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议论文题目有哪些特点
一、关于传统文化类型的诸种意见 中国人很早就对文化类型有所认识,古代人已将中原地区的华夏农耕文化与周边四夷的游牧文化或渔猎文化加以比较,两汉以后,又将本土以入世精神为特征的儒家文化与来自南亚出世精神为特征的佛教文化加以比较, 近代以降如严复、李大钊1893-1988,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思想家和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坚持讲真话,以1953年与毛泽东公开“争”而为人所知,对建国后一个时期内开展的阶级斗争也不完全赞同,1970 第一种意见是按地理环境区分文化类型,认为任何民族的文化,其产生、衍变、丰富和发展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和独特的经济社会土壤里完成的,因而大致分为河谷型、草原型、山岳型和海洋型,而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属于河谷型的。 第二种意见按照观念文化与一定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进行分类,将文化分为农业文化、工商文化和游牧文化等,认为中国文化属于农业文化的类型。 第三种意见,审视中国文化形成发展的走过的路程,认为儒、道、墨、法、佛等诸家思想学说,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内容和核心,在其形成期,是儒、墨、道、法并行,在其发展期,是儒、道、法、佛并行,虽然各家思想相通互补、互为关联,但儒家思想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第四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封建制文化。名田制是秦汉时期以军功爵制为基础的,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制定的有关土地管理和土地利用的制度。 1 梁先生认为,“文化亦可以说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亦即“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其一,“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其二,“遇到问题并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的调和罢了”;其三,“遇到问题,他就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时他既不像第一条路向的改造局面,也不像第二条路向的变更自己的意思,只想根本上将此问题取消”,并认定西方人“所走的是第一条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是走第二条路向”,“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是走第三条路向”。 唐龙朔元年(661),惠能在黄梅谒见禅宗五祖弘忍。五祖乃令其随从作务,劈柴踏碓八个多月。其时弘忍年事已高,急于传付衣法,命弟子作偈以呈。时神秀呈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弘忍以为未见本性,未传衣法。惠能口诵一偈,题于壁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见此,唤惠能到堂内为其讲《金刚经》,并传以顿教衣钵。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除了伦理政治型文化这一总特征之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1、统一性与延续性 作为世界上起源最早的文字之一,汉字虽然在产生年代上比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圣书字略晚,但是不管是楔形文字还是圣书字,都已经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只有汉字在经历了四千年的漫长历史以后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至今依然为我们所沿用,而且还将长期地使用下去。 以前的研究者大多把汉字和古埃及圣书字以及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一起视为表意文字。但是表意文字并不能完全概括汉字的全部性质。这是因为,占汉字80% 以上的形声字,是表意表音的文字。例如“婚”、“姻”二字,左边的“女”是表意的部分,右边的“昏”、“因”是表意的部分。更为重要的是,汉语中还有一部分词,本来没有专门记录它们的符号,而是借了一个音同或者音近的字来充当。例如用本义是胡须的“而”字,记录汉语中与之读音相同的连词“而”。在这种情况下,汉字已经完全是表音文字了。所以,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 半期,国内便有学者提出,汉字的性质应该是表意和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 东汉学者许慎提出的“六书”说,是最早从科学角度对汉字结构进行系统分析的理论。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系统地阐述了“六书”的条例,指出“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后人在阐述“六书”理论时,多采用许慎的“六书”名称。 形声字是最具造字能力的一种造字法。在《说文解字》所收的近万字中,80% 以上。在现代汉字中,形声字的比例已超过90%。 我国文字源远流长。所谓远古时代伏羲和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出我国文字产生历史悠久。根据考古发现,与汉字起源有关的资料,一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仰韶、良渚、马家窑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刻画记号;一是原始社会晚期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的象形符号。古文字学家以前以为大汶口遗址(约在公元前 3000年-前2500年之间)出土陶器的刻画图像该已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刻辞。甲骨文是指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代都城遗址殷墟出土的一种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又称殷墟甲骨文字。它是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被曾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首先发现并收集的,经当时的学者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研究,确定这是殷代的一种文书,记录着殷王朝的许多事迹,是研究殷代历史的珍贵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安阳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有二十多万片。 对过去的“中国”拿破仑曾说:“不要唤醒酣睡的巨人”。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马上就发动了鸦片战争,使中国苏醒了。 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部毫无逊色。??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 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英)阿诺德.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11月第1版,第291—295。)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是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同上书,第289页) 这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部长、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阿诺尔德·汤因比和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在探讨人类社会和当代世界问题时讲的几段话。 中国文化具有连续的统一性特征,又具有一元的连续性特征。中国文化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同时汇聚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能够不受外部的影响,独立地发展,具有极大的空间和时间的连续性。具体表现如下: (1)政治的统一 广川儒生董仲舒以深厚的儒学修养起而应对,献“天人三策”,系统阐述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的天人感应理论,他在《举贤良对策三》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治制数变, 商周时期开始,中原农业经济逐步占据主流,农业文化同化、融合其他文化,从而促成了人们重视现世人事的实用理性精神4。所以从西周开始,人本的宗教意识开始取代神本的宗教意识,故《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祀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孔子也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历史上虽也曾有神和宗教,但都是一定条件和范围内的信仰,一旦神权超过君权,则会受到无情剿灭。所以中国文化注视的是人间的是非,追求的是人应遵循的伦理规范及道德法则,对于来生,很少加以关注,所以古代文明初期,即没有经历过神权国家阶段,进入中世纪以后,也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基督教神权统治。 (2)尊君重民的民本思想 殷周之际,中国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5,周公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孔子提出了重民富民的观点,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老子也有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的倾向。 《华严经》“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 《左传》通过人物言行所表现的进步思想是很显著的。首先是民本思想,例如卫人逐其君,晋候以为太甚。师旷说:“或者共君实甚。??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十四年),表面上似乎没有摆脱天道鬼神的观念,但实际上却是根据人民利害来发表他的政见的。这正如他论石言一样(昭八年),都是借题发挥,给统治者敲了一下警钟。然明对子产问为政说:“视民如子,见不仁者,如鹰之逐角鸟雀也。”(襄二十五年)逢滑对陈怀公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哀元年) 3、重群体轻个体 中国社会的最大特征是家庭本位,家既是人生活的依归,也是人格生长的母胎,血缘在中国伦理中,不仅是一种基本的人伦关系,也是其他一切关系的前提,个体首先是家庭的成员,然后才是社会的公民,在处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时,往往把家庭看得比个人更重要,特别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注重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即“尽伦”。对家族的热爱,进一步延伸为对国家的忠,当不能两全时,则忠为重,即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在家尽孝,在外尽忠。 (2)宗法集体主义原则 (3)追求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往往把人作为与牲畜、动物相对待的整个的“类”来理解6,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因而把人的个体价值归结为社会价值,以社会标示个人,强调人的社会义务与责任,强调人对社会的服从。因而强调推己及人,强调个人对社会的奉献与牺牲。 4 先伊尹的“天难堪,命靡常”(《咸有一德》) 之说,后来的周统治者也据此得出了“天不可信,我道唯宁王德延” (《君奭》)的结论。荀子,“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5 《尚书》所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6荀子《王制篇第九》中说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君者善群也,君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 4、重人伦轻自然 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不把外在的自然界作为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来研究,而作为一个具有人伦情感的整体来体验,结果是不注重探求自然规律,只重注履行人伦关系、道德义务。 5、崇老尚古 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是以上古的“黄金时代”为价值取向,以恪守宗法伦理道德作为最高的人格理想,以宗法社会传统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人们总是回头过去寻找社会理想,法先王之道,复“三代”之礼,把上古三代时期氏族社会的生活图景,当作最高的社会追求和理想境界。所以儒、墨、道、法各家皆法先王以重其说,借先王以推行其政治理想。所以不但《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理想是假托孔子之口对孔子以前社会的追叙,孟子亦曰:“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而且先秦诸子中,儒家的其他人物也是言必称尧、舜,道家言必称黄帝,墨家言必称大禹,农家言必称神农,正如侯外庐先生所说,“他们穿着古衣裳,说着古言语,而企图说明未来世界的自己的憧憬与梦想。”不仅如此,即使是秦汉以降,《吕氏春秋》言及“公则天下平”的社会理想,仍托始于“昔先圣王之治天下”的时代。 6、《列子·黄帝篇》中虚构的“华胥氏之国”也被说成是黄帝昼寝而梦的神游之地,阮籍同样也是把自然主义的理想遥寄于“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养生”9的洪荒之世,鲍敬言所提出“无君无臣”的理想更被置于“襄古之世”。 7、艰难的留学之路 1901年庚子赔款后,美国利用赔款资助中国留学,直到此时中国人仍把留学看作一件很丢人,很可怕的事儿。第一批留学生计划招收120人,但很少有人报名,所以只好作为一项政治任何分配到各地,即使如此,也难以招到学生,只好又到东南沿海等一些思想相对开放的地区招收,最后又从香港招收一些学生才勉强完成任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害怕留学,据传说,留学生出国后要剥皮,然后换成狗皮,以便展览。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工程师师詹天佑是在谢姓邻居答应将女嫁给天佑时,詹父才答应儿子出国的。 所以中国长期以来,只有理藩院而无外交部,和六部中的“礼”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直到明朝还保有“四夷馆”,负责外交翻译等一些事务,即使如此,仍难满足需要,清朝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就是请二位传教士作翻译。清朝五口通商后,才设立“五口通商大臣”,也并非专职,先由两广总督兼任,后由两江总督兼任,而北方与沙俄的关系则由伊梨将军与黑龙江将军兼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帝仍拒绝英法在京设立公使馆,最后,万不得已才依照俄国的方式设立“留学生馆”,指示外国公使“不必年年跋涉”。1860年,外国人攻入北京后咸丰帝逃往热河后,恭亲王奕诉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处理“外交事务”时,咸丰帝仍建议“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但仍为临时性机构,长官也由军机大臣兼任,而与之并存的还有南北洋大臣,其办公场所也较其他六部简陋,直到义和团运动以后,1901、2、24才在英国设立常驻的对外机构,建立驻外使馆。 林则徐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仍然认为英国人腿不能屈,所以只要中国士兵每人手握一根竹杆,就可打败英军;而杨芳认为英国的人所用炮船为“邪术”,主张“以邪制邪”,就扎上竹排,内放各种秽物,特别是女性用品以破敌。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虽是第一批介绍四方情况的书籍,以“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仪”而受到人们的批评,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仍称人为“夷”,也仍有人批评他们有“用夷变夏”之嫌。 义和团称传教士为“大毛子”,中国的“教徒”为“二毛子”,用洋货的人“三毛子”等,以至于“十毛子”,认为通过练拳可以刀枪不入,慈禧太后竟也信为以真。 总的来说,春秋时的众多民族,有的与华夏融合,如东夷;有的则急剧壮大,和华夏诸国分庭抗礼,如楚国,就是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称霸一方的。若从这一时期民族斗争的总体趋势来看,以北狄和楚对华夏的影响最大。北狄南侵中原,楚向中原扩展,构成了春秋时期中原华夏诸侯国的两支强大的对抗力量,为此,《春秋公羊传》记载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春秋是中国各民族第一次大融合时期,各民族的融合是以华夏族为主体,以各大国为中心而实现的。中国民族在经过春秋两百四十余年的发展后,进入战国时代。之后,中国各民族及其相互的关系又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有的强大,有的消亡,有的与他族融合,有的沿袭旧称,有的启用新名,但无论怎么变化,各民族仍在中国大地上交错共居,互相依存,迁徙往来,逐渐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什么1、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2、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3、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4、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与人的和谐。中国哲学向来不认为人与自然是敌对的关系,而认为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更应互助合作。强调群体牺牲精神,强调以义生利,勤劳敬业。义利观构成了儒家经济论理在生产行为方面的价值取向。与以义生利相衬托的是人们的工作态度,早在源点时代一勤劳敬业精神就是令人赞赏的美德,并衍生化为社会共识,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儒家文化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提倡庄重自制,重视教育感化,追求技能,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很少强调私利,这就形成了追求群体的和谐和有效率的发展,表现出比个人主义文化的更大的优势。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一旦与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相结合,特别是同体现着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西方观念相结合,就可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这方面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高速发展为证,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处于中华文化辐射圈内,都与中国文化有不解之缘。
传统与现代文化议论文题目有哪些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一是中国传统中的“实践理性”仍被五四代表人物所继承这种“实践理性”也就是林毓生所说的“真实(reality)的超越性与内涵性具有有机的关连”,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并不追求超越现象的本质真实,而是在现象中追求本质,在现实的人生中内涵着超越的意义,所以不关心身后之事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深刻含义二是五四精神中蕴涵着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的,它与旧俄沙皇时代的读书人与国家权威与制度发生深切“疏离感”,因而产生的知识分子激进精神,以及与西 方社会以“政教分离”为背景而发展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的风格,是有本质区别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是中国传统的批判者,却不是破坏者,他们是中国文化的生产者,却不是消费者从传统到现代,只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而已,说中国传统发展到五四造成断裂,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 阐述中国古代文化、文学与近现代文化、文学的连续性,决非意味着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传统的基本特征若用一句话概括,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关系中心是和谐,两个基本关系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追求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则是中国文化的主导方面前者是道家观念,后者是儒家观念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人们通常所说的“儒道互补”来概括为什么儒道是互补的呢?这是因为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秩序是按照自然模式来建构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是君臣关系要如父子关系,国家秩序要以血缘关系为参照为依托,父子的血缘关系说到底是一种自然关系违背这种关系,父不父子不子,也就会君不君臣不臣了,天下就会失去秩序而大乱中国文化的自足性在此,中国文化的封闭性也在此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农耕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的心理结构中的自然欲求是有限的,是极容易得到满足的因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形成,其实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欲求有限性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人的自然欲求的有限性是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必要条件所以中国文化也一直以同化或限定人的自然欲求为指归同化方式是一种较理想的方式,如孔子的“仁学”,仁的结构模式就是要求“礼”(社会理性目的)与“欲”(人的感性欲望)建立一种和谐关系,使“欲”自愿接受“礼”、顺从“礼”,从而达到“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效果限定的方式则是一种不得意而为之的做法,它是通过限定感性欲望膨胀的方式来达到和谐目的的如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而这一点,也正是五四时期人们所不满意的和攻击的对象 中国近现代文化也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关系中心是冲突,两个基本关系是中与西及古与今中西文化的冲突是近现代文化的基础,而古今之争则是这种文化的主导方面古今之争说到底是中西之争,两者可以看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该说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激进与保守等等的矛盾冲突贯穿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之始终古今之争不仅仅是今人对古人的反驳,而且也是持现代观念的今人与持传统立场的今人之间的争论这也不仅仅是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人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守旧派的冲击,而且也还表现为同一个人自己内心不同观念的冲突,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抗争,如梁启超近现代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古代以限制或同化人的感性欲望为指归的封闭式模式被打破,人的个人创造性能量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主体论哲学美学开始建立中国近现代文化就是在古与今、中与西的文化冲突中建立起来的,冲突的双方必然在同一个文化统一体内会互相牵制,从而使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并没有完全走向西方发展的道路关于这一点,前面已有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我们丝毫不承认发生在本世纪初的那场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但是我们承认现代与传统的差异差异是否意味着断裂呢?显然不能这样讲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中,用建构主义的观点具体说明了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所发生的在认知结构上的变化如果一个人从童年成长为成年,我们能因为这个人所发生的年龄上的变化而否认他成长的连续性吗?西方诗哲尼采说:“上帝死了!”可是并没有人因为西方近代哲学对基督教的批判而声称西方文化断层了在此,我觉得有必要分清两个不同性质的说法:一是中国文化受到西学的冲击而造成中国传统的断裂,一是中国文化受到西学的影响而实现向近现代的转换这本来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持中国文化断裂论的人,就是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团,从而得出错误结论的我们显然不赞成第一种说法,而第二种说法涉及到中国文化若没有西方的影响能否实现现代转换的问题,这却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曾提出一个观点,即中国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其自身是不能自动发生现代转换的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具体说明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而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以较大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又重点研究了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儒教伦理,同时还顺便考察了被视为异端的道教他将儒教与西方的清教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比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儒教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顾准在70年代也有类似的观点,虽然他当时并没有读韦伯的书,但他的观点却是与韦伯不谋而合的顾准在《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一文中说:“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 他还说:“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 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大儒梁漱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称中国文化为一种“早熟的文化”,其特点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对人与物的关系则是忽略的,现代科技解决的问题就是人与物的关系,所以尽管人类文化的方向是中国文化,可眼下中国文化却要首先解决科技文化的问题,要首先走一段西方文化的路因此,为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引入西方文化是必要的 我们自然不能无视西方的冲击和影响在中国传统向近现代转换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没有必要将这种作用无限扩大化,更没有必要将此看成是中国文化的断裂因为中国近现代文化首先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母体之中孕育而产生的,它不是突发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们都承认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开辟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重大意义,但是这种将中国传统文学中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提升如此之高的做法并不就始于梁启超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早就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事实恰如米列娜所说:“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是由1919年五四运动引起的剧变而造成的学术观点”是令人怀疑的“人们常常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解释为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的激烈而短暂的过程”,而“这种解释是简单化的” 尽管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结构存有差异,但我并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是曾说:“吾尝研察其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决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假定一说以为标准焉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同类之事实而皆合;……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 可以看出,这些方法跟后来胡适所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杨东莼在谈到清代朴学大师戴震的治学方法时也说“深合于近代科学的精神” 对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破除以往线性单向思维模式的禁锢,不能只看西方的冲击影响,而无视传统中蕴涵着的现代转换的潜能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转换潜能的发挥又离不开西学的冲击和影响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是两者的共同作用,才实现了从传统文学到“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转换关于这一点,周作人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象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则是如《三国演义》上所说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也就是说,新文学的产生是孕育于中国社会的内部,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已具备了转换变化的趋向,只是由于尚缺乏外部条件,才没能促使这种转换的实现这外部条件也就是“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而“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已渐渐地输入得很多,于是而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地提出来了”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将中国文学概括为“言志”与“赋得”两大传统他说:“言志派的文学可以换一名称,叫做即兴的文学,载道派的文学也可以换一名称,叫做赋得的文学古今有名的文学作品,通是即兴的文学” 按照周作人的解释,“言志”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即兴”是自由地表达思想见解;“载道”是传达他人既成的思想见解,“赋得”是限定在固有的形式下表达他人的见解周作人是赞许“言志”与“即兴”,反对“载道”与“赋得”的,这显然也跟他的“自我表现”论有关他认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言志”传统,尤其是直接继承了明代“公安派”的“独抒性灵”论他认为文学的历史发展,是“言志”与“载道”的交替循环,“五四”新文学作为对清代古典主义文学(尤其是“桐城派”)的反动,是向明代“公安派”的回归,因此新文学可被视为明代“公安派”独抒性灵文学传统的“复兴”他指出:“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外加外来的佛家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 虽然,周作人在此未免陷入文学发展的历史循环论,但是他指出了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即“五四”新文学虽然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但它也有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应”,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是衔接汇通的因此在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是直接承继明末浪漫主义文学而来的周作人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五四”传统文学断裂论是很好的驳正 在今天,我们应该走出古代与现代二分法绝对论的怪圈要不然,或者站在古代文化的立场上诋毁近现代文化,或者站在近现代文化的立场上攻击古代文化,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历史已经证明,是不利于中国文化发展与文化建设的
以现代的技术与文化则是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正确认识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使得本国或民族的技术与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为中心内容写。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我首推诗词歌赋,因为在我心中,它们是最特别的存在,也较具代表意义我自小便极喜爱唐诗,及长,又觉得词的韵味更深远些,后来涉猎多了,便愈发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又不免感慨那些古人的才情,确是现代人无可比拟的有时候看多了那些诗词,便觉得从骨子里透出一股清灵的感觉,所有的一切皆可抛至脑后,宁愿“采菊东篱下”,抛却扰人的尘嚣有人说我太情绪化,我不否认,有时我看了一阙词,忽而体会词人的感受便不免难受起来,极易被那一阙阙词控制感情,然后心便隐隐痛了起来 我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深之大,自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此后并对韩国、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特别是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我们作中国青年一代,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展祖国传统文化,努力推动文化前进先前:传统文化引导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她始终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部分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论文题目有哪些要求和特点
传统文化内容浩如烟海,要想在一篇文章中把所有内容都涵盖是不可能的,所以,写作文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化虚为实,以“具体”诠释“抽象” “传统文化”是较抽象的概念,写作时,化概念为万象,用具体的文化形态——诗歌、绘画、书法、文房四宝、茶艺、京剧、刺绣、民俗节日、剪纸、皮影戏等去诠释抽象概念的内涵,化抽象为具体,就拓宽了自己的思维空间,也拓宽了发挥自己优势的天地。2.以小见大,用“细节”点染万种“风情” 语言于文章,就如同衣服于人体一样,不但有表情达意、张扬个性的作用,还有点缀、修饰的功能,衣服的一个花边,一粒纽扣,一处镂空设计,一挂饰物点缀,都可以使你风情万钟,独特妩媚。“小”处的设计显现出了“大”智慧。文章的细节同样可以显示作者独运的匠心。3.九九归一,点题、扣题彰显敏锐思维此话题,学生的写作范围非常广,写作思路也比较开阔,但是无论是写剪纸的精巧、川剧变脸的神奇、琴棋书画的高雅,还是写民俗节日的深入人心、诗歌艺术的源远流长等等,最后都要归结到话题“传统文化”上,要从中挖掘出传统文化的一些“共性”的东西,体现出传统文化的“魅力”。4.写作体裁多种多样——贵在与话题相联系。可以写散文,重在创设优美的意境:如写民俗节日,要写出它的欢快喜庆,亦雅亦俗,在热闹、欢乐、锣鼓喧天、举国同庆的美好氛围中,让人体会到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包容性。当然,不能用干瘪的语言。可以写议论文,如谈传统文化如何代代传承、永不消逝;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和碰撞;谈传统文化的世界地位与影响等等。也可以写记叙文或构思小小说,如①故事新编,赋予古老的神话、传说鲜明的现代意义,去表现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体现出老百姓传统的朴素的人生追求。②老外学艺,通过一个外国人历尽“千辛万苦”,闹了无数笑话,也要学习那对他来说魂牵梦绕的东方文化的故事,来表现传统文化的对外影响。③百姓生活:剪窗花,扭秧歌,划旱船,踩高跷,变戏法,舞狮子,耍龙灯,演社火,游花市,逛庙会等等传统文化、习俗已经深入老百姓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学生问题] 1.只笼统地“介绍”一些传统节令,缺乏自己对这些节令文化意义的“认识”。选写一个节令,重点记述节日有关“活动”,始终未在节日的“魅力”或“文化意义”上“表态”。选写“诗词”类,未将古典诗词的“共性”特点归纳出来,只是一种“内容介绍”或“手法说明”,有的连“感受性”的文字也没有——古典诗词的格律美自然是与外国诗歌不同的,唐代“送别诗”、“边塞诗”有何特点?这特点里又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2. “传统的”应是有“特点”的:选材上不典型,不具“特点”,自然难以与传统文化相联系;有的选材较为典型,但没有抓住节令“特点”,挖掘不出某节令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寒食”、“端午”等节令其实是一种祭奠文化,之所以延续至今,中华民族怀宗追远、崇节尚义的品质因素可窥一斑;“中秋”则突出一个“圆”字,圆圆的月亮、圆圆的月饼里,饱蕴了中华民族安定平静、雍乐和美的审美情趣与追求。3.“传统的”应是与外民族、外国有“不同”之处的。这其实已告诉我们可以通过“对比”的手法来构思,反映中外有别,以体现民族特色。作文中运用这种办法的几乎没有。4.音乐、绘画、书法、雕塑、建筑等属于艺术,不具备对相关方面一定的了解尽量不要选写,否则欲求“大气”与“厚重”,结果却难逃“笼统”。
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很多,最主要的有以下三个特点: 1、“天地者,生之本也”的农耕型文化特点。 千百年来,人们生长作息于“黄土地”,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命根子,在一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悠悠岁月中,炎黄子孙养成了一种踏实诚恳敦厚笃实的性格。土地观念是农耕型文化的核心,因此,在我国古代每个村社都有土地庙,都要敬奉土地神,皇帝每年都要到天坛、地坛祭拜天地,象征性地躬耕,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农业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规律,要求人们事事脚踏实地,不违农时,循序渐进,却忌好高骛远,脱离实际,拔苗助长是不行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用文化的特色。如在科技方面,最突出的是兵、农、医、艺四大实用文化;在人文方面,重视伦常日用,而不企求来世与天国;在思维方式方面,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精神。 农耕型文化把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作为理想目标。孔子高弟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民族关系上,我们的祖先历来推崇文治教化,主张:“协和万邦”,形成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传统。小农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市场需要而是为了自给自足。为了保证这种简单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需要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社会、群体的利益,否定个体的独立意识,将个人融化于群体之中。 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在天人关系上,不强调其对立的一面,而强调其同一的一面。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小农生产所追求的是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经商赢利的交换价值。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平均”思想。儒家讲“不患贫而患不均”,墨家讲“兼相爱”、“交相利”,都符合小农的“平均”思想。另外,小农生产规模小、狭,生产过程简单,生产秩序稳定,因而人们常常处于自我满足的状态,缺乏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 2、“先祖者,类之本也”为血缘纽带的伦理型特点。 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社会都是在血缘亲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敬祖孝亲、承宗接代、绵延世泽的“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的核心观念。 夏、商、周的宗法制度是从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脱胎而来的。周王自称天子,即上天的儿子。他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的兄弟们则受封为诸侯或卿大夫。宗法制度不仅适用于同姓贵族,也适用于周朝分封的异姓贵族。同姓贵族之间是兄弟叔伯的关系,异姓贵族之间为甥舅亲戚关系。无论是同姓贵族或异姓贵族,都用血缘纽带联结起来,成为一铺坚韧的巨网。 孔子如此重视孝道,主要是要运用血缘纽带来维护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汉武帝时,董仲舒根据他的“阴卑阳尊”的神学理论,提出了“三纲”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居主导地位,阴居从属地位。因此,君臣、父子、夫妇都成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样一来,就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说成是上天的安排,是神圣不可侵犯和永远不可改变的了。 “三纲”是一种“身份取向”,“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适在“身份取向”条件下各种人际关系的永恒道德规范。从总体上说,“三纲五常”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学说和“礼治”思想的发展。后人因而统称之为“纲常名教”。它实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礼治秩序的总纲。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被概括在两个“五伦”的公式中: Ⅰ天、地、君、亲、师 Ⅱ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前者是五伦的本位,后者是五伦在人际关系上的推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是政治关系,君臣关系,为什么要桃国三结义,成为拜把兄弟?因为只有建立这样一种亲族兄弟关系,才能找到一种比他们那种政治关系更可靠的纽带。 在封建时代,中国有两个最高的价值准则,一个叫忠,一个叫孝,忠是政治概念,自愿的服从和追随就叫忠。孝又叫肖,即效仿,子女追随服从父母就叫孝。忠孝的观念,在今天仍然存在,只是在形式上有些变化。例如,我们常用“听话”这个词,评价一个好下属,一个好孩子。听话是什么意思,当它作为一个政治价值时,无非就是“忠”,当它用来评价小孩子时,无非就是“孝”。 3、“君师者,治之本也”的君师合一的内圣外王型文化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权力的最高代表是君王,伦理权威的最高代表是圣人。君师合一,就是政治与伦理合一。儒家讲求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君师合一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的基本架构。 孔子的“礼”属于外部制约,“仁”属于内心的自觉。“礼”讲的是客观的社会规范,“仁”讲的是主观伦理修养,后者即所谓“仁”学,或“内圣”之学;前者即所谓“礼”学,或“外王”之学。在孔子那里,两者是浑然一体的。 孟子讲的性善论、养气论、仁政论等,都是把重点摆在个人修养上,即摆在“内圣”上。《大学》则强调以个人修养为出发点,全面阐发了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到了宋朝,程朱理学以“内”为本,以“外”为末,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内圣”路线。这样,在价值取向上,就特别重视道德的培养。它的积极的一面是尊德性,重气节,鼓舞人们自觉地维护民族利益和社会正义,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直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这种伦理型文化哺育下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中,曾经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他们在与内外黑暗势力的搏斗中,一往无前,坚忍不拔,在国家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表现为凛然正气。如,齐有太史简,晋有董狐笔,秦有张良椎,汉有苏武节,蜀有出师表,宋有岳飞魂,晋有渡江楫,南宋有状元宰相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文化气质与道德情操,永远激励着后世的仁人志士。但是,这种伦理型文化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就是片面强调道德的培育,而忽视知识的研讨与功利的追求。这种文化观念发展的结果,在知识分子中蔚为空谈心性,轻视实践的风气。一味向内心寻觅“天理”、“良知”,而无心于向外探索,终至堵塞了追求知识,发展科学,改造世界的道路。 儒学到汉代定于一尊以后,已具有准宗教的性质,君师合一,实际上起着政教合一的作用。一方面,皇帝被称为天子,代表上帝。另一方面,皇帝又独尊儒术,礼拜孔圣人。君师相依相护,有利于封建国家的安定。中国的儒学提倡贤人作风,缺乏智者气度,跳不出“内圣外王”的窠臼,因而妨碍了科学思维的发展,阻滞了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的过程,其内向性、封闭性的消极作用,未可低估。这种消极作用,也表现在建筑文化上。如中国传统住房的特点是构建一个四合院,采用封闭式的环形结构,从形制上体现了这个家族的排他性。用高厚的围墙,把住宅与外界屏隔开来。旧式四合院的中心建筑是堂屋,这个最大最好的堂屋,通常不住人,而是作为整个家族权力的象征,中间供奉祖宗牌位,并且是家族会议的议事所。堂屋周围的侧房和厢房,才是住人的房间,辈份较高者住在右侧(古人尚右),辈份较低者住在左侧,四合院把这个家族作为一个独立的血缘单位、经济单位于外部社会隔离开来。北京的故宫尽管是皇宫,在形制和功能上实际恰也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型四合院。中国古代的城市是四方城。长城也是一种空间上扩大的四合院,古人建长城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防御外族,也是为了隔断华夏与外族的关系。所以在中国,家是四合院,城是四方城,国则有长城。杭州的胡雪岩故居也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这里有一个很令人深思的历史问题,至今未被历史学家注意。 以上从“农耕文化、血缘纽带、君师合一”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及其特殊品质,其中,天地是农业经济之本,宗亲是血缘关系之本,“君师合一”是伦理政治之本。 中华文化本身是多元文化长期融汇而形成为一体的。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于我们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具有坚韧的凝聚作用。它的多元融汇进程对于我们接纳和消化异质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这些优良传统值得我们格外珍惜。但另一方面,以儒学为中心的伦理型文化具有向内追求和自我封闭的倾向,其消极面至今还造成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心理障碍,对此又不可不加以批判和改造。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蕴含的文化博大精深。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汉字,文化一直就在默默地流传。看着清逸俊秀的瓷器,古朴贴切的陶艺,心里顿生一股慰藉;看看那古老的前人遗迹,似乎能窥出历史的痕迹;每当阅读者那一卷卷诗书画卷,我们仿佛被洗礼;还有那些精细的民间艺术-------,我们应该幸福,因为我们身在一个文明的国度,在传统文化的培育下成长! 第一,亮即将传统文化的亮丽面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是宝剑就得用上沙场,而不是藏而不露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消逝。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到现实生活中走一趟就明白了,在大学生中调查,有又多少人看过四大名著,恐怕为数不多吧。倘若在问他们对《论语》的看法,他们恐怕也知道”子曰”吧。由此可见,对于真正的古典文学内涵,当代人知之者甚少。从这些广泛文化来说,国人尚且不够了解,更不用说那些本来就不出名的文化了,基于这一状况,政府部门需要加大力度彰显地区文化,打造属于自己特异的文化,并对外多举行一些活动进行宣传,不然再精髓的东西都不能端上菜盘子上,让大家尽情享用文化大餐。其实,现在的旅游文化承载了不少其它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且吸引了大量游客,在此期间,这些游客慢慢地接受者文化的熏陶,自然而然会对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继承和发扬。举个例子来说,一位游客去过黄鹤楼,那么,他定然会联想到崔颢的诗,进而可能阅读唐诗宋词,甚至古代文学,这样下去,就产生了连锁反应,当然这是比较乐观的想法,但这至少是一个方面,我想我们更该做的就是把文化多元化,多样化地呈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当然不能把文化低俗化,比方说将文化变卖成获利工具。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压制和废弃。在传统文化深入人心的时代,人民身心安稳,过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生活;而当今的人们却将自己锁在一道道铁栏内,社会活动中还会受到频发恶性事件的威胁,这是多大的反差啊!看看二战后的日本,在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继续在家庭、学校、公司、政府部门保持固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以兼收并蓄的方式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美国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代表,其犯罪率居高不下。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为其日益严重的社会乱象深感不安,有识之士已明显地体会到他们崇尚个体,倡导竞争的想法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他们开始在东方文化中寻找救世的良方。许多著名大学纷纷开办汉学系,美国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基金,组织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现在比较重视软文化的输出,也举办了很多展现传统文化的活动,比方说法兰克福展,中国就展现了很多传统文学,在德国书画展中也带去了活字印刷相关内容。 太多人对于传统文化过于冷淡,原因是很多的,如今的网上快餐文化队传统文化就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大家在生活节奏飞快的现在,都把眼光投向了五彩缤纷的都市生活,迷恋上了网络,喜欢在网上吃快餐文化,其实自己接受的文化精髓很少,大部分都只有一时的感验。如今的这种情况让众多文化学者产生了危机感,因为一旦传统文化被抛弃,我们将不再是炎黄子孙,我们将不再是一个拥有多文化的民族,所以唤醒当代人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是很急迫的,非常必要的。 第二,拓展,即将传统文化用一种易接受的方法输送给当代人。对于传统文化,很多人可能觉得非常枯燥乏味,他们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去耗,因此,我们就得一反常态,用创新的思路来教导他们,当然不能改变了文化的实质。比方说用讲座的方式来讲述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样既生动有趣味,定然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我们还通过电视来讲授文化,如今的百家讲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明显,这样的形式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更不用说像易中天这样的教授,讲的既有风趣又比较深刻,还有于丹的条分缕析,道理其然,能够被大多数人喜欢。又如中国眉山东坡国际文化节,此次文化节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七大精神,眉山人民的热情好客给远道而来的宾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使眉山人的荣誉感和集体主义思想得到了一次质的飞跃。无论是开幕式上500余名演员用豪放的气势演绎的的《千古东坡》,还是闭幕式上,城区的十余所学校的200余学生为广大观众奉献上的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整个东坡国际文化节,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份难得的荣誉感和集体主义感。这样的活动无疑对文化起着宣传的作用。还有中非文化节、孔子文化节等等都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石湾陶瓷源远流长,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地位。石湾河宕贝丘遗址出土的几何印纹陶片,见证了五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石湾陶瓷历史,显示了先人的聪明才智;而大雾岗唐宋窑址的挖掘,证实了唐宋时期石湾已成为岭南陶器生产基地;发展至明代更有“石湾瓦甲天下”的美誉。数千年后的今天,陶瓷业在传承和创新中以崭新的形式名扬四海。为展现陶业的历史演变,馆内展览共分陶瓷拾隅、陶的形成、窑的演变、石湾二十四行、石湾陶艺、陶瓷发展六大部分。其中以第四部分“石湾二十四行”为重点,介绍了明代至民国时期石湾陶业的历史源流。整个展览表现手法新颖而多样,在视觉、听觉、触觉上都给民众以全新的感觉。今年十一月,就在佛山举办了陶瓷展,我们学校也去了不少学生,也吸引了很多社会上的人,可以说是把石湾陶艺推广了出去。我们知道,前些年,陶艺品没有市场,这样直接导致陶艺技术的流失,甚至让这样的文化瑰宝从此绝于世间,如果到了那种地步,实是一个悲剧。我觉得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该持保守态度,中国文化包括保守文化,更多的保守的是传统文化,文化保守主义显然他界定的保守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传统。从建国以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文化的轴心的这种情况下融汇的西方优秀文化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这个文化,我觉得这个文化应该是现代文化,而文化保守主义的这个文化,功能上作为传统梦魇的这种文化,保守的文化,显然不是指现代中国的文化,而是指古代传统的中国文化,那么我现在就古代传统的中国文化保守的这个东西。我们总是处在一个传统文化的笼罩下,喘不过气来,如果稍微有些思想上的改变或者是形式上的改变的话,这也是不为过的,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要将传统文化拓展开来,形成一种现代式的传统文化,好让新一代青年更容易消化吸收。打破常规当然是需要勇气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要不忘本质的将传统文化转化成自身的一部分,学以致用,这样才是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不二法宝,也是我们实践传统文化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 第三、用一种合时合宜的方式引导当代人去接触传统文化并学习发扬传统文化。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很多人都被利益熏陶着,很多父母亲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成龙成风,从小就叫他们长大后要有出息,什么叫有出息,要不是做官,要不是做老板。更多的是忽视了对小孩子的一种道义上的引导,告诉他们怎么样才能算合乎道义,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教养。这种情况尤其在农村甚为严重,因为他们的父母本来就在文化教养上处于低水平,对于他们而言,自然生计是最重要的了,儿子在学识修养方面有没有高的造诣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这样看来,这种不合理的思想方式下的当代某些人深受着家庭的影响,即使上了高中,这种思想也不容易转变过来。所以说一个家庭的文化背景对子女来说是尤为重要的,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中培养的孩子多数是有文化的,我说的当然是在文化方面比较敏感的。而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更需要去引导当代人,毫不夸张地说,从小时候就应该给予这种引导,让他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个引导的任务似乎很艰巨,但是面对着如今传统文化遭到遗弃的情况,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担负这个使命,那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搬到每个中国人面前,让我们每个都去继承发扬它。怎么样引导,方法很多。在学校,我们的老师就应该起一个领头作用,面对一群思想活跃且厌倦传统文化的学生,老师应该在课堂上插入适量的传统文化,这样起到一个慢慢感染的效果。我想如果做得更细的话,可以通过自身的言行、衣着来体现一种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当然,学生也得发挥一个主动作用,平时在学校就得自发主办一些传统文化知识讲座或者一些讨论,有条件的就集体去参观一些传统文化展。在家里的话,就如我上面说到的,父母长辈得起引导作用,要科学地向他们指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支持下一代加强自己的文化修养,而不是放肆地鼓吹名利论,让原本涉世不深的他们迷失自己的方向,这样的话,对传统文化也是一种损失,因为新一代是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主体。在社会中,要加强这种引导作用更具挑战,因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里面包含了多个层次,各种不同阶层的人物,要达到引导的效果,当然就得采取综合的手段,比方说,举办企业的文化节,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而这些企业文化的建设当然要以传统文化为主,这样一来员工们就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深刻感受到传统文化,而且自己还在实践着传统文化。对于政府来说,建立必要的传统文化馆,和一些传统文物馆是很有效果的,因为民众对这样形式的展览能够在业余时间去享受一番,对于他们而言,既能丰富业余生活,又能学到某些东西,何乐而不为。 也许我们对于这样或那样的措施不能够太乐观,但是我们也不比太悲观,因为我们中还有很多人在支撑传统文化,有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优越性,也许当代人正在努力继承和发扬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虽然,这一切,我们都无所得知,但是只要我们有信念,有这种理想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是金子总会发光,中国的优秀文化就是一块大金子,它的光芒迟早会在国内外散发,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议论文题目有哪些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延续到今天,处处展现出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精美的民间工艺。如:剪纸、陶瓷、版画、雕塑、木刻、染织、虎头鞋、麦草画、烙画、唐三彩、面人;有古老的民间艺术,如:戏剧、评书、皮影、国画、刺绣、风筝、园林建筑、服装饰品、;还有独特的风俗习惯,如:春节贴春联、元宵闹花灯、端午赛龙舟、中秋吃月饼、土家族的“走婚”、傣族的“泼水节”。在我国有好多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其中最为隆重的是春节和中秋节了,最有纪念意义的是端午节。春节,这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都过春节,不管离开家多远,不管走到那里,春节这一天都要赶回妈妈身边。为了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早早地打扫家、贴窗花、买年货、贴对联、放鞭炮、穿新衣、吃饺子、辞旧迎新、为新的一年键健康康,一帆风顺。 中秋节,是个团圆节。人们经过春种、夏播后,到了秋收。这个季节,秋高气爽、五谷丰登、瓜果飘香、人们劳作了一年,丰收在望。所以家家户户做月饼、吃月饼、赏月饼、象征着一年团团圆圆。 另外,端午节是为纪念一位爱国诗人----屈原而流传下来的。诗人屈原不满当时政府被贬到楚江一带,诗人感到前途暗淡,在五月初五这一天投江而死。当地人民为纪念他,在每年的这一天,包粽字、吃粽子,还有的地方举行赛龙舟的活动。 生活中,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中国丰富多采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的东西是祖国的瑰宝,是需要我们代代相传,一直传承下去。
我们中国是文明古国,有很多值得炫耀的文明和文化。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兴盛不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可以概括为: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的内在的精神生活形式,包括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习惯等;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往往也以外在的物态的形式来表现,涉及人们衣食住行的风习和行为的规范等;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在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立特征,这种民族性的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为多元的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小时候,觉得这些方块汉字、押韵诗歌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觉得传统就是在夕阳西下时面对微风杨柳感慨万千,就是在中秋节散坐于石凳对月当歌。就和那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一样,安闲而又恬静。等进入学堂,我才发现传统文化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传统文化是多方面的,她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记忆最深处。当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也就谈不上什么传统,什么文化了。传统文化并非单纯的四个汉字,那是种精神上的东西,需要不断剖析。而时人尤其是学生对她的忽视却令人痛心,学校开设的有关选修课,无人问津;国外大兴办“XX(文豪、科学家等)年”,我们却津津乐道于超女好男…甚至当端午节成了韩国的专利,也只是几个人站出来捶胸顿足!传统文化的破碎声清晰可辨…中华文明从古绵延至今,从未中断;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我中国与“古中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多么令人惊羡!而当下,学生们都忙于在“数学拓展”“物理研究”等之间奔波,远古的灿烂被还给荒原,泯灭凝成阴风一片,仿佛能听到羌笛声呜咽,闻到记载她的残页发出浓郁的霉味…我将她搂入怀中,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啊…更确切地说,是每位中华儿女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是不是该放弃所谓的“超女好男”了?我们是不是该提高警惕以防传统文化沉入历史了?我们是不是该…是时候了啊,难道你没发现,原本评论传统文化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今冒出本《品三国》《论语心得》竟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掀起轩然大波!这不是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表现,而影射出了时人对传统的陌生、迷茫!随着一系列重大事件不断震撼我们的心灵,中华民族百余年来的伟大复兴的梦想的实现也进入了快车道。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如何复兴传统文化也成了热门话题,在网上我也结识了许多有志于此的同好。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是需要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曾经阅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穿越了无数深峡险滩,其间有过许多灿烂辉煌的时期,也有过不少风雨如晦的朝夕。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特点在于她历尽危机而未消残壮志,在于她屡经考验而能活泼泼的生存下来。现在我至少已经有些头绪了:传统文化是不断发展的,正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我们应当深入研究传统文化,剔除不合时宜的糟粕,更重要的是应当根据时代特点将传统文化赋予全新的意义和形式,共同构建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
传统永远只是传统,而现代却不可能永远是现代
我也不会啊,我们老师也让写这个
传统和现代化的议论文题目有哪些
传统文化内容浩如烟海,要想在一篇文章中把所有内容都涵盖是不可能的,所以,写作文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化虚为实,以“具体”诠释“抽象” “传统文化”是较抽象的概念,写作时,化概念为万象,用具体的文化形态——诗歌、绘画、书法、文房四宝、茶艺、京剧、刺绣、民俗节日、剪纸、皮影戏等去诠释抽象概念的内涵,化抽象为具体,就拓宽了自己的思维空间,也拓宽了发挥自己优势的天地。2.以小见大,用“细节”点染万种“风情” 语言于文章,就如同衣服于人体一样,不但有表情达意、张扬个性的作用,还有点缀、修饰的功能,衣服的一个花边,一粒纽扣,一处镂空设计,一挂饰物点缀,都可以使你风情万钟,独特妩媚。“小”处的设计显现出了“大”智慧。文章的细节同样可以显示作者独运的匠心。3.九九归一,点题、扣题彰显敏锐思维此话题,学生的写作范围非常广,写作思路也比较开阔,但是无论是写剪纸的精巧、川剧变脸的神奇、琴棋书画的高雅,还是写民俗节日的深入人心、诗歌艺术的源远流长等等,最后都要归结到话题“传统文化”上,要从中挖掘出传统文化的一些“共性”的东西,体现出传统文化的“魅力”。4.写作体裁多种多样——贵在与话题相联系。可以写散文,重在创设优美的意境:如写民俗节日,要写出它的欢快喜庆,亦雅亦俗,在热闹、欢乐、锣鼓喧天、举国同庆的美好氛围中,让人体会到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包容性。当然,不能用干瘪的语言。可以写议论文,如谈传统文化如何代代传承、永不消逝;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和碰撞;谈传统文化的世界地位与影响等等。也可以写记叙文或构思小小说,如①故事新编,赋予古老的神话、传说鲜明的现代意义,去表现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体现出老百姓传统的朴素的人生追求。②老外学艺,通过一个外国人历尽“千辛万苦”,闹了无数笑话,也要学习那对他来说魂牵梦绕的东方文化的故事,来表现传统文化的对外影响。③百姓生活:剪窗花,扭秧歌,划旱船,踩高跷,变戏法,舞狮子,耍龙灯,演社火,游花市,逛庙会等等传统文化、习俗已经深入老百姓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学生问题] 1.只笼统地“介绍”一些传统节令,缺乏自己对这些节令文化意义的“认识”。选写一个节令,重点记述节日有关“活动”,始终未在节日的“魅力”或“文化意义”上“表态”。选写“诗词”类,未将古典诗词的“共性”特点归纳出来,只是一种“内容介绍”或“手法说明”,有的连“感受性”的文字也没有——古典诗词的格律美自然是与外国诗歌不同的,唐代“送别诗”、“边塞诗”有何特点?这特点里又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2. “传统的”应是有“特点”的:选材上不典型,不具“特点”,自然难以与传统文化相联系;有的选材较为典型,但没有抓住节令“特点”,挖掘不出某节令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寒食”、“端午”等节令其实是一种祭奠文化,之所以延续至今,中华民族怀宗追远、崇节尚义的品质因素可窥一斑;“中秋”则突出一个“圆”字,圆圆的月亮、圆圆的月饼里,饱蕴了中华民族安定平静、雍乐和美的审美情趣与追求。3.“传统的”应是与外民族、外国有“不同”之处的。这其实已告诉我们可以通过“对比”的手法来构思,反映中外有别,以体现民族特色。作文中运用这种办法的几乎没有。4.音乐、绘画、书法、雕塑、建筑等属于艺术,不具备对相关方面一定的了解尽量不要选写,否则欲求“大气”与“厚重”,结果却难逃“笼统”。
有人说,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此话不假 古诗词是我国古代文人墨客思想感情与文学素养的积淀, 是我国千年文明的历史画卷 然而二十一世纪现代人的生活或是考学求职, 或是商场沉浮, 或是折冲樽俎, 或是绿荫搏杀 有人说, 古诗词与现代生活相去甚远 恰恰相反, 我认为, 古诗词与现代生活是和谐的 现代生活的节奏极快,这易使人的心情浮躁难静。古诗词则如清茶,能散净你的烦躁,让你的心在紧张生活的烦躁中降温,与现代生活是和谐的。当你身处教室而心神游离时,不妨读读徐玑的“小溪清水平如镜,一叶飞来细浪生”。它能将清凉之感注入你心而使你心归宁静,使老师的每一句话都在你心中荡起涟漪。当你顶着炎炎夏日走在上班的路上时,不妨想想苏轼的“扁舟一叶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它清新的意境会使你惬意很多。 现代生活中总严酷的竞争,这使你在孤军奋战之余多了一分寂寞感。古诗词则如朋友,能体会你所有的感情,与现代生活是和谐的。当你在异乡求学而想家时,不妨读读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你会发觉此诗句了解你的心情。当你过羁旅生涯时,不妨读读温庭筠的“槲叶落山路,积花明驿墙”。穿越时空的界限,诗人与你一道上路!当你无处倾吐与恋人分别的孤寂时,不妨读读张密的“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你会发觉这种想念是每个人生活中都有的点缀。你为情所困,诗人亦为情所困。所以,古诗词中表达的与你同样的感情,常会陪伴你度过寂寞。 现代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诱惑。诱惑面前的你在对与错间徘徊,一失足便坠入深渊。古诗词则如警钟,及时地敲响,拉你回到对的一条路上,与现代生活是和谐的。当你在金钱与道德间徘徊时,不妨读读王昌龄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它会告诉你,且不可被金钱搅乱了心性,有悖良心做它的奴隶!当你与领导意见不合,在趋炎附势与坚持真理间徘徊时,不妨读读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它会告诉你,坚持真理吧,莫要用献媚压制自己的真心!你应该有“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梅之品与“露湿秋香满池岸,由来不羡瓦松高”的菊之格。 古诗词如清茶,在过现代化生活的你浮躁难耐时为你降温解渴。古诗词如朋友,在过现代化生活的你欲将心事付瑶琴时与你畅谈——爽快!古诗词如警钟,为过现代化生活的你徘徊不决时作出提醒——及时!所以,古诗词与现代生活是和谐的。如果你已忘记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这颗明珠,何不现在就打开书卷,试着在油墨香中品读诗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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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一是中国传统中的“实践理性”仍被五四代表人物所继承这种“实践理性”也就是林毓生所说的“真实(reality)的超越性与内涵性具有有机的关连”,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并不追求超越现象的本质真实,而是在现象中追求本质,在现实的人生中内涵着超越的意义,所以不关心身后之事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深刻含义二是五四精神中蕴涵着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的,它与旧俄沙皇时代的读书人与国家权威与制度发生深切“疏离感”,因而产生的知识分子激进精神,以及与西 方社会以“政教分离”为背景而发展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的风格,是有本质区别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是中国传统的批判者,却不是破坏者,他们是中国文化的生产者,却不是消费者从传统到现代,只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而已,说中国传统发展到五四造成断裂,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 阐述中国古代文化、文学与近现代文化、文学的连续性,决非意味着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传统的基本特征若用一句话概括,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关系中心是和谐,两个基本关系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追求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则是中国文化的主导方面前者是道家观念,后者是儒家观念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人们通常所说的“儒道互补”来概括为什么儒道是互补的呢?这是因为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秩序是按照自然模式来建构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是君臣关系要如父子关系,国家秩序要以血缘关系为参照为依托,父子的血缘关系说到底是一种自然关系违背这种关系,父不父子不子,也就会君不君臣不臣了,天下就会失去秩序而大乱中国文化的自足性在此,中国文化的封闭性也在此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农耕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的心理结构中的自然欲求是有限的,是极容易得到满足的因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形成,其实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欲求有限性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人的自然欲求的有限性是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必要条件所以中国文化也一直以同化或限定人的自然欲求为指归同化方式是一种较理想的方式,如孔子的“仁学”,仁的结构模式就是要求“礼”(社会理性目的)与“欲”(人的感性欲望)建立一种和谐关系,使“欲”自愿接受“礼”、顺从“礼”,从而达到“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效果限定的方式则是一种不得意而为之的做法,它是通过限定感性欲望膨胀的方式来达到和谐目的的如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而这一点,也正是五四时期人们所不满意的和攻击的对象 中国近现代文化也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关系中心是冲突,两个基本关系是中与西及古与今中西文化的冲突是近现代文化的基础,而古今之争则是这种文化的主导方面古今之争说到底是中西之争,两者可以看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该说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激进与保守等等的矛盾冲突贯穿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之始终古今之争不仅仅是今人对古人的反驳,而且也是持现代观念的今人与持传统立场的今人之间的争论这也不仅仅是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人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守旧派的冲击,而且也还表现为同一个人自己内心不同观念的冲突,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抗争,如梁启超近现代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古代以限制或同化人的感性欲望为指归的封闭式模式被打破,人的个人创造性能量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主体论哲学美学开始建立中国近现代文化就是在古与今、中与西的文化冲突中建立起来的,冲突的双方必然在同一个文化统一体内会互相牵制,从而使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并没有完全走向西方发展的道路关于这一点,前面已有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我们丝毫不承认发生在本世纪初的那场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但是我们承认现代与传统的差异差异是否意味着断裂呢?显然不能这样讲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中,用建构主义的观点具体说明了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所发生的在认知结构上的变化如果一个人从童年成长为成年,我们能因为这个人所发生的年龄上的变化而否认他成长的连续性吗?西方诗哲尼采说:“上帝死了!”可是并没有人因为西方近代哲学对基督教的批判而声称西方文化断层了在此,我觉得有必要分清两个不同性质的说法:一是中国文化受到西学的冲击而造成中国传统的断裂,一是中国文化受到西学的影响而实现向近现代的转换这本来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持中国文化断裂论的人,就是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团,从而得出错误结论的我们显然不赞成第一种说法,而第二种说法涉及到中国文化若没有西方的影响能否实现现代转换的问题,这却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曾提出一个观点,即中国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其自身是不能自动发生现代转换的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具体说明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而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以较大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又重点研究了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儒教伦理,同时还顺便考察了被视为异端的道教他将儒教与西方的清教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比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儒教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顾准在70年代也有类似的观点,虽然他当时并没有读韦伯的书,但他的观点却是与韦伯不谋而合的顾准在《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一文中说:“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 他还说:“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 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大儒梁漱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称中国文化为一种“早熟的文化”,其特点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对人与物的关系则是忽略的,现代科技解决的问题就是人与物的关系,所以尽管人类文化的方向是中国文化,可眼下中国文化却要首先解决科技文化的问题,要首先走一段西方文化的路因此,为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引入西方文化是必要的 我们自然不能无视西方的冲击和影响在中国传统向近现代转换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没有必要将这种作用无限扩大化,更没有必要将此看成是中国文化的断裂因为中国近现代文化首先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母体之中孕育而产生的,它不是突发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们都承认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开辟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重大意义,但是这种将中国传统文学中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提升如此之高的做法并不就始于梁启超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早就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事实恰如米列娜所说:“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是由1919年五四运动引起的剧变而造成的学术观点”是令人怀疑的“人们常常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解释为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的激烈而短暂的过程”,而“这种解释是简单化的” 尽管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结构存有差异,但我并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是曾说:“吾尝研察其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决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假定一说以为标准焉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同类之事实而皆合;……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 可以看出,这些方法跟后来胡适所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杨东莼在谈到清代朴学大师戴震的治学方法时也说“深合于近代科学的精神” 对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破除以往线性单向思维模式的禁锢,不能只看西方的冲击影响,而无视传统中蕴涵着的现代转换的潜能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转换潜能的发挥又离不开西学的冲击和影响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是两者的共同作用,才实现了从传统文学到“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转换关于这一点,周作人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象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则是如《三国演义》上所说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也就是说,新文学的产生是孕育于中国社会的内部,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已具备了转换变化的趋向,只是由于尚缺乏外部条件,才没能促使这种转换的实现这外部条件也就是“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而“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已渐渐地输入得很多,于是而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地提出来了”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将中国文学概括为“言志”与“赋得”两大传统他说:“言志派的文学可以换一名称,叫做即兴的文学,载道派的文学也可以换一名称,叫做赋得的文学古今有名的文学作品,通是即兴的文学” 按照周作人的解释,“言志”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即兴”是自由地表达思想见解;“载道”是传达他人既成的思想见解,“赋得”是限定在固有的形式下表达他人的见解周作人是赞许“言志”与“即兴”,反对“载道”与“赋得”的,这显然也跟他的“自我表现”论有关他认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言志”传统,尤其是直接继承了明代“公安派”的“独抒性灵”论他认为文学的历史发展,是“言志”与“载道”的交替循环,“五四”新文学作为对清代古典主义文学(尤其是“桐城派”)的反动,是向明代“公安派”的回归,因此新文学可被视为明代“公安派”独抒性灵文学传统的“复兴”他指出:“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外加外来的佛家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 虽然,周作人在此未免陷入文学发展的历史循环论,但是他指出了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即“五四”新文学虽然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但它也有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应”,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是衔接汇通的因此在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是直接承继明末浪漫主义文学而来的周作人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五四”传统文学断裂论是很好的驳正 在今天,我们应该走出古代与现代二分法绝对论的怪圈要不然,或者站在古代文化的立场上诋毁近现代文化,或者站在近现代文化的立场上攻击古代文化,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历史已经证明,是不利于中国文化发展与文化建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