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发展与生活论文摘要写什么
我想这是篇小论文。但也是需要有小标题的,还是自己写好!我可以给你一些思路:音乐中的元素、旋律和涵义蕴含着朴素的人生哲理,比如音乐可以陶冶你的情操、适当地降低你在当前人们压力普遍增强的情况下的学习或生活中的压力,让你暂时忘记忧虑和烦恼,情感上得以解脱。人的不好的心情可以直接导致人的某种情绪甚至疾病的发生,而听音乐能够起到治疗疾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人心情和情绪的影响上。比如你在听古典交响曲中的慢板部分,有调整情绪作用;优美的轻音乐可以让你放松情绪,安抚心灵;严肃的古典音乐可以使你沉思、反省,摆脱烦恼等等。某些音乐能够令你产生遐想,里面蕴含了创作者的意图心声、当时的情感因素或说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某种精神因素,从心灵深处令你感到某种震撼效果等等。
突出音乐与你的生活密不可分,突出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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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发展与生活论文摘要怎么写
西方古典音乐鉴赏 “古典”(Classic)一词源自拉丁文,原是典范、即奉古希腊(或罗马)为典范而加以模仿的意思。 人们有时把严肃音乐或艺术性音乐统统称为古典音乐,以同所谓“流行”音乐或娱乐性音乐相区别。“古典”的这一广义解释,把历史时期和风格全然撇开,因此,本来是属于不同时期和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例如,巴赫、贝多芬、柴科夫斯基以至于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都可以称为古典音乐。 音乐史上的古典时期基本上是属于器乐的,绝大多数作曲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器乐的体裁与形式,声乐的地位反而退居其次。敢于同大主教决裂的莫扎特,虽然在歌剧方面卓有贡献,他的器乐作品也是大量的。至于贝多芬,他纯粹是一位器乐作曲家,他以革命中的英雄作为作品的主人公,为此他有时也被称为革命的古典作曲家。古典主义的规范化确立了奏鸣曲、弦乐四重奏、协奏曲和交响曲等多乐章体裁和快板乐章奏鸣曲形式。古典风格作品中节奏与配器色彩灵活善变,而不是整乐章划一不变;古典作品中所有声部、甚至于演奏的力度,都由作曲家亲自写出和标明,而不是留给演奏者演奏时即兴处理。至于感情的表达,古典作品由于理性精神的影响,往往比较克制、沉着,而不是狂热的倾诉——从这方面着眼,巴罗克风格全然不同于古典主义,它反而更接近于后来的浪漫主义的精神。 西方古典音乐是西方文明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西方古典音乐作品浩如烟海,而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西方古典音乐难于欣赏,成为一种阳春白雪的高雅文化。其实,古典音乐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片段,在我们生活中为人们所喜闻乐见。霍夫曼曾说,“音乐是所有艺术中最富浪漫主义——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真正浪漫主义的艺术,因为它的唯一主题就是无限物。音乐向人类揭示了未知的王国,在这个世界中,人类抛弃所有明确的感情,沉浸在无法表达的渴望中。” 在欧洲艺术史上有两个重要的时期,古典主义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前一个时期包括十八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和十九世纪的前几十年;另一个时期在法国大革命引起的社会和政治变动的影响下,于十九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中形成。当时的浪漫主义真可为无孔不入,在文学界,建筑界,艺术界等各个领域中都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浪漫主义者。 在浪漫主义时期,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钢琴也进行了改进,其自身采用了铸铁结构,琴弦也加粗了,这种钢琴能获得更浓厚和更辉煌的音乐,跟现在的钢琴开始接近。接下来,我用一个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如果李斯特的时代要求他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而且还因为这个时代为他提供了能产生不同效果的钢琴,这种钢琴在较早的时期是找不到。但这种比较我们只能在音乐文献中找到,在现实社会中已很难找到。 十九世纪的钢琴小品大师有奥地利的舒柏特、波兰的肖邦、匈牙利的李斯特、德国的舒曼、门德尔松、勃拉姆斯,以及他们的同代人——在发掘钢琴技术上的可能性与戏剧性方面显示了无穷无尽的独创性。总而言之,短小的抒情形式的出现,作曲家就会认为乐曲的大小不是艺术批评的标准,一首优美的,精心的创作的小型乐曲也能和一部交响乐相媲美。 一首完美的诗本身就是很完美的,不用需要有最高度的想象力。浪漫主义艺术歌曲的创造者将歌词与音乐结合得非常成功,正是由于这些音乐作品,有许多抒情诗才能得以幸存下来。 歌曲的结构可分为两大类。在分节歌形式(strophic form)中,诗的每一段或每一节都重复同样的旋律。这是民歌和通俗歌曲中很常见的结构。歌的第一段可能是讲述一个情人的期待,第二段是他见到爱人时的欢乐,第三段姑娘的父亲粗暴地将他们分离,第四段姑娘悲伤地死去,所有这些都用相同的曲调演唱。另一种形式德国人称作“durchkompoiert”,字面意思是“全面创作的”,就是说作曲过程贯穿全曲,没有整段的反复。还有一种中间的形式,它将分节歌中的反复和全创作歌曲的自由结合在一起,有两、三段重复同样的旋律,然后在需要时就引入新的旋律,一般来说都是在高潮部分引入。舒柏特脍炙人口的《小夜曲》就是这种结构的精彩范例。 尽管在各个时期(代)歌曲都处于显着的地位,但现在通过很多欧洲音乐文献记载知道艺术歌曲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产物。艺术歌曲是在十九世纪初由诗歌与音乐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舒柏特和他的后继者,著名的有舒曼和勃拉姻斯,使这种结合获得了如此完美的艺术效果,以致这种新风格以德文中的歌曲一词:Lied,闻名胜古迹欧洲。 艺术歌曲随着抒情诗的兴起而繁荣。抒情诗的兴起是德国浪漫主义出现的标志,艺术歌曲使浪漫主义时期将音乐和诗歌结合的愿望得以实现,它包括温柔的情感或戏剧性的民谣风格。艺术歌曲中最常采用的主题是爱情、期待、大自然的美和人生中短暂易逝的幸福。 钢琴在十九世纪作为普通乐器出现在欧洲,使浪漫主义艺术歌曲能够获得成功。钢琴的伴奏把诗中的形象变为音乐的形象。人声和钢琴共同创造出了富于情感的短小的抒情形式,这种形式对于业余爱好者和艺术家同样结合,也同样适合于在家庭里和音乐厅里演唱。在短时间内,艺术歌曲就获得了极大的普及,并对世界艺术做出了永久性的贡献。 标题音乐是带有文字或图画联想的器乐作品,这些联想的内容由乐曲的标题或说明性的注释来提示的。“标题”只是由作曲家自由加上去的。在当时那个年代里,音乐家敏锐地意识到了他们的艺术与周围世界的联系。这种意识促使用使他们的音乐更加接近于诗歌和绘画,并且使他们的作品涉及到当时的道德和政治问题。还促使他们以一种新的方法来探讨绝对音乐(纯音乐)的形式。 标题音乐在歌剧院中获得了最初的推动力。序曲作为歌剧(或戏剧)的引子,是单乐章令人兴奋的管弦乐曲。有许多歌剧序曲后来获得了像音乐会乐曲一样的普及,因而独立出来。这样便为一种歌剧没有关系的新式序曲开辟了道路。 标题音乐中有一种是为戏剧写的,也很有吸引力,通常由序曲和一组在幕间及重要场景演奏的乐曲组成,这就是配乐。十九世纪的作曲家创作出了许多这类的作品,这些作品的音画法(tone painting),性格化和剧场效果都是值得注意的。最成功的配乐作品,通常被改编成组曲。其中一些流传得非常广泛。例如,德国著名作曲家大师门德尔松为《仲夏夜之梦》所写的音乐就是这类音乐作品中的典范。随着十九世纪时间的推移,一种大型的管弦乐形式就越来越需要了,这种形式在浪漫主义时代将起的作用就像交响乐在古典时期起的作用一样。到十九世纪中叶,交响诗的创造迈出了这期待已久的一步。交响诗是十九世纪在大型器乐形式上做出一个有独创性的贡献。它是李斯特的成就,他在1848年首次使用了这个词。他的《前奏曲》是此音乐中最出名的范例。 交响诗是为管弦乐队而作的单乐章标题音乐作品,它通过段落之间的对比而发展诗意,使人联想起某种情景,或造成一种情绪。交响诗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别称:音诗。交响诗与音乐会序曲有一点重要的不同,音乐会序曲一般保留传统的古典主义的构思,而交响诗在形式上则自由得多。交响诗的形式是为作曲家所需要的大型单乐章乐曲准备的“画布”。总之,交响诗在整个十九世纪后半叶中,成为标题管弦音乐的最精致的形式。 最后介绍标题音乐进入到绝对音乐的神圣领土——交响乐中。作曲家一方面尽力保留贝多芬的宏大的形式,同时又赋予它以文学内容。这样就出现了标题交响乐。著名的作品有法国作曲家柏辽兹的三部标题交响乐——《幻想交响曲》、《哈罗德在意大利》、《罗密欧与朱丽叶》、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阿尔卑斯山》、《家庭》和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的《浮士德》和《但丁》都是最著名的交响乐作品。 民族主义者和民族艺术家是站在一起的,但民族主义者以一种更自觉的方式肯定他的民族传统。在十九世纪的欧洲,那时的政治条件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使之达到了在浪漫主义运动成为决定性力量的程度。征服民族的傲慢和被征服民族为自由的斗争造成民族关系的紧张,使民族情绪上涨,这种情感在音乐中找到了理想的表达方式。浪漫主义作曲家用许多方式表现他们的民族主义。一些作曲家以他们民族的歌曲和舞曲作为音乐的基础,如肖邦以他的玛祖卡舞曲、李斯特以他的匈牙利狂想曲、德沃夏克以他的斯拉夫舞曲、格里格的挪威舞曲。一些作曲家以民间传说或以农民生活为基础写作戏剧性的作品,例如韦柏写的德国民间歌剧《自由射手》、斯美搭纳写的捷克民族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同样,还有柴可夫斯基和里姻斯基·科萨科夫写的俄罗斯神话歌剧和芭蕾舞剧。还有一些作曲家写作交响诗和歌剧,歌颂民族英雄的功绩,历史事件或祖国的美景。柴可夫科斯基的《一八一二序曲》和斯美塔纳的《我的祖国》就是这股潮流的代表作;瓦格纳的音乐戏剧对德国神话和民间传说中的神和英雄加以颂扬,特别提到的是《尼伯龙的指环》(歌特式摇滚的先驱),这个剧本是以齐格菲的生死为中心题材的庞大史诗,它也是一个代表作。 民族主义作曲家常把自己的音乐与民族诗人或戏剧家的诗句结合起来,舒柏特为歌德的诗歌谱曲即属此类,还有格里格为易卜生的《皮尔·金特》所作的配乐,及柴可夫斯基的为普希金的戏剧为基础的歌剧。俄罗斯民族诗人普希金还激发了里姻斯基·科萨科夫和穆索尔斯基的创作灵感。在这种时期,民族主义作曲家能把人民的抱负以激动人心的方式表达出来,像威尔第在意大利为统一而奋斗时所作的那样,或是西贝柳斯在芬兰于十九世纪末为反抗俄国统治者而斗争时所做的那样。 民族主义音乐的政治含义触动了统治者。威尔第的歌剧不得不一再修改,以适合奥地利检查官的心意。芬兰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要求独立时,西贝柳斯那带有令人振奋的号角声的音诗《芬兰颂》被沙皇禁演。民族主义为欧洲音乐的语汇中增加了极富魅力和活力的民族风格。由于把对祖国的热爱注入到音乐中去,民族主义使作曲家能够表达出千百万人民的心愿。总之,民族意识渗透到十九世纪欧洲精神的各个方面。没有民族意识,浪漫主义运动是难以想橡的。 在音乐、绘画和文学中的异国情调显现出遥远国度里别致的气氛和色彩。不同说,浪漫主义运动大大加强了这种倾向。在十九世纪,异国情调首先表现在北方民族思慕那南方的温暖和色彩,其次表现在西方追求东方那神话般的景象。前者推动德国、法国和俄国的作曲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转而表现由意大利和西班牙引起的灵感。在这类众多作品中,有俄罗斯作曲家的几个著名作品:格林卡的两首《西班牙序曲》、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和里姻斯基--科萨科夫的《西班牙主题随想曲》、德国贡献出门德尔松的《意大利交响曲》、沃尔夫的《意大利小夜曲》和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致意大利》、法国作品有夏布里埃的《西班牙狂想曲》和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值得一提的是比才的《卡门》也是这一领域中的杰作。 俄罗斯民族乐派使东方的魅力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由于俄罗斯帝国与波斯接壤,这种异国情调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亚洲神话般的背景渗透进俄罗斯的音乐。里姻斯基一科萨科夫绚丽的管弦乐作品《舍赫拉查达》及其歌剧《萨特阔》,鲍罗丁的歌剧《伊戈尔王子》和交响诗《在中亚细亚草原上》,伊波利托夫一伊万诺夫的《高加索素描》,这些都属于东方色彩的作品,这些作品至今还风行于全球。一些法国和意大利的作曲家也采用异国情调:如圣一桑的《参孙与达丽拉》,德利布的《拉克美》,马斯奈的《泰伊思》,威尔第的《阿伊达》,以及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和《图兰多特》。 懂得欣赏西方古典音乐也是很重要的。最容易进入古典音乐的殿堂就是官能欣赏,即满足于音乐的直觉感受,也就是说你觉得音乐旋律优美动听或者有一定的振罕力,给人以力量,振奋精神。你认为是好的声音、好的音乐不必考虑其他的内涵。如果有一套较好音响,你就更爱听,听得轻松听得舒服,时间长了你就很快进入古典音乐的殿堂。再一进步就是古典音乐情感的欣赏,也就是通过感受音乐的各要素,体验、理解音乐的情感,在欣赏过程中,对音乐的节奏、旋律和声、音色、力度、速度、调式、曲式、织体加以了解分析,节奏常被比喻为音乐的骨架,节奏是音乐中重拍弱拍的周期性,有规律的重复进行,基本的节奏所表现的音乐风格我们应该要了解,如慢三、慢四一般表现抒情、优美,圆舞(快三)表活泼,进行曲表现有力量等;旋律也称曲调,高低起伏的音乐按一定的节奏有秩序地横向组织起来,我们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思想一定要跟着旋律走,基本的感觉一定要找到,如水平进行时表现的是柔和和优美、宁静、级进和跳进时就是主题推向高潮,下行一般表现激烈转为平静;和声也称和弦的运用,一般欧洲古典音乐都是多声部的音乐,如果说旋律是横向进行,和声就是纵向进行的,如此以来,音乐就丰满起来,也有了气势;音乐力度、速度等这些要素我们可以适当学习一些音乐常识得以掌握,欧洲古典音乐作品的曲式、和声、织体是十分规范严谨的,我们可以运用这些知识去体验理解,再加自兴趣进入欧洲的古典音乐情感的欣赏也是不难实现的。 欣赏欧洲古典音乐最高层次是理智的欣赏,也就是说不仅体验、理解音乐的情感,还能对音乐作品的形式、内容、民族特征、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等作出分析和评价。要想达到这个层次,我们必须了解欣赏欧洲古典音乐的三元素,即创作背景、演奏者的再创作;欣赏者自身的理解。欧洲古典的创作背景一般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巴洛克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德国巴赫也称音乐之父,亨德尔也称清唱剧大师;意大利的维瓦尔弟等,这个时期的音乐风格旋律优美、柔和。第二时期是古典主义时期代表人物有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这个时期的音乐特征主题鲜明、有一定的冲突性。第三个时期是浪费主义和民族乐派,代表人物有德彪西舒曼、舒伯特、拉威尔、柴可夫斯基、斯美塔那、德沃夏克等,这个时期的音乐背景比较复杂,作曲形式多样化,音乐表现有些委婉、抽象,且有号召力,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第四个时期是近代主义乐派,代表人物有斯特莱文斯基、格什温、马勒等,作品特征和声配器丰富,旋律性不太强,内涵深,有的还带有爵士风味,这个时期的作品较难理解;欣赏者自身的理解是根据自身的文化层次对音乐的理解,音乐不同于其它学科,它反映的东西是比较模糊的,也比较抽象的,因此,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例如,在欣赏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的场景时,可以想象一群长着翅膀如少女在宁静的湖面上翩翩起舞、若影若现,也可想象一群天鹅在湖面上轻轻地、慢慢地游荡。总之发挥自己的想象,将三元素有机联系起来,多听著名作品,感觉是美的东西就去欣赏、去思考,就会进入欧洲古典音乐欣赏最高层次。 学习欧洲古典音乐,理解古典音乐,欣赏欧洲古典音乐,将给我们的生活增添无限的乐趣。 本类TOP10音乐欣赏论文(2803)音乐论文--音乐欣赏(2372)浅谈音乐欣赏中感情体验的基本要求 (1210)我的毕业论文-浅谈声乐作品的二度创作(1185)音乐赏析论文(1089)威尔第与《茶花女》 (1074)音乐论文--如何去感受音乐、体验音乐、审美音乐?(826)中 国 音 乐 的 前 途——论现阶段中国音乐发展的两条道路及未来的方向 (699)音乐论文(666)论现代音乐 (625)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音乐欣赏论文包含民族音乐,西方音乐等音乐欣赏相关论文摘要:本文谈了音乐及大学生音乐鉴赏能力的培养。谈了我校提高大学生音乐鉴赏能力的一些举措。/html/music
音乐的发展与生活论文2000字
当人们的感情不能用歌唱表达的时刻,又借用种种不同乐器的音色、音域、演奏手法等,超脱了人声的限制,并且运用独奏、合奏、协奏等等形式,这就是一切器乐曲产生的原由。以上实例说明,生活中需要有音乐来陪伴,而音乐又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调剂品,以及人们寄托思想感情的艺术品,更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说:“哪里有人类的足迹,哪里就有音乐。”它既可以自娱,也可以娱人,更可以通过音乐音响的信息,来传达交流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古今中外无不如此。特别是人类越进化、越发展,音乐的复杂性、细致性、多样性越是明显,并且大部分音乐以超越了国家民族、人种的界限,以人类共同的感情语言特性,来进行相互间的感情交流,特别是器乐曲更是如此。因“喜、怒、哀、乐、忧、思、苦”这些感情属性,只要是人类,都会有相同的感知,至于其深度如何,那倒要视具体作品来定了。即使是不同民族的音乐语言,其音调虽有所同异,而感情、气质的属性,仍然是相同的。再从目前社会上人材的培养来看,音乐尚有促进人们智力发展的作用。它的主要作用是通过音乐来锻炼人们想象力丰富,思维能力的发展,五官四肢灵敏协调反应迅速、再造想象及创造性思维的增强,在熟练迁移、触类旁通的作用下,使音乐以外的其它学科的感知和研究,也有着促进功能。对音乐欣赏来说,也有不同程度的促进智力作用,而且在愉快轻松的气氛下自然而然的获得。因为听音乐时,大脑不会是空白的,必有种种多变的活动形象会泛映在脑海里。有时还会随着音乐,使人宛临其境,随音乐的音响,在内心里有种种喜怒哀乐的感情细流泛上心来。这种艺术的感情语言是非常微妙,它不可能只用文字及语言所能形容的。它可以从一星半点的标题启示下,进行丰富的生活联想,并循着标题启示,有着更扩大、更延伸的再造想象因素来“自圆其说”。这种从一点而至多点,从一线而至多线的想象,也即是音乐欣赏时的创造性思维了。并且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在一起的,是多路思维、立体思维、美感思维相交叉在一起的。也是一种高级的思维活动。当聆听一曲、十曲、百曲……之后,人们的想象力的锻炼增强了,思维方式活跃了,思维反应灵敏了。这样,不是使人聪明起来了么?正如当代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一样:“想象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中外许多著名的学者,在平时大多都是音乐爱好者,或是兼有音乐家的才华,在音乐艺术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使他们在科学上、学术上的成就,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作用。如天王星发现者是美国威廉·赫歇尔,他常常在巴黎圣母院举行音乐会;如法国思想家卢梭,还编写了符号谱及音乐辞典,他说:“我在科学上的成就,很多是由音乐启发的;”更如爱因斯坦还是小提琴演奏家,巴尔扎克、高尔基他们都是音乐爱好者。再从音乐对人们道德、意志、品格、情操来说,也会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情况下有所影响。虽然,不能完全象我国古代儒家那样,把音乐艺术对道德的作用扩大到相当巨大的地位,正所谓“乐者,德之华也”。“审音而知乐,审乐而知政”等,但多听高尚的音乐,确实会使人们的情趣高洁起来,多听铿锵雄壮的声音,也会使人们意志坚强起来,情绪高昂起来。因为它是人们精神状态的一种反映,当然,黄色的、低级情调的、庸俗的音乐,也同样会在潜移默化过程中,使人意志衰退、情趣低落,甚至陷入想入非非的魔阵之中。对于世界各国的音乐,应该了解,以开阔视野,增进知识。特别是欧州文艺复兴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西洋音乐,不论在题材上,创作方法上、形式上、体裁上的丰富性和严密性上都已达到相当完美的境地。在技法理论的建设上也确实具有相当科学性和系统化。应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来看待。对此,绝不可轻视。例如:歌曲《重归苏莲托》、《魔王》、《鳟鱼》、《跳蚤之歌》、《北国之春》、《伏尔加船夫曲》;独奏重奏曲:贝多芬(小调悲壮《钢琴奏鸣曲》)、(小调《月光》钢琴奏鸣曲);舒伯特《圆舞曲》、尚邦《波兰舞曲》,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管弦乐约翰·斯特劳斯《蓝色多瑙河》、圣桑《动物狂欢节》、普罗柯菲耶夫《彼得和狼》,交响乐:贝多芬《英雄》、《命运》、《田园》、海顿《D大调第104》、舒伯特《第八未完成交响曲》;歌剧、午剧:莫扎特《费加多的婚礼》、威尔第《茶花业》、比才《卡门》、柴可夫斯基《天鹅湖》这些流芳百世,脍炙人口的音乐华章。曾经激励感动过多少代人呵!每位音乐爱好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那就是:每次的聆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正是这些优秀作品极赋生命力和感染力,成为不朽之作的原因所在。但作为中国人,更应该对自己的民族音乐,民间音乐有更深的感情和广泛的了解。我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有五十六个民族长期耕耘在这块土地上,各自创造了自己灿烂的文化。因此,我国必须在平时多多接触一些自己民族的音乐艺术,并且从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开始,让其在幼年时代就在民族音乐的熏陶下成长起来,这就是具体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教育。在感情上更能够感受祖国母亲的伟大深厚。近百年来经过许多音乐家的努力,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中出现了不少优秀、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因此,在欣赏音乐时,应中西兼听,既不能把外国的东西认为好,也不能把外国的东西都视为不适宜给中国人听的,崇洋媚外主义及国粹主义均是片面的。但对自己民族的音乐艺术更加重视些,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中国古代的人民音乐生活中,通俗性音乐总是大量地存在着。古代称“时尚小曲”或“时尚小令”,今日称“流行音乐”或“通俗音乐”,例如:《十五的月亮》、《太阳岛上》、《军港之夜》、《蒙古人》、《烛光里的妈妈》、《奉献》、《五星红旗》、《雾里看花》、《涛声依旧》、《榕树下》以及各种流行乐队组合“零音乐队”、“舞人制造”、“阿里郎组合”、“羽泉”、“黑鸭子乐队”、“黑豹”。更有分风糜世界的现代音乐流光异彩,理查德的现代钢琴音乐,黑人歌手,里奇、杰克逊,疯狂歌手,麦当娜、布兰妮……等等。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倍加厚爱的音乐人。流行音乐通俗易懂,短小精焊,轻松愉快,它给人以娱乐、消遣,对人们精神上的调剂作用是相当突出的。但它也有两大类:一类是通俗的,一类是庸俗的。缺少艺术修养和音乐基础知识的人们是一时殊难分辨,庸俗音乐的炮制者也利用此来牟取利益。我们只有加强音乐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在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下才能逐步到达。它的方法是循循善诱,因势利导,用健康的代替庸俗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给人们以美以娱乐、以愉快。人们是为了
我想这是篇小论文。但也是需要有小标题的,还是自己写好!我可以给你一些思路:音乐中的元素、旋律和涵义蕴含着朴素的人生哲理,比如音乐可以陶冶你的情操、适当地降低你在当前人们压力普遍增强的情况下的学习或生活中的压力,让你暂时忘记忧虑和烦恼,情感上得以解脱。人的不好的心情可以直接导致人的某种情绪甚至疾病的发生,而听音乐能够起到治疗疾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人心情和情绪的影响上。比如你在听古典交响曲中的慢板部分,有调整情绪作用;优美的轻音乐可以让你放松情绪,安抚心灵;严肃的古典音乐可以使你沉思、反省,摆脱烦恼等等。某些音乐能够令你产生遐想,里面蕴含了创作者的意图心声、当时的情感因素或说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某种精神因素,从心灵深处令你感到某种震撼效果等等。
音乐的发展与生活论文1500字
音乐的魅力真的,我只能说人真的很脆弱,而音乐最直接抵达内心深处所埋藏的情感。《二泉映月》这首曲子,我听过很多次,而独独在中秋节的紫藤听了后,我却大大反常。跪坐开始时,我就隐隐约约得觉得旋律十分熟悉,却始终没有意识到是《二泉映月》到第二种风格的《二泉映月》展现时,我开始反常……那有一搭无一搭的断断续续的二胡声,揪得心痛之后,我有一种冲动,想站起来的冲动,去关掉,因为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那二胡拉出旋律太悲怆太苍凉,在那时断时续,实际却是连续成一体的嘶哑的声音中,我不能站起来,情不自禁的留下泪来,一滴又一滴缓缓流过面颊,流过嘴角,从下巴流下,滴到手上。每眨一下眼睛,就一滴泪水凝结,慢慢滑落。我抬起头,望向天花板,希望把注意力分散,放到别的事物。但是,这些努力都是徒劳,那种影响力太强了。我无法阻挡,无法将它屏除在心外。它像一股魔力吸引着我,却又让我无法抗拒,觉得是一种煎熬,仿佛我在亲身经历那样一种磨难从而因来我本能的反抗。音乐慢慢的消逝,但是这样的氛围却一直环绕着我……我自认为我是一感情不外露的人,也是一个内心坚强的人,为音乐而伤心落泪,这是第一次。记得老师说,日本演奏家小泽说过听《二泉映月》要跪着听。我也只是在跪着时,才对此首曲子产生了共鸣,才真正认识《二泉映月》,而是它的版本都将它的色彩变得绚丽失去了苍凉的意境。音乐会扰乱内心的平静,影响人的情绪,音乐是有生命力的,它是人生阅历的再现。它或轻快、或活泼、或深沉、或清亮、或忧郁、或神秘……凡此种种,都向人们诉说着它的故事,它的经历……音乐是美的,真正理解音乐的人,为它痴迷,为它欢笑,为它流泪,这就是音乐。
当人们的感情不能用歌唱表达的时刻,又借用种种不同乐器的音色、音域、演奏手法等,超脱了人声的限制,并且运用独奏、合奏、协奏等等形式,这就是一切器乐曲产生的原由。以上实例说明,生活中需要有音乐来陪伴,而音乐又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调剂品,以及人们寄托思想感情的艺术品,更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说:“哪里有人类的足迹,哪里就有音乐。”它既可以自娱,也可以娱人,更可以通过音乐音响的信息,来传达交流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古今中外无不如此。特别是人类越进化、越发展,音乐的复杂性、细致性、多样性越是明显,并且大部分音乐以超越了国家民族、人种的界限,以人类共同的感情语言特性,来进行相互间的感情交流,特别是器乐曲更是如此。因“喜、怒、哀、乐、忧、思、苦”这些感情属性,只要是人类,都会有相同的感知,至于其深度如何,那倒要视具体作品来定了。即使是不同民族的音乐语言,其音调虽有所同异,而感情、气质的属性,仍然是相同的。再从目前社会上人材的培养来看,音乐尚有促进人们智力发展的作用。它的主要作用是通过音乐来锻炼人们想象力丰富,思维能力的发展,五官四肢灵敏协调反应迅速、再造想象及创造性思维的增强,在熟练迁移、触类旁通的作用下,使音乐以外的其它学科的感知和研究,也有着促进功能。对音乐欣赏来说,也有不同程度的促进智力作用,而且在愉快轻松的气氛下自然而然的获得。因为听音乐时,大脑不会是空白的,必有种种多变的活动形象会泛映在脑海里。有时还会随着音乐,使人宛临其境,随音乐的音响,在内心里有种种喜怒哀乐的感情细流泛上心来。这种艺术的感情语言是非常微妙,它不可能只用文字及语言所能形容的。它可以从一星半点的标题启示下,进行丰富的生活联想,并循着标题启示,有着更扩大、更延伸的再造想象因素来“自圆其说”。这种从一点而至多点,从一线而至多线的想象,也即是音乐欣赏时的创造性思维了。并且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在一起的,是多路思维、立体思维、美感思维相交叉在一起的。也是一种高级的思维活动。当聆听一曲、十曲、百曲……之后,人们的想象力的锻炼增强了,思维方式活跃了,思维反应灵敏了。这样,不是使人聪明起来了么?正如当代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一样:“想象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中外许多著名的学者,在平时大多都是音乐爱好者,或是兼有音乐家的才华,在音乐艺术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使他们在科学上、学术上的成就,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作用。如天王星发现者是美国威廉·赫歇尔,他常常在巴黎圣母院举行音乐会;如法国思想家卢梭,还编写了符号谱及音乐辞典,他说:“我在科学上的成就,很多是由音乐启发的;”更如爱因斯坦还是小提琴演奏家,巴尔扎克、高尔基他们都是音乐爱好者。再从音乐对人们道德、意志、品格、情操来说,也会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情况下有所影响。虽然,不能完全象我国古代儒家那样,把音乐艺术对道德的作用扩大到相当巨大的地位,正所谓“乐者,德之华也”。“审音而知乐,审乐而知政”等,但多听高尚的音乐,确实会使人们的情趣高洁起来,多听铿锵雄壮的声音,也会使人们意志坚强起来,情绪高昂起来。因为它是人们精神状态的一种反映,当然,黄色的、低级情调的、庸俗的音乐,也同样会在潜移默化过程中,使人意志衰退、情趣低落,甚至陷入想入非非的魔阵之中。对于世界各国的音乐,应该了解,以开阔视野,增进知识。特别是欧州文艺复兴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西洋音乐,不论在题材上,创作方法上、形式上、体裁上的丰富性和严密性上都已达到相当完美的境地。在技法理论的建设上也确实具有相当科学性和系统化。应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来看待。对此,绝不可轻视。例如:歌曲《重归苏莲托》、《魔王》、《鳟鱼》、《跳蚤之歌》、《北国之春》、《伏尔加船夫曲》;独奏重奏曲:贝多芬(小调悲壮《钢琴奏鸣曲》)、(小调《月光》钢琴奏鸣曲);舒伯特《圆舞曲》、尚邦《波兰舞曲》,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管弦乐约翰·斯特劳斯《蓝色多瑙河》、圣桑《动物狂欢节》、普罗柯菲耶夫《彼得和狼》,交响乐:贝多芬《英雄》、《命运》、《田园》、海顿《D大调第104》、舒伯特《第八未完成交响曲》;歌剧、午剧:莫扎特《费加多的婚礼》、威尔第《茶花业》、比才《卡门》、柴可夫斯基《天鹅湖》这些流芳百世,脍炙人口的音乐华章。曾经激励感动过多少代人呵!每位音乐爱好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那就是:每次的聆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正是这些优秀作品极赋生命力和感染力,成为不朽之作的原因所在。但作为中国人,更应该对自己的民族音乐,民间音乐有更深的感情和广泛的了解。我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有五十六个民族长期耕耘在这块土地上,各自创造了自己灿烂的文化。因此,我国必须在平时多多接触一些自己民族的音乐艺术,并且从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开始,让其在幼年时代就在民族音乐的熏陶下成长起来,这就是具体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教育。在感情上更能够感受祖国母亲的伟大深厚。近百年来经过许多音乐家的努力,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中出现了不少优秀、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因此,在欣赏音乐时,应中西兼听,既不能把外国的东西认为好,也不能把外国的东西都视为不适宜给中国人听的,崇洋媚外主义及国粹主义均是片面的。但对自己民族的音乐艺术更加重视些,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中国古代的人民音乐生活中,通俗性音乐总是大量地存在着。古代称“时尚小曲”或“时尚小令”,今日称“流行音乐”或“通俗音乐”,例如:《十五的月亮》、《太阳岛上》、《军港之夜》、《蒙古人》、《烛光里的妈妈》、《奉献》、《五星红旗》、《雾里看花》、《涛声依旧》、《榕树下》以及各种流行乐队组合“零音乐队”、“舞人制造”、“阿里郎组合”、“羽泉”、“黑鸭子乐队”、“黑豹”。更有分风糜世界的现代音乐流光异彩,理查德的现代钢琴音乐,黑人歌手,里奇、杰克逊,疯狂歌手,麦当娜、布兰妮……等等。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倍加厚爱的音乐人。流行音乐通俗易懂,短小精焊,轻松愉快,它给人以娱乐、消遣,对人们精神上的调剂作用是相当突出的。但它也有两大类:一类是通俗的,一类是庸俗的。缺少艺术修养和音乐基础知识的人们是一时殊难分辨,庸俗音乐的炮制者也利用此来牟取利益。我们只有加强音乐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在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下才能逐步到达。它的方法是循循善诱,因势利导,用健康的代替庸俗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给人们以美以娱乐、以愉快。人们是为了
我想这是篇小论文。但也是需要有小标题的,还是自己写好!我可以给你一些思路:音乐中的元素、旋律和涵义蕴含着朴素的人生哲理,比如音乐可以陶冶你的情操、适当地降低你在当前人们压力普遍增强的情况下的学习或生活中的压力,让你暂时忘记忧虑和烦恼,情感上得以解脱。人的不好的心情可以直接导致人的某种情绪甚至疾病的发生,而听音乐能够起到治疗疾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人心情和情绪的影响上。比如你在听古典交响曲中的慢板部分,有调整情绪作用;优美的轻音乐可以让你放松情绪,安抚心灵;严肃的古典音乐可以使你沉思、反省,摆脱烦恼等等。某些音乐能够令你产生遐想,里面蕴含了创作者的意图心声、当时的情感因素或说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某种精神因素,从心灵深处令你感到某种震撼效果等等。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音乐的发展与生活论文题目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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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音乐对流行音乐的冲击
我想这是篇小论文。但也是需要有小标题的,还是自己写好!我可以给你一些思路:音乐中的元素、旋律和涵义蕴含着朴素的人生哲理,比如音乐可以陶冶你的情操、适当地降低你在当前人们压力普遍增强的情况下的学习或生活中的压力,让你暂时忘记忧虑和烦恼,情感上得以解脱。人的不好的心情可以直接导致人的某种情绪甚至疾病的发生,而听音乐能够起到治疗疾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人心情和情绪的影响上。比如你在听古典交响曲中的慢板部分,有调整情绪作用;优美的轻音乐可以让你放松情绪,安抚心灵;严肃的古典音乐可以使你沉思、反省,摆脱烦恼等等。某些音乐能够令你产生遐想,里面蕴含了创作者的意图心声、当时的情感因素或说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某种精神因素,从心灵深处令你感到某种震撼效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