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与判断论文2000字怎么写

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经营方式，应该结合实际和市场需求，进行合理安排。不是每个企业都得决策者亲力亲为，可以请个专业方面的策划，帮你规划，至于论文还要2000字，由于条件的关系，我想你应该去书店找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看一下为好。

是不是选的管理学啊。。。朋友

决策与判断论文2000字

形势与政策论文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虽然只是短暂的一节课，但却使我受益匪浅，感触良多。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是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首先，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滔滔不绝，睿智敏捷的思维，丰富多彩的素材，以及别有风趣的讲演，无不为我们展示了一位领导所具备的良好素质和出众能力，在这里，我们不仅享受着知识的积淀所带来得无限快乐，更被其无穷的讲演魅力所深深陶醉。我赞美他，是因为他优秀，我们钦佩他，是因为我们年轻，我们用自己年轻、活跃、开放、包含的个性来聆听哲人的教诲，固然会受益匪浅、泽被至深。我们认识到，形势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史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应为“适时务者为俊杰”。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拓展素质，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诚、勤、信、行”的品牌大学生；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利用形势与政策，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关注世界。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其次，青年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再者，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综上所述，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该把握住自己，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祖国明天的建设添砖加瓦。最后，我想说，学校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非常必要。因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第2篇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与政策选择综述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稳固、规范、高效、健康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运行机制，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此将理论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综述如下。一、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展望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收支测算应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规划期间。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2000年的财政收入预测暂不考虑费税改革的体制因素，对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减持平处理，经济增长方面按7％考虑，物价方面按3％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按此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89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绝对额增加1000多亿元。关于2000年财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0％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到13350 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绝对额增加1200多亿元。2000年支出与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减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660亿元，比1999年扩大157亿元。 “十五”时期的预算。收入测算应从几个因素来考虑和处理。（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3 ）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4）经济增长。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 ％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 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 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4％。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1998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5 ％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压力。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求采纳为满意回答。

科学决策思维就是经理人日常管理决策的理性化、程序化、模式化和系统化，是经理人处理管理事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经理人迈向职业化的重要途径和标志。科学决策的思维路径有七步:界定问题、决策准备、摆正决策心态、列出所有可能的方案、评估方案、决定正确的方案、行动计划于执行、检讨执行成效。界定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决策不力往往是因为没有真正清楚地认识问题，或者把决策的焦点聚集到错误的或者并非重要的问题上去。所以说，正确地界定问题通常是决策成功的前提。否则可能导向错误的决策方向，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又可能产生新的问题。问题的定义不仅是几句话的描述而已，定义问题是为了设定范围、厘清细节，以方便我们面对纷乱复杂的状况，能够评估、澄清、分类以及赋予问题以秩序。决策准备这里所说的决策准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首先要搜集有意义的资讯。在开始搜集资料之前，必须先评估自己有哪些资讯是知道的，有哪些是不知道的或是不清楚的，才能确定自己要找什么样的资料。资讯不是愈多愈好。有时候过多的资讯只会造成困扰，并不会提高决策的成功机会。因此必须依据资讯对于决策目标之间的关联性以及相对重要性，判断哪些资讯是需要的，哪些可以忽略。比如案例中的刘经理应该搜集有关同行、同城或比较接近的竞争对手的薪酬政策和奖励方案，与自己企业做一个对比分析，就会对问题的发生和解决有新的认识。其次，要明确问题的限定条件。你不可能同时达成所有的目标，很多情况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必须设定优先顺序，有所取舍。也就是说，要明确列出决策所要实现的目标，并对目标进行优先排序和取舍。案例中，刘经理的老板说得轻松，但万一实现不了，刘经理就应该分清轻重缓急，必要的时候保住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目标。这一步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设定了几个本身就相互矛盾的目标，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决策比赌博还没有理性。另外，决策虽然一开始是正确的，但是后续过程中前提条件却发生了改变，如果不随之调整决策的话，就必然导致失败。因此，决策者必须一直牢记决策所要实现的限定条件。一旦现实情况发生大的变化，就应该马上寻找新的办法。摆正决策心态要做到心静、心平、心正、心安，心安才能理得。《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意思是说，决策首先要知道自己的决策立场和原则，这样才能做到坚定不移;只有坚定不移才能静心而心不妄动;只有心平气和才能安心自然;只有心安才能驱除偏见，思虑周密;思考缜密才能得到科学合理的决策结果。列出所有可能的方案这个阶段最常听到的抱怨就是:"想不出好的解决方法。"事实上，不是想不出来，只是因为考虑得太多，觉得什么都不可行。但是这个阶段的重点在于大家相互脑力激荡，提出各种想法，不要考虑后续可行性的问题。比如头脑风暴法、六顶思考帽法等决策工具和方法，就可以帮助你获得更多更好的创意和想法。评估方案每一种方案的优缺点是什么?可能造成的正反面结果是什么?这些选择方案是否符合你设定的预期目标?首先你必须依据先前所搜集到的客观资料作为评量的依据，同时评估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资源与人力采取这项选择方案。除了理性的思考外，个人主观的感受也很重要。反复思索每一个选项，想想未来可能的结果，你对这些结果有什么感受。有些你可能觉得是对的，有些可能感觉不太对劲。你可以问问自己:"如果我做了这个决定，最好的结果会是什么?最坏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再仔细想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进让自己感觉"不对劲"的方案?也许你需要更多的资料消除自己的疑虑，但也有可能你的直觉是对的，某些负面结果是当初你没有考虑到的。决定正确的方案某些方案如果确定不可行或是超出本身的能力范围之外，可先行剔除，再开始讨论其余的方案。美国科学家本杰明·佛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曾建议一个不错的方法，这就是成本效益分析法。把每项方案的优缺点条列出来，优点的部分给予0到+10的评等，缺点的部分给予0到-10的评等，最后将所有优缺点的分数相加，这样就可以得出每个方案的总分，决定哪一个是正确的方案，这就是著名的"本杰明·佛兰克林决策法"。行动计划与执行一旦做出了决定，就要下定决心确实执行，不要再想着先前遭到否决的方案，既然之前都已确实做好评估，就应专注在后续的执行面。你必须拟定一套详细的行动计划，包括:有哪些人应该知道这项决策?应采取哪些行动?什么人负责哪些行动?还有该如何应付可能遭遇的困难?等等。行动计划必须符合SMART原则和5W2H要求，并按照PDCA循环切实落实执行。检讨执行成效我们通常很少再回过头来重新检视先前决策的成效如何，因此无法累积宝贵的经验。事后的评估不应只是书面的报告，报告不能完全呈现出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实情，就好比说我们不可能借着研究地形图，就能看到山的面貌。有些细节必须要亲身经历或是聆听参与者的主观意见，才有可能观察得到。不妨学习美国陆军行之有效的"事后评估"(AfterActionReviews，AAR's)方法，每当训练课程期间或是军事任务结束之后，由专家负责主持座谈会，让每个人说出自己遭遇的亲身经验以及想法。讨论的内容都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包括:哪些部分表现良好?哪些部分表现不佳?哪些必须保留?哪些部分必须改进?最后由专家汇集所有人的意见，作为日后训练课程的改进依据。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价值，体现为客观性与主体性、科学性与人文性、决定性与选择性、共时性与历史性、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当吸取马克思这一理论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论/当代意义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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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化领导历史的选择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治国方略的根本转变和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必然要求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要转变和创新，必然要求在领导方式上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要实现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探索“领导”与“法治”的最佳结合，形成一种法治领导的全新领导方式，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目前，全国不少地方，已由党委书记兼任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就是这种结合的极其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本文试就这种“领导”与“法治”的结合谈点肤浅看法。地方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在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民主进程的推进，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员、组织、协调、培育都需要执政党去领导，整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都需要执政党去引导。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动摇的政治原则。但党的领导要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要求。党对人大的领导，就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主导人大的工作，在人大处于支配地位。在内容上，党在人大的领导，不是由党代会选举产生，而是人民通过选举产生，即：人民通过选举产生各级人大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大会。其中，由党组织推荐的候选人经过人民选举成为人民代表并进而成为人大常委会的成员后，就在合法性的意义上把党的领导与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有机地统一起来了。党要通过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而不光是利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党要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张变成国家意志，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的长期稳定和切实贯彻实施。党要把领导和管理区分开来，依照法定程序把该由政府办的事交由政府办，把该由司法机关办的事交由司法机关办，把干部推荐到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从而把党的工作着力点放在加强政治、思想、组织领导上。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和人大依法行使职权的关系，处理好“党的决策权”与“人大决定权”的关系、“党管干部”与“人大依法任免”的关系，确保人大在党委领导下依法作为，行使好各项法定职权。而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就能比较有效地解决和处理好这些关系，更能实现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更能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李鹏委员长今年2月19日在四川视察时，听取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讲：“各级党委要善于加强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现在有的省委书记兼任省人大主任，也有一些市、县委书记兼任同级人大主任。中央对这个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既是为了便于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也是为了提高人大的政治地位，赋予人大更重要的职责。”实践会越来越有力地证明，地方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大有益处。地方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提高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威和地位。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就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权组织形式来实现的。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不仅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同进，也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重要的历史任务，作为地方一把手的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新时期，要把党的领导同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家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地方国家政权的领导，在发挥党总揽全局的同时，发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作用。当然，有的同志担心，党委书记是当地的主心骨，什么大事都要抓，遇到工作忙时，无暇顾及人大工作，会出现时间和精力上的矛盾。今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会”党员负责人会上讲话时指出：“各级党委都要把人大工作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听取人大工作的汇报，帮助人大解决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对同级党委负责，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人大工作中切实得到贯彻落实。现在，不少地方的党委书记兼任了人大常委会主任，这些同志务必充分认识人大工作的重要性，拿出足够精力做人大工作，切实把人大工作搞好。”从我省的情况看，有的市、县委书记任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以来，由于直接参与人大工作，对人大的性质、地位、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工作方法、时间安排上也有了很大的转变，有的逢会就讲民主法制建设，大会均讲人大工作。李鹏委员长今年2月来川时讲：“各级党委都应该学会运用人大的立法权、监督权和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来加强我们的工作。所以一方面是人大的工作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接受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各级党委要学会善于运用人大这个权力机关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人大工作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法律性、程序性以及集体行使职权的运行方式，在工作中必须坚持严格依法办事与充分发扬民主的有机统一，从而有效地增强了地方党委书记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我省有的县为进一步加强县委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在实际工作中，坚持邀请主持人大常委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列席县委常委会会议，党委召开的党政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吸收人大同级干部参加，县委还把人大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听取人大工作汇报，研究讨论人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及时批复人大常委会党组的请示报告，并指导抓好落实。地方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有利于树立党委、人大“一盘棋”思想，使党的主张更快更准地变成国家意志，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繁荣和弘扬社会主义文化，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各级党委、也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任务，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党的目标任务是完全一致的。地方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可以更快更准确地将党的主张法律化、制度化、规范化；可以通过人大更好地向人民群众宣传国家的大政方针，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在三个文明建设中的积极性。我省不少县市（区），在工作中，坚持凡关系到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以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措施，应该由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的，县委都依照法定程序由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保障人大常委会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如有的县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城镇化进程是县委、县政府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去冬换届以来，有的县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中心，立足发展，认真组织省、市、县级人大代表分别对本县农业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发展和管理情况，推进城镇化建设、农村税费改革、农民增收减负情况等进行了视察，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地方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有利于党委更直接便捷地了解“一府两院”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和工作情况，使党管干部原则与人大依法行使任免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党管干部原则与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任免权是统一的。党组织对干部进行教育、管理、考核和监督，并通过法定程序向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推荐干部是实现党对国家事务领导的重要保证；人大常委会通过依法行使任免权，把党的主张变成国家意志，既贯彻了党委意图，又体现了人民的权力，同时也帮党委把了用人关。另一方面，地方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可以更好的处理好干部任“前”与任“后”的关系，强化对干部的监督，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近年来我省不少县（市、区）在认真做好任前工作的基础上，就任后监督工作进行了认真探索实践，在坚持通过听取汇报、执法检查、办理群众来信来访等方式对任命干部进行经常性的监督的同时，积极开展了工作评议，评选了“十佳人民公仆”、“优秀法官”；对县政府副县长、“两院”负责人、县政府序列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述职评议等活动，从而使党管干部与人大依法任免、人大监督与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起了对被任命干部科学完善、运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干部队伍建设。地方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坚持群众路线，强化宗旨观念，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坚持群众路线，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最重要的是为群众办实事。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代表大会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党了解社情民意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地方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以后，可以通过参加“三会”，进行视察调查、执法检查、个案监督、走访代表等活动，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落实情况，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可以使党委更直接地了解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状况，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贴近与人民的感情，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可以使人民群众加深对人大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增强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去冬换届以来，我省不少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坚持完善了主任、副主任分工联系代表和半年走访一次代表制度，继续实行了主任、副主任分工督办代表重要建议、批评和意见以及承办单位负责人当面答复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制度，真正将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落到了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