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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案，很复杂，所以很容易有话写。

1、论程序正义在中国的缺失与实现2、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3、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4、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5、论网络犯罪案件的证据收集与审查6、论刑事审前程序的司法控制7、论死刑复核制度8、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9、证人保护制度研究10、论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权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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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论刑事诉讼审判监督程序 ·刑事诉讼法原则宪法化的比较研究·刑事诉讼法律监督面临问题及对策·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与法官的证据调查权·刑事第二审程序的审判范围·完善检察权的组织保障·附带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与被害人的关系研究·日本的被害人保护制度及其启示 ·抑制公诉权的东方经验·英国的刑事上诉制度研究 ·关于犯罪模式分析在我国应用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事审判中的交叉询问规则之建构 ·论无罪辩护·谈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的执行难·侦查阶段之利益冲突 ·认罪案件办理的四个机制 ·我国刑事审判中交叉询问规则之建构·审查逮捕阶段实行刑事和解制度刍议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实证研究·刑事证人义务与例外的价值权衡·完善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立法之思考·法律应该为“见义勇为”保驾护航·议刑事审判中的无罪推定原则·秘密侦查蕴藏的争议与风险分析·量刑建议制度全面推行的障碍及破解·审理死刑二审案件检察院应派员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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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中关于的立案程序问题探讨

一、死刑是刑罚吗？　　死刑消灭生命，那是因为它的前命题肯定是，只有消灭了肉体，才能消解罪犯的部分罪恶[3] 死刑认为，罪犯犯罪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存在[4] 这实质上是在说，行为人继续存在，就会继续犯罪，是命中注定要犯罪的，是不可救药的，从犯罪预防的角度来说是没有预防可能性的，所以只能推定其为天生犯罪人。天生犯罪人因为它是遗传学上人种中的坏种，是生存竞争中的应被淘汰者[5] ，是应该被剔除掉的。故而其生命权是不受保障的。另外，比较身体刑、自由刑、罚金刑、名誉刑，死刑犯绝对没有任何的再犯可能，因而，死刑对于犯罪人是最有效的“特殊预防”手段。这应当是死刑存在的逻辑。　　但是，天生犯罪人是命运犯，该人意志不自由，没有罪责，没有可责性。不能用刑罚来对待，因为对其适用刑罚就像对疾病进行非难一样，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刑罚是和应该是什么？为什么要处以刑罚？刑罚的任务是什么？根据刑罚理论上最一般的理解，刑罚是根据不法和罪责的严重程度来确定的一种可感知的痛苦和祸害，它表明了国家对行为的公开反对，是对严重违法行为的强制抵偿，以此证明法规范一如既往的有效性。另外，刑罚也应该对于行为人本人产生积极的效果，这样就有助于行为人的再社会化，或者说至少不会妨碍其再社会化[6] 刑罚在本质上是国家通过对犯罪人必要而适当的制裁，使其痛苦地感受到过去行为给其在法律地位上带来的现实不利和污点状态。一方面表明国家对行为人的非难和警告，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强制向其弃恶从善的理智发出号召。刑罚的任务体现在所赋予刑罚的意义和目的上。刑罚的意义在于罪责抵偿、实现和解[7] ；刑罚的目的则是惩前毖后、预防犯罪[8] 片面的强调意义或者目的两者其一，就会要么导致不人道的刑事政策，要么导致不公正的刑事政策[9] 寻求罪责抵偿的刑罚意义和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之间的均衡关系，应该是人道理性而科学的刑事政策的指导思想。在刑罚目的的二律背反关系上，重心应该向特殊预防方向上进行转移。这样，刑罚的目的定位就是：以罪责原则为刑罚的根据和界限[11] ，通过特殊预防（惩前毖后）来实现一般预防[12] ，而不是通过片面而纯粹的报应实现恐怖；通过特殊预防（教化行为人）而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13] ，而不是把犯罪人永远的开除出社会共同体。　　所以，结论只能是：　　不管是隆布罗索提出的天生犯罪人，还是东方神相言中的牢狱命相之人，皆是决定论上的天生罪犯；　　天生罪犯是命运犯，没有意志自由，没有罪责，没有可责性，没有刑罚可罚性；　　死刑以天生犯罪的假设为前提，但是天生犯罪人又不能以刑罚来对待，而且死刑不符合刑罚的本质，完成刑罚的任务，死刑明显不是刑罚。　　犯罪生物学尚未肯定天生犯罪人的存在。也就是说，死刑的预设的事实前提并未证成，那么死刑针对的就有可能是非决定论上的犯罪人。　　非决定论上的犯罪人，有意志自由，就有作出不犯罪的可能，这样刑罚的预防目的就是可能实现的，死刑违背刑罚目的的，因而，非决定论的犯罪人预设断然不是死刑的前提。　　如果死刑以命运犯为前提，则死刑不是刑罚，更何况命运犯的存在并未取得可靠的实证；如果以非决定论的犯罪人为前提，从刑罚的合法性、本质、意义和目的来看，死刑绝对不是和不应是犯罪行为人的命运。死刑不可能是刑罚。　　退一步，死刑如果是刑罚，那么罪责全部由个人承担，在犯罪学上就可以推定，犯罪的原因仅仅在于个人的禀赋和天性，而与个体赖依生存的社会和环境等其他变量没有任何关系。这样死刑犯就是天生犯罪人。但是这样的论断，从来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　　死刑不是刑罚[14] ，死刑是什么？这个问题只能留待主张死刑必要性的人们去回答。　　二、死刑可以终结吗？　　主张死刑者的关键理据在于：对于严重犯罪的威慑，死刑是不可放弃的。经营黑色经济、威胁国家权力、瘫痪社会运转的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和结构性腐败犯罪，给人类带来灾难后果的恐怖犯罪与环境犯罪和整体犯罪率持续上升的严峻的安全形势，给这种主张的说服力提供了现实根据；危险刑法和敌人刑法的提出，似乎回应了平民主义严厉刑罚和甚至恢复死刑的要求；媒体和“舆论导向专家（Spin-Doktor）”塑造的假象世界加剧了人们的“道德恐慌（Moralische Panik ）”[15] 不可放弃死刑似乎成了理直气壮的时代精神。　　我们反对死刑不可放弃论的主要理据在于：　　（1）如果存在刑罚的威慑效应，它只能被假定为针对故意和预谋犯罪。但是，在现行的实务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被死刑威胁的犯罪，却缺少这样的前提。比如由于义愤而冲动杀人的犯罪，死刑的威慑效应一开始就被排除了。　　（2）死刑的威慑效应是值得怀疑的。这主要在犯罪统计分析中可以得到明确的反映。从不同国家公布的统计资料来看，至少可以看出，一方面，死刑废除后，投资犯罪率没有上升；另一方面，引入死刑后，也没有下降。在实证犯罪学上，塞林（Sellin）在二十世纪50年代在美国对死刑威慑效应做了第一次意义重大的实证检验，通过对一些特定的犯罪类型（杀人犯罪）在（有和没有死刑的）不同州和（废除前后的）不同时期的比较，得出的结论认为：死刑对于这类犯罪不存在威慑效应。之后的一些其他犯罪类型的经验研究也有与此相反的结论，但由于存在方法上的致命缺陷而丧失了可靠性和有效性。其次，在司法实务中已有充分的个案证明，死刑的存在，还有使犯罪高频升级而成就数罪的疯狂化可能 [16] 比如，在行为人在实施抢劫时，为了规避抢劫罪的相对死刑进而消灭可能成为证人的被害人，又实现了绝对死刑的杀人罪，抢劫升级而杀人。死刑事实上也在推动犯罪的严重化和频繁化（与其威慑效应的逻辑恰恰相反）；再次，死刑的执行虽然在公众意识中以最强烈地方式证实了规范的一贯有效性，但是它在制造恐怖的同时，在社会心理上也会助长暴力和残忍；尤其在犯罪致富已成风气、犯罪已经成为生活方式和职业的地方和群体中（比如走私犯罪，毒品犯罪发生率很高的地方；有组织犯罪和职业或习惯犯罪群体中），由于死刑过度频繁的适用，人们对死刑的感知会麻木到习以为常，对死刑执行的感受和对人的正常死亡的感受没有两样 [17]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和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后，本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证据制度方面，应坚持实事求是，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特别是应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内容予以合理吸收和采纳，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一、设计理念的三个“相结合”　　首先为了有效的实现保障人权的理念，明确地吸收“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证据规则;就应根据惩治犯罪的需要，赋予追诉机关一系列的特殊侦查手段和措施;就应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地位和权利。其次，要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相结合。要避免过去“超职权主义”模式下的“程序工具主义”所导致的程序虚无主义。实体公正主要是要求准确认定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使案件作出公正处理;程序公正主要是要求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取证合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等;而程序公正本身就直接体现着民主、法治、人权和文明的精神。正是因为程序公正的实现，实体公正才能真正凸显“案结事了”的实质意义。　　目前存在的突出的实践问题依旧是“重实体、轻程序”，应当进一步确定程序法定原则、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制度。坚决防止为了所谓的迅速“破案”违反法定程序，不择手段地“发现”事实和打击犯罪。再次，要坚持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相结合。只有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能防止冤枉无辜的现象，才能树立国家的司法权威，才能提高司法公信力;而要让案件证据达到确实充分，就必须坚持证据裁判主义原则、质证原则和交叉询问方式，对所认定事实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　　二、证据应从“事实说”走向“材料说”　　由于理论界对于“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一定义在逻辑上的质疑，如果证据必须都是“真实的”，不真实的“事实”不属于证据;那么，一是通过何种方式或渠道才能知道或确定某一“案情”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不得而知;二是既然证据是“真实的”，为何还要“查证属实”，二者之间的逻辑顺序应当如何演进;三是证据与“定案根据”两个概念间的种属关系应做如何理解。而证据的“材料说”则很好的解决这一逻辑悖论。首先，“证据材料”可以真，也可以假，真实的证据材料可以证实案件事实，而假的证据材料则可予以排除;其次，从证据种类的角度来看，作为证据材料的一种，鉴定只能是一种“意见”，而非“结论”，鉴定意见可以真也可以假，而不应称其为“结论”越俎代庖取代或否定法官的认证;再次，证据材料经“查证属实”到“定案根据”符合正常的逻辑法则和经验法则;最后，程序上只有“用于”证明案件的材料才可称为证据，不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只是“材料”，并非证据，即证据材料只有经过严格证明和质证，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　　三、证明责任的强化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贯穿整个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一条金线就是：主张者必须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否则要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如果在审判结束后，没有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即说明控方没有能够证明被告人犯罪，被告人就有被宣告无罪的权利。不能因为被告人没有抗辩，或者抗辩证据不足，或者根本没有抗辩证据，而证明负担转由被告人承担。辩方如果在法庭上行使辩护权，提供证据证明其无罪或罪轻，这是其享有的基本辩护权利，而不是法定的举证义务。这就要求在制度上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证明责任分配的目的在于，通过控方提供证据，使得法官内心确信控方的主张是真实可信的。当然，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来承担。　　四、证据规则的法定化　　首先，应当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这就要求严禁司法人员为了达到破案的目的，采取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司法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要求侦查机关的讯问方式正当、合法、文明、人道，并且可以采取全程录音录像的方式进行讯问;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处于正常的陈述环境，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和扩大非羁押措施的适用;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要求在陈述之前有被充分地告知有罪陈述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这就要求作为诉讼主体依法享有辩护权等广泛的诉讼权利并受法律保障。　　其次，应当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取证问题在任何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下都可能发生，而设立排除规则的目的旨在排除通过酷刑等手段获取的不可采证据，从性质上属于针对滥用侦查权的一种程序性制裁措施，从而使得证据的取得方法的正当性决定证据可采性有了实质性的程序意义。我国在法律上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没有单独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程序。《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机关、程序、后果和措施。建议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能够予以合理的吸收并可稍作扩大解释，不应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将排除规则的适用期间向前延伸至侦查阶段，对于在侦查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的依据;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检察机关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法庭上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控方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如果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处理。以保障任何人，特别是被追诉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人权，并抑制将来违法取证行为的发生，维护程序法治与正当程序价值。　　五、证明标准的具体化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该证明标准是对定案证据充足度在宏观上的要求，如何具体把握和认定什么是“清楚”、“确实”、“充分”，并没有具体地说明，《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于“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作了详细规定：“(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2)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3)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4)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5)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上述几项具体条件充分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程序法定原则、质证原则、逻辑法则、经验法则、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等基本的证据法原理，应当将该证明标准具体化的合理成分纳入到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当中，并将其作相关调整后，作为一般原则性条款来规范所有的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的认定。　　六、证人的保障机制　　依照质证原理，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双方当事人展开质证，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等都要出庭接受对方当事人的交叉询问。通过交叉询问，才能攻讦对方证据的弱点或缺陷。而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极少出庭作证已是公开的事实，证人不出庭作证显然使得庭审流于形式。为了保证证人毫无顾虑的参与庭审，必须制订相关的保护措施来保障和促进证人出庭作证，如不公开证人的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采取“遮身不遮音”的方式作证;庭审期间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对于证人因出庭所造成的交通费、住宿费等予以解决;对于证人在诉讼期间请求予以保护，公检法机关应依法采取保护措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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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证人拒不出庭作证也要判罪了

温州虐童案就不错啊，可以讨论刑法是否应该设立虐童罪。

企业改制侵吞财物构成贪污的数额应全额认定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受委派从事公务的职务便利，非法将企业的公共财物永久控制在个人手中，使财产所有权事实上发生了转移的，无论是据为己有还是转送他人，均对公共财产所有权造成了实质性侵害，构成犯罪的，依法应以贪污罪定罪处罚。一、基本案情被告人王一兵，男，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９日出生于山东省荣城县，汉族，大专文化程度，上海宝耀建材工业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上海宝耀建材工业设计研究试验所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住上海市月浦七村２１号５０３室。因涉嫌犯贪污罪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２日被逮捕。１９９２年７月，上海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全民所有制企业，以下简称“十三冶”）与上海耀华水泥厂（集体企业，以下简称“耀华厂”）共同投资成立国家、集体联营企业上海宝耀建材工业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宝耀公司），其中十三冶投资人民币３７５万元（占７５％），耀华厂投资１２５万元（占２５％）。十三冶根据联营合同，委派王一兵任宝耀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同年１１月９日，宝耀公司董事会根据章程规定，颁发了聘用王一兵为总经理的聘任书。１９９３年６月，王一兵以宝耀公司生产商品砼需进行试验为名，经董事会同意，由宝耀公司出资３０万元成立下属集体所有制企业上海宝耀建材工业设计研究试验所（以下简称“宝耀试验所”）。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５日，上海浦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宝耀试验所正式成立并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试验所由王一兵负责经营。宝耀试验所取得营业执照前后，在王一兵的授意下，宝耀公司开出支票共计７８０万元，用于为宝耀试验所购买搅拌车１２辆及支付其他费用。１９９４年底，王一兵得知宝耀公司１９９４年度利润总额达１８００万余元，遂指使兼任宝耀试验所会计职务的宝耀公司会计主管宋某，篡改宝耀公司原先账目，抽出部分单位支付给宝耀公司的货款则原始凭证，作入宝耀试验所账册，从而在账册中结平宝耀公司为宝耀试验所支付的购买搅拌车等款项，并将用宝耀公司资金７８０万元购买的１２辆搅拌车计作宝耀试验所的固定资产。１９９５年１月３日，宝耀试验所吸收职工个人股金１２０万元（其中王及其亲属集资计６９万元），将宝耀公司原投入折算为３０万元，经浦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变更为集体与自然人投资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王一兵为该试验所法定代表人、董事长。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宝耀公司转让原在宝耀试验所的３０万元股权，由宝耀试验所职工个人集资充抵，经浦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变更为自然人投资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其中王一兵个人及其妻、母、女、弟、妹等亲属共计投资１０４万元，占总投资的６９％，王一兵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至此，王一兵利用担任宝耀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之便，将用宝耀公司资金７８０万元为宝耀试验所购买并计入宝耀试验所固定资产的１２辆搅拌车隐匿并不予收回，非法转归王及其亲属绝对控股的宝耀试验所占有。二、控辩意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被告人王一兵犯贪污罪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王一兵及其辩护人认为，王一兵不具有贪污罪的主体身份，又无非法占有公款的故意和行为，不构成贪污罪。三、裁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一兵受国有企业十三冶委派到非国有企业宝耀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具体负责宝耀公司的生产经营，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管理权，属于受国有企业委派至非国有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王一兵利用兼任宝耀公司与宝耀试验所法人代表并负责两单位经营的职务便利，唆使会计人员虚假作账，将宝耀公司的公款转移至宝耀试验所，致使宝耀公司对上述公款完全丧失所有权。虽然宝耀试验所并非王一兵一人出资，也没有证据证明王一兵个人直接非法占有上述公款，但上述公款已归全部由个人出资的宝耀试验所所有，并由王一兵实际控制和支配，王一兵个人是否直接占有公款，并不影响其非法占有行为的性质。被告人王一兵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唆使他人作假账的方法侵吞公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一兵犯贪污罪罪名成立。被告人王一兵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鉴于其将侵吞的公款主要用于其个人及其亲属为主投资的宝耀试验所的生产经营活动，并未大肆挥霍赃款，且用赃款购置的车辆已被追缴，对王一兵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一兵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十万元。（二）非法所得应予追缴，发还被害单位，不足部分继续追缴。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一兵以其行为不构成贪污罪为由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宝耀公司系国有企业十三冶和集体企业耀华厂共同投资组成的国家、集体联营性质企业，王一兵作为国有企业十三冶的国家工作人员被委派至非国有企业宝耀公司从事公务，无论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还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王一兵都具备贪污犯罪的主体身份。１９９４年间，宝耀试验所尚属宝耀公司全资下属单位，上诉人王一兵将宝耀公司财产转到宝耀试验所不如实记账，尚不能以贪污罪论处。１９９７年宝耀试验所转制为自然人股份合作制企业，王一兵利用担任宝耀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放弃公司对宝耀试验所１２辆搅拌车资产的所有权，使该部分本属宝耀公司所有的公共财物被王及其亲属绝对控股的宝耀试验所非法占有，其行为应以贪污罪论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四、裁判要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是贪污罪的本质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法占有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既可以由本人占有，也可以处分给他人；既可以先占有后处分，也可以占有一部分的同时处分另一部分。只要未经所有权人同意而非法对财物进行具有所有权性质的处置，从而永久排除所有权人对财物行使所有权的，即构成非法占有。司法实践中，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采取各种非法手段将公共财物永久控制在个人手中，使财产所有权事实上发生转移的，无论是据为己有还是转送他人，均对公共财产所有权造成了实质性侵犯，构成犯罪的，依法应以贪污罪定罪处罚。本案中，宝耀公司系国有企业十三冶和集体企业耀华厂共同投资组成的国家、集体联营性质企业，根据联营合同，十三冶委派王一兵为宝耀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具体负责宝耀公司的生产经营。因此，王一兵是受国有企业被委派在非国有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依法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具备贪污犯罪的主体身份要件。１９９４年间，王一兵利用担任宝耀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通过指使财务人员作假账的方法�将宝耀公司１２辆价值７８０万元的搅拌车转移到宝耀试验所名下之后，在宝耀公司的账面上已经无法反映出其对宝耀试验所享有的７８０万元债权。但因当时宝耀试验所尚为宝耀公司的全资下属单位，虽有独立的法人人格，但宝耀公司作为宝耀试验所惟一的股东，对宝耀试验所全部财产当然地享有出资人的所有权利。因此，王一兵利用职务便利将宝耀公司财产转到宝耀试验所不如实记账的行为，尚不能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在宝耀试验所转制为自然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过程中，王一兵明知宝耀公司价值７８０万元的搅拌车已被其利用职务便利以宝耀试验所固定资产的形式予以隐匿，不但不予收回，反而利用担任宝耀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非法将该部分财物转归其本人及亲属绝对控股的宝耀试验所占有。对此，王一兵既未向宝耀公司董事会汇报，又未向改制后的宝耀试验所的股东讲明。因此，这些公共财物名义上虽归宝耀试验所所有，但其使用、分配等权利均由作为改制后的宝耀试验所最大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王一兵行使，处在王一兵的绝对控制之下，应认定为被王一兵非法占有。尽管王一兵非法占有的宝耀公司的公共财物在形式上仍然属于宝耀试验所的固定资产，但由于财产所有权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转移，财产的公共性质已经受到实质性侵犯，且处于王一兵的永久控制之下，因此，王一兵将部分公共财物处置给宝耀试验所其他股东的行为应当视为其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后的一种处置方式，不影响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一、二审法院对被告人王一兵以贪污罪定罪处罚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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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ug， Ulrich： Die Todesstrafe – ein unmenschlicher A In： Klug， Ulrich ， Rechtsphilosophie， Menschenrechte， S Aufs??tze und Vortr??ge aus den Jahren 1981 bis A， S255-　　全理其：《法学研究》1999年第18卷第5期，第81页。　　一种不受目的构想所约束的正义诫命要求的纯粹的道义责任。　　尽管在制度上不可能，但是假如让作出死刑判决的刑事法官来执行罪犯的死刑，不知道会对刑事法官对死刑的选择有何种影响？刑事法官会不会成为血腥恐怖的法官？　　Jescheck/Weigend， Lehrbuch des S Allgemeiner Teil， A 1996， S　　第一次变化是从死刑－肉体刑/无期向有期徒刑的转移[结束于19世纪末]，与寻找人的尊严有关；第二次变化是从自由刑向控制－罚金刑的转移[结束于20世纪中叶]，与制裁的经济性有关。　　关于反对死刑的理性理由，也可参考 Bockelmann， Paul： Die rationalen Gründe gegen die T In ： Maurach， R （H）。 Die Frage der T A， Bockelmann 的著名论断是：反对死刑的最重要的理性理由是死刑的存在没有理性的理由。S 对死刑基本问题的回答也可参考 R Maurach， E Schmidt， W Preiser， H-H Jescheck， A Portmann， E Kretschmer， A Huth， E Müller-Meiningen ， A Süsterhenn， P Bockelmann， W Künneth， K L??with （Zw??lf Antworten）十二个回答者的一本书： Die Frage der T A，　　Radbruch， Gesetzliches Unrecht und übergesetzliches Recht， in： SJZ， 1946， S　　 Albrecht， H-J ：The Death Penalty i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 In： EU-China Human Rights D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EU-China Legal Expert Seminar held in Beijing on 19 and 20 October 公民个人对这种威胁程度的知悉权只能通过公布真实的死刑判处和执行统计数据信息予以保障；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得把该信息列为司法秘密。如果死刑判处和执行的统计数据不予公布或公布不实，有权公布的机关就会违反《刑事诉讼法》上死刑判处和执行应当公布（不仅仅是个案公布，关键是统计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义务。　　Baumann/Weber/Mitsch， SAllgemeiner Teil，A，2003，§ 3 Rn 　　如果的刑法规范违反的刑法规范，在刑法学理上看来，前者应当是无效的，就得通过立法予以解决；但是在立法解决以前，针对已经确定的案件事实，法官如果在寻找要适用的规范时，不能证明所选规范的有效性（该规范是“罪行极其严重”的规范）而恣意适用之，就会出现适用法律错误或失当的问题，从而动摇判决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另外， “罪行极其严重‘’ 存在严重的不明确性，它是指所有的犯罪类型中最严重程度的类型呢？还是指每一犯罪类型中具体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呢？或者是最严重的类型中的最严重的具体犯罪行为？（schwerste Verbrechen oder Tatschwere？）　　通过对资深刑事辩护律师的访谈分析， Albrecht， Hans-J??rg教授认为当前死刑案件辩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　　第一，律师将辩护过多集中于犯罪客观方面，主观因素重视程度不足，而实践中客观方面有时难以辩护；　　第二，法官判决缺乏一些规范性指导，说理不够，自由裁量权有时过大；　　第三，最好的辩护须建立在被告人与律师彼此的信任，这在中国有待加强；　　第四，律师辩护活动不应过多集中在审判阶段，其他阶段均应有律师参与；　　第五，律师获得的关于被告人的信息和资料十分有限；　　第六，律师辩护有时很难影响法院定罪量刑；　　第七，律师应运用各种辩护策略，如怀孕、不到18周岁等法定减轻情节等；　　第八，律师应采取积极和消极的辩护技巧和方法。　　这八个问题是Albrecht教授在指导 “加强死刑案件刑事辩护” 的实证研究项目的最近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的。　　 Weigend，Thomas： Unverzichtbares im Strafverfahrensrecht， ZStW 113 [2001]， S只要认为侦查程序澄清事实之后，有必要进行法庭审理，原则上应该坚持：仅仅是法庭审理所得对于判决才是重要的；而且只有所有的诉讼参与人同意，才能允许侦查程序的结果在法院的判决（Entscheidungsfindung）中直接予以采纳。直接把侦查程序的结果作为判决的基础是很危险的。　　《刑事诉讼法》早就规定了死刑复核权在最高人民法院，到目前为止，只能是尽快结束这种复核现实的违法状态。　　要制定具体明确而统一公开的核准与不核准的标准，使得辩护律师有机会和根据进行充分有效的辩护。当然，学术界主张废除死刑的专家学者只能为该指导标准提供不核准的苛刻标准，如果提供核准的标准或者充当核准程序的法官，势必会违背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学术信念，从而危及自己的学术信誉。　　历史上有过赦免的先例，宪法上也有国家元首的赦免权规定，但是在实体和程序法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