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作品赏析的论文题目是什么

我是武汉大学的大一新生，下个学期要开选修课了，不太清楚哪个比较好，我推荐课程：易栋老师的课，比如昆曲欣赏，民俗文化。江柏安的课。我认为，

我也选了这个课。选一首元曲进行赏析，选一个作家或者曲风进行赏析，《西厢记》的美学鉴赏。

西厢记•长亭送别离愁别怨压莺莺——课文《长亭送别》唱词赏析四川省金堂中学童华池诗有诗眼，文有文眼，戏则有戏眼。王安石的《泊船瓜州》一诗，“春风又绿江南岸”句中之“绿”字是诗眼；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一文，“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是文眼；《长亭送别》一折，“别怨”二字则是戏眼。 “别怨”之由来王实甫的《西厢记》，产生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的元代，无疑，这是“别怨”之根本。《西厢记》中，“老夫人”在女儿莺莺和书生张生的婚姻问题上，许诺后，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封建家长制如大山一座，横亘在莺莺和张生面前，这是“别怨”的直接原因。更为特殊的是，人为的阻碍，使莺莺左右为难--如果不答应母亲的苛刻条件，则无法与心爱的人张生结合；答应了，张生便要赴京赶考而远离自己。面对横亘的高山，当时可作出的选择，只能是叫张生赴京赶考。但叫张生赶考，又会出现新的矛盾：考不中，满足不了母亲的要求；考中了，又担心张生“停妻再娶妻”……故莺莺处在矛盾的漩涡之中。“别怨”之多，“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别怨”之倾诉正因为“别怨”太多，《长亭送别》一折，作者为主人公莺莺设计了十九支曲子，让莺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尽情倾诉。这种倾诉之大胆，之直露，之炽烈，在古代众多的文艺作品中，可说是让人耳目一新。莺莺本是名门闺秀，照常理，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谈及情爱，当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在《长亭送别》一折戏中，莺莺离情别怨之倾诉，已是无所顾忌：大好秋景，却“总是离人泪”，别离之际，一下便“松了金钏”，“减了玉肌”，“清减了小腰围”；功名利禄，视为草芥粪土，“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莺莺在两下里”；就连夫妻之间的那份亲热，也没有回避，“昨宵个绣衾香暖留春住，今夜个翠被生寒有梦知”……十九支曲子，唱得个倾肠倒肚，酣畅淋漓。莺莺对爱情的忠贞，向封建礼教斗争之坚决，在此已可见一斑。 “别怨”之魅力 “别怨”本身并无什么魅力可言，这里主要指作者在写剧中人物的别怨时高超的艺术手法，及其产生的影响。清人梁廷�《曲话》中记称，元大都(北京)剧作家王实甫，在写《西厢记》时竭智尽能，当写到“长亭送别”一折，莺莺所唱“正宫，端正好”，即“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时，居然“思竭，扑地遂死”。王实甫是否这样死去，倒不一定；此说的流传，可以说明王实甫在写作时，自己已“进入了角色”，或者是说自己先被自己的作品所打动了。果然，后人对这一句唱词备加赞赏。这一折戏里，“景为情设，情由景生”，作者调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段，诸如比喻、夸张、用典，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整部《西厢记》明确宣扬了“愿普天下的有情人都成眷属”的观点，同时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因而触动了世世代代渴望爱情自由的青年男女之心。

主题：反映了自由爱情与封建礼教的尖锐矛盾，表现了对封建礼教对人性人情严重束缚和压制的控诉。《西厢记·长亭送别》是元代诗人王实甫写的。用元杂剧的形式讲述了崔莺莺十里长亭送张生进京赶考的别离场景，而张生和崔莺莺这对冲破世俗相爱的恋人，短暂的欢愉后即将饱尝长久的别离相思。扩展资料《西厢记》是一部迷人的诗剧，全剧从头到尾是一首优美动人的爱情诗，它有明快的抒情喜剧的节奏，有“词句警人，满口余香”的艺术语言，有情景交融、诗情画意的环境氛围，所有这一切，汇合成一种独特的风貌和格调，形成了非常优美的“花间美人”的艺术风格。其文采灿然的语言特点，绝不是堆砌词藻，雕字琢句得来的，它和形式主义的专门搞文字藻绘的作品毫无共同之处。全剧虽然华美，文采璀璨，却自然、流利、通畅，绝无滞涩、雕琢、造作的毛病。

西厢记作品赏析的论文题目是

《西厢记》共五本二十一折，第一本是“张君瑞闹道场”；第二本是“崔莺莺夜听琴”；第三本是“张君瑞害相思”；第四本是“草桥店梦莺莺”；第五本是“张君瑞庆团圆”。在《西厢记》里，崔莺莺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她是一个从外貌到内心，从行为到思想都非常美的贵族少女。她聪明、伶俐、温柔、深情，既能坚决维护个人幸福，敢于反抗封建压力，必要时又勇于牺牲自己。莺莺作为相国家的小姐，又知书识礼，因此必然受到封建礼教、文化的影响。贵族家庭的教养要求她一切行动都必须合乎规矩礼法。佛殿散心一定要无人时才能去，平时不告而出闺门便要受到严厉训斥。对于封建家长老夫人来说，爱女儿和用封建礼教管束女儿是一回事。但莺莺有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并不是一个安于约束，对封建家长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因此一开始她就以一个感时伤春的怨女形象出现：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妙龄女子与外界隔绝，又恰值残春时节，逝水流花，怎不引起她“韵华虚度，青春难留”的感伤之情。莺莺已经许婚郑恒，但并不为未婚夫郑恒即将到来而喜悦，反而“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可见她对这门亲事是如何不满了。正是由于对自己韵华虚度的感伤和对包办婚姻的不满，使她在佛殿上初次遇见张生，便敢于一见钟情。红娘告诉她“那壁有人”，催她回去，她却回顾张生，迟迟不愿离去：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怎显得步看尘底样儿浅。且休题眼角留情处，则这脚踪几将心事传。慢俄延，投至到栊门儿前面，刚挪了一步远。她是这样犹豫、流连，对爱情的追求，一开始就是如此的主动、大胆。《联吟》一折，当红娘告诉她张生在打听小姐消息时，她只嘱红娘“休对夫人说”。花园烧香，莺莺明知墙角吟诗的就是那个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傻角，却不避嫌疑，要依韵和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诗意的显豁使得张生这个傻角也听出了“一字字，诉衷情，堪听”，以致大胆地“拽起罗衫欲行”，而莺莺也居然“陪着笑脸相迎”，红娘却不做美，及时提醒莺莺回家。以后虽然在“闹斋”时互相眉目传情，却不能亲近。张生固然为此懊恼，莺莺也是“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从《寺警》到《酬简》是莺莺冲破阻力，与张生暗中沟通的阶段，正当莺莺盼望着向东邻通殷勤的时候，孙飞虎叛乱事件发生了。老夫人答应能退贼者，以莺莺妻之，张生一封书信，请来白马将军解围，这就使崔张姻缘由不合法，一变而为合法，得到了老夫人的许诺。谁知兵退之后，老夫人竟失信赖婚。让莺莺以兄妹之礼拜见张生。这时剧本一连用了好多支曲子，让莺莺用这种近于愤怒斥责的口吻，淋漓尽致地发泄她的怨愤。她敢于骂她的母亲是“即即世世老婆婆”，是“口不应心的狠毒娘”来。这时莺莺的反抗力增加了，她冒着“夫人知道不是耍”的风险，派红娘去探望张生，了解张生的情况，主动去向张生“通殷勤”。而当红娘具体了解了张生的情况，带回来张生的情书之后，她又没有勇气承认了，在红娘面前装起“正经”来：（旦云）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儿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种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半截来。（旦云）红娘，不看你面时，我将与老夫人看，看他有何面目见夫人！虽然我家亏他，只是兄妹之情，焉有外事。红娘，早是你口稳哩，若别人知道呵，甚么模样。这是《闹简》中莺莺的“假意儿”。《赖简》中的表现就更为突出了。她明明写下诗句约张生逾墙相会，诗云：“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诗写得很好，一个封建时代相国门第的千金小姐，白纸黑字，敢于明确地约情人逾墙相会，这是向封建礼教所做的大胆的挑战。张生解诗也解得好，能够分毫不差地领会莺莺的诗意。但是，当张生如约赴会，跳过墙去之后，莺莺却变卦赖简了：（未跳墙科）（旦云）是谁？（末云）是小生。（旦怒云）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之，有何理说？…… （旦云）红娘，有贼！（红云）是谁？（末云）是小生。（红云）你来这里有甚么勾当？（旦云）扯到夫人那里去！……若不看红娘薄面，扯你到夫人那里去，看你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 （旦云）先生虽有活人之恩，恩则当报。既为兄妹，今后再勿如此，若更为之，与足下决无干休。莺莺如此变化无常，是与封建舆论的强大压力，与自身所受封建教养的束缚，与封建社会里薄幸男子的负心行为密切相关的。这说明一个深受礼教熏染的贵族女子，尽管内心深处对爱情有迫切的追求，但在需要自己行动时，却是瞻前顾后，步履维艰，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在红娘的帮助下，莺莺终于冲破礼教大防与张生私自结合了，这是莺莺性格发展上的一次飞跃。《酬简》这后，老夫人识破了莺、张私情，要找红娘来拷问，红娘问莺莺怎么办？莺莺求红娘遮盖，红娘则主张实说。当老夫人欲加罪于红娘时，红娘说：“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指出老夫人说“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岂不失策？然后又针对老夫人的心理弱点动之以利害：若不息其事，致至官司，既辱没相国家谱，又先得治家不严之罪，到底是自己吃亏？何况张生与小姐十分相配，不如成就了他们为上上策。一番话说得气势汹汹的老夫人不能不折服，只好无可奈何地承认“则是我孽障，待怨谁的是！” 到最后叫出莺莺和张生，又是骂，又是怨，又不能不在口头上答应把女儿嫁给张生。老夫人口头上虽同意将莺莺许与张生为妻，却又以“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条件，逼张生立即上朝应考，“驳落呵，休来见我”。“通试”的受害者是张生、莺莺，而最苦的还是莺莺：“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她对老夫人“逼试”很是不满：“但得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弟”，可是她无法抗争。送别时的莺莺心里充满着离愁别恨：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日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莺莺嘱咐张生注意水土饮食、早眠迟起等等。全都是生活上的关照，却只字不提中第寺魁之事。不仅不提夺魁，相反，她认为只要有情人终成眷属，远远要比状元及第、金榜题名更为美好。《惊梦》一折，在张生的梦中，莺莺说：“不恋豪杰，不羡骄奢，生则同衾，死则同穴。”写的虽是梦境，却真实地表现了莺莺的心地。她爱张生，并不是想凭借他的才学，做个夫人县君，享受荣华富贵。甚至当她得知张生中状元之后，仍然因为离别太久而感叹“悔教夫婿觅封侯”，可以看出莺莺与张生的爱情，并没有与功名富贵纠缠在一起，仍然保持着纯洁的一面。老夫人明明提出“驳落呵，休来见我”的许婚条件，莺莺却嘱咐张生“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休金榜无名誓不归”，这表现了莺莺性格的新的内容，同时又是她反抗和叛离封建礼教精神的进一步发展。《西厢记》自问世以来，广泛流传，影响深远。明代著名戏曲家和评论家如徐渭、李卓吾和汤显祖等对之作了很高的评价。李卓吾把它和秦汉文、六朝诗、唐近体诗并列为“古今至文”，称赞它是“化工”之作。金圣叹则把它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并称为“才子书”，并详加评点为《第六才子》。《西厢记》的巨大影响，也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恐惧。明清两代的封建卫道士都诬之为“诲淫”之作而一再加以禁毁。与之相配合，各种翻案续貂之作也纷纷出笼。妄图抹掉《西厢记》的反封建色彩。《西厢记》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西厢故事的内容本来不复杂，但作家却把它写得波澜起伏、曲折变化。情节随着戏剧冲突的紧张与缓和而时开时合，忽纵忽收。《西厢记》的语言曲辞华美，诗意浓郁，尤善于继承古代诗词溶情入景、情景交融的手法，以描摹景物渲染气氛，从而表现出人物的心理状态。

《西厢记》原名《莺莺传》，又名《会真记》。是元代著名戏曲作家王实甫的杰作，也是元杂剧中最优美宏伟的大型喜剧。周德清称赞《西厢记》“诸公已矣，后学莫及”。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中国戏曲史上都占有很重要地位，是我国古代戏曲发展高峰之一。如果以单部作品而论，《西厢记》可以说是元杂剧中影响最大的。它以五本的宏大规模来敷演一对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的爱情与婚姻的故事，不仅题材引人喜爱，而且人物能刻画得更丰满细致，情节能够表现得更曲折动人，再配以与浪漫的内容相称的秀丽优雅而又活泼的语言，自然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西厢记》主要讲的是书生张珙游学河中府，在古刹普救寺与已故崔相国之女莺莺小姐相遇。因一见倾心，借宿在崔氏眷属暂住的西厢院外僧房之中。夜间莺莺花园烧香，强生隔墙吟诗，莺莺亦酬诗一首；张生继而藉崔府超度老相国时，追荐自己的父母，在法会上与与莺莺再度相见。其间贼将孙飞虎为抢夺崔莺莺，兵围寺院，崔母求助于寺众，许诺能退贼兵者以莺莺相配；张生应下此诺并修书一封请惠明送至友人白马将军杜确处。杜确率兵打败孙飞虎，普救寺兵围虽解但崔母却违约赖婚，命两人兄妹相称，张生因此相思入病，侍女红娘遂教张生夜间在花园外弹琴，封莺莺诉说心曲。红娘为莺莺、张生传书递简，莺莺瞒过红娘而“待月西厢下”，是夜张生依约到来，但莺莺毕竟囿于礼教，又被红娘看见，竟翻脸不认。张生为此抑郁成疾，莺莺不禁内疚，以药方为名托红娘送去，当晚便由红娘送莺莺到张生房中。月馀后，两人情事被崔母发觉，崔母大怒拷问缸娘，红据理以争，认为崔老夫人不应悔婚，若不允婚只怕还有玷辱家门和治家不严的罪名，崔母只得允婚，但张生必须应举得官方能迎娶莺莺，两人因此长亭送别。强生行至草桥，见莺莺追赶而来，醒后才知是梦境。张生得中后欲与莺莺完婚，被当年曾经与莺莺订亲的崔母内侄郑恒阻挠，恰好白马将军携旨到达，为张生与莺莺主婚，郑恒羞愧自尽，有情人终成眷属。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同的人物主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通过剧中人物的抒情塑造形象提供了便利。《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带着青春的郁闷上场。当她遇到了风流俊雅的张生，四目交投，彼此就像磁石般互相吸引。她分明觉察到一个陌生男子注视着自己，但她的反应是“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剧本写红娘催促她回避，而她的反映是：回顾－－觑末－－下请注意这一舞台提示，它异常强烈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按照封建礼教的规定，为女子者，“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莺莺竟对张生一步一回头，把箴规抛之于脑后。通过一细微的却是引人注目的举动，作者让观众清晰地看到她性格发展的走向。莺莺遇见张生以后，作者写她相当主动地希望和张生接近。她知道那“傻角” 月下吟诗，便去酬和联吟；张生故意撞出来瞧她，她“陪着笑脸儿相迎”，可见她对张生是处处留情的。而她的态度，张生也看在眼里。他们心有灵犀，彼此都感受到相互的爱意。正是由于莺莺从一开始就对爱情炽热地追求，才使得她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违悖纲常反抗封建礼教的道路。王实甫写莺莺追求的只是爱情。她对张生的爱，纯洁透明，没有一丝杂质。长亭送别，她给张生把盏时的感触是：“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在她的心中，“情”始终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至于功名利禄，是非荣辱，统统可以不管。然而，强烈追求爱情只是莺莺性格的一个方面。莺莺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加上对红娘有所顾忌，因此，她的性格显得热情而又冷静，聪明而涉狡狯。当观众看到莺莺“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看到她有时一本正经，有时黠谲多端，有时又扭捏尴尬时，都会哑然失笑。在作品中，王实甫让莺莺的形象具有两种不同的内心节奏，展示出她对爱情的追求，既是急急切切，又是忐忐忑忑。内心节奏的不协调，是导致她行为举止引人发笑的喜剧因素。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他被去掉在功名利禄面前的庸俗，以及在封建家长面前的怯懦，被突出的则是对爱情执著诚挚的追求。他是一个“志诚种”。志诚，是作者赋予这一形象的内核。当然，张生是个才华出众风流潇洒的人物。他出场时唱的一曲，描述“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的黄河景色，充分表现出文采风流和豪逸气度。不过，王实甫在塑造张生的形象时，没有把表现他的才华作为重点，而是表明一旦坠入了情网，这才子竟成了“不酸不醋的风魔汉”。他痴的可爱，也迂得可爱。张生跳墙，是王实甫刻划这一性格最为精彩的关目。那天晚上，张生应莺莺诗简之约，到了后花园。他知道小姐已在隔墙，于是樊垣一跳，一把搂着莺莺。莺莺吓了一大跳，她没有想到张生会跳将过来，而且“角门儿”还开着，她惊呼： “是谁？”这一下，约会便砸了锅。张生接到请柬，是红娘受了莺莺的气，拒绝再为他俩效劳的时候，是张生感到爱情已经无望的时候。可是，当他打开诗简一看，原来是小姐约他幽会。他大喜过望，红娘问他：“怎见得着你来？你解我听咱。”他解释：“‘待月西厢下’，着我月上来；‘迎风户半开’，他开门待我；‘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着我跳过墙来。”据此，他便跳墙赴约了。莺莺约会张生，却没有让他跳过墙来，是张生把诗理解错了。本来，张生是个才子，当不至于不会解释，他之所以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是因在绝望之馀，突然受宠若惊，欣喜之情冲昏头脑，使他连诗也解错了。由于张生解错了诗，引发一场误会性的冲突，大大加强了全剧的喜剧性色彩。王实甫通过这样的艺术处理，把张生大胆追求爱情而又鲁莽痴迂的性格展现无遗。红娘在剧中只是一个婢女身份，却又是剧中最活跃、最令人喜爱的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她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所以这个小小奴婢，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她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世上什么道理都能变成对她有利的道理。在《西厢记》里，王实甫把红娘放置在一个相当微妙的位置上。老夫人让她服侍莺莺，让她“行监坐守”，但她从心底里不满封建礼教对年青人的捆束，当觉察到崔、张彼此的情意后，一直有心玉成其事。她愿意为莺莺穿针引线，又知道莺莺有“撮盐入火”的性子，有“心肠儿转关”的狡狯，只好处处试探、揣度，照顾着小姐的自尊心，忍受着怀疑和指责。她要对付小姐，又要对付老夫人，担承着种种压力，却义无反顾地为别人合理的追求竭心尽力。而王实甫愈写红娘的 “两下里做人难”，愈写这“缝了口的撮合山”在困境中巧妙周旋，就愈能生动地表现她机智倔强的个性。《西厢记》中的鲜明的人物性格，是这个剧能成为一部古代经典爱情剧的基础。当后弦把《西厢记》的歌曲推出，可以知道现在《西厢记》依然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西厢记》是一部诗情画合一的作品，我们可以在诗和画的意境中尽情体味其中的爱情。

一）情景交融。其中有的曲词句句景语，字字含情，如[端正好]：前三句写景，通过对暮秋时节的蓝天、白云、黄花、红叶、西风、大雁等萧瑟凄凉的景象的描绘，不仅表现了崔、张依依惜别的情景，更衬托出了莺莺的痛苦欲绝的心情。特别是枫叶经霜变红的自然现象，作者让莺莺将其设想为离人血泪所染造成，就使景物侵染了人即莺莺的浓重的离愁别恨之情。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寓情于景”。还有的曲词因情见景，如[滚绣球]“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莺莺欲与张生并行，便怨柳丝不能系住张生之马；莺莺不愿与张生分别，便恼恨疏林不能挂住夕阳！柳丝、疏林、夕阳，是客观景物，无所谓感情，但作者为了表现莺莺浓重的离愁别恨，偏让莺莺不可思议地设想它们有感情。这里，分明写的莺莺的情，但我们还同时见到“景”。（二）情深而词透。常见手法是集中一点，层层深入。如[快活三]先一句“将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已然刻画出了莺莺感觉酒食如土似泥、难于下咽的痛苦心情，但作者并不就此住手，接着再补写一句“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气息，泥滋味”，通过莺莺酒食还不如泥土感觉，更深入一层地写出了莺莺因痛苦欲绝而心如死灰的心情。（三）直抒胸臆。如[叨叨令]一曲，将莺莺痛苦、绝望、愁闷、希望等等心情通过莺莺之口直接呼喊出来。（四）运用比喻、夸张、排比、对偶、叠字等修辞手法。

西厢记作品赏析的论文题目是啥

用元杂剧的形式讲述了崔莺莺十里长亭送张生进京赶考的别离场景，而张生和崔莺莺这对冲破世俗相爱的恋人，短暂的欢愉后即将饱尝长久的别离相思。反映了自由爱情与封建礼教的尖锐矛盾，表现了对封建礼教对人性人情严重束缚和压制的控诉。

西厢记作品赏析的论文题目怎么写

红娘是推动了故事，还有十分光辉的性格，直接促成了崔张的结合。春香只是一个龙套。具体的，回头给你找一个文章上写的十分详细。

最好找一本人民文学出的高中必读书中的《西厢记》上面很清楚这里简要讲一下西厢记最早的故事雏形是唐元稹的《莺莺传》，这个唐传奇在当时就十分有名，开了中国才子佳人故事的先河。但故事的结尾张抛弃了莺莺，故事不是十分完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中评价张生是“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后又有金元之际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尚不是典型元杂剧）结局作重大改变，张生和莺莺得以结合，为一喜剧结局。后来被王实甫的《西厢记》所沿袭，“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成为了西厢故事中最深入人心的结局。一般说起西厢记的结局，就是指的这一种。但故事的矛盾在两个年轻之间展开，还牵扯了因果报恩的思想爱情上还不纯洁。真正达到顶峰的是王实甫的《西厢记》，文辞优美，五本二十一折的结构宏大，故事去除了原来因果报恩的思想。剧本更加臻善。主要矛盾也转移到了两个年轻人和老夫人之间。此剧影响甚光。明带刊本有49种。西厢记在明代有很大影响，流传很广。对这个故事也就产生了许多改编本，如《翻西厢》，《锦西厢》，《东厢记》之类。都对故事做了改动，结局也就不同。有张生落第，莺莺终嫁郑桓的；有张生看上红娘，莺莺吃醋，经过周折双美并嫁的；有张生大彻大悟，意识到私情不对，终于痛改前非得升仙界的……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但都思想拙劣，境界庸俗。所以很少被人接受。明代人对《西厢记》的第五本，也就是描写大结局的那一本颇有争议，认为与前四本非出于同一作者之手，艺术水平也大大不如，所以不少人认为《西厢记》应该在第四本结束，以“草桥店梦莺莺”为结局，则张生在离别莺莺，上京赶考的路上做了一个梦，把以前欢会的场景重演一回，后以梦醒之空幻为结局。最早在版本上做出这种改动的是《六幻西厢》，即以“草桥惊梦”为结局。后来，著名的评点家金圣叹在评点西厢记时，也力主到第四本为止，但他并没有删掉第五本，仍予以保留。清代以来，金批西厢一直是最为流行的西厢记本子。所以这种结局也很有影响。不过，以上只是针对文学本而言。从西厢记的表演上来看，自明代北曲西厢记已经不能演出，广泛流行的演出本是李日华的《南西厢记》。这个本子虽然在曲白和体制上对王实甫的西厢记有所变动，但在故事内容上变化不大，结局依然是大团圆的。所以，以后舞台上演出的西厢记仍然是大团圆的结局，和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一样的。西厢记还被改编成不少地方戏曲，但这种大团圆的结局都是一样的。田汉写有京剧《西厢记》，在曲词上大量采用北西厢，结局则变为张生落第，老夫人不肯允婚，莺莺与张生遂一起出走，“反封建”的意味颇浓，恐怕也是当时时代思潮的反映吧。总接来说，西厢记是按唐传奇改元杂剧改明清小说走的。和其他故事很像。（水浒传也是有元杂剧）

文体：元曲（元杂剧）　　背景及赏析：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背景材料　　一、《西厢记》作品年代概况：　　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最早成于元代成宗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最晚成于元代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如按最晚的时间算，2007年是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诞生700年。（王季思、黄天骥《四大名剧》岳麓出版社）　　二、王实甫生平概况：　　《西厢记》作者王实甫为北京人，“名德信，大都人”。（钟嗣成《录鬼簿》）王实甫准确出生年月已不可考，但略晚于关汉卿的观点得到史学界承认。　　三、《西厢记》的演变：　　《西厢记》的文学源头为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形成最早为唐德宗贞元末年（约公元802年至804年），距今大约1200年。《莺莺传》并不是唐传奇中最优秀的作品，但却是影响最大的作品。有“今世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指崔张故事）以为美谈”之说。《莺莺传》中的基本矛盾是张生与莺莺的矛盾，是爱情与负心的矛盾，结局是悲剧性的。　　金代(公元1189年至1208年)，出现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史称“董西厢”。在“董西厢”中，人物基本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张生与莺莺共同追求爱情幸福而与封建家长之间的矛盾，成为爱情与礼教的矛盾，结局是喜剧性的，“董西厢”用崔、张二人共同追求幸福爱情的动人故事，取代了《莺莺传》“始乱终弃”的悲剧结局。　　到了元代，《西厢记》终于定型，主题逐渐从一个“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发展成“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爱情理想宣言，形式上也从说唱文学过渡到元杂剧。　　王实甫的《西厢记》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个性化；艺术上更加精美成熟，；结构严谨完整，情节起伏跌宕不落窠臼；心理描写与人物性格、戏剧情节紧密相关；语言华美、富有个性化。王实甫以赞扬的笔调，细腻的笔触，充分描写了莺莺和张生作为初恋的少男少女的真实而强烈的感情，而不再认为这是一种罪过，也不再考虑是否会误国误身。简而言之，杂剧中的莺莺，不再是妖孽、不再是尤物，而是一个具有鲜活生命的寻求爱情幸福的纯情少女。作者对爱情给予了的高度肯定，对人的正常的权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王实甫的《西厢记》打破了传统元杂剧一本四折的格局，学习南戏的体制，首创性地以五本二十折(或作二十一折)的宏大篇幅，来给以足够的表现；又打破全戏由一角唱到底的体制，让张生、莺莺、红娘甚至配角惠明都唱，一出之中也灵活转换唱的角色，用丰富变化的手段来表现丰富变化的内容。　　现在通行的《西厢记》刊本以暖红室复刻凌梦初本为底本，并以王骥德、金圣叹、毛西河、刘龙田、何璧、张深之诸本以及《雍熙乐府》参校。校点时，参用了《集评校注西厢记》（王季思校注，张人和集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和《西厢记新注》（张燕瑾、弥松颐校注）的研究成果。　　四、《西厢记》的历史评价：　　“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明贾仲明《凌波仙》）。　　“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明：王世贞《曲藻》）。　　“读《西厢记》，必焚香读之；必对花读之；必与美人并坐读之；必与道人对坐读之”（金圣叹）。　　“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明朱权《太和正音谱》）。　　“古戏必以《西厢》称首”（明王骥德《曲律·杂论三十九》）。　　“《西厢》无所不工，《西厢》之妙，以神以韵”（明王骥德《新注古本西厢记附评语》）。　　“令前无作者，后掩来哲，遂擅千古绝调”（明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序》）。　　“吾于古曲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鲜瑕者，惟《西厢》能之”（清初李渔《闲情偶寄》）。　　《西厢记》评本数量之多和评论的名家之多，皆遥遥领先于其它戏曲、文学名著，不仅在中国文艺史上而且在世界文艺史上也是罕有伦比的。　　《西厢记》在明清两代有著名的徐士范、李卓吾、徐文长、王凤洲、沈璟、汤显祖、王骥德、陈继儒、徐奋鹏、凌豫初、闵遇五、金圣叹、毛西河、周昂等十数家评本，荟萃明清一流文艺理论家，并多有理论建树，尤其如金批《西厢》，乃代表中国评点文学的高峰著作之一，与金批《水浒》同为后世之楷模，直接启示了毛声山《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毛宗岗《三国演义》评点本、张竹坡《金瓶梅》评点本、《聊斋志异》诸种评点本和《红楼梦》脂砚斋评点本及哈斯宝译评本、三家评本等一系列评论和理论名著的产生，对明清两代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影响巨大而深远。　　《西厢记》在世界文学艺术史上的崇高地位，也渐得各国研究家的正确评价。如俄国柯尔施主编、瓦西里耶夫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说：“单就剧情的发展来和我们最优秀的歌剧比较，即使在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到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　　日本河竹登志夫的《戏剧概论》将《西厢记》和古希腊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印度迦梨陀娑《沙恭达罗》并列为世界古典三大名剧，则从更广阔的世界戏剧史的高度，给《西厢记》以精当的评价。　　五、《西厢记》的社会影响：　　《西厢记》是中国戏剧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周锡山《西厢记》新论）2001年12月吉林出版社出版）。　　《西厢记》是中国戏剧史上最重要的爱情剧目之一，是“四大爱情戏之首”（另三部是《拜月亭》、《墙头马上》、《倩女离魂》）。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艺术上的异常精美成熟，而且还在于它体现丰富的民族文化心理内涵。郭沫若说：“《西厢记》是超过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的而且普遍的生命。”（《郭沫若全集》15卷）　　在中国戏曲史上，有些戏曲名著，并不一定是文学名著，而《西厢记》既是戏曲名著，又是文学名著。“如果有人问，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剧作是哪几部？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应是《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王季思《四大名剧》，岳麓书社1992年第1版）　　《西厢记》是元代戏剧中的最高成就，是中国第一部才子佳人的作品，是中国第一部舞台喜剧。　　元代，关汉卿和王实甫被誉为元代的双子星座，若以单个作家论，关汉卿最富开创性，有奠基意义，贡献卓著；若是以单部作品论，《西厢记》是元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精致的典范之作。　　《西厢记》被金圣叹称为“第六才子书”，金批本大约完成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它与金批《水浒》（称为“第五才子书”）一样，在清一代颇负盛名，妇孺皆耳熟能详，成为《西厢记》诸版本中流传最广，翻印最多的一种。　　金批《西厢记》，把它等同于《离骚》《史记》《杜诗》等儒家经典，把它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去评价，这在当时，没有一定的胆识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西厢记》中的张生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第一位“知识分子”；崔莺莺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第一位“怀春少女”；尤其红娘则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第一位登上文学殿堂的“草根”。在中国文学的人物形象中，有两个人是家喻户晓，一个是“孙悟空”，另一个就是《西厢记》中的“红娘”。　　《西厢记》的社会影响巨大，它的艺术生命力和舞台生命力特别强。无论是古老剧种、新兴剧种、大剧种、小剧种皆有本戏或折戏被搬上舞台。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承中，有“先西厢，后牡丹，再红楼”之说。“《西厢记》描写的知音互赏式的爱情模式为中国和世界文艺发展史所作出的巨大的首创性的杰出贡献，并引领《牡丹亭》《红楼梦》等取得领先性的杰出艺术成就”。《牡丹亭》是《西厢记》出现三百年之后才出现的，而《红楼梦》则更晚。《红楼梦》中借鉴了大量《西厢记》的描写手法，故有“第二西厢”之说，为此，《西厢记》和《红楼梦》则被誉为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无与伦比的“双璧之作”（赵景深《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序》），其文学艺术价值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无人出其左右。　　“其实《西厢记》不仅仅是一部元杂剧，它可以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一个非常独特的切入点——从这里进去，唐传奇、唐诗、宋词、元杂剧，一气贯穿。元杂剧中取材于唐传奇的当然还有，但是崔莺莺的故事太迷人了，从这个故事中获取资源的创作活动持续了好几百年。更何况《西厢记》文辞之高华优美，几乎登峰造极。”（江晓原：迷恋《西厢记》）　　六、《西厢记》历史上在海外的影响：　　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是目前被译成外文最多的中国戏　　曲名著。自1872年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被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以来，至今已有120多年。目前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已有英、法、德、意、拉丁、俄、日、朝、越等文种的译本。在日本，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译成日文竟有8 种版本。　　《西厢记》是最早在西方国家公映的中国影片。1927年由黎民伟的民新公司根据王实甫元杂剧改编出品拍摄，由侯曜执导的古装无声片《西厢记》是目前留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古装电影。1928年夏天，该片在巴黎公映。　　1940年上海国华影业公司再次把《西厢记》搬上电影银幕，由当时的著名电影演员周旋扮演崔莺莺。　　《西厢记》赏析　　【作品简介】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作者王实甫，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大都（今北京市）人。他一生写作了14种剧本，《西厢记》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是他的代表作。这个剧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　　历史上，“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愿望，不知成为多少文学作品的主题，《西厢记》便是描绘这一主题的最成功的戏剧。　　【故事起源】　　《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珙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张珙赴京应试，得了高官，却抛弃了莺莺，酿成爱情悲剧。这个故事到宋金时代流传更广，一些文人、民间艺人纷纷改编成说唱和戏剧，王实甫编写的多本杂剧《西厢记》就是在这样丰富的艺术积累上进行加工创作而成的。　　【故事梗概】　　前朝崔相国死了，夫人郑氏携小女崔莺莺，送丈夫灵柩回乡，途中因故受阻，暂住河中府普救寺。这崔莺莺年方十九岁，针指女工，诗词书算，无所不能。她父亲在世时，就已将她许配给郑氏的侄儿郑尚书之长子郑恒。　　小姐与红娘到殿外玩耍，碰巧遇到书生张珙。张珙本是西洛人，是礼部尚书之子，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他只身一人赴京城赶考，路过此地，忽然想起他的八拜之交杜确就在蒲关，于是住了下来。听状元店里的小二哥说，这里有座普救寺，是则天皇后香火院，景致很美，三教九流，过者无不瞻仰。　　这张生见到莺莺容貌俊俏，赞叹道：“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为能多见上几面，便与侍中方丈借宿，他便住进西厢房。　　一日，崔老夫人为亡夫做道场，这崔老夫妻人治家很严，道场内外没有一个男子出入，张生硬着头皮溜进去。这时斋供道场都完备好了，该夫人和小姐进香了，以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张生想：“小姐是一女子，尚有报父母之心；小生湖海飘零数年，自父母下世之后，并不曾有一陌纸钱相报。”　　张生从和尚那知道莺莺小姐每夜都到花园内烧香。夜深人静，月朗风清，僧众都睡着了，张生来到后花园内，偷看小姐烧香。随即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也随即和了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张生夜夜苦读，感动了小姐崔莺莺，她对张生即生爱慕之情。　　叛将孙飞虎听说崔莺莺有“倾国倾城之容，西子太真之颜”。便率领五千人马，将普救寺层层围住，限老夫人三日之内交出莺莺做他的“压寨夫人”，大家束手无策。这崔莺莺倒是位刚烈女子，她宁可死了，也不愿被那贼人抢了去。危急之中夫人声言：“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杀退贼军，扫荡妖氛，就将小姐许配给他。”张生的八拜之交杜确，乃武状元，任征西大元帅，统领十万大军，镇守蒲关。张生先用缓兵之计，稳住孙飞虎，然后写了一封书信给杜确，让他派兵前来，打退孙飞虎。惠明和尚下山去送信，三日后，杜确的救兵到了，打退孙飞虎。　　崔老夫人在酬谢席上以莺莺以许配郑恒为由，让张生与崔莺莺结拜为兄妹，并厚赠金帛，让张生另择佳偶，这使张生和莺莺都很痛苦。看到这些，丫寰红娘安排他们相会。夜晚张生弹琴向莺莺表白自己的相思之苦，莺莺也向张生倾吐爱慕之情。　　自那日听琴之后，多日不见莺莺，张生害了相思病，趁红娘探病之机，托她捎信给莺莺，莺莺回信约张生月下相会。夜晚，小姐莺莺在后花园弹琴，张生听到琴声，攀上墙头一看，是莺莺在弹琴。急欲与小姐相见，便翻墙而入，莺莺见他翻墙而入，反怪他行为下流，发警再不见他，致使张生病情愈发严重。莺莺借探病为名，到张生房中与他幽会。　　老夫人看莺莺这些日子神情晃惚，言语不清，行为古怪，便怀疑他与张生有越轨行为。于是叫来红娘逼问，红娘无奈，只得如实说来。红娘向老夫人替小姐和张生求情，并说这不是张生、小姐和红娘的罪过，而是老夫人的过错，老夫人不该言而不信，让张生与小姐兄妹相称。　　老夫人无奈，告诉张生如果想娶莺莺小姐，必须进京赶考取得功名方可。莺莺小姐在十里长亭摆下筵席为张生送行，她再三叮嘱张生休要“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长亭送别后，张生行至草桥店，梦中与莺莺相会，醒来不胜惆怅。　　张生考得状元，写信向莺莺报喜。这时郑恒又一次来到普救寺，捏造谎言说张生已被卫尚书招为东床佳婿。于是崔夫人再次将小姐许给郑恒，并决定择吉日完婚。恰巧成亲之日，张生以河中府尹的身份归来，征西大元帅杜确也来祝贺。真相大白，郑恒羞愧难言，含恨自尽，张生与莺莺终成眷属。　　【历史沿革】　　唐代以后，这个爱情故事的结局，令许多人感到遗憾和不满，斥责张生为“薄情年少如飞絮”。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将结局改变，宋代以后，由于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入侵和汉族同化，封建礼法观念在普通人民中间逐渐淡化，金代出现了董良（一说为董琅）所写的诸宫词《西厢记》，诸宫词是当时的一种说唱艺术，类似现代的评弹，用琵琶和筝伴奏，边说边唱。这本《西厢记》将内容大为增加，加入许多人物和场景，最后结局改为张生和莺莺不顾老夫人之命，双双出走投奔白马将军，由其做主完婚。　　元代时王实甫基本根据这部诸宫调将《西厢记》改编成多人演出的戏剧剧本，使故事情节更加紧凑，融合了古典诗词，文学性大大提高，但将结尾改成老夫人妥协，答应其婚事，大团圆结局。这部剧本作者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关汉卿所作，也有人说是关作王续，或王作关续，但认为是王实甫所作的说法比较公认。　　【版本历史】　　明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刻本、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起凤馆刻本（李贽、王世贞评）、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香雪居刻本（王骥德、徐渭注，沈景评）、明万历间萧腾鸿刻本（陈继儒评）、明天启间乌程凌氏朱墨套印本（凌蒙初校注）、民国五年（1916）贵池刘氏《暖江室汇刻传剧第二种》重刻凌氏本、明崇祯十三年（1640）西陵天章阁刻本（李贽评）、明崇祯间汇锦堂刻本（汤显祖、李贽、徐渭评）、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开明书店排印汲古阁《六十种曲》本。　　【所取成就】　　《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在艺术上，剧本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莺莺、张珙、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人物的性格特征生动鲜明，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　　【相关评价】　　《西厢记》的曲词华艳优美，富于诗的意境，可以说每支曲子都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诗。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林黛玉的口，称赞它“曲词警人，余香满口”。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影响很大，《牡丹亭》、《红楼梦》都从它那里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　　《西厢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它叙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小姐崔莺莺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经红娘的帮助，为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几百年来，它曾深深地激励过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即使在今天，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象，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认识。　　说起《西厢记》，人们一般会想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殊不知，在王实甫之前，金代的董解元也有一部《西厢记》，这两部“西厢”一般被人们称为“王西厢”和“董西厢”。要说到王西厢的成就，就不能不提到董西厢。　　崔张故事，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莺莺传》写的是元稹自己婚前的恋爱生活，结果是张生遗弃了莺莺，是个悲剧的结局。这篇小说不过数千字，却情节曲折，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它写出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爱情理想被社会无情摧残的人生悲剧，宣传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产生了不少歌咏其事的诗词。到了宋代，一些文人直接以《莺莺传》为题材进行再创作，现在能看到的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畦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这些诗词，对莺莺的命运给予了同情，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薄情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故事情节并没有新的发展。　　当《莺莺传》故事流传了400年左右的时候，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问世了，这就是所谓的“董西厢”。董解元，金代诸宫调作家，名不详，“解元”是金元时代对读书人的敬称。他性格狂放不羁，蔑视礼教，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并对当时的民间文学形式如诸宫调非常熟悉，喜欢写诗作曲。其长篇巨制《西厢记诸官调》，是今存诸宫调中惟一的完整作品。　　“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文学。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远远超过前人。它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偕张生私奔作结，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董西厢随着情节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艺术性较前有较大提高，为王西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董西厢”在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到了元代，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戏剧更加发达起来，这时，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了杂剧，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看到的《西厢记》。　　“王西厢”直接继承了“董西厢”，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王实甫不仅写出了张生的痴情与风魔，更写出了张生的才华，以及张生的软弱，使他成为封建社会中多情软弱的才子的代表。剧中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丫鬟红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远较莺莺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剧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其对矛盾冲突的设计也足以示范后人。全剧以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表现崔张与家长的冲突；以莺莺、张生、红娘间的矛盾为次要矛盾，由性格冲突推进剧情，刻画人物。这样一种对冲突的组织，对古代戏曲中是很值得称道的。　　“王西厢”与“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大略相同，但题材更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更鲜明，又改写了曲文，增加了宾白，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作为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正因为如此，元代贾仲明在《凌波仙》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西厢记》故事流传和演变】　　《西厢记》的巨大成就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它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779—831）写的传奇文　　短篇小说《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并赋诗二章寄意。

西厢记作品赏析的论文题目有哪些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　　1、近百年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　　2、微信与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与创作　　3、从"内""外"之争到文化诗学--文化诗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语言学转向述评　　4、中国古代文学在对外汉语中的跨文化教学　　5、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　　6、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　　7、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　　8、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兼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　　9、再论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　　10、"诗言志":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一个标本　　11、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12、学科史·研究史·学术史--国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三个视角　　13、困窘与出路:古代文学研究"文化学转向"的背后　　1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的点滴思考　　15、论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及其呈现

《西厢记》的结构宏伟而紧凑，严整而巧妙，呈现出纵横交错、跌宕多姿的复杂面貌。在《西厢记》中，两种冲突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相互制约：一是以莺莺、张生、红娘为一方同以老夫人为另一方的冲突，这是贯穿全剧的主线；二是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性格冲突，这构成了作品的辅线。两条线索有主有次，并行交织，使得相互之间的矛盾得以充分展开，有力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使得人物性格更为丰满生动。作者还善于利用悬念编织情节，巧妙地设置了“赖婚”、“酬简”、“哭宴”等一系列悬念，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曲折跌宕，扣人心弦，增强了作品的戏剧效果。　　《西厢记》的人物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成功地塑造了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等戏剧典型。首先，作者善于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达到了人物性格与戏剧冲突的完美统一。其次，作者善于通过心理活动的描写来揭示人物的性格，惟妙惟肖，纤毫毕现，这样就大大开掘了人物隐秘奥妙的内心世界。最后，作者还善于通过动作描写来刻划人物，《西厢记》的人物动作大都不甚复杂，却能很好地揭示出人物的精神状况和心理态势，蕴涵有丰富的潜台词。　　《西厢记》的语言自然而华美，典雅而富丽，具有诗意浓郁、情趣盎然的独特风格。作者善于把质朴活泼的民间口语和精炼隽永的诗词语言熔铸在一起，雅俗并行，本色而又有文采，生动活泼而又雅致清新；《西厢记》中的不少曲词善于渲染气氛，创造出诗一般的意境，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西厢记》的人物语言也都是高度个性化和充分戏剧化的，完全切合戏剧角色的身份、地位、教养和性格，如莺莺的语言妩媚蕴藉，张生的语言文雅热烈，红娘的语言鲜活泼辣，惠明的语言粗犷豪爽，都表现得恰如其分。王世贞称《西厢记》是北曲的“压卷”之作，王实甫也确实堪称文采派的典型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