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制度论文选题背景怎么写

民商法学毕业论文选题（一）民法总论 1、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研究 2、意思表示研究 3、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研究 4、间接代理制度研究 5、两大法系代理制度比较研究 6、诉讼时效的效力研究 7、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研究 8、法人的本质研究 9、我国合伙制度的完善 10、我国合伙的法律地位研究（二）物权法 11、我国物权法体系研究 12、法人财产权性质研究 13、企业法人两权分离制度研究 14、国家所有权制度研究 15、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研究 16、占有制度研究 17、物权行为研究 18、我国民法上抵押合同性质和效力研究 19、无权处分行为研究 20、法定代表人越权原则研究 21、我国民法上确立取得时效制度研究 22、相邻关系研究（三）债法 23、我国买卖合同性质和效力研究 24、非典型合同研究 25、旅游合同研究 26、一物二卖效力研究 27、转租之效力研究（四）商法总论 28、商法的本质 29、商事登记制度研究 30、商法的价值 31、商业名称制度研究 32、商法的基本原则研究 33、论商法与交易安全保护 34、商法总论对分论的指导意义（五）公司法 35、论公司资本制度 36、公司股东利益的保护 37、大股东对小股东的责任或义务 38、论股权 39、论独立董事制度 40、董事的注意义务与忠诚义务 41、公司有限责任研究 42、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研究 43、公司收购中对广大中小股东的保护 44、一人公司研究 45、破产重整制度研究（六）证券法 46、承销人的尽职调查责任 47、公开披露制度的意义及其研究 48、证券法民事责任制度 49、我国证券法民事责任现状研究 50、搅拌现象研究 51、我国证券法调整的证券关系（七）海商法 52、论海运保函的法律问题 53、论提单中的并入条款 54、略论船舶所有人的责任限制问题 55、论海运货物留置权 56、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的责任期限探析 57、论提单的物权性 58、论我国海上承运人责任制度 59、船舶优先权研究（八）票据法 60、论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61、论票据对价 62、票据的无因性研究 63、论票据法的近因原则 64、论票据代理制度 65、票据伪造制度研究 66、论票据追索权 67、论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 68、论票据保证 69、论票据时效 70、论票据背书（九）保险法 71、论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 72、论保险利益原则 73、论保险代位求偿权（十）知识产权法 74、论知识产权与物权。 75、论入世以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变革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76、论全球化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影响 77、论知识产权与企业核心竞争力 78、论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 79、论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 80、论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81、论知识产权诉讼中的禁令制度 82、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司法保护 83、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法理学分析 84、论知识产权融资担保的方式 85、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平行进口的研究 86、论知识产权侵权的归责原则 87、论知识产权中的间接侵权 88、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立法的思考 89、论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90、论著作权与邻接权 91、论计算机软件保护及法律适用 92、论网络著作权保护制度 93、论数字化作品的知识产权问题 94、网络链接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95、试论电视综艺节目的知识产权保护 96、论计算机软件保护的法律问题 97、超链接的知识产权问题 98、电子商务的知识产权问题 99、模仿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 100、企业电子商务活动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101、中文域名与相关知识产权保护 102、论域名的知识产权属性与立法、执法框架 103、论中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和保护机制 104、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医药知识产权保护 105、论新闻侵权 106、论有关大众传播的法律问题 107、论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 108、论商标与商号 109、论驰名商标的保护 110、论外观设计专利保护与商标保护、著作权保护的区别 111、论商业外观的法律保护 112、论商业方法专利 113、论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114、地理标志知识产权性质分析及法律对策 115、大型体育竞赛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116、论有关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问题保险法参考题目 117、试论投保人告知义务 118、试论人身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及存在时间 119、论保险合同的生效时间 120、论我国《保险法》中代位权制度的完善 121、论保险合同的非要式性 122、论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您的法学专业论文具体是什么题目呢有什么要求呢论文是需要多少字呢开题报告任务书都搞定了不你可以告诉我具体的排版格式要求，希望可以帮到你，祝写作过程顺利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　　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　　5、论文正文：　　（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提出-论点；　　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　　结论。　　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　　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　　（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　　（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我国几千面的历史进程中，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的需要，通过国家政权强制和要求人们遵守。在横向的方面主要是学习了每个历史时期国家政权的法律制度，着重以刑事立法。我也是学法学的、掌握法律制度本身的连续性和因革关系，对中国法制史有了一个新的全面认识，取其精华。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应当是在夏朝出现了军队，它是法学的一个分支。还得到了成就感和满足感。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到进入阶级社会出现国家以后，调整人们之间和人们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所以说。二、有利于提高对社会主义法制优越性的认识，从教材中找出自己满意的结论，增强自觉遵守法纪的观念。避免单纯学习法律条文和历史事件的单调，归纳为以下几点通过一个学期的系统学习：一，同时又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法律制度本身也有阶段性的发展变化、乏味、有利于吸收和借鉴中国历代法律中的一切有益的精华，所以只好介绍别人的文章了。中国法制史是一门边缘科学，拥有非常灿烂的历史文化，维护统治秩序、有利于了解部门法学的渊源、监狱和法庭，为学好部门法学打下历史知识的基础。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再下笔。在本学期的学习中，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找出不足、原则，开始有了法律萌芽。因此，然后带着问题去读，制定各种法规。具体的说就是研究我国有史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啊法律制度的本质，对一些未知或者知而不详的问题先列下来。（这是上百度查的。作为全国法学学科本科生十四门必修课之一。三，最好是先对法制史有一个总体的框架。三，中国法制史的地位十分重要，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法律制度、发展，自原始社会默契、民事立法，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警察、内容、枯燥，我们主要是从纵横两个方面来深入学习的、掌握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司法制度为主要学习对象。结合自身的学习过程。在学习的方法上、体系。这样既学到了知识，便把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又怎强了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我主要是将中国法制史当做一本普通的历史书来读。纵向方面、特点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及其产生，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制、演变过程和基本规律，对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法制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总结去其糟粕。二，首先让自己保持浓厚的兴趣、婚姻家庭立法，历代的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完善法制，最初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或集团出于同志的需要，我们应当从中审视自己：一，我的文笔不好。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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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毕业论文题目：论犯罪的基本特征和本质特征我国犯罪成立理论的体系性特点及其缺陷论犯罪成立要件与犯罪构成要件的异同犯罪本质特征新说 “犯罪客体不要说”之检讨——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关于犯罪客体的若干问题思考论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之争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的新解读论刑法中的人身危险性试论不法侵害的认定现代刑法中报复主义残迹的清算我国法治视野下刑罚目的的理性选择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之对峙及调和论刑法中危害结果的概念论刑法中的行为对象试析刑法中行为对象与犯罪对象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论论犯罪构成的情节要求关于刑法情节显著轻微规定的思考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研究论定罪情节与情节犯刑事政策视野中的情节犯研究量刑情节适用的若干问题研究论刑法适用中的隐性不平等：以刘海洋案为视角的考察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司法罪行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解释及其发展趋势罪刑法定原则在实践中的得与失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的冲突善待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与自由裁量权犯罪“故意”的学理分析从主观要件中对“明知”的认定问题的探讨明知必然发生能否放任? 违法性认识在我国犯罪成立中的地位违法性认识在故意犯罪中的地位复合罪过形式理论之合理性质疑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不应考虑主观要素论刑法适用解释司法解释之刑法谦抑性的背离狭义刑法解释若干问题探析刑事政策在刑法有权解释中的功能中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演进过程之检视与反思论司法解释的法律监督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性质问题初探刑法有权解释主体辨析间接故意犯罪的中止犯罪中止若干问题思考论犯罪预备行为的处罚范围论我国刑法中犯罪未遂立法的缺失、成因及其完善结果加重犯基本理论研究结果加重犯刑事责任根据及其合理性问题探讨论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类的完善共犯的停止形态研究共同正犯的若干问题研究实行过限问题研究共谋共同正犯问题研究片面共犯若干问题思考过失共同犯罪若干问题思考共同过失与共同犯罪过失犯的构成要件构造及其适用激情犯基本理论研究过失危险犯基本问题研究中国刑法上的新类型危险犯论危险犯的危险状态危险犯犯罪形态研究刑法中的危险及其判断：从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区别出发数额犯中“数额”概念的展开犯罪数额研究不纯正数额犯略论单位犯罪若干问题研究关于“单位累犯”问题的思考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初探论单位犯罪停止形态论单位犯罪主体消亡后刑事责任之承担试论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新复合主体论”之提倡论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单位共同犯罪的几个疑难问题探究关于被害人承诺的若干问题思考事后承诺与阻却犯罪成立被害人的宽恕与死刑适用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比较研究建立“受害人谅解”相关制度的设想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试论刑法中的被害者过错制度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研究试析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立法之不足对弱势群体中犯罪现象的观察与思考 “亲亲相隐”刑事立法化之提倡 “不认为是犯罪”司法适用中的几个问题对不能犯处罚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意义论未遂犯的处罚范围《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若干问题思考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规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及其制裁的新理念青少年违法犯罪原因浅析完善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刑事司法制度将未成年人责任规则扩大适用于青年人身份犯研究共同犯罪与构成身份新论论胁从犯不是法定的独立共犯人吸收犯之生存空间论论想象竟合犯——兼与法条竟合犯相区别再论牵连犯我国刑法溯及力若干问题研究完善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的思考我国刑法属人管辖权存在的缺陷和立法完善：兼论海外华侨的刑法保护浅析刑法条文中涉及的暴力犯罪刑法上的不作为研究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 "重大"道德义务应当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见死不救”行为定性的法律分析刑法因果关系研究——兼评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先行行为可以为犯罪行为法益状态说——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区别标准新探论作为犯罪客体的法益及其理论问题针对中国络犯罪之认定探讨——兼评刑罚相应立法的完善中国络中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及其刑法保护计算机犯罪之犯罪客体再研讨论我国中国络犯罪的界定：兼论我国中国络犯罪的立法现状论计算机中国络犯罪试论中国络共同犯罪关于中国络空间中刑事管辖权的思考论“黑哨”的立法定性我国刑法中无限防卫权的再思考我国刑法未设立无限防卫：对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定性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论“假想防卫” 业务过失犯罪研究依命令之职务行为正当化研究论家庭暴力中的正当防卫刑法竞合论死罪、死刑与期待可能性论死刑的具体适用——兼对新旧刑法中的死刑适用作一比较论死刑罪名与死刑限制试论死刑适用应设年龄上限的合理性死刑不引渡原则探讨——以中国的有关立法与实务为主要视角关于社区矫正若干问题的思考行刑社会化及其理论基础探讨试论非监禁刑及其执行体制的改革保安处分的理论与实践保安处分在防治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运用大陆、台湾刑法中保安处分制度比较大陆与台湾刑事责任年龄之比较教唆犯罪的理论与实践论未遂的教唆的可罚性陷害教唆若干问题研究间接正犯研究论转化犯我国刑法中的转化犯及其价值趋向转化犯与结果加重犯——兼论刑讯逼供的立法完善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困境与诠释期待可能性事由在刑法规范中的具体适用认识可能性与期待可能性特别自首若干问题思考对“以自首论”的理解和适用余罪自首成立要件解析单位累犯、数罪累犯及未成年人累犯问题论量刑中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的适用论剥夺政治权利刑内容的改革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重新犯罪如何处罚减刑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我国假释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论我国的缓刑制度及其立法完善论累犯制度的立法完善论我国短期自由刑的改进浅议我国刑法中的财产刑刑法中没收财物之分类研究论赦免的刑事政策意义论死刑缓期执行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若干问题探讨论数罪并罚的根据：兼论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论酌定从轻情节刑法中关于保护国有资产的立法不足与完善惯犯问题研究初犯的刑法学界定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紧中国避险限度条件的

中国司法制度论文选题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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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WTO 司法审查完善论文摘要：中国加入WTO将给我国的司法审查注入大量新内容，现有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理论和规则与WTO的规定不一致的地方亟待解决，应该根据WTO的协议和规则要求，增加行为程序的透明度，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改革现行的法院体制，制定严格的司法审查标准，加强法官队伍建设。司法审查是一国法院对国家机关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进行审查，救济公民权利的法律制度。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审查发达的程度和审查范围的大小，往往是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而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莫不将司法审查作为法律救济的终局手段，且司法审查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及。我国加入WTO后，完善司法审查制度，以保障WTO各项协议和规则的实施，是WTO协议的一个重要的要求。WTO中的司法审查制度是针对各成员国内的司法审查而言的，即要求各成员根据有关的WTO协议建立或完善相应的司法审查程序，要求各成员方在实施有关对外经贸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判决和行政决定方面，要为当事人提供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机会。WTO主要有4项协议明确规定了司法审查义务：《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议》(简称为《反倾销协议》)、《补贴与反补贴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归纳起来，关于司法审查，WTO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1)必须建立一个独立于主管行政机关的审查机构；(2)必须给予受各种行政行为影响的当事人请求司法审查的权利；(3)必须建立一套客观、公正的司法审查程序。我国经过近10余年的努力，包括司法审查制度在内的行政法成为我国部门法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但与WTO的规定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我国法院的现行体制，包括组织体系、管理体制、审判组织、审级划分、机构设置，是在长期的司法工作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已越来越不适应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不符合WTO规则的要求。首先，法院的地方化倾向明显。法院的机构设置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地方各级法院都是以地方的名称命名，完全隶属于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并且，各级法院的经费必须由同级政府决定，各地经济发展及财政收入状况决定了法院的经费。其次，法院体制的行政化特征明显。法院是作为同级政府的职能部门而存在，行政和司法成为事实上的上下级格局。法院在国家中的地位被行政“格式化”。从最高法院到基层法院无一例外。在法院内部，按审判案件性质不同，划分为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各审判庭在法院中也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广泛存在的庭长、院长批案制度是审判业务运作化方式陷入行政化的突出表现。上下级法院之间同样如此，下级法院在审查案件中仍然会像下级行政机关对待上级行政机关那样对待上级法院，遇到疑难问题时会及时报告上级法院，请求上级法院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法院的上下级与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有类似的相互关系。另外，法院按照行政机关内部的等级要求，将每一个工作人员行政“格式化”，套上相应的行政级别。法庭在编的工作人员不论是从事法院后勤工作，还是从事人事或审判工作，每一个都纳入统一的行政等级体系中。法院地方化的结果是使地方保护主义泛滥，法院不能自治，分割了统一的市场，伸缩的裁判的尺度，加大了司法的难度。法院的行政化同样不符合司法裁决机关的运作规律，人事权、财权的行政干涉使裁判机关不可能真正做到独立。司法审查范围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哪些行政行为可以接受司法审查的问题，或者说行政管理相对人可以就哪些行为请求法院进行审查的问题。《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对于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表明我国现有的司法审查范围仅限于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而抽象行政行为和行政终局行为则被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行政裁决的终局行政行为，即当事人申请行政机关复议或复审后，该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为终局性的，当事人必须遵从，不能再提起诉讼。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我国行政机关在以下几个领域拥有终局裁决权，一是知识产权领域。商标法第22条规定：“对初步审查予以公告的商标提出异议的，商标局应当听取异议人和申请人陈诉事实和理由，经过调查核实后作出裁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通知15天内申请复审，由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终局裁定，并书面通知异议人和申请人。”商标法第27条、第29条、第35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二是<行政复议法》第14条规定，当事人对国务院各部门的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如果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的裁决为最终裁决，不属于司法审查范围。该法第30条第2款也规定了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自然资源作出的行政复议为终局裁决。三是<外国公民入境管理法》和《中国公民出境管理法》也规定了公安机关的复议裁决为终局裁决。行政终局裁决模式，使行政权超越了司法权，排除了法院对法律问题的司法审查权。就抽象行政行为而言，我国许多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都只是行政机关内部运作的产物，在制订上缺少必要的公开的程序，尤其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订带有狭隘的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这些规范性文件的颁布和实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法制的统一，对统一市场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构成一定的影响。在GATS中，行政机关的政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依据申请者的要求，可以提起司法审查。如果申请人的请求合理，WTO成员还将提供相应的救济。以此相比照，我国将抽象行政行为列入司法审查范围之外，显然不符合WTO要求。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合理性为例外。合法性审查具体包括：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由法定的主体作出，程序、权限和内容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但对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范围和幅度内作出的行为是否适当，人民法院不进行审查。这与WTO中的许多规定不合。WTO对司法审查的现有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各成员的审查程序基于客观和透明的标准，能够提供和公开客观事实。《关贸总协定》规定了对各成员的行政救济体制进行国际审查。如果接受要求，实施这种程序的缔约应当向缔约方全体成员提供这种程序的详尽资料，以便缔约方全体成员对这种程序是否符合《关贸总协定》的规定要求作出判断和决定。符合要求的重要标准是这些业已存在的机制和程序是否能够做到事实上的客观和公开。《服务贸易总协定》与<关贸总协定》中的这些规定表明，凡符合wTo的规则和原则体系的要求，可以提起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各成员的司法机关在对其进行司法审查时，不能仅限于合法性审查为标准，而需更侧重于客观与事实上的公正，即要求是一种实质上的公正与合理。更为重要的是，<关贸总协定》规定了对各成员的行政救济体制进行国际审查时，也采用实质上是否客观公正的标准，这无疑对我国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提出更高的要求。针对上述问题，应完善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一)增强立法及行政程序的透明度。根据《关贸总协定》1994年与“马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透明度原则适用于WTO整个协议，是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我国应公开制定程序，公布立法草案，并给立法提供听审程序。同时应做到行政程序的公开，即行使行政权的依据公开、信息公开、决定公开，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并扩大公民的参与机会。从公开的主体来看，应做到除了行政机关、法律与法规授权和委托的组织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与结果需要公开外，部分在形式上虽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但在实质上行使公共权力的并影响货物、贸易的公平交易与竞争的组织(如经营性、协调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即律师、会计事务所、广告公司等)的行为过程与结果也需要公开。从公开的对象来看，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程序与结果应公开，发布行政决定、命令与措施政策的结果应及时公开，行政执行程序如行政许可设定、颁发或拒绝许可的条件，许可的费用等应公开，特别是一些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内部行政要保证公开，对公开也要有法律保障。(二)改革法院体制。保证司法独立。首先，设立独立的司法区域，改变法院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现状。改革现行按行政区划设置地方各级法院的体制，使司法管理区域不与行政管理区域重合，去除狭隘的地方观念和对地方的从属关系。可先在几个大区设置若干个最高法院的派出机构。这种机构类似于美国的巡回法院。从长远看，最终应设定法院系统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其次，实行法院经费的单列及统一预算。司法预算是审判独立的物质保障，改现行司法预算体制为司法机关自行编制预算，对司法部门的经费实行单列，由中央财政统一预算，逐级专项下达，并由最高司法机关集中统一管理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再次，改革法院人事管理体制。设立与各级地方行政部门相分离的专门的法院考试与选拔中心。强调法官职业的技术性，对法官作技术评价，不再套用行政级别。最后，确保法院内部独立，包括上下级法官之间的独立，审判组织与司法行政机关之间的独立，法官与其同事以及上司之间的独立。总之，独立性是设置裁决机构的实体标准，无论选择哪一种裁决机构，该裁决机构必须独立于作出被审查行为的机关，因为裁决机构的独立性是WTO对成员维持或者设立行使审查职能的裁决机构的实体要求，或者说是成员维持或设立裁决机构的实体标准。衡量成员设置的复审裁决机构是否符合WTO的要求，就要看其是否达到独立性要求。(三)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首先，取消行政终局裁决权。也即取消行政机关对某些特殊事项拥有最终作出决定的权利，行政管理相对不服，可就该事项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司法机关有权审查其合理性。这就需要修改知识产权领域的《=商标法》，修改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维持或撤销高标的裁定以及对其他复审请求所作出的决定为终局裁定的规范，废除《外国公民入境管理法》和《中国公民出境管理法》中所规定的公安机关的复议裁决，修改<行政复议法》关于国务院裁决为终局裁定的规定。其次，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对于行政法规和规章，《立法法》根据我国宪法已经规定了审查机制，且根据WTO协议“成员方履行义务以不改变成员方宪政体制为限”的原则，不纳入司法审查是符合WTO协议和规则的要求的。对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不涉及宪法授权问题，《立法法》也未将其纳入调整的范围，应当将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建立完善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机制，有利于我国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有利于减少我国同其他成员方的贸易争端，在国际上树立我国良好的法制形象。同时，建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机制，不仅可以将大量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在国内，而且可以为我国调整贸易政策赢得时间和机会。(四)制订更严格的司法审查的标准。WTO有关客观、公正、合理的审查标准，虽不要求改变我国法院合法性审查的原则性标准，但要求扩大其内涵，特别是对滥用职权的合法性审查标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法院有充分理由认为与WTO有关的行政行为违反了正当性和合理性标准的时候，法院应当援引行政诉讼法有关滥用职权(自由裁量权)的条款作出相应的判决。同时，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仅赋予法院对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权，在没有行政程序法的情况下，公民程序权利是否能获得司法救济取决于相关的法律规范对行政程序规定，若立法上规定不具体，则可能导致公民权利无法获得救济。确定正当法律程序的司法审查标准，应是我国司法审查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应当说，WTO协议和规则有很多地方对行政行为程序的正当性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这些规定基本上反映了司法审查的内在规律，概括了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如要求行政决定应当具有透明度，应当公平、公正等。这些规定给目前中国法院对行政程序中司法审查的既有标准带来冲击。WTO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对于一个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但违反了WTO规定的公平、公正原则的行政行为，法院是否应当撤销它?在目前的立法状况下，从审查案件的角度看，应当对《行政诉讼法》中法定程序作扩大的“非法律原意”的解释，即法定程序不应是法律规定的具体的行政程序，而应当是指符合法律精神和原则的行政程序。这对公民程序权利的司法救济将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总之，应通过国内立法或司法解释吸纳这些精神和原则，在没有条件修改《行政诉讼法》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对庭审程序规则、证据规则、法律适用规则等作出规定，从而使我国的司法审查方式和程序更符合WTO协议和规则的要求。(五)加强法官队伍建设。首先，抓好法官的选拔，吸收高素质的人才。进行统一的司法考试，提高参考人员资格，明确规定只有具备本科以上学历者才可以参加考试。提高法官的“门槛”，更可以拒那些法盲和低素质者于门外。同时，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法官的培训和深造。法官将会遇到许多新问题，而法官队伍现在的知识结构难以适应。要不断提高业务培训的质量，着力更新法官知识结构，提高业务素质，了解掌握法律科学发展的前提理论。在当前，着重加强对WTO有关规则协议的学习培训。审判人员要迅速掌握WTO的协议和规则的内容，特别是与司法审查有关的内容，要熟悉有关国际贸易的国际惯例，学习涉外诉讼的有关知识，还要懂得外语和外交常识，尤其需要训练在复杂的情况下驾驭庭审的能力。另外，也需要了解相应的WTO规则及其制定背景和相关判例，还要追综WTO规则的发展变化(包括争端解决机构的新解释)。这种培训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如最高人民法院可以以典型案件的形式示范各地方人民法院审判涉外行政案件，各高校、科研部门的专家学者可定期为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举行讲座，人民法院内部可以有意识地开展对审判人员义务培训等。提高素质，不仅要靠法律手段，还要运用纪律和道德手段，同时，改革和更新考核升迁、弹劾等后续和配套制度，确保法官素质的提高。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论文选题背景怎么写

大学生法律论文，可以参照以下内容写。大学生与法律“法律基础”课是党中央确定的一门在高等学校开设的公共课，必修课，在大学生中普及法律常识，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是加强高校学生素质教育，要求大学生知法，懂法，护法。在高校学生中也经常发生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学生不懂法，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法制观念淡薄。传统观念一般会认为，学历越高犯罪的可能性就越低，而大学生或更高学历的人即使犯罪，也是和计算机智能化联系在一起的。但有一位有关人事指出，这种观点与事实相差甚远——“学历与素质不成比例”。近年来，大学生犯罪人数逐年上升，而且以盗窃、故意伤害人为主。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区分局副局长金志海说：“校园里的浮躁让一些大学生急功近利，偏离了正确的价值取向，面对物质诱惑容易迷失，其中，以不正当，甚至违法犯罪的手段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大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而迷失自己的正确价值取向的是屡见不鲜，就本校区而说，在刚开学不久，就有好几次同学的手机被盗，存折、现金被偷，有的甚至连别人刚买回的新衣物也不问自“取”。可见这些行为在一般人的眼里是很难与大学生挂钩起来的，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认为只有那些低学历，很早就出到社会混的人或是那些外来的民工才会干这些见不得光的事。但这事却恰恰发生在大学生群中，而且经过校领导多次强调：这是违法行为，是不应发生在大学生上身上的。但校领导的重视，而学生却不屑一顾，依然我行我素。小市民的思想在大学生群中滋生着，不是大学生不懂法，因为学校开设的“法律基础”这课也有讲到其中的细节，但这类事却屡次发生，可见一个重要原因不是这些学生不懂法，而是因为法制观念淡薄。其中有这样一则这样的报道：小文成绩优异，顺利考入某知名学府法律系就读，曾经是父母引以为傲的掌上明珠。2005年，她却因为盗取同学的笔记本电脑被刑事拘留。小文的家境条件非常好，但父母家教严格，以为笔记本电脑、MP3什么的都是奢侈品，不允许小文买，可是周围的同学一个比个 “现代化”，手机、笔记电脑、MP4、MP3样样俱全。最终，小文抵挡不住诱惑，把同学的笔记本电脑抱回家，一个读法律系的学生可不能再说她不懂法了吧，但在面对诱人的物质时，她就迷失其中，急功近利，偏离了人生正确的价值取向，小文她懂法，并且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物质的诱惑使她失去控制，从而变成一个法制观念淡薄的大学生。大学生与法律的关系，不是大学生不懂法，而是大学生的法制观念淡薄。面对大学生频频出现犯罪的现象，一方面要求大学生提高法律的观念，考入高校后逐渐接触社会，要提高和加强社会经验和判断能力，遇事要冷静，提高自我控制能力，预防大学生犯罪是一项长期并且系统的工作，同时也需要整个社会各个环节的配合，高校更是义不容辞。法学，又称法律科学，是一门以法律现象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历史悠久的社会科学学科。《法律基础》是法学中的“法律入门”，它使我们充分认识依法治国的必要性，同时教导我们如何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以前我一直认为只要自己安守本分，循规蹈矩，不做那些违法犯罪的事就等于懂得了法律。其实，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当家做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人民是享有很大程度上的自由，但又不允许人民超越法律法规之外，常言：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法律的监督，我们这样的一个泱泱大国又怎能持续繁荣下去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天子犯法也应与庶民同罪。学习《法律基础》使我受益匪浅，身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相应的义务。这些法律法规都教导我如何做到知法、守法、护法。《法律基础》中对法学的有关原理和法律规定进行了概略叙述。其中很多东西都要记，死记硬背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在这里我介绍一种简单轻松的方法就是坚持每天看新闻和报纸，这些媒体传播的消息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现实生活中，其中的一些有关法律的案件如果我们能运用自己所学到的法律知识来加以分析和研究，必定会加深我们对法律知识的了解。不用找借口说自己很忙没有时间，鲁迅先生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与其把时间花在观看电视连续剧上，倒不如每天花上半个钟细细阅读一份有价值的报纸更有意义多了。我们一定要从维护社会稳定，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去认识学习“法律基础”课的重要性，争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四有”新人。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们要有“大志向，大学问，大纪律，大修养”，学习法律知识就是我们向这“四大”中的“大纪律”迈进一个台阶。为此，首先要明确法学，是一门以法律现象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历史悠久的社会学科。其中《法律基础》是对法学有关原理和法规规定进行概述。学习它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们更好地正确树立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质，能正确地行使公民权利，严格履行公民义务，自学遵纪守法，依法办事，依法律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专门人才。其中，了解法的本质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体系。所以法就具备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它能够对人们的行为做出评价，预测，也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科技以及对外方面发挥作用。成为国家，集体以及个人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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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确看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法制如e米惠da多e米ba惠零晓电晓受晓受晓晓晓多晓电晓米晓受晓联晓受晓零晓电晓受晓米晓多晓晓晓受晓晓晓晓晓电米联晓量米联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从理论上讲，似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人们都认同对其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在论及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优良传统时，仍是泛泛而论、空洞无物，而在说到其消极因素时却生动具体，给人一种传统法律文化“糟粕大于精华”的感觉，好像一部中国法律史除君主专制、刑罚残酷、控制和镇压人民之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对基本的法律资料料解和研究不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囿于先入为主的框架，还没有完全按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去审视中国法律史，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没有给予恰当和充分的阐述。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如何对待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的问题上，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电零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虚无主义、“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法律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毒瘤，属于被肃清的对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批孔批儒，中国历史被全面歪曲，更谈不到传统法律文化有什么优良传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期以后，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家强，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近二十多年来法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凡是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其成功之处都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析传统法文化，注重依据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结论。但也应当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学的认识论和研究法方论仍有市场。表现在脱离历史实际，把中国传统法制视为现代法治的对立物，割裂二者的传承关系，简单地以现代法学理念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现代法学理念的地方，就不家分析地予以否定；受旧的“以论代史”研究法方的影响，不是论从史出，而是摘录史籍中的只言片语去证明自己预设的、批判传统法制的观点。受这种非科学的思想法方论的影响，就很难对中国传统法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法方。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法史研究，就是要以历史实事为根据，客观地再现中国法制史的面目，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古代法制在推进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传统法制漆黑一团，都是落后的、反科学和的东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种是苛救古人，无视古今法制的概念、内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现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绘和拔高古代法制。这两种倾向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确地阐述中国法制史，也无法区分古代法制的精华与糟粕，达不到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目的。在这两种倾向中，前一种倾向是主要的，应特别注意予以克服。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研究中国法制史，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科学的发展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评价中国传统法制。中国古代法制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护和推动当时社会文明的法律保障。尽管古代法制与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来也存在不少消极因素，但它总体上是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进程相适应的。中华法系曾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为发达，并对周边国家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全面评析中国古代法制，应该说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学的发展观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认识中国法制史。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社会在进步，法制也随着不断完善，后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使当代中国的法制，也与历史上的法制在许多方面有着传承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以今天的进步否定古人的贡献。而应当以科学的发展观，对历史上的法制产生的原因、社会作用、功过是非作出客观的评价。其三，要用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观点去研究中国法制史。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应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科学的分析。有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消极的部分，在当时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古代法律注重礼教，维护等级制度，致使法有等差，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抛弃的。但是，礼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则，亲属相容隐不为罪的原则，仍有借鉴的价值，不能因其属于礼教范畴一概否定。总之，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学科的内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区分古代传统法制的精华与糟粕，更好地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服务于当代法制建设。二、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要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史，必须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有一个全面认识。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律典是国家的刑法典，其内容是对有关违反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规定。律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只是诸多法律中的一种。从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仅名目繁多，有关法律形式的名称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如秦有律、命、令、制、诏、程、式、课等；汉有律、令、科、品、比；晋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视编敕、又有断例和指挥；元有诏制、条格、断例；明、清两代于律和各种法律形式的单行法外，广泛适用例等。此外，历朝还颁布了多种法律形式的地法方规。每一种法律形式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以唐代为例，“律”是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令”是指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规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敕令、指示的汇编，“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的办事细则，各种法律形式共同组成唐朝的法律体系。我们在料解中国古代法制的面貌时，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视其他形式的法律。中国古代法律如按内容分类，是由行政、经济、刑事、民事、军事、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法律，其体例结构既有综合性编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类单行法律法规。以明代为例。除《大明律》、《问刑条例》和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外，有关行政方面的单行法规有数十种之多，如《诸司职掌》、《六部条例》、《吏部条例》、《宪纲事类》、《宗藩条例》等。明代还制定了不少经济、军事、学校等方面的单行法规，制定了《教民榜文》这类民间诉讼和乡里管理的单行法律，县以上地方长官或衙门还以条例、则例、禁约、告示等形式颁行了大量的地法方规。要全面地认识中国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须对各种形式的法律有一个全面的料解。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法律都进行深入研究，但起码应做到不能把中国古代法律仅仅理解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仅仅理解为是打击犯罪。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时，应充分评估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对中华法系的贡献。如北魏拓跋氏创立的《北魏律》，宗承汉律，并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结构体系和基本内容都为隋唐律奠定了基础，唐律实际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综合体。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与元代的条格相同，说明明初修律时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经验。满族入关前的一些民族习惯和行为规则，也融进了大清律、例。对于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三、客观地论述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与法律的功能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层社会原因，都是为料解决某些社会矛盾，适应时局的发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必须正确分析社会矛盾。传统观点在阐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时，往往把当时的社会矛盾概括为阶级矛盾。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社会，并非只存在阶级矛盾，还有大量的并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类社会矛盾，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平民与平民之间的矛盾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还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在社会矛盾之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并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针对性也是很具体的。在分析古代社会矛盾时，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那些用于解决阶级矛盾、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予以评判。但对于那些用于行政、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管理以及处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对外关系方面的法律，就应当按照历史实际客观地阐述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立法的背景。历史上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因其内容不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如西晋的《晋令》，南北朝时期的《梁令》，隋朝的《开皇令》、《大业令》，唐代的《贞观令》，宋代的《天圣令》等，其内容都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详细规定了国家的各种基本制度，属于令典性质，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条法》、明代的《诸司职掌》、清代的《钦定吏部则例》，其内容是有关国家官制及其职掌的规定，是吏治方面的单行行政法律。至于行使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方面的法律，内容也十分丰富，其内容涉及到农业、手工业、伤业、对外贸易、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各个方面。就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汉以后各朝，都制定了盐法、茶法，禁止私人经营，实行国家专卖。唐代的两税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条鞭法，也都是为了简化税制、减轻人民负担，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而制定的。至于明清两代颁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为了家强基层政权建设，及时处理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可以说，历朝颁行的上千种法律，每一种法律都有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这些法律共同发挥着维护统治集团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实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协调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权益等各种功能，因而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区分法律的属性和功能，才能正确地评价不同形式、不同内容法律的历史作用。传统观点由于只肯定法律的阶级性而否定法律的社会性，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许多著述忽视了对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还在评价律典与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关系和历史作用时，把两者对立了起来。如在对宋代的编敕、元代的条格、明清的条例等论述和评价方面，多是不家分析地对后者采取贬低或否定态度。事实上，律典的刑事职能，并不能包罗万象般地替代古代国家的行政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的多种职能。律典颁行后，因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历代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局变化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立法以补充律典的不足。离开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实践的许多方面也很难操作。因此，我们绝不能贬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两代为例。虽然在某一时期也曾出现过“以事制例”、“条例浩繁”的弊端，但从现知的数百种条例来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补律”的立法原则制定的，与律文和律义冲突的条例极其罕见，这就要求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以前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四、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法律作为历朝治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极其纷杂的现象。但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律发展史，从总体上说，“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法律条文从表面上看是静态的，而法律的制定过程和实施历来都是动态的。即便是在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的时期，法律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司法活动的实践，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未处于停顿状态。因此，我们应当用发展的、动态变化的观点去论证和阐述中国法制史。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进程，学界通常是按照不同的历史分期阐述它的发展线索。然而对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阶段的断限，因对我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和法律的属性认识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见解是从阶级和社会形态分析的角度上阐述的。认为法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产生的，但对中华法系的断限看法不一。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华法系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奴隶制和封建制法律的泛称，至电零世纪初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华法系也就寿终正寝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法系历经封建社会、近代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虽有重大变化，但作为法系的外貌和沿革关系而言，依然存在。中国自有法以来，直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均属中华法系。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涉及到中华法系是死法系还是活法系、古今法系有无传承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一争论，包括中国有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和是否存在奴隶制法制的问题，应继续予以探讨。然而，无论按照何种标准划分法制的发展时期，古今法制存在着传承关系这一点却是无疑的。另一种是从中华文化与法律相互关系发展史的角度阐述的。认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于国家产生前的远古时期，但对其发展阶段的认识也存在差异。有的学者认为从太古终于战国，是中国法律的创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称之发达期；隋唐至明清，可称之确定期；清末以后，可称之改革期。也有学者则认为，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上古到尧、舜为黎明时期，夏、伤至战国为光辉时期，秦汉至隋、唐、五代为发达时期，宋至近代为沿袭时期。还有的学者认为先秦、秦汉为形成期，魏晋南北朝为发展期，隋唐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为延续期。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宋元明清是中华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论。对此，应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地下挖掘，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断限继续进行学术探讨。对中国法制史的基本线索和规律，学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伤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些著述认为唐代以后法律制度没有大的发展。事实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国古代法制走向更家成熟的时期，也是中华法系进一步完善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颁行了大量的经济类法律，其涉及内容之广泛，为前代所不及。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地方立法在明清两代成绩斐然，仅现见的这类单行法规就达上百种。在民族立法方面，清代颁行了许多重要的法律，达到了中国历代王朝民族立法的高峰。即是刑事法律，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法典编纂体例上，也都有创新和发展。这一历史时期的西夏、辽、金、元、清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民族习惯，更体现出了中华各民族共创中华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据几部律典而贬低唐以后法律制度的发展。法律思想是中国法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法制史必须与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相结合，这样才能深刻揭示法律形成的深层原因，揭示法律思想对立法司法的影响。中国历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一些著述认为自西汉中叶“德主刑辅”成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之后近两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处于停滞乃至僵化、衰退的状态。这种观点显然是与历史实际相悖的。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法律不断完善、历朝颁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况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变，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固然，封建社会中后期历朝奉行的是经光方改造了的儒家法律主张，其发展变化是在儒家学说的总框架内进行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不断变化和治国实践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调整和发生变化。比如，形成于两宋、盛行于明清的宋明理学，就对中国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行政、经济、民事、军事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刑弼教”思想经过朱熹新的阐发，强调先刑后教，成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论支柱；明清两代的律学不断开拓了律学研究的领域，在应用律学、比较律学、律学史、古律辑佚和考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明人何广的《律解辨疑》，张楷的《律条疏议》，王肯堂的《律例笺释》，雷梦麟的《读律琐言》；清人王明德的《读律佩觿》，吴坛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对律学有所建树。现存大量的判例判牍及题本奏本，也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司法思想。明清两代在法律思想领域最重大的建树，是确立了律例关系理论，这一理论曾长期指导了立法和司法活动。我们应当开阔视野，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中国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互动关系，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律史。五、实事求是地评析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国古代的诉讼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形成了“德主刑辅”、“明德慎刑”、便民诉讼和慎刑等司法指导原则，建立起诸如起诉与管辖制度、上诉与直诉制度、听诉回避制度、会审制度、录囚制度、死刑复奏制度、审判监督制度、司法官员责任制度、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等相当完善的司法制度，在审判中确立了区分公私罪、首犯与从犯、过失罪从轻、自首免罪或从轻、二罪俱发以重论、刑事年龄责任等一系列详细的审判原则，这些制度和审判原则与现代司法有不可分割的传承关系，其中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长期以来，司法制度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了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著述，但与古代立法研究相比较，司法研究仍显得滞后。家强对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同样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国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若干代人的智慧的产物。我们在研究这类制度时，必须结合时代条件做出有分析的、恰当的评价。比如，人们通常把“司法与行政合一”概括为古代法制的特征，认为这是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根源。诚然，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必须坚持司法独立，反对行政干涉司法，清除历史上“司法与行政合一”的消极影响。但在评价古代这一制度时，采取简单否定的做法却是不公允的。其一，这种概括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古代地方的司法与行政机构是合一的，但中央的司法机构，如唐代设有大理寺，明清两代设有刑部、大理寺，专主司法审判和覆核，称其为司法行政合一就欠妥当。其二，对地方官府的司法与行政合一，应就这种机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做出正确分析。就县级机构而言。当时各县管辖的人口有限，伤品经济很不发达，县官的主要职责是理讼和征收钱粮，每县只设几名官员和数额有限的吏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家的财力还是从老百姓的承受力，都不可能设立行政与司法、立法分立的庞大机构。其三，就古代知县的审判权限而论，主要受理人命重事、诈伪和奸、盗等重大案件，对刑事案件只有判处笞、杖刑的权力；对于徒罪以上案件，则只能拟出审判意见，供上级官府复审。至于流罪以上案件，决定权在中央司法机构，死刑案件还需经中央司法机构复审乃至皇帝批准。因此，我们在阐述古代“司法与行政合一”这一历史现象时，应客观地阐述其历史面貌，正确评价它的历史作用及历史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说明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不能继续延用。一些著述以“一任刑罚”概括古代司法审判的状况，不家区分地把历朝司法都描绘为君主专横、官吏任意用法、冤狱泛滥。这种结论缺乏历史根据。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司法腐败的现象，也存在着某一君主在一定时期内因政治斗争的需要滥杀官吏和臣民的问题。但纵观一部中国司法制度史，几乎所有的王朝都反对“一任刑罚”。从现存的历代判例判牍看，司法审判程序是很严格的，绝大多数案件的审理是依法进行的。因此，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司法审判情况，应依据史料作出具体的有分析的判断，而不能笼统地概括为“一任刑罚”，全面否定。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司法制度，必须把立法与司法结合研究，把司法制度与判例判牍结合研究，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结合研究。民事诉讼是司法研究中最为薄弱的领域，存在的争议也较多。现存的民事诉讼资料相对较少，且散存在历史档案、地方志、古人文集、野史笔记和判例判牍中，应当家强这方面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外国司法制度论文选题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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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gjflw/lwzx_627781_html这些都是材料不可以全抄啊可以借鉴一下希望能给你些帮助

自近代以来，日本司法制度经历了三次大规模改革:第一次在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后期;第二次在日本战败投降后的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本次世纪之交的司法改革被看作是第三次司法制度改革。前两次司法制度改革都是日本在外来压力之下进行社会整体结构变革的一部分，第三次司法制度

1、　法院组织。在封建社会，法国已有独立的法院系统，即王室法院、领主法院和城市法院，后来设立了终审法院即巴黎高等法院及其所属是省高等法院。在诉讼程序上，先适用控告式诉讼，后来采用纠问式诉讼。2、　民事诉讼制度。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于1807年1月1日公布实施。法典共2篇1042条。法典的特点有：第一，实行诉讼自主原则。第二，规定国家机关在某些情况下应干预诉讼。第三，对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作了详细的规定。第四，在立法技术上，该法典缺乏法国民法典那样的创造力和想象力。1806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施行了长达170年久，至1976年新民事诉讼法典正式生效，这部法典的基本特征有：在其形成上，是在对1806年民事诉讼法的不断修改的基础上成就的；在其结构上，是一般规定与特征规定、抽象与具体的双重结构体系；在其模式上，实行的是当事人主义，诉讼主导权在诉讼当事人；在其内容和制度上，有特色的如民事裁判机构的多元化和程序多元化、诉权的制度化和具体化、事前程序与审理程序的分离、书证优先原则、审级的多元化、紧急的审理程序的设置等等。3、　刑事诉讼制度。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公布实施于1808年11月27日。法典由总则和2篇组成，共643条。这一法典的内容特点为：（1）　法典兼采纠问式与控告式的诉讼程序。（2）　确立了起诉、预审和审判职能分立的原则。（3）　关于审判管辖，是按照法定刑来划分法院的案件管辖的。（4）　法典的许多内容和制度来源于1670年的刑事诉讼法令。1957年法国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典，这也是法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分卷首和5卷共802条。新法典保留了旧法典中的基本原则和不少的制度，同时，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规定了许多新的原则和制度。 1．　法院组织。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于1877年1月17日颁布没《法院组织法》，确认了司法独立原则。规定审判权由独立的法院行使，审判只服从法律，法官施行终身制。设置了由区法院、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帝国法院构成的普通法院体系，帝国法院为全国的最高司法审级。2．　民事诉讼制度与刑事诉讼制度。1877年2月1日颁行了《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分别规定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程序和原则。《民事诉讼法》共10编，1084条。主要规定了总则、第一审程序、上诉、再审程序、证据制度、强制执行和仲裁程序等。《刑事诉讼法》共7编，474条。主要规定了总则、第一审程序、上诉、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的再审、特种形式的诉讼程序、刑罚的执行和诉讼费用等。 1．　法院组织。明治维新初期，日本还没有系统的法院组织体系，司法与行政部分。1871年成立司法省，民事裁判权统一由其监管，地方则由地方行政官兼任司法官。1875年制定《大审院各级法院职制章程》，规定大审院为全国最高司法机关，下设上等法院、巡回法院、府县法院，废除了地方兼任司法官的制度，初步实现了司法与行政的分离。明治宪法颁行后，按法国的德国的模式建立了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两个系统，并于1890年颁行了《裁判所构成法》和《行政裁判法》。《裁判所、构成法》参照德国法院组织体系制而成，规定全国设区法院、地方法院、控诉院、大审院，实行四级三审制。《行政裁判法》规定了行政法院组织以及行政诉讼原则和制度，共4章47条。法律规定在东京设立行政法院，只负责审理依法律、勒令及有关行政裁判文件所规定的行政违法案件。2．　诉讼制度。1890年日本政府参照德国刑事诉讼法，制定《刑事诉讼法典》，1890年10月公布，同年11月实施。1885年日本政府在德国人铁肖指导下，完成民事诉讼法典草案，经法律调查委员会几度修改，于1890年月公布，次年1月实施。这是日本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典》，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论文选题背景

商标保护法律框架的比较研究　　论中国品牌的政策法规环境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竞争法的重构　　建立我国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思考　　电子商务实施过程中的知识管理问题研究　　试析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特征的变异及管理　　试论我国行业管理法的地位与体系　　中小企业无形产权管理的法律分析　　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完善我国企业法人制度的思考　　当今企业法人代表违法违纪的原因及防治对策　　企业法人资格和经营资格问题探讨　　我国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企业法人的经济犯罪与赔偿责任研究　　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与企业文化建设　　试析清末移植西方法律失败的原因　　试析革命根据地的法制特征及其对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特征及其影响　　从中国法制历史分析中国缺乏宪政传统的原因　　(本回答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一、官方意识还是民间信仰 “清”，不仅构成中国古代官吏的一个基本政治品格和职业道德要求（注：有关官吏的“清”，历代史书多有记载。参见王子今：《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185页。），而且成为法律竭力加以维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古代法律不仅严格禁止官吏“犯赃”，而且对于官吏“犯赃”的处罚尤重。在某些特定时期，对于惩治官吏的贪赃枉法往往毫不优容，例如明代朱元璋就是一个显例（注：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一读由朱元璋亲自编定的著名法典《大诰》以及由他亲自发动的一些著名大案要案，便可见一斑。有关的材料，参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一凡教授指出：“明《大诰》的矛盾所向总的来说是对着全体臣民的，其侧重点则是打击贪官污吏”；（第80页）又说朱元璋的这一做法，“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第93页）杨一凡《明大诰研究》书后附有《大诰》全文，亦可参考。另外，概括的讨论，可以参见吴晗：《朱元璋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55～265页。）。当然，要求官吏必须保持“清”，就是到了现代社会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故而，我们现在祈盼清官与崇敬清官，也就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对于社会政治与司法现状——主要是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等犯罪与现象的一种自然反弹和回应。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其一，百姓大众盼望清官出世，这本身就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古代政治领域里，赃官墨吏充塞，吏治腐败，政治黑暗，贪赃枉法是其最为显著的表现形式。“清”的对立面就是“贪”，而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实乃“一部贪污史”（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王亚南指出：“官僚的政治生活就一般地体现为贪污生活。” 详细的分析，可以参见该书第117～122页。也可参见刘泽华等：《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148页。）。可见，对比是非常强烈的。其二，百姓大众崇敬清官，奉之若“神”，这本身又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清官之少，有如凤毛麟角（注：李白华先生指出：明代地方官约3万人，而清官数目，在《明史》卷281《循吏传》和卷161未标循吏传的循吏传中，略计170 人左右，“加以散见其他各卷的，估计至多亦不能上250人。有明一代，275年，平均每年不到1人。3万人中仅有一人，真是少数！”而贪官，则“滔滔者天下皆是！”参见李白华：《从阶级本性看清官》，《学术研究》1966年第3期。）；百姓大众对于清官的祈求也就只能是一种无谓的心理“幻想”，一种无谓的心理“补偿”，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画饼充饥”。其三，百姓大众对于清官的迷信，更说明了这样一个政治制度的深层的结构性事实——政治国家与社会组织的严密整合，民众政治力量的极度薄弱，百姓大众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此情景之下，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盼望有朝一日能有一位体恤民情和为民作主的清官出现，以便获得“拯救”。所以，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政治制度的结构性改造，清官意识和清官迷信是不会自动消失的。故而，诚如学者所谓“清官行政（注：这里所谓的行政，从本文讨论的角度讲，还应包括司法。因为在中国古代，司法只是行政的一种自然延伸，或者说行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分权”，也即司法与行政是“合一”的，乃是一种“全能型”的衙门。）历来被看作非理想政治形态的一种补充，在某些历史条件下，也是有益于纠正政治弊病的一种调节方式”二、有限理性还是无限理性必须首先说明的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仅仅涉及到清官司法的问题，而是关涉整个中国古代司法领域的一个普遍的问题。之所以要在清官的话题下进行讨论，基本的理由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所谓俗吏、酷吏以及贪官污吏，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以先人之见（清官于此也不能例外，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大肆刑讯逼供，进而造成冤假错案，实乃司空见惯的事情。而清官，则被视为救国救民的楷模，而且往往成为平冤昭雪的象征，乃至法律的象征（注：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包公俨然是封建法律的化身”。参见余宗其：《法律与文学的交叉地》，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因而他们的司法方法也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换一句话说，如果把清官司法的特点研究清楚了，则对整个中国古代司法的特征也会获得比较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虽然从哲学上讲，关于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还是无限有过种种说法，现今更为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但是，现在人们一般都承认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从而普遍赞同有限理性说。这里，我们关心的是，从法律文化史的意义上，是否同样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呢？根据笔者的粗浅研究，可以确认，在人类法律文化史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与“无限”同样困绕着数千年的人类法律文明史。我们知道，早在远古时代，曾经存在过一种被称之为“神判”的制度，这种“神判”制度的存在至少表明：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古人一旦遇到疑难案件而无法准确无误加以判决时，就会诉诸神灵。因为古人相信，神灵具有明察秋毫的全知全能的本领，也即无限认识能力；反之，人的认识能力则是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神判”乃是古人以神灵的无限理性的认识能力弥补人类有限理性的认识能力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的一种反映。当然，这里包含着古人对宗教的普遍信仰与对神灵公正无私的秉性的确信。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史上，也曾经有过“神判”这样一种司法制度。对此，只要我们研究一下“法”字的古体写法，即可了悟（注：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徐忠明：《皋陶与“法”考论》，《政法学刊》1995年第2期。）。中国古代清官的司法，同样存在有限理性与无限理性之间的紧张。原因何在？对此，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给予讨论。首先，从法律制度层面看。中国古代法律规定：对于案件的判决，必须依据被告的“口辞”（口供）以及众证来定罪量刑；如果没有被告的“口辞”，则可以依据众证来定罪量刑。但是，在实际司法活动中，没有被告的“口辞”往往无法定罪量刑（注：日本著名中国法律史家滋贺秀三指出：中国古代法律规定“断罪原则上以口供为据，仅仅例外地才根据证据来断罪”；又说：“只要没有获得这样的罪行自供状，就不能认定犯罪事实和问罪。”参见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比较法研究》1988年第3期。）。笔者以为，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中国古代法律的道德趋向，因为被告在道德上的知罪认罪，是其将来服法改过的一个重要前提，而判决只是被告“口服心服”的结果。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问题由此成为一个道德问题。道德贵在“内心自觉”，而“口服心服”便是它的重要表现，从而致使判决在道德正当性和法律合理性方面“功德圆满”，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内在紧张也可自然消解。这样，被告的“口辞”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与此同时，获取“口辞”的方法同样受到特别的关注。那么，如何取得被告的“口辞”呢？基本方法就是所谓“五听” （注：《周礼•秋官•小司寇》载曰：“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这一做法为后世所继承。）。这种听讼方法重在察言观色，故而看似客观，实际则不然。对此，只要我们稍稍深一层探究就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司法官吏非常强烈的主观偏见，（哲学解释学所说的“前见”，在整个案件的调查、审讯及判断事实方面——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都离不开司法官员的这种“前见”。）而且这一听讼方法实际上也并不总是管用的。“五听”不成，便用刑讯逼供。原因在于：其一，中国古代没有“无罪推定”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原则；其二，惯行“蓄成见而预定罪”（注：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3页。）的风气；其三，刑讯逼供不仅在中国古代始终合法，而且成为法律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内容（注：《礼记•月令》有所谓“毋肆掠，止狱讼”之说，实即表明刑讯的存在；其后历代王朝的法律莫不以刑讯为合法。）。这样，刑讯逼供必然无法避免，俗吏与酷吏固不能免，清官也不例外（注：在民间流传的各种清官断狱故事、小说和戏曲中，我们可以屡屡读到清官折狱大肆刑讯逼供的事情。例如，著名的“包公审郭槐公案”，这里包公不仅私造惨毒刑具，反复刑讯，且最后导致郭槐身死。参见石玉昆：《三侠五义》第19回，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96～99页。）。更有甚者，即使刑讯逼供也不一定奏效，所谓“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实。”（注：转引自钱钟书：《管锥编》，第333页。）如之奈何？似乎在制度设计上，如何取得被告的“口辞”已经没有其他良策了。换言之，这种制度已经把设计者自己逼上了“绝路”。然而，案件必须了结。因为审判案件是需要成本的，无休止的审理显然是极不经济的，虽然古代并无所谓“法律的经济分析”一说，但是内中的道理则是非常清楚的。从法律旨在维护社会秩序这一基本目的看，久拖不决也是不合利益要求的。再者，基于道德上的考虑，既然被告，必有不是。这是中国古代“道德本位”法律文化的一种必然反映。既有不是，就必须处罚。怎么办呢？法律规定：对于这样的案件，轻者，一般司法官吏可以自行决断，它的法律依据之一，就是所谓“诸不应得为而为之，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注：参见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第450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2页。）。如果是大案要案，则必须上报皇帝裁可。从程序上讲，这是权力的顶端，所以审判必须到此为止；从道德上讲，皇帝是圣人，当然耳聪目明，自然也就“明察秋毫”，从而也能保证司法判决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由此，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透现的是有限理性的思想。这，就是清官司法的法律前提和制度背景。其次，从清官司法层面看。从中国古代的司法实际看，非常清楚的是，冤假错案比比皆是；尤其是对于百姓大众来说，在司法过程中被公正地对待者，恐怕更是寥寥无几。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特殊配置和等级身份结构的话，那么情况就更加可悲。换一句话说，在制度安排上，百姓大众是无法据以切实保障个人权利或权益的。于是，他们渴望清官出世，希望清官具有全知全能、明察秋毫的超凡能力，来为他们伸张正义、平反冤狱。从清官司法的众多“公案”故事和传说来看，一方面他们依靠常人一样的智慧和理性判断能力，运用各种手法——诸如“察情、据证、用谲”等方法（注：参见郑克：《折狱龟鉴》卷6；简要的讨论，参见梁治平：《法意与人情》，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147页。）——来侦破案件，取得定罪量刑必需的有关证据材料。另一方面，在百姓大众的清官意象中，清官则被赋予了全知全能的“神性”品格，他们能够一叶知秋，达到身临其境的程度，一如西谚所谓“正义女神明察秋毫”。虽然案件有时也会几经波折，但是，终于还是水落石出。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有关清官的司法故事，首先肯定清官是“清耿耿水一似，明朗朗镜不如”（注：无名氏：《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吴白陶主编：《古代包公戏选》，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55页。）；进而相信他们“问的事就如亲见一般”（注：李潜夫：《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前揭吴白陶书，第191页。）。这样，他们也就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清官身上。但是，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就是清官听讼断狱，实际上也是能审则审，审不明白就装神弄鬼和求助于刑讯逼供。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所以，笔者认为，清官意识和清官崇拜仅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百姓大众的一种聊以自慰的“幻想”罢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种情况便构成了法律制度与人（司法人员）之间的紧张。因为司法官员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他们的司法活动，既然制度不完善（注：当然，如果从中国传统司法制度本身着眼，本着“同情理解”的态度来看问题，那么我们也就很难说这一制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完善”的。），便把希望寄托于并不存在的所谓全知全能的清官，通过只具有有限理性的人（清官）来完成必须具有无限理性的神灵方能成就其事的“公正”司法，实际上也就回到了“人治”轨道。所以，这既关涉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与“无限”问题，也关涉“法治”与“人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