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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窟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初中

发布时间:2024-07-03 09:54:48

中国石窟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初中

龙门石窟的形成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下令迁都洛阳,笃信佛教的孝文帝迁都的同时,没有忘记把佛教的发展中心也转移到洛阳来,他组织修建僧庙、寺院。在此前后还在洛阳以南的龙门伊水两岸,一山开窟造像,由此一个神奇大型石窟群,龙门石窟开始创建。龙门石窟地处中原,是外来佛的教艺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土壤之中的丰硕成果,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完整体系的集中表现。因此,龙门石窟在我国石窟艺术中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地位。

龙门、云冈石窟以及敦煌莫高窟都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是中华名族的瑰宝,对传承中华文明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意义

不知道╮(╯_╰)╭

敦煌石窟石窟寺源于印度,随佛教东传经阿富汗、新疆至敦煌,后又传入中原,出现麦积、炳灵、云冈、龙门、大足等石窟。一般人们以敦煌、云冈、龙门为中国之三大石窟。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水峡口下洞子石窟、肃北五个庙石窟、一个庙石窟、玉门昌马石窟。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安西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玉门市境内。因其各石窟的艺术风格同属一脉,主要石窟莫高窟位于古敦煌郡,且古代敦煌又为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故统称敦煌石窟。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时间最早(另有始建于西晋末年及东晋永和九年等说),后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庸、五代、宋、回鹘、西夏、元等时代连续修凿,历时千年,延续时间最长;现存石窟700余个,规模最大;雕塑3000余身,壁画4500余平方米,内容最丰富。窟内绘、塑佛像及佛典内容,为佛徒修行、观像、礼拜处所。敦煌石窟是融建筑、雕塑、壁画三者于一体立体艺术,是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百科全书。

中国石窟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

敦煌莫高窟完整保存了大量北魏至宋代各时期的壁画、雕塑、文献,集西域佛教文化和中原儒家文化之大成。具有很高的考古研究、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宗教研究价值。由此产生了一门专业学科——敦煌学。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是全世界石窟艺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石窟艺术最初的风格,必然源自印度、贵霜、希腊,古代犍陀罗地区是重要的佛教艺术中心,随着佛教的东向传播,石窟艺术渐渐有了西域风格、凉州模式,再后来就是以洛阳和长安为中心的中原风格,与佛教艺术风格东进形成对比的是西向回传,而诸种风格汇聚的地方,就是敦煌。敦煌学本身就是国际汉学研究的交叉学科,具有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等性质。欧美诸国的汉学家,无论是从事语言文献研究的,还是从事绘画艺术研究的,多与敦煌学有交叉,他们对敦煌学的开拓有贡献,敦煌学对他们认知东方亦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全世界,敦煌学是国际汉学研究中的“显学”“绝学”。国学大师季羡林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了。”诚然,敦煌的文化价值是突出的,敦煌的标本意义是鲜明的,借助敦煌文化、敦煌艺术、敦煌精神传播中国声音,用文化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中国,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争夺话语权的有效举措。

一、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过程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始是由西方传来的。从今天遗存的窟群来看,新疆拜城克孜尔的窟群、库车的库木土拉、森木塞姆、克子喀拉罕等窟群,是把佛本生故事变相,画在窟顶的菱形方格内,四周则画出所供养的佛、菩萨等像。敦煌的莫高窟,根据现存最早的窟,如第二百七十五窟的窟形,是在汉民族形式居室建筑的基础上,创造了纵长盉顶式,与新疆早期石窟的形制大致相同。两壁横幅画出汉画像石式的本生故事画;在题材上,与新疆石窟的壁画大致相同。这种早期作品,还保存着新疆地方(古代西域)石窟艺术与中原艺术相结合的艺术风格。  甘肃地区(十六国五凉),由敦煌莫高窟到永靖炳灵寺,再南到天水麦积崖。其早期造像、壁画的题材与风格,完全是相同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439)统一河西以后,僧侣与信徒们许多人东迁平城。云冈早期的第十六至第二十窟,以及第七、八窟,造像的题材和风格,与河西、天水等地区早期造像的风格是相同的。这充分说明了石窟艺术是沿着由西而东的路线发展的。  北魏太和年中(486-499),鲜卑统治集团为了加速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过程,加强镇压中原人民,实行了汉化政策。反映到石窟艺术上,以云冈、龙门为中心,无论何种形象,都采取了汉族形式的衣饰。由北魏首都平城、洛阳向外发展,西至秦陇、河西各石窟,南至巴蜀,东北至营州(义县万佛堂),东南至青、徐(云门山与驼山)都受到了影响。这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大变化。根据这样的发展道路,全国最大的石窟群,如莫高窟、麦积崖、炳灵寺、寺沟等石窟北朝中期后的造像,完全可以说受到云冈、龙门造像的影响。北朝末期,四川广元千佛崖第七十二窟的佛、菩萨等造像,与甘肃天水麦积崖中晚期的造像风格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可以说,四川地区早期的石窟造像是受到麦积崖、炳灵寺石窟造像影响的。  隋唐时代,虽然生产关系有某些改进,生产力有相当的提高,但最高统治者依然提倡佛教,借以愚惑人民。佛教是当时各阶级人物信仰的主要宗教之一,东西两京是全国的佛教中心。大寺院,如西京的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弘福寺,东京的福先寺等,都设有翻经院。而两京的大寺院,又都有当时著名画家所画的各种经变图。①张彦远、段成式等人的著作,不仅记录了许多寺院壁画的题材,而且还记录了这些壁画风格上如何优美。这样就便于把这种艺术风格推广到全国各地。莫高窟中唐代各期所画的壁画,尤其初、盛唐时期的壁画,虽不能与文献中所记两京寺院的壁画相媲美,但可以肯定地说,许多画风是与画史所记各大家的风格相一致的。  五代和宋朝以来,石窟艺术再不像以前那样发达了,开凿的石窟也比较少,因而渐趋衰落了。不过像大足龙岗山、佛湾的造像,如《父母恩重经》的浮雕,却更接近人间气息,这是以前各代石窟造像所不能比拟的。  二、石窟艺术与佛教发展的关系  石窟艺术与佛教是十分密切的。石窟艺术是为当时信佛的人们服务的。因信仰佛教的各阶级、各阶层人物不同,他们所属的佛教宗派也不一样,因而在造像与壁画的题材上,也要根据自己那一宗派的经典造像。所以石窟艺术的发展,因时间、地点的不同,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如新疆石窟,除唐代或以后汉人所开的窟画出一些大乘经变以外,其余早期开凿的各窟,全看不到反映大乘经中的故事造像。这些石窟群中,遗存到今天的雕像,主要是释迦和菩萨等单独的形象,其次则多是佛本生、佛本行(即如何苦行、忍辱、寻求解脱)等故事画像。这些画像多数是根据《声闻藏》各经创造出的,与外国商人竺婆勒子竺法度学小乘教唯礼释迦的记载相同,与法显、玄奘等人所记天山南簏各国信仰小乘教的记录也完全吻合。  玉门关以东,在玄学的“贵无派”、“玄冥”、“独化”学说的影响下,玄学化的大乘“般若”学,也发展了起来。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早期的多是根据《法华经》、《维摩诘经》、《弥勒下生经》、《佛说阿弥陀经》进行创造的。这些经,一种是不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其最高境界是“空”。一切以精神本体为最真实,因此在他们看来,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争胜负,就没有必要。一种是在现实社会中,既然没有办法,也得不到什么,那么在这个社会中去争什么也就没有必要了。在此类教义的指导下创造出了《法华经》中《宝塔品》的“释迦”、“多宝”佛说法像,《维摩诘经》中《问疾品》的“维摩”、“文殊”论道像,西方极乐世界中的“阿弥陀佛”像,以及两大菩萨——“观世音”、“大势至”像,等等。  隋唐时期的佛教,继承了南北朝后期所发展起来的寺院经济。为了保护寺院的财产,他们建立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封建宗法制和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于是就形成了宗派。这些宗派,在南北朝大乘学的影响下,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规范制度和传法世袭。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是创造了更多的大乘经变,而这些经变出现的早晚,则体现了唐代各宗派形成的先后。  根据对石窟的调查,我认为释、道、儒三教的结合,约在北宋。这种情况也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来了。四川大足石门山,除佛教造像外,还创造了释、道、儒联合造像和单独的道教造像。密宗在四川地区的继续宣传促进了造像艺术的发展,这一事实,文献中虽很少见,但却充分地反映在大足龙岗山与宝顶的造像中,这又给佛教史提供了新资料。由于元代中原地区流行着喇嘛教,因而杭州西湖沿岸也开凿了很多喇嘛教的造像。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它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它所创造的像、菩萨、罗汉、护法,以及佛本行、佛本生的各种故事形象,都是通过具体人的生活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因而它不能割断与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联系,它不像其他艺术那样直接地反映社会生活,但它却曲折地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这应该是石窟艺术的一个特点。  在我国石窟中的各样佛本生、佛本行和大乘经变,以及各石窟的供养人像等,都是依据现实中人的生活而创造的,舍此,无法凭空虚构。例如,龙门宾阳洞美国人盗去的《帝后礼佛图》浮雕,莫高窟第一百五十六窟的《张议潮出行图》,第一百窟的《曹仪金出行图》,第六十一窟的于阗国王像和曹氏家族的人像,都是反映了当时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豪华生活和剥削人民的生活画面。巩县第五窟大幅的供养人群中较小型的供养人像,都勾勒出了官僚地主阶级人物的真实面貌。大足宝顶大佛湾中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它逼真的反映了地主阶级的生活景象。而克孜尔、库木土拉、柏孜克里克等窟内的供养人像,所反映的又是新疆古代少数民族的贵族、武士的形象。莫高窟中各时期“弥勒变”中的《一种七收图》,第二百三十二窟内“三宝感通变相“中的《纤夫图》,第六十窟内《五台山图》中的行旅与旅店中的人物各种劳作图,则又描绘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劳动形象。通过这些造像,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中世纪中国各阶级人物的生活面貌,为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敦煌石窟石窟寺源于印度,随佛教东传经阿富汗、新疆至敦煌,后又传入中原,出现麦积、炳灵、云冈、龙门、大足等石窟。一般人们以敦煌、云冈、龙门为中国之三大石窟。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水峡口下洞子石窟、肃北五个庙石窟、一个庙石窟、玉门昌马石窟。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安西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玉门市境内。因其各石窟的艺术风格同属一脉,主要石窟莫高窟位于古敦煌郡,且古代敦煌又为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故统称敦煌石窟。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时间最早(另有始建于西晋末年及东晋永和九年等说),后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庸、五代、宋、回鹘、西夏、元等时代连续修凿,历时千年,延续时间最长;现存石窟700余个,规模最大;雕塑3000余身,壁画4500余平方米,内容最丰富。窟内绘、塑佛像及佛典内容,为佛徒修行、观像、礼拜处所。敦煌石窟是融建筑、雕塑、壁画三者于一体立体艺术,是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百科全书。

中国石窟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初中

龙门石窟的形成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下令迁都洛阳,笃信佛教的孝文帝迁都的同时,没有忘记把佛教的发展中心也转移到洛阳来,他组织修建僧庙、寺院。在此前后还在洛阳以南的龙门伊水两岸,一山开窟造像,由此一个神奇大型石窟群,龙门石窟开始创建。龙门石窟地处中原,是外来佛的教艺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土壤之中的丰硕成果,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完整体系的集中表现。因此,龙门石窟在我国石窟艺术中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地位。

不知道╮(╯_╰)╭

一、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过程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始是由西方传来的。从今天遗存的窟群来看,新疆拜城克孜尔的窟群、库车的库木土拉、森木塞姆、克子喀拉罕等窟群,是把佛本生故事变相,画在窟顶的菱形方格内,四周则画出所供养的佛、菩萨等像。敦煌的莫高窟,根据现存最早的窟,如第二百七十五窟的窟形,是在汉民族形式居室建筑的基础上,创造了纵长盉顶式,与新疆早期石窟的形制大致相同。两壁横幅画出汉画像石式的本生故事画;在题材上,与新疆石窟的壁画大致相同。这种早期作品,还保存着新疆地方(古代西域)石窟艺术与中原艺术相结合的艺术风格。  甘肃地区(十六国五凉),由敦煌莫高窟到永靖炳灵寺,再南到天水麦积崖。其早期造像、壁画的题材与风格,完全是相同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439)统一河西以后,僧侣与信徒们许多人东迁平城。云冈早期的第十六至第二十窟,以及第七、八窟,造像的题材和风格,与河西、天水等地区早期造像的风格是相同的。这充分说明了石窟艺术是沿着由西而东的路线发展的。  北魏太和年中(486-499),鲜卑统治集团为了加速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过程,加强镇压中原人民,实行了汉化政策。反映到石窟艺术上,以云冈、龙门为中心,无论何种形象,都采取了汉族形式的衣饰。由北魏首都平城、洛阳向外发展,西至秦陇、河西各石窟,南至巴蜀,东北至营州(义县万佛堂),东南至青、徐(云门山与驼山)都受到了影响。这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大变化。根据这样的发展道路,全国最大的石窟群,如莫高窟、麦积崖、炳灵寺、寺沟等石窟北朝中期后的造像,完全可以说受到云冈、龙门造像的影响。北朝末期,四川广元千佛崖第七十二窟的佛、菩萨等造像,与甘肃天水麦积崖中晚期的造像风格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可以说,四川地区早期的石窟造像是受到麦积崖、炳灵寺石窟造像影响的。  隋唐时代,虽然生产关系有某些改进,生产力有相当的提高,但最高统治者依然提倡佛教,借以愚惑人民。佛教是当时各阶级人物信仰的主要宗教之一,东西两京是全国的佛教中心。大寺院,如西京的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弘福寺,东京的福先寺等,都设有翻经院。而两京的大寺院,又都有当时著名画家所画的各种经变图。①张彦远、段成式等人的著作,不仅记录了许多寺院壁画的题材,而且还记录了这些壁画风格上如何优美。这样就便于把这种艺术风格推广到全国各地。莫高窟中唐代各期所画的壁画,尤其初、盛唐时期的壁画,虽不能与文献中所记两京寺院的壁画相媲美,但可以肯定地说,许多画风是与画史所记各大家的风格相一致的。  五代和宋朝以来,石窟艺术再不像以前那样发达了,开凿的石窟也比较少,因而渐趋衰落了。不过像大足龙岗山、佛湾的造像,如《父母恩重经》的浮雕,却更接近人间气息,这是以前各代石窟造像所不能比拟的。  二、石窟艺术与佛教发展的关系  石窟艺术与佛教是十分密切的。石窟艺术是为当时信佛的人们服务的。因信仰佛教的各阶级、各阶层人物不同,他们所属的佛教宗派也不一样,因而在造像与壁画的题材上,也要根据自己那一宗派的经典造像。所以石窟艺术的发展,因时间、地点的不同,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如新疆石窟,除唐代或以后汉人所开的窟画出一些大乘经变以外,其余早期开凿的各窟,全看不到反映大乘经中的故事造像。这些石窟群中,遗存到今天的雕像,主要是释迦和菩萨等单独的形象,其次则多是佛本生、佛本行(即如何苦行、忍辱、寻求解脱)等故事画像。这些画像多数是根据《声闻藏》各经创造出的,与外国商人竺婆勒子竺法度学小乘教唯礼释迦的记载相同,与法显、玄奘等人所记天山南簏各国信仰小乘教的记录也完全吻合。  玉门关以东,在玄学的“贵无派”、“玄冥”、“独化”学说的影响下,玄学化的大乘“般若”学,也发展了起来。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早期的多是根据《法华经》、《维摩诘经》、《弥勒下生经》、《佛说阿弥陀经》进行创造的。这些经,一种是不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其最高境界是“空”。一切以精神本体为最真实,因此在他们看来,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争胜负,就没有必要。一种是在现实社会中,既然没有办法,也得不到什么,那么在这个社会中去争什么也就没有必要了。在此类教义的指导下创造出了《法华经》中《宝塔品》的“释迦”、“多宝”佛说法像,《维摩诘经》中《问疾品》的“维摩”、“文殊”论道像,西方极乐世界中的“阿弥陀佛”像,以及两大菩萨——“观世音”、“大势至”像,等等。  隋唐时期的佛教,继承了南北朝后期所发展起来的寺院经济。为了保护寺院的财产,他们建立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封建宗法制和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于是就形成了宗派。这些宗派,在南北朝大乘学的影响下,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规范制度和传法世袭。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是创造了更多的大乘经变,而这些经变出现的早晚,则体现了唐代各宗派形成的先后。  根据对石窟的调查,我认为释、道、儒三教的结合,约在北宋。这种情况也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来了。四川大足石门山,除佛教造像外,还创造了释、道、儒联合造像和单独的道教造像。密宗在四川地区的继续宣传促进了造像艺术的发展,这一事实,文献中虽很少见,但却充分地反映在大足龙岗山与宝顶的造像中,这又给佛教史提供了新资料。由于元代中原地区流行着喇嘛教,因而杭州西湖沿岸也开凿了很多喇嘛教的造像。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它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它所创造的像、菩萨、罗汉、护法,以及佛本行、佛本生的各种故事形象,都是通过具体人的生活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因而它不能割断与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联系,它不像其他艺术那样直接地反映社会生活,但它却曲折地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这应该是石窟艺术的一个特点。  在我国石窟中的各样佛本生、佛本行和大乘经变,以及各石窟的供养人像等,都是依据现实中人的生活而创造的,舍此,无法凭空虚构。例如,龙门宾阳洞美国人盗去的《帝后礼佛图》浮雕,莫高窟第一百五十六窟的《张议潮出行图》,第一百窟的《曹仪金出行图》,第六十一窟的于阗国王像和曹氏家族的人像,都是反映了当时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豪华生活和剥削人民的生活画面。巩县第五窟大幅的供养人群中较小型的供养人像,都勾勒出了官僚地主阶级人物的真实面貌。大足宝顶大佛湾中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它逼真的反映了地主阶级的生活景象。而克孜尔、库木土拉、柏孜克里克等窟内的供养人像,所反映的又是新疆古代少数民族的贵族、武士的形象。莫高窟中各时期“弥勒变”中的《一种七收图》,第二百三十二窟内“三宝感通变相“中的《纤夫图》,第六十窟内《五台山图》中的行旅与旅店中的人物各种劳作图,则又描绘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劳动形象。通过这些造像,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中世纪中国各阶级人物的生活面貌,为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龙门石窟的形成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下令迁都洛阳,笃信佛教的孝文帝迁都的同时,没有忘记把佛教的发展中心也转移到洛阳来,他组织修建僧庙、寺院。在此前后还在洛阳以南的龙门伊水两岸,一山开窟造像,由此一个神奇大型石窟群,龙门石窟开始创建。  龙门石窟地处中原,是外来佛的教艺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土壤之中的丰硕成果,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完整体系的集中表现。因此,龙门石窟在我国石窟艺术中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地位。  龙门石窟是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大型石窟群,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大小窟龛两千多个,佛塔六十余座,造像十万多尊,碑刻题记两千八百多块。龙门石窟是中原北方三大石窟群之一,它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艺术宝库,被誉为世界人类文化的遗产。  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孝明帝时期的三十五年间,是龙门开窟雕造佛像的第一个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的洞窟大都集中在龙门的西山上,约占龙门石窟造像的三分之一。其中最著名的有古阳洞、宾阳三洞、药方洞等十几个大中型洞窟。  在龙门石窟群中,开凿最早的就是古阳洞,它开凿于公元493年,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年是北魏太和十七年,正是北魏王朝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一年。  古阳洞位于龙门西山以南。窟内所供奉的主佛是佛祖释迦牟尼,南壁的大龛是释迦多宝并坐佛,在佛教中又称“二佛并坐”。南北两壁上下各有三列佛龛,每列分别为四个相互对称而又富于变化的大龛。  其中一座大龛的龛楣上雕刻着一套完整的佛传故事,表现了悉达多王子成道的过程。  古阳洞中大小列龛多达数以百计,不但佛教故事最多,龛上图案的装饰也十分精美华丽,严谨完整,丰富多彩。  石窟中的佛像都是信徒们所奉献的,每尊佛像上都记载着敬奉者的祈愿经过。从这些造像铭中可以看出,古阳洞是北魏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  北魏时期开凿的主要洞窟还有宾阳三洞。  宾阳中洞所供奉的是三世佛。主佛两边各有两个弟子和菩萨侍立,左边是迦叶和文殊菩萨,右边是阿难和普贤菩萨。佛和胁侍面相都清瘦略长,衣纹折叠规整而稠密,体现了北魏造像的艺术特点。  宾阳中洞顶上雕莲花宝盖和十个迎风飘拂的伎乐供养天人。洞口的内壁两侧是大型浮雕,分为《维摩变》、《佛本生故事》、《帝后礼佛图》、《十神王象》四层。龙门石窟不少洞窟中都有礼佛图,以宾阳中洞的为最佳,但是已经被盗往国外。  在北魏晚期还开凿过一些很有特点的洞窟,如莲花洞、火烧洞、皇甫公洞、魏字洞等。  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药方洞,药方洞因其洞窟内刻有大量古代的药方而得名。洞中雕刻的一些药方,还能治疗现代人所说的疑难杂症,比如治疗消渴,也就是糖尿病。这些药方比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还要早。  北魏王朝在洛阳龙门开窟造像活动的终结是以宾阳中洞的停工为标志的。  随着北魏王朝的灭亡,龙门石窟的开凿趋于衰落,沉寂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唐王朝建立,唐代从开国到盛唐的一百年间,龙门石窟迎来了历史上开窟造像的第二次兴盛时期。  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按时代先后大体自南而北,集中在龙门的西山,到了武则天时期,一部分才转移到了东山,约占龙门石窟造像的三分之二。龙门唐代石窟最有代表性的洞窟有潜溪寺、万佛洞、奉先寺大像龛等。  唐代开凿的第一个洞窟是位于龙门西山北端的潜溪寺。这时正是中国佛教“净土宗”建立的时期。  唐代开窟造像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鼎盛。虽然石窟造像属于佛教艺术,但它跟政治紧密相连。从龙门许多唐代石刻造像中,还可以窥见武则天一步步走上女皇宝座的踪迹。  万佛洞完工于唐高宗永隆元年十一月,是专为唐高宗、武则天做“功德”而开凿的功德窟,也是以唐朝宫廷内道场供奉者智运等为首的一批御用僧尼,奉命集体为唐高宗及武则天发愿雕造的。  在武则天当皇后期间,特别迷信弥勒。为此,她在龙门广造弥勒佛。千佛洞、惠暕洞、大万五佛洞、极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弥勒佛为主尊的洞窟。  龙门石窟成千上万的造像中,体形最大,形态最美,艺术价值最高的要数奉先寺主尊卢舍那大佛了。奉先寺位于龙门西山南部的山腰上,是一个南北宽近四十米的露天大龛。这里共有九尊大型雕像,都是依山凿石而成。  奉先寺的主尊是卢舍那大佛。卢舍那佛是报身佛的名字,也是对佛真身的尊称。大佛通高十七米多,仅耳朵就有一米九。在佛经中,卢舍那是佛在显示美德时的一种理想化身。  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是唐高宗及武则天亲自经营的皇家开龛造像工程,工程设计和施工是由高宗亲自任命制定。为此,武则天曾经与咸亨三年捐出“脂粉钱二万贯”。而当地更是传说卢舍那大佛就是武则天的化身。卢舍那佛被赋予了女性的形象:面容丰腴饱满,修眉细长,眉若新月,眼睑下垂,双目俯视,嘴巴微翘而又含笑不露,她庄重而文雅、睿智而明朗。  传说,唐高宗上元年除夕,时值奉先寺竣工之日,武则天亲自率领文武朝臣驾临龙门,参加主佛卢舍那的开光仪式。  龙门石窟在唐代的造像与北魏比较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唐代的造像题材中弥勒佛的造像数量仅次于阿弥陀佛,释迦却显著减少,菩萨中以文殊、观世音为最多。  在艺术上,唐代的圆刀代替了北魏平直的刀法,佛像衣纹更加流动飘逸,力士夜叉浑身肌肉突起,即符合解剖的原理,又适当加以夸张,充满雄强的气势和向外迸发的力量。它们在借鉴外来雕刻的同时,还吸取了中原地区传统艺术的手法。  龙门石窟开凿的第二个高潮结束于公元705年前后,这一年武则天退位,同年去世,龙门石窟的弥勒造像也就日见绝迹了。而龙门石窟的辉煌历史,也伴随着弥勒神灵的消失,从绚烂的顶峰跌落了下来。  龙门石窟自北魏开凿以来,已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沧桑,它见证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演变,见证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龙门石窟断断续续开凿了四百多年,经过了四百多年的苦心营造,不同时期的能工巧匠在龙门石窟创造出不朽的艺术作品,被世界称为我国石刻艺术博物馆。  龙门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这里有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伊水缓缓北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现“伊阙”,自古以来,已成为游龙门的第一景观。唐诗人白居易曾说过:“洛阳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  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千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1000多米,现存石窟1300多个,佛洞、佛龛2345个,佛塔50多座,佛像10万多尊。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另有历代造像题记和碑刻3600多品,这些都体现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高的艺术造诣。其中以宾阳中洞、奉先寺和古阳洞最具有代表性。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东南,分布于伊水两岸的崖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年间,先后营造400多年。现存窟龛2300多个,雕像10万余尊,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典范之作。  魏窟——公元495年魏宗室丘慧成开始在龙门山开凿古阳洞,500--523年魏宣武帝、魏孝明帝连续开凿宾阳洞的北中南三个大石窟,石阳洞和宾阳洞的修建共费人工80万以上,还开凿了药方洞和东魏时开凿的莲花洞等石窟。北朝石窟都在龙门山,古阳洞自慧成至东魏末50多年的营造,表现出列多的中国艺术形式,大佛姿态也由云岗石窟的雄健可畏转变为龙门石窟的温和可亲。以宾阳中洞主佛为代表的佛像,人物面部含着微笑,龙门石窟比云岗石窟表现出更多的中国艺术佛像。  唐窟——最盛期是唐朝,占石窟总数的60%以上,武则天执政时期开凿的石窟占唐代石窟的多数,与她长期有洛阳有关。奉先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唐窟,二菩萨70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50尺(唐代长度)。规模之大,在龙门石窟中称第一,先后用了四年时间,武则天自己出钱二万贯。  龙门二十品是珍贵的魏碑体书法艺术的精品。代表了魏碑体,字形端正大方,气势刚健有力,是隶书向楷体过渡中的一种字体,有十九品在古阳洞内。  宾阳洞有三窟,宾阳中洞是北魏时期(公元386~512年)的代表性作品。这个洞窟前后用了24年才建成,是开凿时间最长的一个洞窟。洞内有11尊大佛像。洞窟正壁刻主像释迦牟尼,左右二边有弟子、菩萨侍立,佛和菩萨面相清瘦,目大颈平,衣锦纹理周密刻划,有明显西域艺术痕迹。窟顶雕有飞天,挺健飘逸。据说,洞口两壁上还有一幅浮雕"帝后礼佛图",造型别致,构图美妙,后被盗凿,现置于美国纽约博物馆。而洞口唐宰相书法家褚遂良书碑铭,很值得一览。  万佛洞在宾阳洞南边,洞中刻像丰富,南北石壁上刻满了小佛像,很多佛像仅一寸,或几厘米高,计有1500多尊。正壁菩萨佛像端坐于束腰八角莲花座上。束腰处有四力士,肩托仰莲。后壁刻有莲花54枝,每枝花上坐着一菩萨或供养人,壁顶上浮雕伎乐人,个个婀娜多姿,形象逼真。沿口南壁上还有一座观音菩萨像,手提净瓶举尘尾,体态圆润丰满,姿势优美,十分传神。  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据碑文记载,此窟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历时三年。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石窟正中卢舍那佛坐像为龙门石窟最大佛像,身高14米,头高4米,耳朵长9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卢舍那佛像两边还有二弟子迦叶和阿难,形态温顺虔诚,二菩萨和善开朗。天王手托宝塔,显得魁梧刚劲。  金刚力士雕像比卢舍那佛像旁的力士像更加动人,是龙门石窟中的珍品,1953年清理洞窟积土时,在极南洞附近发现的,是被盗凿而未能运走遗留下的。只见金刚力士两眼暴突,怒视前方,二手握拳,胸上、手、腿上的肌肉高高隆起。整座雕像造型粗犷豪放,雄健有力,气势逼人。  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座,也是北魏时期的另一代表洞窟。古阳洞中有很多佛龛造像,这些佛龛造像多有题记,记录了当时造像者的姓名,造像年月及缘由,这些都是研究北魏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珍贵资料。中国书法史上的里程碑“龙门二十品”,大部分集中在这里。“龙门二十品”代表了魏碑体,字体端正大方,气势刚健有力,是龙门石窟碑刻书法艺术的精华,历来为世人所推崇。  还有一个药方洞,刻有140个药方,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成就。把一些药方刻在石碑上或洞窟中,在别的地方也有发现,这是古代医学成就传之后世的一个重要方法。  龙门石窟还保留有大量的宗教、美术、书法、音乐、服饰、医药、建筑和中外交通等方面的实物史料。因此,它又是一座大型的石刻艺术博物馆。

中国石窟艺术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

龙门、云冈石窟以及敦煌莫高窟都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是中华名族的瑰宝,对传承中华文明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意义

不知道╮(╯_╰)╭

敦煌莫高窟完整保存了大量北魏至宋代各时期的壁画、雕塑、文献,集西域佛教文化和中原儒家文化之大成。具有很高的考古研究、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宗教研究价值。由此产生了一门专业学科——敦煌学。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是全世界石窟艺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石窟艺术最初的风格,必然源自印度、贵霜、希腊,古代犍陀罗地区是重要的佛教艺术中心,随着佛教的东向传播,石窟艺术渐渐有了西域风格、凉州模式,再后来就是以洛阳和长安为中心的中原风格,与佛教艺术风格东进形成对比的是西向回传,而诸种风格汇聚的地方,就是敦煌。敦煌学本身就是国际汉学研究的交叉学科,具有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等性质。欧美诸国的汉学家,无论是从事语言文献研究的,还是从事绘画艺术研究的,多与敦煌学有交叉,他们对敦煌学的开拓有贡献,敦煌学对他们认知东方亦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全世界,敦煌学是国际汉学研究中的“显学”“绝学”。国学大师季羡林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了。”诚然,敦煌的文化价值是突出的,敦煌的标本意义是鲜明的,借助敦煌文化、敦煌艺术、敦煌精神传播中国声音,用文化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中国,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争夺话语权的有效举措。

敦煌石窟营造及其历史过程,敦煌的悠久历史,当地有影响的世族与大姓,以及敦煌同周围民族与西域的关系,在历史中没有或很少记载。敦煌石窟有成千上万个供养人画像,其中有一千多条还保存题名结衔。能够了解许多历史状况和历史线索。本生、佛传、福田经变、弥勒经变、宝雨经变、楞伽经变及供养人题记,可帮助了解古代经济生活的状况。法华经变、涅槃经变提供了古代军队操练、出征、征伐、攻守的作战图,及兵器装备的宝贵形象资料。敦煌壁画中保存有属于体育属性的资料,如骑射、射靶、马技、跃马、相扑、角力、举重(举象、举钟)、奕棋、投壶、武术、游泳、马球、蹴踘等。敦煌石窟的彩塑和壁画,大都是佛教内容:如彩塑和壁画的尊像,释迦牟尼的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画,各类经变画,众多的佛教东传故事画,神话人物画等,每一类都有大量、丰富、系统的材料。还涉及到印度、西亚、中亚、新疆等地区,可帮助了解古代敦煌以及河西走廊的佛教思想、宗派、信仰、传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等等。

中国石窟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龙门、云冈石窟以及敦煌莫高窟都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是中华名族的瑰宝,对传承中华文明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意义

嗯,龙门石窟确实很美

莫高窟是现存规模最庞大的“世界艺术宝库”,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艺术的特点表现在建筑、塑像和壁画三者的有机结合上。窟形建制分为禅窟、殿堂窟、塔庙窟、穹隆顶窟、影窟等多种形制;彩塑分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壁画类别分尊像画、经变画、故事画、穹隆顶窟佛教史迹画、建筑画、山水画、供养画、动物画、装饰画等不同内容,系统反映了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多个朝代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各个方面,成为人类稀有的文化宝藏。自1900年5月26日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五万多卷宗教和世俗文书后,敦煌艺术震撼了整个世界,“敦煌学”已成为世界性的显学。由日本捐资,在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下,由敦煌研究院承建了敦煌艺术陈列中心,仿制了部分原大洞窟,使游客在莫高窟的观赏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北朝时期洞窟中主像一般是释迦牟尼或弥勒,主像两侧多为二胁侍菩萨或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塑像背部多与壁画相连。窟内顶部和四壁满绘壁画。顶及上部多为天宫伎乐。下部为夜叉或装饰花纹。中部壁画除千佛外,主要画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其中本生故事有割肉求鸽、舍身饲虎、九色鹿舍己救人等。隋唐为莫高窟全盛时期,隋代百窟样式由北朝的中央塔式改为中心佛坛,组像同前。唐出现一佛、二弟子、二天王或二力士的组合。塑像亦由早期的“瘦骨清秀”造型,重返“丰硕壮实”之貌。窟中壁画主要是大场面的说法图和简单的经变图。莫高窟最大塑像皆塑于唐,第96窟大佛是莫高窟中最大的塑像。唐代壁画是多种经变图,其规模极为宏伟,表现出天国的壮丽图景。石窟造像五代时已丧失生命力,宋代起步入衰退。莫高窟的艺术是融建筑、彩塑、壁画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它是中国、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

一、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过程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始是由西方传来的。从今天遗存的窟群来看,新疆拜城克孜尔的窟群、库车的库木土拉、森木塞姆、克子喀拉罕等窟群,是把佛本生故事变相,画在窟顶的菱形方格内,四周则画出所供养的佛、菩萨等像。敦煌的莫高窟,根据现存最早的窟,如第二百七十五窟的窟形,是在汉民族形式居室建筑的基础上,创造了纵长盉顶式,与新疆早期石窟的形制大致相同。两壁横幅画出汉画像石式的本生故事画;在题材上,与新疆石窟的壁画大致相同。这种早期作品,还保存着新疆地方(古代西域)石窟艺术与中原艺术相结合的艺术风格。  甘肃地区(十六国五凉),由敦煌莫高窟到永靖炳灵寺,再南到天水麦积崖。其早期造像、壁画的题材与风格,完全是相同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439)统一河西以后,僧侣与信徒们许多人东迁平城。云冈早期的第十六至第二十窟,以及第七、八窟,造像的题材和风格,与河西、天水等地区早期造像的风格是相同的。这充分说明了石窟艺术是沿着由西而东的路线发展的。  北魏太和年中(486-499),鲜卑统治集团为了加速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过程,加强镇压中原人民,实行了汉化政策。反映到石窟艺术上,以云冈、龙门为中心,无论何种形象,都采取了汉族形式的衣饰。由北魏首都平城、洛阳向外发展,西至秦陇、河西各石窟,南至巴蜀,东北至营州(义县万佛堂),东南至青、徐(云门山与驼山)都受到了影响。这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大变化。根据这样的发展道路,全国最大的石窟群,如莫高窟、麦积崖、炳灵寺、寺沟等石窟北朝中期后的造像,完全可以说受到云冈、龙门造像的影响。北朝末期,四川广元千佛崖第七十二窟的佛、菩萨等造像,与甘肃天水麦积崖中晚期的造像风格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可以说,四川地区早期的石窟造像是受到麦积崖、炳灵寺石窟造像影响的。  隋唐时代,虽然生产关系有某些改进,生产力有相当的提高,但最高统治者依然提倡佛教,借以愚惑人民。佛教是当时各阶级人物信仰的主要宗教之一,东西两京是全国的佛教中心。大寺院,如西京的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弘福寺,东京的福先寺等,都设有翻经院。而两京的大寺院,又都有当时著名画家所画的各种经变图。①张彦远、段成式等人的著作,不仅记录了许多寺院壁画的题材,而且还记录了这些壁画风格上如何优美。这样就便于把这种艺术风格推广到全国各地。莫高窟中唐代各期所画的壁画,尤其初、盛唐时期的壁画,虽不能与文献中所记两京寺院的壁画相媲美,但可以肯定地说,许多画风是与画史所记各大家的风格相一致的。  五代和宋朝以来,石窟艺术再不像以前那样发达了,开凿的石窟也比较少,因而渐趋衰落了。不过像大足龙岗山、佛湾的造像,如《父母恩重经》的浮雕,却更接近人间气息,这是以前各代石窟造像所不能比拟的。  二、石窟艺术与佛教发展的关系  石窟艺术与佛教是十分密切的。石窟艺术是为当时信佛的人们服务的。因信仰佛教的各阶级、各阶层人物不同,他们所属的佛教宗派也不一样,因而在造像与壁画的题材上,也要根据自己那一宗派的经典造像。所以石窟艺术的发展,因时间、地点的不同,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如新疆石窟,除唐代或以后汉人所开的窟画出一些大乘经变以外,其余早期开凿的各窟,全看不到反映大乘经中的故事造像。这些石窟群中,遗存到今天的雕像,主要是释迦和菩萨等单独的形象,其次则多是佛本生、佛本行(即如何苦行、忍辱、寻求解脱)等故事画像。这些画像多数是根据《声闻藏》各经创造出的,与外国商人竺婆勒子竺法度学小乘教唯礼释迦的记载相同,与法显、玄奘等人所记天山南簏各国信仰小乘教的记录也完全吻合。  玉门关以东,在玄学的“贵无派”、“玄冥”、“独化”学说的影响下,玄学化的大乘“般若”学,也发展了起来。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早期的多是根据《法华经》、《维摩诘经》、《弥勒下生经》、《佛说阿弥陀经》进行创造的。这些经,一种是不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其最高境界是“空”。一切以精神本体为最真实,因此在他们看来,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争胜负,就没有必要。一种是在现实社会中,既然没有办法,也得不到什么,那么在这个社会中去争什么也就没有必要了。在此类教义的指导下创造出了《法华经》中《宝塔品》的“释迦”、“多宝”佛说法像,《维摩诘经》中《问疾品》的“维摩”、“文殊”论道像,西方极乐世界中的“阿弥陀佛”像,以及两大菩萨——“观世音”、“大势至”像,等等。  隋唐时期的佛教,继承了南北朝后期所发展起来的寺院经济。为了保护寺院的财产,他们建立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封建宗法制和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于是就形成了宗派。这些宗派,在南北朝大乘学的影响下,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规范制度和传法世袭。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是创造了更多的大乘经变,而这些经变出现的早晚,则体现了唐代各宗派形成的先后。  根据对石窟的调查,我认为释、道、儒三教的结合,约在北宋。这种情况也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来了。四川大足石门山,除佛教造像外,还创造了释、道、儒联合造像和单独的道教造像。密宗在四川地区的继续宣传促进了造像艺术的发展,这一事实,文献中虽很少见,但却充分地反映在大足龙岗山与宝顶的造像中,这又给佛教史提供了新资料。由于元代中原地区流行着喇嘛教,因而杭州西湖沿岸也开凿了很多喇嘛教的造像。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它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它所创造的像、菩萨、罗汉、护法,以及佛本行、佛本生的各种故事形象,都是通过具体人的生活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因而它不能割断与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联系,它不像其他艺术那样直接地反映社会生活,但它却曲折地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这应该是石窟艺术的一个特点。  在我国石窟中的各样佛本生、佛本行和大乘经变,以及各石窟的供养人像等,都是依据现实中人的生活而创造的,舍此,无法凭空虚构。例如,龙门宾阳洞美国人盗去的《帝后礼佛图》浮雕,莫高窟第一百五十六窟的《张议潮出行图》,第一百窟的《曹仪金出行图》,第六十一窟的于阗国王像和曹氏家族的人像,都是反映了当时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豪华生活和剥削人民的生活画面。巩县第五窟大幅的供养人群中较小型的供养人像,都勾勒出了官僚地主阶级人物的真实面貌。大足宝顶大佛湾中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它逼真的反映了地主阶级的生活景象。而克孜尔、库木土拉、柏孜克里克等窟内的供养人像,所反映的又是新疆古代少数民族的贵族、武士的形象。莫高窟中各时期“弥勒变”中的《一种七收图》,第二百三十二窟内“三宝感通变相“中的《纤夫图》,第六十窟内《五台山图》中的行旅与旅店中的人物各种劳作图,则又描绘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劳动形象。通过这些造像,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中世纪中国各阶级人物的生活面貌,为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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