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怎么写的呀
一、专书:《李贽》(与他人合作)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6年。《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得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空一等)。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 (主编与撰稿人)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广东航运史(古代编)》 (主编与撰稿人)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清代全史 (第五卷)》(与韦庆远合同主编并任撰稿人)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得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学研究成果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主编兼撰稿人) 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珠江三角洲历史、地理、经济情况及南洋华侨发展史 》（与王赓武、许学强合著，霍英东写前言，作为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指定参考书） 香港：第二次世界华商大会印行，1993年11月。《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 台北：稻禾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近代化》 （主编兼撰稿人）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二、论文： 《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徽州文化研究》序 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编，黄山书社出版。《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传》序 黄山市政协文委办编辑出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共推徽学研究院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主编：《徽学》2000年创刊号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移民与珠江三角洲海洋经济化 刊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八集，页23--71台北：中研院出版。2000 《徽州学概论》序 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对学术执着追求、一丝不苟的儒雅学者梁方仲 张世林《学林往事》下册，页1295----1312，北京：朝阳出版社，2000年3月版。历史的主流：改革、开放 (应广州日报专约) 《广州日报》2000年5月28日我与区域社会史研究 接受上海：《历史教学问题》特约记者邓京力博士访谈，于该刊2000年第6 期（12月15日）页14—17。 雍正是否夺嫡纂位？ 香港：《文学与传记》1999年第 7 期，PP29—36我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张世林编：《学林春秋》三编下册，PP609--626，北京：朝华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粤商与广东的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0 （与林 录合作） 香港：张伟保、黎华标主编：《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论文集》页193--215，新亚研究所1999年9月出版。《古代商人》序，PP1--6，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9月出版。海瑞唯求合法，不恤流俗的精神 广州:《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著名经济史家梁方仲传 香港：韩文甫主编:《文学与传记》第一期82--89页1999年4月15日出版。明代后期广州市场的转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变迁（与林 禄合作）台北：《明史研究专刊》第12期 PP265--289， 1998年出版。人口与现代化 桂林:《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4期，PP4-7；又山东时代文化发展中心编：《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文汇》；成都市时代经济研究中心编：《新世纪的思索--中国当代改革发展文集》。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与计划生育》C5 1998年4期；语丝：为学与为人 桂林:《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4期，封2。从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现状谈及21世纪历史学的命运 桂林:《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4期，PP8--10。中国人口问题的由来与出路（增补稿）广州《羊城晚报》1998年3月2日、3月9日、3月16日、3月23日连载；《光明日报》社编的《文摘报》1998年3月29日摘要转载。华侨华人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 《华侨华人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开放时代》增刊）PP246--259， 1998年3月出版。明清珠江三角洲沙田开发与宗族制（与林 禄合作）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儒学传统文化与徽州商人 《安徽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又《98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1--46。珠江三角洲风情纵横谈-----与南方日报记者王进江的对话 《南方日报》1998年1月6日第15版。 明清珠江三角洲土地制度、宗族与商业化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30周年纪念专号）1997年第6期，PP245--261；又武汉大学《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P702-725;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口问题的由来与出路 《岭南文化时报》1997年116期。从族谱看珠江三角洲的宗族伦理与宗族制的特点 广州：《学术研究》1997年12期PP41--46。明末珠江三角洲社会的忠实记录 ---介绍崇祯年间的档案汇编《盟水斋存自牍》一书 广州:《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PP74-77。 徽州与珠江三角洲宗族制比较研究 北京：《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PP1--9;合肥: 周绍泉、赵华富：《95国际徽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P1-19，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邀游于学海，与东西方汉学家对话 __评介《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评述》一书，广州：《学术研究》1996年第6期。也谈电脑 广州:《华夏》1996年6期 Notes on the Territorial Conneections of the Dan，in David Faure， HelenFSiu (ed)，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83--明清时期的徽刻与版画 (与居蜜合作) 合肥:《江淮论坛》1995年第2期，PP51-59，又收入赵华富主编：《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PP288--304，合肥:黄山书社 1996年12月出版。王佐与他的鸡肋集(<鸡肋集>校注本前言)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PP6-15。地利、传统市埸与珠江三角洲的海外贸易 中山大学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编：《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新透视》，PP105 -114，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地权、法权与家族主义（与居蜜合作） 广州：《现代与传统》PP65--71， 1995年（9月）第2期。 A Note on the Official Documents preserved in the Meng Shui Studio(Meng shui chai ts'un-tu) WMote，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VolumeⅥNumber1， 55- Printe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珠江三角洲的社会变迁。 广州:《现代与传统》创刊号，PP10-16， 1993年7月出版。又收入唐力行主编：《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页242-254，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10月版。市埸大潮推出千年变局------与新华社记者王志纲的对话录 《南风窗》1993年第1期又见王志纲《行成于思》页325—348，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出版。 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与张难生合作）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 1 期，207-223；又:Beijing: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191-214。珠江三角洲的开发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许檀合作) 中山大学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编:《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回顾与前瞻》，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51-略论海忠介公精神 广州：《广东社会科学》 1992年 第2期珠江三角洲的开发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与许檀合作) 中山大学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主编:<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管理> 1992年第5期从丑小鸭到美天鹅—试论珠江三角洲经济腾飞之源（与许檀合作）广州：《商界》1992年第一期珠江三角洲经济腾飞溯源 羊城晚报 1992年8月26日第3版 《晚晴吟草》序 海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明清广东蛋民生活习俗与地缘关系 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 期56-62。略论雍乾时期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迁 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33-45。余思伟：《中外海上交通与华侨》序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1年8月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简介 (与刘志伟合作) 北京:《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161-163。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state of the Field，(与陈春声合作) Late Imperial C VⅡ，N2 (1990)。十九世纪下半叶夏威夷华人首富陈芳 北京:《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26-30。又，林天蔚：《亚太地方文献研究论文集》PP321--329，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1年。 明清广东航运组织与地缘关系 广州:《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66-73。 广东古代航运史的几个问题 广州:《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97-107。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 北京:《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8年 第1期，155-160。中山县移民夏威夷的历史考察 北京:《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 第3期。明清珠江三角洲人口问题 北京:《清史研究集》第6集，141-168，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夏威夷游记 《华夏》 1988第6期 明清珠江三角洲商人与商业活动 北京:《中国史研究》 1987年 第2期;41-56。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PP298--321， 中华书局 1988年5月出版。清代广东航运与社会经济 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7年 第 4 期，又，收入白寿彝主编:《清代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457-471，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年。明代广东的造船业 广州:《学术研究》 1987年 第6期。谈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99-102。略论珠江三角洲高利贷资本 (与谭棣华合作) 收入《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176-205，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年。 评介《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北京:《历史研究》 1986年第6期，74-80。论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 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PP16-29。 清代中后期珠江三角洲豪族赋税征收问题 (与谭棣华合作)北京:《清史研究问题》1985年第2期， 1-4。徽州学在海外 合肥:《江淮论坛》 1985年 第 2 期。论珠江三角洲的族田 (与谭棣华合作) 收入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22-64，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梁方仲传略 北京:《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家》 257-269，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 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墟市的发展(与谭棣华合作) 广州:《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 第2期， 73-90；《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PP57--9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徽商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 广州:《中山大学学报》 1983年 第1期；《中国史研究》编缉部编:《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研究》，254-27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出版；《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PP382--406，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挡房论史》跋 香港:《抖擞》 1983年 11月号。 明清佃仆的身份地位 福州:《中国古代史论丛》 1982年 第 1 期。释“火佃” 北京:《中国史研究》 1982年 第 3 期。徽商的衰落及其历史作用 合肥:《江淮论坛》 1982年 第3期。《江淮论坛》编辑部：《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封建宗族势力对佛山经济的控制及其影响(与谭棣华合作) 广州:《学术研究》1982年 第6期。 关于徽州佃仆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1981年 第 1 期， 181-196。又见北京: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PP90-119。 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北京:《中国史研究》 第3期，104-118。又见《江淮论坛》编缉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359-381，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 明清佃仆制试探 广州:《中山大学学报》 1979年 第 2 期， 57-84。本文得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也谈<辍耕录>中的扶箕诗 北京:《历史研究》 1978年 第9期 94-96。从祁门善和里程氏家乘谱牒所见的徽州佃仆制 广州:《学术研究》1978年第4期。 略论李贽 广州:《中山大学学报》 1974年 第 3 期。 厚今博古的专家秦始皇 广州:《中山大学学报》（复刊号）。《南方日报》1974年3月23日三、教材: 简明中国通史(古代部份) (任主编与撰稿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科打印出版，1977年。四、译作: 居蜜《1600-1800年的土地占有制与宗法制》 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 55-宋汉理 《‘新安大族制’与中国士绅阶层的发展》 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2年 第3期， 55-73; 又1983年 第2期 43-5；又见《江淮论坛》编缉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 273-313。魏安国《清代华南地区‘一田二主’的土地占有制广州:《广州研究》1982年第3期。苏耀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华南丝织业》 陈春声译 叶显恩校并作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年。
海洋占地球表面的70%左右，在当今国际环境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的脱离海洋而独立于世界之上，即便内陆国家依然如此。海权紧密的联系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具体如下： “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地球财富和地球本身”。全球化发轫于近代航海地理大发现，海权从一诞生就打上了全球化烙印。一个多世纪以前，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在创立海权论时就强调世界正处于今天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我们更有必要审视海权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深刻意义。 1政治方面：实际上一百多个濒临海洋的国家，而其中、国与国的地缘政治又以海洋、海权为最终代表，对于重要的深水良港、关键的海上交通要道、战略意义重大的海峡、海湾，哪个国家掌握了实际的控制权力，哪个国家就掌握了发言的话语权，当然也就提升了政治资本和政治身价，因此海洋的地缘战略就决定了一个海权国家的政治力量。 2经济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大部分物资的输送、特别是重要的能源战略物资的运输，都要通过海洋来实现，比如海上石油交通要道、海面以下的管网输送等，都要牵扯海洋本身的资源占有，要想经济发展必须海洋发展，推动海洋的发展必然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海权的确立和争夺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想经济长远发展，必须确保海权的掌握。 3安全方面：“制空权是制海权的基础，制海权是陆地安全的基础，陆地安全才是国家安全的基础！”这一句话深刻反映了海洋对于一个国家安全的构建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环节，小的战术战役可以使制海权抗拒敌方的登陆，大的战略制海权可以消除敌方的长期威胁和构建安全、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因此可以说制海权掌握多少、国家安全就会掌握多少。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都表明，海权对陆权具有特殊的优势，掌握制海权的一方可在世界范围调动各种资源来压制坚持陆权战略的一方。海权能够凝聚分散的陆权势力从而形成合力，因而是陆权的“倍增器”，因此，获得强大海权的陆权帝国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没有海权的陆权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何英国与德国在北非发生激烈争夺？因为德国一旦占领北非控制中东后，就会把英国本土同它的庞大殖民区域拦腰截断，英国就难以调动雄厚的海外力量投入战争。 趋势 与历史上最好的防御是进攻不同，全球化时代最好的防御是合作与预防。。自近代以来中国海防的悲剧一演再演，其根源首先在于海防观的落后和不切实际。1874年，大清王朝为应对第一次海洋浪潮的冲击，开展了一场影响百年的《海防大筹议》，其结果却是出于对工业革命的恐惧，自我封闭的战略思想做出了“以守为战”的决策，结果作茧自缚，不仅导致北洋水师覆没在自己的家门口，而且造成中国海防的一蹶不振。今天，经济全球化正带来第二次世界性的海洋发展浪潮，中国需要一个符合时代发展精神的海防观。与第一次海洋发展浪潮相比，历史条件和发展内涵有了很大差异，前者是海洋国家霸占海上通道去掠夺陆地资源，建立海外殖民地，海防的第一要务就是击退海上入侵者；而今新的海洋发展浪潮则是全球性地开发海洋资源，海防的重心转移到塑造和维护海洋开发的和平环境，海防观需要因应新的矛盾做新的历史定位。从总体上说，海洋经济与海洋开发处于一个充满局部冲突的共同利益体中，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特征，维护海洋环境、海上通道和海洋经济体的共同安全与处理海洋权益冲突的历史责任决定了中国的海防使命将是开拓合作、预防危机。一方面，从周边安全合作、地区安全合作，到全球海上安全合作，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海上防务都面临着同一个发展命题。另一方面，在防御性政策框架下预防双边海上危机，防范地区性海上冲突，遏制海洋安全秩序的崩溃，并应对非传统威胁挑战。从一定程度上说，走合作与预防的海防之路也是对中国古典海防思想的回归。 海军与海军决斗的时代走向终结，海战进入远程联合防卫作战的新时代。去年，我在美国访问时，不少人问我同一个问题，就海战能力而言，假如中国海军与美国海军，甚至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来一场对抗赛，会不会又是一场甲午之战。我告诉他们，这个前提很难成立，因为随着联合作战和远程精确武器的发展，从舰与舰的决斗到海军单军种较量的海战将走向终结，未来的海战将不再是海军唱独角戏，而是舰艇在一线、空中为二线、陆基为三线、天基为支撑的远程联合作战。伴随海战从近战体系向远战体系转变，国土面积大、战略纵深广的国家将获得占据优势地位的自然条件。对此，我们需要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把握海上力量的发展趋势。 方法 全球利益需要一支蓝水海军 海权是一个国家运用军事力量对海洋的控制能力，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海上力量（海军）的强弱，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需要锻造一支强大的、确保随时有效执行任务的海军队伍”，是实施中国海权战略的号令。发展“蓝水”海军，作为中国海权战略的第一步，已使这种令国人尴尬的情况有所改变，但与大国掌控海权的要求，与真正的蓝水海军相比，还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 武器发展的选择应立足体系配套，航母留给未来的最大启示是体系化建设思想。历史经验表明，武器发展的目标不是追求最强大的武器，而是追求符合使命任务需要的最优化武器体系。历史经验还表明，高技术武器中最强大的武器也有最娇嫩、最脆弱的一面，要想发展大型武器平台需要有与打击能力相配套的预警、通信、指挥、机动、防护和保障能力。吨位增加一倍，风险可能要提高三倍。这个问题在美军中也是热门话题，我走访美海军战争学院时，一些教授就站到了航母的对立面，而将军们则坚守继续发展航母的阵线。我想，航母的价值不仅是作为战略长臂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它区别与同时代其他海战武器的特质，这就是它是一个作战体系，而其他武器只能称作是作战系统。因此，吸取航母的思想，体系化改造海上作战平台，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较少的成本、较成熟的国有技术，将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改造成具有远程侦察打击能力、立体防御能力、持久续航能力的轻型“航母”、微型“航母”和水下“航母”，将有望从整体上实现海战武器的跨越发展。 中国的海权究竟应该如何解决和什么时候解决和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呢？中国的海权问题，可分为南海问题和东海问题，解决的性质可分军事解决和政治、外交解决；解决的策略又可分为被动解决和主动解决等。东海问题，基本上只有日本问题。而钓鱼台是个关键的、具有很大象征意义的岛屿。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更大的压力逼迫日本让步，同意于东海共同开发，即使在台湾问题解决之前，中国大陆无意进一步显示自己在钓鱼台附近的存在，但也绝对不允许日本变本加厉的升级行为。如果日本变本加厉该区域的主权显示，中国应该有比严正声明更加切实的行动：比如把钓鱼台列入中国导弹试验场：日本不登岛、不设置建筑，就不试验，如果有新的设置，就定期用导弹清除；布雷封锁钓鱼台等。至少要做到，近期谁也别想在钓鱼台有进一步的行动。东海问题，容易激发成难以控制的冲突，台湾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解决和管理钓鱼台的成本都将是最大的。钓鱼台等东海问题，应该是中国真正强大之、台湾问题解决之后（具有航空母舰不是强大的指标，航空母舰基本不会用来进行日本和美国之类对等势力国家的军事对抗）。南海问题牵涉到的国家比较多，相关国家也是见缝插针找点麻烦、制造点事端。针对南海问题，中国不能够只有抗议没有行动。特别是对特别连中国退让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都要挑战的国家，选择一个合适的，适时狠狠教训一下，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否则，一些国家看到中国雷声大雨点小，就会有样学样。如果说，东海问题我们现阶段我们可以适时强硬的被动解决方式的话，南海问题，我们就应该在一些国家挑衅启动争端后，采取更多的主动策略。比如对那些企图通过法律来侵占中国领海的，要限期让其搬迁出其侵占的岛屿，否则就用导弹清除。以退为进。让已经被侵占的岛屿回归为零。在南海要软硬兼施，政治、外交优先，划定红线，软的更弱，硬的要有行动；东海问题，要和台湾相互呼应，软有底线，硬有表现，避开其转移国内矛盾的表演等。 中国的海权问题，不但检验我们是否真正强大的指标，也是考验我们的信心和国之骨气的指标，更是展现我们解决这些包含经济军事外交多种复杂因素智慧最好场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提防有人故意利用这些问题转移国内矛盾，我们不应该配合其表演，但绝不允许逾越红线。更不能惧怕这些问题带来的国际甚至是军事麻烦，更不能迷信将来我们的军力更强大。我们发展，别人也在发展，无论何时解决，我们都要面对同样的麻烦和挑战。如果我们面对挑衅不能够有相应的反应，不但会措施解决问题的良机，也会被历史定位真正的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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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我们学校真伤不起，我也在找
中国航海历史悠久。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已能用火与石斧'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木帆船的逐步诞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海上运输与海上战争。到秦汉时代，出现了秦代徐福船队东渡日本和西汉海船远航印度洋的壮举。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东吴船队巡航台湾和南洋，法显从印度航海归国，中国船队远航到了波斯湾。从随唐五代到宋元时期，中国航海业全面繁荣、海上丝绸之路远届红海与东非之滨。由于以罗盘导航为标志的航海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中国领先西方进入'定量航海'时期。到明代永乐至宣德年间，伟大的中国航海家郑和率领远洋船队，先后七次下西洋，遍访亚非各国。这一航海盛举，不但将中国古代航海业推向顶峰，而且在整个人类航海史上，竖起了一座永垂史册的丰碑。然而，随着中国晚期封建主义逐渐保守与僵化，严重阻碍了中国航海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航海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航海业从而进入由盛转衰的时期。虽有晚清搞洋务运动，于1865年创设江南制造局以发展民族造船业，于1873年成立轮船招商局以发展民族航运业，于1909年在高等实业学堂设立船政科以培养民族高级航海专门人才，终难成大势。 回顾世界的航海史，早在公元前2500年以前，古埃及就有人驾驶帆桨船沿地中海东航至黎巴嫩，古希腊人毕菲在公元前4世纪在海上探险中发现了不列颠群岛。中国发明的罗盘（指南针）在14世纪前后，分别由阿拉伯人和埃及人传入欧洲，欧洲海洋国家的航海活动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在郑和下西洋之后87年、92年、114年，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1497年葡萄牙人达o伽马绕过好望角远航印度，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向西作环球航行，也载入世界航海史册。
海洋科学前沿这本期刊上的文献你去看看，或者世界生态学这本刊，能找到不少关于海洋赤潮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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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占地球表面的70%左右，在当今国际环境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的脱离海洋而独立于世界之上，即便内陆国家依然如此。海权紧密的联系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具体如下： “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地球财富和地球本身”。全球化发轫于近代航海地理大发现，海权从一诞生就打上了全球化烙印。一个多世纪以前，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在创立海权论时就强调世界正处于今天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我们更有必要审视海权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深刻意义。 1政治方面：实际上一百多个濒临海洋的国家，而其中、国与国的地缘政治又以海洋、海权为最终代表，对于重要的深水良港、关键的海上交通要道、战略意义重大的海峡、海湾，哪个国家掌握了实际的控制权力，哪个国家就掌握了发言的话语权，当然也就提升了政治资本和政治身价，因此海洋的地缘战略就决定了一个海权国家的政治力量。 2经济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大部分物资的输送、特别是重要的能源战略物资的运输，都要通过海洋来实现，比如海上石油交通要道、海面以下的管网输送等，都要牵扯海洋本身的资源占有，要想经济发展必须海洋发展，推动海洋的发展必然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海权的确立和争夺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想经济长远发展，必须确保海权的掌握。 3安全方面：“制空权是制海权的基础，制海权是陆地安全的基础，陆地安全才是国家安全的基础！”这一句话深刻反映了海洋对于一个国家安全的构建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环节，小的战术战役可以使制海权抗拒敌方的登陆，大的战略制海权可以消除敌方的长期威胁和构建安全、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因此可以说制海权掌握多少、国家安全就会掌握多少。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都表明，海权对陆权具有特殊的优势，掌握制海权的一方可在世界范围调动各种资源来压制坚持陆权战略的一方。海权能够凝聚分散的陆权势力从而形成合力，因而是陆权的“倍增器”，因此，获得强大海权的陆权帝国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没有海权的陆权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何英国与德国在北非发生激烈争夺？因为德国一旦占领北非控制中东后，就会把英国本土同它的庞大殖民区域拦腰截断，英国就难以调动雄厚的海外力量投入战争。 趋势 与历史上最好的防御是进攻不同，全球化时代最好的防御是合作与预防。。自近代以来中国海防的悲剧一演再演，其根源首先在于海防观的落后和不切实际。1874年，大清王朝为应对第一次海洋浪潮的冲击，开展了一场影响百年的《海防大筹议》，其结果却是出于对工业革命的恐惧，自我封闭的战略思想做出了“以守为战”的决策，结果作茧自缚，不仅导致北洋水师覆没在自己的家门口，而且造成中国海防的一蹶不振。今天，经济全球化正带来第二次世界性的海洋发展浪潮，中国需要一个符合时代发展精神的海防观。与第一次海洋发展浪潮相比，历史条件和发展内涵有了很大差异，前者是海洋国家霸占海上通道去掠夺陆地资源，建立海外殖民地，海防的第一要务就是击退海上入侵者；而今新的海洋发展浪潮则是全球性地开发海洋资源，海防的重心转移到塑造和维护海洋开发的和平环境，海防观需要因应新的矛盾做新的历史定位。从总体上说，海洋经济与海洋开发处于一个充满局部冲突的共同利益体中，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特征，维护海洋环境、海上通道和海洋经济体的共同安全与处理海洋权益冲突的历史责任决定了中国的海防使命将是开拓合作、预防危机。一方面，从周边安全合作、地区安全合作，到全球海上安全合作，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海上防务都面临着同一个发展命题。另一方面，在防御性政策框架下预防双边海上危机，防范地区性海上冲突，遏制海洋安全秩序的崩溃，并应对非传统威胁挑战。从一定程度上说，走合作与预防的海防之路也是对中国古典海防思想的回归。 海军与海军决斗的时代走向终结，海战进入远程联合防卫作战的新时代。去年，我在美国访问时，不少人问我同一个问题，就海战能力而言，假如中国海军与美国海军，甚至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来一场对抗赛，会不会又是一场甲午之战。我告诉他们，这个前提很难成立，因为随着联合作战和远程精确武器的发展，从舰与舰的决斗到海军单军种较量的海战将走向终结，未来的海战将不再是海军唱独角戏，而是舰艇在一线、空中为二线、陆基为三线、天基为支撑的远程联合作战。伴随海战从近战体系向远战体系转变，国土面积大、战略纵深广的国家将获得占据优势地位的自然条件。对此，我们需要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把握海上力量的发展趋势。 方法 全球利益需要一支蓝水海军 海权是一个国家运用军事力量对海洋的控制能力，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海上力量（海军）的强弱，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需要锻造一支强大的、确保随时有效执行任务的海军队伍”，是实施中国海权战略的号令。发展“蓝水”海军，作为中国海权战略的第一步，已使这种令国人尴尬的情况有所改变，但与大国掌控海权的要求，与真正的蓝水海军相比，还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 武器发展的选择应立足体系配套，航母留给未来的最大启示是体系化建设思想。历史经验表明，武器发展的目标不是追求最强大的武器，而是追求符合使命任务需要的最优化武器体系。历史经验还表明，高技术武器中最强大的武器也有最娇嫩、最脆弱的一面，要想发展大型武器平台需要有与打击能力相配套的预警、通信、指挥、机动、防护和保障能力。吨位增加一倍，风险可能要提高三倍。这个问题在美军中也是热门话题，我走访美海军战争学院时，一些教授就站到了航母的对立面，而将军们则坚守继续发展航母的阵线。我想，航母的价值不仅是作为战略长臂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它区别与同时代其他海战武器的特质，这就是它是一个作战体系，而其他武器只能称作是作战系统。因此，吸取航母的思想，体系化改造海上作战平台，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较少的成本、较成熟的国有技术，将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改造成具有远程侦察打击能力、立体防御能力、持久续航能力的轻型“航母”、微型“航母”和水下“航母”，将有望从整体上实现海战武器的跨越发展。 中国的海权究竟应该如何解决和什么时候解决和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呢？中国的海权问题，可分为南海问题和东海问题，解决的性质可分军事解决和政治、外交解决；解决的策略又可分为被动解决和主动解决等。东海问题，基本上只有日本问题。而钓鱼台是个关键的、具有很大象征意义的岛屿。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更大的压力逼迫日本让步，同意于东海共同开发，即使在台湾问题解决之前，中国大陆无意进一步显示自己在钓鱼台附近的存在，但也绝对不允许日本变本加厉的升级行为。如果日本变本加厉该区域的主权显示，中国应该有比严正声明更加切实的行动：比如把钓鱼台列入中国导弹试验场：日本不登岛、不设置建筑，就不试验，如果有新的设置，就定期用导弹清除；布雷封锁钓鱼台等。至少要做到，近期谁也别想在钓鱼台有进一步的行动。东海问题，容易激发成难以控制的冲突，台湾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解决和管理钓鱼台的成本都将是最大的。钓鱼台等东海问题，应该是中国真正强大之、台湾问题解决之后（具有航空母舰不是强大的指标，航空母舰基本不会用来进行日本和美国之类对等势力国家的军事对抗）。南海问题牵涉到的国家比较多，相关国家也是见缝插针找点麻烦、制造点事端。针对南海问题，中国不能够只有抗议没有行动。特别是对特别连中国退让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都要挑战的国家，选择一个合适的，适时狠狠教训一下，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否则，一些国家看到中国雷声大雨点小，就会有样学样。如果说，东海问题我们现阶段我们可以适时强硬的被动解决方式的话，南海问题，我们就应该在一些国家挑衅启动争端后，采取更多的主动策略。比如对那些企图通过法律来侵占中国领海的，要限期让其搬迁出其侵占的岛屿，否则就用导弹清除。以退为进。让已经被侵占的岛屿回归为零。在南海要软硬兼施，政治、外交优先，划定红线，软的更弱，硬的要有行动；东海问题，要和台湾相互呼应，软有底线，硬有表现，避开其转移国内矛盾的表演等。 中国的海权问题，不但检验我们是否真正强大的指标，也是考验我们的信心和国之骨气的指标，更是展现我们解决这些包含经济军事外交多种复杂因素智慧最好场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提防有人故意利用这些问题转移国内矛盾，我们不应该配合其表演，但绝不允许逾越红线。更不能惧怕这些问题带来的国际甚至是军事麻烦，更不能迷信将来我们的军力更强大。我们发展，别人也在发展，无论何时解决，我们都要面对同样的麻烦和挑战。如果我们面对挑衅不能够有相应的反应，不但会措施解决问题的良机，也会被历史定位真正的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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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书:《李贽》(与他人合作)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6年。《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得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空一等)。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 (主编与撰稿人)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广东航运史(古代编)》 (主编与撰稿人)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清代全史 (第五卷)》(与韦庆远合同主编并任撰稿人)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得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学研究成果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主编兼撰稿人) 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珠江三角洲历史、地理、经济情况及南洋华侨发展史 》（与王赓武、许学强合著，霍英东写前言，作为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指定参考书） 香港：第二次世界华商大会印行，1993年11月。《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 台北：稻禾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近代化》 （主编兼撰稿人）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二、论文： 《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徽州文化研究》序 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编，黄山书社出版。《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传》序 黄山市政协文委办编辑出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共推徽学研究院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主编：《徽学》2000年创刊号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移民与珠江三角洲海洋经济化 刊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八集，页23--71台北：中研院出版。2000 《徽州学概论》序 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对学术执着追求、一丝不苟的儒雅学者梁方仲 张世林《学林往事》下册，页1295----1312，北京：朝阳出版社，2000年3月版。历史的主流：改革、开放 (应广州日报专约) 《广州日报》2000年5月28日我与区域社会史研究 接受上海：《历史教学问题》特约记者邓京力博士访谈，于该刊2000年第6 期（12月15日）页14—17。 雍正是否夺嫡纂位？ 香港：《文学与传记》1999年第 7 期，PP29—36我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张世林编：《学林春秋》三编下册，PP609--626，北京：朝华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粤商与广东的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0 （与林 录合作） 香港：张伟保、黎华标主编：《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论文集》页193--215，新亚研究所1999年9月出版。《古代商人》序，PP1--6，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9月出版。海瑞唯求合法，不恤流俗的精神 广州:《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著名经济史家梁方仲传 香港：韩文甫主编:《文学与传记》第一期82--89页1999年4月15日出版。明代后期广州市场的转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变迁（与林 禄合作）台北：《明史研究专刊》第12期 PP265--289， 1998年出版。人口与现代化 桂林:《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4期，PP4-7；又山东时代文化发展中心编：《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文汇》；成都市时代经济研究中心编：《新世纪的思索--中国当代改革发展文集》。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与计划生育》C5 1998年4期；语丝：为学与为人 桂林:《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4期，封2。从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现状谈及21世纪历史学的命运 桂林:《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4期，PP8--10。中国人口问题的由来与出路（增补稿）广州《羊城晚报》1998年3月2日、3月9日、3月16日、3月23日连载；《光明日报》社编的《文摘报》1998年3月29日摘要转载。华侨华人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 《华侨华人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开放时代》增刊）PP246--259， 1998年3月出版。明清珠江三角洲沙田开发与宗族制（与林 禄合作）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儒学传统文化与徽州商人 《安徽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又《98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1--46。珠江三角洲风情纵横谈-----与南方日报记者王进江的对话 《南方日报》1998年1月6日第15版。 明清珠江三角洲土地制度、宗族与商业化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30周年纪念专号）1997年第6期，PP245--261；又武汉大学《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P702-725;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口问题的由来与出路 《岭南文化时报》1997年116期。从族谱看珠江三角洲的宗族伦理与宗族制的特点 广州：《学术研究》1997年12期PP41--46。明末珠江三角洲社会的忠实记录 ---介绍崇祯年间的档案汇编《盟水斋存自牍》一书 广州:《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PP74-77。 徽州与珠江三角洲宗族制比较研究 北京：《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PP1--9;合肥: 周绍泉、赵华富：《95国际徽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P1-19，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邀游于学海，与东西方汉学家对话 __评介《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评述》一书，广州：《学术研究》1996年第6期。也谈电脑 广州:《华夏》1996年6期 Notes on the Territorial Conneections of the Dan，in David Faure， HelenFSiu (ed)，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83--明清时期的徽刻与版画 (与居蜜合作) 合肥:《江淮论坛》1995年第2期，PP51-59，又收入赵华富主编：《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PP288--304，合肥:黄山书社 1996年12月出版。王佐与他的鸡肋集(<鸡肋集>校注本前言)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PP6-15。地利、传统市埸与珠江三角洲的海外贸易 中山大学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编：《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新透视》，PP105 -114，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地权、法权与家族主义（与居蜜合作） 广州：《现代与传统》PP65--71， 1995年（9月）第2期。 A Note on the Official Documents preserved in the Meng Shui Studio(Meng shui chai ts'un-tu) WMote，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VolumeⅥNumber1， 55- Printe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珠江三角洲的社会变迁。 广州:《现代与传统》创刊号，PP10-16， 1993年7月出版。又收入唐力行主编：《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页242-254，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10月版。市埸大潮推出千年变局------与新华社记者王志纲的对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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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 第3期。《江淮论坛》编辑部：《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封建宗族势力对佛山经济的控制及其影响(与谭棣华合作) 广州:《学术研究》1982年 第6期。 关于徽州佃仆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1981年 第 1 期， 181-196。又见北京: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PP90-119。 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北京:《中国史研究》 第3期，104-118。又见《江淮论坛》编缉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359-381，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 明清佃仆制试探 广州:《中山大学学报》 1979年 第 2 期， 57-84。本文得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也谈<辍耕录>中的扶箕诗 北京:《历史研究》 1978年 第9期 94-96。从祁门善和里程氏家乘谱牒所见的徽州佃仆制 广州:《学术研究》1978年第4期。 略论李贽 广州:《中山大学学报》 1974年 第 3 期。 厚今博古的专家秦始皇 广州:《中山大学学报》（复刊号）。《南方日报》1974年3月23日三、教材: 简明中国通史(古代部份) (任主编与撰稿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科打印出版，1977年。四、译作: 居蜜《1600-1800年的土地占有制与宗法制》 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 55-宋汉理 《‘新安大族制’与中国士绅阶层的发展》 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2年 第3期， 55-73; 又1983年 第2期 43-5；又见《江淮论坛》编缉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 273-313。魏安国《清代华南地区‘一田二主’的土地占有制广州:《广州研究》1982年第3期。苏耀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华南丝织业》 陈春声译 叶显恩校并作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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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海是领土的一部分，是海洋国土。沿海国家在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具有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从资源专属权利的角度说，这些区域是准海洋国土。/html/zhengzhiqita
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摘要怎么写的
中国航海历史悠久。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已能用火与石斧'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木帆船的逐步诞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海上运输与海上战争。到秦汉时代，出现了秦代徐福船队东渡日本和西汉海船远航印度洋的壮举。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东吴船队巡航台湾和南洋，法显从印度航海归国，中国船队远航到了波斯湾。从随唐五代到宋元时期，中国航海业全面繁荣、海上丝绸之路远届红海与东非之滨。由于以罗盘导航为标志的航海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中国领先西方进入'定量航海'时期。到明代永乐至宣德年间，伟大的中国航海家郑和率领远洋船队，先后七次下西洋，遍访亚非各国。这一航海盛举，不但将中国古代航海业推向顶峰，而且在整个人类航海史上，竖起了一座永垂史册的丰碑。然而，随着中国晚期封建主义逐渐保守与僵化，严重阻碍了中国航海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航海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航海业从而进入由盛转衰的时期。虽有晚清搞洋务运动，于1865年创设江南制造局以发展民族造船业，于1873年成立轮船招商局以发展民族航运业，于1909年在高等实业学堂设立船政科以培养民族高级航海专门人才，终难成大势。 回顾世界的航海史，早在公元前2500年以前，古埃及就有人驾驶帆桨船沿地中海东航至黎巴嫩，古希腊人毕菲在公元前4世纪在海上探险中发现了不列颠群岛。中国发明的罗盘（指南针）在14世纪前后，分别由阿拉伯人和埃及人传入欧洲，欧洲海洋国家的航海活动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在郑和下西洋之后87年、92年、114年，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1497年葡萄牙人达o伽马绕过好望角远航印度，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向西作环球航行，也载入世界航海史册。
楼上您的是本科的。。研究生的论文得发表吧，引注是必须的，需要和参考文献对应
（1）初期阶段：封建主义制度确立后航海工具逐渐成熟，在此期间开辟了印度洋远洋航海。（2）发展阶段：中国海运事业的初期阶段主要是原始社会的航海和奴隶制时期的航海。段和繁荣阶段（3）平徊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航海事业发展到了繁荣阶段航海知识与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4）全胜时期和鼎盛时期：1405～1433年，史称“明初时期”。这一时期，国力强盛，经济富裕，在宋元时代丰富的航海遗产和历史惯性的推动下，明代统治者出于巩固自身地位、扩大国际影响、满足物质享受的需要，曾集中举国资财，先后派遣宦官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官方远洋船队七下西洋，遍访亚非各国，从而，将中国古代航海事业推向前所未有的顶峰时期。明代初期，造船业十分发达，而且制造技术和船只生产量都居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是发展水平较高的手工业部门。造船的种类有海上远航用的大型海船，1/4海上或者江河作战用的战船、运粮的浅船、航行在江河的快船等。明初官营造船业规模最大的是南京的龙江船厂，还设有龙江宝船厂，专门为郑和下西洋制造大型高级海船。福建的福州船厂是专门生产防倭船只的。广东新会东莞船厂专门制造海上战船。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即派遣郑和等率领船队进行规模浩大的海洋出使，除政治目的外，也是为了拓展海外贸易。郑和首次出使，率领士卒27800人，修造大船62艘，他既是明朝奉敕的使臣又是船队军兵的统帅。他们经南海入西洋，途经苏门答腊、阿鲁（亚鲁）、旧港（三佛齐国）、满剌加（马六甲）、小葛兰（奎隆），达到印度半岛西海岸的古里国。此后，明成祖在位时期，又先后六次遣郑和率舟师出使南海西洋至西域诸国，远至今西亚与东非，史料上记载的所经国家多至30余个。郑和的远航，在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史和航海史上都是罕见的壮举，同时，也使郑和认识到海洋以及海权的重要。他曾向明仁宗进言：“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同时，他还提出：目前，中国舰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郑和的海洋观和海洋思想，即使以现代的政治和历史眼光来看，应当说也是正确的，但可惜的是并没有引起明王朝统治者的重视。（5）衰落时期： 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在世界历史上是封建主义开始解体，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但是清王朝反而因循守旧，反对变革，逆时代潮流而动。面对着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与在世纪范围内的扩张，中国封建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顽固维护晚期封建主义统治，拼命压制在中国2/4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极力推行闭关锁国的落后政策，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历史发展的大好时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航海事业也逐渐走向了衰落。中国航海主权的丧失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侵略者夺得在中国沿海五口通商特权，但不久发现若不能侵入内河，仍无法占领中国广大内陆市场，达不到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目的。故于1854年，首由英国向清政府提出修改旧约，增辟通商口岸，允许洋船进入内河，免征内地税等项，法、美、俄随声附合。清政府认为“是直欲于五口之外别生窥伺侵占之意”，严词拒绝。英、法便以“亚罗号船事件”和“马神父教案”为借口，于1856年10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武装占领广州城，又北上攻陷了天津、北京。英国送致各国驻华公使的照会说：这次战争的目的是：“坚持要允许英国臣民自由上溯中国各大江河，到位于它们两岸的各大商业城市去”。法国说：“我们的商人得沿大江河航行，在大的消费中心开行设业”。显见英、法侵略者是以盘踞广州，攻陷京、津为手段，而目的是以武装夺取中国的内河航行主权。战争中清政府张惶失措，妥协投降，于1858年6月13日，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与英、法、美、俄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英国夺得了在长江一带各口俱可通行的特权。其他三国分别得到可派军舰游弋长江，中外共管航道设施，洋人帮办海关，洋货进入内地税金全免，准许鸦片公开进口等权。至1861年3月25日，清政府委派江西布政使张集謦，与英使参赞巴夏礼，将《天津条约》中准英船通航长江的规定具体落实，便在九江签订了《长江各口通商暂订章程》10款，因有未尽事宜，于10月9日又订了《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12款。同日，与非交战国也签订了《通商各口通共章程》。1862年11月再订《长江通商统共章3/4 程》。至此，赋与外国领事和洋人有操纵海关，管理长江航运的特权，对洋船内侵大开绿灯，形成各侵略者共管长江的局面，内河航行主权丧失净尽。同时，并通告各口岸“一切办法，南北各海口均照长江一律办理”。把丧权辱国的长江模式，推广到全国江海水域。中国海运业的发展中国的海运业发展经历了由经济建设初期到“大跃进”时期的海运业再到文革时期的海运业和改革开放后的海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