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闻学的论文3500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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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96年前后出现的第一次讨论主要是关注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那么2001年以后出现的第二次讨论则聚焦传播学是否支配了新闻教育，即事实上开始取代新闻学。因此，在第二次讨论中不仅有以李希光为代表的一方在“讨伐”传播学“侵占”了新闻学的领地或“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也有另一方的论者在感叹传播学教育尚未走出新闻学的阴影。汤晓羽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课程设置雷同，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渊源在于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似乎总是受到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在课程设置上也跳不出新闻学的旧框框。传播学的课程安排无非是一两门传播学基本理论之类的专业必修课，如传播学概论等，再加上新闻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课程，涵盖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名为传播学，实际上还是新闻学范畴。”[17] 孰是孰非？难以简单回答。上述争论之所以反复出现，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不容忽视的是，人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规定性还缺乏准确的把握，对其区别与联系也缺乏深入的辨析。因此，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必须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或定位。张国良指出，“立足于中国，展望传播学科的未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的定位，包括它与新闻学科的关系。”[18] 不少学者也强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19]，“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 [2]，“无论是传播学还是新闻学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搞清学科界限”[21] 。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 搞清学科界限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强调这一点，难以避免片面性，辩证的方法是既弄清学科界限，又看到学科联系。只有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以及相关的我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现状，才能科学地判断上述两次争论的是是非非。 前已述及，《新闻大学》编辑部1996年曾专题研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但会议综述表明，大多是即兴发言，分析并不深入。倒是过去十多年间的几篇专题论文，阐述还相对充分一些。这些文章主要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王泽华，1992）、《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李启，1996）、《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1998）、《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张骏德，2002）等。由于张骏德的文章论述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引用李良荣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李启的文章侧重介绍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只有王泽华和李良荣等的文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 王泽华从研究视角、研究侧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比较其区别，李良荣从学科背景、研究领域、主攻方向、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五个方面比较其差异。两位学者的表述有所差异，有的名异而实同，如“研究视角”与“研究风格”，都是说新闻学着眼微观而大众传播学侧重宏观，“研究侧重点”与“主攻方向”也基本一致，“学科属性”与“学科背景”也有一定关联性。当然，各自的阐述有所不同。两位学者也注意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但王泽华只说了一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良荣则认为：新闻与信息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同胞式的研究内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具有重叠性，新闻学的“读者需要”理论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衔接” [22]。 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位学者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异同的分析都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描述，而且是以个人的观察为依据的描述，难免主观随意，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关键句与具体阐述之间时有不吻合或不准确的现象，显得学理分析不足。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国人所引介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即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尚未得到充分介绍，论者对传播学的理解局限于主流传播学，几乎没有考虑到批判学派的传播学，比较分析的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在对传播学有了更充分更全面更深入认识的今天，我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同的把握，理应更加科学而且准确。 应当承认，要科学而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传播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本身就有争议。潘忠党2003年在为《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所作《总序》中指出：“虽然‘传播学’在教育部认定的学科分类中被安放在了‘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它的学科面貌仍然不甚清晰。即使在被认为是‘传播学’发生的美国，它也是一片混沌。曾有学者力主‘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 science）’，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达涉及传播现象的某一类研究，主要是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而建立的传统。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所好。”潘忠党表示，他“更倾向于使用‘传播研究’”的表述，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应全面开放，不必画地为牢”。因为“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 of study），而尚不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独立学科（discipline）[23] 。潘氏之论，先获我心，深为赞同。当然，国内学界也有比较中庸的看法：“大众传播学既是独立学科，又是重要的研究领域。” [24]

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观职业道德观指的是人们对某一特定职业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也是社会对从事某种专业工作人员的较为恒定的角色认定，社会生活中职业化程度越高、职业地位越巩固的职业，人们对其从业者的道德水准的认定也越明确。职业道德观是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它一经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甚至指导具体的职业工作和职业行为。新闻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新闻行业的职业道德观是一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通过新闻职业特点的体现。 当前，新闻界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一些媒体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惜出卖版面；为抢“卖点”，大量刊登色情、暴力新闻，甚至编造假新闻……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加强新闻自律，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紧迫性。一、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缺失引发“信任危机”。当前新闻工作者中，部分记者在职业理念、职业态度、职业纪律和社会责任等方面出现了一些偏差和缺失，以致败坏了记者的公众形象，引发了社会公众对记者队伍的“信任危机”。一段时间以来，传媒界把“加强行业自律、强调职业道德、刹住不正之风”局限于集中“对有偿新闻进行专项治理”，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但就记者队伍的建设而言还远远不够。应该看到，当前损害媒体和记者声誉的，不仅是有偿新闻，还包括在职业理念、职业态度、职业纪律和社会责任方面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记者当然要追逐社会热点，每每遇到天灾人祸，记者应该不辞辛劳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捕捉新闻，如实报道，这种追新闻的劲头应该大大提倡。职业道德修养是传承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精髓和永恒主题，是记者的必修课。记者在待人接物中应有的修养和礼貌，是真情、友好、善良的表现，是沟通人与人心灵的“法宝”。没有礼貌，不尊重人，也无法赢得别人的尊重，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然而当前记者队伍中有些人自以为是，架子很大，缺乏教养，不尊重人，经常制造出一些事端有意让人难堪。这些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其后果必然是偏离正确的舆论导向。因此，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去认识和铲除它，这样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减少或防止新闻宣传在弘扬主旋律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问题，从而切实保障舆论导向的正确性。二、新闻工作者应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无论是从自己的责任，还是社会地位、社会影响、个人成长来看，都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对于一名新闻工作者来说，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为读者服务。新闻工作者的一切活动，不仅要为人民群众传播信息，传播真理，采写读者最需要、最有益的新闻，又要反映他们的意见、愿望和呼声。记者发出的每一篇报道，都要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在采访活动中，记者要公正无私，要按照新闻价值的标准来选择、衡量，不能把个人偏见、个人好恶和个人关系带到工作中来。新闻工作者应该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在采访活动中，记者会经常接触到社会上的矛盾冲突，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个称职的记者，要以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己任，以除恶扬善、扶正祛邪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坚决同那种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坏人坏事以及错误言行作斗争，不管个人会遭到打击报复，甚至会遇到生命的危险，绝不能在政治上投机迎合，绝不能屈服于任何邪恶，绝不能明哲保身，拿原则作交易。一个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富有责任心的记者，绝不会抢发某些有可能是虚假的、不实的报道。“客观报道”代表的是一种新闻职业道德，它不是谣言的遮羞布。以高度的新闻职业道德约束自己，追求真正的客观报道，这是新闻工作者永远不能推卸的责任。不逐名利，严格自律，抵制歪风邪气的侵蚀。新闻工作者应有以身作则的义务。那种“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和行为，那种利用工作之便搞有偿新闻的做法，那种追逐个人名利而抄袭剽窃的行为，那种为了“卖点”而降低新闻品格的媚俗之风，必须坚决反对，并采取有效措施严加禁止。新闻工作是一项严肃的职业，它不允许为了个人目的利用新闻报道手段进行无原则的吹捧。也不允许利用新闻职业的便利打击陷害好人。三、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是一种责任。新闻传播业应该不为任何权力左右，新闻工作者必须站在客观、公正、平衡的立场上报道事实，尽可能把个人感情因素降到最低程度，把对新闻事件评价的权利交给受众。新闻工作者有其特殊的使命，他们应该有自己的职业规范、职业道德和职业良知，所谓真实、客观、公正等正是这种规范、道德和良知的体现。但任何职业规范都不应该违背社会规范，任何职业道德都应符合社会道德，任何职业良知都必须服从社会良知。因为我们都是社会实践者。新闻工作者应该认识到新闻传播的最终使命是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发展，并通过新闻报道承担起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我们的新闻事业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的信任，除了它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的要求愿望外，还有在共产主义理想指导下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职业道德标准。因此，新闻工作者，不仅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具备很强的政策水平，扎实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基础，过硬的写作能力，而且还要有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因此，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重视和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自立更生，艰苦奋斗！！！

关于新闻学的论文3500字

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观职业道德观指的是人们对某一特定职业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也是社会对从事某种专业工作人员的较为恒定的角色认定，社会生活中职业化程度越高、职业地位越巩固的职业，人们对其从业者的道德水准的认定也越明确。职业道德观是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它一经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甚至指导具体的职业工作和职业行为。新闻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新闻行业的职业道德观是一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通过新闻职业特点的体现。 当前，新闻界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一些媒体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惜出卖版面；为抢“卖点”，大量刊登色情、暴力新闻，甚至编造假新闻……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加强新闻自律，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紧迫性。一、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缺失引发“信任危机”。当前新闻工作者中，部分记者在职业理念、职业态度、职业纪律和社会责任等方面出现了一些偏差和缺失，以致败坏了记者的公众形象，引发了社会公众对记者队伍的“信任危机”。一段时间以来，传媒界把“加强行业自律、强调职业道德、刹住不正之风”局限于集中“对有偿新闻进行专项治理”，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但就记者队伍的建设而言还远远不够。应该看到，当前损害媒体和记者声誉的，不仅是有偿新闻，还包括在职业理念、职业态度、职业纪律和社会责任方面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记者当然要追逐社会热点，每每遇到天灾人祸，记者应该不辞辛劳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捕捉新闻，如实报道，这种追新闻的劲头应该大大提倡。职业道德修养是传承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精髓和永恒主题，是记者的必修课。记者在待人接物中应有的修养和礼貌，是真情、友好、善良的表现，是沟通人与人心灵的“法宝”。没有礼貌，不尊重人，也无法赢得别人的尊重，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然而当前记者队伍中有些人自以为是，架子很大，缺乏教养，不尊重人，经常制造出一些事端有意让人难堪。这些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其后果必然是偏离正确的舆论导向。因此，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去认识和铲除它，这样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减少或防止新闻宣传在弘扬主旋律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问题，从而切实保障舆论导向的正确性。二、新闻工作者应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无论是从自己的责任，还是社会地位、社会影响、个人成长来看，都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对于一名新闻工作者来说，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为读者服务。新闻工作者的一切活动，不仅要为人民群众传播信息，传播真理，采写读者最需要、最有益的新闻，又要反映他们的意见、愿望和呼声。记者发出的每一篇报道，都要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在采访活动中，记者要公正无私，要按照新闻价值的标准来选择、衡量，不能把个人偏见、个人好恶和个人关系带到工作中来。新闻工作者应该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在采访活动中，记者会经常接触到社会上的矛盾冲突，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个称职的记者，要以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己任，以除恶扬善、扶正祛邪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坚决同那种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坏人坏事以及错误言行作斗争，不管个人会遭到打击报复，甚至会遇到生命的危险，绝不能在政治上投机迎合，绝不能屈服于任何邪恶，绝不能明哲保身，拿原则作交易。一个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富有责任心的记者，绝不会抢发某些有可能是虚假的、不实的报道。“客观报道”代表的是一种新闻职业道德，它不是谣言的遮羞布。以高度的新闻职业道德约束自己，追求真正的客观报道，这是新闻工作者永远不能推卸的责任。不逐名利，严格自律，抵制歪风邪气的侵蚀。新闻工作者应有以身作则的义务。那种“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和行为，那种利用工作之便搞有偿新闻的做法，那种追逐个人名利而抄袭剽窃的行为，那种为了“卖点”而降低新闻品格的媚俗之风，必须坚决反对，并采取有效措施严加禁止。新闻工作是一项严肃的职业，它不允许为了个人目的利用新闻报道手段进行无原则的吹捧。也不允许利用新闻职业的便利打击陷害好人。三、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是一种责任。新闻传播业应该不为任何权力左右，新闻工作者必须站在客观、公正、平衡的立场上报道事实，尽可能把个人感情因素降到最低程度，把对新闻事件评价的权利交给受众。新闻工作者有其特殊的使命，他们应该有自己的职业规范、职业道德和职业良知，所谓真实、客观、公正等正是这种规范、道德和良知的体现。但任何职业规范都不应该违背社会规范，任何职业道德都应符合社会道德，任何职业良知都必须服从社会良知。因为我们都是社会实践者。新闻工作者应该认识到新闻传播的最终使命是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发展，并通过新闻报道承担起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我们的新闻事业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的信任，除了它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的要求愿望外，还有在共产主义理想指导下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职业道德标准。因此，新闻工作者，不仅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具备很强的政策水平，扎实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基础，过硬的写作能力，而且还要有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因此，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重视和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自立更生，艰苦奋斗！！！

正是由于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议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1996年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李启在《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中作了专门探讨，认为“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和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研究的重点（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提供的知识和理论也不同，因而相互之间不可能取代。”“传播学同新闻学的关系，可以定位为传播学是一门同新闻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科学。”[9] 1996年5月8日，《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举行专题研讨会。“会议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不过，对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会议“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性意见，但是，从中大家都感觉到传统新闻学教学与研究的困境，更看到传播学在我国已站住了脚跟。” [10] 由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学界在如何对待传播学的问题上先后产生了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倡导主张借鉴、吸取传播学来改革、发展传统新闻学；一种则是强烈批评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侵占”乃至“一统”天下。 1998年，李良荣、李晓林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提出：“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之急。”对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来“为己所用”，文章说：“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核心内容受众理论”；“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最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经营理论”。[11] 从字面上看，“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这一表述很容易被解读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然而，作者的本意是吸取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来改革和发展传统新闻学。应当说，这种思路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的一种主流思路。正如吴廷俊所说：“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出现一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 [12] 2001年，李希光在一篇文章中慷慨激昂地发问：“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李希光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而“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13] 李希光的这些批评，点燃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 “声讨”传播学的炮火。后来有论者呼应说：“传播学成为了近几年来新闻界最为时尚的新闻术语，以至于一些年轻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断言道：未来的新闻将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新闻学消失论乃至于成为了一种时髦，在许多人的嘴里传播着。”“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新闻学渐渐模糊着自己的本质，甚至有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趋势。”[14] 有学者认为，李希光的文章“失之偏颇”，“但问题却很尖锐，可惜没有形成讨论”[15] 。其实，回应是有的，不过没有指名道姓。2002年，张骏德发表《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一文，认为传播学的引进“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16] 这些论述，显然是针对李希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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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闻学的论文3500字开头

我也是学新闻，共同探讨下　　首先你当然要了解他的主要思想：　　王韬的新闻思想：　　1、重视报纸信息传播的功能；　　2、办报目的是立言；　　3、强调报纸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4、言论自由；　　5、反对外报垄断，允许国人自己办报。　　一下的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王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新闻人才。黄天鹏曾说中国新闻界因出了个梁启超而使“新闻记者之身价顿增万倍” 。同样，我们借用黄天鹏的话来评价王韬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王韬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不仅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给新闻业的后来者树立了足可效法的榜样，而且在有关的文章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有道德、通古今的新闻人才观。　　作为一种专门职业，新闻人才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和修养呢?王韬特别强调了两个方面。　　第一，报人要具备优良的品德。　　王韬的新闻学专文《论日报渐行于中土》集中阐述了人格与报格的关系，认为报人最重要的资格与条件就是“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果利用报纸“挟私讦人，自快其忿，则品斯下矣，士君子当摈之而不耻”。在王韬看来，公平、诚正是新闻记者最重要的品德，有了这样的品德，才会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从事采访报道活动，“不参毁誉之私”，防止“采访失实、纪载多夸”的“日报之通弊”。　　王韬重视并强调报人的品德修养，一方面与他的人才思想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他对报纸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王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才思想，认为，欲求事业之兴旺，须以得人为先。他说：“天下事皆在乎得人而已，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虽有良法美意，多败于奉行故事人之手” 。而人才又以品德为先，对不同的人才应有不同的品德要求。作为报人，最重要的就是公平诚正，不然就难于担当“直笔”之职责。中国近代直至当代新闻史上，所有新闻学论著都毫无例外地视品性为新闻记者的第一要素。而王韬则是最早具有这一认识的新闻学家。　　王韬还从报纸的地位和作用上论证了新闻人才的品德之重要。他说：“日报一道，所系岂不重哉”，“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 。办报关系到国计民生，责任非常重大。他说，在西方，报纸和报人(特别是主笔)的地位极高，其言论足可左右局势和人心。“如英国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 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对报纸从业人员“不可不慎加遴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　　第二，报人应是具备高材博识的“通才”。　　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和《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两篇新闻学论文中，明确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要求，即聘请“博古通今之士以操其简”，认为报人“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关于报人知识结构的论述，是“通才”办报思想的最早表述。王韬认为，所谓“通才”，不是那种只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的专业技术人才，更不是那种只知“圣贤之经典、上下三千年之史册”，而对于“泰西之国政、山川风土，茫然未有所闻” 的“迂才”，而是那种德行艺皆优、古今事皆通，尤其是以“通今为先”的人才。他认为，所谓“博古通今”，“古则通经术，谙史事；今则明经济，娴掌故，凡舆图算术胥统于此”。　　报人为什么应是“博古通今之士”?王韬认为，这是由其业务本身需要决定的。报纸不仅要“博采群言、兼收并蓄”、传播新知，而且要评论时事、直抒胸臆、开启民智。“纪事”和“述情”两个方面都要求报人具有“通才”的业务素质，“其间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是说没有相应的知识结构，在办报过程中就不免只抓芝麻而丢了西瓜。　　王韬通过对西方人的接触、了解和分析，认为“西士通今而昧古，中儒爱古而薄今。苟能各矫其失，庶免彼此交讥也夫” 。他热切地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报人，不要总是停留在“溺心章句、迂视经猷”的状态，而要开阔胸襟，开拓视界，在学习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更多地了解外洋形势，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尚虚文，关心时事，成为“高材博识之士”。　　其实，王韬本人在当时就称得上是学贯中西、超乎时辈的“通才”。上海《字林西报》编纂主任蔡尔康当时评价王韬是“博极群书……凡铁甲船、火轮船、枪炮、飞天球之制，以及算学、化学、重学，无不融会于心。” 。同时的《申报》也称赞他“留心世事，博通中之典章，肆力陈编，宏备古今之渊鉴”。 正因为如此，王韬才能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出类拔萃、启迪来者的杰出报人。　　值得注意的是，自王韬首倡“通才”办报之后，关于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便成了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翻检新闻学史籍，不难发现，从徐宝璜的《新闻学》开始，每一部新闻学著作在讨论“新闻记者之资格”时，都毫无例外地认同了王韬的观点。例如，徐宝璜说：“普通访员所采编之新闻，非为一方面的、纯一的，乃为各方面的、十分驳杂的，故非有各方面的知识，事事内行，观察既不能透切，记载安望能明了?故其知识虽不必深，但不可不广也。”任白涛在《应用新闻学》一书中说：“新闻记者必要之常识，比诸一般常识，尤当较高一等，既于普通常识之上，又须有相当之素养”。张静庐在《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中说：“新闻记者要具备丰富的常识，可以说是包罗一切的常识，能具备了丰富的常识，才能熟知一切。然后无论采访新闻，编审新闻、评论新闻，都不至有盲目之弊。”由此可见，王韬的“通才”办报思想成了中国新闻学界的共识。即使是今天，我们也同样承认这一见解的正确性。　　总之，王韬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第一个报刊政论家，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对新闻理论的探讨还非常有限，对新闻自身规律的认识和总结也只是初步的。但是，他用自己的报刊实践和对报纸功能的系统论述，提高了当时人们对报纸作用的认识，加速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进程；他亲手撰写的针砭时弊、倡导改革的政论，开创了中国新闻界“文人论政”的优良传统；他提倡的品性诚正、博古通今的新闻人才观，对造就德才兼备的新闻人才和促进新闻工作者的自身修养起到了指路导航的作用。中国的新闻事业正因为有了王韬这样杰出的人才为其开路奠基，才有了迅速发展、蔚为壮观的历史。

如果说1996年前后出现的第一次讨论主要是关注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那么2001年以后出现的第二次讨论则聚焦传播学是否支配了新闻教育，即事实上开始取代新闻学。因此，在第二次讨论中不仅有以李希光为代表的一方在“讨伐”传播学“侵占”了新闻学的领地或“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也有另一方的论者在感叹传播学教育尚未走出新闻学的阴影。汤晓羽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课程设置雷同，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渊源在于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似乎总是受到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在课程设置上也跳不出新闻学的旧框框。传播学的课程安排无非是一两门传播学基本理论之类的专业必修课，如传播学概论等，再加上新闻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课程，涵盖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名为传播学，实际上还是新闻学范畴。”[17] 孰是孰非？难以简单回答。上述争论之所以反复出现，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不容忽视的是，人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规定性还缺乏准确的把握，对其区别与联系也缺乏深入的辨析。因此，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必须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或定位。张国良指出，“立足于中国，展望传播学科的未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的定位，包括它与新闻学科的关系。”[18] 不少学者也强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19]，“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 [2]，“无论是传播学还是新闻学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搞清学科界限”[21] 。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 搞清学科界限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强调这一点，难以避免片面性，辩证的方法是既弄清学科界限，又看到学科联系。只有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以及相关的我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现状，才能科学地判断上述两次争论的是是非非。 前已述及，《新闻大学》编辑部1996年曾专题研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但会议综述表明，大多是即兴发言，分析并不深入。倒是过去十多年间的几篇专题论文，阐述还相对充分一些。这些文章主要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王泽华，1992）、《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李启，1996）、《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1998）、《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张骏德，2002）等。由于张骏德的文章论述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引用李良荣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李启的文章侧重介绍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只有王泽华和李良荣等的文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 王泽华从研究视角、研究侧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比较其区别，李良荣从学科背景、研究领域、主攻方向、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五个方面比较其差异。两位学者的表述有所差异，有的名异而实同，如“研究视角”与“研究风格”，都是说新闻学着眼微观而大众传播学侧重宏观，“研究侧重点”与“主攻方向”也基本一致，“学科属性”与“学科背景”也有一定关联性。当然，各自的阐述有所不同。两位学者也注意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但王泽华只说了一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良荣则认为：新闻与信息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同胞式的研究内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具有重叠性，新闻学的“读者需要”理论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衔接” [22]。 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位学者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异同的分析都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描述，而且是以个人的观察为依据的描述，难免主观随意，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关键句与具体阐述之间时有不吻合或不准确的现象，显得学理分析不足。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国人所引介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即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尚未得到充分介绍，论者对传播学的理解局限于主流传播学，几乎没有考虑到批判学派的传播学，比较分析的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在对传播学有了更充分更全面更深入认识的今天，我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同的把握，理应更加科学而且准确。 应当承认，要科学而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传播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本身就有争议。潘忠党2003年在为《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所作《总序》中指出：“虽然‘传播学’在教育部认定的学科分类中被安放在了‘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它的学科面貌仍然不甚清晰。即使在被认为是‘传播学’发生的美国，它也是一片混沌。曾有学者力主‘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 science）’，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达涉及传播现象的某一类研究，主要是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而建立的传统。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所好。”潘忠党表示，他“更倾向于使用‘传播研究’”的表述，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应全面开放，不必画地为牢”。因为“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 of study），而尚不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独立学科（discipline）[23] 。潘氏之论，先获我心，深为赞同。当然，国内学界也有比较中庸的看法：“大众传播学既是独立学科，又是重要的研究领域。” [24]

正是由于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议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1996年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李启在《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中作了专门探讨，认为“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和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研究的重点（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提供的知识和理论也不同，因而相互之间不可能取代。”“传播学同新闻学的关系，可以定位为传播学是一门同新闻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科学。”[9] 1996年5月8日，《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举行专题研讨会。“会议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不过，对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会议“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性意见，但是，从中大家都感觉到传统新闻学教学与研究的困境，更看到传播学在我国已站住了脚跟。” [10] 由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学界在如何对待传播学的问题上先后产生了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倡导主张借鉴、吸取传播学来改革、发展传统新闻学；一种则是强烈批评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侵占”乃至“一统”天下。 1998年，李良荣、李晓林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提出：“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之急。”对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来“为己所用”，文章说：“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核心内容受众理论”；“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最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经营理论”。[11] 从字面上看，“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这一表述很容易被解读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然而，作者的本意是吸取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来改革和发展传统新闻学。应当说，这种思路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的一种主流思路。正如吴廷俊所说：“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出现一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 [12] 2001年，李希光在一篇文章中慷慨激昂地发问：“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李希光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而“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13] 李希光的这些批评，点燃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 “声讨”传播学的炮火。后来有论者呼应说：“传播学成为了近几年来新闻界最为时尚的新闻术语，以至于一些年轻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断言道：未来的新闻将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新闻学消失论乃至于成为了一种时髦，在许多人的嘴里传播着。”“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新闻学渐渐模糊着自己的本质，甚至有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趋势。”[14] 有学者认为，李希光的文章“失之偏颇”，“但问题却很尖锐，可惜没有形成讨论”[15] 。其实，回应是有的，不过没有指名道姓。2002年，张骏德发表《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一文，认为传播学的引进“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16] 这些论述，显然是针对李希光的。

关于新闻学的论文3500字怎么写

我也是学新闻，共同探讨下　　首先你当然要了解他的主要思想：　　王韬的新闻思想：　　1、重视报纸信息传播的功能；　　2、办报目的是立言；　　3、强调报纸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4、言论自由；　　5、反对外报垄断，允许国人自己办报。　　一下的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王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新闻人才。黄天鹏曾说中国新闻界因出了个梁启超而使“新闻记者之身价顿增万倍” 。同样，我们借用黄天鹏的话来评价王韬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王韬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不仅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给新闻业的后来者树立了足可效法的榜样，而且在有关的文章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有道德、通古今的新闻人才观。　　作为一种专门职业，新闻人才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和修养呢?王韬特别强调了两个方面。　　第一，报人要具备优良的品德。　　王韬的新闻学专文《论日报渐行于中土》集中阐述了人格与报格的关系，认为报人最重要的资格与条件就是“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果利用报纸“挟私讦人，自快其忿，则品斯下矣，士君子当摈之而不耻”。在王韬看来，公平、诚正是新闻记者最重要的品德，有了这样的品德，才会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从事采访报道活动，“不参毁誉之私”，防止“采访失实、纪载多夸”的“日报之通弊”。　　王韬重视并强调报人的品德修养，一方面与他的人才思想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他对报纸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王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才思想，认为，欲求事业之兴旺，须以得人为先。他说：“天下事皆在乎得人而已，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虽有良法美意，多败于奉行故事人之手” 。而人才又以品德为先，对不同的人才应有不同的品德要求。作为报人，最重要的就是公平诚正，不然就难于担当“直笔”之职责。中国近代直至当代新闻史上，所有新闻学论著都毫无例外地视品性为新闻记者的第一要素。而王韬则是最早具有这一认识的新闻学家。　　王韬还从报纸的地位和作用上论证了新闻人才的品德之重要。他说：“日报一道，所系岂不重哉”，“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 。办报关系到国计民生，责任非常重大。他说，在西方，报纸和报人(特别是主笔)的地位极高，其言论足可左右局势和人心。“如英国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 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对报纸从业人员“不可不慎加遴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　　第二，报人应是具备高材博识的“通才”。　　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和《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两篇新闻学论文中，明确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要求，即聘请“博古通今之士以操其简”，认为报人“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关于报人知识结构的论述，是“通才”办报思想的最早表述。王韬认为，所谓“通才”，不是那种只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的专业技术人才，更不是那种只知“圣贤之经典、上下三千年之史册”，而对于“泰西之国政、山川风土，茫然未有所闻” 的“迂才”，而是那种德行艺皆优、古今事皆通，尤其是以“通今为先”的人才。他认为，所谓“博古通今”，“古则通经术，谙史事；今则明经济，娴掌故，凡舆图算术胥统于此”。　　报人为什么应是“博古通今之士”?王韬认为，这是由其业务本身需要决定的。报纸不仅要“博采群言、兼收并蓄”、传播新知，而且要评论时事、直抒胸臆、开启民智。“纪事”和“述情”两个方面都要求报人具有“通才”的业务素质，“其间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是说没有相应的知识结构，在办报过程中就不免只抓芝麻而丢了西瓜。　　王韬通过对西方人的接触、了解和分析，认为“西士通今而昧古，中儒爱古而薄今。苟能各矫其失，庶免彼此交讥也夫” 。他热切地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报人，不要总是停留在“溺心章句、迂视经猷”的状态，而要开阔胸襟，开拓视界，在学习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更多地了解外洋形势，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尚虚文，关心时事，成为“高材博识之士”。　　其实，王韬本人在当时就称得上是学贯中西、超乎时辈的“通才”。上海《字林西报》编纂主任蔡尔康当时评价王韬是“博极群书……凡铁甲船、火轮船、枪炮、飞天球之制，以及算学、化学、重学，无不融会于心。” 。同时的《申报》也称赞他“留心世事，博通中之典章，肆力陈编，宏备古今之渊鉴”。 正因为如此，王韬才能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出类拔萃、启迪来者的杰出报人。　　值得注意的是，自王韬首倡“通才”办报之后，关于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便成了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翻检新闻学史籍，不难发现，从徐宝璜的《新闻学》开始，每一部新闻学著作在讨论“新闻记者之资格”时，都毫无例外地认同了王韬的观点。例如，徐宝璜说：“普通访员所采编之新闻，非为一方面的、纯一的，乃为各方面的、十分驳杂的，故非有各方面的知识，事事内行，观察既不能透切，记载安望能明了?故其知识虽不必深，但不可不广也。”任白涛在《应用新闻学》一书中说：“新闻记者必要之常识，比诸一般常识，尤当较高一等，既于普通常识之上，又须有相当之素养”。张静庐在《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中说：“新闻记者要具备丰富的常识，可以说是包罗一切的常识，能具备了丰富的常识，才能熟知一切。然后无论采访新闻，编审新闻、评论新闻，都不至有盲目之弊。”由此可见，王韬的“通才”办报思想成了中国新闻学界的共识。即使是今天，我们也同样承认这一见解的正确性。　　总之，王韬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第一个报刊政论家，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对新闻理论的探讨还非常有限，对新闻自身规律的认识和总结也只是初步的。但是，他用自己的报刊实践和对报纸功能的系统论述，提高了当时人们对报纸作用的认识，加速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进程；他亲手撰写的针砭时弊、倡导改革的政论，开创了中国新闻界“文人论政”的优良传统；他提倡的品性诚正、博古通今的新闻人才观，对造就德才兼备的新闻人才和促进新闻工作者的自身修养起到了指路导航的作用。中国的新闻事业正因为有了王韬这样杰出的人才为其开路奠基，才有了迅速发展、蔚为壮观的历史。

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观职业道德观指的是人们对某一特定职业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也是社会对从事某种专业工作人员的较为恒定的角色认定，社会生活中职业化程度越高、职业地位越巩固的职业，人们对其从业者的道德水准的认定也越明确。职业道德观是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它一经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甚至指导具体的职业工作和职业行为。新闻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新闻行业的职业道德观是一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通过新闻职业特点的体现。 当前，新闻界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一些媒体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惜出卖版面；为抢“卖点”，大量刊登色情、暴力新闻，甚至编造假新闻……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加强新闻自律，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紧迫性。一、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缺失引发“信任危机”。当前新闻工作者中，部分记者在职业理念、职业态度、职业纪律和社会责任等方面出现了一些偏差和缺失，以致败坏了记者的公众形象，引发了社会公众对记者队伍的“信任危机”。一段时间以来，传媒界把“加强行业自律、强调职业道德、刹住不正之风”局限于集中“对有偿新闻进行专项治理”，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但就记者队伍的建设而言还远远不够。应该看到，当前损害媒体和记者声誉的，不仅是有偿新闻，还包括在职业理念、职业态度、职业纪律和社会责任方面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记者当然要追逐社会热点，每每遇到天灾人祸，记者应该不辞辛劳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捕捉新闻，如实报道，这种追新闻的劲头应该大大提倡。职业道德修养是传承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精髓和永恒主题，是记者的必修课。记者在待人接物中应有的修养和礼貌，是真情、友好、善良的表现，是沟通人与人心灵的“法宝”。没有礼貌，不尊重人，也无法赢得别人的尊重，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然而当前记者队伍中有些人自以为是，架子很大，缺乏教养，不尊重人，经常制造出一些事端有意让人难堪。这些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其后果必然是偏离正确的舆论导向。因此，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去认识和铲除它，这样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减少或防止新闻宣传在弘扬主旋律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问题，从而切实保障舆论导向的正确性。二、新闻工作者应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无论是从自己的责任，还是社会地位、社会影响、个人成长来看，都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对于一名新闻工作者来说，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为读者服务。新闻工作者的一切活动，不仅要为人民群众传播信息，传播真理，采写读者最需要、最有益的新闻，又要反映他们的意见、愿望和呼声。记者发出的每一篇报道，都要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在采访活动中，记者要公正无私，要按照新闻价值的标准来选择、衡量，不能把个人偏见、个人好恶和个人关系带到工作中来。新闻工作者应该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在采访活动中，记者会经常接触到社会上的矛盾冲突，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个称职的记者，要以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己任，以除恶扬善、扶正祛邪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坚决同那种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坏人坏事以及错误言行作斗争，不管个人会遭到打击报复，甚至会遇到生命的危险，绝不能在政治上投机迎合，绝不能屈服于任何邪恶，绝不能明哲保身，拿原则作交易。一个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富有责任心的记者，绝不会抢发某些有可能是虚假的、不实的报道。“客观报道”代表的是一种新闻职业道德，它不是谣言的遮羞布。以高度的新闻职业道德约束自己，追求真正的客观报道，这是新闻工作者永远不能推卸的责任。不逐名利，严格自律，抵制歪风邪气的侵蚀。新闻工作者应有以身作则的义务。那种“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和行为，那种利用工作之便搞有偿新闻的做法，那种追逐个人名利而抄袭剽窃的行为，那种为了“卖点”而降低新闻品格的媚俗之风，必须坚决反对，并采取有效措施严加禁止。新闻工作是一项严肃的职业，它不允许为了个人目的利用新闻报道手段进行无原则的吹捧。也不允许利用新闻职业的便利打击陷害好人。三、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是一种责任。新闻传播业应该不为任何权力左右，新闻工作者必须站在客观、公正、平衡的立场上报道事实，尽可能把个人感情因素降到最低程度，把对新闻事件评价的权利交给受众。新闻工作者有其特殊的使命，他们应该有自己的职业规范、职业道德和职业良知，所谓真实、客观、公正等正是这种规范、道德和良知的体现。但任何职业规范都不应该违背社会规范，任何职业道德都应符合社会道德，任何职业良知都必须服从社会良知。因为我们都是社会实践者。新闻工作者应该认识到新闻传播的最终使命是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发展，并通过新闻报道承担起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我们的新闻事业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的信任，除了它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的要求愿望外，还有在共产主义理想指导下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职业道德标准。因此，新闻工作者，不仅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具备很强的政策水平，扎实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基础，过硬的写作能力，而且还要有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因此，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重视和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自立更生，艰苦奋斗！！！

关于新闻的论文1000字内容

哎呀，写了这封信，仕途堪忧，在官场上完蛋了，做不了大官，自取灭亡，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断送政治前程，前途堪忧啊；天下事无非是戏，世间人何需认真，难得糊涂，何必较真，能忍就忍吧。　　写信给中央、国务院，可以从现任领导人中选收信人，要有收信人的职称，职位，任职部门，也可以投寄到各级信访部门；要到其他县市投寄，最好是转北京的亲戚投寄，不管是谁写，都要填写被举报人名字、级别、违法犯罪时间、具体情节经过、涉案金额，举报人的名字，举报人的名字要打印出来，仅仅是打印无效，要举报人亲笔用毛笔、或用蘸取了碳素墨水的钢笔签名，或者加盖印鉴，或者蘸朱砂用右手大拇指按指纹，要有举报人的详细通讯地址，否则不予以受理！特别要注意，举报人的名字嘛？举报材料一但转下来，你这里的机关内部是可以估量到的！！具体怎么办，你自己知道啦。　　那你只能到其他省份，向国家领导人投信件，注意要在邮局内柜台递交，保证邮资足够，邮票是真的。　　举报细节要有法律依据，　　举证就暴露了是谁在举报，自己做好保护自身的措施，怎么写就是艺术，策略，技巧。　　要有举报人地址、姓名，一定要签名，否则就不受理。　　如果实名举报，一定被报复，具体的变通方法你一定知道，你知道怎么做了*******　　举证就暴露了是谁在举报，自己做好保护自身的措施，怎么写就是艺术，策略，技巧。　　要有举报人地址、姓名，一定要签名，否则就不受理。　　如果实名举报，一定被报复，具体的变通方法你一定知道，你知道怎么做了*******　　中纪委举报网站除了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之外，还有一个——“举报铡”。铡的不是被举报人，铡的是**人。如果铡的是造谣污蔑，诬陷诬告的举报人，那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而现实中**人流泪又流血，遭受各种打击报复，家破人亡，度日维艰。才是“举报铡”厉害动人的功能、功效。　　中纪委举报网站，是举报的终点站，就如法院的终审。举报到中纪委的举报网站如果还此路不通，那么歇菜，等死吧。　　一位朋友向省委书记举报一位基层副处贪污受贿，省委书记也批示了。但是，一位省委书记就是搞不过一位基层副处。1000封信，1000枚邮票也没用，省委书记又不是吃饱饭整天在举报上搞批示的。一位好心正义的基层办案人员说，您把省里的皇帝都请出来了，都没有办法，其他人还有什么办法？　　中纪委举报网站就是举报人的皇帝，中纪委举报都没用，其他就一切免谈了。从这意义，中纪委举报网站是灭火机，消音器，挡箭牌，保护伞，双刃剑。　　中纪委举报网站——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寄语中纪委举报网站，寄语寄希望中纪委举报网站的人们，好自为之。　　（凯迪网友：ydc425）　　不敢。坚决不敢。　　如果了解权力监督机制，就会懂得所谓“**”是一种自杀行为。　　网友：南昌黄泰；人生不妨随波逐流，古语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古语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楼上扔东西扔到底楼（我们住在底楼），脏乱差，我们想给楼上的住户贴纸条，叫他们不要乱扔垃圾，写什么好　　通告：1）本人的小舅子在公安厅警犬训练基地，即将定期在本楼道进行基础训练，具体方式是对扔到楼下的物体吸取气味特征，然后向楼上逐层搜索，寻找匹配符合的住户；首先对该住户的门口确认，再对该住户的人体气味特征进行确认。进攻性大型犬类对于人类有威胁，为了你的生命安全，请在验证过程中保持镇定，遏制多余的动作和语言，以保证您的生命安全。每星期有几天，该警犬会在你的门口守候恭候你的到来，你可以有礼貌地回应哟。　　2）公安大学物证鉴定专业即将在此进行DNA生物特征识别工作，检材是楼上扔下了的食物、毛发、烟蒂、牙签；因为生物DNA特征是比指纹、住址、家庭电话、生存必须客户资料更高级的私人信息，能预测你的未来疾病、癌症、性格等各种致命的缺陷，在公布前，请楼上用户前来认领为盼，并且要你全额承担检验费用。3）提取到您的指纹也将公开，他人可以在指纹识别装置上模仿你的活体指纹，如有意见，请尽快来访，提出你的申请和要求为盼。4）每隔三层楼安装微波、红外、超声波综合定位测试仪器，对空间移动物体进行实时定位、摄影与记录存档，并且用高压射流、控制爆炸、激光束消灭、烧毁空间移动的杂物，为了您的安全，请主动避让激光束，以免遭到不测。5）定期对楼上扔下来的垃圾，根据污秽程度、各自重量，向所有楼上住户扣除物业费用。

不给你官僚的废话直接说的:你可以写最近的热点新闻:H1N1杭州70码先抓现在最热的热门新闻，先概述(收集相关内容)再分析，分析可搜索也可有个好办法(从视频分析中找自己要的内容)合理的写出来，就是一篇绝好的自己的内容的新闻分析了祝福好运，这几年我都是这么写的呵呵

我的父母来自于农村。他们的一生很平凡，没有享过多少福，因家庭条件的原因，早年就退学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外人眼里，他们是那样平凡，可在我心中，父母是我生活的全部。我爱他们，就像他们爱我一样。　　我的母亲在木匠家帮他们打磨家具，每天早晨7：10就去上班，一直干到中午12：00回家，下午1：00再去，傍晚7：00才回来。天天打磨家具时间长了手就裂纹了，看到妈妈的手，我的心就像针扎似的痛。我的父亲在一家印发厂干活，爸爸为了我们能过上好日子，不敢休息，看到爸爸疲惫的身影，我的眼中就总有泪花在闪烁。就在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报答父母的方法。　　1，在父母烦躁的时候我可以给他们唱唱歌跳跳舞　　2，在父母工作完回家后为他们打一盆洗脚水为他们洗洗脚　　3，在父母无聊的时候为他们讲讲笑话　　4，把零花钱攒着到父母亲的节日时为他们买一份礼物　　5，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家务　　以上这五条是我目前想到报答父母亲的方法。　　岁月不等人。我长一岁，父母就老一岁。父母真的十分不容易，我们应该珍惜时间趁早报答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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