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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石窟艺术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

发布时间:2024-07-01 03:34:15

佛教石窟艺术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

敦煌石窟石窟寺源于印度,随佛教东传经阿富汗、新疆至敦煌,后又传入中原,出现麦积、炳灵、云冈、龙门、大足等石窟。一般人们以敦煌、云冈、龙门为中国之三大石窟。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水峡口下洞子石窟、肃北五个庙石窟、一个庙石窟、玉门昌马石窟。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安西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玉门市境内。因其各石窟的艺术风格同属一脉,主要石窟莫高窟位于古敦煌郡,且古代敦煌又为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故统称敦煌石窟。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时间最早(另有始建于西晋末年及东晋永和九年等说),后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庸、五代、宋、回鹘、西夏、元等时代连续修凿,历时千年,延续时间最长;现存石窟700余个,规模最大;雕塑3000余身,壁画4500余平方米,内容最丰富。窟内绘、塑佛像及佛典内容,为佛徒修行、观像、礼拜处所。敦煌石窟是融建筑、雕塑、壁画三者于一体立体艺术,是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百科全书。

中国古代文化灿烂辉煌,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石窟艺术是古代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分布广泛,反映了我国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佛教艺术。我国主要石窟有甘肃敦煌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四川大足石窟、乐山大佛等。它们随山雕凿、彩绘,形象生动自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一、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过程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始是由西方传来的。从今天遗存的窟群来看,新疆拜城克孜尔的窟群、库车的库木土拉、森木塞姆、克子喀拉罕等窟群,是把佛本生故事变相,画在窟顶的菱形方格内,四周则画出所供养的佛、菩萨等像。敦煌的莫高窟,根据现存最早的窟,如第二百七十五窟的窟形,是在汉民族形式居室建筑的基础上,创造了纵长盉顶式,与新疆早期石窟的形制大致相同。两壁横幅画出汉画像石式的本生故事画;在题材上,与新疆石窟的壁画大致相同。这种早期作品,还保存着新疆地方(古代西域)石窟艺术与中原艺术相结合的艺术风格。  甘肃地区(十六国五凉),由敦煌莫高窟到永靖炳灵寺,再南到天水麦积崖。其早期造像、壁画的题材与风格,完全是相同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439)统一河西以后,僧侣与信徒们许多人东迁平城。云冈早期的第十六至第二十窟,以及第七、八窟,造像的题材和风格,与河西、天水等地区早期造像的风格是相同的。这充分说明了石窟艺术是沿着由西而东的路线发展的。  北魏太和年中(486-499),鲜卑统治集团为了加速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过程,加强镇压中原人民,实行了汉化政策。反映到石窟艺术上,以云冈、龙门为中心,无论何种形象,都采取了汉族形式的衣饰。由北魏首都平城、洛阳向外发展,西至秦陇、河西各石窟,南至巴蜀,东北至营州(义县万佛堂),东南至青、徐(云门山与驼山)都受到了影响。这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大变化。根据这样的发展道路,全国最大的石窟群,如莫高窟、麦积崖、炳灵寺、寺沟等石窟北朝中期后的造像,完全可以说受到云冈、龙门造像的影响。北朝末期,四川广元千佛崖第七十二窟的佛、菩萨等造像,与甘肃天水麦积崖中晚期的造像风格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可以说,四川地区早期的石窟造像是受到麦积崖、炳灵寺石窟造像影响的。  隋唐时代,虽然生产关系有某些改进,生产力有相当的提高,但最高统治者依然提倡佛教,借以愚惑人民。佛教是当时各阶级人物信仰的主要宗教之一,东西两京是全国的佛教中心。大寺院,如西京的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弘福寺,东京的福先寺等,都设有翻经院。而两京的大寺院,又都有当时著名画家所画的各种经变图。①张彦远、段成式等人的著作,不仅记录了许多寺院壁画的题材,而且还记录了这些壁画风格上如何优美。这样就便于把这种艺术风格推广到全国各地。莫高窟中唐代各期所画的壁画,尤其初、盛唐时期的壁画,虽不能与文献中所记两京寺院的壁画相媲美,但可以肯定地说,许多画风是与画史所记各大家的风格相一致的。  五代和宋朝以来,石窟艺术再不像以前那样发达了,开凿的石窟也比较少,因而渐趋衰落了。不过像大足龙岗山、佛湾的造像,如《父母恩重经》的浮雕,却更接近人间气息,这是以前各代石窟造像所不能比拟的。  二、石窟艺术与佛教发展的关系  石窟艺术与佛教是十分密切的。石窟艺术是为当时信佛的人们服务的。因信仰佛教的各阶级、各阶层人物不同,他们所属的佛教宗派也不一样,因而在造像与壁画的题材上,也要根据自己那一宗派的经典造像。所以石窟艺术的发展,因时间、地点的不同,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如新疆石窟,除唐代或以后汉人所开的窟画出一些大乘经变以外,其余早期开凿的各窟,全看不到反映大乘经中的故事造像。这些石窟群中,遗存到今天的雕像,主要是释迦和菩萨等单独的形象,其次则多是佛本生、佛本行(即如何苦行、忍辱、寻求解脱)等故事画像。这些画像多数是根据《声闻藏》各经创造出的,与外国商人竺婆勒子竺法度学小乘教唯礼释迦的记载相同,与法显、玄奘等人所记天山南簏各国信仰小乘教的记录也完全吻合。  玉门关以东,在玄学的“贵无派”、“玄冥”、“独化”学说的影响下,玄学化的大乘“般若”学,也发展了起来。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早期的多是根据《法华经》、《维摩诘经》、《弥勒下生经》、《佛说阿弥陀经》进行创造的。这些经,一种是不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其最高境界是“空”。一切以精神本体为最真实,因此在他们看来,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争胜负,就没有必要。一种是在现实社会中,既然没有办法,也得不到什么,那么在这个社会中去争什么也就没有必要了。在此类教义的指导下创造出了《法华经》中《宝塔品》的“释迦”、“多宝”佛说法像,《维摩诘经》中《问疾品》的“维摩”、“文殊”论道像,西方极乐世界中的“阿弥陀佛”像,以及两大菩萨——“观世音”、“大势至”像,等等。  隋唐时期的佛教,继承了南北朝后期所发展起来的寺院经济。为了保护寺院的财产,他们建立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封建宗法制和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于是就形成了宗派。这些宗派,在南北朝大乘学的影响下,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规范制度和传法世袭。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是创造了更多的大乘经变,而这些经变出现的早晚,则体现了唐代各宗派形成的先后。  根据对石窟的调查,我认为释、道、儒三教的结合,约在北宋。这种情况也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来了。四川大足石门山,除佛教造像外,还创造了释、道、儒联合造像和单独的道教造像。密宗在四川地区的继续宣传促进了造像艺术的发展,这一事实,文献中虽很少见,但却充分地反映在大足龙岗山与宝顶的造像中,这又给佛教史提供了新资料。由于元代中原地区流行着喇嘛教,因而杭州西湖沿岸也开凿了很多喇嘛教的造像。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它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它所创造的像、菩萨、罗汉、护法,以及佛本行、佛本生的各种故事形象,都是通过具体人的生活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因而它不能割断与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联系,它不像其他艺术那样直接地反映社会生活,但它却曲折地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这应该是石窟艺术的一个特点。  在我国石窟中的各样佛本生、佛本行和大乘经变,以及各石窟的供养人像等,都是依据现实中人的生活而创造的,舍此,无法凭空虚构。例如,龙门宾阳洞美国人盗去的《帝后礼佛图》浮雕,莫高窟第一百五十六窟的《张议潮出行图》,第一百窟的《曹仪金出行图》,第六十一窟的于阗国王像和曹氏家族的人像,都是反映了当时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豪华生活和剥削人民的生活画面。巩县第五窟大幅的供养人群中较小型的供养人像,都勾勒出了官僚地主阶级人物的真实面貌。大足宝顶大佛湾中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它逼真的反映了地主阶级的生活景象。而克孜尔、库木土拉、柏孜克里克等窟内的供养人像,所反映的又是新疆古代少数民族的贵族、武士的形象。莫高窟中各时期“弥勒变”中的《一种七收图》,第二百三十二窟内“三宝感通变相“中的《纤夫图》,第六十窟内《五台山图》中的行旅与旅店中的人物各种劳作图,则又描绘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劳动形象。通过这些造像,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中世纪中国各阶级人物的生活面貌,为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敦煌石窟营造及其历史过程,敦煌的悠久历史,当地有影响的世族与大姓,以及敦煌同周围民族与西域的关系,在历史中没有或很少记载。敦煌石窟有成千上万个供养人画像,其中有一千多条还保存题名结衔。能够了解许多历史状况和历史线索。本生、佛传、福田经变、弥勒经变、宝雨经变、楞伽经变及供养人题记,可帮助了解古代经济生活的状况。法华经变、涅槃经变提供了古代军队操练、出征、征伐、攻守的作战图,及兵器装备的宝贵形象资料。敦煌壁画中保存有属于体育属性的资料,如骑射、射靶、马技、跃马、相扑、角力、举重(举象、举钟)、奕棋、投壶、武术、游泳、马球、蹴踘等。敦煌石窟的彩塑和壁画,大都是佛教内容:如彩塑和壁画的尊像,释迦牟尼的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画,各类经变画,众多的佛教东传故事画,神话人物画等,每一类都有大量、丰富、系统的材料。还涉及到印度、西亚、中亚、新疆等地区,可帮助了解古代敦煌以及河西走廊的佛教思想、宗派、信仰、传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等等。

佛教石窟艺术相关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

考证人类历史的发展,当时代所用的工具可以推断出人类智慧的觉悟已经有多高了。石窟艺术一般用在宗教崇拜的比较多,成了宗教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考证

莫高窟是我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也是我国现存石窟艺术宝库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座。意义敦煌莫高窟完整保存了大量北魏至宋代各时期的壁画、雕塑、文献,集西域佛教文化和中原儒家文化之大成。具有很高的考古研究、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宗教研究价值。由此产生了一门专业学科——敦煌学。 敦煌莫高窟的发现,对我国古代文献的补遗和校勘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各朝代的壁画,反映出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珍贵的形象史料。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是古代艺术家们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吸取了伊朗、印度、希腊等国古代艺术之长,是中华民族发达文明的象征。

见证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对研究佛学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化灿烂辉煌,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石窟艺术是古代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分布广泛,反映了我国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佛教艺术。我国主要石窟有甘肃敦煌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四川大足石窟、乐山大佛等。它们随山雕凿、彩绘,形象生动自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佛教石窟艺术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敦煌是我国著名的文化圣地。莫高窟的壁画、彩塑艺术忠实记录了中国美术的发展史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历程,具有无可估量的艺术价值和历史考古价值,堪称世界上保存最好、石窟数量最多的佛教艺术宝 库。。藏经洞在古代战乱的特殊岁月里,保存下来一批非常宝贵的文化典籍,这些典籍对于研究古代文化和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大意义。敦煌莫高窟不仅是中国的巨大文化宝藏,也是全世界的珍贵文化遗产。  100年前,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打开以后,许多外国探险者蜂拥而至,掠夺走大量珍贵的经藏、艺术珍品,在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美国掀起了敦煌学研究的狂潮。而直到1930年,陈寅恪先生始提出中国的敦煌学之名,国人才明白到敦煌的价值,许多国人才投入到敦煌的研究、保护中。  最初的敦煌学主要研究敦煌文书,现今的敦煌学,是以敦煌文书、敦煌石窟、敦煌史迹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宗教、艺术、历史、考古、语言、文学、民族、地理、哲学、思想、科技、建筑、古籍校勘、中西交通等学科。  敦煌学要揭示敦煌、河西及至我国古代社会、中亚古代社会和中西交通等历史的本来面貌和规律;探求主要研究对象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发扬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促进现代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敦煌学仍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

中国古代文化灿烂辉煌,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石窟艺术是古代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分布广泛,反映了我国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佛教艺术。我国主要石窟有甘肃敦煌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四川大足石窟、乐山大佛等。它们随山雕凿、彩绘,形象生动自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一、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过程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始是由西方传来的。从今天遗存的窟群来看,新疆拜城克孜尔的窟群、库车的库木土拉、森木塞姆、克子喀拉罕等窟群,是把佛本生故事变相,画在窟顶的菱形方格内,四周则画出所供养的佛、菩萨等像。敦煌的莫高窟,根据现存最早的窟,如第二百七十五窟的窟形,是在汉民族形式居室建筑的基础上,创造了纵长盉顶式,与新疆早期石窟的形制大致相同。两壁横幅画出汉画像石式的本生故事画;在题材上,与新疆石窟的壁画大致相同。这种早期作品,还保存着新疆地方(古代西域)石窟艺术与中原艺术相结合的艺术风格。  甘肃地区(十六国五凉),由敦煌莫高窟到永靖炳灵寺,再南到天水麦积崖。其早期造像、壁画的题材与风格,完全是相同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439)统一河西以后,僧侣与信徒们许多人东迁平城。云冈早期的第十六至第二十窟,以及第七、八窟,造像的题材和风格,与河西、天水等地区早期造像的风格是相同的。这充分说明了石窟艺术是沿着由西而东的路线发展的。  北魏太和年中(486-499),鲜卑统治集团为了加速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过程,加强镇压中原人民,实行了汉化政策。反映到石窟艺术上,以云冈、龙门为中心,无论何种形象,都采取了汉族形式的衣饰。由北魏首都平城、洛阳向外发展,西至秦陇、河西各石窟,南至巴蜀,东北至营州(义县万佛堂),东南至青、徐(云门山与驼山)都受到了影响。这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大变化。根据这样的发展道路,全国最大的石窟群,如莫高窟、麦积崖、炳灵寺、寺沟等石窟北朝中期后的造像,完全可以说受到云冈、龙门造像的影响。北朝末期,四川广元千佛崖第七十二窟的佛、菩萨等造像,与甘肃天水麦积崖中晚期的造像风格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可以说,四川地区早期的石窟造像是受到麦积崖、炳灵寺石窟造像影响的。  隋唐时代,虽然生产关系有某些改进,生产力有相当的提高,但最高统治者依然提倡佛教,借以愚惑人民。佛教是当时各阶级人物信仰的主要宗教之一,东西两京是全国的佛教中心。大寺院,如西京的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弘福寺,东京的福先寺等,都设有翻经院。而两京的大寺院,又都有当时著名画家所画的各种经变图。①张彦远、段成式等人的著作,不仅记录了许多寺院壁画的题材,而且还记录了这些壁画风格上如何优美。这样就便于把这种艺术风格推广到全国各地。莫高窟中唐代各期所画的壁画,尤其初、盛唐时期的壁画,虽不能与文献中所记两京寺院的壁画相媲美,但可以肯定地说,许多画风是与画史所记各大家的风格相一致的。  五代和宋朝以来,石窟艺术再不像以前那样发达了,开凿的石窟也比较少,因而渐趋衰落了。不过像大足龙岗山、佛湾的造像,如《父母恩重经》的浮雕,却更接近人间气息,这是以前各代石窟造像所不能比拟的。  二、石窟艺术与佛教发展的关系  石窟艺术与佛教是十分密切的。石窟艺术是为当时信佛的人们服务的。因信仰佛教的各阶级、各阶层人物不同,他们所属的佛教宗派也不一样,因而在造像与壁画的题材上,也要根据自己那一宗派的经典造像。所以石窟艺术的发展,因时间、地点的不同,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如新疆石窟,除唐代或以后汉人所开的窟画出一些大乘经变以外,其余早期开凿的各窟,全看不到反映大乘经中的故事造像。这些石窟群中,遗存到今天的雕像,主要是释迦和菩萨等单独的形象,其次则多是佛本生、佛本行(即如何苦行、忍辱、寻求解脱)等故事画像。这些画像多数是根据《声闻藏》各经创造出的,与外国商人竺婆勒子竺法度学小乘教唯礼释迦的记载相同,与法显、玄奘等人所记天山南簏各国信仰小乘教的记录也完全吻合。  玉门关以东,在玄学的“贵无派”、“玄冥”、“独化”学说的影响下,玄学化的大乘“般若”学,也发展了起来。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早期的多是根据《法华经》、《维摩诘经》、《弥勒下生经》、《佛说阿弥陀经》进行创造的。这些经,一种是不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其最高境界是“空”。一切以精神本体为最真实,因此在他们看来,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争胜负,就没有必要。一种是在现实社会中,既然没有办法,也得不到什么,那么在这个社会中去争什么也就没有必要了。在此类教义的指导下创造出了《法华经》中《宝塔品》的“释迦”、“多宝”佛说法像,《维摩诘经》中《问疾品》的“维摩”、“文殊”论道像,西方极乐世界中的“阿弥陀佛”像,以及两大菩萨——“观世音”、“大势至”像,等等。  隋唐时期的佛教,继承了南北朝后期所发展起来的寺院经济。为了保护寺院的财产,他们建立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封建宗法制和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于是就形成了宗派。这些宗派,在南北朝大乘学的影响下,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规范制度和传法世袭。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是创造了更多的大乘经变,而这些经变出现的早晚,则体现了唐代各宗派形成的先后。  根据对石窟的调查,我认为释、道、儒三教的结合,约在北宋。这种情况也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来了。四川大足石门山,除佛教造像外,还创造了释、道、儒联合造像和单独的道教造像。密宗在四川地区的继续宣传促进了造像艺术的发展,这一事实,文献中虽很少见,但却充分地反映在大足龙岗山与宝顶的造像中,这又给佛教史提供了新资料。由于元代中原地区流行着喇嘛教,因而杭州西湖沿岸也开凿了很多喇嘛教的造像。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它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它所创造的像、菩萨、罗汉、护法,以及佛本行、佛本生的各种故事形象,都是通过具体人的生活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因而它不能割断与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联系,它不像其他艺术那样直接地反映社会生活,但它却曲折地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这应该是石窟艺术的一个特点。  在我国石窟中的各样佛本生、佛本行和大乘经变,以及各石窟的供养人像等,都是依据现实中人的生活而创造的,舍此,无法凭空虚构。例如,龙门宾阳洞美国人盗去的《帝后礼佛图》浮雕,莫高窟第一百五十六窟的《张议潮出行图》,第一百窟的《曹仪金出行图》,第六十一窟的于阗国王像和曹氏家族的人像,都是反映了当时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豪华生活和剥削人民的生活画面。巩县第五窟大幅的供养人群中较小型的供养人像,都勾勒出了官僚地主阶级人物的真实面貌。大足宝顶大佛湾中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它逼真的反映了地主阶级的生活景象。而克孜尔、库木土拉、柏孜克里克等窟内的供养人像,所反映的又是新疆古代少数民族的贵族、武士的形象。莫高窟中各时期“弥勒变”中的《一种七收图》,第二百三十二窟内“三宝感通变相“中的《纤夫图》,第六十窟内《五台山图》中的行旅与旅店中的人物各种劳作图,则又描绘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劳动形象。通过这些造像,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中世纪中国各阶级人物的生活面貌,为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莫高窟是我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也是我国现存石窟艺术宝库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座。意义敦煌莫高窟完整保存了大量北魏至宋代各时期的壁画、雕塑、文献,集西域佛教文化和中原儒家文化之大成。具有很高的考古研究、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宗教研究价值。由此产生了一门专业学科——敦煌学。 敦煌莫高窟的发现,对我国古代文献的补遗和校勘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各朝代的壁画,反映出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珍贵的形象史料。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是古代艺术家们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吸取了伊朗、印度、希腊等国古代艺术之长,是中华民族发达文明的象征。

佛教石窟艺术论文选题背景

因为佛教已经在汉代传入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繁盛

佛教石窟艺术相关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莫高窟是我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也是我国现存石窟艺术宝库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座。意义敦煌莫高窟完整保存了大量北魏至宋代各时期的壁画、雕塑、文献,集西域佛教文化和中原儒家文化之大成。具有很高的考古研究、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宗教研究价值。由此产生了一门专业学科——敦煌学。 敦煌莫高窟的发现,对我国古代文献的补遗和校勘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各朝代的壁画,反映出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珍贵的形象史料。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是古代艺术家们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吸取了伊朗、印度、希腊等国古代艺术之长,是中华民族发达文明的象征。

一、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过程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始是由西方传来的。从今天遗存的窟群来看,新疆拜城克孜尔的窟群、库车的库木土拉、森木塞姆、克子喀拉罕等窟群,是把佛本生故事变相,画在窟顶的菱形方格内,四周则画出所供养的佛、菩萨等像。敦煌的莫高窟,根据现存最早的窟,如第二百七十五窟的窟形,是在汉民族形式居室建筑的基础上,创造了纵长盉顶式,与新疆早期石窟的形制大致相同。两壁横幅画出汉画像石式的本生故事画;在题材上,与新疆石窟的壁画大致相同。这种早期作品,还保存着新疆地方(古代西域)石窟艺术与中原艺术相结合的艺术风格。  甘肃地区(十六国五凉),由敦煌莫高窟到永靖炳灵寺,再南到天水麦积崖。其早期造像、壁画的题材与风格,完全是相同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439)统一河西以后,僧侣与信徒们许多人东迁平城。云冈早期的第十六至第二十窟,以及第七、八窟,造像的题材和风格,与河西、天水等地区早期造像的风格是相同的。这充分说明了石窟艺术是沿着由西而东的路线发展的。  北魏太和年中(486-499),鲜卑统治集团为了加速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过程,加强镇压中原人民,实行了汉化政策。反映到石窟艺术上,以云冈、龙门为中心,无论何种形象,都采取了汉族形式的衣饰。由北魏首都平城、洛阳向外发展,西至秦陇、河西各石窟,南至巴蜀,东北至营州(义县万佛堂),东南至青、徐(云门山与驼山)都受到了影响。这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大变化。根据这样的发展道路,全国最大的石窟群,如莫高窟、麦积崖、炳灵寺、寺沟等石窟北朝中期后的造像,完全可以说受到云冈、龙门造像的影响。北朝末期,四川广元千佛崖第七十二窟的佛、菩萨等造像,与甘肃天水麦积崖中晚期的造像风格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可以说,四川地区早期的石窟造像是受到麦积崖、炳灵寺石窟造像影响的。  隋唐时代,虽然生产关系有某些改进,生产力有相当的提高,但最高统治者依然提倡佛教,借以愚惑人民。佛教是当时各阶级人物信仰的主要宗教之一,东西两京是全国的佛教中心。大寺院,如西京的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弘福寺,东京的福先寺等,都设有翻经院。而两京的大寺院,又都有当时著名画家所画的各种经变图。①张彦远、段成式等人的著作,不仅记录了许多寺院壁画的题材,而且还记录了这些壁画风格上如何优美。这样就便于把这种艺术风格推广到全国各地。莫高窟中唐代各期所画的壁画,尤其初、盛唐时期的壁画,虽不能与文献中所记两京寺院的壁画相媲美,但可以肯定地说,许多画风是与画史所记各大家的风格相一致的。  五代和宋朝以来,石窟艺术再不像以前那样发达了,开凿的石窟也比较少,因而渐趋衰落了。不过像大足龙岗山、佛湾的造像,如《父母恩重经》的浮雕,却更接近人间气息,这是以前各代石窟造像所不能比拟的。  二、石窟艺术与佛教发展的关系  石窟艺术与佛教是十分密切的。石窟艺术是为当时信佛的人们服务的。因信仰佛教的各阶级、各阶层人物不同,他们所属的佛教宗派也不一样,因而在造像与壁画的题材上,也要根据自己那一宗派的经典造像。所以石窟艺术的发展,因时间、地点的不同,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如新疆石窟,除唐代或以后汉人所开的窟画出一些大乘经变以外,其余早期开凿的各窟,全看不到反映大乘经中的故事造像。这些石窟群中,遗存到今天的雕像,主要是释迦和菩萨等单独的形象,其次则多是佛本生、佛本行(即如何苦行、忍辱、寻求解脱)等故事画像。这些画像多数是根据《声闻藏》各经创造出的,与外国商人竺婆勒子竺法度学小乘教唯礼释迦的记载相同,与法显、玄奘等人所记天山南簏各国信仰小乘教的记录也完全吻合。  玉门关以东,在玄学的“贵无派”、“玄冥”、“独化”学说的影响下,玄学化的大乘“般若”学,也发展了起来。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早期的多是根据《法华经》、《维摩诘经》、《弥勒下生经》、《佛说阿弥陀经》进行创造的。这些经,一种是不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其最高境界是“空”。一切以精神本体为最真实,因此在他们看来,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争胜负,就没有必要。一种是在现实社会中,既然没有办法,也得不到什么,那么在这个社会中去争什么也就没有必要了。在此类教义的指导下创造出了《法华经》中《宝塔品》的“释迦”、“多宝”佛说法像,《维摩诘经》中《问疾品》的“维摩”、“文殊”论道像,西方极乐世界中的“阿弥陀佛”像,以及两大菩萨——“观世音”、“大势至”像,等等。  隋唐时期的佛教,继承了南北朝后期所发展起来的寺院经济。为了保护寺院的财产,他们建立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封建宗法制和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于是就形成了宗派。这些宗派,在南北朝大乘学的影响下,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规范制度和传法世袭。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是创造了更多的大乘经变,而这些经变出现的早晚,则体现了唐代各宗派形成的先后。  根据对石窟的调查,我认为释、道、儒三教的结合,约在北宋。这种情况也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来了。四川大足石门山,除佛教造像外,还创造了释、道、儒联合造像和单独的道教造像。密宗在四川地区的继续宣传促进了造像艺术的发展,这一事实,文献中虽很少见,但却充分地反映在大足龙岗山与宝顶的造像中,这又给佛教史提供了新资料。由于元代中原地区流行着喇嘛教,因而杭州西湖沿岸也开凿了很多喇嘛教的造像。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它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它所创造的像、菩萨、罗汉、护法,以及佛本行、佛本生的各种故事形象,都是通过具体人的生活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因而它不能割断与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联系,它不像其他艺术那样直接地反映社会生活,但它却曲折地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这应该是石窟艺术的一个特点。  在我国石窟中的各样佛本生、佛本行和大乘经变,以及各石窟的供养人像等,都是依据现实中人的生活而创造的,舍此,无法凭空虚构。例如,龙门宾阳洞美国人盗去的《帝后礼佛图》浮雕,莫高窟第一百五十六窟的《张议潮出行图》,第一百窟的《曹仪金出行图》,第六十一窟的于阗国王像和曹氏家族的人像,都是反映了当时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豪华生活和剥削人民的生活画面。巩县第五窟大幅的供养人群中较小型的供养人像,都勾勒出了官僚地主阶级人物的真实面貌。大足宝顶大佛湾中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它逼真的反映了地主阶级的生活景象。而克孜尔、库木土拉、柏孜克里克等窟内的供养人像,所反映的又是新疆古代少数民族的贵族、武士的形象。莫高窟中各时期“弥勒变”中的《一种七收图》,第二百三十二窟内“三宝感通变相“中的《纤夫图》,第六十窟内《五台山图》中的行旅与旅店中的人物各种劳作图,则又描绘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劳动形象。通过这些造像,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中世纪中国各阶级人物的生活面貌,为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敦煌莫高窟完整保存了大量北魏至宋代各时期的壁画、雕塑、文献,集西域佛教文化和中原儒家文化之大成。具有很高的考古研究、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宗教研究价值。由此产生了一门专业学科——敦煌学。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是全世界石窟艺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石窟艺术最初的风格,必然源自印度、贵霜、希腊,古代犍陀罗地区是重要的佛教艺术中心,随着佛教的东向传播,石窟艺术渐渐有了西域风格、凉州模式,再后来就是以洛阳和长安为中心的中原风格,与佛教艺术风格东进形成对比的是西向回传,而诸种风格汇聚的地方,就是敦煌。敦煌学本身就是国际汉学研究的交叉学科,具有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等性质。欧美诸国的汉学家,无论是从事语言文献研究的,还是从事绘画艺术研究的,多与敦煌学有交叉,他们对敦煌学的开拓有贡献,敦煌学对他们认知东方亦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全世界,敦煌学是国际汉学研究中的“显学”“绝学”。国学大师季羡林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了。”诚然,敦煌的文化价值是突出的,敦煌的标本意义是鲜明的,借助敦煌文化、敦煌艺术、敦煌精神传播中国声音,用文化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中国,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争夺话语权的有效举措。

中国古代文化灿烂辉煌,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石窟艺术是古代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分布广泛,反映了我国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佛教艺术。我国主要石窟有甘肃敦煌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四川大足石窟、乐山大佛等。它们随山雕凿、彩绘,形象生动自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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