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人生的关系论文题目怎么写
写作思路:言之有序,条理要清楚。根据所述时间选择合理的顺序来安排材料。一般叙事顺叙、倒叙和插叙三种。 详略得当,突出重点。一般事件的材料有主次之分,能体现文章中心的材料是主要材料,这部分要详写,次要内容 可略写或不写,主次分明,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例文:北方的大海里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鲲。鲲的体积,真不知道大到几千里;变化成为鸟,它的名字就叫鹏。鹏的脊背,真不知道长到几千里;当它奋起而飞的时候,那展开的双翅就像天边的云。这只鹏鸟呀,随着海上汹涌的波涛迁徙到南方的大海。南方的大海是个天然的大池。《齐谐》是一部专门记载怪异事情的书,这本书上记载说:“鹏鸟迁徙到南方的大海,翅膀拍击水面激起水花,波及千里远,然后拍击大翼,凭借旋风直上高空。它是乘着六月的大风而飞去的。”山野中的雾气,空气中的尘埃,都是生物用气息相吹拂的结果。天色深青,是它真正的颜色呢?还是它高旷辽远而没有边际呢?鹏鸟在高空往下看,不过像人抬头看天空一样罢了。 再说水汇积不深,它浮载大船就没有力量。倒杯水在庭堂的低洼处,那么小小的芥草浮在上面就成为一只小船;而搁置杯子就沉落在地上了,因为水太浅而船太大了。风聚积的力量不雄厚,它托负巨大的翅膀便力量不够。鹏鸟飞九万里,其下有巨风的承载,然后才乘风而飞,背负青天而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遏它了,然后才想准备飞到南方去。蝉与雀讥笑它说:“我从地面急速起飞,碰到树枝就停下来,有时飞不到树上去,就落在地上,哪用飞到九万里的高处再往南去呢?”到近郊野林去,带上一日之粮就可以往返,肚子还是饱饱的;到百里之外去,要用一整夜时间捣米准备干粮;到千里之外去,三个月以前就要准备粮食。这两个小东西又知道什么呢?小聪明赶不上大智慧,寿命短的比不上寿命长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朝菌不知一月的时间变化,蟪蛄不知一年的时间变化,这就是寿命短的。楚国的南边有叫冥灵的大树,它把五百年当作春,把五百年当作秋;上古有叫大椿的古树,它把八千年当作春,把八千年当作秋,这就是寿命长的。但是彭祖现在独以长寿著名,一般人和他相比,岂不可悲可叹吗? 商汤询问名叫棘的大夫就是这样的。在那草木不生的北方荒原之地,有一个很深的大海,那是天然形成的。那里有一种鱼,它的身宽有好几千里,没有人能够知道它有多长,它的名字叫做鲲,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鹏,它的脊背像泰山,展开双翅就像天边的云。鹏鸟奋起而飞,翅膀拍击急速旋转向上的气流直冲九万里高空,穿过云气,背负青天,这才向南飞去,打算飞到南方的大海。斥鴳讥笑它说:‘它打算飞到哪儿去?我奋力跳起来往上飞,不过几丈高就落了下来,盘旋于蓬蒿丛中,这也算是飞翔的极限了。而它打算飞到什么地方去呢?’”这就是小与大的区别了。所以,那些才智可以胜任一官之职,行为可以顺应一乡群众,道德合乎一国之君的要求,才能可以取信一国之人的人,他们自己很得意,其实如同斥鷃一样(所见甚小)。而宋荣子嗤笑这四种人。而且世人都赞誉他,他却并不会因此而更加奋勉,世人们都非难他,他也不会因此而更加沮丧。他清楚自身与物的区别,辨明荣誉与耻辱的界限,如此而已。他在世间,没有追求什么。即使如此,他还是未能达到最高的境界。列子能驾风行走,那样子实在轻盈美好,而且十五天后才返回。列子对于寻求幸福,没有拼命追求。他这样虽然免于步行,但还是有所依靠。如果能够顺应天地万物之性,而驾驭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境域,那又需要凭借什么呢?因此说,道德修养高尚的“至人”能够达到忘我的境界,精神世界完全超脱物外的“神人”心目中没有功名和事业,思想修养臻于完美的“圣人”从不去追求名誉和地位。
可以参考逍遥游中道家对于天人合一的观点。 北方的大海里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鲲。鲲的体积,真不知道大到几千里;变化成为鸟,它的名字就叫鹏。鹏的脊背,真不知道长到几千里;当它奋起而飞的时候,那展开的双翅就像天边的云。这只鹏鸟呀,随着海上汹涌的波涛迁徙到南方的大海。南方的大海是个天然的大池。《齐谐》是一部专门记载怪异事情的书,这本书上记载说:“鹏鸟迁徙到南方的大海,翅膀拍击水面激起水花,波及千里远,然后拍击大翼,凭借旋风直上高空。它是乘着六月的大风而飞去的。”山野中的雾气,空气中的尘埃,都是生物用气息相吹拂的结果。天色深青,是它真正的颜色呢?还是它高旷辽远而没有边际呢?鹏鸟在高空往下看,不过像人抬头看天空一样罢了。 再说水汇积不深,它浮载大船就没有力量。倒杯水在庭堂的低洼处,那么小小的芥草浮在上面就成为一只小船;而搁置杯子就沉落在地上了,因为水太浅而船太大了。风聚积的力量不雄厚,它托负巨大的翅膀便力量不够。鹏鸟飞九万里,其下有巨风的承载,然后才乘风而飞,背负青天而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遏它了,然后才想准备飞到南方去。蝉与雀讥笑它说:“我从地面急速起飞,碰到树枝就停下来,有时飞不到树上去,就落在地上,哪用飞到九万里的高处再往南去呢?”到近郊野林去,带上一日之粮就可以往返,肚子还是饱饱的;到百里之外去,要用一整夜时间捣米准备干粮;到千里之外去,三个月以前就要准备粮食。这两个小东西又知道什么呢? 小聪明赶不上大智慧,寿命短的比不上寿命长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朝菌不知一月的时间变化,蟪蛄不知一年的时间变化,这就是寿命短的。楚国的南边有叫冥灵的大树,它把五百年当作春,把五百年当作秋;上古有叫大椿的古树,它把八千年当作春,把八千年当作秋,这就是寿命长的。但是彭祖现在独以长寿著名,一般人和他相比,岂不可悲可叹吗? 商汤询问名叫棘的大夫就是这样的。在那草木不生的北方荒原之地,有一个很深的大海,那是天然形成的。那里有一种鱼,它的身宽有好几千里,没有人能够知道它有多长,它的名字叫做鲲,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鹏,它的脊背像泰山,展开双翅就像天边的云。鹏鸟奋起而飞,翅膀拍击急速旋转向上的气流直冲九万里高空,穿过云气,背负青天,这才向南飞去,打算飞到南方的大海。斥鴳讥笑它说:‘它打算飞到哪儿去?我奋力跳起来往上飞,不过几丈高就落了下来,盘旋于蓬蒿丛中,这也算是飞翔的极限了。而它打算飞到什么地方去呢?’”这就是小与大的区别了。 所以,那些才智可以胜任一官之职,行为可以顺应一乡群众,道德合乎一国之君的要求,才能可以取信一国之人的人,他们自己很得意,其实如同斥鷃一样(所见甚小)。而宋荣子嗤笑这四种人。而且世人都赞誉他,他却并不会因此而更加奋勉,世人们都非难他,他也不会因此而更加沮丧。他清楚自身与物的区别,辨明荣誉与耻辱的界限,如此而已。他在世间,没有追求什么。即使如此,他还是未能达到最高的境界。列子能驾风行走,那样子实在轻盈美好,而且十五天后才返回。列子对于寻求幸福,没有拼命追求。他这样虽然免于步行,但还是有所依靠。如果能够顺应天地万物之性,而驾驭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境域,那又需要凭借什么呢?因此说,道德修养高尚的“至人”能够达到忘我的境界,精神世界完全超脱物外的“神人”心目中没有功名和事业,思想修养臻于完美的“圣人”从不去追求名誉和地位。 【以上是逍遥游的译文。希望对你有所启发。】各种文人学者写景抒情寓情于景的是个文章。打动过你的或者印象深刻的。可以举个例子。比如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怎样的自然怎样的人生。之类的。 额。。。许久不写作文了。一些小提议。供你开拓下思维什么的。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关系之一,是自然界内在关系的最高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就是人类对自然的不断改造和对自然界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与此同时,各种与生态环境有关的社会矛盾逐渐突出:物质经济日益丰富,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协调;人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但多种欲望的诉求又往往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因此,在对待人与自然问题上,应采取更为理性的态度,客观认识休闲对生态环境具有的重要影响,树立生态休闲方式,这对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一何谓休闲?从构形上看“,休闲”二字中的“休”即倚木而息,强调当下摆脱体力劳动的自由,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闲”本意是“放着不用”,引申为娴静、安宁,淡定神闲。《现代汉语词典》把“休闲”解释为“:(可耕地)闲着,一季或不种作物”,《辞海》中则把“休闲”解释为:“农田在一定时间内不种作物,借以休养地力的措施”。如果将“休闲”的主体“农田”改换为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实体,并结合“休”字的本义,那便可以相应地赋予休闲这样的涵义:人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平和、放松,不安排工作,借以休养人力,达致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谐的措施,从而表达了人类生存过程中劳作与休憩的辩证关系,又喻示着物质生命活动之外的精神生命活动,使人与自然浑为一体。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个普遍有闲的社会正向我们走来,休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正在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中国自 1995 年起开始实行 5 天工作制,年 9 月实施了“三个长假日”,2007 年 11 月又对国家法定节假日做出了调整。在这个方案安排中,国家法定节假日的总天数不仅有所增加,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民族传统节日还被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增多,休闲在生活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休闲活动的内容和方式的更加丰富,使休闲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实际上,休闲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早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休闲思想和休闲文化,并对其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把它定义为“不需要考虑生存问题的心无羁绊的状态”。美国学者约翰·凯利则把休闲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社会空间”“,在人的整个一生中都是一个持久、重要的发展舞台。”从一般意义上讲,休闲是指人们在劳动和生理必需时间之外的自由支配时间里的行为或活动。休闲有四种含义:一是从时空意义上,指人的闲暇时间在特定空间的消费指向;二是从行为意义上,指人的休闲活动的满足指向;三是从生命意义上,指生命自我处在一种自由、自主的生存状态;四是从意识活动意义上,指人的闲适精神的实现。一个人的休闲,与其说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一种满足,不如说是人内心世界的一种追求,是一种生活实践和生命体验,是人生的一种智慧,是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或者从某种意义上,休闲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是人类对自我生存状态的反思和向大自然的回归,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人们在休闲中感受文明、融于自然、理解文化、陶冶情操。二在现代社会里,休闲必然会影响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休闲是具有类本质的人的一种存在状态,是人内心世界的一种追求,是由休闲主体的自由意志所决定的。休闲关系是一种动态且相对开放的过程,在休闲活动中,休闲主体可以影响和操纵社会规则,休闲活动的个性化、商业化等趋势也将自我、个人身体投射到休闲活动与经验的前沿,从而赋予现代休闲关系独特的形式,并进而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休闲的良性运作有利于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在人性预设上,休闲是向自然的复归,天人合一的再现。从人性的意义上说,休闲就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意识(精神)属性相互作用的和谐状态及其层次的提升过程和境界“,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和谐,人的社会属性的和谐,人的意识属性的和谐,以及这些和谐之境界不断提升的状态”,其最大特点是人文性、社会性、创造性。它使休闲主体在精神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超越的生活方式。因此,按其本性而言,休闲并不意味着大规模的物质消费,休闲活动在主观上不以获取物质财富为目的,在客观上不必然以消耗大量的物质资源为代价。实际上,最满意的休闲方式与过度消费并没有必然联系,也不意味着要破坏生态环境。所以说,休闲是人性实现自身和谐的过程和能够达到的境界,人性系统的丰富性、整体性和全面性客观上要求保护生态环境,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次,休闲可以提升人的素质,养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休闲活动不仅可以帮助社会大众抒解生活压力,丰富生活体验,促进社会交友,增进家庭亲子关系,实践自我理想等,而且使人通过与自然的接触,铸造一种坚韧、豁达、开朗、坦荡的品格。使人的生命既丰富多彩,又获得人格的完善、素质的提高和价值的提升,并进而建立起与自然丰富多样的全面性关系。而人与自然全面性关系的确立,有助于在把人从片面和畸形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养成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促进人与自然的交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所导致的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生态哲学的精致理想、可持续发展的高瞻远瞩,既是提高人的生命质量的需要,也是在令人惊异和令人惊喜的感受中完成对日常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自我超越。另一方面,休闲的异化又会导致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因为人类的休闲活动固然可使行为者获得愉悦、满足,但并非全然都是正向的,我们延续多年的生活方式也并非都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不是所有的休闲活动都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和谐。法国学者波德里亚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称为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中休闲被异化了,无辜地沦为幻觉,被符号化为不受生产性劳动的约束,身处消费社会中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一符号系统。消费社会不仅使人丧失了应有的自然机能,而且使自身的精神价值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从人的灵魂深处无情地抽掉了人生的真正价值,把人间的真情、乐趣、亲情、友谊等属于人类本真的东西置于金钱交易的屋檐底下,使人的尊严和本性消失在价值失落的刺激消费之中。休闲的本意是要寻求实存的意义,然而在消费社会中,作为“成为人”的过程的休闲不复存在,人们休闲得越多,实存消失得越快,且一切出于经济目的的休闲,必将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奢侈性休闲倾向。人们过分看重消费的符号意义,在消费过程中沦为社会符号表征。认为休闲就是权力与金钱的象征,美好的休闲生活就是无限制地拥有私人空间、休闲物品、昂贵的服饰以及永远保持对异性的吸引力,因而带有明显的奢侈性、浪费性。这种与真实自我需求相违背的消费与休闲,使得人们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往往为表象所迷惑,看不到自我真实的需求,或者即使看到了也由于自我评价体系与外界价值相悖而选择放弃,成为消费主义社会背景下生态环境危机的“贡献者”。奢侈性休闲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不道德的休闲消费方式,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认识到对财富的过度追求会严重影响到人们过好生活的能力。然而,物质的满足是没有止境的,人们注定要无止境地追逐消费的象征符号。这样,当人们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后,又会无意识地使自己成为技术、时间、金钱、权力和信息的奴隶。自我价值的追求被一系列形式化的、表面性的东西所蒙蔽。奢侈性休闲主体对社会资源的过度占有,必然会压缩他人的生存空间,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和谐。而社会生存空间被压缩,人就转向自然要空间;生存资源受侵害,人就转向自然要资源。现代人这种在物质财富“占有”过程中的异化,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日趋激烈,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因此,如何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休闲观,养成合理健康的休闲方式;如何在发展休闲业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使生态与游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所有问题都指向了当前休闲理论研究的重点———生态休闲。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论从什么角度上讲,保护生态环境,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之路,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在这一进程中,生态休闲具有重要的作用。三所谓生态休闲,就是通过人类群体所特有的生态行为规范、生态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情感、关爱生命的伦理,创建生态文化意境,通过保护生态环境,从而达到个体身心和意志品德的全面发展。它既是一种自觉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文明的休闲形式,又是人的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人类保护自然的一种积极措施;它要求减少人类对于自然的物质变换,抑制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降低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它强调人们尊崇自然的异质性,充分感悟自然,把自然作为一个有个性的独立生命来看待,达到与自然的和谐交流。人们的休闲实践表明,充分健康的休闲方式是符合生态规律的,必然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在全球人类面临着生存环境的危机,人们的环境意识日益彰显的情况下,生态休闲作为绿色休闲消费,一经提出便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其内涵也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得到充实。如针对目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将生态休闲定义为“回归大自然休闲”和“绿色休闲”;针对现在休闲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生态环境问题,将生态休闲定义为“保护休闲”和“可持续发展休闲”。中国各级政府也根据各地的实际,开展各种生态休闲,发展各具特色的生态休闲产业,使休闲与生态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然而,环境美德的养成、生态休闲方式的确立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为了确立生态休闲方式,我们应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地强化和改变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是反对消费主义宰制下的奢侈性休闲,养成生态休闲意识,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休闲意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第一意识,也是人们在休闲活动中应当自觉培养的文明意识。在分享大自然带给我们的休闲快乐时,应恪守环保理念,有意识地去保护生态环境,不去损害休闲对象和周围环境,在理性休憩的前提下从事休闲活动并从中学习自然知识和放松身心;在寻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对自然美景的享受和对民族历史文化了解的同时,爱护供我们享受、给我们知识的休闲环境。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生态休闲属于绿色消费,而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消费绿色,不能以山水被污染、草木被践踏、鸟兽被杀戮为代价。只要人类的发展思维摆脱盲目的经济至上观念的控制,就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本质意义上的休闲,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因为在经济至上观念的操控下,人们似乎永远没有足够多的时间用以休闲,亦无暇审慎地思考休闲的真正意义,更不用说通过休闲来寻求生活本身的意义、保护生态环境了。从人生的意义上说,休闲不单是一种活动,而更主要是一种境界,一种理想,一种氛围,一种不断超越既存现实和自我的努力。当人们休闲地徜徉在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活氛围中,人类不会感到孤单,世界不会变得荒凉,自然更不会与生命背离。只有真正坚持“人倚木而休”这种生活态度,则一种不仅顾及人类利益与价值,同时保持自然之利益与价值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活动与生产活动才会成为现实。其次是要充分发挥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作用。在全民生态意识还有待达到自觉自愿水平之时,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作为,是实现生态休闲的重要途径。为此,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制定与完善相应的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成立专门的休闲服务管理与监督机构,做到对休闲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与利用,同时加大法律监督和执法力度,并建立起有效的考核指标体系和监控制约机制。尤其是在这个休闲日益高涨的时代,适当地增加投入并有效地规范相应的制度是一项明智之举。否则,很容易出现所谓的“公用地悲剧”。同时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还要加强对休闲主体的教育。休闲的异化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而休闲异化的根源在于现代性的危机。从叔本华、尼采到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甚至包括法兰克福学派,都倾向于把现代性危机理解为一种精神危机或文化危机,其根源在于理性主义传统对于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是消除异化、寻找生存意义的根本途径,这其中包括对休闲主体进行生态休闲的教育。亚里士多德曾向那些统治者和决策者明确提出把休闲教育融入理想国家的建议,美国着名生态伦理思想家利奥波德也认为,“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知道他自己仅是生态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他敏锐地意识到当代经济消费对过好生活和生态环境健康所造成的障碍,而休闲则可以作为克服这些障碍的适中力量。因此,国家和各级政府必须通过教育和其他措施鼓励户外休闲,教育人们学会休闲,教育那些通过休闲获得愉悦的人在从事休闲娱乐活动时随时提醒自己,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大自然“痛苦”的基础上,不要建立在损害他人以及后代人满足其休闲需要的基础上。让人们从内心深处真正体会到生态休闲才是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健康稳定持续的经济效益的有效出路,逐渐做到自觉维护休闲的“生态性”。倡导生态伦理和生态行为,提倡生态善美观、生态良心、生态平等、生态正义和生态义务等。如果人们在从事休闲活动时都对大自然充满爱,人与人之间就会充满关爱,生态环境保护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总之,人类只有拥有生态休闲的理念,把对生态环境危机的思考提高到文明批判的高度,才能真正找到解决和克服目前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的方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这不仅需要调整人类的政治经济制度,还需要调整人类的价值观,树立尊重自然的基本态度。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人类终将以自觉的意识,构建起一种适应新时代的休闲文化观,树立生态休闲方式,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参考文献:[1]高扬,谢怀遥。从中国传统文化看休闲[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06,(1)[2]转引自[美]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M]康筝,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3][美]约翰·凯利。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M]赵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4]郭旭,郭恩章,陈旸。论休闲经济与城市休闲空间的发展[J]城市规划,2008,(12)[5]吴文新。试论休闲的人性意蕴和境界[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1)[6]马惠娣。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7]侯玲。休闲:是解放还是异化[J]社会科学论坛,2005,(8)[8]马惠娣:中国学术界首次聚焦休闲理论问题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2)[9]张恒力。休闲中的“天人合一”蕴境[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4,(3)[10]胡伟希。论中国休闲哲学的当代价值及其未来发展[J]学习论坛,2004,(9)[11]沈湘平。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与哲学的现代性境遇[N]光明日报,[12]Charles J,vironmental Ethics 27,(2005)[13][美]奥尔多·利奥波德。原荒纪事[M]邱江明,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4]包庆德,叶立国。生态休闲与休闲经济[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9)[15]周鸿。生态文化与和谐社会[N]光明日报,
一、促进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时代赋予环境资源法的历史使命 自第一次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尝到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能源危机的苦果,而酿成这种苦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没有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干了许多违背自然生态规律的蠢事。我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时期”和“十年动乱时期”,盲目推行毁林毁草开荒、围湖围海造田和打虎灭雀等征服大自然的运动,在“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唯意志论的支配下,搞什么“开荒开到山顶,种田种到湖底”和“大炼钢铁”,结果造成了植被覆盖率降低、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近几十年来,尽管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措施,退田还林还草,治沙治水治山,但由于欠账过多、积重难返、治理污染艰难和恢复生态缓慢,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恶化的趋势。实践和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谁违背大自然的规律谁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自然生态失衡即生态平衡受到破坏的根本原因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只有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才能实现经济……
自然与人生的关系论文题目
一、促进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时代赋予环境资源法的历史使命 自第一次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尝到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能源危机的苦果,而酿成这种苦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没有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干了许多违背自然生态规律的蠢事。我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时期”和“十年动乱时期”,盲目推行毁林毁草开荒、围湖围海造田和打虎灭雀等征服大自然的运动,在“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唯意志论的支配下,搞什么“开荒开到山顶,种田种到湖底”和“大炼钢铁”,结果造成了植被覆盖率降低、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近几十年来,尽管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措施,退田还林还草,治沙治水治山,但由于欠账过多、积重难返、治理污染艰难和恢复生态缓慢,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恶化的趋势。实践和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谁违背大自然的规律谁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自然生态失衡即生态平衡受到破坏的根本原因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只有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才能实现经济……
和谐,以及正确的对待方式。适当的关心,给别人尊重,在对方心情低落的时候能哄对方开心。我现在想到的就是这么多。
写作思路:言之有序,条理要清楚。根据所述时间选择合理的顺序来安排材料。一般叙事顺叙、倒叙和插叙三种。 详略得当,突出重点。一般事件的材料有主次之分,能体现文章中心的材料是主要材料,这部分要详写,次要内容 可略写或不写,主次分明,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例文:北方的大海里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鲲。鲲的体积,真不知道大到几千里;变化成为鸟,它的名字就叫鹏。鹏的脊背,真不知道长到几千里;当它奋起而飞的时候,那展开的双翅就像天边的云。这只鹏鸟呀,随着海上汹涌的波涛迁徙到南方的大海。南方的大海是个天然的大池。《齐谐》是一部专门记载怪异事情的书,这本书上记载说:“鹏鸟迁徙到南方的大海,翅膀拍击水面激起水花,波及千里远,然后拍击大翼,凭借旋风直上高空。它是乘着六月的大风而飞去的。”山野中的雾气,空气中的尘埃,都是生物用气息相吹拂的结果。天色深青,是它真正的颜色呢?还是它高旷辽远而没有边际呢?鹏鸟在高空往下看,不过像人抬头看天空一样罢了。 再说水汇积不深,它浮载大船就没有力量。倒杯水在庭堂的低洼处,那么小小的芥草浮在上面就成为一只小船;而搁置杯子就沉落在地上了,因为水太浅而船太大了。风聚积的力量不雄厚,它托负巨大的翅膀便力量不够。鹏鸟飞九万里,其下有巨风的承载,然后才乘风而飞,背负青天而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遏它了,然后才想准备飞到南方去。蝉与雀讥笑它说:“我从地面急速起飞,碰到树枝就停下来,有时飞不到树上去,就落在地上,哪用飞到九万里的高处再往南去呢?”到近郊野林去,带上一日之粮就可以往返,肚子还是饱饱的;到百里之外去,要用一整夜时间捣米准备干粮;到千里之外去,三个月以前就要准备粮食。这两个小东西又知道什么呢?小聪明赶不上大智慧,寿命短的比不上寿命长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朝菌不知一月的时间变化,蟪蛄不知一年的时间变化,这就是寿命短的。楚国的南边有叫冥灵的大树,它把五百年当作春,把五百年当作秋;上古有叫大椿的古树,它把八千年当作春,把八千年当作秋,这就是寿命长的。但是彭祖现在独以长寿著名,一般人和他相比,岂不可悲可叹吗? 商汤询问名叫棘的大夫就是这样的。在那草木不生的北方荒原之地,有一个很深的大海,那是天然形成的。那里有一种鱼,它的身宽有好几千里,没有人能够知道它有多长,它的名字叫做鲲,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鹏,它的脊背像泰山,展开双翅就像天边的云。鹏鸟奋起而飞,翅膀拍击急速旋转向上的气流直冲九万里高空,穿过云气,背负青天,这才向南飞去,打算飞到南方的大海。斥鴳讥笑它说:‘它打算飞到哪儿去?我奋力跳起来往上飞,不过几丈高就落了下来,盘旋于蓬蒿丛中,这也算是飞翔的极限了。而它打算飞到什么地方去呢?’”这就是小与大的区别了。所以,那些才智可以胜任一官之职,行为可以顺应一乡群众,道德合乎一国之君的要求,才能可以取信一国之人的人,他们自己很得意,其实如同斥鷃一样(所见甚小)。而宋荣子嗤笑这四种人。而且世人都赞誉他,他却并不会因此而更加奋勉,世人们都非难他,他也不会因此而更加沮丧。他清楚自身与物的区别,辨明荣誉与耻辱的界限,如此而已。他在世间,没有追求什么。即使如此,他还是未能达到最高的境界。列子能驾风行走,那样子实在轻盈美好,而且十五天后才返回。列子对于寻求幸福,没有拼命追求。他这样虽然免于步行,但还是有所依靠。如果能够顺应天地万物之性,而驾驭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境域,那又需要凭借什么呢?因此说,道德修养高尚的“至人”能够达到忘我的境界,精神世界完全超脱物外的“神人”心目中没有功名和事业,思想修养臻于完美的“圣人”从不去追求名誉和地位。
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01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我国实现现代化,面对六大挑战,其中就有"生态环境仍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 我国环保事业正式开始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我国组团40多人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紧接着1973年中国召开了第一次环保会议(北京:8月5日~20日),这次会议使得中国江河、海湾污染、工业污染、农药污染、城市污染、生态资源破坏等大量严峻事实得以披露。随后几年国家治理了不少典型污染点、源。十年动乱结束后,"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被写进1978年国宪。1979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公诸于世。1983年国务院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正式把环境保护列为中国基本国策之一。中国环保事业起点是从法制着手的,30多年来取得了明显成就,制订了多部法规,解决了许多问题。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发展观的主流。我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1]这个战略的成功取决于全社会的参与,因此需要启动全体公民的环境意识,可是这方面有很多工作没有做。不仅如此,公民还应有相当于发达国家公民的高度的环境意识,因为经济全球化必将要求我国应对更多配套的世界性环境公约。 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我国历史学家从两个方面进行严肃的历史思考。一方面深入开展我国历史上自然环境变迁和灾害问题的研究,像北京地区森林变迁和生态灾害、西北地区生态发展变化、历史上沙漠化现象以及地区经济文化与自然变迁等课题,由历史学家与农学家、林学家、气象学家、环境伦理学家、历史地理学家等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毫无疑问,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必将推动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结合、渗透,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人们期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早日问世,从而推动我国生态环境建设。 另一方面的历史思考,就是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去研究、了解20世纪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人文成果(不是技术成果),加深对环境伦理和自然哲学的认识。目前我国迫切需要加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和教育,确定人人遵守的环境行为规范,这样才能使环境保护成为人们的自觉活动。 根据有关西方环境伦理的著作,环境伦理学的兴起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环境伦理意识的萌发阶段,大约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1864年美国学者GP马什(GPMarsh,1801~1882)出版《人与自然》,开始反思技术、工业、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和自然的负面影响,尽管他的立场仍是人类中心和功利主义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人对地球管理不单纯是经济活动,还需要有伦理的态度。进一步醒悟来自梭罗(HDThoereau,1817~1862),梭罗批判西方传统反自然的偏见和资本主义的人生价值观,热爱自然,以自然为友,追求简朴生活。在他的眼中,自然是有机整体,万物是互相依赖的,自然是善、美和天堂,是健康、价值的来源,其代表作是《瓦尔登湖》。[2]继梭罗之后,有被称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的J·缪尔(John Muir,1838~1914)。1864年3月他进入加拿大荒野之中,在这一时期,缪尔被自然的神奇和优美感召,开始抨击人类自以为是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践踏破坏自然的无知,最终成了一个自然主义者,为美国国家公园的开辟和保护做出了很大贡献,代表作有《夏日走过山间》[3]和《我们的国家公园》。[4]梭罗和缪尔思想的特点是带有尊崇原始自然和返朴归真的倾向,开启了对自然之伦理感情和意识的先河。第一阶段还有一位德国的重要思想家--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1875~1965),他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到50年代成为一套成熟的体系。他认为:一、生命意志是普遍平等的,真正的哲学要从这个意识出发,我是生命意志之流中的生命;二、"道德就是对一切生物的无限广大的责任";三、过去一切伦理学的根本缺陷在于认为伦理只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四、人类需要有道德意义的世界观和文明观。[5](P1414-1436) 第二阶段是大地伦理和环境道德观或环境价值观的提出阶段。其代表人物有福格特和李奥帕德等。福格特(William Vogt)1948年出版了《生存之路》,提出了一套人类生存哲学,含人口伦理思想。例如:"我们--全体男女老幼必须重新调整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应该重写我们的哲学,使它脱离论争和“观念“的领域,而在大地上牢牢生根";[6](P269)"人类肩负责任的重要性不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生物物理难题不可分割地也是个伦理问题"。[6](P3) 李奥帕德(Aldo Leopold,1887~1948)被称为"现代环境伦理学之父"、"先知"。其《沙郡年记》被称为"现代环境主义运动的一本新圣经"。尽管施韦泽、福格特的著作中类似环境伦理名词已呼之欲出,但是还是到李氏才首次提出了"大地伦理",而他的"大地伦理"实际上就是一种建立在生态科学基础之上的典型的整体论环境伦理。李氏首次在历史上明确地界定了一种共同体界限,他说:"土地的伦理规范只是扩展了群集(Community,共同体)的界限,使其纳入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我们可以将这些东西称为土地";[7](P262)"我们尚未有处理人和土地的关系,以及处理人和土地上动植物的关系的伦理规范";[7](P261)"我们也应该从伦理和美学的角度,来考虑每个问题"。[7](P285)这些话正式标志着人与自然环境进入了伦理学的公正视野的正式开场。 第三阶段从60年代开始至今,是环境伦理学创立并呈现百花齐放、多元发展的时代。 环境伦理学作为独立新学科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正是在70年代出现了《环境伦理学》、《生态哲学》、《深层生态学》、《伦理学与动物》等期刊,国际著名哲学杂志《伦理学》、《探索》、《哲学》开始大量刊登环境伦理学文章。许多哲学家在大学里开设"环境伦理学"课程,不少以环境伦理为书名的教材陆续出版。 环境伦理学诞生以来,出现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著作、观点,有些我国已有译介,我这里拣选几种作简要的介绍。 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可持续发展"的明确定义首次出现于1987年。1983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任命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成立了22人组成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要求制定出"全球革新议程"。1987年WCED交出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称:"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8](P52)"从广义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8](P80)报告说"我们已试图说明人类的生存和福利,是如何地有赖于把可持续发展提高到全球性伦理道德方面的成功"。[8](P404)报告建议全世界教育应广泛传授"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同时要求各国加强环境教育:"环境教育应包括并贯穿于各级学校正式课程表中的其它科目的教学之中,以便加强学生对环境状况的责任感,并传授给他们有关控制、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方法"。[8](P142)1992年6月3日至14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召开。参会者有183个国家代表团、10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另有不少国际组织和联合国机构代表。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总方向,也标志全球环境问题决定下的全球伦理秩序的定向。这种全球伦理有三个公平性原则,即:世界范围内当代人之间的公平性,代际公平性,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公平性。1997年5月世界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了康斯坦热(RCostanza)等的《世界生态服务的价值与自然资本》论文,产生过广泛而重大的影响,作者们强调了公平性的环境伦理观。人与自然公平关系的原则已深入人心,成为一般经济伦理理论的基础之一,如德国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Koslowski)说:"与自然界交流中的公平也不是一个特殊的公平问题,而是一个一般的本体论上的公平概念的问题。依据柏拉图的观点,如果公正是与现实相结合,并贯穿于现实的,自然界也属于与现实相结合,并且是“正义“的公正范围,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也要确定公平"。[9](P253)可持续原则也正式成为新经济学的理念,著名的《自然资本论》[10](P4)--该书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之路上的重要路标,人们将其与《国富论》相比--谓其将影响下一次工业革命,书中就把资源、生命系统、生态系统正式列入资本核算系统,这是环境伦理与经济学的结合。 自然的内在价值论理论。美国人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1932~),是对环境伦理进行纯粹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参与组建国际环境伦理学协会(ISEE,1990~),担任过第一任主席(1990-1994)。1979年他参与创办《环境伦理学》季刊并担任副主编。代表作有《哲学走向荒野》[11]、《环境伦理学》。[12]他曾于1991、1998年来华访问。1975年罗氏在国际哲学权威杂志《伦理学》上发表《生态伦理是否存在?》,这篇文章的观点极富创新性,罗氏起初不敢投给《伦理学》,但几家次等杂志不愿发表,相反倒是《伦理学》竟以最快速度予以发表(该文收入《哲学走向荒野》)。罗尔斯顿把价值分析作为环境伦理学的突破点,否认事实与价值的绝对界限,创立了自然的内在价值理论,这是当代环境伦理学在哲学层次上的重要发展。罗尔斯顿归于更高层次的李奥帕德肇始的大地伦理,重视自然生态整体性和内部客观价值关系,主张原野有自存价值,批判人类中心论,但遵循的是人与自然统一的系统性思维。 深生态哲学伦理学。1973年A.内斯(Arne Naess,1912~)发表了《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期生态运动论纲》,所谓"深层"是相对于浅层而言,后者局限于人类本位,前者是对后者彻底的超越。文章主张的8条纲领是:各种生物都有内在关联;原则上的生物圈平等主义;维护多样性原则和共生性原则;反对世界上的等级制;向污染和资源枯竭挑战;复合性而非复杂性;地方自治和非中心化等。[13](P57-61)1995年在《深层生态学的8条修正》(GSessions编《面向21世纪的深层生态学》,Boston,1995)一文中他进一步向自然内在价值论伦理倾斜。由于内斯是世界著名哲学家,并且其理论有政治潜力,所以其主张迅速得到回应,特别在美国引起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它是美国绿党的成立及其理论形成的基础。 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不等于仅仅从伦理的角度看环境、生态问题,实际上环境伦理学与哲学各分支有广泛的联系,尤其是与自然哲学的复兴紧密相连,新兴自然哲学观往往交织在环境伦理认识中,在这方面典型的有卡普拉(FCapra,1939~)的生态世界观。卡氏著有:《物理学之道》[14](1975),《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15](1982),《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1984)等。上列三书在东西方有广泛影响。卡氏认为笛卡尔--牛顿机械世界观是西方现代种种危机的根源,拯球危机要靠重建新的世界观,新的世界观是合乎现代科学的自然观--他还认为这与东方古代智慧相通,这个世界观的思维机制是非机械论、非二元性、非线性的系统思维。卡普拉的世界观是对现代科学自然观、系统论、心理学、生态学、经济和政治制度、东方智慧等众多内容的一次综合尝试,也是身心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的统一尝试。他认为"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16](P57) 以上扼要地介绍了部分西方环境伦理学说。有些著作目前已翻译了过来,只是一直没有受到广泛重视,缺乏系统研究。当然还有大量国外文献未能及时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21世纪中国环境伦理要创新,应对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起源、内容和趋势进行系统研究。 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项重要的研究任务,就是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环境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已有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出版。例如,帕森斯(Howard Parsons)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学》,[17]高支(André Gorz)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18]雷纳(Giner)的《社会主义和生态学》,[19]派卜(David Pepper)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20]莱斯(William Leiss)的《自然的控制》[21]等。这些著作紧扣现代资本主义的环境问题进行探讨,尽管其中有些观点尚不成熟,但可以开拓人们的思维活动。这里我介绍一下日本学者岩佐茂的《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这本著作可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研究的"日本版"。这部著作至少可以引起我们研究马、恩著作中环境思想的兴趣,虽然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和岩佐茂并不完全相同。此书关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回答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运动给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思想和理论问题,或者说通过这一回答,怎样深化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思想和理论问题,或者说通过这一回答,怎样深化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思想和理论"。[22](中文版序)作者肯定马克思思想中本来就含有环境保护的思想,并认为马克思没有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作者说:"由于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由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人的活动引起的,因此在环境伦理学中,必须具有研究在以人类相互的社会关系为中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框架中,人的何种活动引起了环境破坏"。[22](P81)简单地说,全书的基调就是把人与环境关系问题很大程度上归结成社会关系使然,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实质是要从社会关系及其伦理责任的规定入手。 笔者也认为马恩思想丰富,不能简单地否定其中有环保思想,正如弗罗洛夫指出的:"无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情况多么不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的解决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是非常现实而有效的"。[23](P153)马恩思想中有哪些有价值的环境思想? 首先,马克思认识到环境问题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解决。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马克思看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因而人与自然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他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然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4](P95)"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4](P167-168)人类这部分的生存与自然界其它部分发生的是"物质变换",但它不同于纯粹自然物质转化过程而是通过"劳动"自觉发生的。[25](P56-57)劳动是社会性的,因此人和其对象化自然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社会又是有历史阶段性的,所以人与自然冲突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也就是社会历史问题。马克思本意是批判19世纪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矛盾难以缓解,但是由于他正确把握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出发点--劳动中介,因而能把人与自然问题看成社会历史问题。这里实际蕴含着通过社会伦理关系为中介去解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逻辑命题。这不失为当代人解决环境危机的一种可行方案。它有助于消除我们行动上的误区。事实上,科学、技术等都是社会的产物,环境有什么样的破坏根本上决定于社会,决定于社会伦理文化的水准和效用。所以处理环境危机既要正确运用科学技术,更要改造我们自身和社会。 其次,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合乎"生态人"理念。"生态人"是当代人文价值观的产物,它旨在超越和完善过去生物人、道德人、理性人、经济人等各式各样假说。恶劣的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意味着人与人及人与自然健康关系的扭曲。从人的全面发展的立足点出发,就必须消除剥夺和破坏自然的错误行为,合乎生态规律,与环境友好,并确定对待自然的公正态度,因为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全面发展的源头活水,也是全人类解放的基本标准之一。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人类史"与"自然史"研究的统一,在他们的思想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中介的,要认识一个就离不开另一个,他们说;"历史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系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6](P20)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深入开展自然史、环境史的统一研究,在这个基础上的工作,将有助于21世纪中国环境伦理理论的建立。 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都有一个民族化的问题,这就是说,21世纪里,我们要加强中外环境思想比较研究。还应提到,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丰富的环境伦理思想,已引起许多国外研究者的重视,比如施韦泽、铃木大拙、池田大作、岸根卓郎、R.纳什、M.马斯洛、F.卡普拉、汤因比等等众多著名科学家或哲学家、思想家、学者都曾指出儒、道、释、禅等东方思想传统中包含生态与环境伦理智慧。可是较长时间以来,国内学者对此有所忽视,直到目前,专门性的系统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环境伦理思想史研究著作出版。要建立环境伦理不能完全靠移植西方理论,应和中国的民族文化及现实相结合,特别注意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文题目怎么写
一、促进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时代赋予环境资源法的历史使命 自第一次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尝到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能源危机的苦果,而酿成这种苦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没有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干了许多违背自然生态规律的蠢事。我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时期”和“十年动乱时期”,盲目推行毁林毁草开荒、围湖围海造田和打虎灭雀等征服大自然的运动,在“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唯意志论的支配下,搞什么“开荒开到山顶,种田种到湖底”和“大炼钢铁”,结果造成了植被覆盖率降低、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近几十年来,尽管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措施,退田还林还草,治沙治水治山,但由于欠账过多、积重难返、治理污染艰难和恢复生态缓慢,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恶化的趋势。实践和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谁违背大自然的规律谁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自然生态失衡即生态平衡受到破坏的根本原因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只有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才能实现经济……
聆听自然 清澈,明亮的小溪缓缓地流向山的深处,婉转、欢快的叫声直冲那云霄深处,活泼、热烈的瀑布欢快地跃入潭水深处……这一幅幅的美景无一不是大自然的杰作。大自然就如一位画家,他自如地挥洒手中的笔墨,描绘出一幅幅人间奇景;大自然又如一位钢琴家,他尽情地敲击手中的琴键,弹奏出一支支美妙的旋律;大自然又如一位魔法师,他尽情地发挥无限的想像力,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大自然是什么颜色?绿色?红色?黄色?紫色?……不,大自然是五颜六色的。 然而大自然这位画家总是偏爱于绿色,绿色代表着永恒,象征着和平与永恒。大自然自从诞生的那一刻起,身上就携带有绿色的基因,然而正是这些基因造就了如今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同时已孕育着人类这一伟大的智慧生命。大自然这位画家自如地调弄手中其它颜色的油墨来点缀美化这大千世界,红色、黄色等颜色代表繁荣与昌盛,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颜色基因,大自然才呈现出如今的五彩缤纷与色彩斑斓。 大自然是五颜六色的,那么什么是它生命的真谛呢? "鱼翔浅底,鹰击长空,驼走大漠"这一派和谐的景象不正透露出大自然生命的真谛吗? 当你从地上拾起一片火红的枫叶时,你能感受到它的热烈与悲壮吗?那火红的枫叶恰似向你倾吐大自然特有的语言,它教给你"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道理,透过那一片火红的枫叶,你能否感受到大自然的热烈与无畏呢? 你聆听过大自然的声音吗?那淙淙的流水淌过那蜿蜒绵亘的小溪的声音;那云雀直冲云霄的鸣叫声;那雄鹰振翅搏击长空的声音,聆听大自然的声音,你将更深一层地理解大自然地深邃与神秘。 当你将脚丫伸入清澈的溪流中,当你在森林中尽情沐浴着清新的阳光,此时此刻的你已经与大自然进行了零距离的接触,你能不有所感悟吗? 聆听自然,感悟自然。
感悟自然绿水青山何处无欣赏自然的美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的乐园远离尘嚣,走进自然自然之境,心向往之
自然与人生的关系论文摘要怎么写
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01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我国实现现代化,面对六大挑战,其中就有"生态环境仍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 我国环保事业正式开始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我国组团40多人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紧接着1973年中国召开了第一次环保会议(北京:8月5日~20日),这次会议使得中国江河、海湾污染、工业污染、农药污染、城市污染、生态资源破坏等大量严峻事实得以披露。随后几年国家治理了不少典型污染点、源。十年动乱结束后,"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被写进1978年国宪。1979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公诸于世。1983年国务院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正式把环境保护列为中国基本国策之一。中国环保事业起点是从法制着手的,30多年来取得了明显成就,制订了多部法规,解决了许多问题。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发展观的主流。我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1]这个战略的成功取决于全社会的参与,因此需要启动全体公民的环境意识,可是这方面有很多工作没有做。不仅如此,公民还应有相当于发达国家公民的高度的环境意识,因为经济全球化必将要求我国应对更多配套的世界性环境公约。 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我国历史学家从两个方面进行严肃的历史思考。一方面深入开展我国历史上自然环境变迁和灾害问题的研究,像北京地区森林变迁和生态灾害、西北地区生态发展变化、历史上沙漠化现象以及地区经济文化与自然变迁等课题,由历史学家与农学家、林学家、气象学家、环境伦理学家、历史地理学家等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毫无疑问,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必将推动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结合、渗透,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人们期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早日问世,从而推动我国生态环境建设。 另一方面的历史思考,就是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去研究、了解20世纪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人文成果(不是技术成果),加深对环境伦理和自然哲学的认识。目前我国迫切需要加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和教育,确定人人遵守的环境行为规范,这样才能使环境保护成为人们的自觉活动。 根据有关西方环境伦理的著作,环境伦理学的兴起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环境伦理意识的萌发阶段,大约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1864年美国学者GP马什(GPMarsh,1801~1882)出版《人与自然》,开始反思技术、工业、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和自然的负面影响,尽管他的立场仍是人类中心和功利主义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人对地球管理不单纯是经济活动,还需要有伦理的态度。进一步醒悟来自梭罗(HDThoereau,1817~1862),梭罗批判西方传统反自然的偏见和资本主义的人生价值观,热爱自然,以自然为友,追求简朴生活。在他的眼中,自然是有机整体,万物是互相依赖的,自然是善、美和天堂,是健康、价值的来源,其代表作是《瓦尔登湖》。[2]继梭罗之后,有被称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的J·缪尔(John Muir,1838~1914)。1864年3月他进入加拿大荒野之中,在这一时期,缪尔被自然的神奇和优美感召,开始抨击人类自以为是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践踏破坏自然的无知,最终成了一个自然主义者,为美国国家公园的开辟和保护做出了很大贡献,代表作有《夏日走过山间》[3]和《我们的国家公园》。[4]梭罗和缪尔思想的特点是带有尊崇原始自然和返朴归真的倾向,开启了对自然之伦理感情和意识的先河。第一阶段还有一位德国的重要思想家--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1875~1965),他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到50年代成为一套成熟的体系。他认为:一、生命意志是普遍平等的,真正的哲学要从这个意识出发,我是生命意志之流中的生命;二、"道德就是对一切生物的无限广大的责任";三、过去一切伦理学的根本缺陷在于认为伦理只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四、人类需要有道德意义的世界观和文明观。[5](P1414-1436) 第二阶段是大地伦理和环境道德观或环境价值观的提出阶段。其代表人物有福格特和李奥帕德等。福格特(William Vogt)1948年出版了《生存之路》,提出了一套人类生存哲学,含人口伦理思想。例如:"我们--全体男女老幼必须重新调整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应该重写我们的哲学,使它脱离论争和“观念“的领域,而在大地上牢牢生根";[6](P269)"人类肩负责任的重要性不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生物物理难题不可分割地也是个伦理问题"。[6](P3) 李奥帕德(Aldo Leopold,1887~1948)被称为"现代环境伦理学之父"、"先知"。其《沙郡年记》被称为"现代环境主义运动的一本新圣经"。尽管施韦泽、福格特的著作中类似环境伦理名词已呼之欲出,但是还是到李氏才首次提出了"大地伦理",而他的"大地伦理"实际上就是一种建立在生态科学基础之上的典型的整体论环境伦理。李氏首次在历史上明确地界定了一种共同体界限,他说:"土地的伦理规范只是扩展了群集(Community,共同体)的界限,使其纳入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我们可以将这些东西称为土地";[7](P262)"我们尚未有处理人和土地的关系,以及处理人和土地上动植物的关系的伦理规范";[7](P261)"我们也应该从伦理和美学的角度,来考虑每个问题"。[7](P285)这些话正式标志着人与自然环境进入了伦理学的公正视野的正式开场。 第三阶段从60年代开始至今,是环境伦理学创立并呈现百花齐放、多元发展的时代。 环境伦理学作为独立新学科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正是在70年代出现了《环境伦理学》、《生态哲学》、《深层生态学》、《伦理学与动物》等期刊,国际著名哲学杂志《伦理学》、《探索》、《哲学》开始大量刊登环境伦理学文章。许多哲学家在大学里开设"环境伦理学"课程,不少以环境伦理为书名的教材陆续出版。 环境伦理学诞生以来,出现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著作、观点,有些我国已有译介,我这里拣选几种作简要的介绍。 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可持续发展"的明确定义首次出现于1987年。1983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任命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成立了22人组成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要求制定出"全球革新议程"。1987年WCED交出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称:"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8](P52)"从广义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8](P80)报告说"我们已试图说明人类的生存和福利,是如何地有赖于把可持续发展提高到全球性伦理道德方面的成功"。[8](P404)报告建议全世界教育应广泛传授"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同时要求各国加强环境教育:"环境教育应包括并贯穿于各级学校正式课程表中的其它科目的教学之中,以便加强学生对环境状况的责任感,并传授给他们有关控制、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方法"。[8](P142)1992年6月3日至14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召开。参会者有183个国家代表团、10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另有不少国际组织和联合国机构代表。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总方向,也标志全球环境问题决定下的全球伦理秩序的定向。这种全球伦理有三个公平性原则,即:世界范围内当代人之间的公平性,代际公平性,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公平性。1997年5月世界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了康斯坦热(RCostanza)等的《世界生态服务的价值与自然资本》论文,产生过广泛而重大的影响,作者们强调了公平性的环境伦理观。人与自然公平关系的原则已深入人心,成为一般经济伦理理论的基础之一,如德国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Koslowski)说:"与自然界交流中的公平也不是一个特殊的公平问题,而是一个一般的本体论上的公平概念的问题。依据柏拉图的观点,如果公正是与现实相结合,并贯穿于现实的,自然界也属于与现实相结合,并且是“正义“的公正范围,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也要确定公平"。[9](P253)可持续原则也正式成为新经济学的理念,著名的《自然资本论》[10](P4)--该书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之路上的重要路标,人们将其与《国富论》相比--谓其将影响下一次工业革命,书中就把资源、生命系统、生态系统正式列入资本核算系统,这是环境伦理与经济学的结合。 自然的内在价值论理论。美国人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1932~),是对环境伦理进行纯粹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参与组建国际环境伦理学协会(ISEE,1990~),担任过第一任主席(1990-1994)。1979年他参与创办《环境伦理学》季刊并担任副主编。代表作有《哲学走向荒野》[11]、《环境伦理学》。[12]他曾于1991、1998年来华访问。1975年罗氏在国际哲学权威杂志《伦理学》上发表《生态伦理是否存在?》,这篇文章的观点极富创新性,罗氏起初不敢投给《伦理学》,但几家次等杂志不愿发表,相反倒是《伦理学》竟以最快速度予以发表(该文收入《哲学走向荒野》)。罗尔斯顿把价值分析作为环境伦理学的突破点,否认事实与价值的绝对界限,创立了自然的内在价值理论,这是当代环境伦理学在哲学层次上的重要发展。罗尔斯顿归于更高层次的李奥帕德肇始的大地伦理,重视自然生态整体性和内部客观价值关系,主张原野有自存价值,批判人类中心论,但遵循的是人与自然统一的系统性思维。 深生态哲学伦理学。1973年A.内斯(Arne Naess,1912~)发表了《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期生态运动论纲》,所谓"深层"是相对于浅层而言,后者局限于人类本位,前者是对后者彻底的超越。文章主张的8条纲领是:各种生物都有内在关联;原则上的生物圈平等主义;维护多样性原则和共生性原则;反对世界上的等级制;向污染和资源枯竭挑战;复合性而非复杂性;地方自治和非中心化等。[13](P57-61)1995年在《深层生态学的8条修正》(GSessions编《面向21世纪的深层生态学》,Boston,1995)一文中他进一步向自然内在价值论伦理倾斜。由于内斯是世界著名哲学家,并且其理论有政治潜力,所以其主张迅速得到回应,特别在美国引起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它是美国绿党的成立及其理论形成的基础。 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不等于仅仅从伦理的角度看环境、生态问题,实际上环境伦理学与哲学各分支有广泛的联系,尤其是与自然哲学的复兴紧密相连,新兴自然哲学观往往交织在环境伦理认识中,在这方面典型的有卡普拉(FCapra,1939~)的生态世界观。卡氏著有:《物理学之道》[14](1975),《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15](1982),《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1984)等。上列三书在东西方有广泛影响。卡氏认为笛卡尔--牛顿机械世界观是西方现代种种危机的根源,拯球危机要靠重建新的世界观,新的世界观是合乎现代科学的自然观--他还认为这与东方古代智慧相通,这个世界观的思维机制是非机械论、非二元性、非线性的系统思维。卡普拉的世界观是对现代科学自然观、系统论、心理学、生态学、经济和政治制度、东方智慧等众多内容的一次综合尝试,也是身心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的统一尝试。他认为"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16](P57) 以上扼要地介绍了部分西方环境伦理学说。有些著作目前已翻译了过来,只是一直没有受到广泛重视,缺乏系统研究。当然还有大量国外文献未能及时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21世纪中国环境伦理要创新,应对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起源、内容和趋势进行系统研究。 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项重要的研究任务,就是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环境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已有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出版。例如,帕森斯(Howard Parsons)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学》,[17]高支(André Gorz)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18]雷纳(Giner)的《社会主义和生态学》,[19]派卜(David Pepper)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20]莱斯(William Leiss)的《自然的控制》[21]等。这些著作紧扣现代资本主义的环境问题进行探讨,尽管其中有些观点尚不成熟,但可以开拓人们的思维活动。这里我介绍一下日本学者岩佐茂的《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这本著作可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研究的"日本版"。这部著作至少可以引起我们研究马、恩著作中环境思想的兴趣,虽然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和岩佐茂并不完全相同。此书关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回答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运动给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思想和理论问题,或者说通过这一回答,怎样深化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思想和理论问题,或者说通过这一回答,怎样深化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思想和理论"。[22](中文版序)作者肯定马克思思想中本来就含有环境保护的思想,并认为马克思没有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作者说:"由于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由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人的活动引起的,因此在环境伦理学中,必须具有研究在以人类相互的社会关系为中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框架中,人的何种活动引起了环境破坏"。[22](P81)简单地说,全书的基调就是把人与环境关系问题很大程度上归结成社会关系使然,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实质是要从社会关系及其伦理责任的规定入手。 笔者也认为马恩思想丰富,不能简单地否定其中有环保思想,正如弗罗洛夫指出的:"无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情况多么不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的解决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是非常现实而有效的"。[23](P153)马恩思想中有哪些有价值的环境思想? 首先,马克思认识到环境问题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解决。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马克思看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因而人与自然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他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然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4](P95)"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4](P167-168)人类这部分的生存与自然界其它部分发生的是"物质变换",但它不同于纯粹自然物质转化过程而是通过"劳动"自觉发生的。[25](P56-57)劳动是社会性的,因此人和其对象化自然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社会又是有历史阶段性的,所以人与自然冲突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也就是社会历史问题。马克思本意是批判19世纪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矛盾难以缓解,但是由于他正确把握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出发点--劳动中介,因而能把人与自然问题看成社会历史问题。这里实际蕴含着通过社会伦理关系为中介去解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逻辑命题。这不失为当代人解决环境危机的一种可行方案。它有助于消除我们行动上的误区。事实上,科学、技术等都是社会的产物,环境有什么样的破坏根本上决定于社会,决定于社会伦理文化的水准和效用。所以处理环境危机既要正确运用科学技术,更要改造我们自身和社会。 其次,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合乎"生态人"理念。"生态人"是当代人文价值观的产物,它旨在超越和完善过去生物人、道德人、理性人、经济人等各式各样假说。恶劣的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意味着人与人及人与自然健康关系的扭曲。从人的全面发展的立足点出发,就必须消除剥夺和破坏自然的错误行为,合乎生态规律,与环境友好,并确定对待自然的公正态度,因为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全面发展的源头活水,也是全人类解放的基本标准之一。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人类史"与"自然史"研究的统一,在他们的思想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中介的,要认识一个就离不开另一个,他们说;"历史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系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6](P20)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深入开展自然史、环境史的统一研究,在这个基础上的工作,将有助于21世纪中国环境伦理理论的建立。 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都有一个民族化的问题,这就是说,21世纪里,我们要加强中外环境思想比较研究。还应提到,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丰富的环境伦理思想,已引起许多国外研究者的重视,比如施韦泽、铃木大拙、池田大作、岸根卓郎、R.纳什、M.马斯洛、F.卡普拉、汤因比等等众多著名科学家或哲学家、思想家、学者都曾指出儒、道、释、禅等东方思想传统中包含生态与环境伦理智慧。可是较长时间以来,国内学者对此有所忽视,直到目前,专门性的系统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环境伦理思想史研究著作出版。要建立环境伦理不能完全靠移植西方理论,应和中国的民族文化及现实相结合,特别注意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
万物皆源于自然,自然造就人生。人生当自然。其实不一定要举很多例子,只要捋顺二者的辩证关系即可!上述辨证关系只作为参考哦,毕竟,每个人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都不一样,各有千秋嘛!
网上资料,希望有所帮助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人事必须顺应天意,要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顺应天理,方能国泰民安。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将“自然”这个概念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所谓“道法自然”,指得是“道”按照自然法则独立运行,而宇宙万物皆有超越人主观意志的运行规律。老子认为,自然法则不可违,人道必须顺应天道,人只能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诚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中国佛家提出“佛性”为万物之本原。宇宙万物的千差万别,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本质仍是佛性的统一。而佛性的统一,就意味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中国早就有自己的“环境文化”。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鳖。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中国今天的环保事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世界环保理念的吸收和创新。总体上看,“道家侧重于倡导‘天道主义’,儒家更注重‘人道主义’。天道与人道的互补合构,孕育了‘天人合一’的大思维、大理念、大文化、大命题,充分体现了炎黄子民超时空、贯天地、通物我、保太和的大智大德。所以,‘天人合一’是儒道哲学所期许的宇宙生态和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文化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定‘天人合一’理念不仅是科学的宇宙观,而且是进步的人生观、价值观。”中国台湾学者李亦园将这种“天人合一”观念称作“致中和宇宙观”这种和谐生态观,可被视为中国生态主义思想演进过程中的“逻各斯中心”。从深层内核看,环境问题是个涉及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问题。“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境界。此一深层价值内核在今日中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具体到环太湖地区的经济发展,其重大理论借鉴意义就在于促使我们考虑如何在通向基本现代化的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协调,营造太湖儿女共同生活的美好家园。马克思指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其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是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它“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在这种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中,“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实践基础上,达到了真正的统一。中国的儒、释、道三家,都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思想。他们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气所生,互相依存,具有同根性、整体性和平等性。如《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儒家也因此倡导“仁民爱物”,如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着意强调万物与人为同类(“与”),应当推己及物。理学的创始者之一程颢也说:“人与天地一物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同上,卷二),等等。汉儒以阴阳五行说大讲天人感应,其间附会于社会历史、政治、人事等方面者多为迷信之属,已经遭当时著名思想家王充尖锐而深刻批判(见《论衡》)。然其被吸收于医学中者,则成了中医重视自然环境对于人的健康和疾病密切相关的重要基础理论。中医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的破坏或失调,可以说是人得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反之,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保证人的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体现于中医的治疗中,则无论是诊断还是处方,都首先参之以时令节气,乃至于严格到选择药材之产地产时。这种把人类健康与自然环境联系起来的观念,是完全符合事实的科学的理论。同时,这种观念也告诉人们,为了人类自身的健康,必须要全力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自然环境。这在当今世界尤有其十分重要和积极的意义。此外,儒家还有许多关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节约消费的思想,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例如,荀况把“节用”与“御欲”联系起来,提出人们在生活消费中必须要有“长虑顾后”的观念,而不应当任人之欲。那种“不顾其后”,随意奢侈浪费的人,乃是一些“偷生浅知”之徒(见《荀子·荣辱》)。这是很有深远意义的见地。佛教提倡“护生”,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们都强调不为不恃,因任自然。这种对自然的态度,就其消极一面讲,诚如荀子所批评的,是为“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即忽视乃至放弃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过,“因”的思想中并不完全只是消极的,它至少包含着这样两方面的合理因素:一是不以主观的好恶或意愿,随意地去违反或破坏自然及其规律,而遭自然界的报复;二是主动地去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环境。在“因”的理论中,包含着“权变”和“因时而变”的思想,所以一些道家思想家就强调说:“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又说:“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忤者,谓之不知权 。不知权者,善反丑矣。”(《淮南子·汜论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看起来与原来的环境不合,然却与变化了的环境相合,这叫做懂得权变;相反,就是不知权变。不知权变者,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时是畏惧;诚如荀子所描述的,人们靠天吃饭,只好“大天而思之”,“从天而颂之”。以后,人们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掌握了它的一些规律,于是就“骋能而化之”,“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然而,随着人类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一些人开始忘乎所以,漠然无视自然的力量,以为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去摆布自然,其结果就是使当今人类陷入日益严重恶化的生存环境之中。在今天这样一个新的时空环境中,人们似乎可以从一种新的意义上,去体会一下庄子说的“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这句话,它也许对我们今天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所启发。以上只是列举了很小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想,然而如能灵活地吸取其精神,反思我们今日对待自然的态度,那么对于缓解当前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状态,当会有所裨益。儒家修身养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培养一种与他人和社会群体和谐、协调的道德品格。儒家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等“推己及人”的精神,至今也还是值得倡导的一种个人品德和社会风尚。不少人认为,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忽视(或压制)个性和个人(自我)的权利、价值。这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和道理的。但问题亦并非如此简单。当我们冷静地、深入地思考时就会发现,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不可能离开他人和群体而存在的,自我只有在为他我、群体的奉献中,只有在得到他我和社会群体的认可时,才会突显出个人(自我)的存在和价值。因此,儒家的强调献身群体和社会,并非只是消极地否定自我,相反,如果我们能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其精神,那么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群体的奉献,正是实现自我价值、养成完美人格的正确途径。人们以崇敬仰慕之意,千年不绝地传颂着宋代名臣范仲淹的不朽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这里不正反映了人们对于那些能够把自己献身给社会群体利益的个人价值的高度肯定吗?不正反映了人们殷切期望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具有这种品德的人的心愿吗?目前,不仅在东方,而且在西方,尤其是在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里,一股学习禅佛教的热潮正在升起。许多西方的禅学研究者,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把禅看作是什么“东方神秘主义”了,他们开始注意和研究禅的各种教理与禅的根本精神之所在。学禅打坐不仅能治病健身,调解人体生理上的失衡(这只是禅的低层次上的了解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信禅学禅的人来说,它能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调解人们心理上的失衡。禅学从一个方面揭示了自我的本性,着重揭示了造成人生痛苦、烦恼的主观自我方面的原因,并且探求了如何让自我从怨天尤人、授命于环境的被动中摆脱出来,而通过自我主动的努力去解除种种的痛苦和烦恼,做自我的主人翁,等等。如上所分析的,禅学的这些探求正是现代人精神上最渴求得到的东西。加之禅佛教不离人伦日用的世间性格、坚韧不拔的实践精神、自我去缚的解脱主张和当下顿悟的超越喜悦等,禅佛教的世界性热潮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时。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此语源于《老子》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以“知人”与“自知”相比较,何者更为困难呢?先秦法家代表韩非认为:“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韩非子·喻老》)著名玄学家王弼也说:“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老子道德经注》)看来,他们都认为,一个人要认识自己,比之于认识别人要困难得多。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见解。在大多数人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就是如此,亦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推之于人类自身和客观自然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情况与此相类。也就是说,相对而言,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要比对客观自然的认识困难得多。我在一篇短文中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番感慨,我说:人作为万物之灵,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大而至于外空星系的宏观,小而至于量子真空的微观,在今天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并且对于进一步地去认识它和把握它充满了信心。而与此相比,人对自我的认识,特别是对自我精神世界的认识,则还相当肤浅,愚暗不明。至于通过对自我的认识,来自觉地把握自我的精神世界,这对于多数人来说,更是难之又难了。另外,我还提到,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有一个自我认识的问题。特别是当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人类更需要对自我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然而,同样地这也是比之于认识自然更为困难的事情,或许还可以这么说,人类至今在自知方面尚不是很明的。如上所说,人类依仗着高科技,加速了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和支配,同时也正在更快速地受到自然的强烈反抗和报复。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难道人类不应当认真地自我反思一下吗?我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动的、能动的一方,因此也是关键的一方。换言之,其关键在于人类要对自我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认识,并由此而进行自觉的自我节制。天人和谐的科学理念天与人即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人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文化方向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中国伟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有三种学说:以庄子为代表的一派主张顺从自然;“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以荀子为一派主张改造自然;‘大天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而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主流观点是《周易大传》的“辅助天地”的学说。《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是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先天即引导自然,后天即随顺自然。这段话的含义是“在自然变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既成之后注意适应,做到天不违人,人亦不违,即天、人相互协调。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周易大传》在历史上是以孔子手著的名义产生影响的,所以这种天、人协调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主导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近代西方尤其是16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自然观,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类确实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文明成就,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达,到上世纪后期,生态平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令人优虑的问题迭起,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的威胁。此时一些西方国家,为保护自己国家的环境与资源,竟然牺牲他国人民的利益,将一些污染严重、消耗资源的工业转向一些落后而弱小的国家,从而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很大的灾难。而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的观点与做法,而是竭力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在先哲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理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因而可以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人类在进行经济建设,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如果不注意生态平衡,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改造自然是必要的,而破坏自然则必食苦果。中国传统的天人协调的观点,确实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参考资料:~-1/9219853_9219853_htm
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 方面,深入开展我国历史上自然环境变迁和灾害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从世界文明的角度去研究、了解20世纪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人文成果,加深对环境伦理和自然哲学的认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研究任务之一,就是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环境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环境问题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中介的,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合乎生态规律,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全面发展的源头活水,也是全人类解放的基本标准之一。在加强环境伦理的研究中,我们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还应注意与中国的民族文化和现实相结合,特别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关 键 词】生态环境、生态伦理、历史思考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01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我国实现现代化,面对六大挑战,其中就有"生态环境仍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我国环保事业正式开始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我国组团40多人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紧接着1973年中国召开了第一次环保会议(北京:8月5日~20日),这次会议使得中国江河、海湾污染、工业污染、农药污染、城市污染、生态资源破坏等大量严峻事实得以披露。随后几年国家治理了不少典型污染点、源。十年动乱结束后,"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被写进1978年国宪。1979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公诸于世。1983年国务院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正式把环境保护列为中国基本国策之一。中国环保事业起点是从法制着手的,30多年来取得了明显成就,制订了多部法规,解决了许多问题。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发展观的主流。我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1]这个战略的成功取决于全社会的参与,因此需要启动全体公民的环境意识,可是这方面有很多工作没有做。不仅如此,公民还应有相当于发达国家公民的高度的环境意识,因为经济全球化必将要求我国应对更多配套的世界性环境公约。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我国历史学家从两个方面进行严肃的历史思考。一方面深入开展我国历史上自然环境变迁和灾害问题的研究,像北京地区森林变迁和生态灾害、西北地区生态发展变化、历史上沙漠化现象以及地区经济文化与自然变迁等课题,由历史学家与农学家、林学家、气象学家、环境伦理学家、历史地理学家等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毫无疑问,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必将推动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结合、渗透,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人们期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早日问世,从而推动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另一方面的历史思考,就是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去研究、了解20世纪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人文成果(不是技术成果),加深对环境伦理和自然哲学的认识。目前我国迫切需要加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和教育,确定人人遵守的环境行为规范,这样才能使环境保护成为人们的自觉活动。根据有关西方环境伦理的著作,环境伦理学的兴起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环境伦理意识的萌发阶段,大约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1864年美国学者GP马什(GPMarsh,1801~1882)出版《人与自然》,开始反思技术、工业、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和自然的负面影响,尽管他的立场仍是人类中心和功利主义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人对地球管理不单纯是经济活动,还需要有伦理的态度。进一步醒悟来自梭罗(HDThoereau,1817~1862),梭罗批判西方传统反自然的偏见和资本主义的人生价值观,热爱自然,以自然为友,追求简朴生活。在他的眼中,自然是有机整体,万物是互相依赖的,自然是善、美和天堂,是健康、价值的来源,其代表作是《瓦尔登湖》。[2]继梭罗之后,有被称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的J·缪尔(John Muir,1838~1914)。1864年3月他进入加拿大荒野之中,在这一时期,缪尔被自然的神奇和优美感召,开始抨击人类自以为是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践踏破坏自然的无知,最终成了一个自然主义者,为美国国家公园的开辟和保护做出了很大贡献,代表作有《夏日走过山间》[3]和《我们的国家公园》。[4]梭罗和缪尔思想的特点是带有尊崇原始自然和返朴归真的倾向,开启了对自然之伦理感情和意识的先河。第一阶段还有一位德国的重要思想家--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1875~1965),他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到50年代成为一套成熟的体系。他认为:一、生命意志是普遍平等的,真正的哲学要从这个意识出发,我是生命意志之流中的生命;二、"道德就是对一切生物的无限广大的责任";三、过去一切伦理学的根本缺陷在于认为伦理只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四、人类需要有道德意义的世界观和文明观。[5](P1414-1436)第二阶段是大地伦理和环境道德观或环境价值观的提出阶段。其代表人物有福格特和李奥帕德等。福格特(William Vogt)1948年出版了《生存之路》,提出了一套人类生存哲学,含人口伦理思想。例如:"我们--全体男女老幼必须重新调整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应该重写我们的哲学,使它脱离论争和“观念“的领域,而在大地上牢牢生根";[6](P269)"人类肩负责任的重要性不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生物物理难题不可分割地也是个伦理问题"。[6](P3)李奥帕德(Aldo Leopold,1887~1948)被称为"现代环境伦理学之父"、"先知"。其《沙郡年记》被称为"现代环境主义运动的一本新圣经"。尽管施韦泽、福格特的著作中类似环境伦理名词已呼之欲出,但是还是到李氏才首次提出了"大地伦理",而他的"大地伦理"实际上就是一种建立在生态科学基础之上的典型的整体论环境伦理。李氏首次在历史上明确地界定了一种共同体界限,他说:"土地的伦理规范只是扩展了群集(Community,共同体)的界限,使其纳入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我们可以将这些东西称为土地";[7](P262)"我们尚未有处理人和土地的关系,以及处理人和土地上动植物的关系的伦理规范";[7](P261)"我们也应该从伦理和美学的角度,来考虑每个问题"。[7](P285)这些话正式标志着人与自然环境进入了伦理学的公正视野的正式开场。第三阶段从60年代开始至今,是环境伦理学创立并呈现百花齐放、多元发展的时代。环境伦理学作为独立新学科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正是在70年代出现了《环境伦理学》、《生态哲学》、《深层生态学》、《伦理学与动物》等期刊,国际著名哲学杂志《伦理学》、《探索》、《哲学》开始大量刊登环境伦理学文章。许多哲学家在大学里开设"环境伦理学"课程,不少以环境伦理为书名的教材陆续出版。环境伦理学诞生以来,出现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著作、观点,有些我国已有译介,我这里拣选几种作简要的介绍。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可持续发展"的明确定义首次出现于1987年。1983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任命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成立了22人组成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要求制定出"全球革新议程"。1987年WCED交出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称:"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8](P52)"从广义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8](P80)报告说"我们已试图说明人类的生存和福利,是如何地有赖于把可持续发展提高到全球性伦理道德方面的成功"。[8](P404)报告建议全世界教育应广泛传授"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同时要求各国加强环境教育:"环境教育应包括并贯穿于各级学校正式课程表中的其它科目的教学之中,以便加强学生对环境状况的责任感,并传授给他们有关控制、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方法"。[8](P142)1992年6月3日至14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召开。参会者有183个国家代表团、10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另有不少国际组织和联合国机构代表。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总方向,也标志全球环境问题决定下的全球伦理秩序的定向。这种全球伦理有三个公平性原则,即:世界范围内当代人之间的公平性,代际公平性,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公平性。1997年5月世界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了康斯坦热(RCostanza)等的《世界生态服务的价值与自然资本》论文,产生过广泛而重大的影响,作者们强调了公平性的环境伦理观。人与自然公平关系的原则已深入人心,成为一般经济伦理理论的基础之一,如德国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Koslowski)说:"与自然界交流中的公平也不是一个特殊的公平问题,而是一个一般的本体论上的公平概念的问题。依据柏拉图的观点,如果公正是与现实相结合,并贯穿于现实的,自然界也属于与现实相结合,并且是“正义“的公正范围,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也要确定公平"。[9](P253)可持续原则也正式成为新经济学的理念,著名的《自然资本论》[10](P4)--该书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之路上的重要路标,人们将其与《国富论》相比--谓其将影响下一次工业革命,书中就把资源、生命系统、生态系统正式列入资本核算系统,这是环境伦理与经济学的结合。自然的内在价值论理论。美国人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1932~),是对环境伦理进行纯粹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参与组建国际环境伦理学协会(ISEE,1990~),担任过第一任主席(1990-1994)。1979年他参与创办《环境伦理学》季刊并担任副主编。代表作有《哲学走向荒野》[11]、《环境伦理学》。[12]他曾于1991、1998年来华访问。1975年罗氏在国际哲学权威杂志《伦理学》上发表《生态伦理是否存在?》,这篇文章的观点极富创新性,罗氏起初不敢投给《伦理学》,但几家次等杂志不愿发表,相反倒是《伦理学》竟以最快速度予以发表(该文收入《哲学走向荒野》)。罗尔斯顿把价值分析作为环境伦理学的突破点,否认事实与价值的绝对界限,创立了自然的内在价值理论,这是当代环境伦理学在哲学层次上的重要发展。罗尔斯顿归于更高层次的李奥帕德肇始的大地伦理,重视自然生态整体性和内部客观价值关系,主张原野有自存价值,批判人类中心论,但遵循的是人与自然统一的系统性思维。深生态哲学伦理学。1973年A.内斯(Arne Naess,1912~)发表了《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期生态运动论纲》,所谓"深层"是相对于浅层而言,后者局限于人类本位,前者是对后者彻底的超越。文章主张的8条纲领是:各种生物都有内在关联;原则上的生物圈平等主义;维护多样性原则和共生性原则;反对世界上的等级制;向污染和资源枯竭挑战;复合性而非复杂性;地方自治和非中心化等。[13](P57-61)1995年在《深层生态学的8条修正》(GSessions编《面向21世纪的深层生态学》,Boston,1995)一文中他进一步向自然内在价值论伦理倾斜。由于内斯是世界著名哲学家,并且其理论有政治潜力,所以其主张迅速得到回应,特别在美国引起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它是美国绿党的成立及其理论形成的基础。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不等于仅仅从伦理的角度看环境、生态问题,实际上环境伦理学与哲学各分支有广泛的联系,尤其是与自然哲学的复兴紧密相连,新兴自然哲学观往往交织在环境伦理认识中,在这方面典型的有卡普拉(FCapra,1939~)的生态世界观。卡氏著有:《物理学之道》[14](1975),《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15](1982),《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1984)等。上列三书在东西方有广泛影响。卡氏认为笛卡尔--牛顿机械世界观是西方现代种种危机的根源,拯球危机要靠重建新的世界观,新的世界观是合乎现代科学的自然观--他还认为这与东方古代智慧相通,这个世界观的思维机制是非机械论、非二元性、非线性的系统思维。卡普拉的世界观是对现代科学自然观、系统论、心理学、生态学、经济和政治制度、东方智慧等众多内容的一次综合尝试,也是身心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的统一尝试。他认为"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16](P57)以上扼要地介绍了部分西方环境伦理学说。有些著作目前已翻译了过来,只是一直没有受到广泛重视,缺乏系统研究。当然还有大量国外文献未能及时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21世纪中国环境伦理要创新,应对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起源、内容和趋势进行系统研究。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项重要的研究任务,就是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环境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已有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出版。例如,帕森斯(Howard Parsons)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学》,[17]高支(André Gorz)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18]雷纳(Giner)的《社会主义和生态学》,[19]派卜(David Pepper)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20]莱斯(William Leiss)的《自然的控制》[21]等。这些著作紧扣现代资本主义的环境问题进行探讨,尽管其中有些观点尚不成熟,但可以开拓人们的思维活动。这里我介绍一下日本学者岩佐茂的《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这本著作可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研究的"日本版"。这部著作至少可以引起我们研究马、恩著作中环境思想的兴趣,虽然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和岩佐茂并不完全相同。此书关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回答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运动给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思想和理论问题,或者说通过这一回答,怎样深化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思想和理论问题,或者说通过这一回答,怎样深化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思想和理论"。[22](中文版序)作者肯定马克思思想中本来就含有环境保护的思想,并认为马克思没有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作者说:"由于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由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人的活动引起的,因此在环境伦理学中,必须具有研究在以人类相互的社会关系为中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框架中,人的何种活动引起了环境破坏"。[22](P81)简单地说,全书的基调就是把人与环境关系问题很大程度上归结成社会关系使然,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实质是要从社会关系及其伦理责任的规定入手。笔者也认为马恩思想丰富,不能简单地否定其中有环保思想,正如弗罗洛夫指出的:"无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情况多么不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的解决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是非常现实而有效的"。[23](P153)马恩思想中有哪些有价值的环境思想?首先,马克思认识到环境问题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解决。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马克思看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因而人与自然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他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然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4](P95)"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4](P167-168)人类这部分的生存与自然界其它部分发生的是"物质变换",但它不同于纯粹自然物质转化过程而是通过"劳动"自觉发生的。[25](P56-57)劳动是社会性的,因此人和其对象化自然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社会又是有历史阶段性的,所以人与自然冲突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也就是社会历史问题。马克思本意是批判19世纪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矛盾难以缓解,但是由于他正确把握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出发点--劳动中介,因而能把人与自然问题看成社会历史问题。这里实际蕴含着通过社会伦理关系为中介去解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逻辑命题。这不失为当代人解决环境危机的一种可行方案。它有助于消除我们行动上的误区。事实上,科学、技术等都是社会的产物,环境有什么样的破坏根本上决定于社会,决定于社会伦理文化的水准和效用。所以处理环境危机既要正确运用科学技术,更要改造我们自身和社会。其次,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合乎"生态人"理念。"生态人"是当代人文价值观的产物,它旨在超越和完善过去生物人、道德人、理性人、经济人等各式各样假说。恶劣的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意味着人与人及人与自然健康关系的扭曲。从人的全面发展的立足点出发,就必须消除剥夺和破坏自然的错误行为,合乎生态规律,与环境友好,并确定对待自然的公正态度,因为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全面发展的源头活水,也是全人类解放的基本标准之一。再次,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人类史"与"自然史"研究的统一,在他们的思想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中介的,要认识一个就离不开另一个,他们说;"历史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系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6](P20)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深入开展自然史、环境史的统一研究,在这个基础上的工作,将有助于21世纪中国环境伦理理论的建立。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都有一个民族化的问题,这就是说,21世纪里,我们要加强中外环境思想比较研究。还应提到,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丰富的环境伦理思想,已引起许多国外研究者的重视,比如施韦泽、铃木大拙、池田大作、岸根卓郎、R.纳什、M.马斯洛、F.卡普拉、汤因比等等众多著名科学家或哲学家、思想家、学者都曾指出儒、道、释、禅等东方思想传统中包含生态与环境伦理智慧。可是较长时间以来,国内学者对此有所忽视,直到目前,专门性的系统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环境伦理思想史研究著作出版。要建立环境伦理不能完全靠移植西方理论,应和中国的民族文化及现实相结合,特别注意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参考文献】[1]国家计委,国家科委.中国21世纪议程[R].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H.D.梭罗著.瓦尔登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3]J.缪尔著.夏日走过山间[M].北京:三联书店,[4]J.缪尔著.我们的国家公园[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5]A.施韦泽著.尊重生命的伦理学[A].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C].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6]W.福格特著.生存之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7]A.李奥帕德著.沙郡年记[M].北京:三联书店,[8]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R].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9]P.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0]拉维斯.自然资本论[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1]H.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2]H.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3]A.内斯.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期生态运动论纲[A].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集[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4]F.卡普拉.物理学之道[M].北京:北京出版社,[15]F.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6]F.卡普拉.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M].北京:东方出版社,[17]H.柏森斯.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学[M].伦敦,[18]A.高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M].伦敦,纽约,[19]G.雷纳.社会主义和生态学[M]..伦敦,[20]D.派卜.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M].伦敦、纽约,[21]W.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22]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3]H.T.弗罗洛夫.人的前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4]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2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
自然与人生的关系论文选题
可以写美好的自然、生活环境带给你的方便和美好,比如,早上起来呼吸到新鲜空气,感谢树木的默默吐呐;路上的鲜花香漫,感谢辛勤的蜂蝶!
《人与自然》《火烧不尽,风吹又生》《遵循自然法则》《落红护花》《对于自然》《对自然远观即可》
春天到了,一只只小鸟叽叽喳喳地,聚集在树枝上唱起了歌,声声清脆,宛如铜铃;一朵朵花儿奔放地开着,红的黄的,五颜六色,不时传来阵阵香气,唤醒了大地;一根根柳条绿了,一条条溪水清了,在那湛蓝的天空中,正飘荡着软软的白云,奇形怪状,满满的,都是春意。小鸟叫了,叽叽喳喳地,吵死了。我顺着这烦人的声音走在小道上。这些个恼人的东西就不知道体会一下人世的辛酸吗?一个劲地歌唱它们的春天,不知道我的春天早已萧索了吗?踢走脚边的易拉罐,我继续走,冲着不知道在哪里的声音大声喊叫,吵死了吵死了。我愤恨地捡起石头,朝着不知道什么方向的方向扔去,企望能砸种什么东西。不过什么也没有,声音还在继续。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吵死了。街边的房子里,睡午觉的人也被吵醒了吧。这个世界太安静了,叽叽喳喳,太安静了。莫名的小道,怎么走也走不完,一条道走到黑了。什么味道。好香啊,是烤鸭吗?这四下里只有花草的小道上,会有烤鸭,笑掉大牙了。那是鱼干?鱼干可是个好东西。脆脆的,肉很肥呢。哎呀,总不至于是红烧肉的,这里只有花草啊。踢一踢脚底的泥,溅起一层灰,简直是掉进了宇宙的黑洞,鼻尖却始终萦绕着那阵阵香气。满出来了,香气满出来了,把黑洞填满,把心填满,连同天地,一丝不落。抬起头继续走,一直走。摘一朵白色小花,看它铺满这个世界,把我窒息其中。脚步从不停歇。跟着春天走吧。那是五彩斑斓的夕阳吗?简直是超级大的鸡蛋饼。就是红红的不太像,要是变成黄里透白就更像了。再加一点盐巴,恩,再加一点。尝一尝味道。真是不错呢。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打蛋花的时候放些榨菜,那就真是美味了。我是不是太饿了,满脑子都是吃的,当然,如果一个人走了一整天还不饿的话,那就太奇怪了。我可不是生活在不用吃饭的星球上。不知道小王子是不是不用吃饭呢。走吧,继续走吧。也许刚冒出新芽的小树叶可以当饭吃。
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加快建设生态城市 大自然是万物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的生命活动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它,它们构成矛盾的统一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发展,由此构成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