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论文3000字数量多少

看你是写哪一种了，本科生毕业论文8000-10000，发表的小论文3000，研究生毕业论文15000

，，字数的话每个学校都不一样的，本科跟硕士也不一样，本科我记得好像是8K-1W，硕士好像是2W上限不知道，反正不管是哪个字数都是有上限的

论文的字数要求每个学校都不一样。8000以上是最基础的。但是有的学校也会放松，或者更加严格。

稳赚不赔。你不要上学了，开店去

中国现代史论文3000字数量有多少

真天真。这和打劫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转变，由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1949新中国成立为现代

中国现代史重大问题研究论文　　一带军事奇才——林彪　　张磊 5030309959　　斯大林称他为“天才战将”　　美国人喻他为“不败将军”　　蒋介石称他为“战争魔鬼”　　林彪，一个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功、过、是、非交杂的风云人物，一个曾经的骁勇善战为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一个晚年谋求权利、将中国搅得天翻地覆的阴谋家，还是一个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难得的奇才。　　作为一个军事家，林彪的军事思维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他成功的指挥了平型关大捷，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士气，他主持在东北建立了根据地，并一手将东北野战军发展壮大，亲自主持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林彪的军事思想，我认为可概括如下：　　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依托广大农村进行人民战争　　这一点与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策略不谋而合。抗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党的全民抗战。当时国民党抗战屡战屡败，因为没有很好的发动群众，群众的力量是左右战局的重要条件。林彪达到东北后，建立了东北的根据地，并建立了东北野战军，依托广大农村，使国民党反动派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并最终在平津辽沈两大决定性战役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创造了损失7万人，歼敌40万人的军事奇迹。　　培养优良战斗作风　　历史学家评价林彪，说他“杀伐决断”。清史学家用过这个词形容过年羹尧，文学家也用过同样的词汇评论过《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人们常常说这样的人“狠”，但是战场上并不是一个将人情的地方，在战场上只有有效的消灭敌人，勇猛作战，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林彪在部队建设上，更加注重官兵素质的培养。战场上要求的就是进攻时只准向前，拣薄弱环节进攻，硬的地方交给后续部队，强力部队纵深进攻，进军雷厉风行。好的战斗作风应该是：战斗积极性高，有命令打，没有命令只要对全局有利的仗也要打；勇敢顽强，不怕伤亡，能强攻，能死守，敢于刺刀见红；能吃苦耐劳，不怕走路，不怕困难，不讲价钱；迅速紧张，雷厉风行，说出发就能出发，动作快，行军不掉队；执行命令认真严格，完成任务彻底，不打折扣；在上级总的意图下，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积极地机断专行；自动与友邻配合协同作战；在失去统一指挥和与上级的联系时，也能独立作战，奔向有枪炮声的地方。依靠这样的部队，才使林彪在战场上屡立战功。　　作战指挥和战术原则　　1 实行战略防御，战役战斗上必须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战略上的防御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是攻势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守，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是单纯为了“守土”，是有重点的防御而不是到处设防，是战场上主动进攻而不是被动挨打。战役战斗上的一切防守、退却都要围绕着进攻，配合进攻，造成进攻的条件。针对解放战争中的作战情况，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形式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以袭击的游击战和阵地的反击战为辅。运动战是战略上攻势防御的主要体现。要把大部分兵力分配打运动战，包括村落攻坚战和城镇攻坚战；以小部分兵力打阵地防御战和游击战，以牵制敌人。　　2 实施战役战斗指挥，必须掌握好正确定下作战决心、选择攻击目标和作战时机三个重要环节。有七分胜利把握就下决心打，如果再加上勇敢和正确的指挥，就可以克服那三分冒险，争取十分胜利。两种仗应该打：能胜必胜的仗；虽无充分把握，但所获胜利大、即使不胜亦无妨大局的仗。四种仗不能打：完全没有把握的仗；虽胜但得不偿失的仗；情况不明的仗；虽第一步战斗能胜，但对下一步战斗不利以至妨碍整个战役计划的仗。对敌实施攻击时，应首先割裂并歼灭敌之一路或一部，然后逐次转移兵力各个击破。对运动之敌，一般应选孤立或较弱的一路，在特殊情况下亦可选较强的一路予以歼灭。在同时需要攻坚和打援时，一般应先顾一头，再顾另一头。通常是佯攻据点，实打援兵，亦可先克据点，再歼援兵。对坚固防守之敌的进攻战，不仅要解决扫清外围和突破前沿的问题，还要解决好纵深战斗的问题。实施攻坚战斗，要注意不要打急，攻击队形不要太密，要大胆插到敌人后面切断分割敌人，切实组织好火力。阵地防御战，要准备随时实施反突击、反冲击，以少数精兵固守纵深要点，集中主要兵力隐蔽控制于待机位置，待敌攻我阵地不下或在我阵地侧后绕过时迅猛攻击之。　　3 在战役战斗上形成兵力对比的绝对优势，才能保证进攻作战的胜利。战役上要以5～6个团打敌1个团，兵力宁可感到多，不可感到不够，以便能同时进行攻击、阻援和围堵溃逃之敌，求得全歼敌人。战斗上也要把3/4～4/5的兵力集中用于主要突破方向，切忌分散使用。　　4 “一点两面”的战斗部署。“一点”即是将攻击的主要兵力集中到突击点上，突击点选在敌之部署弱点上，应综合考虑敌我双方的条件去判断敌人薄弱部位。敌之弱点有三种：虽然好打但与主要部署无关；与强点相联系的弱点；既是弱点又是要害的地方。选择突破口，最好是打第三种弱点，其次是第二种，实在没有这两种才打第一种。实施突破时，口子不能张大，以免分散兵力。“两面”即是至少在两个方向(兵力多时可三面、四面)对敌实施包围或钳制。总的来说，“一点”是打垮敌人，“两面”是把被打垮的敌人消灭。　　5 “四快一慢”的攻击原则。向敌前进要快，抓住敌人准备工作要快，突破后扩张战果要快，追击动作要快。相对于“四快”而言，“一慢”是指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发起总攻的时机要慢，攻击准备要充分，搞清敌情、做好准备后再打响，不能打急了。对于运动中的敌人，发起攻击要快些，但也要进行必要的准备。对于退却的敌人，就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追击，慢了敌人就会跑掉。　　6 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不能打莽撞仗，必须经过准备才能攻击；对退却之敌要打“莽撞仗”，猛打猛追，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对于要退未退之敌，完全莽撞或完全不莽撞都不行，首先应迅速抓住敌人，准备好了再打。　　7 攻坚战斗中，突击分队要采取“四组一队”的战斗编组。将加强了的突击分队(通常为连级单位)统一编成四个既有分工又密切协同的战斗组。火力组可配属团或师的炮兵和坦克，负责火力准备和火力支援。爆破组负责清除障碍、开辟通路、炸掉敌坚固火力点。突击组负责打开并巩固突破口。其余为支援组，担任扩张战果的任务。在实际战斗中，可不受四个组的限制，要根据不同的作战目标编组和临时确定任务。　　8 “三三制”的战斗队形。为便于班长指挥和避免队形过于密集、造成过大伤亡，每个班编为三至四个战斗组，由正副班长和作战勇敢并有战斗经验的战士担任组长，每个战斗组三至四个战斗员。冲击时各战斗组之间和各战斗员之间均采取三角等战斗队形，交替掩护前进。　　9 “三猛”的战斗作风。在进攻战斗中要“猛打”、“猛冲”、“猛追”，不让敌人有喘息时间，一举把敌人打垮。“猛打”即是各种火器集中到主攻方向，以猛烈的火力打击主要目标。“猛冲”即集中火力射击后，突击部队乘势猛烈冲击，以火力、手榴弹、刺刀等消灭敌人。“猛追”即对被冲击溃乱退却的敌人实行猛烈的追击，要一直压下去，直到全部消灭敌人。　　10 边合围，边分割，边歼灭的战法。在辽沈战役中，林彪使用此战法，两昼夜，歼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共十万人，刷新了解放军战史纪录。　　11 斩首式打法。林彪要求作战时第一炮一定要打中敌人的指挥部。所谓擒贼先擒王。可以使对方部队指挥陷于瘫痪。这种斩首式打法后来广泛被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采用。　　历史是留给后人去讨论的。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林彪的反党叛国罪行是儿子林立果一手造成的，林彪没有参与甚至毫不知情；也有人坚持认为，林彪在部队中，在参与国家政策中，别有用心的神化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呼风唤雨，却是在是十恶不赦的罪人。无论后人如何评价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一位军事家，林彪的军事才能是永远值得后人去研究和利用的。　　注：本文部分参考《林彪的军事思想》一文，但绝大多数内容系本人课上课下所学所感，并非抄袭。

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论文。中国近代发展的很好，而且越来越好。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文3000字数量有多少

阿Q精神关于阿Q，自他诞生以来的80年间，人们说得太多、太细、太深了。你几乎再很难找到新的话题和切入点。我想从人物类型——即阿Q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的角度，谈谈自己的想法，看能否谈出些许新意？ � 对于阿Q这一形象，已有许多权威的评论。这些论述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个阿Q形象的接受史，反映了我们对阿Q形象认识的不断深入。1922年初，鲁迅的《阿Q正传》还没有在《晨报副刊》连载完毕，沈雁冰（茅盾）就认为：阿Q“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小说月报》1922年2月第13卷第2号“通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30年间，人们强调要对文学作品进行阶级分析，于是阿Q就被视为“落后农民（或“农民”）的典型形象”。1979年出版的由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依然认为：阿Q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戕害的农民的典型”（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998年出版的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重新解读阿Q，说鲁迅“塑造阿Q这个具有强大艺术生命的典型性格，并在小说中显示‘个人历史’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的高度一致性，从而摄录下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人心史和民族的苦难史”“他的性格展现得最为充分的一点是精神胜利法，阿Q性几乎成了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这些论述，都敏锐地“抓住了”阿Q国民性、阶级性、心理性等特征，但大抵是从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角度，来阐释人物的性格内涵的，或者说是从人物错综复杂的性格构成中，来概括他的精神特征的。阿Q还是一个“性格典型”。这一研究路径并没有错，但我以为是走了“弯路”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开门见山”，直接面对他的精神世界、精神特征，把他当作一个“精神典型”呢？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把塑造“性格典型”当作一个核心命题，同时也当作一把权威的标尺。其实这种“典型观”是有它的局限性的，不要说它不大适应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对现实主义创作中的一些特殊形象，也常常显得“捉襟见肘”。譬如对阿Q就是这样。我以为文学中的典型形象，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大家族”，它至少应当包括这样几种类型：性格典型、心理典型、精神典型、象征典型。只要这一人物艺术地、强烈地表现了某种人生的、社会的特征，我们就应该视他为典型，而不必强求他的性格刻画得有多么鲜明、特别。当然，每一类典型并不排斥人性的其他特征，但这一典型的核心特征应该是确定无疑的，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典型的所在。《阿Q正传》毫无疑问是一篇现实主义杰作，但它同时采用了古典小说的章回体形式，现代小说、散文、杂文的幽默、讽刺、夸张等艺术手法，形成一种开放的、奇崛的现实主义文体。阿Q身上确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也有独特的心理描写，但他更让我们心灵震撼、永生难忘的是他的精神特征——那种饱含了民族的甚至人类的灵魂深处的“精神胜利法”。古老的中国已然风雨飘摇，而阿Q却沉醉在虚幻的精神世界里，面对走投无路的生存绝境，他只能祭起一面面骗人骗己的得胜旗子。这是一种多么普遍而深广的民族的、人类的、个体生命的精神特征啊！所以我把他当作是一个“精神典型”。其实，鲁迅压根儿也没有把阿Q当作一个性格人物去刻画。他说得很明白：“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是站在现代知识分子的高度，去审视、揭露阿Q们的精神疾病的，并期望通过自己的笔，“启蒙”民众，“改良”人生。他又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这段话，鲜明地表现了鲁迅对“国民精神”的密切关注，比之于国民的身体状况来，精神是“第一要著”。1925年，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创作思想：“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对有如死海一般的国民的灵魂和精神，鲁迅常常审视、探索、思考。但他又常常觉得隔膜、不自信。这一方面反映了国民精神的深不可测，同时也表现了鲁迅对自己创作的苛求。他不是那种有点小感受、小感想就仓促动笔的作家，他所追求的是“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而阿Q正是体现鲁迅创作思想的一个最理想的对象。你看，在鲁迅这一系列论述中，其主题词是：启蒙主义，揭出病苦；第一要著，改变精神；依靠觉察，画出灵魂。他并没有谈到人物的性格刻画问题。鲁迅发表过很多谈论创作的文章，也多次论述了人物的塑造，但他往往强调的是刻画人物的灵魂和精神，而不多涉及人物的性格描写。当然，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鲁迅并没有轻视性格描写的意思，但在他看来，性格描写是为展现灵魂和精神服务的，灵魂和精神才是人物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正因为鲁迅有这样的审美思想，因此他塑造的人物都具有强烈的精神特征，这种精神特征都具有极大的社会、人生涵盖性，往往成为某种人物的代表和象征。譬如孔乙己代表了被异化的没落文人，闰土代表了动荡的封建社会中农民的悲苦人生，狂人成为封建“铁屋子”里先觉者的象征形象……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最耀人眼目的是一种内在的灵魂和精神特征，他们也有自己的性格，甚至颇为复杂，但随着情节的推进，人物性格有机地融化进了灵魂和精神中去。阿Q无疑是鲁迅小说中最丰满、最深刻的一个艺术形象，他比鲁迅的其他人物要更丰富、更鲜明一些。譬如他的质朴和狡黠、自尊和自贱、欺软和怕硬、敏感和麻木等等复杂多变的性格特点。但鲁迅刻画他的个性特征并不是最终目的，这些个性特征是直达人物的灵魂和精神的，鲁迅的最终目的是要画出“国民的魂灵”来，阿Q因此成为一个杰出的“精神典型”。阿Q是江南乡村未庄的一个贫苦农民、流浪雇农，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定他就是一个“农民典型”。作为“精神典型”，他是不受阶级、阶层甚至民族的限制的，他突破了自己的身份，成为各个阶级、阶层乃至整个民族、人类的一个典型形象。但鲁迅为什么要选一个农民作为他的描写对象呢？我以为原因有二：一是鲁迅本人对农民较为熟悉，他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很古老的镇子里，外祖母家就在乡下，他从小就是在乡村和农民的氛围中长大的，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和理解。他的很大一部分小说就是写的他熟悉的农村和农民。二是在农民身上，最能体现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特别悠久的传统社会，这个社会存在和延续的基础，就是最广大的农民。伴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形成的中国文化，经过统治阶级的改造、整合，演变成一种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文化，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向民间灌输和渗透，成为支配农民思想行为的一种精神文化。即便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而农民心理中的文化积淀却往往根深蒂固、难以动摇。20世纪初，中国的封建社会已走向穷途末路，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外国列强的野蛮侵略使国家走向动荡和贫穷。就在这样一个痛苦的历史大转折时期，统治阶级显出一副懦弱、虚伪、奴颜婢膝的模样，而广大农民依然过着一种原始状态的生活，思想变得更加麻木、愚昧、保守。整个民族弥漫着一种可怕的奴性意识——精神胜利法。选择阿Q这样一个流浪雇农作为表现对象，既能真实地反映历史转折时期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更可以集中地展示民族灵魂的微妙变动。阿Q是一个最卑贱的贫民，他在有意无意之间接受了足够的传统道德文化，在时代的疾风暴雨中，他的灵魂和精神同样受到了一定的冲击，竟驱使他要去“投奔革命”，最终做了“革命”的牺牲品。用这样一个角色，去表现辛亥革命，去展示“国人的魂灵”，不是一个最恰当、最艺术的选择吗？从操作的角度讲，鲁迅选择阿Q作为传主，他可以更少顾虑，更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思想和艺术。因此可以说，鲁迅是借了阿Q的“躯壳”，来塑造他的“国民魂灵的典型”的。传统的现实主义着力展示的是人物复杂多样的性格侧面，意识流小说侧重描摹的是人物的心理流动。那么，鲁迅是怎样雕塑他的“精神典型”的呢？概括来讲，我以为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把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件“陌生化”。鲁迅很佩服果戈理的“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地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的本领，创造性地发挥了果戈理的这一表现方法，在《阿Q正传》中把人物的最日常的生活事件进行定格、放大、强化，就使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变得强烈而陌生，从而折射出人物行动、性格背后的精神内涵，显出一种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譬如阿Q与王胡比赛捉虱子，无聊而细小的事件，经鲁迅的精雕细刻，就变得陌生神奇起来，把阿Q那种“美不过他们，同他们比丑”的变态心理表现得入木三分。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俯拾皆是。二是大量采用幽默、讽刺、夸张等艺术表现手法，凸现人物的灵魂和精神。譬如阿Q对小尼姑，他在骨子里是轻蔑的，一副正人君子的作派，但自从摩挲了小尼姑的头皮之后，他却突然觉得手指间有一种“滑腻”感，弄得心旌摇荡起来，直到犯下“调戏吴妈”的错误。把阿Q灵魂深处的文化积淀和人格分裂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用的幽默、讽刺手法。再如描写县衙捉阿Q，官兵的兴师动众、如临大敌；阿Q在临刑前的画圆圈，全力去画，没有画好，从“羞愧”变得“释然”。夸张手法的运用把阿Q的可怜、麻木、愚昧展示得触目惊心。三是插入作者的主观议论，深化人物形象。按照传记体的通例，对于所传的人物，作者是可以议论和评价的，鲁迅很好地利用了文体的便利，随时夹进一些精辟的议论，成为作品的点睛之笔。如关于“胜利者哲学”的议论，说阿Q的得意“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一下把阿Q这一形象推到了中国精神文明的大背景中。如阿Q遭遇了困惑难解的女人问题的时候，作者有一段“关于女人”的议论，正话反说，亦庄亦谐，深刻解剖了阿Q内心的矛盾现象，尖锐抨击了封建文化中的“女性观”。又如阿Q在临死前恍惚看到了一片狼的眼睛，“不远不近地跟他走”“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麻木如一段木头的阿Q大约是不会有这样的幻觉的，这是把作者的联想赋予了阿Q，但就在这一瞬间把阿Q的死深化了、升华了。他的死，是民族的悲剧，文化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但阿Q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精魂”，是永远不朽的。实在说，阿Q不过是一个农村的流氓无产者，他本来负载不了那么多社会的、人生的、民族的、文化的内涵，是鲁迅创造了他——一个奇迹般的“精神典型”。

第一个十年（1917—1927）：“五四”启蒙文学主导时期；第二个十年（1927—1937）：左翼革命文学主潮时期；第三个时期（1937—1949）：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地域的多样文学形态。

你可以求助度娘在百度搜呀，。找些（历史学研究）这之类的就可以找到好多了~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　　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　　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　　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文3000字数量是多少

你可以求助度娘在百度搜呀，。找些（历史学研究）这之类的就可以找到好多了~

公共课考过的好像不用考了，英语二现在时不能用四级或公共英语三代替的，选修那些是英语二补考就用选修的四选三代替本科毛泽东思想概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外语（二）语言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外国文学史汉字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训诂学美学

我的一点愚见 1917到1927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鲁迅先生的彷徨和那声呐喊了点明了中国黑暗社会的本质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郭沫若先生的那毁灭一切旧的寻求新的 1927到1937 长篇小说的繁荣本时期长篇小说大放异彩三部曲形式的小说繁荣 1937到1947 国统区沦陷区孤岛解放区文学各有千秋不好说谁是划时代的我认为比较有意义的是解放区的文学指明了农村和农民问题比较有现实的意义把楼主的问题比较有分量哦在下贻笑大方了

中国现代史论文3000字数量

摘要：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近代山东中小农户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同时，在雇工经营发展不充分，租地经营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户际互助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在具体的土地经营中，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还无法真正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而且，从山东各阶层农户对劳动互助的“选择”来看，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随着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劳动互助在农民土地经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关键词：土地经营；互助合作；劳动集约型农业；雇佣关系；租佃关系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劳动互助是农民土地经营中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农民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农民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在以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人们都将视线集中在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上，而对农户之间自发的劳动互助关系重视不够，甚至完全将其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因此，本文拟将土地占有与土地经营有机联系起来，以生产力和所有制关系为中心，就近代山东农民在土地经营中自发的劳动互助作一番考察。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与生产要素的分配不均同时并存近代山东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为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山东农村开始普及两年三熟制的耕作模式，同时配合引种高产的美洲作物，经过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种植次序的合理调整，山东土地的复种指数和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一些地区的平均复种指数达到了152左右的高水平，这就相当于原有的耕地面积扩大了52倍。甘薯、花生等美洲作物的引种也将农作物的亩产量提高了几倍，民国时期山东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甘薯单产平均达到1289斤/亩，折干后（三斤折一斤）还是其他作物的2-3倍，花生单产平均达到5斤/亩，而同期的大豆平均单产只有8斤/亩。[参考文献[1] 章之凡，王俊强20世纪中国主要作物生产统计资料汇编[M]王宝卿著明清以来山东种植结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以美洲作物引种推广为中心[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p148) 近代山东农业种植结构和耕作模式的调整，是在农业技术停滞的条件下，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人投入实现的。这种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增强了小土地分散经营的能力和中小农户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催生了中小农户对生产工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需求。然而，在近代山东农村，生产要素分配不均的状况十分普遍，广大中小农户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生产资料短缺的窘境：耕畜和农具的拥有程度是农民阶层区分的重要标志。大部分富农拥有比较完备的农具和牲畜配置，而中贫农户的生产工具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乏。卜凯调查表明，华北的小农无役畜比重达62%，中等耕地的农户无役畜者占40%，大农户只有4%无役畜。[[2] 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p195)在即墨县浮山后村、胶州湾口薛家岛的大洼村一带的中、贫、佃农只能用构造简单的三角“铁铲”耕地或播种。解放前后浮山村350户人家只有四架耧，而统统归地主富农所有，一般中、贫农户“土地少（只有三至五，七至八亩），不值得买，也买不起”。[[3]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3](p305-p306)在山东惠民县，耕地规模在10亩以下的小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仅有038，经营耕地在40-30亩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有53头，经营耕地50亩以上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由8头。[[4]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报告（一）——惠民县第一区和平乡孙家庙[M]昭和][4] 从各阶层农户土地经营所需的劳动力来看，劳力的需求与土地经营面积有很大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富农的经营面积“超出了每个家庭的劳动标准（就是说每个家庭能靠自家劳动耕种的土地数量）”，对劳动力有一定的需求。而中小农户的拥有的土地有限，家庭劳动力充足甚至过剩。但随着近代山东劳动集约型农业和农作物商品化的发展，农田耕作的劳动强度增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的种植，需要较多的劳动人手，中小农户也出现了自有劳动力不足的情况。1935年，在山东每亩小麦一年用人工15个，大豆12个，高粱18个，小米21个，花生24个，棉花60个，烟草135个。[[5] 方行清代山东农村的劳动力市场[M]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p389）经济作物的用工量明显高于粮食作物。棉花和烟草是近代山东大力发展的两大经济作物，是劳动节约化程度较高的作物。棉花每亩人工投入在二十个左右，在鲁西北棉区，中耕除草的次数达六次，间苗一次，摘心作业达两次。烟草种植不需要畜力，所需的人力更多。在山东，种烟的人工一般约为种玉米的四倍。[[6] 胡德琳等济宁直隶州志，清乾隆50年（1785年）刻本][6](卷二，卷三十二)随着山东二年三熟制的发展，复种指数的提高，农民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尤其是五月和九月的“双抢”季节，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很大的，许多即使平时家庭劳力充足的中等农户，在农忙季节也缺乏劳动力。据抽样调查，华北个农业区“与收获时劳力不足者，约占三分之二，栽种时劳力过少者，占四分之一，灌溉时缺乏劳力者，约占八分之一”。[[7] [美]卜凯中国土地利用[M]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7](p405) 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中小农户之间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二、雇工经营、租地经营对户际互助的影响农户的雇工经营主要是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近代山东农村的雇工经营发展得并不充分，富农和中农多以自耕为主，雇工为辅。莒县三个区13个村的典型调查，在富农经营中家工占劳动总数的7%，雇工占88%；中农雇工占劳动力总数的52%，家工占48%。这大致是山东地区雇工经营的一般水平。[[8] 华东局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编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山东省农村调查[M]][8](p32)在一些雇佣关系不发达的地区，富农连长工也不雇佣，如流坡坞村富农主要生产是自己劳动，农忙时才雇短工。在雇佣关系发达的地区，富农的家工与雇工的数量大致相当，如海阳泊村，战前富农自有劳力19人，雇工16名。由于雇工经营发展的不充分，农户所拥有的劳动力常常不能满足实际生产需要量。如1937年以前，盐山魏桥村富农的人力，以户平均计算，则缺一半以上，……虽然劳力不足，但二十四户富农仅有五家雇佣长工，有的还雇的是半长工，共雇入三个半长工”。[[9] 唐至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9](p751)胶东的海阳泊村，富农的土地实需劳力7人，其自有劳力和雇工加起来共35名，还缺7名劳力；中农阶层尚缺劳力7人。鲁北的北隋村，中农劳力盈亏相当，富农缺少劳力5-5个[9](p753)。所以，在雇工经营还无法充分满足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下，劳动互助就成为补充劳动力的有效办法。随着近代山东农业耕作环境条件的恶化，分散的小生产无力抗拒和防止灾荒，为了保证小农的“生存权利”，分成租制逐渐兴盛起来。《获邑审编册》统计，1930年代，山东的分成租制比例占到27%。[[10] 获邑编审册[J]平淮学刊，1985，(1)][10]另据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统计，在1935年分成租制的比例达到50%左右。[[11] 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1](p538-p539)由于佃农贫困，许多分成租是由主佃双方共出农本的，所以说分成制也具有调剂生产资料作用。山东分成租的种类相当复杂，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均由地主出，佃户必须吃份子粮，吃一斗在公堆上还三斗至四斗，其余粮食按对半或佃四业六分劈，草全部或大部归地主，是为佃种地；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由佃户出，有的地主也出一部分农本。有的份子粮，粮草多为平分，牛草归牛，是为分种地。由此来看，在分成租下，除了土地条件之外，农本是决定主佃双方分成比例的重要因素。佃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少，所受的超经济剥削很重；分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多，超经济剥削就较差或没有。因此，为减轻对地主所出农本的依赖，佃农之间也开始开展互助合作，调剂生产资料的余缺。三、近代山东农村户际互助的形式与规则（一）经济状况基本对等条件下的劳动互助协作——合伙使用生产工具和搭套合伙使用生产工具，是指有的农户之间采取共有农具、共同饲养役畜的互助形式弥补生产工具的不足。在潍县，小农为了配齐役畜、车和犁，往往几家联合，共同购买，共同使用。张姓买牛，王姓买马，李姓买农具，赵姓买大车，在生产中形成合作关系。在山东惠民县孙家庙村，地主阶层不负担任何大牲畜的饲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只能在耕地充分的条件下才能单独饲养牲畜。孙家庙村有9户自耕农单独拥有牛，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骡，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驴。自耕农单独拥有牲畜达15户，3户半自耕农拥有牛。由于役畜的不足，牲畜共同占有的习惯在自耕农中十分盛行。半自耕农多3户共有，自耕农多2户共有。[4](p124-p129，p146-p149，p167-p196)合伙喂养牲畜的农户一般是平摊购买和饲养牲畜的费用，轮流饲养和使用牲畜，如历城县路家庄的陈姓叔侄每人各出资七十五元，购买耕牛一头。平时两户轮流饲养、使用耕牛，十天一换；农忙时，则改为一天或三天一换。在恩县后夏寨村还有另外一种平摊“伙养”费用的方式，如有三家共同拥有畜役，其中2人出购入费，1人担负饲养费[[12] 中国农村惯性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M]东京:岩波书店，][12](第四卷，p460)。 “搭套”也叫“合犋”，“插犋”等，是农户以一定的人力和畜力与其他农户的人力、畜力共同组成二牛或三牛犋，共同耕种的劳动组合形式。这种搭套的劳动互助组合是“华北平原农作的普遍现象”，清代《登州府志》载：“耕者有春耕，有秋耕，用牛四，谓之一犋。穷民有至四五家合一犋者”[[13] 施闰章修，杨奇烈/任浚纂登州府志[Z]，清康熙33年（1694年）刻本][13](卷八)，《莱阳县志》也说：“民有三四家合一犋者耕”[[14] 万邦维修，卫元爵等纂莱阳县志[Z]，清康熙17年（1678年）刻本][14](卷二)。在《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一书中，作者也介绍过类似的情况，他说：“小农有时两、三家‘搭伙’合并牲口和劳力来耕田”[[15]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5](p155)。上述两种劳动互助都需要互助双方在经济条件和土地经营规模上大致相当。这种经济条件上的对等原则在上述两种互助形式中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随着近代山东农村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小农的生活不像过去那样宽裕了，这使他们在日常的生产经营中不得不斤斤计较。搭犋时，如果两家的经济条件相差太远的话，那么条件较差的一方会因自己“吃亏”而心生不满，这时互助关系往往就会出现问题。正像后夏寨村民的李令义说的那样：“大体是土地相当的人家合犋。这样相互间没有不满，要不然土地少的人家就有不满了”。当然，所谓的“经济条件对等”，也不是绝对的相等。后夏寨的王廷章说：“有同等数量土地的农家才能进行合犋。土地差个二三亩也没有事”，李令义说：“有十亩的农家与只有两亩地的农家不可能一起合犋，这差距太大了。如果我有10亩地，你有5亩的话，你就不想合犋。因为我地里的活很多，比你多出了一倍”。当被问起为什么他和王廷章家各有30亩和20亩土地，仍然在一起合作和很多年，李令义解释说：“双方间的性格、秉性合不合也是很重要的。感情很好，就不在乎土地亩数的差距的事例也有，但很少。比如两家差7、8亩地，也可以。主要是双方没意见，两家人很对脾气，觉得背点理，吃点亏，就不论了。计较这些就不在一处干了”。[[16] 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思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6](p170-p171)可见，在劳动互助中，农民心中对彼此之间的“经济差距”都有一个心理上的承受范围，合具双方彼此的感情好，可能他们所能接受的“差距”就越大；而一旦双方之间“差距”超过了他们“合理计算”的范围，即使双方感情再好，互助关系也不能成立。从参与上述两种互助协作的农民群体来看，大部分地区的富农拥有齐备的农具和牲畜，参与劳动互助的相对较少；较为贫困的贫农和雇农缺少参与互助的条件；只有中农，既有合具的条件，也有合具的必要。如在历城县冷水沟村，拥有、耕种大亩约20亩以上土地的农家，一般都有齐备的役畜、农具，没有和别人合具的必要。另外不到五亩的农家，因为没有足够的农具和役畜，够不上合具的对象。所以一般是拥有10亩左右耕地的农家寻找合适的对象从事合犋”。在路家庄“没有牲口的人家不能合伙”。[12](第四卷，p257)不过，由于山东各地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同，各阶层农民的富裕程度也不同，山东有的地区的富农和贫农也参与“搭犋”或“伙养”。1943年，在莒南、赣榆两县13个村落的调查中，调查者就注意到抗战之前贫农参与搭犋和“伙养”的情况：“地主、富农的耕畜多为大牛大驴，而中农、贫农则多系小牛小驴，同时多是数家一个牲口或各有一个不成牛犋的牲口，因此农民之间就产生了简单的变工互助组织，如搭犋、或养牛，或以剩余劳力来换取地主、富农剩余畜力”[10](p27)。在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的惠民县文化区于韩村，甚至是“地主”也要与别家进行互助合作。在村中占地10亩以下的农户一般无力饲养耕畜，一般的中农占地在10-20亩之间者，大多不能独立养一头牛，有的只能自家养一头驴或两家甚至四家伙养、伙使一头牛。全村仅有的两户地主中，只有韩友奎家拥有全套大农具，一牛一驴的搭配也可以组成独立耕作的耕犋；另一个所谓的“地主”韩太臣家，虽拥有一头牛，但仅拥有大农具的一般，显然要与别家搭套耕种[[17] 于韩村土地浮财分配登记表[M]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济南:齐鲁书社][17](p154-p155)。（二）带有雇工性质的劳动互助——换工和帮工带地 “换工”简单的说就是“以人力换牛力”，那些贫困无耕畜户，常用这种方式向富裕地主换取役畜的使用权。根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资料，山东地区的换工只在农忙期进行，持续的时间不长，且规模不大，只是两户农家之间的农耕组合。村民在换工过程中，秉持着“对等交换”的公平原则，在“合理地计算”田亩、劳力和牲畜之间换算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交换、互助活动。虽然这种计算不是很精确，但最后的结果都能令双方满意。不过，在人力与畜力换工的场合，这种所谓的“公平”背后隐藏的是畜力占有者对借用者的劳动剥削。而且在“换工”过程中，无耕畜户不但要以劳力来换取役畜的使用，而且在耕种时还要受制于役畜的主人，往往是满足了牛主家的土地耕作需要后，才能耕种自家土地。在莒南县的官地村“一个十二亩的农户用人家的牲口耕地，除支付自己所产全部牛草、帮六个工以外，自己地的耕种还要在牛主之后”[[18] 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官邸村农业劳动合作调查[M]1944年11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C]，第13辑][18](p190)。“帮工带地”的互助形式在近代山东农村也是普遍存在的。“带地佣工系农民耕地不足，人工有余，又不愿或不能将其耕地出租于人，而自己专当普通长工，乃与居住附近之较大农户商订，为其长年雇工，附带耕种自己所有之田地，而享有其出产。其每年工资之多少与其所带田之多少成反比例。带地佣工的民间惯行在各县又有细微差别，“博兴县雇主对于庸工所带田地之耕种，一如其自己田地之耕种。雇工所带田地出产，全为庸工所有。雇工长年工资照最高价付给，惟扣除其所带田地之全年耕种费。嘉祥县之雇主所扣除之全年耕种费，大约每亩一元五角，所带田地之耕种费达到其工资限度，则不另支付工资。肥城之佣工以不耽误雇主之工作为原则，饮食须自备。清平县雇工所带之田地一切作业概由雇主负担，所出粮食归雇主所有，惟柴草须随所用耕畜为转移。若用雇主之耕畜，柴草归雇主，若非雇主之耕畜，则不归雇主所有。该处壮农每年能耕二十九亩，雇工带地耕种不能超过 10 亩，高唐县之情形与此相仿。东平县佣工所带地之作业亦同于雇主之地，带地多者不要工资。莱阳县、恩县亦有此带地佣工之办法，莱阳县俗称此种庸工为 ‘打裏’”[[19]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供需状况[M]，中山文教馆，1935年][19](p37-p38)。换工和带地帮工带有雇工经营的性质。在这两种互助形式下，拥有生产资料的富农或地主处于主导地位，而缺少生产资料的小农则处于从属地位，合作双方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上述各种劳动互助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但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无法真正实现农业经营规模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农户之间自发的互助合作，一般只有两三户人家参与，规模很小，且缺乏稳定性。第二，互助协作调配的资源大都仅限于劳力、牲畜、农具等传统的生产要素，缺乏先进的技术因素的支持。在农业技术基本停滞的情况下，农户之间的互助协作只能通过追加劳力和资本来提高农田产量，其发展的方向是农业发展的“过密化”，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实现农业增长的规模经济。第三，农户的互助多集中于生产环节，缺乏农业销售、加工等环节的合作。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较小农地经营规模很脆弱，其承受经济波动的能力非常有限，为抵御经济风险，农民应当开展产前、产后方面的合作。然而，近代山东农户的土地经营较为分散，商品经济意识不强，同时也无法承担农业产业化需要的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这就使他们之间的互助仅限于生产领域，并不可避免地深陷于“自己自足的陷阱”之中。四、近代山东各阶层农民对劳动互助的“选择” 各阶层农民对在土地经营中对劳动互助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经济实力以及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经营逻辑。在土地经营中，富农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者，他们力求在土地经营中选择一种最经济的生产方式，合理地进行劳力和生产工具的配置，以提高农业收入。近代山东的富农生产资料比较充足，但由于雇工经营发展得不充分，他们所拥有的农业劳动力不足。为补足劳动力，富农常“利用互助劳动以提高劳动效率”[24](p756)：畜力充裕的富农多与缺乏畜力的农户“换工”，在补充劳力的同时也提高了牲畜的使用效率；畜力和农具缺乏的富农，也多参与合犋、伙养等劳动互助。中农是追求稳妥地经营者。他们一方面追求利润，积极向富农阶层靠拢；另一方面又要保障生产，防止沦为贫农。山东的中农以自耕为主，拥有的生产资料量介于富农和贫农之间。与雇工经营水平比自己高，生产工具比自己齐全的富农相比，中农更有劳动互助的必要；与严重缺乏生产资料的贫农相比，中农在经济条件上具备开展劳动互助的优势。中农的经济地位还决定了他们多倾向于选择不需要太多资金投入且没有超经济剥削的劳动互助，来补充劳力和生产工具的不足。《惯行调查》资料中提到的冷水沟村和后夏寨村，均是中农占多数的村庄[ 后夏寨村自耕农占3%，冷水沟村自耕农4%，中农是自耕农的主体，因此，这两个村中的中农占多数]。在这两个村中，搭犋是最普遍的互助形式。后夏寨村“（村民）大部分都合具，一多半。个人解决不了……就得想这个法，差不多90%农家合具”[16](p96)。历城县冷水沟村在20世纪40年代有合具组合八、九十组[12](第四卷，p26)。对于贫农来说，与追逐利益相比，生存是第一位的。近代山东的贫农拥有的生产资料严重不足，但劳力过剩，他们是雇工和佃农的主体。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贫农参与劳动互助的机会比较少，而且常常是带有救济性互助的受益者或是雇佣性互助下的受剥削者。随着近代山东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山东农村结构逐渐呈现出“中农化”的趋势。在1937年以前，山东的富农占总人口的5%，占总户数的3%，中农占总人口的98%，占总户数的63%，贫农占57%，雇农占24%。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贫雇农约占70%左右[[20] 段国卿，岳海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农民运动简论[J]，山东史学集刊，1983，(1)][20]。总的来看，在山东各阶层农户所占的比例中，中农的比例最大，富农和中农比例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土地改革时，中共山东分局对山东274个典型乡村的统计，贫农占总户数的44%，中农占8%，富裕中农占63%，富农占64%，地主占35%。这表明山东的中农还在上升。如上所述，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21]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计划司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M]北京：中华书局，][21](p224)。所以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更加凸显了劳动互助在山东农民土地经营中的重要性。

这是近代史吧？现代史是1949-现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