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论文高中历史范围是什么
主要分为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历史);世界(古代,近代,现代历史)还可以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类的。。。
目录 第一单元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第二单元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第三单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第四单元: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第五单元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 第六单元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调节 第七单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第八单元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一种民族精神的先进与落后,要看它能不能适应时代潮流,能不能跟进历史潮流。古代世界曾经产生过20多个不同的文明,但大部分都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了。究其原因,就是这些文明或者说民族精神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不得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我们的民族精神。现阶段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爱国主义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涵,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列宁说过: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我们所讲的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是同促进历史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同维护国家独立和广大人民的根木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斗争,把黑暗的旧中国改造成为光明的新中国。在现阶段,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献身于促进视同统一的事业。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这是对我国现阶段爱国主义特征的精辟概括。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一种集中体现。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一个人没有精神不行,一个民族没有精神更不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开始一次次地面临着世界列强的欺辱,但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抗争,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回顾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我们之所以能最终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能自信地挺起我们的脊梁,就是因为我们有伟大民族精神的坚强支撑。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遇到过无数艰难险阻。正是凭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感情,依靠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熔铸而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才得以经受住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一直保持坚强的团结和旺盛的生机。 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而奋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俞强不息,具有伟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从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孙中山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到邓小平的肺腑之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是每一个中国人成就伟大人格的根本所在。 从历史中看爱国主义是永恒主题。历史本身就是爱国主义的源泉,历史知识本身就充满爱国主义的内容。懂得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会由衷地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每一个时期都涌现出许多光辉灿烂的文化。商朝的青铜制造和青铜艺术以及天文历法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秦朝的兵马俑和万里长城,汉朝的造纸术、勾股定理、张衡的地动仪、华佗的“麻沸散”,隋唐时期赵春的赵州桥、《唐本草》,宋元时期时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无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结晶。尤其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标志——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表明了中华民族以自己的智慧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的培根说:“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项发明已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状况”。马克思也说:“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四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通过对这些优秀科技文化的了解,激发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增强了我们的责任感和时代的紧迫感。 中华民族不但以勤劳、智慧著称于世,而且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这体现在中华民族反侵略反压迫的爱国主义传统。中国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彪炳千古的爱国事业,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光辉灿烂的篇章。民族英雄戚继光领导戚家军抗击倭寇、郑成功勇逐荷兰殖民者光复台湾、林则徐虎门销烟、太平军勇破洋枪队、邓世昌勇撞日军旗舰、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狼牙山五壮士抗击日军等事迹,反映了中华民族富于反抗、追求民主自由的爱国主义传统。在近代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才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为祖国的兴盛和进步,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宋元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各个少数民族积极学习中原先进的封建文化,加速了本民族的封建化进程,中原汉族政权也积极吸取周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我国历史上不仅有汉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也出现过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各民族之间虽然有战有和,但和平是主流,符合各族人民的愿望。战争是支流,是短暂的。 虽然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罪行,从清政府到北洋军阀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反动统治者为保住自身的反动统治,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国家主权,与外国侵略者相勾结,共同镇压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但在爱国主义精神的强大力量下,他们永远无法得逞。对外来侵略者无比痛恨,对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无比鄙视,对爱国志士无比崇敬,这不仅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判断是非的政治原则,分清善恶的道德标准,而且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需要广泛深人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德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使爱国主义教育成为社会的主旋律。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要认识到爱国主义教育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基础性工程。而爱国主义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而现在在校学习的学生再经过十年八年即将走上社会,他们是新世纪的主角,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将由他们去绘制,变成为现实。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他们爱国感情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未来公民的爱国之心,立国之志和报国之举,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所以,爱国主义教育必须从青少年抓起,并把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基础工程,这对于培养青少年具有爱国的情感、志向和报效祖国的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要通过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提高中国民族的素质,增强全体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精神,这样才能推动全体人民奋发前进的,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目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革和建设过程中,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像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现象,而有的人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都不成熟,极容易受到外界不良风气的影响,一部分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淡薄。 让我们回想一下吧,范仲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留取丹青照汗青”,这些反映了古代仁人志士的救国救民的思想,所以“人的本性不是自私的”。 弘扬和培育爱国主义精神要与时俱进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需要随时代而不断丰富、发展。“要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要丰富和发展伟大的民族精神。” 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与光明的前景,集中体现着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四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使我国改变了民生凋蔽、满目疮痍的面貌,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今天,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都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已经和正在为祖国的统一和强盛做出贡献,而且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社会主义的朋友。为了促进国家统一大业,我们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我们并不要求所有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赞同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他们赞同“一国两制”,我们就要同他们加强团结。 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人民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也是统一的。世界上只有具体的、相对的民主,没有抽象的、绝对的民主。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取决于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有者根本区别。民主建设是一个过程,它的发展程度,又同一定的经济文化状况相关联。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为争取人民民主而斗争。现在,我们仍然在为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行不懈的努力。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建设和管理自己的国家,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内容。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 在当代,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通过和平演变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剥夺我国人民主宰自己国家命运的权利,使中国变成西方大国的附庸。如果失去了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也就失去了人民民主,并且从根本上失去了人权。所以我们要树立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要勇于同破坏国家统一、损害民族团结、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要自觉地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学习,辛勤工作,促进安定团结,促进建设和改革,将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要体现在实际行动中。 此外,我们所提倡的爱国主义,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一叶障目而不见真理。高烧导致的狂热,爱国外衣下的狂热,不比那些地震或者海难更可怕?拒绝日本人入内是爱国吗?不吃麦当劳是爱国吗?仅仅因为去了靖国神社,姜文就被不问青红皂白地指斥为汉奸,一篇篇的讨伐檄文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他飞来,漫天的唾沫背后,似乎一切关于靖国神社的行为都意味着与日本军国主义亡魂的纠缠。当爱国以如此敏感和狭隘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究竟应该庆幸还是悲哀?居心叵测的推断,无聊的口舌之争,又让我们在多大意义上接近爱国的精神内涵?还有,赵薇不认识日本军旗图案,伏明霞不知道卢沟桥为何物,在慨叹名人明星们对常识的无知的同时,更多的人举起了板砖,甚至还有粪便。那些过激的言论和行为因为打着“爱国”的旗号而分外冠冕堂皇,似乎只有从这些“不爱国”的名人们的身上践踏而过,才能证实自己更加爱国。 爱国本来无错,但是当人们把爱国当作一场时髦的运动,随便找个靶子吐口水的时候,严肃的热情就异化为滑稽的狂热,爱国就在无聊的炒作中病变了。 爱国从来需要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而不是口号和空谈。从自身作起,从细节作起,也许是爱国主义的最好体现。爱国需要万众一心的凝聚力,需要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一片废墟的日本国土,多少年的苦心经营,多少年的努力奋进和踏踏实实的激情,成就今天的强大?又是多少中国人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才将浊浪滔天的洪魔击退,保住了长江大堤的安全?“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其前途和命运已经史无前例地融入了世界的格局。面对百年以来沉重的历史负荷和千年际遇,冷静、团结、开放和自尊成为我们爱国必须的心态。惟有如此,那些爱国病才可以得到根治,才可以永远地尘封在记忆当中! 这些年来党和国家在弘扬和培育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在是我国历史上人民群众精神最为饱满、最为自信的时期。综合的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现阶段有其新的作用,体现。她将大大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作为一个十三亿多人的大国,中国需要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内容超越党派,超越阶层,是整个民族的共识。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发展,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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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论文高中历史范围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华夏文明达到空前的高度,远超同时期的世界其他文明,即使中国在其后的2000年历史中也再没有出现那么波澜壮阔的场景,期间法、儒、墨、道、兵、名各家都有著名人物出现,象天上的繁星一样熠熠生辉,多不胜数,各派主张观点对当时、后世都有不同程度影响。实在无法一一列举,也不好说哪些更著名,有兴趣的话自己翻翻那段历史吧。
商鞅—中华帝国的元勋之功
童鞋,你也是济外的吧……这篇论文快愁死了……
春秋时期齐国是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强国之策就是齐国宰相管仲当时施行的史无前例的改革 当时主要把齐国推向中原第一强国的核心人物是管仲和鲍叔牙其中管仲对齐国的强大起到了最支撑的作用和巨大贡献管仲施行的改革措施在当时就是一种颠覆、颠覆旧有的凝固的传统制度、就好像当今时代的互联网颠覆传统企业一样。管仲的改革分以下几步行政改革管仲整顿行政管理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人事改革国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由乡长推荐试用,称职的委任为吏,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直至升为上卿助理。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兵制改革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见《国语·齐语》)。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经济政策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四库全书管子管子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石壁谋和菁茅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平衡粮价,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同于马克思级差地租。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法制改革管仲以法治国,“事断于法”。提出:“明主者,一度量,立仪表,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就是: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刑罚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明示于众,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严格执法,公开执法。“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翻译过来就是: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为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会增加。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公开公平公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法制“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则死,益令则死,不行令则死,留令则死,不从令则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翻译过来就是:英明的君主知道治民的根本,根本中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所以说,随意增删法令的,不执行不遵守法令的和扣押法令的都必须处死,法令有了权威,下面的人就畏惧了。“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同意管仲以法治国的法制主义理念,在齐国实施。此后,“事断于法”便成为法家法治的基本理论。在这一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管仲整肃齐国内政,上下齐心,国家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实现了称霸中原。第二步:就是思想的改革人性趋利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他认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6] 管仲雕像在管仲眼里,老百姓是“人”---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在管仲眼里,官员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责任而已。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尤其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尤其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确实是对立的,但他们都推崇管仲。管仲既看到了人性的善,也看到了人性的恶,更看到了人性的“贪”---贪生怕死,贪财好色。齐国之所以富强,正是基于管仲对人性的了解,并想办法使之有机会得到人性的满足。藏富于民在经济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和“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实现‘富民’,管子认为发展农业最重要。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管子不仅重视农业生产,同时也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在社会政策方面,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他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又说‘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如何调节?他的办法是‘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富而能夺,贫而能予,乃可以为天下’。如何夺富予贫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征收消费税;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以免与民争利;间接运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财物等。同时,对贫者要‘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此外,管子在对外贸易、货币和价格、粮食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这些论述集中在《管子·轻重》篇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均田分力管仲推行的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的政策,顺应时代发展,以适应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导致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管子·乘马》中说:‘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会自觉地早起晚睡,全家人都关心劳动,不辞劳苦地经营。若不实行均田分力,地利就不能充分利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不告之农时,人民就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不积极干活。’‘均田分力’把劳动者在土地所有者野蛮强制下的劳动变为自觉主动的尽心尽力的劳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与‘均田分力’相配套的是“相地而衰征”的新田赋制改革,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相地’又称‘相壤’,就是把可耕地核正准确,再对土壤进行质量区分。四民分业这一方针是把国民分红军士、农人、工匠、商贾四个类别,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区域。管仲指出四民分业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作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历,进步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推进商品出产和流转有很大效果;三是营建专业空气,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然后构成作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建杰出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潜移默化,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把握专业技能。管仲将“工商”与“士农”并排,以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他说:“齐国大众,公之本也。”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准则让齐国的制造业技能领先于其他国家,以丝绸为例,中国最早呈现的丝织中间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其时,临淄出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级丝织品,不只齐国国内供应充沛,还许多热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全国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对外开放齐国地处海边,渔业和煮盐业一贯兴旺,管仲规则,鱼盐能够自在出口,关口只挂号而不予交税,以便当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施单一税制,在关口征过了的,在商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关于前来齐国经商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期待,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他还主张齐桓公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搭车者供应自个饭食,来三搭车者供应马的饲料,来五搭车者装备可供自在调遣的人员。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为了活泼贩子,管仲乃至首开公营色情业。“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7] 他在国都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倡寮(“女市”),每一间有妓女(“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招引外来商旅,并大收其税。在后世,管仲因而被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好像鲁班在木匠业的位置。在这种自在贸易方针的鼓舞下,能够想见齐国商业的昌盛以及商人的活泼,《战国策·齐策》如此记载齐国首都临淄盛极一时的富贵现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据核算,其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其时国际上最大规划、最富贵充足的城市,而与其一起的雅典城生齿不到5万。战略合赢齐桓公与管仲屡次商讨富国之策,齐桓公主张对生齿、房子楼台、树木、家畜交税,管仲逐个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公民收取财物,自然会导致公民的不满。“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最佳方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并提出了“寓税于价”的方法。并给指出“唯官山海为可耳。”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工业,无一民众能够顷刻脱离。他说,万乘之国的生齿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交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若是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斟酌涨价出售,每月能够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交税,不致导致公民的“嚣号”对立,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即“煮沸水以籍全国”。铁的专卖也是相同。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耘仍是做女工,都需求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东西,只需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比,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交税,实践是“无不服籍者”。管仲发起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身下场,兴办公营盐场或公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以为专营即是公营,多入歧途。食盐工业在盐业,管仲实施专卖方针,敞开盐池让民间自在出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买。因为操控了盐业的出售和产值,进而操控了报价,齐国的盐出售到别国去,价格能够举高到成本价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在冶铁业上,管仲实施的是国有民营。他首要严峻地着重了国家对一切矿山资源的独占,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则宣告,只需一发现矿苗,就立刻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有勇于私行挖掘者,左脚伸进去的,砍左脚,右脚伸进去的,砍右脚。进而,政府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出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条件之下,管仲敞开冶铁作坊业,答应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有些,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适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管子·轻重乙》:“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因为自己的经商经历,管仲深知经商之苦,故对“负任担荷,服牛辂马,周流四方”的商人恤怀有加。他虽最早倡导“盐铁”官营,但是并没有禁断民间商人的介入。《管子·海王》篇记载,齐桓公曾要求管仲下令“断山木,鼓山铁”,禁止民间商人经营冶铁。管仲不同意。管仲说:“如果那样去做,会激起民怨,一旦国家危难,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分利共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这就是说,如果国家以垄断经营的方式经营冶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得不偿失的。管仲主张制定严格的交易法规以规范市场,将商人的趋利行为纳入一个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公平环境之中,才能使工商经济发展健康有序。他实行的“轻重”之法,即国家干预与市场竞争并重的经济政策使齐国终于跃上春秋五霸之首。[3] 由政府控制资源,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必定份额分配利润,这即是后世十分盛行的“财物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官山海’政策的推行盐铁利润的获得,迅速增加了齐国国家财政,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早在公元前841年之前,周厉王就任用荣夷公大力推行‘专利’政策,其本质也是国家对战略经济资源的掌握。但由于种种原因,周厉王的改革很不得人心,导致改革走向彻底失败。管仲的国家专营政策建立在对周厉王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之上,增加了这项关系到齐国富国强兵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性改革成功的可能性。管仲推行的国家战略资源专营的理论和具体实践对后世王朝国家经营管理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并成为大一统之后的帝国存在下去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统计考核年终总结很重要,考核制度很重要。每年的腊月最后五天是年终总结,齐桓公亲自临朝听政,议定罚、罪、刑、杀。年终总结之后,就是全年考核。每年正月初开始,就是齐国的考核期。考核也是五天时间,也由齐桓公亲自进行。考核的对象是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考核之后,做得好的有赏,最后一名会受到批评警告。在今天,就是末位淘汰。考核结束之后,开始法律学习班。新的法令在正月初一向百官颁布,但是在初六开始召集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进行学习,认真领会法律精神。为什么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要专门有一个学习班?因为他们还要负责把法令传达到各地。学习班结束之后,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回到各自的管辖范围,必须第一时间把新法令公布出去,然后才能回家,否则这叫做“留令”,属于死罪。同时管仲设立了“啧室”,啧是什么意思?就是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的意思,“啧室”就是信访办。“察民所恶,以自为戒。”这是管仲设立“啧室”的目的。信访办的门口写着四句话: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翻译成现代话就是:法律是不是简明易行,刑罚是不是审慎公正,政事是不是简单而不扰民,税收是不是少而且方便缴交。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以上这些方面有投诉的,无任欢迎。直接批评国君的过失的,被称为正直之士,他们的意见都会被受理。宏观调控《管子》认为,商品、谷物和货币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商品轻重与否,取决于这种商品的多少,“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谷物被“囤积则重,被抛售则轻。集中于国家则重,流散于民间则轻;货币流通得通畅则重,流通不通畅则轻;国家政令与该商品关系重大则重,关系不大则轻,这些论点在《国蓄》、《轻重乙》、《揆度》等篇中都有论及。有形的手,无形的手《管子》把谷物、货币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乘马数》)‘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山至数》)并强调了粮食在三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轻重之术有以下几个方面:1.稳定物价的措施。国家采取“敛轻散重”的策略,购进人民所轻者,抛售人民所重者,这样既可以稳定物价,又能使政府从中获利。‘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故人君散之以重。’(《国蓄》)国家还需要采取‘以重射轻’的方法稳定物价。就是用高价收购市场上跌幅较大的商品,以改进商品价低滞销的状态,使物价稳定下来,防止商品飞散他处。因为任何商品都是‘重则至,轻则去’,(《揆度》)商品的价格‘重’,外地的同类商品就会涌人;商品的价格‘轻’,本地的商品就会外流。与‘以重射轻’相对应的措施是‘以贱泄贵’,就是以低价推销的办法,把过高的价格拉下来,这就防止了‘大贾蓄家’囤积居奇而‘豪夺吾民’。(《国蓄》)2.国家采取对粮食、食盐、铁等重要商品进行控制的措施。国家控制了‘民之司命’、‘万物之主’的粮食,就可以控制整个经济,利用对粮食的垄断价格,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保障国家的经济基础。管仲建立了国储粮准则,国家收买储备了许多粮食,其数量足以操控商场粮价的动摇,以到达丰饥平衡的成效。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作粮价,禁止在饥馑之年使用粮食生意欺凌农人,粮价动摇有必要由国家掌控。调控货币。《管子》认为,货币是国家控制经济的重要工具,‘先王运用货币,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轻重乙》)为了掌握货币的铸造和流通,《管子》制定了一个货币投放与管理的措施,称为‘币乘马’。‘乘’指‘算’,‘马’指计数的‘法码’。《管子》提出的货币投放与管理的基本步骤和方法是:第一步先在方圆6里的地区内作典型调查,第二步由点及面估算全国的货币需求量,以此为基础确定货币的铸造发行量。这样周密的治国理财谋略,必然带来经济的稳定发展。《管子》主张在对外贸易中灵活运用轻重之术:为保证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资的高价,也会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我国。而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采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在一般情况下,要做到‘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保持大体相同的轻重关系。刺激消费对于国外的富商、官员和百姓,必须提倡“消费主义”,让他们想方设法穷奢极侈。要提倡让他们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普通的蛋品雕画,敬之若稀有之物,吹嘘它的妙用,然后煮食,吸引敌国以十倍之利加以购买;把木柴刻得美轮美奂,然后焚烧,假称这是比万年青松还要珍贵的材料,敌国的富商必然纷至沓来,加速进货,争当代理。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商贾贩运的渠道不要阻滞。让外国用这些“无用之物”的富人奢侈消费,让本国制造这些“无用之物”的穷人劳动就业。这样,本国的百姓将安居乐业,敌国也就危如累卵。管仲的商业头脑与战略齐桓公把南方的楚国看成王霸事业上的“假想敌”,整日里都在琢磨如何削弱楚国①。但楚国的军事战斗力很强,这让齐桓公头疼。他问管仲:“楚国是一个强国,其人民精通格斗的技巧。我们要举兵讨伐楚国,恐怕力不从心。一个楚国就很麻烦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管仲说:“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这一招准管用。”齐桓公于是在与楚国交接的边境上设立了一座小城,并派人到楚国购买活鹿。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管仲让齐桓公派中大夫王邑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楚王听说了这件事情,乐了,对其宰相说:“那个金钱,是人都喜欢的,也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而鹿,不过是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即使都不要也无所谓。现在齐国出那么多钱来买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楚国的福气啊!老天让齐国这个傻冒来便宜我们,太好了!赶快发布命令,让老百姓赶紧捕捉活鹿,尽快把齐国手上的钱换过来!”为炒做这一事件,管仲还煞有介事地对来自楚国的官方采购商人说:“你能给我弄来二十头活鹿,我就赏赐你黄金百斤;弄来二百头,你就可以拿到千斤黄金了。楚国就算不向老百姓征税,财用也够了。”于是楚国上下都轰动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男女老少,全都来劲了,颇有点“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老百姓都放下手头的农活,漫山遍野地去捕捉活鹿。这个时候,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于是,管仲对齐桓公说:“好了,这下我们可以安心去攻打楚国了!”齐桓公问:“为什么?”管仲回答:“楚国拿了比往常多五倍的钱,却误了农时,粮食又不可能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收割的,楚国到时候一定会去收购粮食的。到时候我们封锁边境就行了。”齐桓公恍然,于是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楚王派人四处买米,都被齐国截断,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注:①齐桓公大会诸侯,讨伐楚国,借口是楚国一直不向周王室交纳贡品。齐国主导的诸侯联军出兵进攻楚国是在公元前656年,楚成王派大臣屈完去和齐桓公谈判,接受了齐桓公的责备,并答应向周王室进贡。战争结束。衡山之谋 衡山国盛产兵器,衡山利剑,天下无双。管仲早就在谋划征服衡山国,不过,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国,肯定要费一番功夫。替代性做法是,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十个月后,燕、代、秦等国都跟着到衡山国收购兵器,可谓天下争购。看到赚钱的情况,衡山国君告诉宰相:‘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衡山国百姓于是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 一年后,齐国派人到赵国购运粮食,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在内的诸国都运粮卖给齐国,就在各国为发财欢呼的时候,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 在夏收前,对衡山国出兵。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奉国降齐。 ‘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 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这种利润高的让人炫目,除非这种利润来自于国内垄断性技术,那是一定会出事情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而且,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强国之策在当时乃至至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或启迪
春秋战国论文高中历史范围大吗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东周在战国后期(前256年)被秦国所灭,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在时间上并不全然包含在东周王朝里面。西周时期,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权。平王东迁以后,东周开始,周室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各国的兼并与争霸促成了各个地区的统一。因此,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为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春秋战国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春秋时期,简称春秋,指前770年-前476年,是属于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另一说认为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战国时期简称战国,指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东周后期至秦统一中原前,各国混战不休,故被后世称之为“战国”。“战国”一名取自于西汉刘向所编注的《战国策》。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1)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2) 秦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3)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4)明清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 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5) 1840至1900年间列强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6)辛亥革命;(7)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8)新民主主义革命;(9)侵华日军的罪行与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10)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重大外交活动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1)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2)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邦交正常化;(1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中的重要外交活动。 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1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5)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16)“文化大革命”;(17)改革开放以来民主与法制的建设;(18)“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 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19)雅典民主政治;(20)罗马法。 欧美代议制的确立与发展(21)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22)美国共和制的确立;(23)法国共和制、德意志帝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俄国十月革命(24) 俄国十月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25) 美苏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26)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27)两极格局的瓦解和多极化趋势的加强。 古代中国的经济(28)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29)手工业的发展;(30)商业的发展;(31) 资本主义萌芽与“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等等
白起王翦列传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是岁,穰侯相秦,举任鄙以为汉中守。其明年,白起为左更,攻韩、魏於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起迁为国尉。涉河取韩安邑以东,到乾河。明年,白起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与客卿错攻垣城,拔之。后五年,白起攻赵,拔光狼城。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沈其卒二万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阳太行道,绝之。四十五年,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其守冯亭与民谋曰:「郑道已绝,韩必不可得为民。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因使人报赵。赵孝成王与平阳君、平原君计之。平阳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祸大於所得。」平原君曰:「无故得一郡,受之便。」赵受之,因封冯亭为华阳君。四十六年,秦攻韩缑氏、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以按据上党民。四月,龁因攻赵。赵使廉颇将。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赵为反闲,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闲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秦军详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闲,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阬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复定上党郡。秦分军为二:王龁攻皮牢,拔之;司马梗定太原。韩、赵恐,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武安君禽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围邯郸乎?」曰:「然。」「赵亡则秦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南定鄢、郢、汉中,北禽赵括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赵亡,秦王王,则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亡几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於是应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正月,皆罢兵。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わ。其九月,秦复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是时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郸,少利,秦益发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武安君言曰:「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应侯请之,武安君终辞不肯行,遂称病。秦王使王龁代陵将,月围邯郸,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秦王闻之,怒,强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称病笃。应侯请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昭王与应侯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杀。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王翦者,频阳东乡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将攻赵阏与,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将攻赵。岁余,遂拔赵,赵王降,尽定赵地为郡。明年,燕使荆轲为贼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辽东,翦遂定燕蓟而还。秦使翦子王贲击荆,荆兵败。还击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灭三晋,走燕王,而数破荆师。秦将李信者,年少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为贤勇。於是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於频阳。李信攻平与,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曰:「老臣罢病悖乱,唯大王更择贤将。」始皇谢曰:「已矣,将军勿复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为听将军计耳。」於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於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击荆。荆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坚壁而守之,不肯战。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数挑战而秦不出,乃引而东。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大破荆军。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荆兵遂败走。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岁余,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於后世。秦二世之时,王翦及其子贲皆已死,而又灭蒙氏。陈胜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围赵王及张耳钜鹿城。或曰:「王离,秦之名将也。今将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赵,举之必矣。」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将矣。」居无何,项羽救赵,击秦军,果虏王离,王离军遂降诸侯。太史公曰:鄙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应侯。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及孙王离为项羽所虏,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春秋战国论文高中历史范围怎么写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东周在战国后期(前256年)被秦国所灭,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在时间上并不全然包含在东周王朝里面。西周时期,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权。平王东迁以后,东周开始,周室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各国的兼并与争霸促成了各个地区的统一。因此,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为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春秋战国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春秋时期,简称春秋,指前770年-前476年,是属于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另一说认为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战国时期简称战国,指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东周后期至秦统一中原前,各国混战不休,故被后世称之为“战国”。“战国”一名取自于西汉刘向所编注的《战国策》。
白起王翦列传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是岁,穰侯相秦,举任鄙以为汉中守。其明年,白起为左更,攻韩、魏於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起迁为国尉。涉河取韩安邑以东,到乾河。明年,白起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与客卿错攻垣城,拔之。后五年,白起攻赵,拔光狼城。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沈其卒二万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阳太行道,绝之。四十五年,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其守冯亭与民谋曰:「郑道已绝,韩必不可得为民。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因使人报赵。赵孝成王与平阳君、平原君计之。平阳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祸大於所得。」平原君曰:「无故得一郡,受之便。」赵受之,因封冯亭为华阳君。四十六年,秦攻韩缑氏、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以按据上党民。四月,龁因攻赵。赵使廉颇将。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赵为反闲,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闲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秦军详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闲,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阬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复定上党郡。秦分军为二:王龁攻皮牢,拔之;司马梗定太原。韩、赵恐,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武安君禽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围邯郸乎?」曰:「然。」「赵亡则秦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南定鄢、郢、汉中,北禽赵括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赵亡,秦王王,则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亡几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於是应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正月,皆罢兵。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わ。其九月,秦复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是时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郸,少利,秦益发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武安君言曰:「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应侯请之,武安君终辞不肯行,遂称病。秦王使王龁代陵将,月围邯郸,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秦王闻之,怒,强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称病笃。应侯请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昭王与应侯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杀。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王翦者,频阳东乡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将攻赵阏与,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将攻赵。岁余,遂拔赵,赵王降,尽定赵地为郡。明年,燕使荆轲为贼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辽东,翦遂定燕蓟而还。秦使翦子王贲击荆,荆兵败。还击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灭三晋,走燕王,而数破荆师。秦将李信者,年少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为贤勇。於是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於频阳。李信攻平与,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曰:「老臣罢病悖乱,唯大王更择贤将。」始皇谢曰:「已矣,将军勿复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为听将军计耳。」於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於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击荆。荆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坚壁而守之,不肯战。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数挑战而秦不出,乃引而东。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大破荆军。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荆兵遂败走。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岁余,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於后世。秦二世之时,王翦及其子贲皆已死,而又灭蒙氏。陈胜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围赵王及张耳钜鹿城。或曰:「王离,秦之名将也。今将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赵,举之必矣。」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将矣。」居无何,项羽救赵,击秦军,果虏王离,王离军遂降诸侯。太史公曰:鄙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应侯。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及孙王离为项羽所虏,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这个太多没人答的,而且没悬赏,有悬赏也不知道你给不给
春秋战国文化论文范文高中历史
春秋时期齐国是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强国之策就是齐国宰相管仲当时施行的史无前例的改革 当时主要把齐国推向中原第一强国的核心人物是管仲和鲍叔牙其中管仲对齐国的强大起到了最支撑的作用和巨大贡献管仲施行的改革措施在当时就是一种颠覆、颠覆旧有的凝固的传统制度、就好像当今时代的互联网颠覆传统企业一样。管仲的改革分以下几步行政改革管仲整顿行政管理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人事改革国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由乡长推荐试用,称职的委任为吏,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直至升为上卿助理。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兵制改革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见《国语·齐语》)。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经济政策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四库全书管子管子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石壁谋和菁茅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平衡粮价,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同于马克思级差地租。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法制改革管仲以法治国,“事断于法”。提出:“明主者,一度量,立仪表,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就是: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刑罚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明示于众,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严格执法,公开执法。“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翻译过来就是: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为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会增加。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公开公平公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法制“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则死,益令则死,不行令则死,留令则死,不从令则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翻译过来就是:英明的君主知道治民的根本,根本中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所以说,随意增删法令的,不执行不遵守法令的和扣押法令的都必须处死,法令有了权威,下面的人就畏惧了。“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同意管仲以法治国的法制主义理念,在齐国实施。此后,“事断于法”便成为法家法治的基本理论。在这一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管仲整肃齐国内政,上下齐心,国家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实现了称霸中原。第二步:就是思想的改革人性趋利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他认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6] 管仲雕像在管仲眼里,老百姓是“人”---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在管仲眼里,官员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责任而已。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尤其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尤其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确实是对立的,但他们都推崇管仲。管仲既看到了人性的善,也看到了人性的恶,更看到了人性的“贪”---贪生怕死,贪财好色。齐国之所以富强,正是基于管仲对人性的了解,并想办法使之有机会得到人性的满足。藏富于民在经济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和“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实现‘富民’,管子认为发展农业最重要。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管子不仅重视农业生产,同时也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在社会政策方面,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他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又说‘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如何调节?他的办法是‘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富而能夺,贫而能予,乃可以为天下’。如何夺富予贫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征收消费税;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以免与民争利;间接运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财物等。同时,对贫者要‘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此外,管子在对外贸易、货币和价格、粮食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这些论述集中在《管子·轻重》篇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均田分力管仲推行的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的政策,顺应时代发展,以适应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导致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管子·乘马》中说:‘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会自觉地早起晚睡,全家人都关心劳动,不辞劳苦地经营。若不实行均田分力,地利就不能充分利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不告之农时,人民就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不积极干活。’‘均田分力’把劳动者在土地所有者野蛮强制下的劳动变为自觉主动的尽心尽力的劳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与‘均田分力’相配套的是“相地而衰征”的新田赋制改革,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相地’又称‘相壤’,就是把可耕地核正准确,再对土壤进行质量区分。四民分业这一方针是把国民分红军士、农人、工匠、商贾四个类别,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区域。管仲指出四民分业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作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历,进步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推进商品出产和流转有很大效果;三是营建专业空气,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然后构成作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建杰出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潜移默化,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把握专业技能。管仲将“工商”与“士农”并排,以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他说:“齐国大众,公之本也。”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准则让齐国的制造业技能领先于其他国家,以丝绸为例,中国最早呈现的丝织中间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其时,临淄出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级丝织品,不只齐国国内供应充沛,还许多热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全国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对外开放齐国地处海边,渔业和煮盐业一贯兴旺,管仲规则,鱼盐能够自在出口,关口只挂号而不予交税,以便当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施单一税制,在关口征过了的,在商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关于前来齐国经商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期待,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他还主张齐桓公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搭车者供应自个饭食,来三搭车者供应马的饲料,来五搭车者装备可供自在调遣的人员。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为了活泼贩子,管仲乃至首开公营色情业。“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7] 他在国都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倡寮(“女市”),每一间有妓女(“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招引外来商旅,并大收其税。在后世,管仲因而被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好像鲁班在木匠业的位置。在这种自在贸易方针的鼓舞下,能够想见齐国商业的昌盛以及商人的活泼,《战国策·齐策》如此记载齐国首都临淄盛极一时的富贵现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据核算,其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其时国际上最大规划、最富贵充足的城市,而与其一起的雅典城生齿不到5万。战略合赢齐桓公与管仲屡次商讨富国之策,齐桓公主张对生齿、房子楼台、树木、家畜交税,管仲逐个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公民收取财物,自然会导致公民的不满。“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最佳方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并提出了“寓税于价”的方法。并给指出“唯官山海为可耳。”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工业,无一民众能够顷刻脱离。他说,万乘之国的生齿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交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若是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斟酌涨价出售,每月能够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交税,不致导致公民的“嚣号”对立,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即“煮沸水以籍全国”。铁的专卖也是相同。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耘仍是做女工,都需求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东西,只需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比,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交税,实践是“无不服籍者”。管仲发起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身下场,兴办公营盐场或公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以为专营即是公营,多入歧途。食盐工业在盐业,管仲实施专卖方针,敞开盐池让民间自在出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买。因为操控了盐业的出售和产值,进而操控了报价,齐国的盐出售到别国去,价格能够举高到成本价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在冶铁业上,管仲实施的是国有民营。他首要严峻地着重了国家对一切矿山资源的独占,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则宣告,只需一发现矿苗,就立刻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有勇于私行挖掘者,左脚伸进去的,砍左脚,右脚伸进去的,砍右脚。进而,政府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出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条件之下,管仲敞开冶铁作坊业,答应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有些,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适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管子·轻重乙》:“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因为自己的经商经历,管仲深知经商之苦,故对“负任担荷,服牛辂马,周流四方”的商人恤怀有加。他虽最早倡导“盐铁”官营,但是并没有禁断民间商人的介入。《管子·海王》篇记载,齐桓公曾要求管仲下令“断山木,鼓山铁”,禁止民间商人经营冶铁。管仲不同意。管仲说:“如果那样去做,会激起民怨,一旦国家危难,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分利共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这就是说,如果国家以垄断经营的方式经营冶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得不偿失的。管仲主张制定严格的交易法规以规范市场,将商人的趋利行为纳入一个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公平环境之中,才能使工商经济发展健康有序。他实行的“轻重”之法,即国家干预与市场竞争并重的经济政策使齐国终于跃上春秋五霸之首。[3] 由政府控制资源,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必定份额分配利润,这即是后世十分盛行的“财物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官山海’政策的推行盐铁利润的获得,迅速增加了齐国国家财政,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早在公元前841年之前,周厉王就任用荣夷公大力推行‘专利’政策,其本质也是国家对战略经济资源的掌握。但由于种种原因,周厉王的改革很不得人心,导致改革走向彻底失败。管仲的国家专营政策建立在对周厉王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之上,增加了这项关系到齐国富国强兵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性改革成功的可能性。管仲推行的国家战略资源专营的理论和具体实践对后世王朝国家经营管理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并成为大一统之后的帝国存在下去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统计考核年终总结很重要,考核制度很重要。每年的腊月最后五天是年终总结,齐桓公亲自临朝听政,议定罚、罪、刑、杀。年终总结之后,就是全年考核。每年正月初开始,就是齐国的考核期。考核也是五天时间,也由齐桓公亲自进行。考核的对象是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考核之后,做得好的有赏,最后一名会受到批评警告。在今天,就是末位淘汰。考核结束之后,开始法律学习班。新的法令在正月初一向百官颁布,但是在初六开始召集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进行学习,认真领会法律精神。为什么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要专门有一个学习班?因为他们还要负责把法令传达到各地。学习班结束之后,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回到各自的管辖范围,必须第一时间把新法令公布出去,然后才能回家,否则这叫做“留令”,属于死罪。同时管仲设立了“啧室”,啧是什么意思?就是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的意思,“啧室”就是信访办。“察民所恶,以自为戒。”这是管仲设立“啧室”的目的。信访办的门口写着四句话: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翻译成现代话就是:法律是不是简明易行,刑罚是不是审慎公正,政事是不是简单而不扰民,税收是不是少而且方便缴交。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以上这些方面有投诉的,无任欢迎。直接批评国君的过失的,被称为正直之士,他们的意见都会被受理。宏观调控《管子》认为,商品、谷物和货币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商品轻重与否,取决于这种商品的多少,“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谷物被“囤积则重,被抛售则轻。集中于国家则重,流散于民间则轻;货币流通得通畅则重,流通不通畅则轻;国家政令与该商品关系重大则重,关系不大则轻,这些论点在《国蓄》、《轻重乙》、《揆度》等篇中都有论及。有形的手,无形的手《管子》把谷物、货币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乘马数》)‘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山至数》)并强调了粮食在三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轻重之术有以下几个方面:1.稳定物价的措施。国家采取“敛轻散重”的策略,购进人民所轻者,抛售人民所重者,这样既可以稳定物价,又能使政府从中获利。‘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故人君散之以重。’(《国蓄》)国家还需要采取‘以重射轻’的方法稳定物价。就是用高价收购市场上跌幅较大的商品,以改进商品价低滞销的状态,使物价稳定下来,防止商品飞散他处。因为任何商品都是‘重则至,轻则去’,(《揆度》)商品的价格‘重’,外地的同类商品就会涌人;商品的价格‘轻’,本地的商品就会外流。与‘以重射轻’相对应的措施是‘以贱泄贵’,就是以低价推销的办法,把过高的价格拉下来,这就防止了‘大贾蓄家’囤积居奇而‘豪夺吾民’。(《国蓄》)2.国家采取对粮食、食盐、铁等重要商品进行控制的措施。国家控制了‘民之司命’、‘万物之主’的粮食,就可以控制整个经济,利用对粮食的垄断价格,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保障国家的经济基础。管仲建立了国储粮准则,国家收买储备了许多粮食,其数量足以操控商场粮价的动摇,以到达丰饥平衡的成效。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作粮价,禁止在饥馑之年使用粮食生意欺凌农人,粮价动摇有必要由国家掌控。调控货币。《管子》认为,货币是国家控制经济的重要工具,‘先王运用货币,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轻重乙》)为了掌握货币的铸造和流通,《管子》制定了一个货币投放与管理的措施,称为‘币乘马’。‘乘’指‘算’,‘马’指计数的‘法码’。《管子》提出的货币投放与管理的基本步骤和方法是:第一步先在方圆6里的地区内作典型调查,第二步由点及面估算全国的货币需求量,以此为基础确定货币的铸造发行量。这样周密的治国理财谋略,必然带来经济的稳定发展。《管子》主张在对外贸易中灵活运用轻重之术:为保证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资的高价,也会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我国。而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采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在一般情况下,要做到‘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保持大体相同的轻重关系。刺激消费对于国外的富商、官员和百姓,必须提倡“消费主义”,让他们想方设法穷奢极侈。要提倡让他们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普通的蛋品雕画,敬之若稀有之物,吹嘘它的妙用,然后煮食,吸引敌国以十倍之利加以购买;把木柴刻得美轮美奂,然后焚烧,假称这是比万年青松还要珍贵的材料,敌国的富商必然纷至沓来,加速进货,争当代理。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商贾贩运的渠道不要阻滞。让外国用这些“无用之物”的富人奢侈消费,让本国制造这些“无用之物”的穷人劳动就业。这样,本国的百姓将安居乐业,敌国也就危如累卵。管仲的商业头脑与战略齐桓公把南方的楚国看成王霸事业上的“假想敌”,整日里都在琢磨如何削弱楚国①。但楚国的军事战斗力很强,这让齐桓公头疼。他问管仲:“楚国是一个强国,其人民精通格斗的技巧。我们要举兵讨伐楚国,恐怕力不从心。一个楚国就很麻烦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管仲说:“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这一招准管用。”齐桓公于是在与楚国交接的边境上设立了一座小城,并派人到楚国购买活鹿。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管仲让齐桓公派中大夫王邑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楚王听说了这件事情,乐了,对其宰相说:“那个金钱,是人都喜欢的,也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而鹿,不过是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即使都不要也无所谓。现在齐国出那么多钱来买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楚国的福气啊!老天让齐国这个傻冒来便宜我们,太好了!赶快发布命令,让老百姓赶紧捕捉活鹿,尽快把齐国手上的钱换过来!”为炒做这一事件,管仲还煞有介事地对来自楚国的官方采购商人说:“你能给我弄来二十头活鹿,我就赏赐你黄金百斤;弄来二百头,你就可以拿到千斤黄金了。楚国就算不向老百姓征税,财用也够了。”于是楚国上下都轰动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男女老少,全都来劲了,颇有点“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老百姓都放下手头的农活,漫山遍野地去捕捉活鹿。这个时候,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于是,管仲对齐桓公说:“好了,这下我们可以安心去攻打楚国了!”齐桓公问:“为什么?”管仲回答:“楚国拿了比往常多五倍的钱,却误了农时,粮食又不可能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收割的,楚国到时候一定会去收购粮食的。到时候我们封锁边境就行了。”齐桓公恍然,于是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楚王派人四处买米,都被齐国截断,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注:①齐桓公大会诸侯,讨伐楚国,借口是楚国一直不向周王室交纳贡品。齐国主导的诸侯联军出兵进攻楚国是在公元前656年,楚成王派大臣屈完去和齐桓公谈判,接受了齐桓公的责备,并答应向周王室进贡。战争结束。衡山之谋 衡山国盛产兵器,衡山利剑,天下无双。管仲早就在谋划征服衡山国,不过,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国,肯定要费一番功夫。替代性做法是,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十个月后,燕、代、秦等国都跟着到衡山国收购兵器,可谓天下争购。看到赚钱的情况,衡山国君告诉宰相:‘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衡山国百姓于是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 一年后,齐国派人到赵国购运粮食,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在内的诸国都运粮卖给齐国,就在各国为发财欢呼的时候,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 在夏收前,对衡山国出兵。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奉国降齐。 ‘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 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这种利润高的让人炫目,除非这种利润来自于国内垄断性技术,那是一定会出事情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而且,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强国之策在当时乃至至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或启迪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华夏文明达到空前的高度,远超同时期的世界其他文明,即使中国在其后的2000年历史中也再没有出现那么波澜壮阔的场景,期间法、儒、墨、道、兵、名各家都有著名人物出现,象天上的繁星一样熠熠生辉,多不胜数,各派主张观点对当时、后世都有不同程度影响。实在无法一一列举,也不好说哪些更著名,有兴趣的话自己翻翻那段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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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简介 一、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孔子》、《孟子》、《荀子》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二、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作品:《道德经》、《庄子》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三、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四、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作品:《韩非子》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五、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和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六、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七、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八、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九、农家, 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十、小说家, 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诸子百家简述 诸子百家中,儒家创始人孔子因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以致儒家学说不仅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显著,而且还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核心内容,对中民民族精神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它已渗透传统文化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之中,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凡是从中国土壤里产生的学说思想、宗教派别,甚至是外来文化、外来宗教,都不能避免带上儒家文化的痕迹。于今而言,犹不止此。儒家思想亦对世界文化还产生了永久的影响(我们知道,日本和“四小龙”推崇儒学也是在它们已实现或者基本现代化后,为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问题而采取的补偏救弊措施。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伦理正在进入西方国家)。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 诸子所以说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摘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