋朝带来更强的战斗力不过说实话，从王安石到冷兵器时代的结束还有6，7百年，头顶着游牧民族的摇篮，宋朝它一直撑下去有能撑多久呢?

书名：东周列国志（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大字本）作者：冯梦龙（明）蔡元放（清）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出版时间；1998年1月内容概述：作品描写了春秋战国时代“列国”故事。《东周列国志》从西周末年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写起，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统一全国结束，包括春秋、战国300多年的历史，内容极其丰富复杂，所有情节、人物都是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书中汲取来的。它将分散的历史故事、人物传记，按照时间的先后串联起来，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读后感想：这个帮不了了。我还没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