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论文范文初中版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提起维吾尔族，我们眼前便会浮现出他们载歌载舞的情景。其实，除了能歌善舞，维吾尔族还有许多饶有趣味的风俗，听我来给你介绍介绍吧！　　维吾尔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信奉伊斯兰教，新中国成立后，也就随之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是维吾尔族的自称，意译为“团结”或“联合”。　　维吾尔族主要节日有肉孜节和古尔邦节。肉孜节意译为“开斋节”。按伊斯兰教教规，节前一个月开始封斋。即在日出后和日落前不准饮食，期满三十天开斋，恢复白天吃喝的习惯。开斋前，各家习惯炸馓子、油香、烤制各种点心，准备节日食品。节日期间人人都要穿新衣服，戴新帽子，相互拜节祝贺。肉孜节过后的第七十天是古尔邦节，意译为“宰牲节”。有经济条件的人家要宰羊，邀请亲朋好友来家做客。　　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维吾尔族那里，不论男女老少都戴四楞小花帽。维吾尔花帽有用黑白两色或彩色丝线绣成的民族风格图案，有些还缀有彩色珠片。花帽可是维吾尔族服饰的组成部分，也是维吾尔族美丽的标志之一第一首先要认识什么才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一是价值观二是艺术三是风俗文化。价值观取于，儒家，艺术取于唐宋，风俗取于唐宋（除陈规陋习）第二要明白历史发掘我民族先辈的光荣历史，比如除少数民族政权，的经济繁荣，文化繁荣，科技繁荣，艺术繁荣。树立民族自信心。发扬传统文化有利于民族与国家的认同感。比如台湾问题，就是文化的空白所造成的。传统文化首先应该是好的，是美的。看现在国内盛行之风，第一俗不可耐。第二没有优秀文化。第三找不到文化之美。只有文化是好的，是美的，才有人喜欢。才对这个国家有感觉，才能有民族自信心，才会爱国。其次，历史对传统文化的作用是强大的。法国人为什么自豪，一是文化二是历史。古人云欲要灭其族必先灭其史。历史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标志。而价值观，思想文化，要符合历史潮流地进步而改变，但主干还是不能变的，就是儒家的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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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化重构摘要：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几千年中形成了独有的特点，并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运行，传统伦理道德显示出与之不相适应的方面，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与扬弃，必须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重构，使其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关键词：伦理道德；现代转型；重构。我国传统道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前后相继，交相更替，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成了具有独特内容和风格的传统美德，有诸多的道德规范，有丰富的践履道德规范的德行，有如何实现道德建设的教育思想，有我国文化独到的修身之道，以及道德名言、理论，等等。这些内容不仅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活秩序的深层设计，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更是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今天，进一步探讨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转型与重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特点。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博大精深，形成一个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儒家伦理思想更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占据核心和主干地位。儒家道德思想和道德学说中的核心概念是“仁”。“仁”的最高原则是“爱人”，其核心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基本准则和要求；而将这样一套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扩充到社会政治领域，提出“礼仁”一体，使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儒家伦理的鲜明特色。这使得儒家伦理在漫长的我国封建社会具有了与封建政治一体化的正统地位，对当时社会秩序的调整和传统文化的继承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具有如下基本特点：修身养性，打造内质修身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具特色的概念，也被称为“修德”、“克己”、“正身”、“修己”。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性本善，同时又认为如果没有一番修身慎独的功夫，本性的善是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善。要实现这种转化，首先必须做到律己修身。孔子认为，修身是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这样的修养功夫，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己”，也就是对自身厚责，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而“求诸己”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慎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这就是说，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己，戒慎恐惧，“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经过这样的修养锤炼，人们就可以成为品质高尚、节操坚定的正人君子。修身为本的思想影响了封建社会两千余年，不仅知识分子多形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气节，而且一切志士仁人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基础和前提，毕其一生去追求、去践行[1]。这种重视修身的道德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不仅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而且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当中都表现出重视追求精神生活的民族品格克己奉公，注重整体。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们要有社会责任、国家责任、家庭责任，强调每一个人应对社会做出贡献。因此，人们的家国意识、乡土情结特别浓厚，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是重视群体价值的最突出体现。在大一统观念的支配下，国人都应以国家统一为乐，强调为社会尽责、为天下尽忠的献身精神。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传统道德重视群体价值的又一体现。在宗法制下，家族是个人实现其个人价值的保证，因此只有维护家族的利益，才能实现个人的利益。群体拥有支配的权利，个体则只有服从的义务，个人只有克制身心，服从群体，才能与世俗融洽相处。重视国家、群体的利益，以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来源之一，它形成了国人顾大体、识大局、以他人为重、以集体为怀的情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的美德[2]。这种美德，培育的是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历来为我国人所推崇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种道德观念的反映。先义后利，见利思义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坚持尚义不尚利，提倡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孔子告诫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到利益要想到道义。同时，孔子根据对义利的不同态度划分出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倡导要做讲究大义的君子，而不做只讲利益的小人。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董仲舒更概括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4]的命题。“重义轻利”这种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这种义利观注重社会公利，引导人们为国家和百姓作贡献，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本位的义利观。这种义利观造就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追求完善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也培育了一批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勇于献身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如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成仁取义的理论，给后世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伟绩。二、传统伦理道德在社会转型中所受到的影响。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对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5]。而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封建生产关系，在对小农经济与封建政治关系的思考中，儒家探索出与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纲常伦理，并使之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民主观念、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在价值判断和经济判断之间也不断发生着无法回避的矛盾甚至冲突，作为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伦理道德，受到了现代社会强有力的冲击，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首先，传统的伦理道德只注重人们的道德教育，而忽视了法律、法规等手段对社会管理的作用，破坏了法律的独立性，阻碍了法律的形式化，导致了法律的道德化。究其原因，由于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和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伦理或政治一元化的社会，由此造成长期以来的道德一元化。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已经走向多元化，一元化的道德规范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对多元化道德的需求，便在若干领域造成道德规范的缺失。其次，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强调树立群体意识、整体意识。传统道德中公私概念非常模糊，一方面只有家族利益而没有个人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又是“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大家可以沾一点便宜的意思”[6]。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是公有，公有是共有，也没有公私之分，没有个人产权边界的概念。而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求利，利润追求的最大化和利益占有的利己性是市场经济行为的根本特性，离开这一点就不会有市场经济行为，也不存在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者的行为目的，都是为了赚取最大利润，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这就要求充分尊重人的个性、能力、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的权利，克服传统的“义务型”伦理的强权倾向和片面性。再次，传统的伦理道德提倡重义轻利，国家要不以利为利，个人要以义为重，甚至产生“以贫为荣、以富为耻”的扭曲的道德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直接导致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能也不可能把发展社会生产力、追求物质利益作为社会的基本问题和价值目标来加以解决、规范和追求。综上所述，个体的道德理性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新旧伦理观念相互冲突，善恶是非界限非常模糊，这就需要社会以制度的形式，建立一系列明确的社会道德规范，告诉人们什么是应当做的和不应当做的，协助个体确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同时，个人的道德意志也是有限的，往往难以克制自私欲望的膨胀，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所提供的约束，包括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都可以强化个体的道德意志。三、传统伦理道德现代化重构的路径。迈进新世纪，在我国社会广泛而激动人心的现代化转型中，不只是现实社会关系的重新整合，同样面对着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重构、整合、创新。那么如何来重构呢？不能因为传统伦理道德存在的某些问题而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应本着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原则，并根据现时代的特征，建立符合我国特色的伦理道德体系，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实现道德与法律的统一与互补。虽然传统伦理道德中有其消极的一面，如等级特权、尊卑有序的观念是为自然经济和专制制度服务的，与现代社会极不相容，但诚实守信、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等道德在现代社会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传统道德应客观评价，有效利用，做到真正的扬弃。另外，道德习惯的形成，除传统的劝导、说服、教育外，还需要一定的强制性。在市场经济中某些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假冒伪劣、权钱交易、损坏公物等，仅靠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必须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要改变重德轻法的传统，逐步确立法律的权威。同时，我们应看到道德规范有其立法的必要性，这既可以保证社会变革中道德规范的更新，又可保证已形成的道德规范的贯彻执行。此举是重建现代道德文明，树立道德新风，防止道德沦丧的重要途径，也是强化伦理道德观念与强化法律意识同步进行的有效方式。当代我国的法制现代化是我国人民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法制变革运动，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特色。强调社会价值与个人利益的统一。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道德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庞大而又严密的道德文化体系，并由此衍生出一整套缜密的道德规范，将人们的言论和生活，自内心深处纳入传统经济需要之网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利益关系在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竞争、民主、法治经济，虽然能够激发人们的竞争意识、开拓精神、创新思想和效率意识，但同时，市场自身的趋利性、排他性和商品交换等价值原则，容易引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离开一定的经济道德基础，只能是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信誉崩毁、甚至罪案丛生。因此，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仅强调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而要更多地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将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与国家经济政策有机地协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集体与个人是互为目的的。一方面集体作为个人利益的代表应以个人为目的，在物质上根据社会公正原则尽力满足个人的正当利益，不断提高个人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在精神上尊重个人的人格尊严和个性发展，促进个人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应以集体为目的，为维护和增进集体利益而努力工作。只有集体利益得到了满足，集体壮大和发展了，个人的利益才能更容易得到体现和实现。通过两方面的共同努力、相互促进，使个人和集体都达到共赢，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应建立一套完整的道德赏罚机制。通过注重人的心理需要、情感因素和对利益的要求，来引导人们的行为。道德赏罚机制就是赏善罚恶、扬善抑恶，它是社会运用利益机制对法律规范调整范围之外的个体行为进行的一种特殊的道德评价和调控方式。所谓“赏”，就是社会通过给予实施道德行为者更多的利益来肯定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昭示和倡导一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所谓“罚”，就是社会通过剥夺实施不道德行为者的既得利益来否定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显示道德规范的权威性，以禁止不道德行为的再次发生。如对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行为可通过树立典型、舆论引导等方法，对行为者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奖励，以保证行为者的利益；而对于不道德行为，如制假卖假、坑蒙拐骗等，我们应当通过各种媒体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并对其进行物质上的处罚，从而让人们分清是非善恶，对自身的行为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改革本身是对原来基本秩序的重塑，是一个从有序到无序再到基本有序的过程。无序状态的存在，既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也是再次走向有序的一个基本环节。今天讨论该问题，着眼的是“失”中有得，是在失去陈陈相因的传统后重新建构我们的伦理体系。社会转型时期迫切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使社会从动荡走向有序，从“个人伦理”走向“制度伦理”，这是当代我国道德嬗变的趋势。参考文献： [1]王红武。关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思考[J] 学术探索，2007（3）：6- [2]于铭松。论我国传统道德伦理[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4）：92- [3]魏英敏。当代我国伦理与道德[M]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335- [4]王殿卿。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M]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196-19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2-134、 [6]费孝通。乡土中国[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0-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　　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　　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　　〔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　　〔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　　〔4〕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　　〔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　　〔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　　〔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　　〔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　　〔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　　〔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　　〔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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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论文范文高中版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文化是什么？用辞海上的话说，文化是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用余秋雨的话说，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可见，文化的外延包含整个社会，说文化实际上是在谈论整个社会。所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讨论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这当然不是能用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某个侧面进行论说，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等。借用余秋雨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是一种以追求爱与善良为最终目标的生态共同体。《三字经》开篇就讲，“人之初，性本善”，这说明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孟子讲，仁者爱人。《弟子规》讲，泛爱众，而亲仁。刘备讲，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些都是在告诫人们要追求善良，奉献爱心。现代社会讲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对人的本性的回归。现代社会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体现了人类的一种大爱与善良。雨果曾经讲过，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阳。从这个意义上讲，爱与善良又是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余秋雨讲过中国文化三个特性，以此来概括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也是适用的。这些特点表现在：第一中华传统文化在社会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中华民族是世人共知的礼仪之邦。中国几千年建立的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出则悌，等等，都是为建立礼仪之邦作出的理论探索与行为规范。第二中华传统文化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中华民族历来重君子远小人，“三纲五常”第一纲就是君为丞纲。从而要求人们做坦荡荡之君子，不为常戚戚之小人。进而立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志。第三中华传统文化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这也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所不同之处，也是能够在世界的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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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论文范文初中生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如何过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春联的种类比较多，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影壁中。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在贴春联、窗花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

民族风俗范文篇一:“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中国，这个巨大的家庭是由56族兄弟姐妹们组成的，而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广东，下面让我带大家走进广东民风民俗大观园吧!首先先绍的是我们广东人最爱的饮料——凉茶，我们认为凉茶是身体的保险公司，因为它有病服即能治病，无病服也能防病。在广东，如果成人一个月内不饮几杯凉茶(多为王老吉)，婴幼儿2-3天不服一次七星茶，就认为身体健康没保障。竹蔗茅根水是广东凉茶之一，有清热下火，生津止渴，润肺排毒之疗效。常用的五花茶、夏桑菊、王老吉等凉茶，都是由味苦性寒之药物组成，适用于四时感冒、头痛发热等积滞之症。其中王老吉的药性最为寒凉，五花茶和夏桑菊相对平和一些。小儿七星茶由味甘淡性寒流之药物组成，适用于小儿感冒发热、烦躁咬牙等症。适用于体质强壮、素来火旺湿盛、经常咽喉肿痛、大便干结、舌红苔黄腻者。但是，喝过凉茶的外地人唯一的感受就是一个字“苦”!很多人喝凉茶的时候，喝一口，一下子就塞进去几片陈皮去苦。广东人每年春节或开耕时节，从粤北到粤西山区广大农村，流行着一种乡土气息浓郁的春牛舞。人们满怀深情地赞颂和他们一起幸勤劳作的耕牛，充分表现了人们对这一农家宝贝的爱怜，对未来生活的祈求和期望。表演时，演员和观众同声欢呼，互相逗乐，气氛浓烈、融洽，充满着农家特殊的欢乐情趣。“春牛”一般由两个演员扮舞，一人舞牛头，一人操牛尾，牛头用木头或竹蔑扎制，外形比真的牛头大一倍，弯弯的猗角，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皮毛，牛鼻被穿着，和真的一样。牛身用布做成，遮住里边的演员，牛身和牛尾由一人操舞。表演前，“牛”先躺在一边，在一阵欢快的锣鼓声中，由一住老农打扮的角色，把“牛”牵起，绕场走几周，并对“牛”说几句打诨的话，逗引观众发笑。有时观众也挑逗演员，唱道:“手拿红花红彤彤，红花挂在牛角中、你堂春牛唱得好，不过你牛背有只窿。”机灵的演员立即唱答:“锣鼓一打闹喳喳，老兄讲得也唔差;谁个牛仔纸扎介，背脊有窿正好拿。”引得众人哈哈大笑，然后开始正式表演。表演时，“牛”的舞蹈动作很简单，只有随着牵牛人的唱颂，摇头摆尾，作欣喜之状，接受人们的称赞。牵牛人的动作则比较多，一边唱，一边抚摸春牛，从牛头摸到牛尾，每摸一处，都有唱词，一边还要做骑牛、驶牛、犁田耙地等动作，有的手持犁耙等农具，有的徒手，但动作都要十分逼真，稍有破绽，观众就要唱歌来讥讽:“手拿金花金黄黄，犁田大伯唔在行。丁丁园园犁紧转，样般中间唔开行?”表演者即顺便接过话头，逗趣作答:“锣鼓打来闹洋洋，老兄讲得也在行。连州学到连山样，留出中间做鱼塘。”为使得气氛更加热烈。有的地方还有一生一旦，打扮成新郎新娘，手持洋伞，肩挑花蓝，边舞边唱相随，唱一阵，扭一阵，又敲一阵锣鼓。最能表现这种舞蹈特点的是它那纯真、深情的唱词。牵牛的演员把牛牵到场中，便开始唱道:“我条件仔好耕田，生得头大角又尖，耙田唔使用鞭打，犁田唔使用索牵。”然后充满爱怜地抚摸耕牛，从牛头摸到牛尾，一边摸，一边唱:“摸摸牛头摸牛尾，农家耕作全靠你;摸摸牛头摸牛眼，茨粟豆麦粮增产;摸摸牛头摸牛耳，发展生产走富裕;摸摸牛头摸牛嘴，耕夫步步紧相随;摸摸牛头摸牛身，风调雨顺好耕耘;摸摸牛头摸牛肚，生活改善有出路;摸摸牛头摸牛脚，唔愁吃来唔愁着。牛儿是个农家宝，爱牛如同爱父母，相依为命勤耕作，共同走向金光道。”内容朴实，感情真挚，教育大家要爱护耕牛，勤耕勤种;曲调深沉，缠绵。由于在民间长期传唱的结果，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曲调，俗称“春牛调”。当然，广东还有好多民风民俗。比如:广州美称“花城”，其一年一度的迎春花市，是非常受人瞩目的;舞狮;种四方竹……每个地方的民风民俗都有不同的特色，它有它的独特风韵;它有它的热闹。祖国孕育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风五十六枝花，各色千秋，可广东的风情，却让我为之一爽!希望大家也能多了解自己家乡的风俗习惯，甚至了解其他民族地方的特色，让我们好好的感受中国的多姿多彩!民族风俗范文篇二: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一，是中国农历的新年。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这是一个最重要，最热闹的节日。因为过农历新年的时候，正是冬末春初。所以，人们把这个节日叫做“春节”。吃喝玩乐，时代不同，四个字的意义也就不同了。吃，记得我上一次就盼着过年，过年就有好吃的，可以使劲吃而不会找来长辈的责骂，现在的要求是如何吃得健康。喝，有档次，所以很多家庭选择在酒店吃年夜饭。当然大部分还是在家吃个团团圆圆的年夜饭。玩，过年了，和亲朋好友聚一起玩玩小麻将，斗斗小地主是很多人的选择，大年三十的晚上刚过12点的“开门炮”是必须放的，还有正月十五的鞭炮也是必须放的，意味着年过完了。乐，我过年就是一家人吃过年夜饭就守着电视机看“春晚”，当然，大年三十就是我和孩子们的天地乐园。比如:长辈们一般会跟小辈压岁钱，或者，前几天买来的鞭炮，就一起放掉。这些活动均以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春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民族风俗范文篇三:我的家乡在浦城，这是个很小的县城，但仅管如此，浦城的人民一直崇尚着中华的传统民俗，这表示着大家对祖先的尊重。那我就先从春节开始说起吧!除夕之夜，家家3点多就开始吃年夜饭，“蛋卷”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象征着家家年年都繁荣，儿女能够孝敬长辈。吃完晚饭后，我们是从不出门的，听奶奶说:“若出了门会把大家的好运给带走的。”虽然我们不能出门，但是在家中，我们不能出门，但是在家中，我们依然能够玩的有声有色。大人们在家中打牌打个通宵，孩子们放烟火放得起劲!这表示大家的好运年年，财运年年……除夕过后，换来的正月初一也是很受人欢迎哦!早晨起来，洗漱完毕后就先喝一杯“桂花蜜”，这是我们孩子的最爱，味道甜甜的，香香的……这表示希望大家的日子过的红红火火，甜甜美美……吃完饭后就给长辈们拜年，长辈们就要包压岁钱，孩子们得到压岁钱后可开心了，但初一至初三是不可以乱花钱的，这又代表着大人们在这一年里很难很难挣到钱，运气也不太好……给长辈们拜完年后，女孩在家帮父母干活，男孩就跟随大人们去各自的亲戚好友家去拜年，大家都过的十分开心。而正月初四，全家人都要去山上的庙里去烧香，给菩萨请安，让菩萨保佑子孙满堂，儿女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过了初六，大家就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大人们工作的就继续工作，孩子们该去复习功课，迎接新学期的到来了，这个春节是令人难忘的。民族风俗范文篇四:人间四月天，春色满江南。茅山庙会，是传统民俗与春天的一场约会:4月13——农历三月十八日，具有两千多年的文明史的茅山古镇今天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节庆的气息，威风锣鼓，激扬茅山福地;龙腾狮舞，跃动古镇春风。来自周边城镇的老百姓们汇集一堂争相观望茅山庙会的盛况，颇有“平民狂欢节”之感。追溯茅山庙会，约始于清乾隆年间，已有二百余年，今年是茅山有组织规划的第二十二届庙会，庙会虽然有些迷信色彩，但其目的是去集商贾，交流物资，供应春耕生产及人民生活所需用品，起到振兴经济，搞活市场的作用，另有文艺青年，发挥特长，化装表演，比赛娱乐，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早晨八点，“哐哐哐”的锣声声解开了庙会的帷幕，威风凛凛的舞龙队率先登场，在空中飞舞翻腾的舞龙引得众人高声欢呼。这些舞龙队由各个乡镇组成，一般一个乡出两条龙，多则四条，舞龙由专门的船运送，到达茅山后被安置在当地的庙中，待到庙会正点，以旌旗、锣鼓、号角为前导，将舞龙从庙中请出来。龙身大多用竹扎成圆龙状，节节相连，外面覆罩画有龙鳞的巨幅红布，每隔五六尺有一人掌竿，首尾相距约莫有十数来丈长。龙前由一人持竿领前，竿顶竖一巨球，作为引导。舞动时，巨球前后左右四周摇摆，龙首作抢球状，引起龙身游走飞动。舞龙穿过东岳庙，东岳庙会源于东岳大帝的原型——三茅真君的茅盈，他也是南方道教的创始人，每一条舞龙都在东岳大帝像前三叩头以示祈福，最终到达景德禅寺稍作歇息，等待下午一点的扫街。香客们跟随龙队进庙拜佛，寺庙里摩肩接踵，人烟鼎沸，漫天的烟雾让人恍如仙境。而由千年古刹之称的景德禅寺更是香烟缭绕，梵鸣悠长，大雄宝殿也在今日举行上梁仪式。寺内卧佛殿、藏经楼、方丈室上梁和山门殿已经重修完毕，对外开放，卧佛殿最为热闹，造价大约一亿的卧佛由缅甸进口的玉石雕琢而成，重约6吨，他静静地接受来往香客的膜拜，聆听他们的心声，潜心修行拜佛的老奶奶穿着藏青的法袍在卧佛殿外等待，满眼的虔诚和期待，满身的坦然和灵气。来自兴化的淮剧团在景德禅寺里搭台表演，老百姓们为了看得清楚，早早地就用条凳占上了地方，茅山号子那嘹亮的唱腔和急促的节奏穿过天空，站在老远就能听见，柔软缠绵的舞蹈，天真可爱的小朋友同台演绎，给台下的老百姓提供了一台充满欢声笑语的视觉盛宴。下午一点，舞龙汇合，组成一条百米龙队，环绕茅山镇游行扫街。舞龙的用意，概括起来不外乎几条:一为祈雨祈福，二为娱神娱己，三为彰显力量，四为兴旺人丁。龙队前面有一人敲乱棒锣，以示紧急，继由马皮清路。马皮是当地人请来的巫师，在社祭前进行扫街，以驱除妖魔和邪气，马皮带领龙队穿过大街小巷的每一户人家，众人夹道欢迎，十多面颜色异同的彩旗，迎风招展，以助阵威，家家户户，秉烛焚香，燃放烟花鞭炮，以保来年平安吉祥。放眼望去，是茅山浓厚的乡土风情让人陶醉，古镇老百姓在纳新同时不忘传承文化，刮面，扎香，自制的农具深受群众喜爱。在沿袭传统的同时也吸取新经验，谋求新发展，文化沟通的背后是经济的融合。所谓乱世的黄金，盛世的古董，富裕起来的茅山人民，在政通人和的情况下，自发恢复茅山庙会，其目的是挖掘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古迹，开发旅游经济，弘扬民族宗教文化，促进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扩大市场，振兴茅山。一座茅山，一方风水，拉动一方经济，也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融。我们坚信福祉茅山!好运茅山!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论文范文初中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　　目前在中小学生中，广泛存在着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缺乏，兴趣不浓，传统文化意识淡薄的倾向，他们对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如：传统美德、传统节日、文学名著、诗歌词赋、成语典故、毛笔字等没有兴趣，缺少教育，而对洋节日、洋快餐，日韩明星，流行音乐，网络游戏等倍加热门、推崇。众所周知，中小学生是国家的未来，这样的情况如任其发展下去，将导致文化断层、精神缺氧、社会道德缺失，后果非常严重。国家充分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适时制定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纲要》对在中小学生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中小学各学科课程要融入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在学校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等。那么，如何加强中小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1、开设传统文化教育课。按照《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的要求，在中小学生中开设传统文化教育课，将传统文化教育做为学生必修课程，纳入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通过教育，使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学习传统文化知识，领悟传统文化精华，弘扬传统美德，激励传统民族精神，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优秀学生。　　2、加强教师队伍培养。传统文化教育质量取决于教师水平。由于多年忽视传统文化教育及教师队伍建设，目前教师的自身文化素质和教学水平难以承担传统文化教学任务，因此搞好传统文化课教学，必须从培训教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入手。通过培养训练，形成一支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熟悉传统文化教材，熟悉教学方法，有独立教学能力的中小学教师队伍。　　3、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材的编制。要集中人才，结合我地区特点，编写中小学传统文化教材，并不断加工修改、提高教材质量。为中小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提供好的素材。　　4、发挥我地区传统文化教育基地作用。我们这里有许多著名的传统文化教育资源。要充分利用本地的博物馆、展览馆、革命烈士陵园、文化大家及爱国人士的故居等教育场所，带领广大中小学生定期学习参观，并以此开展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教育活动。　　5、营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舆论环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要有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在学校及社会上的各种社会公共场所，设置标语、图片、宣传画等载体，展示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设专栏、办专刊、学校广播站等载体，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要开展以弘扬传统文化为题材的校园、社区等文娱活动，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小学生学习接受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努力营造良好的环境。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而我们在学校中最需要继承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抽象整合出来的价值体系的精华，在具体操作时，应把继承学会做人、学会学习的传统作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因为学会做人、学会学习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两种基本素质，这两种基本素质是一个人不断成长发展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基础，因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应该首先继承学会做人、学会学习的优良传统。　　1、学会做人　　学会做人既是学生成长的基础与保证，也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学会做人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到人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具体表现为爱国、自尊、尊敬、知礼、遵规、反省、改过，诚信、持节、厚仁、贵和、求新等。我们要使我们的学生做到：(1)学做一个爱国的人。爱国就是对祖国的热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2)学做一个既自尊又尊敬人的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一个人要自尊、知耻，这是做人的底线之一。(3)学做一个知礼、遵规的人。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非常重视知礼和遵规。(4)学做一个反省、改过的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大力倡导的一种道德修养，就是一个人要不断地反省和改正过失或错误。(5)学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一种人格境界，是一种个人修养，也是一种道德行为。(6)学做一个持节的人。持节就是保持气节，具体指志气和节操，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品质。(7)学做一个勇于创新、奋发向上的人。求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求新就是要与时俱进。没有求新，社会就不能发展，人类就不会进步。(8)学做一个务实践行的人。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讲究实际、崇尚实干的精神，注重“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2、学会学习　　学习是学生的基本任务，学生最重要的学习是学会学习。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教导学生学会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直接或间接教导学生学习的论述，涉及到学生学习的立志、自强、惜时、毅力、好学、善学、求索、实践等各个方面。在学会学习方面，我们要使我们的学生做到：(1)学会立志，做一个有志向的学习者。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很重视人生志向的确立。(2)学会自强，做一个自强不息的学习者。自强即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努力进取，昂扬向上。(3)学会惜时，做一个有效利用时间的人。中国传统文化对珍惜年华、时间的论述是形象动人的。（4)学会勤学，做一个好学的人。中国传统文化大力赞扬勤奋学习的人，极力提倡好学的品质，关于勤学，好学的论述和故事是很多的，也是很感人的。(5)学会方法，做一个善学的人。善学是指能采取正确的学习方法，掌握学习的规律，多方面高效率的学习。(6)学会求索，做一个不断探究实践的人。除了向书本学习、向他人学习之外，还要不断地向实践学习，去实践，去探索。这一看就不想是你写的啊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一、我国民族精神的形成过程、内涵和基本作用　　形成过程：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在改造生存环境、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和建设祖国的奋斗中，逐步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内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基本作用：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是我们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力的核心，具有对内凝聚和动员民族力量，对外展示民族形象的重要功能。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　　二、民族精神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　　民族精神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在战争年代，“井岗山精神”、“抗战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都是民族精神的表现。在当代，民族精神得到了发扬光大。“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青藏铁路精神”等，展现了中华民族坚强的脊梁和不可战胜的雄姿，成为新时期弘扬民族精神的旗帜。　　三、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意义　　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关系到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力的核心，具有对内凝聚和动员民族力量，对外展示民族形象的重要功能。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只有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才能集中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披荆斩棘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只有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才能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有效抵制腐朽文化的入侵，吸纳现代文明成果，促进民族文化的创新和进步。　　四、我们应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需要发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作用；需要充分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需要博采各民族之长，汲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营养；需要坚持不懈地在全体民众中开展民族精神的教育；需要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需要青少年自觉履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学习；自尊、自立、自强，确立符合时代潮流的理想和奋斗目标等。内容较多，自己修改一下！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博大精深！

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一、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意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人类最早时期的文明。追溯中国历史，至今已有5000年文化积淀，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经过了多种字体的演变，并由此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承了下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不仅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引以自豪，而且要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和智慧，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的学科，也是文史类和师范类院校必开的一门课程，目的是让广大莘莘学子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悠久的古老文化，将这种文明与思想继承下去，影响更多的人。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广义上来讲，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汉语言文学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各种形态的文学思想皆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教、玄学等古代哲学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国最丰富的古代文化组成部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整体文化，对学习中国古汉字、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具有一定帮助。三、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建设汉语言文学是我国高校开设最早的课程之一，该专业注重学生文学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开设与中国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90年代全民经商大潮的兴起，文坛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文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少，90后一代更热衷于现代西方文化，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四、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方式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虽讲述的是古典文化和艺术，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但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影响教师采用高新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图形、视频、声音于一体的方式还原当时历史时期的场景，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学的兴趣，使学生通过影像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教育、佛学等文化。除此以外，通过实地考察和开设孔子学院，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普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学是古老而又具有系统性的一门学科，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能力，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通晓中国古今文化的文坛之士。两汉时期的经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清明时期的朴学及近代民主思想等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全面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身为中华儿女感到自豪。新时代的大学生同时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任务，可利用多媒体或互联网工具，将中国悠久且古老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