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地理论文3000字数量多少
j;j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百度地图 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最新数据为准。
(一)旱灾——我国发生范围最广、频次高、持续时间最长的渐发性气象灾害。四个旱灾多发中心:华北、华南、西南和江淮地区不同区域的旱灾特点:(1)东北地区盛夏干旱,“三天一小干,五天一大旱”。由于降水相对稳定,旱灾频次相对较少。(2)华北地区春旱严重,有“春雨贵如油”的说法。旱灾频次居首位。(3)长江地区伏旱,有农谚“春旱不算旱,夏旱减一半”。 7月份雨带北移,受副热带高气压带控制,易发生旱灾,但是,台风雨经常可以缓解灾情。(4)华南地区夏秋旱。 (5)西南地区四季均可发生旱灾。总的说来,我国旱灾以春旱发生地域最广,频率最高,夏旱和秋旱次之。 旱涝关系(1)旱灾和涝灾在时间上交替:我国主要旱涝交替区有黄河流域、海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及珠江流域等地区 (2)旱灾和涝灾在空间上交错出现:即某一地带雨涝而另外大片地区干旱,即“这里不涝那里涝,这里不旱那里旱”的现象。我国农业旱灾灾情严重(二)台风灾害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遭受台风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位于太平洋西岸,由于西太平洋台风具有向西北方向移动的特征,因此,我国极易遭受台风的袭击。台风发生的时间:主要为盛夏至秋初台风灾害的空间分布特点:沿海重、南方重。台风造成的损失:台风造成的损失约占全国自然灾害损失的15%--20%,其中沿海省区的台风灾情最重。(三)寒潮灾害发生时间:9月至次年5月每年春秋两季有两个寒潮高峰期,即3—4月和10~11月,前者更强。春秋季节爆发的寒潮对农作物的危害最大。 源地:北方大陆与冰雪洋面路径:偏西路径——经新疆和蒙古高原向日本海及东海北部移动;偏北路径——经蒙古高原向我国南方移动;东北路径——经日本海或我国东北向我国东部沿海侵入。我国山脉走向对寒潮的影响东西向山地,如天山、阴山、秦岭和南岭等,山体北侧冷空气堆积,灾害加剧;山体南侧相对温暖,灾害减弱。南北走向的山脉,形成冷空气的通道,使冷空气可以分流南下,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两广地区甚至海南岛。我国青藏高原的海拔高于寒潮天气系统的上界,因此很少受到寒潮影响。 影响地区:除青藏高原、滇南谷地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受到寒潮影响。发生频次高,东北地区最多,华北次之,再次为西北和长江流域,华南最少。各地灾害表现:北方主要表现为大风、降温、霜冻、暴风雪等;南方主要表现为降温、冻害、雨雪等(四)沙尘暴——华北地区春季影响很大的气象灾害 (1)概念:沙尘暴是沙暴和尘暴两者兼有的总称;是指强风把地面大量沙尘卷入空中、,使空气特别混浊,水平能见度低于1千米的天气现象。(2)发生与防治 ①沙尘暴发生时间:冬春季节②沙尘暴产生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大风——形成沙尘暴的动力条件;二是地面的沙尘物质——形成沙尘暴的物质条件;三是不稳定的空气状态和局部地区的热力条件。③防治沙尘暴最有效的人类行为是植树造林、种草,增加地表植被覆盖,这样可以减小风速,降低沙尘暴的动力条件,增加湿度,调节并改变局部地区的热力条件;可以减轻沙化,降低沙尘暴的物质来源条件。五)气象灾害多发区——华北地区最常发生的气象灾害:干旱、寒潮、沙尘暴、冰雹、干热风、霜冻等,其中干旱—沙尘暴和干旱—虫灾是主要的气象灾害。气象灾害多发的原因: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五、中国的生物灾害(一)农作物病虫害1.特点:种类多,危害大,灾情东部重于西部。2.危害:不仅造成农作物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还导致农产品大批量变质,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3.对农作物危害最大的几种病虫害及其分布:(1)小麦锈病(包括条锈、叶锈和秆锈)——是中国发生范围最广、危害最严重的一类小麦病害,在各麦区均有发生。(2)水稻病害的分布与灾情(3)棉铃虫分布与灾情(二) 森林病虫害1.危害:导致林木生长量减少,森林枯死,不仅对我国森林工业造成极大损失,而且对森林生态功能造成严重破坏。2.导致森林病虫害多发的人为原因:主要是大量单一的人工林替代了种类多样性丰富的原始森林,使森林对有害生物的自控能力降低。3.主要害虫——松毛虫松毛虫发生频率的地区差异:常发区 海拔低于400米、平均气温25℃以上的地区偶发区 海拔400~500米、气温在10~25℃的地区 (三)蝗灾与鼠害——两种最广泛的生物灾害1.蝗灾:(1)危害最严重的爆发性生物灾害。其中,危害最严重、成灾率最高的是飞蝗,俗称“蚂蚱”。对农、林和牧业的破坏具有毁灭性。(2)主要种类及分布(3)蝗灾与旱涝的关系:旱灾与蝗灾经常链性发生,在干旱少雨年份,河湖水位降低,退水区域特别适宜雌蝗产卵,使得蝗虫数量激增。若前期干旱少雨,利于雌蝗产卵,而后期多雨又利于蝗虫幼虫成长,蝗灾就会爆发。2.鼠害(1)危害:老鼠不仅糟蹋粮食、破坏草原和危害林木,而且传播疾病,危害人体健康。我国鼠害发生面积广、种类多、危害大,对农、林、牧业造成的损失相当严重。(2)我国鼠害的地域差异显著 分布本区农业特点常见害鼠亚洲东部喜湿鼠类危害区包括东北、华北和西南区的大部、华东和华南的全部。本区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开发历史久远,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褐家鼠、小家鼠等亚洲中部耐旱鼠类危害区包括我国西北区的大部、青藏高原大部,以及东北和华北区的边缘地带。本区降水量少、气候干旱。小家鼠、黄鼠等(四)生物入侵
一、超越传统工业科技 人类有别于其它动物的特征之一,就是人类能创造和使用工具,还能用特殊的文字符号去解释自然。就是说,人类比其它动物更具有一种科技能力。借助这种能力,人类才能创造出大自然中本不存在的东西――人类文明。 科技在不断演化,人类文明也在不断演化。一万年前,在人口资源的压力下,人类由渔猎采集文明向传统农耕文明转型。传统农耕文明经历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青铜时代,中国的商朝和西周王朝属青铜时代。第二个阶段是黑铁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属黑铁时代。随着铁冶炼和铸造技术的普及,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因适应不了新生产力的要求而开始崩溃。直到秦王朝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一个“铁农具+小农经济+君主官僚制+儒道法意识形态”的中华文明得以成型。农耕文明一万年以来虽有各种自然灾害和战争,但人类总的来说是稳定和安全的,因为当时的科技主流顺应了自然法则。传统的农耕文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能力是有限的,对大自然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他们敬畏自然。中国四千年前的夏朝,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鳖。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中国历代农民,都知道“取之于地用之于地”的道理,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桔杆,消费食物后的粪便,都作为农家肥再还到土地,保持了土地能量的循环使用,中国耕地经几千年而不退化。农民砍伐山林薪柴,也是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使村庄周围的燃料能永续利用。中国人口的膨胀也带来了周期性战争,而周期性的战争又将人口压缩回到自然资源的边界之内。世上任何科技系统,都应该限定在一定的资源范围内,支撑起特定的人口和文明形态。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科技,从来没超出人力畜力和铁制农具的范围。人们自觉地根据耕地、山林草泽和水的资源总量,来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由于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自我调节的、可持续利用的生存智慧,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因此延绵至今。 西方近代以牛顿力学、纺纱机、蒸气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使人类脱离农耕文明,迅速奔向了传统工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相比,传统工业文明通过全新的科技手段开发了更多的矿产资源,集约化地利用了更多的土地和森林,带来了人类财富和人口总量的膨胀,形成了一个以扩大物质消费为根本导向的社会。仅上世纪100年来所消耗的能源总量就远远超过人类几千年消耗量的总和。传统工业文明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污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无限扩散,终于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逼了出来。人类终于深切感受到地球资源和环境的有限。所谓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将自然资源转化成可用财富的进程,所谓的现代化社会,就是人均资源消耗高、排污量大的社会。由于人口增加,由于物欲横流,由于工商业的发展需要,人均资源消耗量直线上升。以水为例,公元前每人每天耗水12升,中世纪约20至40升,18世纪增加到60升,而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均每天耗水量达500-600升。据有关材料统计,工业化国家每创造100美元的收入,约需要300公斤的自然资源,人均每年需要45000-85000公斤自然资源。中国如果要达到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消耗水平,比如13亿中国人都将自行车换成汽车,那就不是2003年每天消耗546万桶石油的水平,而要变成每天消耗8100万桶,远远超过世界目前石油消耗总量,地球上有这么多资源供我们消耗吗?我们有能力对因此而产生的大量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吗?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因为全面承袭了西方传统工业的发展模式,更是因为中国对本土能源的过度消耗。从1990年到2001年10年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从18亿吨到35亿吨),天然气增长92%(从114亿立方米到277亿立方米),钢增长143%(从67亿吨到63亿吨),铜增长189%(从 9万吨到211万吨),铝增长380%(从4万吨到5万吨)、锌增长311%(从9万吨到3万吨)、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从217万吨到816万吨)。人们在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兴奋的同时,往往会忘记这些成绩背后的资源消耗、垃圾成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世界上的一切成功都是有成本的。有人算过,按目前的科技水平,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有12个地球的资源来支撑。如果只有一个地球,我们也得把地球全部吃空才能现代化。道理再清楚不过,中国本来就人多地少,资源稀缺,而传统过时的工业科技却又偏偏指向了稀缺性和污染性资源,这种科技具有不可持续性。谁继续走传统工业文明之路,谁就走上了不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因此,我们必须探索新的、可持续的生态科技之路。 二、走向新的生态科技 在全球资源环境压力下,发达国家早已全力发展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我曾在《可持续发展与文明转型》一文中说,发达国家新能源的开发(氢能、太阳能、风能等清洁丰裕能源)和循环经济的发展(资源的循环可再生利用,零垃圾与零排放)正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转型阶段。谁最早转型成功,谁就是未来的主人。转型的关键在于探索“生态科技之路”。新能源和循环经济即是生态科技之路的核心。 从现有能源结构看,工业经济目前的化石燃料如石油、煤、天然气等都不能回收,燃烧后就消失了。更何况石油、天然气的储量仅够人类再使用40―50年。世界各国对此高度重视。美国一边在伊拉克打仗以保障石油的安全,一边全力发展新能源。今年初,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说:“我提议拨款12亿美元作为研究资金,使美国在制造无污染的氢燃料汽车方面领先全世界……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正在努力克服障碍,以便使这种汽车能早日从实验室走进商品展览室,而今天诞生的婴儿将会成为未来驾驶第一辆氢动力无污染汽车的人。请大家和我一起加入这个重要的创新行动,把我们的空气变得更加清洁,让我们的国家减少对其他国家能源的依赖。”布什要求在2040年用新能源替代石油进口。为什么偏偏要求到2040年呢?因为全球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仅为1400多亿吨,按目前产量,静态保障年限正好只有40年。如果没有发现新的大油田,到2040年时世界已没有石油供应美国。众所周知,美国人口只占世界5%,却消耗着世界能源总量的30%,但美国仍对自己的能源未来充满担扰而大张旗鼓地开发新能源,确令人深思。1980年,美国第一架太阳能飞机上天。1995年,美国政府颁发“绿色化学挑战奖”以鼓励绿色科技发明者。2002年,美国10辆太阳能驱动的汽车无声开动。过去的四年中,太阳能和风能连续以40%的速度增长。风力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能源,从1995年到2002年增长了6倍,从4800兆瓦特到31100兆瓦特。世界上现在的风力机组发电总量,已可满足4000万欧洲人的家庭需要。 从循环经济看,工业经济中的有些资源在使用过程中本身并不会消失,如铁、铜、铝等等。这样的资源只能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来解决,使它们永远处于循环利用之中。几百年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丢弃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曾是实现经济增长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环境的恶化和环境运动的发展,随着资源成本的逐步攀升,逼使一些企业开始追求一种建立在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综合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生产和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都可经过处理后再以资源的形式重新进入生产流程。这便是循环经济。丹麦取缔了燃煤能源工厂和一次性饮料生产线,首都哥本哈根32%的交通使用自行车。日本的《家电循环法》,使上百万台旧家电变废为宝;《汽车循环法案》使几百万吨旧汽车变废为宝;《建设循环法》使几千万吨建设工地废弃物变废为宝。日本还计划到2010年把垃圾掩埋量将从现在的7400万吨/年减少到3700万吨/年,到2050年计划减少到370万吨/年,最终达到“零垃圾”目标。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新能源和循环经济的技术皆有突破性进展,为什么迄今仍没有全面普及开来呢?这是由于传统能源与工业集团的阻挠,西方各政党受到强力制约。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技术一旦普及,将对原有利益格局带来巨大冲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控制全球石油贸易的几大石油公司,尽管研制氢能与太阳能最有积极性,但他们为了现有的利益,将这些科研成果封锁在自己的试验室中,以知识产权的名义限制转让,特别是限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他们既要占尽现有石油利益格局下的好处,又要为石油枯竭时代的到来而“未雨绸缪”。在最后一滴石油没有被用干以前,新能源技术就难以真正普及。当然,由于规模限制,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技术产品的成本也很高,也是普及受阻的另一原因。因此说,新能源和循环经济的普及,已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和利益问题。但反过来说,别的国家发展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早一天晚一天问题不大,惟独中国不成。因为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容量已到支撑的极限,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新能源使用成为惟一可行之路。代价再高,成本再大,我们都得走。 集中资源干大事,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什么是中华民族长远的根本利益,我们要认清楚。面对眼前的能源和环境压力,我们少搞一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少修一些对生态不利的大坝,少建一些怨声载道的豪华办公楼,少投资些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项目(如石油汽车),就可以积攒下办大事的钱。我们应充分发挥政府绿色引导和绿色控制的能力,打破一些权力部门和企业的垄断私利,将政府财政大规模投向新能源开发和循环经济,将政府的系列优惠政策去鼓励新能源开发与循环经济。在美国,每购买一辆使用新能源的汽车可减免联邦税2000美元;在丹麦,强有力的税收政策鼓励人们以风力发电。这便是我国未来绿色税收与绿色贷款的参照样本。新能源技术的使用,虽短期成本巨大,长期将占尽优势。政府应当积极支持那些走在生态科技前列的企业,使它们逐渐成为中国企业的主流,因为生态科技的主体是企业。政府还应当针对那些迫在眉捷的生态科技难题迅速推进,如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技术系统,如保障人体健康的污染防治技术,如大面积生态退化的修复技术,如区域污染治理的综合技术,如生态监测预警的科技系统等等。政府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要更多地抓好公共事务管理;在抓好公共事务管理的同时,要抓一些关系国家民族未来成败的大事。这些大事,暂时无利可图但关系国计民生,是政府真正的义务。 中国本来就是在传统工业文明的迟到者。迟到就要挨打。1840年到1949年之间,中国受尽列强欺凌,内部也混乱不已。如今,我们不能在生态工业文明的路上再次落后,否则那心酸的大刀对火炮的历史仍会重演。试想,如果别人用的是太阳能飞机与氢能汽车,我们的飞机与汽车仍是用日趋枯竭而污染环境的石油,这样的国力如何与人家竞争?发达国家如果在能源结构和循环经济科技上取得根本性突破,从而决定放弃旧的工业经济科技转向全新的生态经济科技,那我们多年以极高环境成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统统将成为笑话。有人将传统工业文明称之为“从摇篮到坟墓的文明”,因为传统工业文明把自然这个生命摇篮变成了生命的坟墓。又有人将新出现的生态工业文明称之为“从坟墓到摇篮的文明”,因为它抛弃了与自然对抗的科技形式,采取了与自然和谐的科技形式,从而打开了更丰裕更和谐的时代。一定的科技系统,指向一定的资源范围。传统工业文明科技指向了稀缺、污染、不可持续的资源范围,而生态工业文明科技则指向丰裕、清洁、可永续利用的资源范围。围绕循环经济与新能源开发,构建中国的新伦理、新制度、新文化,使中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日趋生态化,这才是我们中国未来真正可持续的现代化。为了对中华民族负责,为了对人类负责,为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人类科技必须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科技模式,人类科技必须发展生态工业文明的科技模式。这是一项共同的事业,这是一项艰难的事业,我们这代人不得不承担起来。
世界地理论文3000字数量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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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超越传统工业科技 人类有别于其它动物的特征之一,就是人类能创造和使用工具,还能用特殊的文字符号去解释自然。就是说,人类比其它动物更具有一种科技能力。借助这种能力,人类才能创造出大自然中本不存在的东西――人类文明。 科技在不断演化,人类文明也在不断演化。一万年前,在人口资源的压力下,人类由渔猎采集文明向传统农耕文明转型。传统农耕文明经历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青铜时代,中国的商朝和西周王朝属青铜时代。第二个阶段是黑铁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属黑铁时代。随着铁冶炼和铸造技术的普及,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因适应不了新生产力的要求而开始崩溃。直到秦王朝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一个“铁农具+小农经济+君主官僚制+儒道法意识形态”的中华文明得以成型。农耕文明一万年以来虽有各种自然灾害和战争,但人类总的来说是稳定和安全的,因为当时的科技主流顺应了自然法则。传统的农耕文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能力是有限的,对大自然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他们敬畏自然。中国四千年前的夏朝,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鳖。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中国历代农民,都知道“取之于地用之于地”的道理,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桔杆,消费食物后的粪便,都作为农家肥再还到土地,保持了土地能量的循环使用,中国耕地经几千年而不退化。农民砍伐山林薪柴,也是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使村庄周围的燃料能永续利用。中国人口的膨胀也带来了周期性战争,而周期性的战争又将人口压缩回到自然资源的边界之内。世上任何科技系统,都应该限定在一定的资源范围内,支撑起特定的人口和文明形态。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科技,从来没超出人力畜力和铁制农具的范围。人们自觉地根据耕地、山林草泽和水的资源总量,来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由于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自我调节的、可持续利用的生存智慧,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因此延绵至今。 西方近代以牛顿力学、纺纱机、蒸气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使人类脱离农耕文明,迅速奔向了传统工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相比,传统工业文明通过全新的科技手段开发了更多的矿产资源,集约化地利用了更多的土地和森林,带来了人类财富和人口总量的膨胀,形成了一个以扩大物质消费为根本导向的社会。仅上世纪100年来所消耗的能源总量就远远超过人类几千年消耗量的总和。传统工业文明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污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无限扩散,终于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逼了出来。人类终于深切感受到地球资源和环境的有限。所谓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将自然资源转化成可用财富的进程,所谓的现代化社会,就是人均资源消耗高、排污量大的社会。由于人口增加,由于物欲横流,由于工商业的发展需要,人均资源消耗量直线上升。以水为例,公元前每人每天耗水12升,中世纪约20至40升,18世纪增加到60升,而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均每天耗水量达500-600升。据有关材料统计,工业化国家每创造100美元的收入,约需要300公斤的自然资源,人均每年需要45000-85000公斤自然资源。中国如果要达到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消耗水平,比如13亿中国人都将自行车换成汽车,那就不是2003年每天消耗546万桶石油的水平,而要变成每天消耗8100万桶,远远超过世界目前石油消耗总量,地球上有这么多资源供我们消耗吗?我们有能力对因此而产生的大量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吗?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因为全面承袭了西方传统工业的发展模式,更是因为中国对本土能源的过度消耗。从1990年到2001年10年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从18亿吨到35亿吨),天然气增长92%(从114亿立方米到277亿立方米),钢增长143%(从67亿吨到63亿吨),铜增长189%(从 9万吨到211万吨),铝增长380%(从4万吨到5万吨)、锌增长311%(从9万吨到3万吨)、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从217万吨到816万吨)。人们在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兴奋的同时,往往会忘记这些成绩背后的资源消耗、垃圾成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世界上的一切成功都是有成本的。有人算过,按目前的科技水平,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有12个地球的资源来支撑。如果只有一个地球,我们也得把地球全部吃空才能现代化。道理再清楚不过,中国本来就人多地少,资源稀缺,而传统过时的工业科技却又偏偏指向了稀缺性和污染性资源,这种科技具有不可持续性。谁继续走传统工业文明之路,谁就走上了不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因此,我们必须探索新的、可持续的生态科技之路。 二、走向新的生态科技 在全球资源环境压力下,发达国家早已全力发展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我曾在《可持续发展与文明转型》一文中说,发达国家新能源的开发(氢能、太阳能、风能等清洁丰裕能源)和循环经济的发展(资源的循环可再生利用,零垃圾与零排放)正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转型阶段。谁最早转型成功,谁就是未来的主人。转型的关键在于探索“生态科技之路”。新能源和循环经济即是生态科技之路的核心。 从现有能源结构看,工业经济目前的化石燃料如石油、煤、天然气等都不能回收,燃烧后就消失了。更何况石油、天然气的储量仅够人类再使用40―50年。世界各国对此高度重视。美国一边在伊拉克打仗以保障石油的安全,一边全力发展新能源。今年初,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说:“我提议拨款12亿美元作为研究资金,使美国在制造无污染的氢燃料汽车方面领先全世界……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正在努力克服障碍,以便使这种汽车能早日从实验室走进商品展览室,而今天诞生的婴儿将会成为未来驾驶第一辆氢动力无污染汽车的人。请大家和我一起加入这个重要的创新行动,把我们的空气变得更加清洁,让我们的国家减少对其他国家能源的依赖。”布什要求在2040年用新能源替代石油进口。为什么偏偏要求到2040年呢?因为全球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仅为1400多亿吨,按目前产量,静态保障年限正好只有40年。如果没有发现新的大油田,到2040年时世界已没有石油供应美国。众所周知,美国人口只占世界5%,却消耗着世界能源总量的30%,但美国仍对自己的能源未来充满担扰而大张旗鼓地开发新能源,确令人深思。1980年,美国第一架太阳能飞机上天。1995年,美国政府颁发“绿色化学挑战奖”以鼓励绿色科技发明者。2002年,美国10辆太阳能驱动的汽车无声开动。过去的四年中,太阳能和风能连续以40%的速度增长。风力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能源,从1995年到2002年增长了6倍,从4800兆瓦特到31100兆瓦特。世界上现在的风力机组发电总量,已可满足4000万欧洲人的家庭需要。 从循环经济看,工业经济中的有些资源在使用过程中本身并不会消失,如铁、铜、铝等等。这样的资源只能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来解决,使它们永远处于循环利用之中。几百年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丢弃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曾是实现经济增长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环境的恶化和环境运动的发展,随着资源成本的逐步攀升,逼使一些企业开始追求一种建立在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综合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生产和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都可经过处理后再以资源的形式重新进入生产流程。这便是循环经济。丹麦取缔了燃煤能源工厂和一次性饮料生产线,首都哥本哈根32%的交通使用自行车。日本的《家电循环法》,使上百万台旧家电变废为宝;《汽车循环法案》使几百万吨旧汽车变废为宝;《建设循环法》使几千万吨建设工地废弃物变废为宝。日本还计划到2010年把垃圾掩埋量将从现在的7400万吨/年减少到3700万吨/年,到2050年计划减少到370万吨/年,最终达到“零垃圾”目标。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新能源和循环经济的技术皆有突破性进展,为什么迄今仍没有全面普及开来呢?这是由于传统能源与工业集团的阻挠,西方各政党受到强力制约。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技术一旦普及,将对原有利益格局带来巨大冲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控制全球石油贸易的几大石油公司,尽管研制氢能与太阳能最有积极性,但他们为了现有的利益,将这些科研成果封锁在自己的试验室中,以知识产权的名义限制转让,特别是限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他们既要占尽现有石油利益格局下的好处,又要为石油枯竭时代的到来而“未雨绸缪”。在最后一滴石油没有被用干以前,新能源技术就难以真正普及。当然,由于规模限制,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技术产品的成本也很高,也是普及受阻的另一原因。因此说,新能源和循环经济的普及,已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和利益问题。但反过来说,别的国家发展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早一天晚一天问题不大,惟独中国不成。因为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容量已到支撑的极限,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新能源使用成为惟一可行之路。代价再高,成本再大,我们都得走。 集中资源干大事,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什么是中华民族长远的根本利益,我们要认清楚。面对眼前的能源和环境压力,我们少搞一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少修一些对生态不利的大坝,少建一些怨声载道的豪华办公楼,少投资些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项目(如石油汽车),就可以积攒下办大事的钱。我们应充分发挥政府绿色引导和绿色控制的能力,打破一些权力部门和企业的垄断私利,将政府财政大规模投向新能源开发和循环经济,将政府的系列优惠政策去鼓励新能源开发与循环经济。在美国,每购买一辆使用新能源的汽车可减免联邦税2000美元;在丹麦,强有力的税收政策鼓励人们以风力发电。这便是我国未来绿色税收与绿色贷款的参照样本。新能源技术的使用,虽短期成本巨大,长期将占尽优势。政府应当积极支持那些走在生态科技前列的企业,使它们逐渐成为中国企业的主流,因为生态科技的主体是企业。政府还应当针对那些迫在眉捷的生态科技难题迅速推进,如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技术系统,如保障人体健康的污染防治技术,如大面积生态退化的修复技术,如区域污染治理的综合技术,如生态监测预警的科技系统等等。政府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要更多地抓好公共事务管理;在抓好公共事务管理的同时,要抓一些关系国家民族未来成败的大事。这些大事,暂时无利可图但关系国计民生,是政府真正的义务。 中国本来就是在传统工业文明的迟到者。迟到就要挨打。1840年到1949年之间,中国受尽列强欺凌,内部也混乱不已。如今,我们不能在生态工业文明的路上再次落后,否则那心酸的大刀对火炮的历史仍会重演。试想,如果别人用的是太阳能飞机与氢能汽车,我们的飞机与汽车仍是用日趋枯竭而污染环境的石油,这样的国力如何与人家竞争?发达国家如果在能源结构和循环经济科技上取得根本性突破,从而决定放弃旧的工业经济科技转向全新的生态经济科技,那我们多年以极高环境成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统统将成为笑话。有人将传统工业文明称之为“从摇篮到坟墓的文明”,因为传统工业文明把自然这个生命摇篮变成了生命的坟墓。又有人将新出现的生态工业文明称之为“从坟墓到摇篮的文明”,因为它抛弃了与自然对抗的科技形式,采取了与自然和谐的科技形式,从而打开了更丰裕更和谐的时代。一定的科技系统,指向一定的资源范围。传统工业文明科技指向了稀缺、污染、不可持续的资源范围,而生态工业文明科技则指向丰裕、清洁、可永续利用的资源范围。围绕循环经济与新能源开发,构建中国的新伦理、新制度、新文化,使中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日趋生态化,这才是我们中国未来真正可持续的现代化。为了对中华民族负责,为了对人类负责,为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人类科技必须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科技模式,人类科技必须发展生态工业文明的科技模式。这是一项共同的事业,这是一项艰难的事业,我们这代人不得不承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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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治理方略 摘要:治黄方略为我国历代安民的决策课题。本文针对“水少沙多”这两点黄河难治的症结,指出减少入黄沙量的治本之策为采用现代工程措施,将黄土高原水土严重流失区整治成错落有致的相对平原,改变其侵蚀地理环境。同时提出了与外流域调水结合的综合治理方略,把黄河下游河道作为淮河及汉江上游洪水的入海通道,增加黄河过洪能力,小浪底水库也可乘机排沙入海。 关键词:黄河 治理方略 泥沙 1 引言 黄河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是包括长江在内的其它河流无法比拟的,她流经中国腹地,诞生了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既得益于黄河与黄土的哺育而生息繁荣,又受害于黄河与黄土相伴造成的黄河下游河道“善淤、善决、善徙”而治水不止。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史中,有很大的篇幅都与黄河治理有关。在历朝历代,治黄方略如何制订均是我国安民的决策课题。倍受后人推崇的最早的治黄成功事例是传说中的大禹治水。他改进了共工和鲧“ 围堵障水”的作法,采用“疏川导滞”之策,平息了水患。这一传说,实际上是对先民治河的总结[1]。从周以后的文献记载中,可证实防御洪水的黄河大堤的雏形远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即已存在。以后诸侯国家兴起,可以组织更多的人力、物力,从一时一地出发,在大河两侧出现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堤防。规模比较大的和比较长的就成为我国早期的长城了。文字记载十分确切的是在西汉汉哀帝即位之初贾让提出的治河三策,是继鲧、禹之后较早提出创见并且见于正史记载的重要治黄方略。贾让当时面对的黄河下游河道“河高出民屋”,已是“地上悬河”,堤防宽窄很不一致,布局更是混乱,所以他最不主张的下策是筑堤治河。三策中的上策主张放弃旧有河道,人工改道北流。他认为“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一策。”中策主张开渠引水,分洪入漳。“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贾让三策均没能认真实现。东汉王景的宽河行洪之策得到了大规模实施。他选定行河路线较优的线路,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修渠筑堤,并利用沿河大泽进行放淤,取得了无重大改道变迁的成就,一直倍受后人赞赏。但是这种安澜毕竟是相对的,大量的泥沙淤积,至少隋唐五代出现了泛滥决口,更不可能有“千年无恙”的史实。值得借鉴的是明朝潘季驯“束水攻沙”的治河理论与实践。他主张南北两岸“坚筑堤防”,努力完善堤防系统,如用缕堤束水攻沙,用遥堤约束洪水泛滥,用格堤阻止滩区行洪并促进滩地落淤;为防御大洪水,又修建滚水坝分泄水。并且在当时黄河南流的条件下,充分利用淮河之水,借助洪泽湖的调节能力“蓄清刷黄”。潘季驯治河实现了由分流到合流,由治水到治沙两个转折,抓住黄河泥沙淤积这个根本问题,显然这一点是很高明的。因此,在他之后的明、清治河举措,多遵循他的治河原则。他的治河思想和方法甚至影响至今。但黄河河床仍继续淤高,泥沙灾害日益积累,以致于1855年发生了铜瓦厢决口改道的剧变。 黄河治理开发真正取得巨大进展是最近50年的事,黄河已开始变成为人们兴利造福的河流。总结治黄成败经验和科学研究成果,认为采用“拦、排、放、调、挖,综合治理”等措施,标本兼治,近远结合,可以妥善解决泥沙问题;采取“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方针,可以有效地控制洪水。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即形成一个防洪减淤的工程体系。显而易见,如此治黄已将黄河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治理对策,人们对黄河的研究与治理实践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昔日千疮百孔的黄河大堤,而今变成了宏伟的“水上长城”,成为海河与淮河的分水岭,在人们的努力下,取得了连续52年伏秋大汛不决口的奇迹和综合治理开发的丰硕成果,治黄成就举世公认。然而黄河毕竟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流,4000多年前的大禹治水以来,历经多少前辈的治河实践,一直未能改变黄河这条泥龙恣意游荡的脾气。史书上清晰出现着2600多年里黄河泛滥1500次、改道26次的记载。下游决口泛滥范围,北抵津沽,南达江淮,纵横25万km2。频繁的决口改道,给两岸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害。而今,随着黄河流域人口急剧增长,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和人类活动强度大大增加,母亲河的忧患仍在。由于冲沙入海的水量大大削减,下游河床不断淤积抬高,行洪能力大大减弱,高滩滩面漫水机遇已与1855年铜瓦厢决口前的情况接近,河道已趋于预警高度,悬河形势极为严峻;严重威胁着下游两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另一方面,却又生发出季节性断流的灾患,自1972年以来的27年中就有21年断流,尤其90年代,年年出现断流。影响到依靠黄河供水的城乡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用水,不仅直接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还带来了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2,3],如加重了河口地区土地盐碱化,河口湿地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使黄河三角洲日渐贫瘠。黄河断流、洪涝灾害的环境恶化相互交加,黄河安澜中隐伏着危机,治黄事业无比艰巨又任重道远。特别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黄河的演变,对黄河治理和开发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治黄面临着许多问题。如何使治黄事业更为符合客观的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亟待于我们继续探索和奋斗。本文在前人研究和实践基础上,就黄河的治理方略述一管见。2 减少入黄沙量的治本之策众所周知,黄河难治的症结在于沙多,而沙多的原因是黄土高原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该地区西为祁连山余脉,西北为贺兰山,东至管涔山及太行山,北起阴山,南抵秦岭,共有64万km2,海拔1000~1500m,相对高差100~300m,这是世界上黄土覆盖最深厚、黄土地形最典型的地区。特殊的边界条件下,中游暴雨是黄土高原土壤强烈侵蚀以及水土严重流失的动力因素,“愈冲愈陡,愈陡愈冲”[4],使黄土高原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沟壑纵横,每年来自黄土丘陵沟壑区的泥沙达10亿吨左右,土壤侵蚀模数可达20000t/(a·5km2),大量泥沙入黄,致使一些水库湮废失效,下游河道不断淤高,防洪压力日趋加重。不少人认为,黄土高原历史上曾经是植被良好的繁荣富庶之地,希望通过植树种草,改变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从而达到根治黄河的目的。但是也应认识到,黄河塑造出的华北大平原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中心地带,黄河早在远古时期就是一条多沙河流。《左传》引用周诗:“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表明更早的年代黄河已是相当浑浊,因为黄河沙多的自然现象应该比这句周诗要早得多。她所流经的中游地区,特别是现代界定的严重水土流失区中的大部分地区,自古即是自然条件极为严酷、水蚀风蚀最为严重的地区。这可以《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为证:“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萃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该诗生动地描绘了2000多年前大暴雨后山洪暴发时黄土高原土壤强烈侵蚀的自然景观。再如《禹贡》中所称:“禹别九洲, 随山浚川”,表明当时黄土高原地区土壤侵蚀已十分严重,大量泥沙入黄,使黄河下游河道淤积日益严重,人们才会产生“随山浚川”(亦即随着山去导滞,疏浚上游的河道)的设想。原始的或常规的生产方式很难保证植物生长有良好的立地条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也就难以达到具有一定覆盖度的植被状况[5]。无论如何,对古代黄河中游地区植被状况的估计一定要考虑自然气候的制约影响。《诗经·大雅·云汉》描述了周宣王时大旱多年的情景:“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NFDA4�如焚”。也就是说大地旱得好象起火燃烧,山川干枯。显然如此干旱的气候之下,很难存在良好的植被。我们认为,对于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保持,必须跳出传统框框,采用现代工程措施,如修筑控制性拦沙工程、淤泥坝系及必要的挡土墙,变沟壑为平地;也包括人工定向爆破等措施,使一座座高耸的峁峁梁梁填充沟壑,变坡地为相对平原。同时,辅以必要的生物措施。这些措施把经多年治理如今仅占黄土高原地区总面积约20%、而入黄泥沙却占总入黄沙量80%左右的水土严重流失区,改造成一片片错落有致的相对平原[6]。在这种失去了侵蚀地理环境的“平原”之上,水土流失被遏制,该地貌类型区入黄泥沙可减少70~80%(实际上入黄泥沙不可能也不需要减少100%,否则将会使下游河道遭受较强的冲刷,特别是给河口三角洲地区带来很大麻烦)。 只有从最基本的流域单元入手,通过工程措施改变水土严重流失区的侵蚀地理环境,才是黄河治本之策,而且这决非很久之后才可能实现的事情,只要立即动手,分步实施,10多年足矣。在这些具备涵养水源条件的人造“黄土平原”上,再采取相应的生物措施,不远的将来就不难实现“再造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宏伟目标。从现有的技术经济条件来说,这完全是可行的。面向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向西部战略转移,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的角度讲,这也是十分必要的。3 与外流域调水结合的综合治理方略 相传我国上古之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然而,历经沧桑,黄河近代水资源日趋贫乏,其水量仅占全国河川径流量的2%,大量资料表明,水少是黄河下游河床不断淤积升高的主要动力因素,也是黄河难治的另一症结。模型试验发现,洪水机遇减少是黄河下游近些年河床萎缩、过洪能力很低的主要原因[7]。从水资源角度讲,黄河是惟一流经干旱缺水的西北、华北地区的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流域内地域广阔,环境多样,土地与矿藏丰富,因水资源贫乏而制约着发展,因此黄河治理不仅要考虑防洪,而且还要考虑水资源问题。花园口以上多年平均径流深77mm,相对于全国平均径流深276mm的28%,黄河下游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属长期性、区域性、资源性缺水,因此,缓解黄河下游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根本措施是开源,即从外流域调水济黄,增补黄河有效水资源量,这是适应发展的长期战略措施。为此可利用黄河以南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基本上沿南水北调中线方案线路,自汉江丹江口水库始,沿途把汉江、淮河上游可引之水经河南南阳、平顶山、许昌等地,在郑州以西桃花峪上游(如孤柏嘴附近)自流引入黄河,并利用东平湖和拟建的桃花峪水利工程加以调节。尔后,通过现有的下游引黄工程,包括引黄济津、引黄入冀(现有的共产主义引黄工程和位山引黄入冀工程供水能力已经很大)、引黄济青工程,向河南、山东、河北相关地区供水,兼顾南水北调中线、东线方案的调水作用。从而减轻黄河水供需压力,达到解决下游断流、保证输沙用水量、改善下游河道淤积状况之目的。如果调水规模有保证,不但能缓解河北有关地区用水紧张局面,还可再通过河北水系的局部调整接济京津,满足原中线南水北调方案对京津的供水要求。在此前提下,黄河流域来水可主要考虑本流域中上游用水,相应缓解了黄河中上游水资源短缺的不利局面。并且小浪底水库可按照“高水高用”的原则,相机调水北上。 从丹江口水库调水入黄,沿途干渠应与淮河流域的河流和集水区域平交,与该流域的防洪体系相结合,形成“串联水库”,除发挥相应的供水作用外,特别是在淮河、汉江流域的暴雨期,还将产生其他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其一,通过优化调度,将淮河、汉江流域无法承受的洪量调入黄河,把黄河下游河道作为淮河上游各大支流的洪水入海通道,淮河、汉江的防洪压力遂大为减轻。其二,调洪水入黄,可冲刷黄河下游河道,扩大主槽断面面积,提高过洪能力,减少下游河道淤积。赵业安等专家的研究结果[8]及我们开展的模型试验资料[7]表明,黄河下游有“大水带大沙”及“大水出好河”的规律,水少沙多是黄河下游河道淤积的根本原因,且水沙搭配不相适应是造成黄河下游河道淤积抬高的又一主要原因。因此[9],只有调洪水入黄,使流量与含沙量相适应,“大水带大沙”时,才能取得最好的输沙减淤效果。其三,小浪底水库的库容,是发挥综合利用效益的保证[10],小浪底水库可借分洪调水之机集中排沙,利用大水排沙入海,相应增加了水库极为宝贵的库容。加大了水库调节能力,极大地提高水库的综合利用效益。 总之,如此调水对黄河防洪减淤乃至整个黄河治理都能产生巨大效益,同时对改善黄河下游特别是三角洲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大量泥沙填海造陆,不断扩大河口三角洲国土面积,并有利于当地海上石油变为陆地开采,其意义甚为深远。 为弥补汉江下游枯水期用水,可修建引江济汉工程,即从荆江沙市附近自高而下向汉江下游开渠调水,为节省渠道长度,并便于调蓄,引江济汉工程可经过长湖。初步选在沙洋镇以下作为入汉江江口,入江口位于规划梯级之一的兴隆枢纽上游,以便于调节。荆江年均径流量大且较稳定,汛期长达半年之久,故引水补汉是有保证的,同时洪水期还可减轻荆江防洪压力。4 结语 治理黄河方略必须针对“水少沙多”这一症结进行科学制订。为使黄土高原地区入黄沙量大大减少,应采用现代工程措施,将水土严重流失区整治成一片片错落有致的相对平原,改变其侵蚀地理环境。这一治本之策无疑是行之有效的。 为缓解黄河流域特别是下游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应从汉江、淮河上游调水入黄,冲沙减淤,改善生态环境,兼顾南水北调中线、东线工程的供水作用,并通过黄河以南构成的“串联水库”的调度,把黄河下游河道作为淮河及汉江上游洪水的入海通道,扩大黄河下游河道过洪断面,同时将小浪底水库乘机所排泥沙输送入海,提高该水库的综合效益。 本文提出的治黄方略,不仅把黄河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治理对策,而且还把临近流域作为一个系统加以考虑,防洪与用水问题等统筹兼顾,最大限度实现黄淮海平原的水资源优化调配。参考文献[1]谢鉴衡,赵文林。黄河泥沙问题的历史和现状。黄河泥沙。赵文林主编。黄河水利出版社,[2]张俊华,张红武,陈书奎等。黄河下游断流影响、原因及对策。见: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技术进展。邵维文主编。北京: 海洋出版社,[3]姚文艺,赵业安等。黄河下游河道断流初探。水科学进展,1999,(2)[4]谢家泽。关于黄河下游治理问题。谢家泽文集。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5]张红武。黄河问题的对策。科学时报,[6]张红武,张俊华,姚文艺。根治黄河不是梦幻。科技日报, [7]张红武,江恩惠等。黄河高含沙洪水模型的相似律。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8]赵业安,潘贤娣等。黄河下游河道冲淤情况及基本规律。见:黄河水利研究所科学研究论文集。(第一集,泥沙·水土保持)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9]赵业安,潘贤娣。泥沙研究在黄河治理开发中的战略地位。黄河泥沙。赵文林主编。 黄河水利出版社,[10]张俊华,张红武。小浪底库区泥沙淤积及下游减淤作用研究。见: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技术进展。邵维文主编。北京: 海洋出版社,
我有,但不告诉你,我写过这个。悬赏太低了!!!!!!!!!!!!!!!!!!还要打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字!!!!!!!!!!!!!!!!!!!!!!!!!!!!!!划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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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治理方略 摘要:治黄方略为我国历代安民的决策课题。本文针对“水少沙多”这两点黄河难治的症结,指出减少入黄沙量的治本之策为采用现代工程措施,将黄土高原水土严重流失区整治成错落有致的相对平原,改变其侵蚀地理环境。同时提出了与外流域调水结合的综合治理方略,把黄河下游河道作为淮河及汉江上游洪水的入海通道,增加黄河过洪能力,小浪底水库也可乘机排沙入海。 关键词:黄河 治理方略 泥沙 1 引言 黄河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是包括长江在内的其它河流无法比拟的,她流经中国腹地,诞生了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既得益于黄河与黄土的哺育而生息繁荣,又受害于黄河与黄土相伴造成的黄河下游河道“善淤、善决、善徙”而治水不止。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史中,有很大的篇幅都与黄河治理有关。在历朝历代,治黄方略如何制订均是我国安民的决策课题。倍受后人推崇的最早的治黄成功事例是传说中的大禹治水。他改进了共工和鲧“ 围堵障水”的作法,采用“疏川导滞”之策,平息了水患。这一传说,实际上是对先民治河的总结[1]。从周以后的文献记载中,可证实防御洪水的黄河大堤的雏形远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即已存在。以后诸侯国家兴起,可以组织更多的人力、物力,从一时一地出发,在大河两侧出现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堤防。规模比较大的和比较长的就成为我国早期的长城了。文字记载十分确切的是在西汉汉哀帝即位之初贾让提出的治河三策,是继鲧、禹之后较早提出创见并且见于正史记载的重要治黄方略。贾让当时面对的黄河下游河道“河高出民屋”,已是“地上悬河”,堤防宽窄很不一致,布局更是混乱,所以他最不主张的下策是筑堤治河。三策中的上策主张放弃旧有河道,人工改道北流。他认为“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一策。”中策主张开渠引水,分洪入漳。“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贾让三策均没能认真实现。东汉王景的宽河行洪之策得到了大规模实施。他选定行河路线较优的线路,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修渠筑堤,并利用沿河大泽进行放淤,取得了无重大改道变迁的成就,一直倍受后人赞赏。但是这种安澜毕竟是相对的,大量的泥沙淤积,至少隋唐五代出现了泛滥决口,更不可能有“千年无恙”的史实。值得借鉴的是明朝潘季驯“束水攻沙”的治河理论与实践。他主张南北两岸“坚筑堤防”,努力完善堤防系统,如用缕堤束水攻沙,用遥堤约束洪水泛滥,用格堤阻止滩区行洪并促进滩地落淤;为防御大洪水,又修建滚水坝分泄水。并且在当时黄河南流的条件下,充分利用淮河之水,借助洪泽湖的调节能力“蓄清刷黄”。潘季驯治河实现了由分流到合流,由治水到治沙两个转折,抓住黄河泥沙淤积这个根本问题,显然这一点是很高明的。因此,在他之后的明、清治河举措,多遵循他的治河原则。他的治河思想和方法甚至影响至今。但黄河河床仍继续淤高,泥沙灾害日益积累,以致于1855年发生了铜瓦厢决口改道的剧变。 黄河治理开发真正取得巨大进展是最近50年的事,黄河已开始变成为人们兴利造福的河流。总结治黄成败经验和科学研究成果,认为采用“拦、排、放、调、挖,综合治理”等措施,标本兼治,近远结合,可以妥善解决泥沙问题;采取“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方针,可以有效地控制洪水。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即形成一个防洪减淤的工程体系。显而易见,如此治黄已将黄河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治理对策,人们对黄河的研究与治理实践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昔日千疮百孔的黄河大堤,而今变成了宏伟的“水上长城”,成为海河与淮河的分水岭,在人们的努力下,取得了连续52年伏秋大汛不决口的奇迹和综合治理开发的丰硕成果,治黄成就举世公认。然而黄河毕竟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流,4000多年前的大禹治水以来,历经多少前辈的治河实践,一直未能改变黄河这条泥龙恣意游荡的脾气。史书上清晰出现着2600多年里黄河泛滥1500次、改道26次的记载。下游决口泛滥范围,北抵津沽,南达江淮,纵横25万km2。频繁的决口改道,给两岸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害。而今,随着黄河流域人口急剧增长,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和人类活动强度大大增加,母亲河的忧患仍在。由于冲沙入海的水量大大削减,下游河床不断淤积抬高,行洪能力大大减弱,高滩滩面漫水机遇已与1855年铜瓦厢决口前的情况接近,河道已趋于预警高度,悬河形势极为严峻;严重威胁着下游两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另一方面,却又生发出季节性断流的灾患,自1972年以来的27年中就有21年断流,尤其90年代,年年出现断流。影响到依靠黄河供水的城乡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用水,不仅直接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还带来了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2,3],如加重了河口地区土地盐碱化,河口湿地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使黄河三角洲日渐贫瘠。黄河断流、洪涝灾害的环境恶化相互交加,黄河安澜中隐伏着危机,治黄事业无比艰巨又任重道远。特别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黄河的演变,对黄河治理和开发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治黄面临着许多问题。如何使治黄事业更为符合客观的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亟待于我们继续探索和奋斗。本文在前人研究和实践基础上,就黄河的治理方略述一管见。2 减少入黄沙量的治本之策众所周知,黄河难治的症结在于沙多,而沙多的原因是黄土高原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该地区西为祁连山余脉,西北为贺兰山,东至管涔山及太行山,北起阴山,南抵秦岭,共有64万km2,海拔1000~1500m,相对高差100~300m,这是世界上黄土覆盖最深厚、黄土地形最典型的地区。特殊的边界条件下,中游暴雨是黄土高原土壤强烈侵蚀以及水土严重流失的动力因素,“愈冲愈陡,愈陡愈冲”[4],使黄土高原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沟壑纵横,每年来自黄土丘陵沟壑区的泥沙达10亿吨左右,土壤侵蚀模数可达20000t/(a·5km2),大量泥沙入黄,致使一些水库湮废失效,下游河道不断淤高,防洪压力日趋加重。不少人认为,黄土高原历史上曾经是植被良好的繁荣富庶之地,希望通过植树种草,改变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从而达到根治黄河的目的。但是也应认识到,黄河塑造出的华北大平原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中心地带,黄河早在远古时期就是一条多沙河流。《左传》引用周诗:“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表明更早的年代黄河已是相当浑浊,因为黄河沙多的自然现象应该比这句周诗要早得多。她所流经的中游地区,特别是现代界定的严重水土流失区中的大部分地区,自古即是自然条件极为严酷、水蚀风蚀最为严重的地区。这可以《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为证:“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萃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该诗生动地描绘了2000多年前大暴雨后山洪暴发时黄土高原土壤强烈侵蚀的自然景观。再如《禹贡》中所称:“禹别九洲, 随山浚川”,表明当时黄土高原地区土壤侵蚀已十分严重,大量泥沙入黄,使黄河下游河道淤积日益严重,人们才会产生“随山浚川”(亦即随着山去导滞,疏浚上游的河道)的设想。原始的或常规的生产方式很难保证植物生长有良好的立地条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也就难以达到具有一定覆盖度的植被状况[5]。无论如何,对古代黄河中游地区植被状况的估计一定要考虑自然气候的制约影响。《诗经·大雅·云汉》描述了周宣王时大旱多年的情景:“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NFDA4�如焚”。也就是说大地旱得好象起火燃烧,山川干枯。显然如此干旱的气候之下,很难存在良好的植被。我们认为,对于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保持,必须跳出传统框框,采用现代工程措施,如修筑控制性拦沙工程、淤泥坝系及必要的挡土墙,变沟壑为平地;也包括人工定向爆破等措施,使一座座高耸的峁峁梁梁填充沟壑,变坡地为相对平原。同时,辅以必要的生物措施。这些措施把经多年治理如今仅占黄土高原地区总面积约20%、而入黄泥沙却占总入黄沙量80%左右的水土严重流失区,改造成一片片错落有致的相对平原[6]。在这种失去了侵蚀地理环境的“平原”之上,水土流失被遏制,该地貌类型区入黄泥沙可减少70~80%(实际上入黄泥沙不可能也不需要减少100%,否则将会使下游河道遭受较强的冲刷,特别是给河口三角洲地区带来很大麻烦)。 只有从最基本的流域单元入手,通过工程措施改变水土严重流失区的侵蚀地理环境,才是黄河治本之策,而且这决非很久之后才可能实现的事情,只要立即动手,分步实施,10多年足矣。在这些具备涵养水源条件的人造“黄土平原”上,再采取相应的生物措施,不远的将来就不难实现“再造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宏伟目标。从现有的技术经济条件来说,这完全是可行的。面向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向西部战略转移,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的角度讲,这也是十分必要的。3 与外流域调水结合的综合治理方略 相传我国上古之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然而,历经沧桑,黄河近代水资源日趋贫乏,其水量仅占全国河川径流量的2%,大量资料表明,水少是黄河下游河床不断淤积升高的主要动力因素,也是黄河难治的另一症结。模型试验发现,洪水机遇减少是黄河下游近些年河床萎缩、过洪能力很低的主要原因[7]。从水资源角度讲,黄河是惟一流经干旱缺水的西北、华北地区的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流域内地域广阔,环境多样,土地与矿藏丰富,因水资源贫乏而制约着发展,因此黄河治理不仅要考虑防洪,而且还要考虑水资源问题。花园口以上多年平均径流深77mm,相对于全国平均径流深276mm的28%,黄河下游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属长期性、区域性、资源性缺水,因此,缓解黄河下游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根本措施是开源,即从外流域调水济黄,增补黄河有效水资源量,这是适应发展的长期战略措施。为此可利用黄河以南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基本上沿南水北调中线方案线路,自汉江丹江口水库始,沿途把汉江、淮河上游可引之水经河南南阳、平顶山、许昌等地,在郑州以西桃花峪上游(如孤柏嘴附近)自流引入黄河,并利用东平湖和拟建的桃花峪水利工程加以调节。尔后,通过现有的下游引黄工程,包括引黄济津、引黄入冀(现有的共产主义引黄工程和位山引黄入冀工程供水能力已经很大)、引黄济青工程,向河南、山东、河北相关地区供水,兼顾南水北调中线、东线方案的调水作用。从而减轻黄河水供需压力,达到解决下游断流、保证输沙用水量、改善下游河道淤积状况之目的。如果调水规模有保证,不但能缓解河北有关地区用水紧张局面,还可再通过河北水系的局部调整接济京津,满足原中线南水北调方案对京津的供水要求。在此前提下,黄河流域来水可主要考虑本流域中上游用水,相应缓解了黄河中上游水资源短缺的不利局面。并且小浪底水库可按照“高水高用”的原则,相机调水北上。 从丹江口水库调水入黄,沿途干渠应与淮河流域的河流和集水区域平交,与该流域的防洪体系相结合,形成“串联水库”,除发挥相应的供水作用外,特别是在淮河、汉江流域的暴雨期,还将产生其他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其一,通过优化调度,将淮河、汉江流域无法承受的洪量调入黄河,把黄河下游河道作为淮河上游各大支流的洪水入海通道,淮河、汉江的防洪压力遂大为减轻。其二,调洪水入黄,可冲刷黄河下游河道,扩大主槽断面面积,提高过洪能力,减少下游河道淤积。赵业安等专家的研究结果[8]及我们开展的模型试验资料[7]表明,黄河下游有“大水带大沙”及“大水出好河”的规律,水少沙多是黄河下游河道淤积的根本原因,且水沙搭配不相适应是造成黄河下游河道淤积抬高的又一主要原因。因此[9],只有调洪水入黄,使流量与含沙量相适应,“大水带大沙”时,才能取得最好的输沙减淤效果。其三,小浪底水库的库容,是发挥综合利用效益的保证[10],小浪底水库可借分洪调水之机集中排沙,利用大水排沙入海,相应增加了水库极为宝贵的库容。加大了水库调节能力,极大地提高水库的综合利用效益。 总之,如此调水对黄河防洪减淤乃至整个黄河治理都能产生巨大效益,同时对改善黄河下游特别是三角洲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大量泥沙填海造陆,不断扩大河口三角洲国土面积,并有利于当地海上石油变为陆地开采,其意义甚为深远。 为弥补汉江下游枯水期用水,可修建引江济汉工程,即从荆江沙市附近自高而下向汉江下游开渠调水,为节省渠道长度,并便于调蓄,引江济汉工程可经过长湖。初步选在沙洋镇以下作为入汉江江口,入江口位于规划梯级之一的兴隆枢纽上游,以便于调节。荆江年均径流量大且较稳定,汛期长达半年之久,故引水补汉是有保证的,同时洪水期还可减轻荆江防洪压力。4 结语 治理黄河方略必须针对“水少沙多”这一症结进行科学制订。为使黄土高原地区入黄沙量大大减少,应采用现代工程措施,将水土严重流失区整治成一片片错落有致的相对平原,改变其侵蚀地理环境。这一治本之策无疑是行之有效的。 为缓解黄河流域特别是下游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应从汉江、淮河上游调水入黄,冲沙减淤,改善生态环境,兼顾南水北调中线、东线工程的供水作用,并通过黄河以南构成的“串联水库”的调度,把黄河下游河道作为淮河及汉江上游洪水的入海通道,扩大黄河下游河道过洪断面,同时将小浪底水库乘机所排泥沙输送入海,提高该水库的综合效益。 本文提出的治黄方略,不仅把黄河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治理对策,而且还把临近流域作为一个系统加以考虑,防洪与用水问题等统筹兼顾,最大限度实现黄淮海平原的水资源优化调配。参考文献[1]谢鉴衡,赵文林。黄河泥沙问题的历史和现状。黄河泥沙。赵文林主编。黄河水利出版社,[2]张俊华,张红武,陈书奎等。黄河下游断流影响、原因及对策。见: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技术进展。邵维文主编。北京: 海洋出版社,[3]姚文艺,赵业安等。黄河下游河道断流初探。水科学进展,1999,(2)[4]谢家泽。关于黄河下游治理问题。谢家泽文集。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5]张红武。黄河问题的对策。科学时报,[6]张红武,张俊华,姚文艺。根治黄河不是梦幻。科技日报, [7]张红武,江恩惠等。黄河高含沙洪水模型的相似律。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8]赵业安,潘贤娣等。黄河下游河道冲淤情况及基本规律。见:黄河水利研究所科学研究论文集。(第一集,泥沙·水土保持)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9]赵业安,潘贤娣。泥沙研究在黄河治理开发中的战略地位。黄河泥沙。赵文林主编。 黄河水利出版社,[10]张俊华,张红武。小浪底库区泥沙淤积及下游减淤作用研究。见: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技术进展。邵维文主编。北京: 海洋出版社,
世界旅游地理论文1500字数量是多少
浙江天台山 [编辑本段] 坐落于浙江省东中部的天台山,东连宁海、三门,西接磐安,南邻仙居、临海,北界新昌。是驰誉海内外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绵亘浙江东海之滨,因"山有八重,四面如一,顶对三辰,当牛女之分,上应台宿,故名天台",以佛教天台宗祖庭、道教南宗祖庭所在地和济公“活佛”的故乡而闻名于世。 以“佛宗道源,山水灵秀”而著称,且为“中华十大名山”之一。 位于中国浙江省天台县城北属仙霞岭分支,呈西南-东北走向,平均海拔500米以上,主峰华顶山海拔1098米。名僧济公的故乡,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自然景观有华顶、琼台、赤城山等名山;仙人洞、吊船岩等怪岩;石梁飞瀑、水珠帘等瀑布。人文景观有国清、华顶、塔头等寺庙,以及古塔、碑刻等。天台山最著名的寺庙是建于隋代、重修于清雍正年间的国清寺,有殿宇14座、房屋600余间,大殿中有明代铸造的重13吨的铜铸释迦牟尼坐像。国清寺是保存较完整的著名寺院。天台山自古闻名,王羲之、顾恺之、李白、苏东坡、陆游、徐霞客等人都在此留下足迹。天台山的景点也各有特色,可概括为古、 清、奇、幽四个字。赤城栖霞、双涧回澜、华顶秀色、琼台月夜等被称为天台八景。 198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2年又被列为“浙江省十大旅游胜地”。风景区总面积达187.1平方公里,风景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自古以来有“大八景,小八景,有名有胜三十景,究竟共有多少景,数来数去数不清”之说。天台山集诸山之美,其最大的特点是古、幽、青、奇。东晋文学家孙绰在《游天台山赋序》中描写道:“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足迹遍天下,三上天台山,写下二篇游记,并将《游天台山日记》赫然标于《徐霞客游记》篇首。清代著名学者潘耒在游览天台山后发出了浩叹:“吾足迹半天下,所见名山岳镇多矣,大率山自为格,不能变换。掩众美、罗诸长、出奇无穷、探索不尽者,其惟天台乎!……台山能有诸山之美,诸山不能尽台山之奇,故游台山不游诸山可也,游诸山不游台山不可也。”对天台山的自然景观作了高度的评价。 天台山的自然景观得天独厚,人文景观悠久灿烂。这里即有汉末高道葛玄炼丹的“仙山”桃溪,碧玉连环的“仙都”琼台,道教“南宗”圣地桐柏,天下第六洞天玉京;又有佛教“五百罗汉道场”石梁方广寺,隋代古刹国清寺,唐代诗僧寒山子隐居地寒石山,宋禅宗“五山十刹”之一万年寺和全国重点寺院高明寺;还有那画不尽的奇石、幽洞、飞瀑、清泉,说不完的古木、名花、珍禽、异兽,因而获得“佛宗道源,山水神秀”的美称。 “佛国仙山”还造就了无数神奇的传说。千古流传的汉朝刘晨、阮肇采药遇仙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天台山是天然的植物园和动物园,奇草异木、珍禽异兽极多。有隋梅、唐樟、宋柏、宋藤,有被称为“长生不老药”的乌药和“救命仙草”的铁皮石斛。尤其是广布千米高山的云锦杜鹃,龄逾百年,古干如铁,虬枝如钩,枝繁叶茂。每年暮春,淡红、嫩黄之花竞相开放,花大而艳,一树千葩,团花锦簇,望之似锦若霞。树之古、面之广、花之盛,全国少见,为天台山一大植物奇观。另外,还有大灵猫、 苏门羚、云豹等珍稀野生动物。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天台山的风景旅游资源。 天台山不但自然风光奇丽秀美,人文积淀深邃厚实,而且旅游的区位条件也相当优越。往东有“蒋介石故居”所在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雪窦山,北有“越中胜境”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绍兴和新昌大佛城相接,南有温州雁荡山,西有浙中金华双龙洞,兰溪诸葛村和东方好莱坞──东阳横店影视城,可谓旅游要冲、黄金地带。现在,以天台山为中心,涵盖浙东的二小时旅游经济圈正逐步趋于成熟,浙江旅游界为此编有“天台居中,游遍浙东”的顺口溜。 天台是中国最早产茶地之一,实乃江南茶祖,韩日茶源。谢灵运从天台山带去杭州的茶种更是成就了世界级名茶“西湖龙井”。天台山盛产优质高山茶叶——云雾茶,还诞生了东方茶文化——中国茶道。天台山还盛产中药材、有白术、茯苓、石斛等名贵药材1000余种,其中“天台乌药”品质独特,是中医的“长生不老药”。 “石梁”牌高山蔬菜生长在千米高山,是无污染的绿色产品,已远销上海、山东、福建、江苏及本省各城市,并出口到香港、澳门。 1988年,天台山以其广博、丰富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2000年,又被评为全国首批4A级旅游区
中国旅游地理主题:中国丰富多样的旅游景观与文化特色。摘要:中国国土广袤,山川锦绣,自然绚丽,景观多姿,位置适中,形胜优越,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族众多,习俗迥异,土产丰饶,工艺绝伦,风味佳肴,名扬海外。由于中国旅游资源的无比丰厚及其巨大魅力,中国旅游业起步虽较晚,但在兴旺发达的世界旅游业中,却有雄厚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关键词:中国旅游,丰富多样,美丽奇特,历史文化。正文:我国是世界上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资源种类繁多,类型多样,具备多种功能。以地貌景观而论,我国地势西高东低,整体呈三级阶梯状分布,且我国拥有类型多样、富有美感性的、不同尺度的风景地貌景观,这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再以旅游气候资源为例,中国不仅有纬向性的多样气候带变化,还有鲜明的立体气候效应,尤其在横断山脉地区,可谓“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中国南北既有四时如春的繁花似锦的美景,又有类型多样的海滨、山地、高原和高纬地区的避暑胜地,还有银装玉雕的冰雪世界,以及可避寒趋暖的海南岛。多样的风景地貌和多功能的气候资源,为生物界提供了优越的生存栖息环境,使自然景观更加绚丽多姿。著名的五岳(恒山、泰山、华山、嵩山、衡山)是中国山景的代表。许多奇异的山石以鸟兽物象喻景,加上绘声绘色的神话传说,使许多山石更富神秘色彩。如 承德的磬锤峰、武夷山的玉女峰、桂林象鼻山、雁荡合掌峰、黄山莲花峰等属中尺度的造型山景。 小尺度乃至微尺度的山景,如厦门万石园笑石,普陀双龟听法石,东山岛风动石,黄山梦笔生花,路南石林中的象踞食台、凤凰灵仪、孔雀梳翅等。 中国江河如织,从涓涓细流的山涧到坦荡宽阔的大江皆有。在众多的河景中,尤以桂林—阳朔间神奇的漓江和雄伟磅礴的长江三峡为佼佼者。饱含诗情画意的富春江,恰赛人间仙乡的九寨沟,咆哮奔腾的黄河峡谷,潺潺流水隽永幽雅的北京西山樱桃沟,均系别具情趣以水景为主体的不同尺度的旅游资源。中国拥有大小湖泊2万多个,尤以“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驰名于世。许多湖泊因其风光明媚而具有疗养与旅游价值。从水天一色的鄱阳湖与洞庭湖,烟波浩渺的太湖与五百里滇池,美如碧玉的洱海,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和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到京都侧畔的昆明湖,都是著名旅游胜地。中国现有的海滨旅游胜地有大连、北戴河、烟台、青岛、普陀、厦门、深圳、澎湖、崖县,目前正在开发与待开发的尚有辽宁金县、兴城,河北昌黎、抚宁,山东海阳,江苏连云港,福建湄州岛、崇武,广东大鹏湾、珠江口,广西北海等。其中有避暑胜地,也有难得的避寒胜地。 中国具有世界上特有的奇花异木,珍禽贵兽。珍稀特有动物资源,如大熊猫、金丝猴、白唇鹿、褐马鸡、黑颈鹤、黄腹角雉以及扬子鳄等,均为中国特有种。银杏、银杉、金钱松、台湾杉、白豆杉皆珍稀孑遗裸子植物。被子植物中,中国占世界总科数的53%,其中不乏古老类群和特有种,如珙桐、香果树、昆栏树、连香树、鹅掌楸、水青树等。 一些动植物的栖息繁衍区, 如黑龙江扎龙鹤乡, 江苏与青海鸟岛,福建鸳鸯溪,云南大理蝴蝶泉,世界罕见的物种基因库──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有动植物生命摇篮之称的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以景色奇秀而新辟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列入联合国组织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的长白山、卧龙山和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等等,都是发展旅游的得天独厚的地方。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历史古迹遍及各地。中国历史上作为中央王朝的京都或封建割据政权首府的,从禹都阳城到元明清三代帝都的北京,不下百余处,其中安阳市、北京市、西安市、洛阳市、开封市、南京市、杭州市居于显赫地位,被称为中国七大古都,遗留古迹最多,西安与北京几乎平分了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的帝都历史。举凡宫殿、园囿、稷坛、陵寝、王府、第宅、寺庙、道观等,大多集中在京城及其郊区,成为人文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名城。 历史与文化之间有渊源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中国的文化遗存中,宗教文化影响深远,五台、普陀、峨眉、 九华是中国著名的四大佛教圣地, 厦门南普陀、宾川鸡足山、泉州开元寺、杭州灵隐寺等,亦终年香火不绝。寺庙、道观、经堂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精华,而造像、壁画、碑碣、题楹等也极富文化价值。敦煌莫高窟、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大同云冈、洛阳龙门、永靖炳灵寺、固原须弥山、庆阳北石窟、巩县石窟、大足北山与宝顶、剑川石宝山、杭州飞来峰石窟等是吸取印度阿旃陀石窟艺术精华,结合华夏民族特色再创造的艺术结晶。石窟内珍藏着大量雕塑石刻和壁画,是一座座历史文库和艺术文化瑰宝。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共有56个。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服饰装束,民风习俗,节日喜庆。每个民族都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因此我国被誉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许多兄弟民族能歌善舞,习俗奇异,居室别致,服饰精美,尤以内蒙古、新疆、云南、贵州、西藏、四川等地开展民族风情旅游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郑州,地处中华腹地,九州之中,万里母亲河黄河南岸,中国八大古都之一,中国中东部现代化中心城市和国家综合交通枢纽。中原地区大都会,河南省省会,郑州位于河南省中部偏北,黄河下游,现辖6区4县级市1县,全市总面积2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3平方公里,市区建成区面积7平方公里。郑州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主要城市、全国文明城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故里,夏商都邑,河南省政治、经济、教育、科研、文化中心。 中国郑州是华夏文明和中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1994年被中国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历史文化名城。河南博物院做为国家级重点博物院,是展示中原历史古文明的重要场所,黄河郑州段以“悬、浊、荡、阔”为特点构成了独特的自然风光。中国五大剧种之一的河南豫剧在郑州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河南电视台的戏曲节目《梨园春》在本地有较高的收视率。因此,郑州的文化主要体现为黄河文化、商都文化、拜祖文化、武术文化以及戏曲文化。 郑州面食名吃有:合记羊肉烩面、萧记三鲜烩面、杨记牛肉拉面、蔡记蒸饺、葛记焖饼等。郑州人以面食为主,有蒸馒头、摊煎饼、油炸的菜角,郑州号称“烩面之城”,烩面馆遍布全市的大街小巷。 豫菜是郑州颇具地方特色的菜系。如“鲤鱼焙面”、“桶子鸡”、“套四宝”是当地的豫菜代表。郑州比较著名的豫菜酒楼有河南食府和豫顺楼饭庄等名店。 河南是戏曲大省,除传统的豫剧、曲剧和越调三大剧种外,还有十多个地方剧种,几百年来戏曲一直都是郑州城乡居民文化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对老百姓的生活起着伦理教育和审美娱乐作用。省会郑州的戏曲氛围在河南省外其他城市很难见到,20世纪初,郑州火车站附近的老坟岗汇聚了坠子、相声、评书、戏法、戏曲和拉洋片的艺人,如今郑州市内各大公园和文化宫成为戏曲爱好者的乐园。 郑州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八大古都之一,且处于十三朝古都洛阳和七朝古都开封之间,文物资源众多,有古城、古文化、古墓葬、古建筑、古关隘和古战场在内的遗址遗迹达1万余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38处43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8处。其中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是世界文化遗产,共8处11项:观星台(最早的天文建筑)、中岳庙(最大的道教建筑群)、东汉三阙(太室阙、启母阙、少室阙)、会善寺、嵩阳书院(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嵩岳寺塔、嵩山·少林寺建筑(少林寺常住院、塔林、初祖庵、十方禅院),威震海内外的中国功夫从这里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