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变迁与传承论文选题背景

（一）论文名称　　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二）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主要内容包括：⑴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⑵通过分析本地（校）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三）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　　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　　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五）论文写作的目标　　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目标定得过高，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六）论文的基本内容　　研究内容要更具体、明确。并且一个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他们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大家在确定研究内容的时候，往往考虑的不是很具体，写出来的研究内容特别笼统、模糊，把写作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基本内容一般包括：⑴对论文名称的界说。应尽可能明确三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⑵本论文写作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七）论文写作的方法　　具体的写作方法可从下面选定：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个案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资料法等。（八）论文写作的步骤　　论文写作的步骤，也就是论文写作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论文写作的步骤要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基础问题开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课题研究的主要步骤和时间安排包括：整个研究拟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起止时间。

据学术堂了解，论文选题背景就是写一些关于论文题目的研究情况，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值不值得研究等问题，论文选题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写作点：　　交代社会大环境　　再交代这个行业的大环境　　再交代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论文选题背景写作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如下：　　一、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本部分是要点出为什么要写本篇论文的问题，也就是写作的意图、缘由。意义与价值如果能区分开，就分开论述;如果不能，就合在一起说明。一般而言，主要从2个大的方面去写。一是理论意义与价值;二是实践意义与价值。　　理论意义与价值　　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1)就哲学的高度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2)就专业或学科角度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3)就某个理论角度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实践意义与价值　　主要包括：　　(1)就实际的工作实践活动未来发展趋势、前景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2)就实际的现在工作的实践活动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3)就实际的现在工作的实践活动改进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二、研究综述研究　　综述是梳理前人在本课题相关领域内所做的工作和尚存的知识空白，目的是为了确定自己论文写作的理由。　　一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表述：　　要写明本选题相关领域内研究对象的简要历史回顾。如历史由来、目前现状、未来发展趋势。　　要做国内外情况的横向比较。　　要对这些研究作出自己的评价。　　本部分的内容也可以将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中的内容加工后完成。在论文中，研究综述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是缺少分析评价。有的只是开列出了别人研究的论着，没有任何分析，以开列篇目代替自己的综述。　　综述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论述的资料有一定的数量　　研究所论述的内容相对集中　　研究的系统而全面性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整理　　三、选题的研究意义与目的　　确定自己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就是要讲明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自己将要做的探讨是什么?即为什么写这篇论文以及要解决什么问题。　　历史性意义　　实践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化乡土小说家的视角和心态　　从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背景看，狭义上的乡土小说是以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为内核的一种独特小说样式。知识分子是这种文化乡土小说的主要表现对象。文章从知识分子的理性和情感二种向度论述了文化乡土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认知性和写意性特点。　　一　　长期以来，人们对乡土小说的认识存在着一种极大的偏离，以为乡土小说写的是“乡”（农村），写的是“土”（农民）。故而“‘乡土小说’可与‘乡村小说’”置换，“主要是从小说题材、人物及其故事发生背景上所作的一种限定。” ① 这实在是把乡土小说等同于广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了。鉴于乡土小说在当代文学中的泛化，模糊了这一特定概念既定的文化内涵。本文提出文化乡土小说的概念，以区别于广义上的乡土小说。　　乡土小说作为20世纪的一种独特文学现象，从它产生伊始就蕴涵着特定的文化历史内容。严家炎就说过“乡土文学在乡下是写不出来的，它往往是作者来到城市后的产物” ② 。“城市”作为西方文化的象征，始终以文化的他者身份在乡土小说中或隐或显地表露出它的存在意义，从而构成了乡土小说文化冲突的另一极。乡土小说之所以更多地选择乡村为背景，主要是缘于有着中华传统文明积淀的乡村与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西方文明构成了文化冲突上两种差别巨大的生活环境。张炜在谈及他的乡土小说时说过:“乡村的东西更真切一些，变化少，新东西涌入一点也很快被溶解。比起城市来，它的力量更强大，更久长和悠远。这就更适合被拿来做依据，就象搞解剖要选个好的标本一样。” ③　　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来看，乡土小说显然与中西方文化冲突有着密切的同构关系。当“西方文明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逐渐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而且在总的方面影响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方向” ④ 的时候，它势必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转型时期世界观的斗争和价值观的复杂矛盾。一方面在理性上不得不认同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先天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以及目睹西方文明的入侵和西方文明本身所固有的种种弊端，又注定了他们以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价值选择。当这种文化矛盾已构成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和代言人，必然地会在小说创作中表现这一母题。以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乡土小说家，正是在这一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开始了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困惑和情感失衡的叙写。鲁迅的乡土小说理论突出地显示了其知识分子性的特点。鲁迅说道:“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在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 ⑤ 鲁迅的乡土小说理论显然侧重的是寓居在“北京”的知识分子，突出的是知识分子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西方文化视角对乡土的观照，突出的是知识分子“隐现着乡愁”的胸臆。以往对鲁迅等乡土小说观的阐述往往只是机械地以题材（农村）和人物（农民）为中心，而未能看到乡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重要意义，这恰恰违背了鲁迅甚至称之为“侨寓文学”的初衷。显然，鲁迅的乡土文学观，既不同于周作人对“风土”，“地域色彩”的表层把握;也不象茅盾那样特别强调时代、政治的因素。客观地说，周作人的乡土文学观倡导的是具有“地域文学”倾向的乡土文学;而茅盾的乡土小说观对于“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的重视 ⑥ ，使之与鲁迅的乡土小说观具有某种程度的暗合。但茅盾显然更强调的是在“特殊的风土人情描写”之外的“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 ⑦ ，使他关注的是农民的现实命运，并一度以“农民文学”来命名。它为后来在宽泛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石。而鲁迅的乡土小说观则把焦点对向了中西方文化冲突境遇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领域。尽管鲁迅、茅盾、周作人的乡土小说理论有着各自的侧重点，然而，他们却共同为20世纪宽泛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乡村小说的审美内涵。　　20世纪的乡土小说随着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加剧，加之受到鲁迅乡土文学观的影响，特别是鲁迅创作实践的带动，从整体走向上看，越来越呈现出文化的蕴含。从而与茅盾、赵树理初创的，柳青、浩然等作家继承和拓展的农村题材小说越来越有了明显的区别。20世纪的乡土小说随着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深入，也越来越被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所青睐。这种文化乡土小说，在题材上已不再是农村题材所能包含的了。它逐渐向城市的胡同和里弄渗透，在人物上也不仅仅是以表现农民为中心，知识分子已不再只是农民的代言人了。20世纪的文化乡土小说，把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和情感矛盾推到了小说的前台，着力展示的是中西方文化冲突境遇下知识分子自身复杂多样的精神状态。而单纯地写乡景、乡俗、乡情，以展示农村和农民的现实状况，展示平民乐趣的一种小说样式，那将是宽泛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当然，笔者不否认这些因素，以及方言的文化韵味，都可以构成文化乡土小说的必要（而不是必然）前提，但它并不是文化乡土小说的终极旨归。也就是说，它只是载体，而不是本体。鲁迅赋予乡土小说本体内涵指向的是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下的文化定位、文化漂泊和文化归属的范畴。它是一种文化小说，诗化小说。其实，从乡土小说着力表现“乡愁”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它的文化属性。乡愁并不产生于土生土长的农民，乡愁来自被故乡放逐的人们。而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和文化占有者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必然成为表现乡愁的当然代表。更何况乡土小说中的乡愁的“文化乡土”，“精神家园”的韵味，决非是农民和其他身份的人所扛得起的。传统的阅读经验，往往忽视了文化乡土小说中叙述者的身份，而直接表现知识分子文化漂泊，精神漫游的小说又一度被拒之于乡土小说门外，使得知识分子在乡土小说中的应有地位长期被悬置。而乡土小说的诗化性，写意性，亦使得一度只注重形象塑造的小说分析“忘记”了叙述人的心态。既如我们阅读鲁迅的单篇作品，确实容易忽视叙述人，尤其是叙述人的立场、态度、心境和表达方式，而把注意力转到了叙述对象上。然而，如果对鲁迅的文化乡土小说进行整体上的把握，那么，叙述者理性和情感的复杂矛盾心态就浮现了出来。我以为对于文化乡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应作如是观。　　二　　作为一种表现文化冲突的小说样式，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距离构成了小说叙写的广阔空间，也设定了这一文化冲突的内在张力。因此，叙述者的写作视域和写作态度就构成了文化乡土小说的决定性因素。这对于原发现代化国家的叙述者来说，由于文化发展的历史延续性，使他们的乡土小说往往表现为同一民族随着时代生活巨变而产生的新旧两种文化之间的同一文化内部的矛盾。它更多地表现出对往事的怀念，对传统文化消失的叹惋。而对于文化移植的后发现代化民族国家，乡土小说则呈现出文化移植、文化断裂、文化碰撞等等更加复杂的矛盾状态，因而更具有典型意义。特别是中国，由于中西方文化巨大的差异性，使得文化冲突表现得尤为尖锐，乡土小说家的笔触也尤为忧愤深广。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的文化乡土小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特别是鲁迅开放而深邃的现代理性意识和他内敛而又真挚的中华传统情愫，构成了他的乡土小说恢宏的文化张力，从而高度概括了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初期，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　　鲁迅作为中西方文化大碰撞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面对传统文化的衰微和西方的强势文化，他“别求新声于异邦”，毅然地选择了西方启蒙理性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盘性地否定。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鲜明地标示出两种文化冲突的尖锐性、复杂性，因而可以说是认知型文化乡土小说的典范。《狂人日记》以接受西方启蒙理性思想的“狂人”的视角透视中国的传统社会。于是，“狂人”看到了“正常社会”中的“正常人”看不到的封建礼教表层的仁义道德背后所隐藏的“吃人”面目。这种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全新的认知，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所无法理解的。只有接受了西方的启蒙理性——狂了，才能看清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小说思维观上的现代性、开放性和乡村人物的传统性、封闭性构成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巨大裂痕。其浓郁的理性色彩，深厚的文化内涵，决定了小说鲜明的知识分子立场。从而开创了中国20世纪文化乡土小说中一种注重认知性的小说范型，并绐后来的乡土文学以广泛的影响。从小说接受者的角度上看，这种注重认知性的文化乡土小说本身就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因此，它是先觉的知识分子对后觉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从认知性的角度上看，作品还通过狂人的反思，进一层地发现有着四千年吃人历史社会中的“自己也曾吃过人的肉”。并通过小序中叙述人的立场超越了狂人的视角，从而消解了觉醒后的“狂人”无法改造“正常社会”的“正常人”的启蒙尴尬。并以狂人后来的“早愈”和“赴某地候补”跳出了启蒙的怪圈。显示出鲁迅对中西方文化冲突深邃而清醒的认识，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在《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祝福》等系列小说中，作者都通过“我”作为“归乡”的知识分子的所见所闻所感，描绘了文化冲突背景下，知识分子“精神流浪汉”的形象。魏连殳和吕纬甫，也同属于流浪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知识分子。所不问的是作者更多地表现他们的消沉、颓唐，而赋予“我”更多的是迷途中的思考和对未来前途寻觅的含义。《伤逝》中涓生与子君从相爱到分离，亦可以看成是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一种寓言。小说以涓生和子君分别指涉西方和中国两种文化，通过“涓生的手记”这一独语形式，强化了两种文化交融的内在复杂性。并以子君的文化退守和自杀，从反面提示了中华文明的必然出路。小说中人物的孤独情怀，作品浓郁的感伤气氛，尤其是家的破裂，使之具有一种文化精神的漂浮感和文化家园的失落感。应当指出的是，鲁迅的文化乡土小说指向的是知识分子思想和情感的特定状态和特殊情境，即知识分子作为西方文化的接受者，他们从民族情感的集体无意识中本能地产生了对西方霸权文化的排斥;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人，他们在理性上又不得不对落后的民族传统文化予以坚决地否定，特定历史把文化承传者的知识分子推到了文化失范的现实境地，迫使他们游走于文化荒原之中。知识分子文化品格的精神性特点，使之在小说的形象塑造上与农民、工人的形象有着截然的不同。知识分子的精神特性，使得知识分子形象更多地呈现为认知性、意象性。鲁迅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对中西方文化冲突下的理性思考和情感态度，描绘了知识分子复杂的思想意识和心灵矛盾的。　　鲁迅以文化启蒙为己任的乡土小说，决定了他对西方启蒙主义采取的是工具理性的策略，他在早年说道:“洞达世事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显示出一种“拿来主义”的观点，以使对西方理性的吸收，“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⑧ 。这使他的乡土小说，带有整体上的象征性。正如美国学者F·杰姆逊所说，是一种“民族寓言形式”。他笔下的乡村和农民常常只是一种寓体，是被看，目的在于表现知识分子对封建文化的彻底反叛，对传统知识分子自身的反省和对先觉的知识分子文化尴尬的深情返观。因此笔下的农民只是愚昧和麻木的文化符号，是传统文化的形象写照而已。　　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一大批乡土小说家，象王鲁彦、许杰、彭家煌、台静农、萧红等，他们在创作视角上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鲁迅的启蒙理性的文化观照立场，显示出对乡土社会的超越性认知，正如鲁迅说的“看王鲁彦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所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他所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乐土。” ⑨ 尽管王鲁彦和许钦文乡土小说的创作心情各不相同，但都表现出用现代西方启蒙理性对乡土的审视。当然，他们无法超越鲁迅高屋建瓴的文化视角，却使文化乡土小说在二三十年代蔚然成风，很好地配合了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　　30年代茅盾以政治理性视角写下的《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40年代赵树理以实用理性的视角写下的乡村小说，在知识分子的乡土观照立场上，有了不同向度的开拓。然而，由于作者阶级意识的逐渐强化和对农民现实政治命运的过多关注，使他们的小说文化性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所削弱，因而在整体上表现出向农村题材小说领域倾斜的趋向。受他们的影响，乡村小说一度回避了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主题。以致在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农村题材小说的泛滥。而鲁迅知识分子立场对乡村文化进行理性透视的文化乡土小说，则直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才有了新的崛起。　　客观地说，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五四以后中西方文化的第二次大融汇。如果说五四时期出现的文化大碰撞，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屈辱的状态下，对自我文化的彻底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被动性接纳的话，那么，80年代的文化大交流则表现出中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一种对等性互换。尽管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二次文化大碰撞有着种种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是文化碰撞在整体上的相似性却使80年代在文化吸纳上有着宛如回到五四时代的感觉。伤痕、反思背景下的乡土小说，就是在这一特定情境中，以回归五四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的认知形式出现的。而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则标志着乡土小说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寻根文学”以质疑五四的姿态，承继了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文化追寻。“寻根文学”的理论主张鲜明地标示出其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探求。因此，它是鲁迅以改造国民性为目的的反传统的继续。所不同的是，鲁迅面对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初期，面对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他采取的是彻底反传统的策略。而寻根文学家则表现对中国传统文化劣根和优根的双重揭示。象韩少功，这个最鲜明地表现出知识分子理性自觉的寻根小说家，他的乡土小说，文化冲突的意味就显得特别明显。他的《回声》、《爸爸爸》等作品，知识分子虽然表现为不在场，但作者以叙述者的理性逼视，使传统文化浸染下的农民麻木、愚昧的根性昭然若揭了。小说塑造的根满和丙崽形象也同鲁迅刻画的阿Q一样，具有传统文化的象征性，从而在叙述者的理性意识和被描绘的农民形象之间构成了两种文化冲突的内在张力，显示出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洞见。　　在以西方启蒙理性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观照的乡土小说中，知识分子就如盘旋在空中的风筝，一方面由于距离，深化了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另一方面，又由于受到特定文化的牵引，表现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自身文化的情感眷恋。这种文化冲突的历史必然性，注定了知识分子文化漂泊者的命运。鲁迅以其深刻和清醒，使他既最大程度地拉开了“风筝”与土地的距离，又能够跳出风筝线的两端，以彻底的反传统对知识分子和农民进行双向批判。赵树理等作家则以拉近“风筝”与土地的距离，表现出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但却使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和乡土小说的文化韵味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韩少功等寻根作家，则试图给风筝寻找新的支点，这使他们的种种努力，不仅在视角上没有跳出风筝线的两端，反而淡化了理性批判的力度。因而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认知性上并未超越鲁迅，只是由于他们的乡土小说，在现代化进程中时间上的延伸和地域性上的开拓方而，丰富了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不同表现形态，并使鲁迅开创的文化乡土小说回到了文学叙写的中心位置。　　三　　如果说20世纪的乡土小说家在理性认知上更倾向于西方文化立场的话，那么他们在情感态度上则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立场的倚重。在这一点上，鲁迅的乡土小说仍具有范式意义。鲁迅《故乡》的归乡模式和《社戏》的童年回忆视角，给20世纪的文化乡土小说创立了二种诗学的范式。《故乡》以开头的景物描写和叙述者低缓阴沉的语调营造了游子归乡的落寞心境，那想象中的故乡和现实中满目疮痍的荒村形成的反差，使归乡人不禁要怀疑“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显然，现实中的故乡是令人失望的，旅居他乡的游子每每只是在记忆中编织他心灵的故乡罢了。一旦面对现实的乡村，必将粉碎归乡人心灵的梦幻。这使得文化乡土小说中的归乡模式具有了现实和理想，客观和主观，现在与过去的时空距离，而游子的无家可归，有家难归和归乡又逃离也都有了寻找精神家园的文化寓意。而《社戏》的童年视角亦使怀乡具有诗学的特征。小说通过“我”对城市看戏的不满，以对比的方式勾起了对童年在家乡看戏的回忆。需要指出的是，“看戏”只是勾联城市和乡村的一种生活契机，作者的指涉显然关乎的是现代城市文明与传统的乡村情结。小说的回忆实际上暗示了叙述人当下时间和空间的缺失，暗示了叙述人此在的孤独和焦虑，而回忆产生的童年梦幻，亦宣告了叙述人对当下城市生活的否定，这种以回忆建立起现实城市和梦想中的乡村的对比关系，构筑了小说时空上的巨大张力和主观心理的极大反差。从而把知识分子归乡的孤寂心态和怀乡的精神漂浮感烘托了出来。　　鲁迅乡土小说价值论上的反城市化情绪，被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接受了下来。所不同的是，鲁迅饱含两种文化冲突的理性认知与情感价值选择的矛盾，在废名、汪曾祺笔下渐渐被隐没了。废名的《桃园》、《菱荡》、《桥》等乡土小说，“作者用一枝抒情性的淡淡的笔，着力刻划幽静的农村风物，显示平和的人性之美。” ⑩ 因此，他构筑的是纯感觉的东方乌托邦。只是由于作者回眸式的追溯笔调，使空幻的乌托邦，在表象的牧歌声中流溢出忧伤的挽歌情调。而汪曾祺的《鸡鸭名家》、《老鲁》，以及80年代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则以貌似无主旨的民俗风情展示，流溢作者对传统文化人性美质的依依眷恋。因此，同样具有挽歌情调，只不过汪曾棋的作品更多一些暖意，更突出一种美的力量而已。三四十年代最能体现鲁迅价值论上反城市化情绪的乡土小说家是沈从文。虽然，沈从文直接师承的是废名山水田园诗般的乡土抒情小说，但在废名笔下，“其作品显出的人格，是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面的……这些灵魂，仍然不会骚动，一切与自然谐和，非常宁静，缺少冲突。” 11 而在沈从文笔下，则“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在这一方面“似较冯文炳君为宽且优。” 12 也就是说，废名的乡土小说营造了桃花源式的封闭世界，内中的人物“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沈从文的乡土世界“则展示出乡村社会历史文化的常数与现代文化的变数交织而导致的矛盾冲突及人的生存悲剧” 13 。沈从文的《边城》，那白塔在老船夫死去的暴风雨之夜的坍塌，《长河》中象征着现代文明种种罪恶的队长和师爷对桔园的闯入，都具有中西方两种文化冲突的隐喻性指涉。沈从文小说的人物类型亦从整体上体现出中西方文化的对立模式，他笔下的人物大抵呈两类三种状态，一是文明社会熏染的城里人，他们是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的畸型人，与之相对的是乡土文明孕育的理想人格，象翠翠、夭夭、三三等，第三种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正在被现代城市文明侵蚀的乡村失态人，象《萧萧》、《丈大》、《贵生》中的主人公。正如杨义所说，沈从文对人性的选择依据是“扬卑贱而抑豪绅，非都市而颂乡野” 14 。这使他的反城市化情绪较之鲁迅显得更加突出和鲜明。　　然而，无论是沈从文，还是废名和汪曾祺，他们的乡土小说都较少直接以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而知识分子的文化乡愁主要是通过叙述中此在乡村与彼在城市的比照，通过叙述人的情感态度、叙述笔调、氛围、烘托出来。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理性意识，决定了他们对势不可挡的现代化的认识。他们的乡土写意小说，不过是现代文明冲击下乡村美丽风俗的最后一道风景。这使他们的怀乡小说在表面的牧歌声中笼罩着一股浓郁的哀怨底色。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乡土写意小说主要面对的是知识分子读者群。尽管沈从文以及后来的贾平凹，张宇等怀乡小说家往往自命为“乡下人”，但是，他们小说的文化色彩、情感价值取向，甚至是语言、描写手法等等，都与赵树理那种真正写给农民看的小说相去太远，尤其是他们的乡土小说，从总体上流溢出来的对正在消散的传统文化的伤悼之情，也更象是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绪。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传统文化的怀旧情绪，是蕴含着对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深刻思考的，是蕴含着对文化现代化深入反思的，是蕴含着对民族文化新生憧憬的。因此，新时期当汪曾祺回忆起“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的时候，那正是对文化怀乡小说的追忆。而寻根后小说的出现和深化，则标志着对民族文化前途关切的乡土写意小说有了一种新的开拓和延伸。　　80年代中期寻根作家在理论上鲜明地打出了推崇民族文化的旗号。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说:“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厚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 15 表现出民族文化观念的自觉。只有把情感立场转向民间的、民族的文化，才能发掘民族文化潜藏着的“优根”。于是，寻根作家们纷纷到传统文化的蛮荒之地，到民族的亚文化中去寻找民族文化的新的源泉。韩少功试图复活楚文化的瑰丽，贾平凹热衷秦汉文化的气象，阿城崇尚道家的超脱，莫言则张扬初民的野性。寻根作家意在重建民族文化精神的小说，使他们一方面努力去挖掘传统文化的优根，而另一方面则对现代文明社会的人性蜕变、道德堕落予以激烈的抨击。寻根作家理论的自觉，使得他们的乡土小说文化冲突表现得异常明显。像贾平凹的《浮躁》、《土门》、《高老庄》、《怀念狼》，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家族》、《柏慧》，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暗示》等。小说在标题上就具有某种象征性，而在题材上则都是以小村庄寓意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并通过人物的兴衰展示文化冲突中的宏阔社会历史图景。特定的文化内涵决定了知识分子形象也被推到了小说的主体地位，像贾平凹笔下的金狗、子路、高子明，甚至是《废都》中的庄之蝶，《白夜》中的夜郎等，张炜《古船》中的隋抱朴，隋见素，《家族》和《柏慧》中宁、曲两家的三代知识分子。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暗示》，则以叙述人的知识分子立场看取“马桥”和“太平墟”在物质贫困中的精神亮点，打量“城市”物欲膨胀下的人性失落。即如贾平凹的《高老庄》，建构了以子路为中心的两大人物系列群，而目的在于从整体上“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 16 。因此，子路的还乡和离乡就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困惑到精神突围的写意。这一点在《怀念狼》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一方是城市来的施德（失德）和黄疯子，一方是乡村的傅山（负伤）和烂头。从而突现了“我”（高子明）游走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窘境，和在这窘境中立足民族文化兼收并蓄的开放文化观念。　　20世纪中国的文化乡土小说创作，诚如乡土作家张宇在《乡村情感》中的自白:“我是乡下放进城里来的一只风筝，飘来飘去已经二十年，线绳儿还系在老家的房梁上。” 17 “风筝”形象地概括了乡土作家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以现代理性关注乡土中国的文化视角，而风筝与土地的关系则决定了他们立足传统文化的历史宿命。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创生的，以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为内核的乡土小说，随着现代化的深入而发展，也将随着乡土社会历史的终结而转移。　　　　从现代化进程来看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　　在谈到现代化进程中的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的特点时，我们必须先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现代化也叫近代化，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其核心是工业化。从历史进程看，从落后的封建社会进到工业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代化贯通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社会主义确立、发展的全过程，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趋势。从内容上看，它是以科技为动力，以工业化为中心，以机器生产为标志，并引起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全方位变化的一场社会变革。在中国近代，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就是实现社会转型，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近代社会。　　而乡土小说，根据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所说 “……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所以，所谓乡土小说，主要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　　从这定义，即可知乡土小说所要描述的，不是在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而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古老的农村文明。　　。。。。。。。。。　　

乡土文化变迁与传承论文选题

据报道，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千百年来，乡村文化凝聚着乡土之美、人文之美，乡村振兴同时还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千百年来，乡村文化凝聚着乡土之美、人文之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表示，目前我国乡土性特征已经发生变化，乡村社会的实体结构及乡土文化呈现新趋势，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后乡土性特征。乡村文化振兴，要体现浓郁的当代特色，伴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和城市文明的扩张，传统乡村文化被忽视、被破坏、被取代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些地方传统生活形态、社会关系日趋淡薄，乡村文化日渐荒芜。同时，厚葬薄养、铺张攀比、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等风气蔓延。农村是人情社会、熟人社会，要在红白喜事、结婚彩礼这些“关键小事”上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止不良习气蔓延。乡村文化振兴，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提升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民族振兴与文化重塑可以从重塑乡村文化，中国梦进行描写。例文：中国梦是个体梦与群体梦的辩证统一，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最终落脚点都是人民的幸福。只有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民族才会振兴，国家才能真正强大。因此，重构乡村文化生态系统的文化设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文化设施的建立、文化资源的保护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乡村的规划、建设环节都应该代表着新时代语境下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重塑乡村文化生态应紧密结合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建设，深入挖掘乡村特色文化符号，盘活地方和民族特色文化资源，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促进文化资源与现代消费需求有效对接，推动文化、旅游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文化生态应该是一个包括自然、社会、人类、文化、经济等综合的复合有机整体，乡村文化生态规划要将生活与生产、伦理与教育、道德与法律、民俗与文明相结合，打破乡村和城市的二元对立，形成城乡优势互补和良好的互动关系，具体可以从五个方面着重推进。一是重构以人才体系为基础的乡村主体。重构乡村主体需要内外主体的共同努力，建构新型社群，通过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建立多层次文化人才队伍。新型的社群人员包括原住村民和新村民（乡创人员、志愿者等），将现代高效的组织模式融入以血缘为纽带的乡邻关系之中，建立共生社群。应创新用人机制，在机构编制、职称职级、福利待遇等方面向基层文化人员倾斜。应利用公益组织、社群组织建立相关的乡创人才基地，吸引志愿者、青年驻村参与建设。重视培育提升农民文明素质和专业技能，形成良性自我发展机制。二是合理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乡村振兴的核心要求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让各类生产要素与农村的土地、生态、景观、文化等资源有效结合进而形成产业。其中，农业是乡村产业第一发展要务，在农业的基础上再适当发展第三产业，尤其要做好农业、旅游业、文创业的整合统筹。建设和发挥好互联网文化平台作用，开发和建设“一站式”且“互联互通”的文化资源集成云服务平台，加速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在农村文化服务领域的转化和应用，开展“菜单式”“订单式”文化信息服务。三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发展。一方面，要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发展，促进城乡之间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要保护与传承乡村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优先保护好历史文化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保护和激励传承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主要集中在手工技艺、表演艺术、口头文学等领域，对于乡村的文化生态系统有着不可取代的独特地位。四是重新构建乡村特色教育。在教学理念上，要加强乡土文化的教学和研究，打破城乡统一的考试评价标准，增加实践内容板块。在教育对象上，要对学生加强具有乡村特质的品质教育，同时培养开放意识、合作意识以及创新精神等现代文明素质，培养一批懂乡村、爱乡村、造乡村的优秀在地人才。在教育实施上，要培育教师的乡土情怀，切实解决教师待遇问题，突出乡村教师在乡村建设中的重要力量，建设一支稳定、高素质、充满乡土情怀并致力于农村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五是重塑现代乡村文化空间。重塑现代乡村文化空间，要重新通过空间、材料和在地社区，寻求乡村文化空间与乡土文化的联系，着重加强村落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保护性利用。在居住空间方面，需要考虑现代生活方便，但更要遵循保护村落整体风貌，保留建筑格局、外观的旧有形式，内部条件现代化，使得民居建筑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得到传承。在公共空间方面，中国乡村最普遍和最重要的空间和场域主要是祠堂、礼堂和图书馆，这些应在新农村规划建设中作为重要元素统筹考虑。此外，乡村文化生态系统的重构涉及多个方面，在推进实施的过程中还需处理好三组核心关系：一是外来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关系。要坚持村落文化的本原性与主体传承性，避免外来文化对乡村文化原生态的破坏。二是社会资本与原住民利益分配的关系。要规范化协调好外部社会投资力量与原住民的利益冲突，注意协同合作、资源使用、收入分配等问题。三是当前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要注意乡村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搞好规划与监管，避免可能造成乡村环境恶化的各种因素。三是当前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要注意乡村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搞好规划与监管，避免可能造成乡村环境恶化的各种因素。重构乡村文化生态体系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系统工程，需要来自乡村内外的共同努力，要坚持系统设计、科学规范、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构建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生态体系，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更大文化动能。扩展资料乡村文化的重塑在广大乡村，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要加大对乡村教育资金和资源的投入，改善乡村地区的教育条件，利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采取多样化的教育方式，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增强其文化意识和主体意识。由于人口流动带来了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的变化，所以，要根据不同群体采取不同的教育路径。针对留守妇女，应利用农闲时间、开办文化补习班，开展适合其参与的公共文化活动，使其在参与中提高文化水平，提升文化自觉意识。把乡村教育复兴起来，否则未来人才就是个问题。留守儿童也好，流动儿童也好，流浪儿童也好，他们急需的就是现代教育支撑，没有良好的教育就没有良好的素质，没有良好的素质就不能从事现代化的工作，没有现代化的工作就没有现代化的收入，由此就会进入恶性循环。将文化自觉作为培育农民文化意识的前提，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农民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理应主动地去了解、明确自身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特点及未来走向。

举例：　　潮汕民居的传承与变迁　　衣、食、住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起码需求，即便是在原始社会阶段的人也是不能缺少的。住，也即民居，是建筑之起源，它是用物质材料和技术手段所构建的，以满足人们各种需求的活动空间，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一项活动《韩非子·五蠹》曰：“上古之世，人民少，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民居即在这种历史背境中产生，而随着社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不断丰富而逐渐发展，它既是一种科学技术的生产活动，又是一种具有精神性的文化行为，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历史、地理、自然环境对人类建筑活动有着重大的影响，生活于不同区域的人们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不同，都会尽量地利用当地的天然建材，创造出适应当地自然环境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建筑形式，它包含着某一区域的历史、文化积淀，思想潮流和审美观念，反映了某一区域的地方文化特征，民居是最能体现区域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建筑之一，它把一个区域的文化特征和人们的精神、物质追求用技术和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潮州民居由于潮人的民系特点属福佬民居，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早在清初就引起外界的注意。康熙·林杭学《潮州府志》（下称《林志》）和乾隆·周硕勋《潮州府志》（下称《周志》）曾对潮州民居作如下描述：　　营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重祀田，比屋诗书经诵之声相闻，彬彬乎文物甲于岭表。（《林志》）　　望族营造屋庐，必立家庙，尤加壮丽。其村坊市集，虽多茅舍竹篱，而城廓中，强半皆高闰闳，厚墙垣者。三阳及澄、饶、普、惠七邑，闾阎饶裕，虽市镇也多鸟革瀈飞。家有千金，必构书斋，雕梁画栋，缀以池台竹树。民居辄用蜃灰和沙土筑墙，地亦如之，坚如金石。即是飓风摧扑，烈火焚会，而墙垣卓立无崩塌者。界过惠州、嘉应，虽间有之，然不及潮远甚。（《周志》）　　林杭学、周硕勋简明地介绍了清初潮州城乡之民居建筑大势、环境、工艺、材料、质量和体现出来的潮州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由于有这些观念和意识，才使潮州民居建筑成了一种具有自已区域特色的传统形式。　　潮州民居的发展轨迹　　潮州民居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期，潮州原住民的居住方式今己渺不可考，澄海汉代龟山遗址，是一处占地近2万平方米的大型建筑群。其中f1建筑基址的建筑平面为长方形，中间为夯土隔墙和柱础，似乎是条状排屋；f2建筑基址平面为圆形，垒石墙；f3建筑基址已破坏，但依然可辨出是一处三合院式建筑，后部为一堂二室，隔着过道，前部两侧是廊房，中间是庭院，整座建筑夯土作墙，出土柱础石较多，内部似多出使用柱子承托梁架；f4建筑基址长方形，用隔墙分成东西2间，建筑的外墙和隔墙都是夯土墙，同时还出土有地砖、瓦当、瓦顶、筒瓦等。上述出土建筑基址表明了汉代的建筑水平和中原建筑文化已向粤东传播，其中的三合院式建筑可以说是后期潮州民居发展的雏形；同时从出土的瓦当、瓦顶可以证明宋代苏东坡《与吴子野书》言瓦屋始于宋广平之说不成立。　　晋代的建筑遗构，今也难见实物，揭阳新亨镇九肚山发现的晋代全木构房屋，坐北朝南，平面方形，室内长宽各为5米，高5米，竖木为墙，屋顶盖木板覆以粘土。这可说明这一时期潮州民居建筑形式和用料工艺已不亚于岭北地区。　　唐宋代是潮州建筑迅速发展的时期，民居用料方面，在潮州发现的多座唐窑中，仅春光窑上埔就有26座，窑址出土了建筑陶瓷印纹砖、瓦当、筒瓦、板瓦。出土的印花瓦当有椭圆形和圆形两类，表面模印莲花瓣和菊花瓣纹，图案规整，手法熟炼，竟与西安大明宫出土的瓦当一样。潮州唐墓曾出丈一块莲花纪年砖，刻有“仪凤四年”（639）铭文。北宋苏东坡《与吴子野书》云：“岭外瓦屋始于宋广平，自迩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鱼鳞鸟翼，信如张燕公之言也。”从唐窑出土和东坡的描述，虽宋广平之说不能成立，但也可知民居已普遍采用砖瓦，且烧制水平已不亚于中原。可见该时频潮州民居建筑风格逐渐形成，为时人所关注。宋代能见到实物且得到保护的最早期潮州民居建筑要数国家历史文物保护单位——许驸府，它位于中山路萄巷东府埕4号，为北宋许珏府第。因许珏尚宋太宗曾孙女德安公主，故潮人称之为“驸马府”。该府始建于宋英宗治平年间，历代屡有维修，但至今仍然较好地保留原建年代的布局、构造特点型制和建筑风格。其平面布局明显是明清时期驷马拖车的雏形。　　明清时期，由于大量的八闽、江西移民迁居潮州；东南各省的游宦；活跃于全国各地的潮商带来了各地的建筑文化，使潮州民居建筑走向成熟，民居建筑也已形成了保留古制、形式趋同、恪守礼制，重视教育。讲究实用，突出兼容、轻巧通透、工艺精致等自已的诸多风格（另文）。这个时期的实例在潮州遍处皆有，从这个时期的实例可以看出潮州民居建筑己形成自已的风格，成为中华建筑文化一颗璀灿明珠。清代后期，因潮州濒临东南亚，跨国商贸活跃，潮州是著名侨乡，侨民甚众，且旅外潮人有于外创业，回乡建屋之习惯，在回乡建屋同时他们带来了侨居地的建筑文化，民居的建筑风格又融入了东南亚和西方建筑的因素并逐步趋向现代化。这个时期的民居大量保存至今，且基本完好，是我们研究潮州民居建筑文化的证例。　　潮州民居的类型和风格特色　　潮州民居的类型很多，最基本的形式为“下山虎”和“四点金”，其它的民居形式如：“百凤朝阳”、“驷马拖车”、“三壁连”等规制多以“四点金”、“下山虎”为基本单元组合衍生。在一些山区、乡镇尚有不少堡寨形式和带有客家特色的民居。　　潮州民居在早期较多地受到中原文化的渗透，后期较多地受到八闽、江西文化的浸润和江南、广府文化的影响，加上自身地域的自然、经济、人文特征，使之成为既是中华建筑文化之一脉相承；又既有别于中原和北方民居建筑的凝重、鲜艳；又区别于江南民居建筑的俊逸、清纯，逐渐地形成自身的民居风格。　　1、保留古制形式趋同　　潮州开发迟于中原，而民间工匠的建筑技术主要是靠师徒相承的私授形式。因此，在古代信息传播迟慢的条件下，对中原的先进技术有着传播过程之时差。一些珍存之民居在细部结构上至为难得地保留了前代的古制，一些几经重修之民居因格守原则而较好地保留古制，如“斗栱之斗底皆刻皿板”，是见之中唐之前，远者可溯至战国时期（战国时期中山国铜方案上的斗栱模型，斗底即刻有皿板），这种做法在中原地区宋代遗构已为鲜见，而在潮州民居中自宋至清如许驸马府、猷巷黄府尚存此唐代之前古风。　　自然环境与民系文化的同一性，使潮人的生活习惯与审美情趣具有许多共通点，反映于民居上就有风格的趋同性。同全国大部分民居建筑一样，潮州民居均恪守对称的布局，它们都有明确的中轴线，以厅堂为中心组织空间，左右对称、主次分明，规模大时则纵向延伸或横向发展，规模更大时则多厅堂组合，或并列数条轴线，形成多院落组成的大型民居，因为带有祭祖、敬神的功能，因而厅堂的中心地位在空间组合中处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2、轻巧通透工艺精致　　轻巧通透是潮州民居的重要特色之一。　　所谓轻巧，一是单体体量较小，普遍不及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民居建筑的宏敞高大；二是外表视觉效果不及中原地区之威严，也不及江南地区之俊逸。无论是屋顶的曲线、檐角的举翘、门面的布局、颜色的涂饰只要作一比较，就可以感受到潮州民居的特色。以色彩为例，北方喜上下均重彩，金碧辉煌，团花簇锦，显得雍容华贵；江南喜用素色和黑色，颜色清纯，与水乡之环境协调。而潮州民居的色调较之偏灰浊，着重于屋脊、梁架、墙头、檐下等重点部位加强装饰，而这些装饰构件往往同建筑构件的实用功能有关。在潮州民居中，通常是灰麻石或灰面勒脚，贝灰墙面，灰瓦屋面，唯有屋脊和山墙、大门口才饰以较为鲜艳悦目的灰塑、嵌瓷、彩画、木雕、石雕，在屋檐与屋面交界处常施以黑色边线，画上彩色（有的黑色）卷草、悬鱼、夔纹，使轮廓醒目，在强烈的日光下，丰富了立面的变化，表现出传统建筑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所谓通透，是指建筑从整体上注意透风，既有利于建筑材料去潮防朽、延长寿命。更着眼于地处亚热带地区的潮州长夏无冬的自然气候条件下，使居住活动舒适凉快。潮州民居注重整体环境设计达到室内降温效应，形成一个适宜人居的冬暖夏凉的建筑环境。为使空气流通，采用前低后高，巷里对直以兜风入室，此所谓之“露白”，加强了室内的穿堂风和足够的日照。在民居向大型化组合发展的情况下，横纵之间以火巷、屏风、槅扇等相隔，既通风、又防火、便交通、达到形式上的分隔。就是照壁、砌砖窗花、厅堂、门口采用的门罩、拦干门、闪门、博古等空间分隔构件，都以不同材料做成通雕，以利空气对流，达到分而不隔，更使石雕木雕等传统工艺有用武之地。木结构多采用彻上露明造，让所有之建筑构件通风透气，木材尽量外露以防白蚁、防腐朽，庭院内多为敞厅，门窗多朝天井，一般人的天井都设有花圃、水池、花木、莲缸、四季常青、静谧幽雅、更有利于调节室内温度。这些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潮州民居的通透特点。　　3、恪守礼制，重视教育。　　嘉庆《澄海县志》曰：“大宗小宗，竞建祠堂，争夸壮丽，不惜资费”因为宗祠是联系族人、举行宗族活动之纽带，也是衡量宗族实力之窗口。它在强化封建礼制上的作用与影响不言而喻。在民居中，礼制秩序对其建筑格局和使用功能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如百凤朝阳式宅院、门厅会客、后厅设龛祭祖、中厅可行各种大礼；中厅西侧大房，乃家长之居室，前院为客房，后院为内眷，火巷排屋则为族人、佣人之住所，这种格局，切实地体现了父权统治，男尊女卑、主仆有别的伦理秩序，即便是最基本的“下山虎”、“四点金”，上厅正屋，一定要高于下厅，大房的纵深长度也一定要超过下房，上下的尊卑等级绝不能越雷池半步。　　在装饰题材中，二十四孝、忠义戏曲故事、以及英雄神话故事、渔、耕、樵、读等传统题材使用频率最高，学为民居之彩画、木雕、石雕用于大门、闪门、隔断等构件之上，这无不体现其建造者敦敦之教诲。　　又“家有千金，必构书斋”（《周志》），简单8个字刻画出潮州文风之盛，从此更可看出潮人对教育重视之程度。　　4、讲究实用，突出兼容。　　潮州地处亚热带，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境内河海交汇，雨水多、台风多，洪患多，建筑物须立足于实用、牢固上。又因潮州森林资源不丰，故建筑材料以石材、泥沙、贝灰为主，《周志》称“民居辄用蜃灰和沙土筑墙，地也如之，坚如金石。即遇飓风推扑、列火焚馀，而墙垣卓立无崩塌者”贝灰沙的广泛应用，是潮州民居建筑的一大特色。　　潮州民居屋顶多采用硬山式，因为它所有的屋顶形式中有更好的搞风防火性能，而且出椽不长，不易受淋，为了防风，屋顶偏于平缓，又适当降低高度。檐口加封檐板以阻挡气流进入；屋瓦铺双层，以利隔热，瓦面交接处抺灰做成瓦垅，以增加屋面重量以及前述的轻巧造型、通透石雕、木雕构件等等无不体现潮州民居讲究实用的特色。　　至于突出兼容，明中叶以前，潮州民居建筑多受八闽文化和中原文化辐射，此后由于潮商在江南一带活动频繁，则受到江南文化较大影响，近代则较早吸纳了一些海外文化因素，正是这种海纳百川式的兼容，才使潮州民居的不断发展，显得绚丽多彩又风格独具，近代以来，海外的建材、模式以强劲的势头进入本土，许多民宅纷纷使用“红毛灰”、玻璃、瓷砖、如蒪园之建玻璃厅（民谚有“起大厝，激玻璃”之句），澄海陈慈黉故居的拱门、檐梁内容中甚至用了英文字母，门窗饰件兼用嵌瓷与石膏构件、地板用马赛克。顺德居的书斋装饰，以及遍处皆是的古城区沿街骑楼等……。但是这些居宅、园林的总体布局和外观大都以潮州建筑传统风格为基调，反映了潮州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对外来文化的善于融合吸收的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客家民居作为中国五大民居之一，客家土楼和围龙屋已经被新一代的客家人彻底抛弃。随着时间的推移，客家民居如果不加强保护力度，有可能会成为历史永远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潮汕民居的传承与发展，为保护潮汕艺术精品寻找到更好的天地。随着新型建筑材料的不断应用，潮汕民居本身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现代的磁砖和大理石等在潮汕民居中的应用，极大地丰富了潮汕民居的艺术风格，使得原来守旧落俗的潮汕民居又焕发了新的风采。当然，这种以生活功能为主潮汕民居的发展并不能从整体上说明潮汕民居的发展与创新。　　作为潮汕文化中的代表之一，潮汕民居的传承体现的是一个地域文化的特征。在这一个传承中，我们看到了中原汉文化的身影，同时我们也看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精华。而潮汕民居在吸收这些精华的时候，无疑会对潮汕民居的发展与创新产生影响。潮汕民居的兼容并蓄不仅仅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和广博，也体现了潮汕文化的海纳百川。我们有理由相信，潮汕民居以及整个潮汕文化在未来的发展中会朝着这条路继续延伸。

中华民族振兴了，看看我国的高速贯穿大江南北只不过要收费，我国的国民富裕了看看高楼大厦只不过大多都是房奴，国民一部分人富了看看私家轿车只不过油价是美国2倍，国民消费水平也提高了只不过食品不太安全，看看中国的企业多么强大只不过是国有垄断，2000字应该好写

乡土文化变迁与传承论文题目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蕴含的文化博大精深。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汉字，文化一直就在默默地流传。看着清逸俊秀的瓷器，古朴贴切的陶艺，心里顿生一股慰藉；看看那古老的前人遗迹，似乎能窥出历史的痕迹；每当阅读者那一卷卷诗书画卷，我们仿佛被洗礼；还有那些精细的民间艺术-------，我们应该幸福，因为我们身在一个文明的国度，在传统文化的培育下成长！　　第一，亮即将传统文化的亮丽面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是宝剑就得用上沙场，而不是藏而不露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消逝。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到现实生活中走一趟就明白了，在大学生中调查，有又多少人看过四大名著，恐怕为数不多吧。倘若在问他们对《论语》的看法，他们恐怕也知道”子曰”吧。由此可见，对于真正的古典文学内涵，当代人知之者甚少。从这些广泛文化来说，国人尚且不够了解，更不用说那些本来就不出名的文化了，基于这一状况，政府部门需要加大力度彰显地区文化，打造属于自己特异的文化，并对外多举行一些活动进行宣传，不然再精髓的东西都不能端上菜盘子上，让大家尽情享用文化大餐。其实，现在的旅游文化承载了不少其它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且吸引了大量游客，在此期间，这些游客慢慢地接受者文化的熏陶，自然而然会对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继承和发扬。举个例子来说，一位游客去过黄鹤楼，那么，他定然会联想到崔颢的诗，进而可能阅读唐诗宋词，甚至古代文学，这样下去，就产生了连锁反应，当然这是比较乐观的想法，但这至少是一个方面，我想我们更该做的就是把文化多元化，多样化地呈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当然不能把文化低俗化，比方说将文化变卖成获利工具。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压制和废弃。在传统文化深入人心的时代，人民身心安稳，过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生活；而当今的人们却将自己锁在一道道铁栏内，社会活动中还会受到频发恶性事件的威胁，这是多大的反差啊！看看二战后的日本，在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继续在家庭、学校、公司、政府部门保持固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以兼收并蓄的方式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美国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代表，其犯罪率居高不下。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为其日益严重的社会乱象深感不安，有识之士已明显地体会到他们崇尚个体，倡导竞争的想法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他们开始在东方文化中寻找救世的良方。许多著名大学纷纷开办汉学系，美国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基金，组织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现在比较重视软文化的输出，也举办了很多展现传统文化的活动，比方说法兰克福展，中国就展现了很多传统文学，在德国书画展中也带去了活字印刷相关内容。　　太多人对于传统文化过于冷淡，原因是很多的，如今的网上快餐文化队传统文化就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大家在生活节奏飞快的现在，都把眼光投向了五彩缤纷的都市生活，迷恋上了网络，喜欢在网上吃快餐文化，其实自己接受的文化精髓很少，大部分都只有一时的感验。如今的这种情况让众多文化学者产生了危机感，因为一旦传统文化被抛弃，我们将不再是炎黄子孙，我们将不再是一个拥有多文化的民族，所以唤醒当代人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是很急迫的，非常必要的。　　第二，拓展，即将传统文化用一种易接受的方法输送给当代人。对于传统文化，很多人可能觉得非常枯燥乏味，他们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去耗，因此，我们就得一反常态，用创新的思路来教导他们，当然不能改变了文化的实质。比方说用讲座的方式来讲述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样既生动有趣味，定然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我们还通过电视来讲授文化，如今的百家讲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明显，这样的形式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更不用说像易中天这样的教授，讲的既有风趣又比较深刻，还有于丹的条分缕析，道理其然，能够被大多数人喜欢。又如中国眉山东坡国际文化节，此次文化节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七大精神，眉山人民的热情好客给远道而来的宾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使眉山人的荣誉感和集体主义思想得到了一次质的飞跃。无论是开幕式上500余名演员用豪放的气势演绎的的《千古东坡》，还是闭幕式上，城区的十余所学校的200余学生为广大观众奉献上的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整个东坡国际文化节，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份难得的荣誉感和集体主义感。这样的活动无疑对文化起着宣传的作用。还有中非文化节、孔子文化节等等都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石湾陶瓷源远流长，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地位。石湾河宕贝丘遗址出土的几何印纹陶片，见证了五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石湾陶瓷历史，显示了先人的聪明才智；而大雾岗唐宋窑址的挖掘，证实了唐宋时期石湾已成为岭南陶器生产基地；发展至明代更有“石湾瓦甲天下”的美誉。数千年后的今天，陶瓷业在传承和创新中以崭新的形式名扬四海。为展现陶业的历史演变，馆内展览共分陶瓷拾隅、陶的形成、窑的演变、石湾二十四行、石湾陶艺、陶瓷发展六大部分。其中以第四部分“石湾二十四行”为重点，介绍了明代至民国时期石湾陶业的历史源流。整个展览表现手法新颖而多样，在视觉、听觉、触觉上都给民众以全新的感觉。今年十一月，就在佛山举办了陶瓷展，我们学校也去了不少学生，也吸引了很多社会上的人，可以说是把石湾陶艺推广了出去。我们知道，前些年，陶艺品没有市场，这样直接导致陶艺技术的流失，甚至让这样的文化瑰宝从此绝于世间，如果到了那种地步，实是一个悲剧。我觉得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该持保守态度，中国文化包括保守文化，更多的保守的是传统文化，文化保守主义显然他界定的保守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传统。从建国以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文化的轴心的这种情况下融汇的西方优秀文化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这个文化，我觉得这个文化应该是现代文化，而文化保守主义的这个文化，功能上作为传统梦魇的这种文化，保守的文化，显然不是指现代中国的文化，而是指古代传统的中国文化，那么我现在就古代传统的中国文化保守的这个东西。我们总是处在一个传统文化的笼罩下，喘不过气来，如果稍微有些思想上的改变或者是形式上的改变的话，这也是不为过的，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要将传统文化拓展开来，形成一种现代式的传统文化，好让新一代青年更容易消化吸收。打破常规当然是需要勇气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要不忘本质的将传统文化转化成自身的一部分，学以致用，这样才是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不二法宝，也是我们实践传统文化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　　第三、用一种合时合宜的方式引导当代人去接触传统文化并学习发扬传统文化。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很多人都被利益熏陶着，很多父母亲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成龙成风，从小就叫他们长大后要有出息，什么叫有出息，要不是做官，要不是做老板。更多的是忽视了对小孩子的一种道义上的引导，告诉他们怎么样才能算合乎道义，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教养。这种情况尤其在农村甚为严重，因为他们的父母本来就在文化教养上处于低水平，对于他们而言，自然生计是最重要的了，儿子在学识修养方面有没有高的造诣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这样看来，这种不合理的思想方式下的当代某些人深受着家庭的影响，即使上了高中，这种思想也不容易转变过来。所以说一个家庭的文化背景对子女来说是尤为重要的，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中培养的孩子多数是有文化的，我说的当然是在文化方面比较敏感的。而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更需要去引导当代人，毫不夸张地说，从小时候就应该给予这种引导，让他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个引导的任务似乎很艰巨，但是面对着如今传统文化遭到遗弃的情况，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担负这个使命，那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搬到每个中国人面前，让我们每个都去继承发扬它。怎么样引导，方法很多。在学校，我们的老师就应该起一个领头作用，面对一群思想活跃且厌倦传统文化的学生，老师应该在课堂上插入适量的传统文化，这样起到一个慢慢感染的效果。我想如果做得更细的话，可以通过自身的言行、衣着来体现一种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当然，学生也得发挥一个主动作用，平时在学校就得自发主办一些传统文化知识讲座或者一些讨论，有条件的就集体去参观一些传统文化展。在家里的话，就如我上面说到的，父母长辈得起引导作用，要科学地向他们指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支持下一代加强自己的文化修养，而不是放肆地鼓吹名利论，让原本涉世不深的他们迷失自己的方向，这样的话，对传统文化也是一种损失，因为新一代是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主体。在社会中，要加强这种引导作用更具挑战，因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里面包含了多个层次，各种不同阶层的人物，要达到引导的效果，当然就得采取综合的手段，比方说，举办企业的文化节，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而这些企业文化的建设当然要以传统文化为主，这样一来员工们就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深刻感受到传统文化，而且自己还在实践着传统文化。对于政府来说，建立必要的传统文化馆，和一些传统文物馆是很有效果的，因为民众对这样形式的展览能够在业余时间去享受一番，对于他们而言，既能丰富业余生活，又能学到某些东西，何乐而不为。　　也许我们对于这样或那样的措施不能够太乐观，但是我们也不比太悲观，因为我们中还有很多人在支撑传统文化，有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优越性，也许当代人正在努力继承和发扬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虽然，这一切，我们都无所得知，但是只要我们有信念，有这种理想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是金子总会发光，中国的优秀文化就是一块大金子，它的光芒迟早会在国内外散发，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传统文化内容浩如烟海，要想在一篇文章中把所有内容都涵盖是不可能的，所以，写作文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化虚为实，以“具体”诠释“抽象” “传统文化”是较抽象的概念，写作时，化概念为万象，用具体的文化形态——诗歌、绘画、书法、文房四宝、茶艺、京剧、刺绣、民俗节日、剪纸、皮影戏等去诠释抽象概念的内涵，化抽象为具体，就拓宽了自己的思维空间，也拓宽了发挥自己优势的天地。2．以小见大，用“细节”点染万种“风情” 语言于文章，就如同衣服于人体一样，不但有表情达意、张扬个性的作用，还有点缀、修饰的功能，衣服的一个花边，一粒纽扣，一处镂空设计，一挂饰物点缀，都可以使你风情万钟，独特妩媚。“小”处的设计显现出了“大”智慧。文章的细节同样可以显示作者独运的匠心。3．九九归一，点题、扣题彰显敏锐思维此话题，学生的写作范围非常广，写作思路也比较开阔，但是无论是写剪纸的精巧、川剧变脸的神奇、琴棋书画的高雅，还是写民俗节日的深入人心、诗歌艺术的源远流长等等，最后都要归结到话题“传统文化”上，要从中挖掘出传统文化的一些“共性”的东西，体现出传统文化的“魅力”。4．写作体裁多种多样——贵在与话题相联系。可以写散文，重在创设优美的意境：如写民俗节日，要写出它的欢快喜庆，亦雅亦俗，在热闹、欢乐、锣鼓喧天、举国同庆的美好氛围中，让人体会到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包容性。当然，不能用干瘪的语言。可以写议论文，如谈传统文化如何代代传承、永不消逝；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和碰撞；谈传统文化的世界地位与影响等等。也可以写记叙文或构思小小说，如①故事新编，赋予古老的神话、传说鲜明的现代意义，去表现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体现出老百姓传统的朴素的人生追求。②老外学艺，通过一个外国人历尽“千辛万苦”，闹了无数笑话，也要学习那对他来说魂牵梦绕的东方文化的故事，来表现传统文化的对外影响。③百姓生活：剪窗花，扭秧歌，划旱船，踩高跷，变戏法，舞狮子，耍龙灯，演社火，游花市，逛庙会等等传统文化、习俗已经深入老百姓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学生问题] 1．只笼统地“介绍”一些传统节令，缺乏自己对这些节令文化意义的“认识”。选写一个节令，重点记述节日有关“活动”，始终未在节日的“魅力”或“文化意义”上“表态”。选写“诗词”类，未将古典诗词的“共性”特点归纳出来，只是一种“内容介绍”或“手法说明”，有的连“感受性”的文字也没有——古典诗词的格律美自然是与外国诗歌不同的，唐代“送别诗”、“边塞诗”有何特点？这特点里又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2． “传统的”应是有“特点”的：选材上不典型，不具“特点”，自然难以与传统文化相联系；有的选材较为典型，但没有抓住节令“特点”，挖掘不出某节令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寒食”、“端午”等节令其实是一种祭奠文化，之所以延续至今，中华民族怀宗追远、崇节尚义的品质因素可窥一斑；“中秋”则突出一个“圆”字，圆圆的月亮、圆圆的月饼里，饱蕴了中华民族安定平静、雍乐和美的审美情趣与追求。3．“传统的”应是与外民族、外国有“不同”之处的。这其实已告诉我们可以通过“对比”的手法来构思，反映中外有别，以体现民族特色。作文中运用这种办法的几乎没有。4．音乐、绘画、书法、雕塑、建筑等属于艺术，不具备对相关方面一定的了解尽量不要选写，否则欲求“大气”与“厚重”，结果却难逃“笼统”。

乡土文化变迁与传承论文选题方向

中国，泱泱大国，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是理所当然的。在理解中国历史的过程中，《中华上下五千年》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　　《中华上下五千年》讲的是五千年来中国——这个大国的改革和变迁，生动有趣地介绍了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历史现象。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盘古开天到三皇五帝，再到中华民国，世事沧桑，历尽了数不胜数的悲凉与欢喜。中华民族已经有了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了，我们祖先所缔造的国家，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热爱自由、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的祖先，经过原始社会后，首先在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黄河一带的中原大地，建立了以华夏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国家。从此，各族人民共同建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中，我最佩服的要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最典型的两个代表就是举世闻名的长城和秦兵马俑了。　　《中华上下五千年》汇集了人间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当读到越王勾践为过牺牲时我为他的满腔热血所振奋：当读到大禹治水时，我被大禹顽强的毅力和不怕困难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当读到夏朝国君暴虐荒淫时，我的心中不禁生起团团怒火，为当时的平民百姓抱不平；当我读到清王朝腐败而签订一条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时，不时觉得心寒。上下五千年，好汉千千万。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我们的民族孕育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如思想家孔子、民族英雄林则徐、文学家陶渊明、科学家张衡等，他们以优异的成绩为中华民族添光增彩。曾几何时，巴比伦、古罗马等国家和中国一样，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但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却失去了昔日的光泽，惟独中国——这条东方巨龙还闪耀着光辉，中华浩浩五千年创造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世界上最大的皇宫是中国北京的故宫，世界上最高的宫殿是布达拉宫，世界上最早最全的医药书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最早的兵书是春秋孙武的《孙子兵法》，最早的传记文学是西汉的《史记》……　　这些都凝聚着中华民族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历史是一座取之不竭的知识宝库，蕴藏着人类文明的光辉成果与高深的智慧。 “读史使人明智”——这是英国哲学家培根在300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的确，读史能让我头脑变得睿智，让心胸变得开阔，让目光变得敏锐，让志向变得高远，真正成为天地间一个大写的“人”。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知有过多少奇迹，我真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为我们的祖国而感到骄傲！书中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一位位鲜活的历史人物，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学习中一定要加倍地勤奋。我们在学习现代科技时，也要扎扎实实地学好我国的历史文化，我们要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尊重多样化，汲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把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代代相传，这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乡土文化变迁与传承论文选题意义

穿长衣发展形容文化的意义，这种意义是深远，而且是很有意义的

乡土文化是属于对现代中国的一个历史文化传承

乡土中国》的社会价值与其现实意义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出版于1947年，收录的是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自己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授“乡村社会学”的内容，提炼而成的十四篇文章。《乡土中国》深刻地剖析了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国情，提出了差序格局，礼俗秩序等等概念，是中国国情、乡情、民情的学术性报告。60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变、计划性的领导管理向市场化的法制管理的转型期，已然与封建时代的乡土社会相去甚远，但是今天出现的很多问题，权利腐败、人情关系、固步自封的心态，都带有乡土社会的残留。同时，在急速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也丢失了很多优秀的传统，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乡土中国》，仍以强烈的现实性再次引起人们的思索。《乡土中国》诞生的年代正值古老的中国逐渐卷入世界体系，无论是在高层的政权更迭还是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的浪潮席卷了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世世代代的传统习俗被轻易打破，固守了千年之久的观念逐渐瓦解。各种新的思潮互相融合、碰撞，争论空前激烈，从五四到抗战前后，关于中国往何处去的社会文化论战主题层出不穷，诸如东西文化之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古史辩的论战，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争论等等［1］。在这场学术论战中，一方强调普遍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一方强调特殊性，从捍卫中国传统文丝毫没有可取之处，甚至他们自己都会为之自卑。这不单单是人和人之间的傲慢与偏见，而是两种不同社会交替过渡时产生的必然现象。二、改造的方式文字下乡这部分看似是在探讨乡村的教育问题，实际上是关于如何改造乡土社会，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学术争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有实业家和知识分子在中国农村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造实验。组织扫盲，新建剧场与广播电台，创办报刊等等。这是以“革心”为主轴，试图通过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以实现消灭贫困的目的，而费孝通在对江村、渌村考察后提出，发展乡村工业才是摆脱落后面貌的捷径。“平民教育派”和“乡村工业派”在改革的手段上有所不同，但都是温和渐进，反对暴力革命的改良手法。［2］文字下乡即是对“平民教育派”在乡村开展扫盲运动的不同看法。作者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彼此都很熟悉，有事情可以当面说明，不必借助于文字。文字是陌生人社会才需要的工具，是一种间接的，辅助记忆的工具。这样说的确有道理，联系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交往甚至可以不用见面，不用语言。一个短信，邮件，或者文件通知的形式就可以搞定。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不靠文字记录，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将信息加工编码进入长时记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笔记本、记事簿的原因。但在乡土社会，一切都是稳定的，长期不变的，经验积累就可以处理大多数事情，文字的记忆功能也就失去了效用。作者在文末写到，“我绝不是说我们不必推行文字下乡”“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语言和文字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费孝通希望选择另外一个突破口——农村企业，这一点在他另外一部著作《江村经济》中有提出，只不过这个设想太超越时代，它的实施更是要在改革开放以后了。

《乡土中国》这本书中提出和论证了“差序格局”等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这本书是进行社区研究的一部比较成熟的著作，代表了费孝通早期社会学研究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从实地的社区研究转变为社会结构的分析。在该书中，作者把乡土中国看作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的一种特具体系，支配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是乡土性的。以土地为本的乡土社会人口流动率极低，从而导致村落之间的孤立和隔膜，“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人们在熟悉的环境中长大，代代相传的社会习俗指导着他们的行为。在这种社会里语言足够传递世代的经验，“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据此，费孝通指出文字下乡的困难在于乡土社会的人们没有用字帮助他们社会生活的需要，提出治愚的根本在于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变化。费孝通还从群己关系上将中西方的社会结构进行对比，认为西方社会是一种团体格局，团体界限明确，团体成员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而乡土中国社会结构则是一种差序格局，他说：“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而是象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种差序格局以“自我”为中心，富于伸缩性，群与己，公与私的界限都变得十分模糊。在此费孝通把中国人的“私”心放在这种格局下进行讨论，“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天下。”（第27页）正是因为这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而乡土社会也就没有超乎私人关系的团体道德观念”，“中国的法律和道德，都因之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普遍性关系的确立，正是现代社会异于传统社会重要标志之一。根据以上提出的概念和简单的结构分析，费孝通又具体分析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社群“家”。他认为作为一个事业组织的家，其大小依事业大小而定，其主轴是父子之间而非夫妇之间，在家内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乡土社会为维持秩序而在男女之间不强调感情，而强调合作，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偏于同性方面去发展，同性组合使家庭的团结不易巩固，于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家族便代替了家庭而成为乡土社会的基本社群。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的秩序是靠“礼”来维持的，礼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只要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礼治社会便不需法律来维持秩序，无讼是乡土社会的特色。费孝通特别指出，中国正处在乡土社会的蜕变过程中，要使现代司法制度得以彻底推行，必须“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先有一番改革”。在分析乡土社会秩序何以维持的基础上，费孝通进一步剖析了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他把权力划分为四种类型，即社会冲突中发生的横暴权力，社会合作中发生的同意权力，社会继替中发生的长老权力和社会急剧变迁中发生的时势权力。在乡土社会中，既有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民主的同意权力，但这两者均不构成权力结构的主导方面，因为前者受到农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而后者又受到分工体系不发达的局限，因而乡土社会“虽则名义上说是‘专制’的。‘独裁’……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驰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乡土社会中明显地存在于一种既不同于横暴权力又不同于同意权力的另一种权力，费存通称之日“长老权力”，它是一种既非民主又异于不同主的专制。概而言之，乡土社会是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费孝通在分析乡土社会的秩序的维持和结构的稳定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对其变迁的考察。他认为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台；名与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血缘是身分社会的基础，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因此他说：“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而就长老权力下的乡土社会来说，变迁往往采用“注释”形式，即“维持长老的权力而注入变动的内容”，这就导致了名与实之间极大的分离，并且其距离随变迁速率而增加。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重要区别之一还在于前者的人们是靠欲望行事，虽然这些欲望由于文化的陶冶而恰好符合人类的生存条件，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已经不是根据经验，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运用知识去计划社会生活。费孝通认为。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