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议论文有哪些特点初中
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强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鲁迅说,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①又说: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②。鲁迅总是在首先强调杂文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强调它的艺术感染力,强调它必须通过生活的形象和语言的魅力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自然,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决不是抚慰和麻痹,而“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它是统一于战斗也是为了战斗的。所以这跟艺术至上主义者强调的所谓艺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鲁迅对杂文提出了卓越的观点,这是他长期的创作实践的概括,他的全部杂文完美地体现了这些观点。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方法。 杂文是政论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一种逻辑力量。但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这是因为它总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问题的本质,表现出鲜明、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这是鲁迅杂文的一个首要的特征。 鲁迅杂文的论辩的过程,它的达到结论的过程,常常是集中力量揭露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使问题得到异常彻底的解决。毛泽东同志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①鲁迅正是擅长这种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论辩就能制强敌于死命。如梁实秋曾经狡称自己不知道“主子是谁”,说他不是资本家的走狗。鲁迅从阶级论的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走狗行为的实质,是为整个阶级效劳的,而不是为个别的资本家,所以梁实秋不知“主子是谁”的哀鸣,正是一个可以抓取的要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他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他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实秋既然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他发现梁实秋这条“文艺”走狗,在论战中已经理屈词穷,只能借国民党的反动暴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所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②又如,有人曾比较“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和“此生或彼生”两个句子,证明文言简明“省力”,优于白话。鲁迅即以同一例子反驳说:此生或彼生“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因此白话虽然用字较多,但意思准确,一看就清楚,“其省力为何如?”① 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时它就是一种生活现象,为人们所耳闻目见,但不为人们所重视。鲁迅善于捕捉这种现象,加以点染、剖析,使它格外鲜明,引人注意。比方,有这么一种人,天天口里说着白话,运用自如,并不觉得鄙俗可笑,现在却以“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晒”为理由,来反对白话文。这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的现象,鲁迅把它写出来,加以描绘,提高,立刻显出这种人的真面目:“现在的屠杀者”。因为他们不要现在,却抱住僵尸呻吟。有些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不置一词,却拼命在少年刊物上宣传岳飞、文天祥的故事。鲁迅抓住这个矛盾,尖锐地指出,这两位对于少年未免迂远一点,因为大敌正当头。“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②。并以“登错的文章”作为题目,有力地讽刺了这种现象。 矛盾的社会现象,有时并不集中在一个事物上,而是以分散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这就特别需要作家的集中和概括。鲁迅善于发现这种现象,从它们的对照中来揭露社会生活的矛盾。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里,他概括了两种对立的现象。一方面是统治者在宣扬孔教,演奏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意在粉饰升平;另一方面则是干旱成灾,乡民争汲井水,有人竟遭殴毙。鲁迅抓住了这两种现象,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这就深刻地揭露了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有力地撕下了统治者粉饰升平的幕布。在前节提到的《新秋杂识(二)》里,鲁迅也抓住了当时社会不救活人救鬼魂,不救国土救月亮的怪现象,深刻地揭露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是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人民抗日救国。由于作者所抓取的是尖锐对立的现象,在表现方法上又特别强调它的对立面,这就赋予它以十分鲜明、强烈的逻辑力量,使读者感到由衷的信服。 揭露事物矛盾,是逻辑思维的重要任务,也是有关杂文说服力的关键问题。鲁迅在这方面的劳动是十分辛勤的,他揭露矛盾的方法多种多样,莫不随对象的不同而变化。对于一些隐秘而复杂的矛盾,他有时并不急于作出结论,而是经过细致的思考、分析、描述来达到结论;有时则用层层深入地解剖事物真象的方法,让读者从论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领会到一个结论,而自己并不在字面上明白写出。如《论秦理斋夫人事》一文,论述自杀者为什么自杀,就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 鲁迅前期的杂文,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①这是鲁迅后期杂文精髓之所在。比如,关于旧形式的采用,这是一个曾经多次讨论过的问题,但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鲁迅是主张采用,主张推陈出新的。他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这“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②这反对了两种片面性,即全盘否定和全盘照搬,而坚持了唯物辩证法——从新旧形式的对立统一中,来科学地阐明问题。上面举过的“此生或彼生”等例子,同样是辩证法的胜利,它有力地反驳了片面性的观点。 鲁迅的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矛盾时,经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用那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画家。毛泽东同志在赞扬鲁迅杂文的战斗性的同时,也精确地指出它的形象性的特点。尽管他写的是一时一地的事情,画的是一人一物的面貌,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由于他“砭锢弊常取类型”,他所描绘的形象,不仅生动、鲜明,而且概括性强。这是鲁迅杂文的另一特色。 比起其他文学形式来,杂文的形象创造不是通过行动和对话来刻画完整的人物性格,它“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它的方法是多样化的,可以利用比喻、故事,也可以根据对象特点直接描绘。鲁迅在这方面的笔力,就像名画师的速写,寥寥几笔,然而逼真,传神。他抓住对象特点描绘出来的形象,经常给予读者以永不磨灭的印象。例如他根据帮闲文人的行径,维妙维肖地勾画了二丑的嘴脸。这是一种扮演公子的拳师或清客的角色。“他有点上等人模样,……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①鲁迅还深刻地指出,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这是一种勾魂摄魄的艺术,不仅鲜明、深刻,而且具有典型的意义。《爬和撞》描绘了这样的形象:人们在拚命地往上爬,然而爬的人多,拥挤不堪,于是就“撞”——投机冒险。撞好了,自己就发财显贵。撞不好,至多不过摔在地上,仍旧可以爬。这样,爬了来撞,撞不好再爬。鲁迅就是这样以活灵活现的形象,概括了当时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概括了某些人的全部人生哲学和经历。他描绘“西崽相”,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刻画生在阶级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是“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都是形象逼真,语言凝炼而幽默。 鲁迅还经常运用书本或自己创造的故事来构成形象,表达思想。由于不是虚假的杜撰,而是从真实的生活感受出发,故事里渗透着个人深切的体验,所以莫不栩栩如生,发人深思。《立论》②里描写一个人家生了男孩,满月时请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做官的,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这故事内容很简单,似乎是个笑话,它是这么生动、有趣,但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要“既不谎人,也不遭打”,该说些什么呢?这正是一个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隐痛,因为在自欺欺人的旧社会里,确实是难于说真话的。 运用譬喻等手法,造成鲜明的形象,用形象来说明问题,这是杂文的评论性所决定的。鲁迅的杂文有许多这类成功的范例。如对保存“国粹”的批判,他先解释“国粹”,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但这未必就是好。接着就说:“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①有拟之于虫兽的,如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②这个形象,由于它的高度概括性,已经走入生活,成为人们喜欢采用的普通名词。此外如把脱离社会培养的天才,比作离开泥土的一碟子绿豆芽,把封建社会比作僵尸等,都是富有表现力的确切的譬喻。 这种形象化手法,被用来表现复杂而深刻的思想,特别能够显示它的强大生命力,显示鲁迅的艺术创造性。在《朋友》里,作者为我们讲述这样两件事:小朋友最喜欢看变戏法,待到自己学会时,便索然无味;类似的情况是看电影,等到明白了影片的制造法,知道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从此便不以电影为神奇,处处留心它的破绽,自己感到无聊,反而后悔去看说明隐秘的书。这是十分平常、简单的事,作者让你思索它的含义,接着便把你引导去面向当时的一个生活真理:“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要用概念推理的办法来写,那真不知要说多少话,恐怕也难于说清楚,现在从生活出发,只写了那么两件事,互相印证说明,读者便完全给说服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灯下漫笔》。作者从钞票贬值折价换成现银,反而沾沾自喜的心情,一下子联想到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从而反映了有关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一个大主题。这种表现方法平易近人,它使一个抽象深奥的思想,十分容易地为读者所接受。 鲁迅的形象化手法,都表现了贴切、平易、新鲜的特点。他的无论那一个形象,总是十分切合事物的真象,一丝也不走样。贴切是形象化的生命,不贴切就失去了形象存在的价值。而且他又善于就近取譬,使读者感到亲切。如所周知,一切形象譬喻,都必须以浅近的、读者熟知的事物来喻深远的、读者不易了解的东西。但是浅近而熟知的事物,如果处理不好,则容易成为陈词滥调,引不起读者的兴趣。这就必须从新颖的角度去运用它,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意境,使形象别具新意,不落俗套。这才能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平易而又新鲜,给读者以无穷的回味。 形象的力量,是诉之于情,从而喻之于理。所以有人认为:形象是感情的发酵素。鲁迅善于把叙述和评论形象化,也善于寓感情于形象之中。他的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总是含蓄于字里行间,借形象而扣打人们的心灵。浓厚的感情色彩,不仅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一部分抒情散文里,而且也表现在他的许多偏重于叙述和评论的篇章中。总之,与形象而俱在,鲁迅的杂文表现了浓烈的感情色彩的特点。 鲁迅的杂文,有一部分是抒情散文。在这些文章中,作者经常借形象以抒情,鲜明的形象与真切的情思合而为一,强烈地吸引着读者,激动着读者。如《夜颂》这样描写了黑夜和白天:“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复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这两幅形象,寄托着作者深刻的感触,他对比黑夜和白天,憎恶光天化日之下的“真的大黑暗”,憎恶一切人造的面具和衣裳。在一些纪念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表达对于死者的感情,如《忆刘半农君》,写“五四”时期刘半农的战绩时,提到当时有些人批评他“浅”,但作者却赞美这“浅”:“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彻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最后又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在这里,形象的描写,真挚的友情,严正的历史评判,取得了和谐的统一,给予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感受。 鲁迅表达感情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限于形象和譬喻。他善于运用排比等修辞手法,反复咏叹,以宣泄一种不可抑止的感情。《记念刘和珍君》描述刘和珍等牺牲的事实之后,写道:“但段政府就有令,说他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种排比复沓的句式,有力地倾吐了作者的翻江倒海的激情,强烈地激起了读者对于反动派的仇恨。在《友邦惊诧论》等政治评论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揭露反动派,表达鲜明的阶级感情。 鲁迅杂文的抒情,有时并不借助于比喻、排比等手法,他只是按照事物的真象加以白描,在朴素无华的文辞中,寄托着一种真切的感情。如关于柔石的一段描写:“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①在这里,作者由衷的敬仰和怀念的感情,不是跟柔石的纯洁、善良、勤劳的品质同时写出,一样地感动着我们么? 鲁迅杂文的感情力量,特别表现在讽刺上。他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但却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讽刺作者的本领,就是偏要提出这种“谁都不以为奇”的事,“而且加以精炼,甚至于夸张”②。比如,上面所举的爬和撞的形象,《立论》中的故事,都属于这一类,都具有明显的讽刺性,包含着作者的善意和热情,让读者在不禁发笑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对于敌人,鲁迅也经常燃起讽刺的愤火,但为的是要把他们烧毁。比如《“有名无实”的反驳》,从报上引述一位国民党排长的话,同现实生活相对照,进行无情的鞭挞,几乎通篇全用反语写成,造成十分强烈的讽刺效果。鲁迅说:自己“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①。好用反语,是鲁迅杂文讽刺艺术的一大特点。在与论敌笔战中,尤其是这样。 鲁迅还有一部分杂文,通过“曲笔”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所周知,“曲笔”原是旧中国反动政治迫害的产物,鲁迅在《花边文学》的《序言》里,曾经这样说过:“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就了解鲁迅的一部分杂文,所以采用“曲笔”,原是迫不得已的。有人把“曲笔”当作鲁迅笔法,好像鲁迅一贯喜欢用这种方法写作似的,这是很大的误解。实际上,只要有可能,鲁迅总是竭力把文章写得明白晓畅的。“曲笔”既是政治迫害的产物,那么它就不是一种有成规可循的艺术手法,它需要适应不同的题材,对付不同的政治环境,采取不同的表现方法。有全篇用隐喻的,如《现代史》。内容写变戏法,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观众榨钱,今日这班人走了,明日那班人又来。全文没有一句话涉及当时的政治,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现代史。有全篇用反语的,还有说故事,引古喻今等多种方法。对于这类杂文,我们主要认识它的战斗作用和意义,而不必去学习它的隐晦曲折的形式,因为今天已经根本不同于鲁迅所处的时代。 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这除了思想内容的先进、深刻,有助于他在艺术上的发现以外,还因为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有一座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此外,他在写作过程中的认真构思和锤炼,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摊开纸就动笔”。他曾这样说:“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得如许花边,殊不知我这些文章虽然很短,是绞了许多脑汁,把它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又看过了许多书,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①这种艰苦劳动、精益求精的态度,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让我们认真地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和艺术表现力,更好地发挥杂文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作用吧。
细微,生动,主次分明,写实!
鲁迅先生的作品大多用来作为革命抨击只用,其后一段时间的作品更为显著,以讽刺为主,文章便是利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只作下简单回答,楼上已经回答得很好了。鲁迅先生的作品大多用来作为革命抨击只用,其后一段时间的作品更为显著,以讽刺为主,文章便是利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先生的议论文有哪些特点
鲁迅先生的作品大多用来作为革命抨击只用,其后一段时间的作品更为显著,以讽刺为主,文章便是利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细微,生动,主次分明,写实!
批判国民劣根性、具有深刻的使人反省的意义、
鲁迅先生的论文有哪些特点
鲁迅的文章特点是冷涩精悍,爱与恨,讴歌与抨击,旗帜鲜明犀利泼辣,沉郁中有诙谐,幽默中见辛辣,而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鲁迅在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矛盾时,经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寥寥几笔,逼真传神。鲁迅经常运用书本或自己创造的故事来构成形象,表达思想。鲁迅的形象化手法,都表现了贴切、平易、新鲜的特点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强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鲁迅的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矛盾时,经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鲁迅还经常运用书本或自己创造的故事来构成形象,表达思想。由于不是虚假的杜撰,而是从真实的生活感受出发,故事里渗透着个人深切的体验,所以莫不栩栩如生,发人深思。鲁迅表达感情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限于形象和譬喻。他善于运用排比等修辞手法,反复咏叹,以宣泄一种不可抑止的感情。
简单地说,就是冷嘲热讽,笔锋犀利,善于现实主义写作手法。
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强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鲁迅说,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①又说: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②。鲁迅总是在首先强调杂文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强调它的艺术感染力,强调它必须通过生活的形象和语言的魅力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自然,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决不是抚慰和麻痹,而“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它是统一于战斗也是为了战斗的。所以这跟艺术至上主义者强调的所谓艺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鲁迅对杂文提出了卓越的观点,这是他长期的创作实践的概括,他的全部杂文完美地体现了这些观点。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方法。 杂文是政论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一种逻辑力量。但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这是因为它总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问题的本质,表现出鲜明、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这是鲁迅杂文的一个首要的特征。 鲁迅杂文的论辩的过程,它的达到结论的过程,常常是集中力量揭露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使问题得到异常彻底的解决。毛泽东同志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①鲁迅正是擅长这种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论辩就能制强敌于死命。如梁实秋曾经狡称自己不知道“主子是谁”,说他不是资本家的走狗。鲁迅从阶级论的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走狗行为的实质,是为整个阶级效劳的,而不是为个别的资本家,所以梁实秋不知“主子是谁”的哀鸣,正是一个可以抓取的要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他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他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实秋既然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他发现梁实秋这条“文艺”走狗,在论战中已经理屈词穷,只能借国民党的反动暴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所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②又如,有人曾比较“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和“此生或彼生”两个句子,证明文言简明“省力”,优于白话。鲁迅即以同一例子反驳说:此生或彼生“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因此白话虽然用字较多,但意思准确,一看就清楚,“其省力为何如?”① 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时它就是一种生活现象,为人们所耳闻目见,但不为人们所重视。鲁迅善于捕捉这种现象,加以点染、剖析,使它格外鲜明,引人注意。比方,有这么一种人,天天口里说着白话,运用自如,并不觉得鄙俗可笑,现在却以“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晒”为理由,来反对白话文。这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的现象,鲁迅把它写出来,加以描绘,提高,立刻显出这种人的真面目:“现在的屠杀者”。因为他们不要现在,却抱住僵尸呻吟。有些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不置一词,却拼命在少年刊物上宣传岳飞、文天祥的故事。鲁迅抓住这个矛盾,尖锐地指出,这两位对于少年未免迂远一点,因为大敌正当头。“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②。并以“登错的文章”作为题目,有力地讽刺了这种现象。 矛盾的社会现象,有时并不集中在一个事物上,而是以分散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这就特别需要作家的集中和概括。鲁迅善于发现这种现象,从它们的对照中来揭露社会生活的矛盾。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里,他概括了两种对立的现象。一方面是统治者在宣扬孔教,演奏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意在粉饰升平;另一方面则是干旱成灾,乡民争汲井水,有人竟遭殴毙。鲁迅抓住了这两种现象,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这就深刻地揭露了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有力地撕下了统治者粉饰升平的幕布。在前节提到的《新秋杂识(二)》里,鲁迅也抓住了当时社会不救活人救鬼魂,不救国土救月亮的怪现象,深刻地揭露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是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人民抗日救国。由于作者所抓取的是尖锐对立的现象,在表现方法上又特别强调它的对立面,这就赋予它以十分鲜明、强烈的逻辑力量,使读者感到由衷的信服。 揭露事物矛盾,是逻辑思维的重要任务,也是有关杂文说服力的关键问题。鲁迅在这方面的劳动是十分辛勤的,他揭露矛盾的方法多种多样,莫不随对象的不同而变化。对于一些隐秘而复杂的矛盾,他有时并不急于作出结论,而是经过细致的思考、分析、描述来达到结论;有时则用层层深入地解剖事物真象的方法,让读者从论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领会到一个结论,而自己并不在字面上明白写出。如《论秦理斋夫人事》一文,论述自杀者为什么自杀,就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 鲁迅前期的杂文,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①这是鲁迅后期杂文精髓之所在。比如,关于旧形式的采用,这是一个曾经多次讨论过的问题,但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鲁迅是主张采用,主张推陈出新的。他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这“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②这反对了两种片面性,即全盘否定和全盘照搬,而坚持了唯物辩证法——从新旧形式的对立统一中,来科学地阐明问题。上面举过的“此生或彼生”等例子,同样是辩证法的胜利,它有力地反驳了片面性的观点。 鲁迅的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矛盾时,经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用那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画家。毛泽东同志在赞扬鲁迅杂文的战斗性的同时,也精确地指出它的形象性的特点。尽管他写的是一时一地的事情,画的是一人一物的面貌,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由于他“砭锢弊常取类型”,他所描绘的形象,不仅生动、鲜明,而且概括性强。这是鲁迅杂文的另一特色。 比起其他文学形式来,杂文的形象创造不是通过行动和对话来刻画完整的人物性格,它“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它的方法是多样化的,可以利用比喻、故事,也可以根据对象特点直接描绘。鲁迅在这方面的笔力,就像名画师的速写,寥寥几笔,然而逼真,传神。他抓住对象特点描绘出来的形象,经常给予读者以永不磨灭的印象。例如他根据帮闲文人的行径,维妙维肖地勾画了二丑的嘴脸。这是一种扮演公子的拳师或清客的角色。“他有点上等人模样,……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①鲁迅还深刻地指出,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这是一种勾魂摄魄的艺术,不仅鲜明、深刻,而且具有典型的意义。《爬和撞》描绘了这样的形象:人们在拚命地往上爬,然而爬的人多,拥挤不堪,于是就“撞”——投机冒险。撞好了,自己就发财显贵。撞不好,至多不过摔在地上,仍旧可以爬。这样,爬了来撞,撞不好再爬。鲁迅就是这样以活灵活现的形象,概括了当时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概括了某些人的全部人生哲学和经历。他描绘“西崽相”,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刻画生在阶级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是“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都是形象逼真,语言凝炼而幽默。 鲁迅还经常运用书本或自己创造的故事来构成形象,表达思想。由于不是虚假的杜撰,而是从真实的生活感受出发,故事里渗透着个人深切的体验,所以莫不栩栩如生,发人深思。《立论》②里描写一个人家生了男孩,满月时请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做官的,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这故事内容很简单,似乎是个笑话,它是这么生动、有趣,但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要“既不谎人,也不遭打”,该说些什么呢?这正是一个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隐痛,因为在自欺欺人的旧社会里,确实是难于说真话的。 运用譬喻等手法,造成鲜明的形象,用形象来说明问题,这是杂文的评论性所决定的。鲁迅的杂文有许多这类成功的范例。如对保存“国粹”的批判,他先解释“国粹”,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但这未必就是好。接着就说:“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①有拟之于虫兽的,如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②这个形象,由于它的高度概括性,已经走入生活,成为人们喜欢采用的普通名词。此外如把脱离社会培养的天才,比作离开泥土的一碟子绿豆芽,把封建社会比作僵尸等,都是富有表现力的确切的譬喻。 这种形象化手法,被用来表现复杂而深刻的思想,特别能够显示它的强大生命力,显示鲁迅的艺术创造性。在《朋友》里,作者为我们讲述这样两件事:小朋友最喜欢看变戏法,待到自己学会时,便索然无味;类似的情况是看电影,等到明白了影片的制造法,知道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从此便不以电影为神奇,处处留心它的破绽,自己感到无聊,反而后悔去看说明隐秘的书。这是十分平常、简单的事,作者让你思索它的含义,接着便把你引导去面向当时的一个生活真理:“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要用概念推理的办法来写,那真不知要说多少话,恐怕也难于说清楚,现在从生活出发,只写了那么两件事,互相印证说明,读者便完全给说服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灯下漫笔》。作者从钞票贬值折价换成现银,反而沾沾自喜的心情,一下子联想到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从而反映了有关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一个大主题。这种表现方法平易近人,它使一个抽象深奥的思想,十分容易地为读者所接受。 鲁迅的形象化手法,都表现了贴切、平易、新鲜的特点。他的无论那一个形象,总是十分切合事物的真象,一丝也不走样。贴切是形象化的生命,不贴切就失去了形象存在的价值。而且他又善于就近取譬,使读者感到亲切。如所周知,一切形象譬喻,都必须以浅近的、读者熟知的事物来喻深远的、读者不易了解的东西。但是浅近而熟知的事物,如果处理不好,则容易成为陈词滥调,引不起读者的兴趣。这就必须从新颖的角度去运用它,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意境,使形象别具新意,不落俗套。这才能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平易而又新鲜,给读者以无穷的回味。 形象的力量,是诉之于情,从而喻之于理。所以有人认为:形象是感情的发酵素。鲁迅善于把叙述和评论形象化,也善于寓感情于形象之中。他的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总是含蓄于字里行间,借形象而扣打人们的心灵。浓厚的感情色彩,不仅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一部分抒情散文里,而且也表现在他的许多偏重于叙述和评论的篇章中。总之,与形象而俱在,鲁迅的杂文表现了浓烈的感情色彩的特点。 鲁迅的杂文,有一部分是抒情散文。在这些文章中,作者经常借形象以抒情,鲜明的形象与真切的情思合而为一,强烈地吸引着读者,激动着读者。如《夜颂》这样描写了黑夜和白天:“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复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这两幅形象,寄托着作者深刻的感触,他对比黑夜和白天,憎恶光天化日之下的“真的大黑暗”,憎恶一切人造的面具和衣裳。在一些纪念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表达对于死者的感情,如《忆刘半农君》,写“五四”时期刘半农的战绩时,提到当时有些人批评他“浅”,但作者却赞美这“浅”:“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彻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最后又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在这里,形象的描写,真挚的友情,严正的历史评判,取得了和谐的统一,给予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感受。 鲁迅表达感情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限于形象和譬喻。他善于运用排比等修辞手法,反复咏叹,以宣泄一种不可抑止的感情。《记念刘和珍君》描述刘和珍等牺牲的事实之后,写道:“但段政府就有令,说他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种排比复沓的句式,有力地倾吐了作者的翻江倒海的激情,强烈地激起了读者对于反动派的仇恨。在《友邦惊诧论》等政治评论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揭露反动派,表达鲜明的阶级感情。 鲁迅杂文的抒情,有时并不借助于比喻、排比等手法,他只是按照事物的真象加以白描,在朴素无华的文辞中,寄托着一种真切的感情。如关于柔石的一段描写:“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①在这里,作者由衷的敬仰和怀念的感情,不是跟柔石的纯洁、善良、勤劳的品质同时写出,一样地感动着我们么? 鲁迅杂文的感情力量,特别表现在讽刺上。他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但却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讽刺作者的本领,就是偏要提出这种“谁都不以为奇”的事,“而且加以精炼,甚至于夸张”②。比如,上面所举的爬和撞的形象,《立论》中的故事,都属于这一类,都具有明显的讽刺性,包含着作者的善意和热情,让读者在不禁发笑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对于敌人,鲁迅也经常燃起讽刺的愤火,但为的是要把他们烧毁。比如《“有名无实”的反驳》,从报上引述一位国民党排长的话,同现实生活相对照,进行无情的鞭挞,几乎通篇全用反语写成,造成十分强烈的讽刺效果。鲁迅说:自己“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①。好用反语,是鲁迅杂文讽刺艺术的一大特点。在与论敌笔战中,尤其是这样。 鲁迅还有一部分杂文,通过“曲笔”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所周知,“曲笔”原是旧中国反动政治迫害的产物,鲁迅在《花边文学》的《序言》里,曾经这样说过:“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就了解鲁迅的一部分杂文,所以采用“曲笔”,原是迫不得已的。有人把“曲笔”当作鲁迅笔法,好像鲁迅一贯喜欢用这种方法写作似的,这是很大的误解。实际上,只要有可能,鲁迅总是竭力把文章写得明白晓畅的。“曲笔”既是政治迫害的产物,那么它就不是一种有成规可循的艺术手法,它需要适应不同的题材,对付不同的政治环境,采取不同的表现方法。有全篇用隐喻的,如《现代史》。内容写变戏法,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观众榨钱,今日这班人走了,明日那班人又来。全文没有一句话涉及当时的政治,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现代史。有全篇用反语的,还有说故事,引古喻今等多种方法。对于这类杂文,我们主要认识它的战斗作用和意义,而不必去学习它的隐晦曲折的形式,因为今天已经根本不同于鲁迅所处的时代。 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这除了思想内容的先进、深刻,有助于他在艺术上的发现以外,还因为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有一座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此外,他在写作过程中的认真构思和锤炼,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摊开纸就动笔”。他曾这样说:“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得如许花边,殊不知我这些文章虽然很短,是绞了许多脑汁,把它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又看过了许多书,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①这种艰苦劳动、精益求精的态度,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让我们认真地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和艺术表现力,更好地发挥杂文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作用吧。
鲁迅先生的议论文有哪些特点和作用
郁达夫曾对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的风格作了比较:“鲁迅的文体简练得象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两人文章里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鲁迅的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其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和周作人两人的最丰富最伟大。”这些可以说明周作人的早期散文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一、对国家和民族有着深沉的爱,因而对现实的黑暗深深地恨;他属于我们整个祖国和民族;二、对历史和现实的洞察;三、对人的分析和认识入骨三分;勇于自我批评;四、语言冷峭,幽默,讽刺性极强;五、直面现实,痛恨虚伪;六、爱憎分明,刚毅顽强。望采纳~
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一、对国家和民族有着深沉的爱,因而对现实的黑暗深深地恨;他属于我们整个祖国和民族;二、对历史和现实的洞察;三、对人的分析和认识入骨三分;勇于自我批评;四、语言冷峭,幽默,讽刺性极强;五、直面现实,痛恨虚伪;六、爱憎分明,刚毅顽强。鲁迅小说特色: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
鲁迅先生的特点就是特别的爱国,但是,他恨人无骨,她把恨人的作品都写在了作品里面,鲁迅先生的代表作有很多很多,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朝花惜时。
鲁迅先生的议论文有哪些特点及作用
郁达夫曾对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的风格作了比较:“鲁迅的文体简练得象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两人文章里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鲁迅的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其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和周作人两人的最丰富最伟大。”这些可以说明周作人的早期散文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简单地说,就是冷嘲热讽,笔锋犀利,善于现实主义写作手法。
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强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鲁迅说,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①又说: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②。鲁迅总是在首先强调杂文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强调它的艺术感染力,强调它必须通过生活的形象和语言的魅力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自然,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决不是抚慰和麻痹,而“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它是统一于战斗也是为了战斗的。所以这跟艺术至上主义者强调的所谓艺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鲁迅对杂文提出了卓越的观点,这是他长期的创作实践的概括,他的全部杂文完美地体现了这些观点。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方法。 杂文是政论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一种逻辑力量。但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这是因为它总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问题的本质,表现出鲜明、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这是鲁迅杂文的一个首要的特征。 鲁迅杂文的论辩的过程,它的达到结论的过程,常常是集中力量揭露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使问题得到异常彻底的解决。毛泽东同志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①鲁迅正是擅长这种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论辩就能制强敌于死命。如梁实秋曾经狡称自己不知道“主子是谁”,说他不是资本家的走狗。鲁迅从阶级论的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走狗行为的实质,是为整个阶级效劳的,而不是为个别的资本家,所以梁实秋不知“主子是谁”的哀鸣,正是一个可以抓取的要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他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他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实秋既然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他发现梁实秋这条“文艺”走狗,在论战中已经理屈词穷,只能借国民党的反动暴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所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②又如,有人曾比较“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和“此生或彼生”两个句子,证明文言简明“省力”,优于白话。鲁迅即以同一例子反驳说:此生或彼生“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因此白话虽然用字较多,但意思准确,一看就清楚,“其省力为何如?”① 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时它就是一种生活现象,为人们所耳闻目见,但不为人们所重视。鲁迅善于捕捉这种现象,加以点染、剖析,使它格外鲜明,引人注意。比方,有这么一种人,天天口里说着白话,运用自如,并不觉得鄙俗可笑,现在却以“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晒”为理由,来反对白话文。这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的现象,鲁迅把它写出来,加以描绘,提高,立刻显出这种人的真面目:“现在的屠杀者”。因为他们不要现在,却抱住僵尸呻吟。有些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不置一词,却拼命在少年刊物上宣传岳飞、文天祥的故事。鲁迅抓住这个矛盾,尖锐地指出,这两位对于少年未免迂远一点,因为大敌正当头。“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②。并以“登错的文章”作为题目,有力地讽刺了这种现象。 矛盾的社会现象,有时并不集中在一个事物上,而是以分散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这就特别需要作家的集中和概括。鲁迅善于发现这种现象,从它们的对照中来揭露社会生活的矛盾。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里,他概括了两种对立的现象。一方面是统治者在宣扬孔教,演奏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意在粉饰升平;另一方面则是干旱成灾,乡民争汲井水,有人竟遭殴毙。鲁迅抓住了这两种现象,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这就深刻地揭露了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有力地撕下了统治者粉饰升平的幕布。在前节提到的《新秋杂识(二)》里,鲁迅也抓住了当时社会不救活人救鬼魂,不救国土救月亮的怪现象,深刻地揭露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是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人民抗日救国。由于作者所抓取的是尖锐对立的现象,在表现方法上又特别强调它的对立面,这就赋予它以十分鲜明、强烈的逻辑力量,使读者感到由衷的信服。 揭露事物矛盾,是逻辑思维的重要任务,也是有关杂文说服力的关键问题。鲁迅在这方面的劳动是十分辛勤的,他揭露矛盾的方法多种多样,莫不随对象的不同而变化。对于一些隐秘而复杂的矛盾,他有时并不急于作出结论,而是经过细致的思考、分析、描述来达到结论;有时则用层层深入地解剖事物真象的方法,让读者从论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领会到一个结论,而自己并不在字面上明白写出。如《论秦理斋夫人事》一文,论述自杀者为什么自杀,就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 鲁迅前期的杂文,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①这是鲁迅后期杂文精髓之所在。比如,关于旧形式的采用,这是一个曾经多次讨论过的问题,但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鲁迅是主张采用,主张推陈出新的。他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这“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②这反对了两种片面性,即全盘否定和全盘照搬,而坚持了唯物辩证法——从新旧形式的对立统一中,来科学地阐明问题。上面举过的“此生或彼生”等例子,同样是辩证法的胜利,它有力地反驳了片面性的观点。 鲁迅的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矛盾时,经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用那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画家。毛泽东同志在赞扬鲁迅杂文的战斗性的同时,也精确地指出它的形象性的特点。尽管他写的是一时一地的事情,画的是一人一物的面貌,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由于他“砭锢弊常取类型”,他所描绘的形象,不仅生动、鲜明,而且概括性强。这是鲁迅杂文的另一特色。 比起其他文学形式来,杂文的形象创造不是通过行动和对话来刻画完整的人物性格,它“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它的方法是多样化的,可以利用比喻、故事,也可以根据对象特点直接描绘。鲁迅在这方面的笔力,就像名画师的速写,寥寥几笔,然而逼真,传神。他抓住对象特点描绘出来的形象,经常给予读者以永不磨灭的印象。例如他根据帮闲文人的行径,维妙维肖地勾画了二丑的嘴脸。这是一种扮演公子的拳师或清客的角色。“他有点上等人模样,……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①鲁迅还深刻地指出,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这是一种勾魂摄魄的艺术,不仅鲜明、深刻,而且具有典型的意义。《爬和撞》描绘了这样的形象:人们在拚命地往上爬,然而爬的人多,拥挤不堪,于是就“撞”——投机冒险。撞好了,自己就发财显贵。撞不好,至多不过摔在地上,仍旧可以爬。这样,爬了来撞,撞不好再爬。鲁迅就是这样以活灵活现的形象,概括了当时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概括了某些人的全部人生哲学和经历。他描绘“西崽相”,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刻画生在阶级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是“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都是形象逼真,语言凝炼而幽默。 鲁迅还经常运用书本或自己创造的故事来构成形象,表达思想。由于不是虚假的杜撰,而是从真实的生活感受出发,故事里渗透着个人深切的体验,所以莫不栩栩如生,发人深思。《立论》②里描写一个人家生了男孩,满月时请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做官的,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这故事内容很简单,似乎是个笑话,它是这么生动、有趣,但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要“既不谎人,也不遭打”,该说些什么呢?这正是一个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隐痛,因为在自欺欺人的旧社会里,确实是难于说真话的。 运用譬喻等手法,造成鲜明的形象,用形象来说明问题,这是杂文的评论性所决定的。鲁迅的杂文有许多这类成功的范例。如对保存“国粹”的批判,他先解释“国粹”,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但这未必就是好。接着就说:“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①有拟之于虫兽的,如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②这个形象,由于它的高度概括性,已经走入生活,成为人们喜欢采用的普通名词。此外如把脱离社会培养的天才,比作离开泥土的一碟子绿豆芽,把封建社会比作僵尸等,都是富有表现力的确切的譬喻。 这种形象化手法,被用来表现复杂而深刻的思想,特别能够显示它的强大生命力,显示鲁迅的艺术创造性。在《朋友》里,作者为我们讲述这样两件事:小朋友最喜欢看变戏法,待到自己学会时,便索然无味;类似的情况是看电影,等到明白了影片的制造法,知道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从此便不以电影为神奇,处处留心它的破绽,自己感到无聊,反而后悔去看说明隐秘的书。这是十分平常、简单的事,作者让你思索它的含义,接着便把你引导去面向当时的一个生活真理:“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要用概念推理的办法来写,那真不知要说多少话,恐怕也难于说清楚,现在从生活出发,只写了那么两件事,互相印证说明,读者便完全给说服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灯下漫笔》。作者从钞票贬值折价换成现银,反而沾沾自喜的心情,一下子联想到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从而反映了有关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一个大主题。这种表现方法平易近人,它使一个抽象深奥的思想,十分容易地为读者所接受。 鲁迅的形象化手法,都表现了贴切、平易、新鲜的特点。他的无论那一个形象,总是十分切合事物的真象,一丝也不走样。贴切是形象化的生命,不贴切就失去了形象存在的价值。而且他又善于就近取譬,使读者感到亲切。如所周知,一切形象譬喻,都必须以浅近的、读者熟知的事物来喻深远的、读者不易了解的东西。但是浅近而熟知的事物,如果处理不好,则容易成为陈词滥调,引不起读者的兴趣。这就必须从新颖的角度去运用它,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意境,使形象别具新意,不落俗套。这才能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平易而又新鲜,给读者以无穷的回味。 形象的力量,是诉之于情,从而喻之于理。所以有人认为:形象是感情的发酵素。鲁迅善于把叙述和评论形象化,也善于寓感情于形象之中。他的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总是含蓄于字里行间,借形象而扣打人们的心灵。浓厚的感情色彩,不仅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一部分抒情散文里,而且也表现在他的许多偏重于叙述和评论的篇章中。总之,与形象而俱在,鲁迅的杂文表现了浓烈的感情色彩的特点。 鲁迅的杂文,有一部分是抒情散文。在这些文章中,作者经常借形象以抒情,鲜明的形象与真切的情思合而为一,强烈地吸引着读者,激动着读者。如《夜颂》这样描写了黑夜和白天:“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复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这两幅形象,寄托着作者深刻的感触,他对比黑夜和白天,憎恶光天化日之下的“真的大黑暗”,憎恶一切人造的面具和衣裳。在一些纪念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表达对于死者的感情,如《忆刘半农君》,写“五四”时期刘半农的战绩时,提到当时有些人批评他“浅”,但作者却赞美这“浅”:“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彻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最后又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在这里,形象的描写,真挚的友情,严正的历史评判,取得了和谐的统一,给予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感受。 鲁迅表达感情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限于形象和譬喻。他善于运用排比等修辞手法,反复咏叹,以宣泄一种不可抑止的感情。《记念刘和珍君》描述刘和珍等牺牲的事实之后,写道:“但段政府就有令,说他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种排比复沓的句式,有力地倾吐了作者的翻江倒海的激情,强烈地激起了读者对于反动派的仇恨。在《友邦惊诧论》等政治评论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揭露反动派,表达鲜明的阶级感情。 鲁迅杂文的抒情,有时并不借助于比喻、排比等手法,他只是按照事物的真象加以白描,在朴素无华的文辞中,寄托着一种真切的感情。如关于柔石的一段描写:“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①在这里,作者由衷的敬仰和怀念的感情,不是跟柔石的纯洁、善良、勤劳的品质同时写出,一样地感动着我们么? 鲁迅杂文的感情力量,特别表现在讽刺上。他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但却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讽刺作者的本领,就是偏要提出这种“谁都不以为奇”的事,“而且加以精炼,甚至于夸张”②。比如,上面所举的爬和撞的形象,《立论》中的故事,都属于这一类,都具有明显的讽刺性,包含着作者的善意和热情,让读者在不禁发笑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对于敌人,鲁迅也经常燃起讽刺的愤火,但为的是要把他们烧毁。比如《“有名无实”的反驳》,从报上引述一位国民党排长的话,同现实生活相对照,进行无情的鞭挞,几乎通篇全用反语写成,造成十分强烈的讽刺效果。鲁迅说:自己“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①。好用反语,是鲁迅杂文讽刺艺术的一大特点。在与论敌笔战中,尤其是这样。 鲁迅还有一部分杂文,通过“曲笔”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所周知,“曲笔”原是旧中国反动政治迫害的产物,鲁迅在《花边文学》的《序言》里,曾经这样说过:“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就了解鲁迅的一部分杂文,所以采用“曲笔”,原是迫不得已的。有人把“曲笔”当作鲁迅笔法,好像鲁迅一贯喜欢用这种方法写作似的,这是很大的误解。实际上,只要有可能,鲁迅总是竭力把文章写得明白晓畅的。“曲笔”既是政治迫害的产物,那么它就不是一种有成规可循的艺术手法,它需要适应不同的题材,对付不同的政治环境,采取不同的表现方法。有全篇用隐喻的,如《现代史》。内容写变戏法,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观众榨钱,今日这班人走了,明日那班人又来。全文没有一句话涉及当时的政治,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现代史。有全篇用反语的,还有说故事,引古喻今等多种方法。对于这类杂文,我们主要认识它的战斗作用和意义,而不必去学习它的隐晦曲折的形式,因为今天已经根本不同于鲁迅所处的时代。 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这除了思想内容的先进、深刻,有助于他在艺术上的发现以外,还因为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有一座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此外,他在写作过程中的认真构思和锤炼,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摊开纸就动笔”。他曾这样说:“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得如许花边,殊不知我这些文章虽然很短,是绞了许多脑汁,把它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又看过了许多书,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①这种艰苦劳动、精益求精的态度,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让我们认真地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和艺术表现力,更好地发挥杂文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作用吧。
只作下简单回答,楼上已经回答得很好了。鲁迅先生的作品大多用来作为革命抨击只用,其后一段时间的作品更为显著,以讽刺为主,文章便是利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