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论文范文高中生

给你篇美文。。。为汉服的低声吟唱作者：天涯在小楼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诗经·秦风》当我登上那古老的城墙，当我抚摸着腐朽的柱梁，当我兴奋的倚栏远望，总会有一丝酸涩冲上喉头，总听到有一个声音大声的说：记得吗？你的祖先名叫炎黄。有人跟我说，曾经有一条大鱼，生活在北冥那个地方，它化作一只巨鸟，在天地之间翱翔。巨鸟有如垂天之云般的翅膀，虽九万里亦可扶摇直上。圣贤赋予我们可以囊括天宇的胸襟，为我们塑造一个博大恢弘的殿堂。那时候，有个怪异的青年名叫嵇康，他临刑前，弹奏了一曲绝响，那宽袍博带在风中飞扬，他用了最优雅的姿态面对死亡。几千年过去，依旧有余音绕梁，只是他不知道，真正断绝的不是曲谱，而是他的傲骨，乃至他身上的衣裳。我也曾梦回大唐，和一个叫李白的诗人云游四方，他用来下酒的是剑锋上的寒光，他的情人是空中的月亮。我曾见他在月下徘徊、高歌吟唱，长风吹开他的发带，长袍飘逸宛如仙人模样。可是后来换了帝王，他用一杯酒捧起了文人，摒弃了武将。他的子孙最终躲进了人间天堂，把大片的土地拱手相让。然而在寒冷的北方，正有一支军队征战沙场，敌人都说，有岳家军在，我们打不了胜仗。可叹英雄遭忌，谗士高张，一缕忠魂终于消散在西湖之傍，一个民族的精神就这么无可逆转的消亡。然而血色夕阳中，我依稀见到，有人把它插进土壤，那是将军用过的，一支宁折不弯的缨枪。时间的车轮悠悠荡荡，终于在甲申那里失了方向。于是瘦西湖畔，梅花岭上，为纪念这个悲剧建起一座祠堂。那个叫史可法的文弱书生，他不愿散开高束的发髻，更不能脱去祖先留给他的衣裳，于是他决定与城共存共亡，丢了性命，护了信仰。残酷的杀戮，如山的尸骨，并不能把民族的精神埋葬，有人相信，千百年后，它依然会在中华大地上熠熠发光。就在千百年后的今天，我坐进麦当劳的厅堂，我穿起古奇牌的时装，我随口唱着my heart will go on，却莫名其妙的心伤，因为我听到一个声音大声的说：忘了吗？你的祖先名叫炎黄。我记得了，一群褐发篮眼的豺狼，带着尖船利炮，拆了我们的庙宇，毁了我们的殿堂。于是百年之后的今天—— 我们懂得民主自由，却忘了伦理纲常，我们拥有音乐神童，却不识角徵宫商，我们能建起高楼大厦，却容不下一块公德牌坊，我们穿着西服革履，却没了自己的衣裳。在哪里，那个礼仪之邦？在哪里，我的汉家儿郎？为什么我穿起最美丽的衣衫，你却说我行为异常？为什么我倍加珍惜的汉装，你竟说它属于扶桑？为什么我真诚的告白，你总当它是笑话一场？为什么我淌下的热泪，丝毫都打动不了你的铁石心肠？在哪里，那个信义之乡？在哪里，我的汉家儿郎？我不愿为此痛断肝肠，不愿祖先的智慧无人叹赏，不愿我华夏衣冠倒靠日本人去宣扬。所以，我总有一个渴望，有一天，我们可以拾起自己的文化，撑起民族的脊梁。记住吧，记住吧，曾经有一个时代叫汉唐，曾经有一条河流叫长江，曾经有一对图腾叫龙凤，曾经有一件羽衣——名叫霓裳！

战争敌人+我=一个男人+女人=家庭你想帮助。

我是苗族的，不晓得如何写，不过可以提供些建议：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在毁坏当地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同时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总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对苗族而言，我们有我们独特的文化和深远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厚，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惯常法的民族，也是第一个冶炼青铜的民族。现代苗族文化是多元而开放的，著名的苗族艺术有苗族芦笙舞，湘西苗鼓，湘西苗剧，苗族凳子舞，巴乌，苗琴，苗绣苗服，苗族蜡染等，苗族祖先古代发明了苗族历法-苗历。主要的苗族节日有：三月三，花山节（踩花山），六月六，苗年等。苗族因支系和地域分布的不同也可导致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对苗族而言，主要以稻米和玉米为主粮，过年有年糕，近似日本年糕的做法。苗族根据历史，有“盘瓠崇拜”，许多南方少数民族也有盘瓠崇拜，（《清史稿》：古西南夷多盘瓠遗种，曰僮，曰苗，曰瑶。。。。。。苗蛮尤多。），所以原则上苗族行医行药者不吃五爪动物。过年的时候，全家必须让自己的狗先吃（盘瓠：犬图腾），打苗人的狗视为对主人不敬。而苗族历史根据传说是这样的：苗族发源于上古九黎部落，其首领为蚩尤（苗文：Yeuf Chik)，，蚩尤即为苗人共祖。蚩尤和炎黄部落发生战争，即历史上著名的涿鹿之战。炎黄部落九战九败，遂造指南车，乘大雾弥漫进攻蚩尤，蚩尤战败，传说蚩尤死后化为枫树，故有地方苗族自称"蒙”（苗文：Hmongb/Hmoob)意为“树心”的意思，枫树心生妹榜妹留(汉语意思：蝴蝶妈妈），妹榜妹留才生苗族远祖姜央。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这首著名的《团结就是力量》，曾经擂响了各民族团结救亡、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铿锵战鼓，吹响了各民族团结建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激越号角，时至今日，仍然激励着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奋斗。　　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形象，团结就是希望，团结就是胜利。各民族团结友爱，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生动体现，是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重要保证。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靠的是各民族团结友爱。一个家庭不团结，可能亲人反目；一个民族不团结，可能一盘散沙；一个国家不团结，可能分崩离析。我国各民族在历经数千年的迁徒、贸易、婚嫁、交融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杂居、共生互补的格局，孕育了团结友爱的宝贵传统。特别是近代以来，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饱受欺凌。当时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必然像奥匈帝国等多民族国家一样，分裂为无数的单一民族国家。但是，他们的预言失败了。中华民族不仅没有分裂，反而"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民族的独立、自由和统一。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浴血奋战、浴火重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各民族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一体的命运共同体。在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过程中，不仅民族团结友爱的优良传统得以空前的光大，而且中华民族从自在的联合走向自觉的联合，团结一致走上了通向伟大复兴的崭新征程。　　中华民族繁荣富强，靠的是各民族团结友爱。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开辟了各民族团结友爱的新纪元，中华民族展现出巨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展现出无比的自信心、自豪感。60年来，各族人民高举民族大团结的伟大旗帜，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发展，携手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壮丽史诗。60年来，中华民族在前进过程中克服了来自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自然界的种种困难和考验，顶住了来自国内外的种种压力和挑战，使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航船乘风破浪、胜利前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民族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同心同德、并肩战斗。今天，"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理念已经成为各族人民的自觉行动，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已经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追求。这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要靠各民族团结友爱。今天，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往开来、意气风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把各民族紧紧地凝聚在一起。讲任务，是56个民族共同的任务；讲成绩，是56个民族共同的成绩；讲困难，是56个民族共同的困难；讲前途，是56个民族共同的前途。只有56个民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携手并肩、团结奋斗，中华民族才能焕发出无比磅礴的伟大力量，民族复兴的伟业才会展现出宽广灿烂的光明前景。编辑本段辉煌成就　　建国60年是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的60年。“同心掬得满庭芳”。60年来，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得到扎实推进，法制化建设成效显著，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被确立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得到坚持和完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民族团结的观念牢牢扎根千家万户，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处处绽放。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三个离不开"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各族群众建设现代化的热情空前高涨，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增强。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表彰了56个民族的4000多名先进集体和个人，在全社会唱响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各族人民好、伟大祖国好、民族团结好的时代主旋律。民族团结。

关于少数民族彝族论文范文高中生

伟大祖国的56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和睦相处，团结互助，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共同开拓了祖国的大好山河，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我国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不仅有美丽如画的自然风光，而且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还拥有珍贵的动植物资源、水力资源以及矿产资源等。我国南方气候温和，少数民族的服饰多种多样。男子一般穿对襟上衣和裤子。妇女穿的飘逸轻盈，各有特色。如傣族的绸料筒裙，景颇族的毛织花裙，苗族、布依族和部分壮族妇女的百褶大筒裙，彝族的多层百褶裙，黎族姐妹的绣花衣裙等。由于我国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不同，经济、生活方式也不同，他们的住房结构各具特点。在湿润多雨的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一般居住在干栏式楼房里。这种楼房分上下两层，所用材料以竹木为主。楼房上层用于圈养家禽、牲畜，放置农具或杂物。有些少数民族人民甚至完全用竹子做材料，建成别致的小竹楼。一栋栋造型独特的小竹楼，掩映在青青翠竹和香蕉，柚子树织成绿色帷幕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美丽极了！不同少数民族，对大米的吃法也各有不同。南方的傣族、佤族、黎族等少数民族，喜欢把米装入竹筒放在火上烧烤，使米饭带着竹子的清香味。壮族、布依族群众喜欢吃五色糯米饭和糯米糍粑。朝鲜族群众习惯用糯米打成糯米糕食用。新疆的维吾尔、乌孜别克等民族，常把大米和羊肉、胡萝卜、洋葱，有的还加入葡萄干、木瓜等，炒焖成喷香可口的什锦饭，由于焖好的饭用洗净的手抓食，所以又叫“抓饭”。在春暖花开或秋收季节，壮族群众喜欢开展抛绣球的活动。抛绣球是壮族男女相互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青年们在草坪或空地上竖起一根高十米的木杆，顶端钉一块木板，木板中心有些圆孔。男女各为一队，以抛出的绣球穿过木板上的圆孔为胜。也有在场中间搭歌棚，绣球抛不过棚或抛出界，或接不住对方抛过来的绣球，就要被罚唱歌，非常有趣。少数民族也有许多风格各异的传统节日，如：火把节、泼水节、那达慕大会、开斋节、洛萨节等。其中泼水节是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等民族的传统节日，每年四月中旬举行，时间为三到五天。节日期间，人们身着盛装，互相泼水祝福，还举行划龙舟等活动。晚上灯火通明，人们点花灯，放烟花，纵情欢呼歌舞，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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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论文范文高中

生物多样性科学已经成为最热门的话题。贵州是生物资源极其丰富的省份，据统计，贵州省境内植物种数在国内名列第四位，动物种数在国内名列第三位，贵州还是野生食用菌生长的天然温室，此外还拥有十分丰富的极端微生物资源和生长环境。显然，贵州典型喀斯特岩溶山区生物多样性研究、保护及开发利用与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由于贵州省长期以来生物多样性研究存在着力量分散及创新不够等问题，已难于适应今后贵州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为使贵州省生物多样性研究真正成为实施可持续发展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依托，对贵州省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科技资源进行优化重组已势在必行。本文概要介绍了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意义、贵州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基本情况、贵州省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待拓展的学科领域以及贵州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科技资源概况，并提出了对贵州省科技资源进行重新组合的初步设想。

关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论文范文高中生

先去查一下有关的少数民族文化，看看有什么感想，就可以写了呀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　　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　　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　　〔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　　〔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　　〔4〕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　　〔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　　〔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　　〔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　　〔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　　〔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　　〔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　　〔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论文题目高中生

《试论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之同异》

家庭传承模式面临现实冲击儿童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比如土家族、畲族等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这种家庭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强韧的关系之一。但是在今天，这种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长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人数在10万左右，其中80%是朝鲜族，留守儿童达到3万多人，其中个别学校的个别班级有85%以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儿童。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青壮年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成家而后定居，置身于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民族传统习惯的保持更加困难。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传统纽带一旦被割断，要想再重新拾起难上加难。另外一个冲击来自集中规模办寄宿制学校。有些农村地区开始推行低年级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这样，学生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少数民族学生与家庭的接触大大减少，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本民族文化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对本民族的认同也随之减弱。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学校教育能否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学校教育。在不少学校，民族文化的教育也已经开始。云南省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通过开设“民族常识”、“民族文化”、“阿语基础”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现行课程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即以校为本开发的课程）体系；贵州省贵阳市民族中学将民族知识校本课、民族体育、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制作纳入各年级教学计划，全校100％的学生都能得到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六中则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江苏省南通市西藏民族中学把藏语文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开展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节庆活动，让这些与父母相隔千里的藏族学子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化氛围。但是记者了解到，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其一，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在不少民族学校，师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民中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专业的民族教师，教民族文化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教师，真正懂得回族文化内涵的教师则更少，参加过培训的教师根本没有，上课方式还很呆板。”在青海省西宁市，有的民族学校因为缺少具备相关教学能力的教师，把开设阿语课的任务交给了清真寺承担，由清真寺阿訇对学生进行普及性的知识教育。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二，语言危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寄托着深厚复杂的民族情感。对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民族语言是他们最古老、最辉煌的成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创造能力的主要表现。为了保护民族语言，我国在条件成熟的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育。如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西藏等地，都开展了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族出版物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也成绩斐然。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民族语言的传承情况令人担忧，很多语言现在正在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现在全国能讲满语的人也就100人左右，而精通满语的人不足50人，而且多数都年龄偏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校长高春梅说：“我小时候居住在达斡尔族自然屯，所有达斡尔族的孩子都用母语交流，甚至连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孩子也都会用达斡尔语交流。如今在民族地区，40多岁的汉族兄弟还能用达语交流，但是达斡尔族的青少年却很少会说母语了，人与人交流的主导语言完全变成了汉语。”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传承面临更大挑战。同样在东北，赫哲语也没有文字记载，现在能说赫哲语、懂赫哲族历史的也就20多人。在我国，像达斡尔族、赫哲族这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一共有29个。民族语言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自己的“母语”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对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表现得极为冷漠。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学习民族语言之后的出口问题是教师、家长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受到中韩贸易的影响，朝鲜族语言成为了香饽饽，有些汉族学生甚至转到朝鲜族学校读书学习。但是其他一些民族语言的学习，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实用，没有保留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即使在开展双语教学的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其三，关注不够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但在不少地方，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集中办学的推进，不少民族学校面临被兼并的危险。一些民族学校迫于生存压力，更改了校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师资培训、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保障，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民族中小学还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再加上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其四，传承困惑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这些内容，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哪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是这些地区民族学校的校长最头疼的问题。部分民族学校领导缺乏民族感情，忽略了传承、弘扬、保护民族文化的职责，还有的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形式主义，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血液中，而不仅仅是表面光鲜亮丽的文艺演出，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之前，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氛围的保护更加紧迫。在一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民族传统技艺濒临消失之前，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如何实现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考验着政府与学校的决心和智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云南省德宏州民族文化　　德宏是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地方。她，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族风情独特，被国内外誉为"孔雀之乡"、"神话之乡"和 "歌舞之乡"。　　德宏州内居住着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僳僳族、德昂族等30多种少数民族，是全国景颇族、德昂族和阿昌族的主要聚居地。德宏的少数民族各具特色，领略民族风情、品尝民族餐饮，参加民族节日，有巨大的诱惑力。全州总面积11526平方公里，瑞丽江、大盈江国家级名胜区几乎囊括了德宏全境。据统计，2005年末，全州在籍人口78万人，当地少数民族人口25万，占7%。其中傣族03万占总人口的32%；景颇族05万占总人口的2%；僳僳族58万占总人口的4%；阿昌族84万占总人口的6%；德昂族32万人占总人口的24%。德宏傣族占全国傣族人口的30%，景颇族占全国景颇族人口的95%以上，阿昌族占全国阿昌族人口的85%以上。　　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僳僳族、德昂族分别从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群分化出来，保留了他们不同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但随着中原文化以及佛教、基督教的传入，各少数民族从中吸收了养分，各少数民族之间互相学习、相互交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创造了五彩缤纷的文化艺术，从而使德宏少数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神韵和蓬勃的生命力，构成世界上少有的多族群、多文化共生地带，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园中的一支奇葩。　　今天，德宏各民族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德宏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与各民族的文化交融是紧密相关的。　　德宏的气候是"立体气候"，宗教文化也呈"立体分布"，"十里不同天，一山不同俗 " 是对德宏宗教文化经典的概括。德宏高寒山区至今存留着种类繁多的自然宗教，半山区的景颇族、僳僳族以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为主，坝区傣族、德昂族和阿昌族则以上座部佛教为主，德宏的上座部佛教教派齐全，为世界罕见，是研究宗教文化的"活化石"。　　德宏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这里民族风俗醇厚质朴，民族节日异彩分呈，民族建筑独树一帜，民族服饰五彩缤纷，民族史诗闻名于世，民族歌舞优美精彩，民族绘画艳丽生动，饮食文化和风味小吃别具一格，尤其是傣族的贝叶文化、景颇族的目瑙文化更是饮誉世界。　　这里，我们将对德宏五个主体民族的文化作一简单介绍。　　傣族水的民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傣族约占全国傣族总人口的30%，是傣族聚居最多的地区。分布在全州各县市坝区和山涧河谷地带，有傣德和傣勒之分。他们濒水而居，善于在水中捕捞，喜欢在水中沐浴，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最隆重的传统民族节日"泼水节"，傣族少女柔情似水……学术界把傣族喻为"水的民族"，说他们纯洁如水，温文尔雅，从容不迫。　　一、历史渊源　　德宏傣族先民与我国古代东南沿海的越人部族有密切的族属渊源关系。早在西汉时期，就被称为"滇越"，建立了神奇的"乘象国"，傣语称为"勐果占璧"或"勐卯弄"。东汉被称为"掸"。唐宋时期先后归顺南诏、大理地方政权。元朝时德宏傣族迅速崛起，建立了强大的"麓川王国。"明朝称傣族为"百夷" ，正统年间爆发了震惊天下的"三征麓川"战役。从清初到近代称为"摆夷"，解放后正式定名为"傣族"。　　瑞丽一带的"傣德"支系，原先就居住在德宏，与汉族接触不多，保留着较多的民族传统文化；而潞西、梁河、盈江、陇川的"傣勒"支系，是后来迁人德宏的，他们过去分布在"傣德"支系以北靠近汉族的地方，吸收了较多的汉文化成分。　　德宏傣族的来源主要是三方面：一是德宏土著的"滇越"部族，今德宏怒江流域、大盈江流域出土的具有显著"百越"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文物，包括肩石斧、梯形石斧、夹沙陶器等均为"滇越"部族的遗物， "滇越"是"傣德"支系的祖先，主要分布在瑞丽市和潞西市遮放坝尾，这里的傣族至今保持着古老的传统习俗，如建筑上仍使用"干阑"式竹楼，人名无姓氏，男女孩以长幼顺序取名，男孩叫岩、依、散、俄……女孩叫月、玉、安、艾、娥……服饰与"傣勒"支系也有明显不同。二是从东南沿海"百越"地区迁来的傣族先民，自称"傣勒"，分布最广，潞西市、梁河县、盈江县、陇川县及瑞丽市勐卯镇最多。三是从缅甸迁来的傣族，主要居住在瑞丽市。　　二、土司制度与文化艺术　　土司制度对傣族的文化艺术有很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方面土司由封建王朝委任，对学习汉文化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从而带动了土司衙门里的贵族子弟、属官乃至傣族百姓都来学习、钻研汉文化的风尚；另一方面土司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重面子、讲排场，客观上推动了当地文化艺术的发展；再一方面土司把佛教当作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工具，大力宣扬佛教，而佛教对傣族文化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建筑艺术上看，土司衙门一律采用汉式建筑。规模因土司实力大小而异，其中以南甸、干崖、陇川、芒市、勐卯的土司衙门较为豪华，雕梁画栋，富丽堂皇，至今保存最完整的是南甸土司衙门。　　南甸土司衙门占地面积10，625平方米，建筑面积7，780平方米。由4个主院落、 10个旁院落、47幢、149间房屋组成。包括大堂、二堂、三堂、正堂以及粮库、军械库、监狱、马房、花园、佛堂、戏楼等。大堂是土司审理重大案件的公堂，内设刑具；置土司仪仗牌，包括"回避"、"肃静"牌和龙头、关刀、金瓜、城斧、朝天蹬、安民、除一手掌乾坤等；右侧置一把万民伞，左侧置鸣冤鼓、铜磐、铁炮二南。凡升堂、土司进出衙门，或迎送贵宾，均要击鼓、鸣磐、放炮。毒筒堂是土司接待上司或会见宾客的地方。堂前悬挂"十司领袖"和"天一柱"匾额。正中的后门称为太阳门，遇重大庆典或内地官员来临才开启，平时走两侧通道。三堂正中挂"永固南疆"匾额，是土司署讨论重大问越及属百值班的地万。正堂系土司及家属的寝室。正殿用栗木、左厢用椿木、右厢用揪木，暗含"正立春秋"之意，八扇门上雕刻着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周子爱莲、伯乐爱马等"八爱图"。整个衙门建筑群显得巍峨壮观，气势不凡，被称为傣族的"故官"。 1987年12月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11月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傣族土司衙门采用汉式建筑，在政治上反映了土司对封建王朝的依附关系，同时土司也可凭此向百姓炫耀自己的势力、威严和政治靠山，起到一种震慑的作用。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内地汉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的交流。　　从信仰的角度看，傣族佛教兴盛，与土司重视佛教有密切相关。德宏最著名的佛寺、佛塔，几乎都是土司出资或集资修建的。如芒市的菩提寺、五云寺、树包塔、瑞丽的姐勒大金塔、盈江的允燕佛塔等。土司对佛教的大力倡导，主观上是利用宗教从精神上控制民众，客观上却极大地推动了傣族宗教文化和傣族民间传统工艺的发展。其中包括佛经翻译、文学创作、建筑、雕刻、雕塑、绘画、剪纸、扎纸等等。　　傣剧与土司制度也有密切的关系。德宏傣戏最早发源于干崖土司衙门。干崖土司署组织傣族文人翻译大量京剧、滇剧剧本，移植排演为傣剧。傣剧先在各土司衙门流行，然后传入民间。　　三、舞蹈音乐　　傣族民间舞蹈以舞姿轻柔舒缓，造型独特优美，民族风格浓郁而享誉海内外，是傣族文化高度发展的艺术产物，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傣家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充分表达了傣家人心灵深出对美的追求、对和平的向往、对幸福生活的祈盼，体现了傣家人慈善、友好温和的品质。　　傣族民间舞蹈的种类非常多，有农作模拟舞蹈、抒情舞蹈、故事舞蹈、祝谢舞蹈、道具舞蹈、武术舞蹈、祭祀舞蹈、宫廷舞蹈等等。其中以拟兽舞蹈内容最为丰富，包括孔雀舞、白象舞、鱼舞、大鹏舞、马鹿舞、猴舞、龟舞等。　　傣族的摸拟舞蹈有图腾祟拜的遗痕，但绝大部分与佛教的流传密切相关。其中，孔雀舞是代表傣族民间舞蹈艺术的最高水平的舞蹈，它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逐步形成一种独立于宗教之外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表演性舞蹈。以独特优美的身段、节奏明快的舞步、变化多端的手形、灵活传情的眼神，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熏陶。只要一提起孔雀舞，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傣族。可以说，孔雀舞已经成为整个傣族的艺术形象。　　孔雀舞孔雀具有高贵优雅、温和从容的性情，与傣家人的民族性格相吻合，又是佛祖的使者，所以孔雀成为傣族心目中神圣吉祥、幸福美好的象征，凡节日喜庆都要跳孔雀舞。有道具孔雀舞和徒手孔雀舞两大类。过去只限男性跳，女性跳孔雀舞是解放以后才逐渐开始的。道具孔雀舞，俗称"架子孔雀舞"。舞者头戴王子金盔和王子面具，腰系用细竹、彩绸制作的、可以张合的孔雀翅膀和长长的孔雀尾。这种装扮，与印度民间的孔雀舞非常相似。道具孔雀舞有单人舞、双人舞和三人以上表演的有故事情节的孔雀舞。　　流行于潞西一带的道具孔雀舞，孔雀道具比较宽大，制作工艺精细，色彩艳丽，形象逼真。在跳法上以走舞为主，表现孔雀行走、奔跑、拖翅、展翅、开屏等姿态。而流行于瑞丽、碗町一带的孔雀舞，则穿戴轻便小巧的道具服饰，动作套路丰富，灵活多变。徒手孔雀舞，是解放后在道具孔雀舞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舞步是傣族特有的"起伏舞步"，支撑腿曲伸时，动力腿勾脚，相互交替，形成身体重心均匀起伏的舒缓节奏，给人以悠然而不失庄重典雅的感觉。徒手孔雀舞分两种，即单人孔雀舞和双人孔雀舞。单人孔雀舞表现的内容是，清晨，孔雀在幽静的森林中慢慢苏醒，梳理羽毛，左顾右盼，走出巢穴。来到一条清澈的小溪边，欣赏水中自己美丽的倒影。然后饮水，洗浴，抖落身上的水珠。接着是开屏、飞翔 … … 对孔雀习性的模仿，细致入微，将孔雀顾盼生辉的姿态、高贵圣洁的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双人孔雀舞的舞者分别扮演雌、雄孔雀，雄孔雀动作幅度大，刚劲有力；雌孔雀动作轻灵、娇柔，舞蹈表现雌、雄孔雀相亲相爱，充满柔情蜜意。　　象脚鼓在德宏州的任何一个傣族村寨，人们只要一听到象脚鼓的声音，就知道村中一定是在庆贺喜事。节日、迎亲嫁女、起房建屋、作摆、远方宾客到来都要敲响象脚鼓。在象脚鼓的召唤下，村中的百姓，不论男女老幼，都会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纷纷聚集在一起，踩着象脚鼓的节奏，尽情欢歌。傣族群众说："听到象脚鼓响，脚板心就发痒。"　　象脚鼓音色浑厚、圆润，鼓声传播得非常远。再配上浑厚的硭和急切响亮的、让人心脏加速的镲，产生一种和谐的、扣人心弦的、极为煽情的艺术效果。　　每年9月"出洼"后，谷子即将成熟，为庆祝丰收，傣族群众几乎每天都跳象脚鼓舞。民间流传："敲一下鼓，谷子饱一截"。丰收在望之时，正是傣家人狂欢的季节，村村寨寨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正如俗话所说"谷子黄，傣族狂"，充分反映了傣族人民对丰收的渴望和对丰收的喜悦。　　斜光傣族把以击鼓表演为主的舞蹈叫做"斜光"。击鼓方法变化多端，不同的击法和节奏，构成不同的鼓语。　　从人数上看，有单人舞、双人舞和群舞之分。单人舞是突出个性化的即兴表演，过去村与村之间经常进行擂鼓比赛。比赛获胜，被视为全村的荣耀，同时要把鼓抬到奘房供奉。胜者不仅将得到一头牛的奖励，还会博得美丽姑娘的爱慕。双人舞讲究配合默契，融人傣族武术套路中躲闪、踢腿的招式。两位鼓手之间还可通过鼓语，一问一答，颇有情趣。潞西一带的双人舞，鼓身左右摆动，模仿孔雀开屏；盈江一带，鼓身上下摆动，模仿公鸡打架。而群舞则是遇到隆重的庆典才举行，数百只鼓一齐擂响，气势磅礴，震撼人心。　　嘎光以象脚鼓为伴奏的集体舞，在傣族民间最为盛行，男女老少都会跳。人数少则几十，多则成百上千。舞呈"三道弯"形，节奏舒缓，舞姿轻盈优美。"三道弯"是傣族及南亚、东南亚许多民族特有的舞蹈造型。这是原始人类采摘树上果实的再现，同时还表现出古代百越部族对鸟、蛇图腾崇拜的痕迹。　　瑞丽、碗町一带"傣德"支系跳的嘎光，打击乐手站在舞场中央原地伴奏，众人围圆圈踏节拍而舞。潞西、盈江、陇川、梁河"傣勒"支系跳嘎光时，打击乐手位于舞队之首，引导舞队进人舞场后，才到舞场中央伴奏。舞蹈进人高潮时，懂武术的男子脱去上衣，露出文身，随鼓点在舞场中表演傣拳，众人齐声发出"呀呀一呜一呜"的欢呼声。气氛热烈欢快，具有浓郁的民间艺术特色。　　葫芦丝葫芦丝是德宏傣族群众最喜欢吹奏的传统乐器之一。葫芦丝，傣语称"筚朗道"，意为"用葫芦做成的吹奏乐器"。　　德宏傣族把吹管乐器统称为"荜"，有荜香、荜秀、荜端翔、荜朗道等，管身竹制，造型别致美观，富有民族特色。音色圆润、柔美而纤细，极富抒情性，符合傣族温和善良的民族性格，善于表现傣乡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传递傣家人含蓄细腻的情感。　　民间吹奏葫芦丝，一是老年人自娱自乐，排遣孤独，内容多为叙事性的古调，音符悠长、苍凉、凄楚，是老年人怀古、排遣孤独感的方式之一；二是年轻人谈情说爱时，吹奏葫芦丝传递情感，曲调优美、抒情、浪漫。　　过去傣族民间有"目掌荜，目宾宰"（意为"不会吹葫芦丝，不是小伙子"）的说法，只要成为葫芦丝高手，定能博得姑娘的欢心。所以，男孩到了十四、五岁，就开始偷偷学习葫芦丝的吹奏和制作。　　有"葫芦丝之乡"美誉的梁河县，其境内的勐养坝曾是南甸土司的避暑胜地，坝中蜿蜒流过清澈的南养江，滋润着肥沃的土地，这里沟河纵横，四季常青。竹林深处，分布着数十个傣族村寨。金秋十月，当谷子收割完毕，田野一片寂静。夜幕降临，秋风送爽，明媚的月亮爬上竹梢，萤火虫四处飞舞，这是傣族"布冒"（小伙子）"猎少"（串姑娘）的大好时机。寨子里的小伙子们披上草绿色毛毯，挎上电筒，带上心爱的葫芦丝，朝着不同的目标奔去。。　　进人二十一世纪后，葫芦丝在国内的影响更大，那勾魂摄魄的奇妙声音，引发了一股席卷全国的狂潮，天南海北的人们，都把吹葫芦丝当作一种时尚、一种自豪。　　四、傣族文化艺术　　语言文字傣语属于汉藏语系壮傣语族壮傣语支，国内同语族的语言有壮语、布依语、侗语、水语、松佬语、毛南语、黎语，同国外的泰语、老挝语、缅甸的掸语、印度阿萨姆邦的阿霍姆语是很接近的亲属语言。　　饱受中原黄河文明与印度恒河文明的滋养，傣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一是百越文化的积淀；二是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三是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四是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　　德宏傣族学者普遍认为，德宏傣文字母来源于印度巴利文字母，德宏傣文是由缅甸文字变化而来的。有老傣文与新傣文之分。新傣文系1954年在老傣文基础上改进，共有36个字母、19个声母、84个韵母，6个声调。书写为自左向右横写。拼写顺序是声母在前，韵母在中，声调符号放在韵尾后面。　　现今使用德宏傣文的地区，有德宏、保山、临沧、思茅、大理、楚雄等地州的傣族地区，人口达40多万。　　文学艺术德宏傣族文学历史悠久。古代傣族先民早就创作了反映自己劳动生活的歌谣、神话和传说。有自己的文字后，神话、传说得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口头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使傣族文学的发展迈上一个崭新的台阶。　　叙事长诗目前，傣族叙事长诗大约有五百五十部，这些作品都是数千行、数万行的宏篇巨著。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宝藏中一座绚丽多彩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