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当今时代论文选题方向的关系有

儒家思想关于人生价值以及实现人生价值的观点，构成了互相联系的人生价值观。正确对待自己是正确对待他人、民族和国家以及自然的基础，而一个人人生价值的完满实现，又是通过正确处理与他人、民族和国家以及自然的

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第二，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扩展资料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儒家思想

儒家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多大？看完不敢相信

中国几千年来只有盛唐实现了这一伟大的思想。造就了世界的奇迹。那是人类以来最伟大的胜利。可惜没生在那个时代。当代光靠所谓法制是不可能造就伟大的国度的。

儒家思想与当今时代论文选题方向的关系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一个时代也可以复活其他时代的思想。儒家思想之所以兴盛于封建时代，以其“伦理说教”取胜，这些正是皇帝等统治者喜欢的。比如仁义道德，鲁迅已经批评过了，是封建礼教的吃人。

一、儒家思想与当今的"以德治国"中国自远古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传统。孔子继周公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德政"的思想，首开儒家德治主义之先河。强调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协调人际关系、提高个人道德素养和境界的根基和出发点。后经孟子、荀子的系统发挥，《大学》、《中庸》的理论升华，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后世儒家，无论是董仲舒的宇宙论，还是宋明理学的本体论，都只是在理论层面上论证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必然性而已。在当今社会，古代德治主义思想虽不能直接作为治国之道为我所用，但其思想精髓及合理内核仍具有显著的价值意义，并为当今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一）以民为本"以民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所谓"民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推翻的。孟子的"仁政"理论就是以民本为基础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孟子看来，人民是宝贵的，不能忽视人民的利益和疾苦。荀子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现出它极大的进步性和人民性。虽然民本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它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当确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神圣观念，并以之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和要求。要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和核心，人民支配权力而非权力支配甚至主宰人民。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则须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心处理一切党务和政务，将使人民当家做主作为其执政的实质，积极组织和领导人民行使权力，使人民群众逐渐掌握自己管理自己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实现权力体制的民主化。同时，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要真正获得人心即赢得民众由衷地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时刻把民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头，一切为了民众，一切依靠民众，一切服务于民众。而这些都绝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空话、套话，不能只是将之作为标语口号，而应该并且必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以行动实践和实实在在的成效表明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领导干部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如此方是以诚信为本而行亲民之道。 (二) 仁者爱人"仁者爱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颜渊）明确仁的本质是爱人。人不仅要爱父母，爱子女，还要爱普通的老百姓，儒家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仁爱精神，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或困难境地者，如鳏寡孤独废疾等人群尤为关注。这种优良传统在当今最值得大力弘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尤其要关心那些生产和生活遇到困难的群众，深入到贫困地区、困难企业中去，深入到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等团难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三)为政以德儒家认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从"德治"的方式说，儒家强调为政者应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张君主应以个人的伟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杀、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这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我们今天把"以德治国"作为社会立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基本治国方略之一，这就要求应把德治作为社会主义政冶文明建设的主要方面。当然，现在所说的德治最关建的首先应该并且必须是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精神，但也需要汲取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这二者其实并无矛盾之处。如儒家强调"天下为公"、"为政以德"，以此优良传统资源来思考现实，就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领导干部们必须正确树立权力观，真正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人民公仆作为最根本的宗旨。这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所说：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强道德品质修养，牢记‘两个务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寓改造主观世界于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用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来推进客观世界的改造。"二、儒家思想与可持续发展人类在追求文明和富裕的漫长征程中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发展经济、可持续地发展经济。如此大的变化势必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习惯和价值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使人们感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价值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契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应提高。与此同时，它也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和支配的欲望。这种欲望的过度膨胀导致20世纪出现了全球生态危机，如土地沙化、环境污染、能源短缺、森林锐减、某些物种灭绝等等，这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解决全球的生态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取向，就是强调两者的平衡与和谐。其实类似的观念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早已经得到了表达。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方组成的，这三方共同形成了宇宙的和谐，任何一方的破坏都会破坏宇宙的生命，破坏宇宙的完美。儒家思想这一方面的理论资源包含着独特的生态伦理观，即人类的进步不但要向自然索取，争取自然界为人类造福，更应该热爱自然、关心自然、保护自然，以自然为同类、为朋友。《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宋儒朱熹注："鱼不满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泽，与民共之，而有厉禁，草木零落，然后斧斤入焉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节爱养之事也。"这里所说樽节爱养，即关心自然和保护自然，顺应万物生长规律，才能取之不竭，指出了人与自然协调，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道理。儒家没有把征服自然视为己任，而是将人与自然万物置于同等的地位，看作是血肉相连的一体；不是把自然万物看作人类的资源库，而是将人类的仁爱情感倾注于天地万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由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相契合，因而其价值越来越得到当代思想家的重视。(二)儒家"和而不同"思想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多样性不同民族和国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有自己的诠释，这是因不同的历史、制度、宗教和文化所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经济似乎越来越没有国界，伴随而来的便是利益和文化的冲突。各国应该正确认识这种差异，在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注意经济的合作和文化的交流，同中存异，异中求同，谋求发展。儒家在历史上多次遇到过如何对待异质文化的问题，其总的思路是"道并行而不悖"，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并非华夏文化的一元格局，亦非儒家思想的一家独行，而是华夏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儒、释、道"三教并存"。儒家从观察社会现实出发，认为人们在现世生活中的需要是分层次和多侧面的，并非一种文化所能满足，所以，不同的多元文化各有其位置和作用。由此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是儒学为主，而又多元互补，即使儒学内部也有各种派别的争论。儒家思想具有这样的文化多元并存的开放性和宽容性，是以"和而不同"为理论依据的。儒家文化讲"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差异，崇尚和谐，反对搞单一的同质化，也反对不同事物的冲突、对抗。将这样一种思想用于当今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是要承认差异和尊重多元，既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宽容的精神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对话"替代"文明的冲突"，在对话中产生共识和理解歧异，逐渐走向人类文明多元一体的和谐。只有"和而不同"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这就是"和实生物"。如果搞某一种文化的霸权主义，或是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对抗，那就是"同则不济"了。我们认为"和而不同"就是要首先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借鉴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将其作为处理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原则，将有助于消除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三)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有益于化解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不可否认，在追求经济发展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相互之间情感的冷漠。因为在巨大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常常会激发起比以往更大的占有这些物质财富的贪欲。于是，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少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损害他人和群体的利益，日益成为与他人、与群体毫无情感的冷漠的人。这就需要在价值取向上提倡超越物质利益，追求道德境界，超越自我，追求群体乃至人类的利益。在这方面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无疑是有益的。因为儒家认为当自我与他人、群体在利益上有矛盾时，只有以义即道德来制衡，才能化解矛盾。儒家的"以义制利"是调整义利关系的价值标准和协调人类社会价值取向的普遍性原则。重"义"与重"利"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两种行为方式、两种价值取向。儒家义利观的核心是：以义为上，见利思义，以义制利。这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纪里构建共同价值观、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因为儒家所讲的义往往是与集体之利、他人之利相联系的，而利往往是指个人私利。与此相应，儒家主张"君子成人之美"（《论语·颜渊》），在社会生活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这对于消除损人利己，形成团结互助的社会风气也是有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日趋提高，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人们日益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奔波忙碌。但是人之为人，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其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按照儒家思想，后一方面更能体现人的特点。如果把物质利益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就等于把自己降到动物的水平。因此，应当视不义的物质利益如浮云，追求奉献社会和服务他人的道德境界。人作为社会的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其有理性、有道德、有社会规范，因而既要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和内在精神，又要完善社会伦理和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只有关心他人，承当起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才能做到合理分配，和衷共济，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当然，我们现在对儒家思想乃至对孔子的重现，并不意味着要将孔子放回原来的圣坛上。而要"以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努力加强对儒家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儒学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服务现实。"

儒家思想与当今时代论文选题方向的关系是

从世界各国的精神道德、国际关系、人际关系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实际情况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和价值。正如1988年一月，75位诺贝尔获奖者在巴黎开会结束时的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从精神方面来讲： 21世纪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平将普遍提高，但是如果人们只追求物质享受，不注重精神道德方面的修养，将会出现诸如暴力犯罪、道德沦丧、个人主义、精神空虚等问题而严重危害社会。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则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勒博士所说：“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或是缺少进步也好，当今是一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人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泰勒博士对以孔孟的儒家文化在精神道德方面的当代意义和未来价值给予了中肯二恰当的评价。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当今世界政治、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等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21世纪将是一个多元化并存的世纪，不同文明之间的出现新的繁荣。但是当今世界仍不太平，局部地区仍弥漫着战争的硝烟。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将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并存、避免战争、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做出贡献，也将成为世界各国屏保认同的思想观念，还将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准则。儒家文化提倡的这些为人处世的原则，就是世界各国调整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应遵循的原则。c从经济管理方面来看：正当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批判儒家思想的时候，临近的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却正在悄悄进行着工业革命，经济迅速崛起，而他们全都以儒家文化为基础，运用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指导自己的工业建设。这一实例证明，启示人们去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人甚至提出“第三种工业文明”，进而提出“现代新儒家学”的概念。这说明儒家的思想不仅可以用来建设精神文明，而且可以用来搞工业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人类物质文明。人与自然：儒家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自然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提倡一种普遍的和谐。如果世界各国都能重儒家的“普遍和谐”观念，对它做出适应现代化社会生活的诠释，并使其落实于操作层面，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就能达到生态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也将更加美丽，我们人类也将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加快乐！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西方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并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传统以来的儒家孔教，不但无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反而构成了一大阻碍。因而，近代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国家产生而不能在东方国家产生。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向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提出了挑战。上个世纪60—8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萧条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圈却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当时，人们在考察其原因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本身，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资本的积累、劳动力技术等等。但这时的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什么没有出现像东亚这样的经济奇迹？同时，人们又考察了非经济的制度结构，这些国家在制度结构方面也大不相同。人们在考察其文化因素时，发现这些地区的共同之处就是，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产生了：儒家文化对于亚洲这五个地区的经济成就是否形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有利影响?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是什么?它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对社会的整合价值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1]。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最高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经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魏晋儒道并融、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的兴盛，儒家文化经久不衰，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来。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1、人本主义思想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宇宙万物是各种神创造的，在神之上有一个统而管之的上帝。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石、女娲、伏氏、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等等。也就是说，一开始，中华民族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主体性地位。在《孝经》中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在《荀子?王制》中荀子曰，“人最为天下贵”。并进而解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对自己之爱、对亲人之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沦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回》中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义”是指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会道德，并肯定事在人为，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改变自然和现实社会。所以说，儒学是一种积极人世的人生哲学。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奋向上的性格，培养了中华民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这种精神鼓舞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创造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2、“内圣外王”思想在积极肯定了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之后，儒家提出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和社会理想的统一，它所注重的是个人人格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完成和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治理。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范，如“礼、仁、忠、孝、信、义、恕”等等。“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的父母兄弟之间的亲情之爱，以及由此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为了达到“至仁”的境界，儒家提出“礼”的概念。“礼”即“正名”，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孔孟还强调忠君孝父、友信仁义。在此，儒家为君臣关系、家庭关系、一般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有效的伦理规范。至于怎样实施这些规范，儒家认为，除了人们自己潜心修养外，还有赖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教化，将这些伦理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心理过程，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与性格，因此，儒学十分注重教育，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教育先行。“外王”思想中，儒家提出了一套治国安邦的思想。如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得民心是得天下之所在。故此，孟子主张推行“仁政”，即要“制民恒产”，因为民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仁政是王道政治的基本要求。继孟子之后，荀子提出了“庶人安政”的思想，他以舟水形象地说明了“庶人安政”的作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外，儒家还有许多推行王道的政治思想。“内圣”与“外王”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统一、相一致的。孔子认为“修己”可以“安人”；荀子认为“圣者”可以为王，圣者就是王者，圣王是合一的，即修养自己，安顿好家庭，达到至圣，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3、“天人合一”思想儒家强调人本思想，但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儒家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还提倡“天人合一”，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在反神教的同时，也反自然，更多的是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开发，如今的生态系统失衡与这一“戡天论”思想是不无相关的。孔子所讲的天命，不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说：“孔子所说‘天’，其实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2]如《论语?阳货》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究天人之际”问题时，把“天”与“人”纳入一个能自觉维持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认为天人之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汉初，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说”，认为人与天相似，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的主宰，人受命于天，天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天人之间用王者贯通起来，王者依天行事，“天瑞应诚而降”；反之，王者逆天行事，将招致“天谴”。显然，其目的旨在寻求天人的和谐统一，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传统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有机的自然观，也是儒家文化特质之一。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有机的自然观、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功能一定的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基础上产生并体现出其文化价值。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指出：“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文化价值，由于这个缘故，文化现象或者是被产生出来的，或者是即使早已形成但被故意地保存着的。”[3]儒家文化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就是它对于协调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 1、价值的整合。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欲望，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化熏陶，就难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达成大体一致的观念，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绵延几千年，在于它为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思想。2、规范的整合。统一的价值观需要统一的规范去维持，文化的整合规范因价值的需要而产生，因文化的整合而系统化和协调一致。因此，不仅要制定统一的规范，而且要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将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模式，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儒家文化的规范整合在于它提出了“礼、仁、忠、孝、信、义”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并强调人们修身养性，通过人们的这种内在的教化来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实现规范的整合。 3、结构的整合。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的系统，是由众多互相分离而又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和单元都有自己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和其他部分的功能联结起来才能实现，才能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作用，即所谓的功能互补。由于统一文化的作用，使社会结构成为一个协调的功能体系，儒家文化既提出了“君君、臣臣”的君主制思想，又提出了民本思想，忠君爱民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忠君”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爱民”是为了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二者都是为了巩固君主制，从而，实现了君主阶层与百姓阶层的结构整合，以进一步实现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同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实现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结构性整合。还有人圣思想，即只要人人潜心修养，都可以成圣等等。整合功能是儒家的一大特色。所以说，儒家文化是秩序文化并不过分，它所追求的就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二、儒家文化在东亚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儒家文化经历了几百年的衰微而重新让人们认识它的价值，是由于近些年来西方经济的萎靡不振和东亚经济圈的迅速崛起。人们发现，东亚经济的起飞除了科技、经济等物质性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支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着核心文化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说：“当代的日本人，虽然已经不是德川时代他们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观、伦理观。” (一)儒教的整体性原则本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损害了经济组织和集团的正常运行，而东亚人虽然也有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识，他们也追求个人利益，但社会仍保持着统一，并显示了集团整体性的效率。如在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二者．是同时加强的。在日本、新加坡都莫不如此。这主要源于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机制。东亚的这些国家历史上长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它们都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虽然君主制在近现代社会已不存在，但以“忠孝”为支柱的儒家伦理秩序经过长期在人们生活中的潜移默化，把优于其他文化的整体号召机制保留至今，从而，“国家，作为一个大集团，具有高效率地实现某个预定目标的能力”[5]。 (二)家族式的管理方式西方的科层制被称为现代最具合理性、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而风靡全球。家族式的管理被韦伯看成是传统落后的、缺乏效率的管理方式。如今，它却在东亚国家的经济组织管理中体现了它的有效性。东亚国家把国家和民族看成是同等概念，所有集团都以家族主义方式联系在一起，在企业中，人们的地位虽然不同，却使人们有一种家族一体的感觉，企业成员之间保持着家族般的人际关系，忠孝相统一的行为模式。在韩国，许多企业把职员称为家族成员。在日本，家不仅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单位，而是扩大化了的具有独立性的社会集团或组织。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管理的全部秘密在于“家庭意识”。一个公司如同一个家族，每个职员为了维护公司的名誉，要忘我拚命地工作，甚至忘掉自我和自己的小家庭。而公司对职员实行终生雇佣制，以此对职员和家庭负责到底，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职员的归属感、责任感，使职员把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发挥集团的整体性效率。 (三)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以儒家礼义、忠孝为基础的规范体系中，东亚国家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正常的人际关系，以克服个人主义膨胀所带来的社会灾难。新加坡独立之初，大力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在一二十年间，迅速成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国家。针对物质享受骤增，个人利益受重视，却心灵空虚，忽视国家观念和责任感的现象，他们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重视儒家伦理，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以调节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在吸收和改造儒家学说中，赋予儒家伦理以新的适合新加坡现代化要求的精神和解释。日本有“大和”民族之称，这种“和”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调和、和谐的意识，即讲人与人关系的义理人情。这种“和”被运用于企业之中时，就形成了日本式的竞争，即竞争与协调的融合，也就是说，群体外的排他性与集团内的和谐性。所以，日本企业界认为，日本企业的精髓就是“和”。当这种“和”的方式用于日本纵式社会结构关系时，“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将日本社会上下等级关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凝聚力，为着一个目标而同心协力。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东亚社会的特征之一。 (四)教育优先原则 20世纪初东亚国家大多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们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还得力于它们的教育成就。这一成就渊源于儒家的重教传统，儒家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主张首先要对个人进行教化，提倡“有教无类”。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主张科举取才，强调通过学习和考试竞争来取得社会的成就和地位，通过学习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有用人才。这一传统使东亚国家和地区无论政府还是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在韩国，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无论生活多么贫寒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子女上学。同时，韩国政府实行“教育超前”的政策，在教育上的投资也很高，发展中国家里，除以色列之外，韩国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投资最高。我国台湾从 1968年开始实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在日本，教育立国更为突出，战后，日本的教育经费增长很快，从1950年到1972年增长了 25倍，教育经费占行政经费的20％以上。而同期，美国占15％，前苏联占16％，西德占12％，英国占13％左右。日本政府认为：“教育投资的成果，其特点是以培养人的才能的形式积累起来的。所以一旦作了投资，从其效果具有持久性这一点看，可以认为它是生产上的重要投资。”[6]教育的发展，人才素质的提高，无疑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纵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充分说明了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对西方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管理经验的简单移植，而是根植于本国本地的文化传统。这些国家和地区经过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继承，并对之进行适应现代化的转化、改造，从而，使儒家文化不同程度地对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正如韩国学者金日坤所说：“发展经济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必须引进有效的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或经济原则，而在于必须处理好这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同经济的内在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7]儒家文化倡导忠诚、责任感、献身精神、集体主义、教育优先的价值观，无疑对东亚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杜维明称儒学为“哲学的人学”，源远流长的儒家学说从文化发展的的角度而言，主要是一种精神文化传统，是一种文化伦理精神。它是具有人文主义特色的以人为伦理主体的文化精神，也代表了一种既入世又超越的人生态度。可以说它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国哲学的化身。儒学的理论理系从其特有的伦理角度出发，观察宇宙，体验自身，奠定了儒家文化的主体，也创造了中国人的文化生命。　　那么我们联系到“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这个命题时，也就是考察儒学与现代社会的撞击、接轨与发展，考察其中儒学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以及在新的条件下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发挥儒学的社会功能。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盲目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在思维上破除两种实用观点，即政治上的实用观点和经济上的实用观点。前者表现为为了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在主观上任意褒贬儒家学说及其思想；后者则不看实质，只就表面去看儒家思想与现代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不仅肢解了儒家思想的整体，也存在主观杜撰之嫌。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儒学都应有它的位置。一方面儒学需要参与到现代化的行列中，另一方面现代化的行列也需要儒学的参与。而儒学与现代社会的相邂逅也曾经历了一个由冲突到协调的过程。儒学的现代化是一种历史使命。历史上儒学本身的不断发展与演变，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现代化。　　突现儒家人文传统的现代新儒家的崛起，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传统文化之核可演化成社会变革的精神文化之果。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必须二者是同时站立起来，藉此建立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合一的大生命。那么由此我们关注在现代社会儒学形形色色遭遇，也就看到了儒学的命运和前途。　　一　　儒家学说是东方文化的瑰宝，其源流无疑是自孔子开始。孔子继承殷国奴隶制时期的天命观和祖先崇拜，对源于巫术神化的“周礼”，结合氏族血缘的宋法观念作了进一步的改造和完善，剔除了原始宗教的虚幻色彩，更多地保留了其中符合血缘、祖先崇拜的礼仪形式和内在含义，并将其广泛推及到日常伦理生活中，使之内在的宗教意识进一步世俗生活化，日常伦理化，从而创立了儒家文化。　　儒家就其思想实质上是对墨、法、道家的广博蕴含，这也就决定了儒学的发展道路是开放的。就早期儒家来说，孔、孟、荀三者有相当大的区别。后来，西汉董仲舒吸收了阴阳、神仙等家思想建立了汉代儒学，宋明时期又兼容道、佛思想形成的理学体系。因此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说，都与早期儒学迥然不同。　　但是我们都把它们称之为儒学，这是由于它们都具有儒学所共有的一般特征。如《汉书·艺术志·诸子略》说：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凡是以仁、义为行为的最高　　准则。注重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从培养完善的价值并主张“修己以人”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目的的这类学说，都归属于儒学。历史上儒学虽然历经了无数次变革，但终未脱离儒学的范畴。　　现代化有它自己的进程，它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和附属品，不是完全按照某种意识形态的逻辑前进的。儒学也是在天命观的长期反思和批判中创立的，是中国文化经历了从神本——君本——民本——人本从而达到人道主义的发展阶段的标志。　　传统儒家的良知本体作为精神价值的源泉不可能被世俗生活和现代科技遮蔽。　　它不是道德规则，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形而上的精神信仰。作为儒家哲学思想核心和逻辑起点的心性论，把道德属性当作人的本质属性，并把它与人的具体生理条件和心理条件相结合，构成为一种具体的现实存在的人。孟子所言的“君子性，仁义礼智根于心”中，“心”指主体精神，而“性”指人的本质，本性。“心”、“性”合则论之，指人的先天道德意识，伦理本性就是其明证。　　而同样属于其理论体系的知行论，强调为人之道应在道德上磨炼，把道德意识变为理性的自觉。因而儒家所重视的不是客观性的知识，而是与情感意志关系更为密切的实践理性，即人格修养也就是认识原理，一切对外界的认识，终以道德实践为归宿。先秦儒学面临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孟上承周文教化，并通过自己的损益创造，把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之学的基调。它相信人的理性力量。强调以理主情，以理制欲，依靠理性的力量进行心理调节，而不是靠宗教式的禁欲主义和对外在权威的崇拜和信仰。这就直接应战于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现　　的新的伦常失控和道德危机。儒家学说主张培养意志、净化人的思想，回到天德良知，“天地之性”中去。　　实现一种道德自觉的境界。可以说人伦秩序，道德教化，这是中国儒学反复论证的主题。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他可以不想念宗教，却不能够不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于生死关门舍生取义。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后，作为社会的人，必须规范自己、约束自己，必须用道德教化自己。这种道德理性的力量在精神领域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远不是对物质功利的追求所能达到的。　　当然，儒家学说的伦理精神还有着更深的哲理基础。这就是由心性论——知行论上升到更高理论层次的天人论。儒家天人论以人为本位看天人关系，把天人合观看作一个整体。儒家以“天”为“命”，“命”即人性来源。天人合一即确认人从自然中产生，天为人性来源。“人者、天地之心也”，儒学把人的伦理意识从社会推之于自然，要求人有理性地开发、利用自然从而达到天人的整体和谐，维护人类的群体生存，这其实就是人类社会的公共生活规则的表述，说明了现代人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安身立命的问题。　　因此，我们在考量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这个命题时，不仅要注重儒学的本体论内容与其伦理内涵，更关键的是看儒学的核心精神形态与合理社会的生活形态是否一致。一般说来，一个现代社会，人们必须处理的三个层次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对自然的认识，征服与审美关系，三者必须协调发展；二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即从属和并列的关系，二者必须和谐共存；三是灵与肉，即精神和肉体的关系，二者必须在一个共同的层面上找到根基。　　而儒学的基本精神是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同时重视群体的社会秩序，其生命力的表现也正是其现代化的可能。儒学能为现代化服务的是它的两个精髓部分：（1 ）以“仁”为核心，以君子为理想人格的道德精神。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也可以培养的民族脊梁，使他们在中华民族重新腾飞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建立起一个以“君子、仁人”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2 ）以道德责任感为基础的参天地化育的参与精神，或抨击时政，或参与政治，积极参与社会变革，这也是现进时代需要的一种精神。　　众所周知，尽管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物质财富大量增长，但这并不能解决现代人的生存意义问题。相反，随着工业文明的展，人的主体意识也大大增强，因而人的“安身立命”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在当前世界拯救危机、重建道德的理性启蒙运动中，儒家学说将会在再塑过程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就像一位海外学人所说的一样：“儒学可能会由于暂时的价值和过时的东西而死亡，然而它将作永恒的价值的综合体而再生，它将变得年轻，并去为新时代服务——这是一个将西方传统混合为全人类新传统的时代。”竞争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美德，但竞争毕竟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当剧烈的竟争走向极端，往往造成现代社会物质的泛滥。精神的缺乏与人心的沦丧、道德的败坏从而使现代社会走向异化，人也在走向异化。在此关头引入儒家学说的“普遍和谐”观念就很有必要。它由“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四方面构成，对现代社会具有无可置疑的正面价值。　　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城地位焉，万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岂可须臾离哉？”儒学正是把“中”与“和”联系在一起的，“和”既是儒家的世界观，也是儒家的方法论。目前世界，一方面由于过分注重对金钱和物质享受的追求，造成“自然和谐”的破坏，“人和自然和谐”的失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享受，又使不少人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这已成为一种社会病。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化生产的程度高，整个社会生产成为一个相互紧密联系的有机体，这就更需要有一个祥和和安定的社会环境。于是在这种需求与背离的两极运动中，重视儒家的“和为贵”、“普遍和谐”等观念，并预支给它现代意义的解释和发挥，这将为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甚至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具有积极意义的经验。并可以更正今日社会所发生的“道德真空”、“欲望膨胀”、　　“贪污腐化”、“身心失调”等种种弊病，也可以在国防政治与国家治理上起到其超乎寻常的效果。象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国际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我国经济改革中关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都蕴含着“和谐”发展的　　思想和方法。因此在采用竞争机制来促产育人的进程中，发挥价值理性的导向作用，是符合儒学“恕道”、“和谐”精神的。毕竟，人类的根本追求，文化的根本追求、美学的根本追求都是“和谐”二字。　　二　　历史上的儒家学说、儒家传统与智慧，不仅代表着中国的过去。而且也预示着中国的未来，甚至是世界的未来。从1691年西方出现第一本介绍儒学的书，到十八世纪儒学经典“四书一经”全被翻译出版，孔夫子一下子成了西方启蒙运动的守护神，其谆谆说教成为启蒙运动朴实无华的福音。而后在本世纪中叶，从海外崛起的第二次新儒家站在生命本体的高度，重视文化在历史变革中的巨大作用、重视民族自身发展中的文化生命的生长与延续问题，对人本身、人存在的意义价值和自我完善问题以及为类文化的前途和命运苦苦思索，把个人的安身立命与“家国天下”意识及接续“斯文”，承担“道统”的文化使命感联系在一起，全力以赴地在终极关怀的层面上重建人的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把传统儒学的精神发扬光大。　　现代新儒家是传统儒学走入现代社会后产生的一批复兴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既希图对儒学作出现代解释，使它为现代化服务，又期望保持儒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原理、范畴，创造出一个现代化形态的儒学理论架构，也就是“返本开新” 按照第一代新儒家梁濑溟的提法：“（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人生态度的复兴，就是生活样法的复兴。”又说：“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礼乐之兴。”其勾画中国社会现代化与中国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具体理论纲领，正如现代新儒家第二代重要人物牟宗三在1959年发表的《道德理想主义》一文中提出的“开三统”的理论；“道德之肯定”即肯定儒家道德宗教价值；“学统之开出”即把儒家文化转出知性主体；“政统之继续”即从儒家开出具有民主科学精神的“新外主” 现代新儒学是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接轨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传统儒学在现代意义上的重构。它致力于理想人格境界的追求和完全自我的塑造，宏扬坦荡、舒展、健全　　的精神世界。　　当然，我们关注儒学在二十世纪的遭遇，也正是注意到儒学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沉浮与抑扬。我们都知道儒学的核心内容是以“仁”为中心的伦理和道德教化，从此确立“仁者，人之德也”，并且把“推已及人”作为实行“仁”的方法。君子要“治国平天下”，首先必须修身，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提出了”为人之方“，那就是”忠恕之道“ 而孔子以后的历代儒者均以道德精神修葺着儒学大厦，完善着儒学宝藏，引导人们去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当然，这是有个缺陷：儒家的主体仅仅是一个道德的主体。还不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特别是生产活动的主体；儒家从自我道德心灵，道德本性中寻求超越自我的终极存在，这种终极存在不过是被儒家绝对化了的道德律令，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其关涉到强烈的社会意识形态功能和直接参与世俗生活的伦理规范途径。因而儒家的生命超越还只是一种道德生命的超越。因此，当历史进入近现代，西风东渐时，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呼声乍起。一批以反对旧儒学的新知识分子，认为儒学不外乎以尧舜之道为理想，以文武周公之治为目标，显然充满着复古思想，不符合科技时代的要求。确实　　汉儒提倡”三纲“、宋儒提倡社教，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妨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但是，儒学与现代化的冲突，不是儒学内在本质和现代化的冲突，而是它在一定时期内表现为外在的现象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儒学所宣扬的”人之为人“的人格意识（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主要在于人具有是非善恶意识，即具有道德理性）、刚健自强的积极入世观念（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称赞”刚毅“品德，”无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及其关于社会责任心的思想（孟子引述大禹、后稷的态度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　　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回，易地则智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学不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和恒常价值。　　所以现代新儒家顶风而立，消化吸收西方文化，随结宋明儒学，实现了儒爱的现代转型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道德意识和“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他们面对道德危机、信仰崩溃，人际关系疏离以及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倡导儒学、研究儒学、信仰儒学，并通过创造的转化并援西学入儒，以与现　　代生活相联系。　　就象现代新儒家牟宗三所强调的，中国哲学的“着重点是生命与德性，它的出发点或进路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他们从采明理学入手，肯定心性之学为儒家的主流思想，并把儒家的基本精神归结为“内圣外主”，其所谓以内圣之学开出“新　　外王”的努力，其实也就是想念儒家伦理精神的辐射作用，能够及于现代社会，并力图在现代化现代化过程中去发扬这种精神。　　科技在走向进步，但文明社会却在走向败坏的边缘。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此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不道德的程度已近似悲剧。而且，社会管理也很糟糕。”他认为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是解决现　　社会伦理问题所必需的。八十年代末，一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巴黎会议宣言也倡言：“人类要在廿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需到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看来，人类要维系共同命运，还不能抛弃儒学。儒学无论在新旧时期，都强调道德的自觉，强调道德的力量，强调人对知识的自觉。然而在科技世界的东西方，人们愈来愈体会到物质愈文明，精神愈空虚，人人都只是“心为形役”，除着“为两餐”之外就无所寄托；而儒家学说则在“治国平天下”的基本论述以外，兼亦侧重“养性”，主张“修身齐家”与“爱众亲仁”，　　尤其在提倡躬行力践，推动社会的进步方面，更有着无尽无涯的启发性。儒学主张伦理主体以积极主动的精神去实现社会关系，以便个体自我能在社会群体中“安身” 这样即可避免因主体意识的发展而导致的个体与社会、自我与群体的对立，以及由这种对立而产生的社会反文化倾向。孔子的“仅求清己”、“内自省”，孟子的“扩充四端、尽心知性知天”，荀子的“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都是一以贯之地坚持通过“内省”的理性来拯救人。而且儒家本体性伦理主张一切个体从自我内在的心灵深处去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从而真正达到了由本体自我“立命” 说到底，一种价值观念只有推进了现代社会的健全发展，才能取得指导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精神资格。而东亚儒学文化圈内日本的跨入经济大国行列与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也都在表明儒学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且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助力。然而现代化不只是一个时代的概念，还具有一种时代的特征和精神。西方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在考察现代化的过程中，指出了人类面临的三在问题：一、资源短缺；二、生态失衡；三、环境污染。追根溯源，这三大问题都不是自然所强加于人的，而是由人类自身造成的。其性质，都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际问题。如果我们考量列儒家学说，就会发觉儒教精神和伦理将是克服西洋文化局限的整个世界性的精神财富。　　毕竟这三个问题的出现，是经济发展走向悖论的产物，它给我们提出了人与自然如何达到“和谐”的课题。而儒学由其道德哲学所推衍而出的世界观中的整体观、有机观、发展观、价值观，无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起到了警醒的作用。儒学中强调的“开物成务”，“利用　　厚生”表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也是双向的，互利的，还需要讲“辅相天地之宜”，不能只有勤索，没有补偿。儒学讲究环境意识“天人合德”，即人与天地和谐发展生生不已的观念。《孔子闲居》曰：“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天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　　流形，庶物露生，天非教也。　　“热爱自然生态，必须尊重自然法则，”此谓表里合时，物之所生。“中庸又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阐明的也是人作道德主体，应当主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天人合一，化育万物的价值观念。基于此，罗马俱乐部的专家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就　　是”从增长过渡到全球均衡，要求发达国家求其融合之心和和谐发展。　　另外，不管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今日中国，大贫大富的两极分化也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许多社会问题。所以抑制两极分化就成了我们的重要课题。董仲舒的调均思想在此就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价值。他指出：“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人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总之，调均的哲学基础是中庸之道。　　当然，如果我们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的兴衰，可以发现儒学的“安身立命”之说可纠之处也甚多。当儒家将其崛起的伦理主体消融在君臣父子的社会群体关系之中时，每人却因此失去了个体的权利意识和价值意识，而近代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必须有这种文化观念上的个体权利意识和价值意识相适应。此外，儒学主张终极存在就是人的内在心性，要求伦理主体以直觉的方式体验并融合于终极存在，这样，主体的认识能力得不到充分发展。故而不能发展出现代科学的理论体系，而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的辉煌成就，依赖于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批判运动、社会革命和政治、经济上的改革也凸现了儒学对经济活动的负面作用。然而，儒学主要不是一种经济理论，它是一种精神、文化传统，是一种哲学系统。二千年封建社会中无数次的经济繁荣和封建社会后期经济高水平发展以及当代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又提示人们儒学的功不可没。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来自于法家所造成的政治传统，但却是　　靠儒家的“治国平天下”来维持和重建的。　　逝者长已矣，来者犹可追。儒学在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扬弃过程中，已为我们预约了一个美好的前程。因为科技无碍于儒学，儒学亦无碍于科技，特别是“濯于江汉，暴于秋阳”的人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体验，“有教无类”的宗旨和“因材施教”的方法，都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而深受儒家学说熏陶的东亚地区在战后经济脱颖而出的事实更告诉我们，剔除了“崇本贬利、崇本抑末”、“存天理灭人欲”、“学而优则仕”等负面思想，儒学的人文精神和经济伦理都具有重要意义，将可能成为　　来社会的一种特殊形态。　　儒学以相辅相成的观念，对多变的现实加以协调完善，以出色的管理对付人类的变幻和冲突；它以不变应万变，善于采用实用主义创立制度，善于保持统一管理和自由竞争的平衡，将经济竞争保持在和谐之中，能够对付技术与贸易推进所引起的社会紧张局面，而且它有很大的兼融性，与现代民主并非不能共存。　　毕竟儒学的现代化是其新生的必然途径。因此作为中国与世界现代化一个重要文化资源的儒家思想，应有勇气以开放的心态与现代社会直接面对。它不仅敢于展示其永恒的精神价值，而且善于创造性地重建传统，走入世界大舞台宽容而又民主地另类文化展开对话，成为与人类所有伟大的精神资源友好相处的一脉清流。

儒家思想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正如笔者在《人性善恶论》中指出的，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这一点，儒家并没有错。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完全适用。将来也会适用。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儒家的这一“礼教”思想，使得中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礼的思想并没有错。只是需要改变其中过于僵化的部份而已。儒家思想因此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李先生讲的尊老观就包括在这纲常伦理中。三纲五常一直是反儒学的人批评的一个靶子。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些社会规范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现代价值观的地方。但是，这些纲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而已。人们可以说，这些表现形式过于刻板，不够变通；或者说某些形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要注意形式和内容的区别。一种思想可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方面，也会有无数的表现形式。某个方面不适用，或某个形式不合理，并不代表这种思想在其他场合和既然儒家思想有如此多的内容(本文列举尚不完全)，人们就不能仅凭某个事件和某个方面妄下“儒家思想过时”的断语。如果站在客观和历史的立场上来评价的话，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发展繁荣，其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时至今日，其中的一些思想观念依然存在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地方。当然，儒家思想成型于两千多年以前，发展于封建社会，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也必然存在着糟粕，这是我们必须舍弃和批判的。

儒家思想与当今时代论文选题方向有关吗

首先声明，这里所说的价值既非经济学上的定义，也非哲学上的定义，而是生活中的价值，也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一件事或一件物品的重要性看法，或者说是这件事或这件物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　　当人们认为一件事或一件物品重要时，也就是它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大时，它的价值就高，反之就小。如我们认为考上名牌大学比考上一般大学重要，那么考上名牌大学的价值就比考上一般大学的价值高，当我们认为十元钱比一元钱重要时，十元钱的价值就比一元钱的价值高。　　当你占有的某种东西越多，这种东西在你的心里就会越贬值，你就会越不在乎这种东西的真正的价值。当你极少占有或无法占有某种东西时，这种东西在你心目中的价值就会被无形地提升和放大。你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其价值在你的心目中越重，也就是常说的：得不到的东西总是好的，所以就某个独立的人来说，一件东西的价值在心目中很难以其真正的价值得到体现。　　但是同一件事在不同的人眼里的价值是不同的，就是同一人，也可能因不同的时间地点对价值的认识也是不同的，就是相同的时间地点，对价值的认识也会不同，更进一步说，就是一切相同，但由于你所处的环境不同，你对这件事的价值判断也会不同。为了说明这一点，请看下面的分析。　　先来看相同的时间地点对同一事物价值认识的偏差。一个人对拣到的500元钱和自己挣到的500元钱的态度，常规来说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拣到500元钱的话，你可能认为这是意外之财，在很短的小间内就有可能花完，在花的时候也不会过于在乎这500元钱究竟如何花，很可能只要感到合适就花了。反过来如果这500元钱是你辛辛苦苦挣到的，在用的时候你会想到养家糊口，你会考虑到这是多长时间的生活费用，你会想到我随便花掉后可能以后的生活会受影响，总之，你在花钱的时候是很在意的。其实无论是你拣到的钱还是你辛辛苦苦挣到的钱，只要面值一样，它们的价值就是一样的，之所以出现不同的对待方式，还是因为人是有思维的，人是有感觉的，人不是机器。但不管有什么理由，这种感觉应当是错误的，因为从客观上讲，相同事物价的价值不会因得到方式的不同而改变，所以我们应当想法纠正这种错误，当我们能真正客观地看待一切问题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比别人前进了一大步。　　再来看价值相同的事物，由于事物的形态不同，而产生的对事物价值认识的偏差。如对一斤汽油与一斤花生油的看法。按照目前的市价，一斤高标号的汽油（注意：这里的汽油计量单位是“斤”而不是“升”，一升汽油5元，大约只相当于每公斤6元的样子）与一公斤质量稍差一些的花生油的价格基本是相当的，可是在做饭炒菜的时候，我们那怕多加一点点花生油，也感到很心痛，买来的花生油总感到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就用完了，所以再次买来花生油后用的更仔细。再说汽油，一辆车每跑一百公里就要用大约七、八公斤的汽油，要知道七、八公斤的花生油对一个三口之家来说，能用约两个月的时间，可是我们开汽车只跑了百八公里就用完了，并且用汽油还没感到有多么心痛，而炒菜时多用一点花生油就感到心痛了，你能说这不是对价值错误的认识吗？更何况司机还有这么一句俗语：“宁走十里平，不走一里坑”了。所以对于价值相同的东西，我们常常有判断的错误，并且有时这种错误是很严重的，因此我们对价值的判断需要修正，不要跟着感觉走，感觉的东西是靠不住的。　　当自己的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对待同一事物的价值观也会发生变化。如果你是一个穷人，十元钱对你来说很重要，你拿着这十元钱会首先想到解决吃饭问题，绝对不会想到用这十元钱去买彩票，因为你知道用这十元钱去买彩票，可能血本无归，不只发不了财，还有可能要饿肚子。这时，如果你在路边发现有十元钱时，会飞快地拣起来，并且还要庆幸自己的运气好，说不定还要再到处看一看是否还有另外丢的钱。但当你突然在某一天发财之后，这时你买彩票可能一次投入不只是十元八元的问题了，更可能的是一买就是几十元、上百元，这时如果你在路边发现了别人丢十元钱，你可能碍于自己的面子或确实感到不齿，可能看都不看就走了。客观地讲，不能说原来的十元钱价值就高，路边的十元钱价值就低，它们的价值是相同的，只是当你发现路边有十元钱时，由于你还在饿肚子，你会感到那是救命的钱，可是当你家中可能有千儿八百万以后，十元钱对你来说确实是小意思，有没有都无所谓，你是不会去理它的。　　对价值的感受与自己富有关，与自己掌握的同一事物的多少有关。这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份工作，只要你做了，保证能拿到工资，但工资的发放有两个方案：方案一是每月发给你1500元的工资，全年发18000元。方案二是平时不发工资，但年底你能一次性拿到20000元，看你如何选择。对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的人是有不同选择的，但对于一个比较理性的人，你一定会这样选择：当你比较富有时，也就是说一年两年不发工资也不会对你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时，我想你会选择第二个方案的，因为这样毕竟一年多得2000元钱。如果你是靠工资吃饭的，并且平时没有多少积蓄，你肯定选择第一个方案，你虽然知道第二个方案比第一个好，但由于自身环境不允许选择第二个方案，所以也只有不得一而为之了。人们常说，越是有钱的人越容易挣钱，越是没钱的人，越挣不到钱，这里面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与你的底子不够有关，你的底子不够，就抓不住机会，机会也不会来找你。　　所以一件事物的价值，独立的个人是很难确切把握的，但有这么一点，当你感到一件东西贬值时，如果这件东西并没真正贬值，只能说明这件东西在你心目中的份量不够了，或说明你有了或有了更多的同类的东西。　　当然，独立的个人很难确切把握一件事物的真实价值，并不是说不能把握，如果你能正确看待事物的价值，你自己的价值也就得到了提升，因为这时你能够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了，你处理问题肯定会更加正确。

浅析儒家“慎独本义及其现实意义　　“慎独”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概念，对该概念本义的解读学界始终未有定论。从“慎独”传统解读和本义入手厘清其含义，认为“慎独”意在强调内心对于仁义礼智圣的专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慎独”在当今社会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现实意义。　　何为“慎独” 。“慎独”源于儒家的《大学》、《中庸》。《大学》有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舍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东汉郑玄的解说中最早提出“慎独”一词，他说：“小人闲居而不善，无所不至也，君子则不然，虽视之不见，听之无声，犹戒惧恐怖自修正，是其不须臾离道也。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必肆尽其情也，若有觇听之者，是以为显见甚于众人之中为之。”由此可见，郑玄的所谓“慎独”就是指一个人在独居、独处时，在其行为不为他人所见所闻之处，也要时刻做到谨慎遵守道德规范。郑玄之说与刘向在《说苑 •敬慎》中的说法相似，之后北齐刘昼的《刘子 •慎独》、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中关于“慎独”的解读实际上都继承了郑玄对于“慎独” 的阐说。　　而这其中朱熹虽然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郑玄的说法，但他的解读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慎独”的传统理解。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 … …此言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舍之，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舍其恶而卒不可舍，欲诈为善而卒不可诈，则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为戒，而必谨其独也。”在《中庸章句》中，朱熹又注：“独者，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通过对朱熹的章句集注以及其他文字的研习，我们不难看出朱熹除了沿袭自郑玄以来的传统看法，即认为“慎独”就是在独处时更要谨慎戒惧，在人所不知不闻之地加紧个人道德养成，不可自欺，要在个人修养上实当用力之外，还将“独”的内涵扩大了。例如，朱熹强调“‘慎独’之‘独’，亦非特在幽隐人所不见处。只他人所不知，虽在众中，便是独也”。朱熹还说“这独又不是恁地独时，如与众人对坐，自心中发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独处。”由此可以看出，朱熹的解读较之郑玄的进步之处在于使“独”包含了精神性与内在性的意义。在郑玄看来，“慎独”之“独”只是空间上的独处，是别人无法干预的地方。而朱熹理解的“慎独”之“独”除了上述之义外，还指一种内心意念刚刚萌发而众人不知我独知的“独”，由此可以说，朱熹把“独”从个人独居的空间推致到了一个虽在众人中但缺乏外界舆论监督与压力的空间。这是对于“独”的理解上的深化。　　上述从郑玄到朱熹的关于“慎独”之义的传统解读，着力都在于强调“慎独”的实质是要慎重对待他人不知的隐蔽处之所作所为，努力地做到不欺暗室、不愧屋漏。　　随着2O世纪 7O年代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及 20世纪 90年代郭店楚简《五行》篇的出土，学界在对简帛文献进行整理和解读的过程中，看到了与传统解读不同的“慎独”，由此对于“慎独”本义的讨论重新拉开了序幕。　　清华大学的廖名春教授在其《“慎独”本义新证》一文中认为，庞朴先生《帛书五行篇校注》一书第 52到 54页的内容说明“帛书《五行》篇的‘慎独’说与《礼记 •礼器》篇、《苟子 •不苟》篇说同，而与《礼记 •中庸》、《大学》篇迥异。”并提出，“‘慎独’就是不重外表，只重内心”[3]52。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梁涛先生通过对简帛《五行》篇原文和传文的解读与分析，认为该篇讲仁、义、礼、智、圣五行“……是形成于内心的，但它还有‘多’的嫌疑，还没有真正统一于心” ，所以，《五行》中的“慎独”实际是指内心的专注、专一，指内心专注于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的状态。在梁涛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大学》中的两个“慎独”，前一个是指“诚其意”，后一个强调只有“诚于中”，才可能做到“形于外”，由此可见“慎独”必须落实在“诚于中”上，这实际还是要“诚其意”，而《中庸》中的“慎其独”则从道人手，君子“慎其独”所需要戒慎的就是那个“不可须臾离也”的道，要时时保持内心的诚，这与《大学》的“诚其意”是一个意思。通过三者的对比分析，可以说三个“慎独”都是“诚其意”，强调要端正内心的意念，从本原上杜绝一切不善行为的出现，这些无一不在突出儒家“内省”的工夫。所以，《大学》《中庸》以及《五行》的“慎独”的本义均是指内心对于儒家涵含仁、义、礼、智、圣五行的完满人格的专一，指内在的精神状态。郑玄和朱熹的错误在于把“诚其意”的内在精神仅仅理解为“慎其闲居所为”的外在行为，把精神专一理解为独居、独处，因而造成整个意义发生改变。通过对“慎独”本义的追根溯源，以及对其传统解读的辨析，我们看到了儒家一贯的对于内省的重视，对于修己工夫的强调。　　那么，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个人，在理解了“慎独”的本义后，我们该如何联系时代联系自身，深刻而又发展地理解它运用它呢?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能违背本义，也不必完全抛离传统解读。我们首先要确定这是一种强调内心对于道德境界和人生修养目的专一专注的功夫(本义强调对于仁义礼智圣的合一状态的专注)，是对内心的关照，它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意义。同时，我们也可以于传统解说中汲取其合理的因素，那就是把“慎独”的形上意义下达到形下层面。每一个人都有独居、独处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慎独”传统解读中对于闲居时道德自制力的强调。这样才能将“慎独”更好地融人到当今社会，也才能更好地发挥这个儒家传统观念的现实意义。　　“慎独”的现实意义。现在对于“慎独”的现实意义的分析大多是基于传统解读进行的。原因就在于《五行》篇中关于“慎独”的解释和郑玄、朱熹等人对于“慎独”的传统理解相比，在实践意义上缺乏可操作性。《五行》篇中将“慎独”归结为内心对于仁、义、礼、智、圣五行的专一与专注，进而统摄诸德而不失于性道之本质。这是具有形上意味的归结，在寻常百姓看来，这种说法不好理解难以践行，缺乏实践上的动力。而郑玄与朱熹的解读，强调闲居时要和有人监督时的行为相一致，这是将“慎独”下达到日用伦常层面后的一种道德自律，这样“慎独”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要求，变为一般人修德修身时的途径，而不只是君子实现其圣人理想人格的专有门径。这显然比本义更能让世人接受，同时，在实践方面更具有效性。　　那么，能不能将本义与传统解说结合起来指导我们的道德修养呢?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将本义中内心对于儒家仁、义、礼、智、圣这一君子人格德行的专一，改造成对于现实中的完善人格与高尚的道德标准的专一与专注，以此形成一个牢固的内心信念，然后在这个诚于中的内心信念的统摄与驱动下，更好地形于外，这样我们就会不断修正自己在大庭广众下的显性行为，也会更为注重和调整独处时候的隐性行为。　　这样一来，“慎独”就会成为一种随时随地都伴随我们的道德自觉和自律，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道德修养方法，有助于修身正心。培养“慎独”能力，实践慎独的修养方法，可以锻炼和加强一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自我控制力，使道德修养成为自我的内在要求，从而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此外，我们还应做到慎独而不唯“独”，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有无人知晓，有无人监督时都同样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绝不因为无人知晓而肆意妄为，也不能因为有人知晓而做表面文章，要时刻专注于内心信念。　　对于当今这样一个已经存在道德失范问题的社会而言，“慎独”的修养方法更凸显其必要性。只有当每一个个体都自觉地做到“慎独”时，社会的道德水准与道德意识才会得到一个很明显的提升，至少会减少坏人坏事的出现。这一点正如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的“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 ’，不做任何坏事。”虽然刘少奇同志讲的是共产党员，其实这对于每一个平常百姓的意义与影响是一样的。当我们心中已经拥有一个诚其意、毋自欺而诚于中的道德理念，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做到内外如一如是而行，做到时时处处符合道德要求。此外，朱熹把“独”从独居扩展到大众空间，对于当今社会更具现实意义。比较古今社会的外部压力不难发现，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人要完全摆脱舆论压力，只会出现在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独处时。而当今社会，由于人员流动性加大，我们很多时候都身处“陌生人社会”，没有熟人，也就缺少一种舆论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容易养成肆意胡为的习惯，认为反正做了不该做的说了不该说的也没有关系，反正没有人认识我监督我。由此可见，“陌生人社会”虽在众人之中实际也是独，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注重“慎独”功夫，注重内心一念发动时别人不知我独知的独，绝不放松道德修养工夫通过“慎独”，我们要养成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凭借自己的内心信念，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依靠理性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付诸行动。　　“慎独”，是儒家的传统观念与重要思想，是一种修养工夫，是一种自律品质。通过对“慎独”本义与传统解说的厘清，通过对“慎独”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现实实践意义的分析，我们看到“慎独”永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与当今时代论文选题方向的关系和区别

治国方面有区别，但是都是好的思想

什么关系都没有，可笑有人要用儒家思想救现在这个世道。真是想瞎了心了！

发展脉络你既然是秀才肯定可以网上摘到很多。至于在当代的影响，在海外比在国内多。这个你从研究文献能看的出来，哈佛的东亚研究所、日韩学界和台湾一些高等学府的汉学与儒家思想类的学术论文质与量均远远胜于国内，内地大多数研究这些的学者已经被唯物主义化了。如果你要写关于当代儒家思想这方面的论文，推荐你去找些杜维明先生的书来看，杜在儒家思想与其他宗教、学派的交流上，在国际学术界比较有影响。得不得分无所谓啦，呵呵，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中华文化以儒家为主流深入了N久了所以儒家思想对国民在思想上有指导作用，这使得儒家的中庸什么的之类的很多观点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构成观点那么要想建设现代化我们的思想不够大胆开放却又有细腻和未雨绸缪之处所以某些方面非要联系在一起就只能这样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