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学案例分析论文2000字

经济法案例分析：经典案例分析案例1：李某是一机械公司的经理，在与某铝厂洽谈合作项目期间，到该厂内参观。当李某正在参观某车间时，突然发生爆炸事故，致使李某严重伤残，经住院治疗，支出医疗费若干元。李某向某铝厂索赔，某铝厂按照李某的伤残情况给予了赔偿。某铝厂赔偿后，认为引发这次事故的高压气阀是该厂向某租赁公司通过订立融资租赁合同租来的设备中的一部分。于是，某铝厂以租赁物有瑕疵并造成严重事故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租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1)事故原因是由车间内一高压气阀松动引起的；(2)高压气阀系某铝厂从某租赁公司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租来的设备的组成部分，该租赁物是某铝厂自己选择并确定出卖人的；(3)高压气阀松动并非租赁物的瑕疵所致，而是因承租人的使用不当造成的问：法院变明事实后应如何处理此案?为什么?分析：这是融资租赁合同中当事人权利义务问题，融资租赁与一般的经营租赁不同，一般的经营租赁只涉及两方当事人，租赁物造成损害的由出租人承担；融资租赁涉及三方当事人，融资租赁的当事人一般要求是法人，融资租赁的租赁物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承租人承担，出租人不承担责任。案例2：1992年，上海某无线电厂使用国际融资租赁方式，经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担保，从日本三菱集团租进一套全新单放机磁头生产线。购买该生产线连同技术专利费共计2亿日元。双方在租赁合同中约定，租赁期限五年，从第二年开始，每半年支付一次租金，租金包括九次分期支付的价款、贷款利息及租赁手续费等。租金支付采取产品返销方式。租赁期满，以100日元象征性作价方式把设备所有权转归上海某无线电厂。由于上海某无线电厂圆满完成了租赁合同所约定的义务，最后在五年的租赁期满后，无线电厂向日本三菱集团象征性地支付了100日元后，取得了该套单放机磁头生产线的所有权。问：1．什么是融资租赁? 2．本案中的融资租赁合同有何特殊之处?分析：融资租赁合同 1．所谓融资租赁，是指由出租方融通资金后，根据承租方的选择，以出租方的名义购买租赁物，并将租赁物出租给承租方的行为。因此，融资租赁是具有融资、融物双重功能的租赁交易，它涉及出租方、承租方和供货人三方当事人，并由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等两个以上的合同所构成。 2．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出租人三菱集团本身就是全新单放机磁头生产线的生产厂家，它既是出租人又是供货人。所以合同中约定，在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交足租金后，无线电广只需付象征性价格即可取得该套单放机磁头生产线的所有权。案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绍兴市纺织集团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一、案情介绍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纺织集团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商业银行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财务开发公司　　案由：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原审原告诉称，1995年3月20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公司）在北京与绍兴市纺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纺织公司）签订回租购买合同书，约定：中信公司向纺织公司购买POY偏细丝生产设备并出租给纺织公司使用，纺织公司以租回使用为目的，向中信公司出售上述租赁物；租赁物总款为171万美元；货物的所有权于合同生效日起归中信公司。同日，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绍兴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绍兴市财务开发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根据购买合同在北京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书，约定：中信公司为出租方，纺织公司为承租方，商业银行、财务公司为担保方；租金币种为美元；租赁物与购买合同中的货物相同，其实际成本包括至合同生效日止投资公司为购买及向纺织公司交付租赁物所发生的全部费用，金额与购买合同中租赁物总价款相同；租金分六期支付；租赁期限36个月，即从1995年3月20日起至1998年3月20日止；如纺织公司未按合同规定履行义务，投资公司除有权收回租赁物外，纺织公司须按迟延支付期间中国银行公布的一至三年期三个月浮动贷款利率120%、按复利方式计算支付迟延罚息；商业银行、财务公司承诺对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利息、罚息及其他费用各承担50%的代为清偿的连带责任。合同签订后，纺织公司于1995年3月20日向中信公司发出货物支付通知书、供货方出具的有关合同货物的发票复印件及签署的租赁物件收据。中信公司于1995年3月28日向纺织公司支付了全部购货款。纺织公司除支付租金8万美元外，其余租金尚未支付，至1998年7月31日共计69美元。中信公司多次催要未果，故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偿还租金本息、迟延利息至1998年7月31日共计69美元及自1998年6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的租金利息，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及相关费用。　　原审被告纺织公司，对中信公司起诉的事实及请求无异议。　　原审被告商业银行辩称，1995年3月20日，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绍兴市越城合作银行（以下简称越城银行）在该合同上盖章，承诺在纺织公司应向中信公司支付的全部租金及费用的50%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商业银行开业时，越城银行已自动解散，因此中信公司起诉越城银行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依法予以驳回。纵观中信公司起诉时提供的所有附件不难发现，承租人纺织公司并没有租赁合同所指的租赁物件，租赁物件所有权从回租购买合同发票看应属浙江宝越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越公司）而非纺织公司，故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整个交易过程中仅有资金而无物件，是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的行为，是出租人为争得较高利息而与承租人签订的虚假合同。纺织公司明知所涉物件所有权并非归属自身，仍以物件所有人名义欺骗担保人，担保人越城银行并不知悉实情，承诺承担保证责任是违背自身真实意思表示的，故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不承担责任。按照《浙江省融资租赁管理暂行规定》及法律规定，中信公司自行就未生效合同进行履行，也与担保单位无涉，由此产生的责任也不应当由商业银行承担。　　原审被告财务公司辩称，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签订的合同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也无效。原审法院查明和认定，1995年3月20日，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签订回租购买合同书，主要内容为：中信公司应纺织公司的要求，向纺织公司购买POY偏细丝生产设备（以下简称合同货物）并出租给纺织公司使用，纺织公司以租回使用为目的，向中信公司出售上述合同货物，合同货物总价格为171万美元；纺织公司应于合同生效后90日内将合同货物全部交付中信公司，合同货物的所有权于合同生效日起由纺织公司全部转让给中信公司；中信公司收到纺织公司提供的供货方出具的有关合同货物的发票复印件、纺织公司签署的租赁物件收据、纺织公司要求支付合同货物款的通知函并在合同生效后10日内，将货款汇付纺织公司。同日，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越城银行、财务公司又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书，约定了租赁物件、租赁日期、租金及租金支付、租赁物件交付、违反合同处理、担保等内容。其中担保条款为：如果纺织公司未按合同规定偿还租金、利息、罚息及其他费用，越城银行、财务公司负有50%代为清偿的连带责任。当日，纺织公司向中信公司出具了购买为人宝越公司的合同货物的发票复印件、租赁物件收据及要求中信公司支付合同货物款的通知函。1995年3月28日，中信公司按照纺织公司要求支付合同货物款的通知函的指令，将合同货物款1658700美元电汇至宝越公司。此后，纺织公司向中信公司共支付租金8万美元。另查明：1996年12月6日，经绍兴市人民政府批准，越城银行等九家信用合作社被纳入绍兴市合作银行组建范围。1997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复浙江省分行，同意绍兴市合作银行开业，包括越城银行在内的九家信用合作社同时解散，成为绍兴市合作银行的分支机构。1998年5月14日，经中国人民银行绍兴市分行批准，绍兴市合作银行更名为商业银行。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纺织公司与中信公司均确认合同货物的实际使用人为宝越公司；纺织公司确认其不是合同货物所有权人。中信公司主张纺织公司系合同货物的所有权人，但未能举出相应的证据。　　原审法院判决，一、纺织公司于1995年3月20日与中信公司签订的回租购买合同书及与中信公司、越城银行、财务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书无效；二、纺织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中信公司返还一百六十五万八千七百美元；三、纺织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中信公司赔偿占用一百六十五万八千七百美元的利息损失（自1995年3月28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中国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单位美元存款利率计算，已以租金形式支付的十三万八千美元从中抵扣）；四、驳回中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宝越公司是纺织公司的集团成员之一，其资产是纺织公司财产的组成部分，纺织公司对合同标的物既享有所有权也具有事实上的管领力；二、《回租购买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没有规避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形；三、越城银行和财务公司为纺织公司出具担保未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回租购买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有效。　　二审法院查明和认定，各方当事人除对合同货物所有权的情况存在争议外，对于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在二审审理过程中，针对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中信公司补充提交了纺织公司的章程和纺织公司的国有资产信用验证证明，用以主张纺织公司对合同货物享有所有权和管领权。纺织公司章程第四、五条确定：宝越公司为纺织公司的成员企业，成员企业均以现有资产全额投入，以九三年年度报表为准。第二十八条确定：纺织公司与成员企业实行二级核算制，对成员企业的存留资金，纺织公司可实行集中使用或统一调配。纺织公司的国有资产信用验证证明记载纺织公司的实收资本中包括宝越公司的全部资本。商业银行提供了宝越公司进口货物的发票和货物征免税证明，货物的征免税证明显示，该批货物系免税进口，受海关监管，且纺织公司向中信公司出具租赁物件收据时，合同货物还未报关。另查明，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还签有抵押合同，但至今未主张行使抵押权。二、判决　　原审法院判决认为，纺织公司在并未实际占有合同标的物的情况下与中信公司签订回租购买合同，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因回租购买合同无效，融资租赁合同亦无效。对此，纺织公司和中信公司均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纺织公司应将收取的回租购买合同项下的货物款返还给中信公司并赔偿占用该款期间的利息损失，其以租金形式向中信公司支付的款项予以充抵。越城银行和财务公司在违背其真实意思情况下为纺织公司提供担保，且融资租赁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故商业银行和财务公司不承担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二款、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及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三）项，判决：一、纺织公司于1995年3月20日与中信公司签订的回租购买合同书及与中信公司、越城银行、财务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书无效；二、纺织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中信公司返还一百六十五万八千七百美元；三、纺织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中信公司赔偿占用一百六十五万八千七百美元的利息损失（自1995年3月28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中国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单位美元存款利率计算，已以租金形式支付的十三万八千美元从中抵扣）；四、驳回中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判决，本案所涉标的物并非纺织公司的财产，且系海关监管的货物，未经海关批转并补缴关税不得转让，中信公司按约定只取得了货物发票的复印件，并未也不可能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故原审法院认定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回租购买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无效是正确的，原审法院认定对于合同无效纺织公司与中信公司均有过错亦无不当。纺织公司应返还依无效合同从中信公司取得的款项，并支付占用款项期间的利息。中信公司不能证明为融资租赁合同提供担保的越城银行和财务公司明知合同无效，或对合同无效负有过错，故商业银行与财务公司不应再承担责任。中信公司的其他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越城银行和财务公司在违背其真实意思情况下为纺织公司提供担保，且融资租赁合同未实际履行，故商业银行和财务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原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评析　　本案纠纷的性质是：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的出卖方与承租方为同一主体，出租人在并未实际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的情况下与承租人签订回租购买合同及融资租赁合同，在出租人履行了给付货款义务后，承租人拒绝按合同支付租金，担保人拒绝承担担保义务而引起的经济纠纷案件。　　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签订了回租购买合同，但合同项下的货物受海关监管，纺织公司通过合同将其所有权转让给中信公司的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该货物的所有权也不可能转让给中信公司，因此该回租购买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本案中回租购买合同无效，中信公司仅取得了货物发票的复印件，并未实际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纺织公司也没有实际占有、使用租赁物，因此融资租赁合同的标的租赁物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当事人仅进行了资金往来，该融资租赁合同也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对于合同的无效，中信公司及纺织公司负有过错。　　本案中融资租赁合同的担保方越城银行在签订了担保合同之后丧失主体资格，并入商业银行，其权利义务由商业银行继续承受。　　本案的担保方商业银行及财务公司并不知悉出租方未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的情况，所签订的担保合同违背了其真实意思表示，担保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商业银行及财务公司不需要承担担保义务。　　具体到本案，供货人与承租人均为纺织公司，根据双方签订的回租购买合同及融资租赁合同，纺织公司先将其名下的货物卖给中信公司，获得一笔融通资金，然后再以租赁的方式租用已卖出的货物，按约定分期向中信公司支付租金。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法规并没有禁止当事人采用这种方式融通资金，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法无禁止，便视为许可。但是，本案特殊之处却在于，供货人兼承租人纺织公司所称的货物实际上是处于被海关监管状态的，在未经海关批准并补缴关税的情况下不得转让，因此导致了以转让该批货物所有权为目的的回租购买合同无效，买受人兼出租人中信公司没有也不可能取得该批货物的所有权。而本案中的融资租赁合同是以回租购买合同项下的货物作为租赁标的物的，但出租人中信公司既没有取得该租赁物的所有权，承租人纺织公司也没有实际占有、使用该租赁物，也就是说，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没有实际出现也不可能出现在当事人的融资租赁关系中。失去了标的物，融资租赁合同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因此该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中信公司和纺织公司对于两个合同的无效都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担保方商业银行和财务公司明知合同无效或对合同无效负有过错，应认定其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所为，可不再承担担保责任。

国际社会那些天天盼望中国衰落的人们，做空A股、唱衰中国经济的闹剧越演越上劲了。他们以为凭借着颠覆别国的能耐，要把中国经济搞得像前苏联垮台时那样一落千丈也只是举手之劳。依我看这种愿望并不容易实现，理由有很多，最主要的：一是中国有13亿人民的需求在，经济就不可能衰落！13亿人天天要吃的，要穿的，要住房子，要出行，要想过上发达国家富裕阶层一样悠闲、便利、富足的生活等等，这些基本的需求，就是巨大的发展动力，而且是一天也不可能停止的；二是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基础远远超过前苏联垮台时的局面；人民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建设带来的福利，也积累了庞大的财富，有能力也有意愿推动国家和经济继续发展继续进步，不会因为你在某些领域搞颠覆就放弃建设自己的国家；三是中国政府即便不能及时识破你的颠覆阴谋，斩断你的颠覆魔爪，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不会变，决心不会变，领导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责任心不会变，决不会坐视中国经济的衰落，也有能力带领中国冲破艰难险阻，走向新的辉煌！近日出台的国务院 “ 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十点意见”就是有力的证明！　　但是，在金融海啸带来的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西方列强损人利己、不断破坏搅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很难长期支撑。如果没有拉动整个中国和整个世界走出低迷的强大引擎，全球经济都会有一个很长的徘徊期，在徘徊期间难免不出现方向模糊、市场萎缩、失业增加、增长减速、信心受挫、社会燥动的局面。因此，寻找拉动全局增长的引擎，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面前有没有这样的强大引擎呢？根据我们的深入研究，发现这种引擎还是有的，而且摆在我们面前的能够拉动中国经济再创辉煌的强大引擎至少有三个，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三大引擎。　　　　一、拉动全局走出低迷的引擎——建国际开发走廊　　引领产业发展方向需要重大举措是不争的历史定理。不管是19世纪末美国的西部开发、战后各国的科技园区和工业走廊建设，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的特区建设，都一再证明了这一定理。这种举措往往需要一个核心，才能聚焦各类产业优势，带动各行各业的全面发展。我们前30年拉动产业发展的核心，就是特区建设。深圳、珠海、厦门、浦东四大现代化都市的建设，拉动了所有产业的全方位发展。实际上充当了拉动国家经济进步的引擎。没有这几个聚焦产业发展的引擎行不行呢？答案是：不行！其后的西部大开发，东北大开发，环勃海大开发为什么效果不明显呢？问题在于它没有焦点，没有核心。几个广袤的地区要想平衡上升全面跟特区一样快速发展是不太可能的，它只能以点带面，逐步提升。关键是如何来选好这个点。之所以全国人民对4万亿的投资好象聆听别人的故事一样，引发不了投身建设的激情，问题也还是出在“焦点”上。因为你的投资没有重点突破，只是简单的添灯油战术，很难给产业指明发展方向，很难让民众看到就业的出路。　　那么，今天拉动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走出金融海啸阴影的引擎又在哪里呢？　　 1 、建战略开发走廊，保全国经济持续繁荣　　 2008 年我作了一个专题研究，有两个重要发现：第一是发现再设深圳、浦东那样的开发点，辐射效果有限，既难确保全国的平衡发展，也不足以带动全国；第二是发现不与国际社会联动，不足以拉动全世界。没有世界经济的复苏，就不可能有我外向型经济的复苏。于是设计了一条由东南沿海至西北边陲的战略性“万里开发走廊”，以拉动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东起台湾台南市，西至中巴边境的明铁盖。即：由东经08`43``度北纬23度，经东经08`7``度北纬28`47``度，至东经25`3``度北纬51`度。全长4600公里，斜跨整个大陆腹地和台湾海峡。途经十个省，百余个县市。12345678下①页更多相关文章：关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政策建议三中全会：新一轮改革的战略起点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权力结构理改革开放论文：重建公民社会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与社会改革的微观路径中国经济改革论文：当前金融改革战略和路改革开放论文：中国观念变革的战略路径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及路径探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战略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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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案例分析论文2000字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经济法已被确认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首先，我国颁布和施行了大量的重要的经济法法律。这些法律是适应国家经济调节的需要而颁行的，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和重要部位，关系到社会经济的总体结构和运行，而且同其他部门法性质的法律规范相分离，独立组合为性质较纯一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其次，我国已确立了经济法基本法律制度。如国家介入社会经济生活实行国家干预、调节的总的法律原则，被国家立法所确立；建立了经济法体系构成中的重要的具体经济法法律制度；已颁行的各种具体经济法规范及已建立的各种具体经济法制度，相互协调、配合，贯彻着共同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共同执行规范和保障国家经济调节的使命。经济法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我国经济法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是因为它在保障和促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促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发展。根据《宪法》规定的原则，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这些经济法律、法规的颁布、施行，极大的促进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2）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一是从法律上保证经济体制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二是为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贯彻提供可靠的法律保证；三是以法律手段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3）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为了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我国先后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涉外税收、涉外金融、涉外经济合同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4）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恰如其分地估价经济法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这些经济关系在总体上需要各类法律的综合调整，因此仅靠任何一个部门法都不足以实现法律体系的调整目标，必须有经济法同其他相关的部门法配合，才能共同实现法律体系的输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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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作为现代性法的经济法，要充分发挥出法的实践功能，必须建立在对其根本性特征的深刻认识与理解之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法的动态性和政策性入手，整合为经济法之区别于民商法、行政法之显著特征之经济法的相对软性，详细阐述其成因、内容及对经济法实践的意义。所谓经济法的相对软性，主要是指，在经济生活急剧变化的今天，由于受到经济变化的影响，经济立法变动较快，法律规范与经济政策之间的界限不甚明显，较之传统稳健的具有大陆法色彩的其他成文法，显得较为灵活和多变，并且在经济执法或司法中显示出非严格性，所以借助国际法中“软”的概念，取其不稳定、不强硬之意，对经济法法律规范本身的特点进行一些描述。一、经济法的动态性（一）经济法动态性之界定法律之稳定性作为法之价值体现，一直以来为学者青睐有加，人们可以凭法而对自己的生活有预期，进而确定自己之行为模式，成为法之社会功能的重要表现。但从本质上说，所有的法律都不是绝对稳定的，因为“稳定性和确定性本身却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法律还必须服从进步所提出的正当要求”，而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基于调整对象之多变性，更需适时适度的作出变动，体现出独有之特征。首先，“市场失灵”的理论给经济法提供介入市场的理论基础。“由于市场缺陷出现的逐步性、阶段性、市场缺陷的相对性以及不同性质的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家干预的需求在质和量上有差异；又由于干预成本、干预能力及经济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预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因而使干预范围之确定变得相当复杂而有动态性，国民经济的各领域都可能成为国家干预之对象，只是在不同阶段实际受干预的领域不尽相同。其次，既使市场良性有序的运转，也并非意味市场即静止不变的，而处于运动发展之中，因而国家不必时刻对某种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经济法的主体范围会发生变动呈现出一定之动态性。再次，从经济法之发展趋势来看，深受经济学理论之基础性影响，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大萧条，凯恩斯革命，大滞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思想通过经济政策渗透至经济之法，基于经济学理论之百家争鸣及统治者之选择使用，经济法也呈现出方向性之变动。故经济法的动态性可界定为：经济法不可一成不变，为了实现国家干预经济之职能，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之变化而变化。有些学者在界定动态性概念之后，特将动态性与不确定性，模糊性作比，认为 “动态性是具一定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不确定性则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色彩”，而且“法的模糊性也是法的一种不确定性，是法的类属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然而在法哲学之法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之观念上我们已知道：我国虽继受前苏联之“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说”，但社会生活之实际、客观规律仍是法之生命源泉，脱离了经济基础与人们内心对公平正义之认同，法律的社会功效是会大打折扣，甚至于沦为“恶法”的。故在谈论法之动态性时，就已经包含了法之客观性之基础问题的认同，无需再强调之。（二）经济法动态性之成因经济法的外部条件决定之首先，“市场失灵”的存在。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方式，“虽然不具有统一的智力，它却解决着一种当今最大的计算机也无能为力的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但在市场经济中，价格调节和经济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合理使用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即市场失灵。表现在：（1）市场功能存在缺陷，它在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公共产品具有强烈的“外溢性”，诸如市场主体可以不付代价地得到外部之经济效益，或由于外部之损害而得不到应有之补偿。而且诸如国防、消防、科教文卫等公共产品，市场机制不能完全提供。（2）市场竞争的失灵。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往往导致垄断，而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就会破坏市场机制，排斥竞争，导致效率降低。（3）市场不能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市场交易原则的平等自愿和等价有偿，但由于经济个体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收入水平必然会有差异，且价格随供求波动，市场的自发调节易引起收入差距扩大，使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即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大因素。（4）市场调节本身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价值规律对市场的调节实际上是一种事后调节，从价格形成、信息反馈到产品生产，有一定的时间差。（5）市场信息不对称。市场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市场价格的滞后和偏差使信息具有稀缺性，尤其是交易双方不对称的信息分布，会引发主体的投机主义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以及商品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6）存在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是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最典型例子。在市场体制中，每个市场主体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没有一个主体在主观上为市场的宏观效率负责。也就是说，市场是一个没有“大脑和心脏”的机体，因此运行过程中方向的迷失在所难免。市场失灵是在市场发育过程中逐步显现的，随着经济结构、经济规模、市场成熟度的变化而波动，从而呈现出“动态性”。故对此进行干预的经济法也必然具有动态性的特征。主要为调整的手段具有综合多变的特征。其次，“政府失败”的存在。主张运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干预经济的各种经济理论，基于一种认识：即政府比单个经济主体掌握更多的信息，在某种意义上是说政府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单一主体，故而可以有效消除单个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中的试行错误。但上世纪70年代“大滞涨”之事实表明，与市场机制的运作失灵一样，政府也存在失灵。其根本原因在于强调政府对经济实施高强度干预的主张，过于夸大了政府的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下，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准确收集信息，并由于政府自身的偏好，异化的政府可能不能形成与整个社会的要求相一致的社会偏好。因而政府事实上很难做到能够在最合适的时机、以最适当的强度实施对经济的干预。而且，即使作为理论概念的政府能作到这一点，也难以保证具体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政府意志之忠实贯彻，这将带来巨大的成本。故应有谨慎认识政府作用之基础上，承认政府对经济之干预，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既能使这种干预的成本最小，又能有效弥补市场机制本身的不足。即存在一潜在边界，政府不能越界行事。反映到经济上，表现为经济法的调整范围之不固定性：当市场出现失灵时，需要将原本不属于经济法调整的对象纳入调整范围，表现为一定之扩张性。当市场失灵因国家干预而得到弥补后，由于政府失灵的客观存在，政府就要收回“干预之手”，经济法之调整范围因而收缩，表现出一定之回复性。 2 经济法的自身品格决定之首先，经济法的动态性是由经济法宗旨决定的。经济法的宗旨是“政府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保障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为实现此宗旨，经济法将其着眼点放在社会经济运行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即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上，而不像民商法之着眼于价值规律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上。而且从时间上看，市场机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社会和市场中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则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多变性。故针对这些变动因素的国家干预也必然具有多变性。其次，经济法的动态性也是由经济法性质决定的。现在多数学者对经济法之界定为社会法性质，以期弥补无法纯粹将之纳入公法、私法之困境。但由乌尔比安对公私法之界定并佐之以史尚宽先生关于现代公私法之观点：公法调整政治关系以及国家应当实现的目的，有关国家的稳定；而私法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为个人利益确定条件和限度，涉及个人福利。可以认为经济法带有强烈的公法性质，其任何一种经济法律关系都体现出国家公权力的存在。与行政法之“有限政府”的控权法不同，经济法之授权法性质又给予经济法的调整手段和途径以较大的空间，时时与民商法等私法耦合，这就决定了经济法变动性的程度要大于民商法这类纯粹的私法。因为作为私法的民商可以以主体之相互合意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排除法律、政府的积极介入，民商法之调整手段可具有原则性统领意义，具体由各多姿多彩的市民生活丰富之，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而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其权利和义务的运用不允许随意变通，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旧的经济法的不适应，不能由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靠合意去克服，而只能通过经济法的变动去克服。（三）经济法动态性之内容变动性如前所述，经济法在调整手段、调整范围、调控主体等一系列方面随经济社会之变动而变动，故此不加以赘述。扩张性与回复性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基于弥补行政法之介入经济生活之无能力，有限政府“限权”之功能而为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操作运用而“授权”，是国家运用公权力对私权利之干预。一方面，在市场失灵时，对那些在市场正常时不应由其干预之经济关系进行干预，触及市民社会内部运作，这是对民商法的缺陷的弥补，是必要之“扩张”；另一方面，作为常态的宏观调控，经济法赋予调控主体的国家经济管理职能，保证其宏观调控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但只要是权力就具有扩张性，具有管理扩大化的倾向，这也是动态性之表现。但在我国之特殊国情之下，“有限政府”之观念尚未完全建立或深入人心， “官本位”统治长达二千多年，国家运用起经济法之扩张性功能时得心应手，市民社会也长于依赖国家之干预，对防范来自国家之越权侵害缺乏怵惕之心，甚至认为理所当然。因而强调经济法之回复性就更为重要，也即保持政府干预之“度”的问题。对于第一方面的扩张性，应从经济法对调控时间、调控力度、调控手段之明确和程序性规定来防范公权之界越。而对于第二方面的常态扩张性，就应从“控权法”角度理解经济法，转变“政府管一切”的观念，附责任于权力之后，启动权力即意味着责任之“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高悬，以达到经济法的回复性。相对稳定性任何法律若失去稳定性，必难以实现其指引行为的社会功能。“一个完全不具稳定性的法律制度，只能是一系列仅为了对付一时性变故而制定的特定措施。它会缺乏逻辑上的自恰性和连续性。”经济法具有动态性，但也是一个个相对稳定且具有延续性继承性的经济法律制度才构成了经济法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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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上学期有同学选了这门是考试的，这学期我才选，谁知道变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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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知情权与政府公共服务制度的创新 —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案例摘要】本文试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案例，分析指出，政府公共性、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影响关系。要保持政府的公共性，避免信息不对称，保障公民的合法知情权，降低交易成本，使政府成功地治理社会，理顺与公众的和谐关系，就必须实现政府公共服务创新，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确立公众与政府之间以“委托—代理”为核心的一般均衡的契约关系。【关键引言天然水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和公共产品，一旦在遭到严重污染，完全影响居民生活、生产、甚至社会稳定的时候，必须考虑分析造成这种突发事件的社会深层原因。本文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案例，分析阐述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剥夺公众的合理知情权，不仅将使公众丧失对政府的公信度，对政府成功治理社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将加大交易成本，失去政府的公共性价值。本文试图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从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的视角，思考政府角色转变的实现途径和方式。并对公众知情权的合理保障与构建问题，提出相关政策与建议。一、松花江流域水污染事件: 政府和公众的双重损失—交易成本 2005年n月份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车间突发恶性爆炸事故，直接导致了松花江流域出现严重的水污染事件。由于忽视安全生产而造成的重大安全突发事件，不仅给松花江流域居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而且也威胁到沿岸各国居民的用水安全。重大爆炸事故发生时，公众缺少对此类水污染可能造成的危害的认识，而作为政府主管部门严重忽视了公众的知情权。此事件表明，知情权的缺失会给信息社会里的全体公民带来重大的消极影响:由于不知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情况，因而无法理性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甚至会遭受重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而这种损失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在政府及有关组织真实地公开相关的信息的情况下本来是可以减少或避免的。原本是突发事件的严重爆炸事故要导致的水污染严重问题，作为政府的有关部门，面向公众发布的却是因要修理管道而面临几天的停水现象。公众知情权的丧失造成了巨大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难以弥补的损失。这些损失不仅包括人们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而且经济增长的各方面也受到极大的消极影响。如果我们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考察，就会发现，它更主要的是造成了交易成本的提高。交易成本(也称交易费用)的思想首先是由新制度经济学的创立者科斯在他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市场的运行”或者说是“价格机制的利用”都是有成本的，而且它突出表现为获得市场信息是需要成本的。随后，新制度经济学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威廉姆森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他认为，交易成本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一般是指在经济运行中各种制度安排的成本。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也提出各自不同的交易成本的概念，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张五常的概念。张五常认为，所谓的交易成本实际上就是制度成本，它与制度相伴生，而不一定总和交易联系在一起。 2005年末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是一个牵涉到社会、经济、政治等多个层面的问题系统，因而带来的损失也必然在这些层面上都有体现。或者，以本文的视角，此次突发的水污染事件造成了社会、经济、政治等多个层面上交易成本的提高。例如，从社会层面来看，它严重阻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和正常交往，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的秩序被严重干扰，要维护正常秩序须付出比以往大得多的“交易成本”。学校停课，工厂停工，用水大户更要停业，由此而言交易成本极大提高了;从经济层面来看，此次突发的水污染事件，不仅给公众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同时更给黑龙江省的旅游、会展、交通、零售、餐饮等行业以相当沉重的打击，有学者预计，2005一2006年黑龙江省经济增长率将因此而降低1一2个百分点。原有正常的经济交易或者不能进行，或者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进行，比如要采取更多的取用水措施来调剂必要用水的不足。这样，原本应获得的交易收益，一部分失去了，一部分被多付出的交易成本抵消掉了，所剩的必然要少得多，经济运行指标的下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这样的损失，不可谓不大。

《政府经济学》案例分析　　第1章政府与市场　　案例：　　在2002年的最后一个周日，中国为电力行业的垄断画上了句号。拥有占全国46％发电资产和90％输电资产的原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重组为11家独立的公司，这些公司在12月29日同时宣布正式成立。　　从1987年持续至今的中国民航业改革在2002年也有突破性进展。随着6大民航集团10月11日的成立，中国民航总局与下属的民航企业彻底脱钩。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为基础组建的三大航空运输集团，其资产总和将占据中国民航总资产的80％。　　问题：政府对市场失灵的纠正。　　分析：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　　（1）竞争失效　　（2）外部性　　（3）市场不完全　　（4）公共产品　　（5）信息不对称　　为弥补市场失灵需要政府介入，政府介入的手段和领域为：　　（1）对效率的介入　　① 财政支出 ② 财政补贴 ③ 政府采购　　 ④ 限制垄断　　（2）对收入再分配的介入　　① 税收和转移支付　　② 公共事业投资　　③ 特别征税　　（3）对经济稳定的介入　　① 财政制度内在的自动稳定器　　② 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③ 金融政策　　④ 紧急行政措施　　⑤ 道义上的劝告　　本案例中，政府通过限制垄断，恢复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可操作的竞争。　　第2章促进竞争　　案例1：　　1998年5月18日，美国司法部和20个州向最高法院递交诉状，控告微软公司利用其“视窗”操作系统来迫使消费者使用它的其它软件产品——其中最重要的是“网络探索者”Internet浏览器。1999年，该案做出了一审判决，在长达270页的判决中，法官杰克逊列举了微软一系列反竞争，保护垄断势力的行为。微软一直在努力拓展其势力范围，使其超越软件行业，而进入日趋有利可图的电子商务和网络连接行业，他们已经投资数以百亿计的资金在通讯和科技公司中（如AT&T）。由于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具有垄断状态，把Internet浏览软件“网络探索者”（Internet Explorer）与“视窗”捆绑在一起也就相当于垄断了消费者和与电子商务有关的厂商上网的交通通道。　　问题：　　1、结合该案例分析垄断和反垄断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美国的反垄断法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有何借鉴意义？　　分析：垄断市场会带来效率损失，影响市场作用的正常发挥，主要体现在：垄断使产量减少，价格增加；垄断造成社会无谓损失；垄断造成企业不思进取。　　有必要通过反垄断措施纠正这种市场失灵，使价格降低，增加消费者和社会的福利水平。　　1890年，美国通过了美国的第一部反托拉斯法——谢尔曼法。1914年，美国又制定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这三个法案基本形成了美国的反垄断法律体系。　　美国反托拉斯法所规范的反竞争行为包括：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滥用经济优势的行为、价格歧视行为、垄断与企业兼并行为、其他反竞争行为（股份保有、董事兼任、瓶颈垄断、商业贿赂）、损害消费者的行为（欺骗性定价、欺骗性广告宣传、虚假不实的标签）。　　美国反托拉斯法的特点是以限制造成垄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为主，而不反对现有的垄断企业。所以，一个行业中垄断企业的存在本身并不违法，只有垄断企业应用其垄断力量不公平地竞争时才算违法。这使得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具有很强的“行为法”特点，即一切以企业行为是否违背公平竞争为判断依据。　　案例2：　　中国电信改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94年中国联通公司的成立。当时联通的总资产虽然只有中国电信的1/260。但此举使邮电部独家垄断国内电信市场的局面开始改变。1999年2月，信息产业部决定把中国电信的寻呼、卫星和移动业务剥离出去。原中国电信被拆分成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卫星通信三个公司，寻呼业务并入联通公司。2001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新的电信体制改革方案，对现有的电信企业进行重组。中国电信现有资产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和河南、山东共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信公司归中国电信北方部分；其余归中国电信南方部分。　　问题：垄断和市场失灵。政府对垄断的态度和措施。　　分析：　　垄断市场的效率损失。　　（1）垄断使产量减少，价格增加；　　（2）垄断造成社会无谓损失；　　（3）垄断造成企业不思进取。　　垄断市场的非效率导致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是导致市场失灵的情况之一。　　现今世界各发达国家限制垄断、促进竞争的政策措施，基本上是根据上述标准把促进“可操作竞争”作为政策目标。　　在各主要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制定了有关禁止垄断、维持公正交易的法律。具体措施主要是通过限制垄断的立法，由行政机构加以监督，由司法机关加以执行。各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就是以这些法律为依据展开的。　　我国的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应在学习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　　第4章抑制外部性　　案例1：　　在小镇上，该镇的人从事的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养羊。镇上的许多家庭都有自己的羊群，并出实用以做衣服的羊毛来养家。大部分时间羊在镇周围土地的草场上吃草，这块地被称为镇共有地。没有一个家庭拥有土地。相反，镇里的居民集体拥有这块土地，所有的居民被允许在这块地的草场上放羊。集体所有权很好地发挥作用，因为土地很大。只要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有良好草场的土地，镇共有地就不是一种竞争性物品，而且，允许居民在草场上免费放羊也没有引起问题。时光流逝，镇上的人口在增加，镇共有地草场上的羊也在增加。由于羊的数量日益增加而土地是固定的，土地开始失去自我养护的能力。最后，土地变得寸草不生。由于共有地上没有草，养羊不可能了，而且，该镇曾经繁荣的羊毛业也消失了。许多家庭失去了生活的来源。　　问题：什么原因引起这种悲剧？　　分析：实际上，共有地悲剧的产生是因为外部性。当一个家庭的羊群在共有地上吃草时，它降低了其他家庭可以得到的土地质量。由于人们在决定自己有多少学时并不考虑这种负外部性，结果羊的数量过多。　　如果预见到了这种悲剧，镇里可以用各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控制每个家庭羊群的数量，通过对羊征税把外部性内在化，或者拍卖有限量的牧羊许可证。这就是说，中世纪小镇可以用现代社会解决污染问题的方法来解决放牧过度的问题。　　但是，土地的这个例子还有一种较简单的解决方法。该镇可以把土地分给各个家庭。每个家庭都可以把自己的一块地用栅栏圈起来，并使之免于过分放牧。用这种方法，土地就成为私人物品而不是共有资源。在17世纪英国圈地运动时期实际就出现了这种结果。　　共有地悲剧是一个有一般性结论的故事：当一个人用共有资源时，他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由于这种负外部性，共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政府可以通过管制或税收减少共有资源的使用来解决这个问题。此外，政府有时也可以把共有资源变为私人物品。数千年前人们就知道这个结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土多德就指出了共有资源的问题：“许多人共有的东西总是被关心最少的，因为所有人对自己东西的关心都大于与其他人共同拥有的东西。”　　案例2：　　一个养蜂人住在一个果园旁边，果园主人由于蜜蜂而受益，因为每箱蜜蜂大约能为一英亩果树授粉，然而果园主人并不为这一服务支付任何费用，因为蜜蜂并不需要做任何事就会到果园来，蜜蜂不足以使果园都授到粉，因此果园主人必须以每亩果树10元的成本，用人工来完成授粉。养蜂人的边际成本MC＝10＋2Q，Q为蜂箱数目，每箱产生20元的蜂蜜。　　问题：（1）养蜂人会持有多少箱蜜蜂？（2）经济上有效率的蜂箱数目。（3）什么样的改变可以导致更有效率的运作？　　答案：（1）MC＝MR，对养蜂人来说即10＋2Q＝20，Q＝5。（2）MC＝MR，对整体来说即10+2Q＝10+20，Q＝10。(3)方法一：果园主人向养蜂人支付一定的费用，要求养蜂人多养蜜蜂；方法二：果园主人兼并养蜂人自己养蜜蜂。　　案例3：　　我国是燃煤大国，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近70％，随之而来的燃煤二氧化硫大气污染也相对较为严重。二氧化硫排放又引发了酸雨，对居民健康和生态系统都造成了重大影响。据测算，每年我国由酸雨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1100亿元人民币，为此，中国政府一直在寻求有效的防止办法，在部分省市试行排污权交易。2002年9月30日，江苏省环保厅与省经贸委正式公布了国内出台的第一部排污权交易办法，2003年1月中旬，江苏完成了首笔一滴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太仓港环保发电机公司以340万元的价格，向南京市下关发电厂购买为期两年的二氧化硫排污权。　　问题：什么是外部性外部性的纠正措施有哪些？　　分析：外部性的定义：某些经济主体的行为，影响了其他经济主体，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补偿的现象。用最简单的话来定义外部性是指某个人的行为对他人福利造成的影响。　　矫正外部性的措施可分为：　　（1）政府进行行政管制　　①禁止某些行为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如禁止将有毒的化学物质倒入供水区。　　②规定采用新技术　　③规定排放标准　　（2）经济管制　　①征收庇古税和进行补贴　　庇古税的定义：用于纠正负外部性影响的税收。最早由庇古提出，主要对排污者进行征税，又叫“排污收费”。　　征收庇古税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对产生负外部性的企业或个人，课征相当于他所造成的外部成本的税收，这样外部成本便成了当事企业或个人的内部成本，即实现了负外部性的内在化，从而迫使其决策时必须考虑该成本。　　②排污产权交易　　排污权交易指管制当局制定总排污量上限，按此上限发放排污许可，排污许可可以在市场上买卖。　　案例4：　　2002年3月22日，一场特殊的官司在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长兴县泗安水库的养鱼户把安徽省广德县的有机合成化工厂推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因水库受污染而造成水产品死亡的损失。　　2001年4月30日，长兴县泗安水库2000亩左右的水体遭受化学污染，鱼虾青蟹大面积死亡。此前，1999年7月19日，泗安水库也曾有3000亩水体遭受同样类型污染。根据长兴渔业部门调查，两次污染给长兴养殖户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87万元。　　问题：外部性的含义政府对外部性的纠正。产权界定和污染治理。　　分析：　　外部性的定义：某些经济主体的行为，影响了其他经济主体，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补偿的现象。用最简单的话来定义外部性是指某个人的行为对他人福利造成的影响。化工厂的生产排污具有生产的负外部性。　　政府对外部性的纠正：　　（1）政府进行行政管制。　　① 禁止某些行为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如禁止将有毒的化学物质倒入供水区。　　② 规定采用新技术。　　③ 规定排放标准。　　1）排污标准是由管制部门制定并依法实施的每一污染源特定污染物排放的最高限度。　　2）规定排污标准中存在的问题。　　A、如何确定排污标准。　　B、如何确定罚款。　　（2）经济管制。　　① 征收庇古税和进行补贴。　　庇古税的定义：用于纠正负外部性影响的税收。最早由庇古提出，主要对排污者进行征税，又叫“排污收费”。　　征收庇古税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对产生负外部性的企业或个人，课征相当于他所造成的外部成本的税收，这样外部成本便成了当事企业或个人的内部成本，即实现了负外部性的内在化，从而迫使其决策时必须考虑该成本。　　② 排污产权交易。　　排污权交易指管制当局制定总排污量上限，按此上限发放排污许可，排污许可可以在市场上买卖。　　如果能够清楚的界定产权，则可以通过科斯定理解决污染问题。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无论初始权利如何界定，通过当事人之间进行协商并达成一定的协议，可以很好地解决外部性问题，并有效地配置资源。　　第5章提供公共物品　　案例1：　　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者免受学费”。虽然经过长期努力，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的地方义务教育都作到了免收学费，但其他如书费、杂费、住宿费、补课费、校服费、报刊费、校舍维修基金等收费项目却是名目繁多。　　为此，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陆续实施一些针对性的措施：　　广东省从2001年起，每年拨出3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免收农村困难家庭义务教育阶段书杂费；北京市从2002年9月1日起，将有约60万名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免交杂费。它意味着在北京109万名接受义务教育的中小学生中将有半数以上的学生享受免费义务教育。　　问题：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义务教育的外部性。　　分析：　　公共产品因为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会带来搭便车的行为，如果由市场提供会造成公共物品缺乏供应或供应不足。政府供应公共产品的必要性：公共物品的充分供应既是政府履行好其经济职能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政府履行其经济职能的重要手段。因此，政府要履行好其所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成为有效政府，就应该供应公共物品。政府具有更强的供应公共物品的能力。第一，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它具有市场力量所不具有的合法强制力；第二，政府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公共权力机构，它能够持续地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第三，政府可以通过立法赋予政府供应公共物品的责任，并授予其筹资和分配资源的权力，从而可以使公共物品的供应具有稳定性；第四，政府是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权力机构，民主政府受到选民监督，因而能够保持公正，从而适合提供公共物品。　　外部性的定义：某些经济主体的行为，影响了其他经济主体，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补偿的现象。用最简单的话来定义外部性是指某个人的行为对他人福利造成的影响。义务教育具有正的外部性，市场力量难以提供社会需求的数量。　　案例2：　　义乌和东阳同处金华江流域。东阳市在上游，水资源丰富，仅一个横锦水库，在满足灌溉区农业灌溉及城市供水外，还有65亿方水可供利用。然而，义乌市却严重缺水，特别是发展现代化的商贸城，水城为第一个制约因素。　　2001年2月，义乌和东阳签订了有偿转让横锦水库部分用水权的协议。根据协议规定，义乌市一次性出资2亿元，购买东阳横锦水库每年9万立方米水的使用权。转让用水权后，水库原所有权不变，水库运行、工程维护仍由东阳负责。除一次性出资外，义乌市每年按实际供水量以每立方米1元的价格支付总和管理费（包括水资源费）。这个协议打破了水资源使用权完全由国家垄断的局面，开创了中国水权制度改革的先例。　　问题：公共产品与共有资源政府对公共资源的管理科斯定理怎样发生作用的？　　分析：　　一种产品或劳务同时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但在技术上能够排他，排他的成本很高，则该种产品或劳务应属纯公共产品；如果一种产品或劳务同　　时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但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则该种产品或劳务属于公共资源。　　政府可以通过界定产权，划归国有，收费、征税，合理规划，限制使用量等方式，使公共资源得到合理利用。　　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无论初始权利如何界定，通过当事人之间进行协商并达成一定的协议，可以很好地解决外部性问题，并有效地配置资源。当交　　易成本很小，当事人数量不多时，可以通过此方法有效解决问题。　　案例3：　　设想乡下地方有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小居民点，由于道路情况不好，与外界的交通比较困难。如果修一条路，则能解决这些不便。假设修路的成本为4，每家得到的好处为3。如果两家联合修路，每家分摊成本2，各得好处3，两家的纯“赢利”都是1；如果一家修路，另一家坐享其成，修路的一家要支付全部成本4，获得好处3，净“赢利”为-1；如果两家都不修，结果两家的赢利都为0。　　问题：对其进行博弈分析。　　分析：修路博弈战略式：　李四　　修不修　　1，1　　－1，3　　3，－1　　0，0　　张修　　三不修　　这个博弃中，修路是张三的严格劣势策略，我们把它消去，修路也是李四的严格劣势策略，所以也把它消去。这样运用严格劣势策略消去法，我们就得到黑体字所示的这个博弈的严格优势策略均衡：两家都不动手，大家都得零。　　第6章调控宏观经济　　案例：　　2002年4月16日，财政部长项怀成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特定的国内环境下采取的积极政策，4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今后要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会逐渐淡出。　　问题：财政政策的含义及作用机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及作用。　　分析：　　所谓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的变动来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以平抑经济波动的干预措施。财政政策主要包括发挥内在稳定器作用的财政政策和斟酌使用的财政政策。自动财政稳定器，简称自动稳定器，是指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抑制，自动而即时地朝正确的方向变化，借以对总需求产生一种稳定作用的因素，也称内在稳定器。斟酌使用的财政政策，又叫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它是指一个国家为了稳定物价，抑制经济周期的波动，实现充分就业，进而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高效均衡，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变动财政支出和增减税收的行动。包括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包括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通过减税使企业扩大生产，人民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来进行消费；政府支出的增加包括两部分，政府购买性支出的增加能够刺激生产，转移支付的增加能刺激有效需求，从而起到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7章促进公平分配　　案例：　　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为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开征了环保税。进入80年代后，环保税受到各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经历了一个从零散的、个别的环保税种开征，到逐渐形成环保税收体系的过程。包括对废气排放课征污染税，对废水排放课征污染税，对垃圾排放课征污染税，对噪音课征的污染税。对农业污染物课征的污染税等。　　另外，对援用税制的调整主要包括：一是取消了原有税制中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规定；二是在原有税种中采取新的有利于环保的税收措施。从调整的税种看，比较突出的是消费税、所得税和机动车税。　　问题：税收的替代效应税收与外部性。　　分析：　　（1）税收对消费者的替代效应　　政府的课税造成消费者减少对课税商品和重税商品的购买量，增加无税商品和轻税商品的购买量，因此，发生了税收对消费者选择的替代效应。　　（2）由于政府征税，会造成生产者减少课税商品和重税商品的生产量，增加无税商品和轻税商品的生产量，这就产生了税收对生产者选择的替代效应。　　（3）税收对总收益率的影响，首先是由于纳税的缘故总收益率下降了。如果其影响降低了投资对纳税人的吸引力，造成纳税人以消费替代投资，即发生了税收对投资的替代效应。　　外部性的定义：某些经济主体的行为，影响了其他经济主体，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补偿的现象。用最简单的话来定义外部性是指某个人的行为对他人福利造成的影响。在解决外部性时，税收可以通过替代效应，引导生产者和消费者将这种外部性内部化，减少外部性的生产。　　第9章政府失败　　案例：修路问题。　　假设在一个由100个农场主组成的国家中，要投票表决一项由政府负责实施的修路计划。关于修路计划有许多提案，但每一项提案只能使一部分农场主受益。　　问题：分析采用简单多数投票方式带来的结果。　　分析：如果采用简单多数规则，那么被采纳的提案至少必须能使51个农场主受益。如果现在这100个农场主中，有51个依据他们的共同利益都能从某一项修路提案中获益，而组成一个利益集团，那么，由于提案通过后，实际修路的费用是所有100个农场主分摊的，得益的51个农场主只分担了其中的51％（假定平均分摊成本），他们组成的利益集团将选择一项修路提案，它的支出额超过51个农场主承担所有成本时那项提案的支出额。事实上，当一项修路提案完全由这51个农场主协商实施时，他们可能同意一项价值为100万元的修路计划。但现在是由100个农场主来承担的，这51个农场主的合作足以使任何一项提案在简单多数制下获得通过，于是，如果他们仍愿意支付100万元来修路，此时，他们将支持一项价值高达100＋（51％），即约196万元的计划，原因是他们只需负担51％而不是全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支出净增加 96万元。由此可见，简单多数规则的使用和利益集团的存在容易使政府支出超过必要限度。

经济法学案例分析论文2000字怎么写

案例一：民法案例乙是未成年人，父母双亡，乙所在的村民委员会指定乙之兄长甲做乙的监护人，并通知了甲，甲未表示同意，也未否定。甲被通知做监护人十几天后乙与邻家孩子打架，造成四百元损失，邻家孩子之父母提起诉讼，要求乙赔偿损失，法院通知甲应诉，甲拒绝出庭，同时提起诉讼不服村委会的指定，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撤销原村委员会的指定，并同时指定乙的姐姐丁作乙的监护人，为此，对于谁应代为承担赔偿责任问题，出现了不同意见。丁对此事件不承担责任，甲在被指定为乙的监护人之时，虽不同意指定，但是也为作出起诉，甲应该对此事负责。乙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不应承担责任。请针对上述案例，制作一份案例分析报告（包括简述案例，指出案例争议焦点及其法律适用，并从案例所涉及的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案例二：刑法案例被告人李某租住桐庐县桐君街道公园山路53号一楼，被害人董某租住被告人李某租住房间的对面房间。2004年8月31日上午9时许，被告人李某见被害人董某的房门上插着钥匙，即起歹念，并持刀开门进入被害人董某的租房。被告人李某用刀抵住董某，并要其交出现金。被害人董某从桌子抽屉内的包内拿出现金100元交给被告人李某。被告人李某嫌钱少并将该100元现金扔回抽屉内，同时提出要与被害人董某发生性关系，被害人董某不从并极力反抗。期间，被告人李某将被害人董某的双上肢咬伤（表皮轻微伤）。之后，被害人董某假意答应下午去其租房内与被告人李某发生性关系，被告人李某才停止暴力行为。被告人李某回自己租房拿500元现金给被害人董某看伤，并要求其不许报警后又回自己租房。被害人董某见被告人李某回房，即打“110”报警，被告人李某被抓获归案。请针对上述案例，制作一份案例分析报告（包括简述案例，指出案例争议焦点及其法律适用，并从案例所涉及的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案例三：民事诉讼法案例李春与杜某系夫妻，二人同住甲市城关区无线电厂家属楼，但在老家乙市郊区有房6间，由其长子李明居住。1996年李春夫妇遇车祸双亡。老人的长女李梅已出嫁，住甲市。老人的次子李可（17岁）于1998年考上乙市的某大学，因该大学离李明住处近，李可便要求李明之妻张丽将父母的遗房腾出一间由自己住。张丽说：“李明因犯罪已被判刑五年，不在家，自己不能做主；并且有4间房已出租给了方某、刘某，租期未满，不能腾房。”为此发生纠纷，李可便向某法院起诉，要求分割父母的遗房。某法院受理案件后，在审理中发现除李明、李可二位继承人外，还有老人的长女李梅、次女李娜二位继承人。经法院通知，李梅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不参加诉讼；李娜则既不明确表示弃权，又不愿参加诉讼。在法院对案件第一次开庭审理后，案外人于某找到法院，说李明夫妻现住的6间房是1948年其与死者李春共同经商时共同出资购买的，自己有一半的产权，并向法院提交了购房时二人共同签名的房契。请针对上述案例，制作一份案例分析报告（包括简述案例，指出本案焦点及其法律适用，并从案例所涉及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角度对本案当事人进行分析）。

我就是经济学，估计数学也是专业前三的难度，每年10篇论文左右，背的也很多问题是高数学不好，微观就很有可能不会算。微观只会算又不行，各种名词解释你还得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