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法学论文获奖名单汇总表最新
这篇文章还可以，对你应该有帮助，拿走不谢。 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这篇论文的任务书怎么写啊
（1）1990年，参编的专著《智力的激励与开发》获四川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丛书三等奖。（2）1994年，参编的专著《大学生心理咨询与治疗》获四川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3）1994年，主编的专著《青少年犯罪心理研究》获校级优秀成果奖。（4）2002年3月，荣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八届青年教师奖”（教学类三等奖）。（5）2003年，荣获“重庆市首批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资助对象”。（6）2003年9月10日，荣获西南政法大学校级奖励与表彰；（7）2003年12月，论文《犯罪心理学理论研究前瞻》获“重庆市心理学会第八届优秀论文奖”。（8）2004年12月，《应用法学本科生互动式教学》获“西南政法大学”2004年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9）2005年2月，论文《论犯罪与刑罚的人性基础》获“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10）2005年8月，荣获“重庆市第二届中青年骨干教师”称号。（11）2005年12月，专著《犯罪心理生成机制研究》获“西南政法大学第十一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2）2006年9月，荣获“西南政法大学优秀教师”称号。（13）2007年1月，荣获“第六届重庆市期刊好作品编辑二等奖”。
对的，一定要原创的哦，我们对这方面来，第一个考虑就是原创，高质量，这样才能过关的。
应用法学论文获奖名单汇总表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反思与发展 【内容摘要】从当前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来看，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两类关系，一类是法律和法律制度内部的关系，另一类是 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随着知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法理学受到相邻学科的冲击，因此法理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是 重新认识法理学研究对象的全新视点。 【关键词】法理学 研究对象 中图分类号:D 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 9106(2004) 03 - 0073 - 02 一、我国学者对于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 我国法理学近20 年的研究在许多问题上都取得较大 进展，但在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上却基本上没有变化。从能 反映这一问题的教材中可以看到关于法理学研究对象的说 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法理学是研究法律现象的共性 问题和最一般规律的法学学科。例如: (l)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法和法学的一般原理(哲 理) 、基本的法律原则、基本概念和制度以及这些法律制度 运行的机制。 ———刘金国、舒国滢主编:《法理学教科书》，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1999 年4 月第1 版，第3 页。 (2) 法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一般的法律”和“一般的法 律现象”问题，包括法律的产生、本质、特征、作用、发展、形 式、法律运用、权利与义务等法律和法律现象的基本规律和 基本原理。 ———孙笑侠主编:《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年6 月第1 版，第14 页。 (3) 中国的法理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研究一般的 法，特别是有关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本质、特征、作用、 民主与法制、法的制定、实施、实现、法律监督的基本原理和 规律。 ———张贵成、刘金国主编:《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1992 年8 月第1 版，第11 页。 (4) 法理学当以法为研究对象，其主要内容是研究法的 一般概念、范畴与原则，包括法的本质、法的价值、法的功 能、法的类型、法的形式、法律体系、法律关系、权利义务、法 的效力、法律责任、法律制裁、法律意识、法治思想等，还包 括法的创制、法的实现等等的一般原理。 ———王果纯著《: 现代法理学———历史与理论》，湖南出 版社，1995 年9 月第1 版，第3 页。 (5) 法理学以整个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法理学 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卓泽渊主编《: 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8 年11 月 第1 版，第3 - 6 页。 (6) 法理学是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 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卢云主编:《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1994 年6 月第1 版，第5 页。 (7) 法理学是以法的普遍适用的原理、范畴、原则、规 律、价值等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分支学科。 ———徐显明主编:《法理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1994 年8 月第1 版，第4 页。 (8)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具体来说，是法律起源、本质、 历史类型、法律与经济基础和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法 律的制定、形式、规范、作用、法律意识、法律关系、法律体 系、法律实施保证、法律的发展规律等。 ———刘瀚、刘兆兴、刘翠霄编著《: 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指 南》，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 年1 月第1 版，第5 页。 (9) 法理学所研究的是法的一般理论，特别是我国社会 主义法的基本理论。具体地说，它要研究有关一般的法，特 别是有关我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本质、特征、作用、形式、 发展以及法的制定和实施等基本概念、原理与知识。 ———沈宗灵主编《: 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 月第1 版，第28 —29 页。 (10)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即法哲学方向，法社会学方向 和法的理论方向。 ———葛洪义主编:《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1 月第1 版，第10 页。 (11) 法理学以“一般法”即整体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 ———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 年10 月 第1 版，第12 页。 归结这些观点，对法理学研究对象的表述实际有如下 几种: (一) 以“一般法”即整体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 (二) 以 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为研究对象; (三) 以法和法学的一般原理(哲理) 、基本的法律原则、基本 概念和制度以及这些法律制度运行的机制为研究对象; (四) 以法哲学为研究对象; (五) 以法为研究对象，其具体内 容包括法律起源、本质、历史类型、法律与经济基础和其他 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等。 从上述罗列的几种略有不同的观点看，我国学者关于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有如下五种: (一) 一般法; (二) 法律现象的共同性问题; (三) 法的一 般理论; (四) 法律的本质和一般规律; (五) 法律的最一般规 律。在这五种观点中，有三种表述谈到了法理学研究对象 是法律的规律，有两种表述没有谈到规律问题，这一点可能 是我国法理学者对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有其不同之 处。当然，这几种关于法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与西方法理 学流派相比较，有其突出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关于法 理学研究对象有较为一致的认识，这就是法的共性问题和 规律性问题;第二，这种定位目标高远。 二、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那么，究竟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从宏观来看， 法理学一词有着多种含义。一般来说，作为一个概念，我们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它进行界定:第一，它作为“法律知 73 识”或“法律科学”的同义语，是在最广泛的程度上使用的， 它包括法律的研究和知识;第二，它是最一般地研究法律的 一门学问，即法律科学的一个分支，有别于某一法律制度的 制定、阐述、解释评价和应用，是对法律的一般性研究，着重 于考察法律中最普遍、最抽象、最基本的理论问题。 由于法律这一特定社会现象的纷繁复杂性，使得法理 学的内容变得极为庞杂。正如英国法理学家哈里斯(J ·W· Harris) 风趣地指出:“法理学是一袋杂七杂八的东西。关于 法律的各种各样的一般思辨都可以投入这个袋中。法律是 干什么的? 法律要实现什么? 我们应重视法律吗? 对法律 如何加以改进? 可以不要法律吗? 谁创制法律? 我们从哪 里去找法律? 法律与道德、正义、政治、社会实践或赤裸裸 的武力，有什么关系? 我们应遵守法律吗? 法律到底为谁 服务? 等等。这些就是一般法理学所包括的问题，人们可 以不管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却并不消失。”①当代美国著 名的法理学家波斯纳(Richard·A·Posner) 则认为法理学是 关于法律这种社会现象最基本的、最一般的和最理论化的 分析。他认为法理学的问题通常包括法律是否以及在什么 意义上是客观的(确定的、非个人的) 和自主的，而不是政治 性的和个人的( Personal) ，法律正义的含义是什么? 法官的 恰当的和实际的角色是什么，司法中裁量的作用;法律的来 源是什么;法律中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的作用，传统在法律 中的作用;法律能否成为一种科学;法律是否进步;以及法 律文本解释的麻烦②。 从以上引文，我们可以看出，法学家关于法理学的研究 对象实际上为两类关系，一类是法律和法律制度内部的关 系，另一类是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正如美国 已故法学家帕特森( E·Patterson) 所说:法理学是由法律的 (of law) 一般理论和关于法律的(about law) 一般理论构成 的。用这样两个命题，人们可以表明有两类法律理论和分 析。一类关于法律的内在方面(internal) ，一类关于法律的 外在方面(external) ③。当然，这种概括是就整个西方法理 学而言的，并不是指个别法理学家体系。可以这样说，在西 方国家，有多少法理学家就有多少法理学体系。 因此，从当前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水平来看，法理学的研 究对象应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一般法”，这是法理学研究 对象的第一层次。所谓“一般法”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古 今中外的一切法，即法理学应是对古今中外一切类型的法 及其各个发展阶段的情况的综合研究，它的结论应能解释 法的一切现象。其二是指法的整个领域或整个法律现实， 即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诉讼法等在内的 整个法律领域，以及从制定到实施的全过程。法理学应当 以各个部门法和部门法学为基础，应是对各个部门法的总 体研究，是对整个部门法学研究成果的高度概括。 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第二层次是(法定) 权利。如前所 述，法学的基本问题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问题，现代法学则 以权利为本位。作为法学体系最高层次的法理学应以(法 定) 权利为其研究对象。 法理学研究对象的层次中，第一层次是基础，第二层次 是核心。确定第一层次可以使法理学的研究在面上有个范 围，以使它与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如伦理学、政治学等) 及 法学其他学科(如宪法学、行政法学等) 相区别，确定法理学 研究对象的第二层次，可以在点上有个中枢，使在面上所研 究的对象具有一个中心。这两个层次的结合构成了完整的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三、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的发展 法理学在历经上世纪的百年的演进之后，已经走向新 的发展之路。从时代的世界背景看，法理学的研究兑现也 要有所发展: 我们当下所处的是一个整合时代，学科之间的渗透与 合作成为科学发展的一个总趋势。因此，法理学在与其他 人文社会科学相互合作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相邻 学科的入侵，学科之间的边际界限变得有些模糊，这就给法 理学造成困境———难以确定纯粹属于本学科研究对象和范 围的界限④。或者说，传统上专属法理学研究的问题(如 “法律是什么?”) ，可能会成为一个哲学、社会学或人类学探 讨的问题;而一个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如“进步与代 价”) 或部门法学的问题(如“犯罪与刑罚”) 也可能会纳入法 理学研究的视野。以问题为中心来选择研究的方法和理论 的姿态已是学科发展的一个方向，加强学科与学科之间和 本学科内部的交流显得愈加重要，不同法理学流派和学说 之间的渗透、吸收成为必然。法理学家们也已感受到:单靠 某一学派的方法和观点，不可能完成法理学所应完成的任 务。当今的法理学所需要的就是把分析法学(关于法律的 概念、渊源、形式、效力的解释) 、社会学法学(关于社会和文 化事实的社会学解释) 以及自然法理论中的价值(如自由、 平等、安全、人类幸福等) 分析统一起来，建立一门联合诸法 学流派的“综合法理学”。 而从整个法学体系来看，法理学又居于一种非常独特 的地位:一方面，法理学所研究的是法的一般原理、原则、概 念、制度，这种研究对象与人类的生活式样、理念、价值和人 文的总体精神息息相关。因此，法理学总是要站在法学学 科发展的最前沿来追踪、吸纳入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的成就，反思法的基本问题，同时也从法学的角度对各种 人文思潮做出回应。在一定意义上，法理学(尤其是法哲 学) 也属于研究人类精神的学问(人文科学) 之一种，与那些 专注于法律的应用与操作的学科(应用法学) 是存在较大区 别的。另一方面，从法学体系的内部关系看，法理学在整个 法学体系中具有“基础理论”的地位。它是建立在诸应用法 学(部门法学及其应用学科) 之上的具有普遍意义、属性和 职能的法学学科，其内容具有基础性、根本性、一般性、普遍 性和抽象性，从而对各种应用法学给予理论上的指导，法理 学是沟通法学诸学科的桥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法学 发展的水平。法理学研究的不发达，必然会对法学其他学 科的研究产生不良的后果。因此，强化法理学的基础地位， 深化法理学的研究，对于建立一国法学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法理学与法学其他学科的结合，是法理学的研究 对象的发展必然所在。法理学是一门开放性的学问，这不 仅是指它的对外的开放(即法理学与整个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 ，而且也指它对内的开放，即在法学 体系之内与其他法学学科的结合，不断从其他学科中获取 理论和方法上的资源，以丰富和完善法理学自身的理论。 例如，法律制度史的研究，国内部门法学(民法学、刑法学、 宪法学等) 的研究，在某些方面有各自学科的优势和特点， 它们对历史上的法和现实的法所进行的实证考察，是法理 学所不可替代的。而且它们从各自学科出发对法的本质和 现实问题所作的结论，对于法理学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因此，法理学若不与法律史、国内部门法学结合，很可能会 陷入空泛和游移无根的窘境，也不能起到前导学科的作用， 不能对法学其他学科予以理论上的指导。然而，法理学与 法学其他学科的结合，决不意味着法理学可以完全照抄、照 搬法律史学、国内部门法学的理论，将别的学科的东西据为 己有。否则，也就失去了法理学自身的特色。 注释: ①[英]J·哈里斯著:《法律哲学》，伦敦Butterworth 公司1980 年版，第1 页。转引自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2 —3 页。 ②[美]A·波斯纳著，苏力译:《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1994 年版，序言第1 —2 页。 ③[美] E·帕特森著:《法理学》美国Foundation press 公司 1953 年版，第2 页。转引自张文显著:《当代西方法哲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2 页。 ④舒国滢《: 战后德国法哲学的发展路向》《， 比较法研究》 1995 年第4 期。 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希望有所帮助吧
1995年至1998年，主持翻译美国法学名著《科宾论合同》。1996年，主持国家土地管理局委托项目《我国土地权利的研究》1996年至1999年，主持中澳机构合作项目《中国经济法改革：比较研究》。1999年，主持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研究项目《法务会计》。2002年，主持国土资源部委托项目《中国土地权利的法制建设》。2004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财产法的理论重构》。2005年，与Peter Ho教授共同主持与荷兰格罗尼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的合作研究项目《中国农村土地登记和空间规划》。2005年，受国务院商务部、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委托，主持《中国的反商业欺诈》系列科研项目。2005年，受国务院国土资源部委托，主持科研项目《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流转：立法模式研究》。2005年，主持与荷兰莱顿大学合作的《荷兰民法典》翻译和研究项目。2006年，主持教育部“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大问题研究》。2006年，主持荷兰外交部资助项目《荷兰民法典翻译与研究》。2007年，主持国资委委托项目《国有企业改制中职工持股规范研究》。2007年，主持国家开发银行委托项目《开行参与中小金融机构重组的法律问题研究》。2008年，主持中国法学会2008年部级法学研究重点课题《金融机构破产研究》。2008年，主持国务院法制办委托项目《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立法专家建议稿》。2009年，主持北京市平谷区委托项目《平谷区农村综合改革方案研究》。2010年，主持中国保监会委托项目《保险法律体系建设研究》。2010年，主持国家开发银行委托项目《开发银行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分析》。2011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银行破产风险处置和重整法律制度研究》。2012年，主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委托项目《强制性标准和法规关系研究》。 01．《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专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再版，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02．《中国民法》（合著，佟柔主编）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03．《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合著，王家福主编）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04．《商法案例评析》（合著，江平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05．《中国土地权利研究》（专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获司法部“九五”期间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06．《科宾论合同》（上、下册）（译著，合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1998年版07．《商事法学·经济法学》（副主编）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教材，法律出版社1998年、1999年版08．《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招生考试教程》（上、下卷）（合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09．《中国证券法破产法改革》（王卫国、Roman Tomasic 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0．《商法学》（副主编）高等法学院校法学主干课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02年修订版11．《破产法》（专著）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12．《商法概论》（主编）新编成人高等法学系列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3．《经济法》（主编）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教材，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14．《商法、经济法》（主编）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教材，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15．《商法》（主编）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法学教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6．《中国土地权利指南》（王卫国、王广华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7．《中国土地权利的法制建设》（王卫国、王广华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8．《法务会计基础教程》（王卫国、赵荣信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9．《改革时代的法学探索》（文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改革时代的法学探索》西南政法大学学了学术文库 3，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民法典论坛（2002-2005）》（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破产法——原理·规则·案例》（王卫国，朱晓娟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荷兰民法典》（第3、5、6编）（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破产法精义》（专著》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民法》（主编）中国政法大学精品系列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商法》（主编）高等教育法学应用教材，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版《荷兰经验与民法再法典化》（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经济法学》（王卫国、李东方主编）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商法》（第二版）（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民商法新观察》（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1世纪中国民法之展望——海峡两岸民法研讨会论文集》（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合同法》（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银行法学》（主编）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企业与公司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读本》（王卫国、李东方主编）全国“六五”普法推荐读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法律风险及对策研究》（王卫国，李化常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金融法学家》（第一辑至第三辑）（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至2012年连续出版《法大民商经济法评论》（第一卷至第八卷）（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至2012年连续出版 01．《试论民事责任的过错推定》，《法学研究》1982年第5期02．《论合同的强制实际履行》，《法学研究》1984年第3期03．《损害赔偿社会化与西方侵权法危机》，《外国法学研究》1985年第3-4期合刊，获西南政法学院科研成果奖04．《现代民法的因果关系理论》，《外国法学研究》1986年第4期05．《论民法与商品经济》，《法学研究》1987年第3期06．《民事责任竞合之比较研究》，《外国法学研究》1987年第4期07．《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法律问题》，《政法论坛》1988年第2期08．《规范协同论》，《法律社会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09．《产权明晰化与企业非国有化》，《法学》1988年第10期10．《所有权转换探析》，《现代法学》1989年第1期11．《不可抗力概念的立法与学说考察》，《外国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12．《瑞典新〈货物买卖法〉的主要特点》，《比较法研究》1992年第2-3期合刊13．《企业重整制度之立法范例比较》，《外国法学研究》1993年第1期14．《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学的观念转变》，《现代法学》1993年第4期15．《公司资本论》，《特区法制》1993年第3期16．《民法学者的哲学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17．《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结构——功能特性》，《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4期18．《论合同无效制度》，《法学研究》1995年第3期，获《法学研究》百期优秀论文奖19．《超越概念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3期。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中国改革成果通报》和《21世纪中国发展论坛》20．《论重整制度》，《法学研究》1996年第1期，获中国政法大学宪梓优秀科研成果奖21．《法国治理企业困境的立法和实践》，《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4期22．《商业保障与新破产法》，香港《中国透视》1996年8月号23．《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法学》1998年第3期24．《论重整企业的营业授权制度》，《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获中国政法大学校庆论文奖25．《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法人产权》，《对外经贸企业管理》1998年第2期26．《论法学家的人格》，《民主与科学》1998年第1期27．《中国电信业立法建议研究报告》（与盛洪、余晖合著），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28．《企业拯救制度在中国的采用：比较概观》，王卫国、Roma，n Tomasic主编《中国证券法破产法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金融欺诈对商事立法的挑战》，陈光中主编《金融欺诈的预防和控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30．《产权的法律分析》，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31．《依法保障和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经贸导刊》2000年第2期32．《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求是》2000年第4期33．《中国入世与法制建设》，佟志广等主编《中国与WTO：权威专家话入世》，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34．《消费者群体在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工商行政管理》2001年第21期35．《债务重组与企业脱困》，邵宁、周放生、熊志军主编《中国企业脱困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1月版36．《略论新破产法起草的几个目标》，《政法论坛》2002年第3期37．《中国企业债务重组的替代方法研究》，周放生主编《国企债务重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38．《论经济法之当代命运》，王卫国著《改革时代的法学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39．《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的一般原理》，李昌麒主编《经济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40．《经济体制改革回顾:以《商法》为聚焦点》，《法人》2004年Z2期41．《让与担保在我国物权法中的地位》（与王坤合著），《现代法学》2004年第5期42．《探索造福农民的城市化模式》，《中国改革报》2004年12月14日43．《新破产法草案与公司法人治理》，《法学家》，2005年02期44．《论普通债权质押的风险防范》（与胡利玲合著），《人民司法》，2005年08期45．《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亟待完善》，《劳动保护》，2006年02期46．《关于土地调控的三点意见》，《中国土地》，2006年10期47．《新破产法:一部与时俱进的立法》，《中国人大》，2006年17期48．《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若干法律问题探讨》（与潘修平合著），《现代法学》2009年04期49．《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主要问题及研究路径》，《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01期50．《<物权法>激发企业生存新生态》，《中外管理》，2008年01期51．《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之展望》，《中国法律》，2009年01期52．《中国的保险法律制度》，《中国法律》，2009年03期53．《挂钩型理财产品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与潘修平合著），《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05期54．《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质押制度研究》（与潘修平合著），《法学杂志》，2009年10期55．《累计认购期权(Accumulator)理财产品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与潘修平合著）河北法学，2009年12期56．《中国破产法的特点与程序正义》，《中国法律》，2011年第5期57．《现代财产法的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01期58．《中国经济特区立法的经验》，《中国法律》，2012年第4期59．《政法委要转变职能》，《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2期 1．Some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of ChinaJuridik Tidskrift (Stockholm)， V 1989-1990， N52．TheLeg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A Cultural SurveyJuridik Tidskrift， V 1990-1991， N43．TheLegal Character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Venture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Law Review (Vancouver)，V26 (1992)， N24．BusinessProtection and the New Bankruptcy LawChina Monitor (Hong Kong)， August 1996;5．FraudulentConduct and Punitive Damages in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of ChinaCanberraLaw Review， V4， Nos 1&2 (1997);6．AdoptingCorporate Rescue Regimes in China:A Comparative SurveyAustralian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V9， N3， 7．CorporateGovernance and the Draft Bankruptcy Law of ChinaAustralian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V17， N 1， October 2004， P 111- “Land Use Right -- LegalPerspectives and Pitfalls for Land Reform”， “Developmental Dilemmas: Land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edited by Peter Ho， published byRoutledge (US and Canada)，1st “The Changchun Approach: A NewScheme for Debt Restructuring in China”， “Law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 edited by Pitman BPotter，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06，ISBN 0-88865-764-1， page 87- “National Report for the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 Chapter 6 of “Commencementof Insolvency Proceedings”， Oxford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InsolvencyLaw Series， Edited by Dennis Faber， Niels Vermunt， Jason Kilborn， and TomasRichter， published by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64-“Restructuring Modern Property Lawon a Theoretical Basis”， “Towards aChinese Civil Code --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Lei Chen & CH (Remco) Van Rhee， published by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L Boston， 2012， 109-
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内容摘要: 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且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与规范之中。它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体现了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将该原则确立为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其正当性。该原则具有重要功能，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进行正确分析和定位，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应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关键词: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正当性/制度创新知识产权是私权，是民事权利的新型类型之一。知识产权的确认和产生有赖于知识产权的立法活动。在知识产权立法中，遵循着一项重要的方法性原则，即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没有同其他一般民事权利那样实行意思自治原则，而是充分地实行着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这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知识产权立法之所以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具有充分的根据，而且具有其正当性。一、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内容（为了论述方便，本文中“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中的“法”以及“知识产权立法”属于广义上的使用，既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立法，也包括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等）综观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可以发现，知识产权立法的一个共同规律是始终贯穿着知识产权法定的原则。该原则已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特点之一，并通过知识产权规范及其制度得到深刻地体现。（一）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法定从一般意义上说，“知识是关于一切新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信息、管理、美感、善德等等具体知识的一般抽象形式”[1]。对于知识产权的内涵和外延，理论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如郑成思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知识产权，可以包括一切人类智力创作的成果；狭义的知识产权包括工业产权和版权两部分；详见郑成思:《知识产权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3页。也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劳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而依法享有的权利。详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4页。）尽管如此，对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予以界定，这已是知识产权立法的共性所在。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都对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予以规定，以此表现一个国家对本国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态度以及所确定的不同保护范围，或者用以表现参与缔结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的不同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所持的共同态度或者确认的共同标准。由此形成了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法定，即一国国内或者国际上的知识产权内涵和类型都由知识产权立法予以直接规定，当事人不得自行约定知识产权的内涵，也不得自行创设知识产权的类型。（二）知识产权关系的构成法定知识产权关系由主体、客体和内容构成。知识产权立法，无论是采用国际公约、条约的形式，还是采用国内立法的法典法形式（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单行法形式（如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对构成知识产权关系的三要素都会予以明确规定。具体来说:其一，知识产权的主体法定。知识产权立法一般都对享有知识产权的主体资格和条件予以明确规定，不是一切民事主体都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主体，一般说来（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原始主体而言），只有实施智力劳动并取得创造性智力成果的主体，才能成为享有知识产权的主体。其二，知识产权的客体法定。一定时期内存在于社会中的知识产品类型及其总量极其繁多，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产品都能被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之内。为此，就需要知识产权立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予以选择，划定知识产权客体的范围。其三，知识产权的内容法定。知识产权的内容包括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两方面。但具体说来，知识产权立法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分别规定了其各自不同的内容。（三）知识产权的利用、使用、限制和转让等法定首先，知识产权立法的价值在于推动知识或者智力成果的利用、使用，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增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为此，其对促进和推动各种知识和智力成果的高效率利用和使用做出了周全的规定；其次，知识产权立法在赋予知识产权主体以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的考虑，而对知识产权给予不同方面的法定限制。如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强制许可使用等限制；我国《专利法》规定的强制许可（包括防止专利权滥用的强制许可、为公共利益目的的强制许可、交叉强制许可）、不视为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情形等限制。再次，为了实现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干预和管理，维护经济秩序的安全、有序和高效，知识产权立法对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的转让条件、程序都予以规定。（四）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法定其一，知识产权的受保护条件和程序法定。并不是一切知识或者知识产品都能够获得知识产权立法的保护，知识产权立法对其所保护的知识或者知识产品的类型和范围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知识产品只有符合法定保护条件并履行相应的程序时，才能获得知识产权立法的保护。其二，知识产权受保护的地域范围法定。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一般规定，在一国赋予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领域内受该国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而对超出该国领域范围的知识产品不予保护，并由此形成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原则。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条约的规定，则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法定的例外。其三，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法定。知识产权立法对各种受保护的知识产品都规定了特定的保护期限。对于在法定保护期限内的知识产权给予保护，而对于超过法定保护期限的知识产权不给予保护。其四，知识产权的救济制度法定。知识产权立法为了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保护知识产权制度做出了充分规定。如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类型法定、侵犯知识产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法定、侵犯知识产权的责任类型法定、不同类型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承担方式法定、侵犯知识产权的赔偿额法定，等等。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和规范之中。可以说，在民事权利体系中，没有其他类型的民事权利像知识产权这样能够将权利法定原则体现得如此彻底，运用得如此充分。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已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特色之一，并成为其重要的方法性原则。由此也使其确立为知识产权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成为必要。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正当性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既是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基本原则，又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所谓方法性原则，即为了科学、完整地表述知识产权立法内容而采用的方法或者技巧的原则。方法性原则不仅涉及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本身，而且涉及知识产权的立法技术，是准确表述知识产权制度内容而采用的必不可少的立法方法，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知识产权立法之所以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基于实现对知识产品保护的需要，具有其充分的根据和正当性。（一）知识产品“天然”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对其保护的前提条件是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其一，知识产品具有无形性。知识产品是一种知识形态的精神产品，其存在不表现为一定的外在形体，不占有一定的空间。由此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天然”非排他性。人们对知识产品的“占有”，“不是一种实在而具体的控制”[2]，即不是一种事实上的实际控制。一项知识产品“可以为若干主体同时占有，被他们共同使用。知识产品一旦传播，即可能为第三人通过非法途径所‘占有’”[3]。法律对民事权利予以保护的条件之一是该权利客体应具有排他性。权利客体只有具有了排他性，才能确保权利人能够有效地控制和支配该权利，实现自己的利益，并排除他人的不法侵犯。在知识产品不具有“天然”排他性的情况下，要实现对知识产品的法律保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以法律排他性，即依靠法律的强制性而使知识产品具有排他性。正是从此意义上说，“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赋予当事人对一部分知识财富有权排除他人利用的法律制度”[4]。其二，知识产品具有源自其无形性的利益界限模糊性。知识产品的无形性，导致难以确定知识产品的利益界限，进而使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无法实现其利益，无法依靠自身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知识产品的无形性决定了“它的保护范围无法依其本身来确定，而要求相关法律给予特别的规定。在限定的保护范围内，权利人对自己的知识产品可以行使各种专有权利”[5]。因此，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明确界定知识产品的利益界限，即它“是由立法者人为界定的一个无形的利益边界”[6]，“是由法律强行为权利人划出一道无形的边界”[7]，为知识产权的创造人实现其利益提供条件，并依此确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范围，防止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二）知识产品的社会特殊属性决定了对其进行保护的必要条件是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知识产品具有源自于知识的外部性或者公共性。“知识的外部性就是私人所生产的知识成果，容易扩散或者溢出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成为社会所公有的知识的性质。知识的外部正效果能够给知识的非产权所有者带来巨大的潜在利益”[8]，知识的外部性导致了知识产品的外部性。而知识产品具有的外部性，决定了“通过私人手段很难控制，即具有难以控制的特性”[9]。为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克服知识产品的外部性弊端，赋予知识产品以私人性，以法律形式赋予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或者相关的特定主体享有对于知识产品的垄断性权利或者享有基于知识产品而垄断市场资源的权利，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赋予知识产品以财产属性或商品属性所必需的一种标的要成为一种财产，一种利益或者权利要成为一种财产权，应具备有用性、稀缺性和可界定性三个条件。[10]而知识产品成为财产的三个条件都须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予以赋予。其一，知识产品的有用性须由法律加以确认。一般说来，知识产品对其创造人、对他人具有价值性和可使用性，但为了更加体现出他人对知识产品创造人的尊重，仍需由法律对知识产品的有用性加以强调；其二，知识产品的稀缺性须由法律规定。知识产品本来具有源自于其非消耗性的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识产品的非消耗性，即知识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不具有物质损耗性，不会因使用而被消耗，“被消耗掉的只是其载体”[11]，知识产品“永远不会因为不断使用而减少，反而会越来越完善，越积累越多，是永恒资源”[12]。“知识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后，也就不存在稀缺性了。”[13]因此，知识产品本身不具有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识产品这种非稀缺性的客观存在导致了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本人无法实现对知识产品的充分利用和自我保护。为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具有“依赖于人工的、自我创造的稀缺”[14]性，以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其三，知识产品的可界定性须由法律规定。“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作用首先在于使知识产品具有可界定性，成为人们可以拥有、愿意拥有的财产。”[15]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成为财产的必备条件，进而使知识产权具备了成为财产权的必备条件。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功能确立知识产权法定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功能。（一）有利于实现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和战略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是为了充分鼓励人们进行知识产品的生产和创新，增长社会财富，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我国应从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意义，对此，我国已于2005年6月正式启动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基于此，应通过贯彻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将一切有利于实现上述目的和战略的政策和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而获得普遍遵守的效力，并以此推动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现。（二）更加强化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特殊重要作用知识产品的特点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创造人自己难于依靠自身的力量和能力实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只能依赖于国家的保护，即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国家有着极强的依赖性。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表明，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取决于国家的意志和政策，知识产权制度中蕴含着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倾斜。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中居于核心地位。国家有效的扶持、鼓励措施有利于提高我国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国家的强制力能够为之提供坚强的后盾。因此，应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更加充分发挥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最大效益。（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效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知识是资源、是资本、是财富。”[16]知识产品同时又是知识商品，“知识产权是指知识商品的产权”[17]。“知识经济的精髓在于把知识变成财富。”[18]知识产权作为商品，只有转化为产业，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因为知识的价值和知识的经济效益都反应在知识产业上”[19]。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赋予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对知识产品享有排他性的使用、生产和经营的垄断权，为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提供周全的保护，从而增强了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充分利用、使用知识产品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商品转化率，进而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利用效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四）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有利于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关系知识产权法的核心在于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对知识产品所享有的垄断权。但是，若对知识产权实行绝对化的保护，就可能会影响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为此，就应寻求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点。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恰当划清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享有权利的合理界限，划清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范围界限和时间界限。即在法定范围和期限内赋予知识产权人专有的、排他性权利，为权利人实现其个人利益提供充分的保护，而在法定范围和期限之外，知识产权人不再享有专有性权利，可由国家和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共享权利，并借此兼顾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五）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有利于解决或缓解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矛盾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比如知识产权的垄断使用与公共利用之间的矛盾、知识产权的保护与限制之间的矛盾、知识产品信息的公开和保密之间的矛盾、知识产品的社会性与专有性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解决和协调，有赖于知识产权法定原则。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为不同法律主体配置均衡性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设计出能够消除或者缓解各种矛盾的知识产权制度。四、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知识经济是一场巨变的社会革命。它不仅要求不断地进行知识创新，因为“创新是知识价值的核心，创新越是高，知识价值也越高”[20]，而且要求进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因为“知识产权制度是知识经济的主要支柱，没有知识产权制度就不可能有知识经济的社会”[21]。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使得知识产权制度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只有不断地进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实现其与知识经济发展的与时俱进，才能使之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通过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分析和论证，能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一）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贯彻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依靠不同的立法模式得以贯彻和实现的。该原则并不片面强调只采用某一单一立法模式确立知识产权制度。为了更好地贯彻该原则，我国应根据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和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需要，选择适宜的知识产权立法模式。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范围广泛，其中既有实体性内容，又有程序性内容；既有私法性内容，又有公法性内容；既有国内法内容，又有国际法内容。为了准确表达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设计出科学的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立法应采取适宜的立法模式贯彻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我国民法通则设立了专节对知识产权做了列举式、概括式规定，并根据不同知识产权的类型分别制定了若干知识产权单行法，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制度内容予以规定。此外，我国已加入了若干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进一步扩展和充实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如何处理和链接民法通则、单行法、国际公约和条约等关于知识产权制度的不同立法模式之间关系，颇值研究。我国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在民法典草案中是否应规定知识产权制度？如何设计其内容？学者们正在讨论和定位。若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制度，民法典与单行法、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的关系如何协调，也需对其科学性、可行性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二）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知识产权以知识产品为客体，知识产权是法律对知识产品确认和确权的结果。对新型知识产品的确认，就意味着知识产权新权利类型的增加和更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的深刻变革，知识产品的新类型必将不断产生和涌现。为了更好调动知识产品创造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产品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应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及时调整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确认和增加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如商品化权、基因与转基因专利权、创意权等。[22]即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既要遵循法定的内容，又不宜将该原则僵化，更不能过分强调“知识产权法定”而封闭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和权利体系。（三）知识产权制度应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知识经济时代具有知识经济化的特点。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不仅应符合传统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而且更应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首先，应在知识产权立法中强化知识财富和知识财产权的精神和理念，提升知识财富和知识财产权在财产权体系中的地位。其次，应全面规定和充实知识财产权制度。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知识财产权的内容较薄弱，为此，应予以强化。再次，应确立以知识产权的利用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强化和提高知识产权的利用效率，实现知识产权立法的重心由注重知识产权的静态保护转向注重知识产权的动态利用保护的转变。知识产权是一种重要的财产权。财产法的发展历史启示我们，财产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注重财产的静态所有到注重财产动态利用的转变。在现代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制度也应更加注重和提高知识产品的利用效率。与传统的民事权利相比，知识产权属于新的民事权利类型，它具有不同于传统物权、债权、继承权、人身权的特征。“相对于以保护物质（能量）的归属和流转为主干的传统民事权利原则理念、规范体系而言，知识产权有着太多的特殊性。”[23]传统民法设计的保护物权、债权、继承权、人身权的制度和规则，不能完全适用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此，我国应创造和构筑符合知识产权特征和保护规律的特殊规则。首先，应更加全面地规定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定内容，及时克服知识产权立法中的欠缺和不足。其次，应恰当地确认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分别规定长短不同的保护期限。也就是说，应结合具体情况，使所确定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既不能过短，也不易过长，而是长短适中。再次，应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民事责任制度，如应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定赔偿制度，使之更加公平、合理，更具有可操作性。最后，应探求知识经济中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推广知识产权保护的成功经验。知识产权立法应及时吸收通过总结知识经济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而归纳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将凝聚着知识产权保护实践经验和成果的内容及时、全面地规定于立法中而加以推广。（四）知识产权制度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和创新，不仅应符合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的原则和国际惯例，而且应吸收其他国家知识产权立法中的成功经验，寻求不同国家知识产权立法中的共同规律和共同规则，尽可能消除由于不同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差别性而给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造成的障碍，实现与其他国家的相互合作、相互配合，进而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和一体化。注释:[1]夏先良知识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13[3]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4]郑胜利知识产权法定主义[A]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5]吴汉东，胡开忠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6]梅夏英财产权构造的基础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7]梅夏英财产权构造的基础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8]夏先良知识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9]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0]龙文懋知识产权法哲学初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p47-[11]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2]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3]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p210[14]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5]龙文懋知识产权法哲学初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6]秦言知识经济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7]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8]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秦言知识经济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秦言知识经济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1]郑胜利知识产权法定主义[A]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2]易继明知识产权的观念:类型化及法律运用[J]法学研究，2005，（3）[23]郑成思知识产权——应用法学与基本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P90-9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应用法学论文获奖名单汇总表怎么填
写出你在什么情况下得的奖就行了
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终稿（由学生填写）此部分写这样三个方面内容：第一，你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一般说明这个论文题目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关，与自己的实际工作相关或自己对此有过研究，想更深入研究等等）。第二，你是怎样完成论文写作的？（一般说明怎样与指导老师沟通定下论文题目，怎样去查找资料，包括网上、杂志、报纸、书籍及内部资料等，又是怎样完成初稿，经过修改到最终定稿的过程）。第三，你在完成论文写作后，有什么样的收获、体会、感想、心得等等？（一般从对以后的学习、工作等方面的收获进行说明）。
应用法学论文获奖名单汇总网站
推荐一些比较好的论文网站，供写作参考。论文之家 优秀论文杂志 论文资料网 法律图书馆 -/ 法学论文资料库 -/lw/ 中国总经理网论文集 mba职业经理人论坛 财经学位论文下载中心 公开发表论文_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路桥资讯网论文资料中心 论文商务中心 法律帝国： 学术论文 论文统计 北京大学学位论文样本收藏 学位论文 （清华大学）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论文中国 : 新浪论文网分类: _dir/jy/lw/ 中国论文联盟: 大学生论文库 论文资料网:
还傻傻付费下载论文多个网站论文免费查看这项技能你必须掌握
楼上给这个能学到什么？ 中国法学网-/lw/ 法学论文资料库 中国普法网 我的收藏呀 ！！
应用法学论文获奖名单汇总网站查询
回答 亲，主要包括四种：北大法宝、北大法意、威科先行和汇法网1、北大法宝：主要可以根据法规联想到案例，很专业，但是案例更新的慢，时效性差切，且很多案例来自人民法院的出版物，并非原判决书，但这些判决正是其他数据库没有的；2、北大法意：北大法意这些年的主营业务是针对法院检察院的软件业务，主要的竞争力在技术方面，比如最高人民法院的中国裁判文书网就是北大法意做的，但是他在数据库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北大法意数据库的市场占有仅次于北大法宝，而且国内外很多顶尖的高校都有覆盖，在数据库这方面应该是北大法意的核心，绝对不会淡出，他们技术团队很牛，商务力量和市场人脉也很强；3、威科先行：相较于北大法宝，则胜在更新，案例多，不过专业思维有待提高；4、汇法网：数据库是最多最全的，收集通过数据挖掘、法官上传、律师上传等，有大量合作律师。银行基本都直接或间接用汇法查司法涉诉信息啥的 辛苦亲给个赞
（1）1990年，参编的专著《智力的激励与开发》获四川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丛书三等奖。（2）1994年，参编的专著《大学生心理咨询与治疗》获四川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3）1994年，主编的专著《青少年犯罪心理研究》获校级优秀成果奖。（4）2002年3月，荣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八届青年教师奖”（教学类三等奖）。（5）2003年，荣获“重庆市首批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资助对象”。（6）2003年9月10日，荣获西南政法大学校级奖励与表彰；（7）2003年12月，论文《犯罪心理学理论研究前瞻》获“重庆市心理学会第八届优秀论文奖”。（8）2004年12月，《应用法学本科生互动式教学》获“西南政法大学”2004年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9）2005年2月，论文《论犯罪与刑罚的人性基础》获“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10）2005年8月，荣获“重庆市第二届中青年骨干教师”称号。（11）2005年12月，专著《犯罪心理生成机制研究》获“西南政法大学第十一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2）2006年9月，荣获“西南政法大学优秀教师”称号。（13）2007年1月，荣获“第六届重庆市期刊好作品编辑二等奖”。
直接在地址栏目输入相关内容就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