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历史大讲坛论文3000字

可以写吊鱼岛和黄岩岛事件，写的偏激些，让老师注意到你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5000字论文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土地政策的变化 ①十年对峙时期内容: 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1931年制定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见教材P10)意义:②抗战时期:内容: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作用:P41③解放战争时期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作用:成为解放战争迅速取胜的可靠保证④1950—1952年土地改革内容: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特点:保护富农经济意义:P85⑤1953—1956年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由私有到公有制的转变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首先在安徽四川实行)，意义: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业发展，使农村改革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的历史沿革基本情况如下： 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分配土地的方法。到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正确进行土地分配的方法，即：（1）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促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2）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2、《井冈山土地法》的缺陷主要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而《兴国土地法》对《井冈山土地法》所作出的一个重大的原则性修改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3、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即地租一般地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按抗日战争前的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地减少到社会借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实行了这个政策，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又有利于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中国人民和美蒋反动派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土地革命的条件日渐成熟。1945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4、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聚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5、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根据建国后新形势确定了土改的新政策，对待富农，由解放战争时期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有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土改运动的顺利完成和迅速发展农业生产。从1950年冬起，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全国除了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约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新解放区土改的胜利，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并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5、农业合作化的三个步骤：我国在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逐步实现过渡。第一步，号召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几户或十几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以土地人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第三步，在初级社的基础上，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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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历史大讲坛论文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大力弘扬苏区精神，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坚定的理想信念，是苏区军民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中央苏区之所以能多次击退强大于自己数倍的敌人的进攻，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广大红军干部在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的指引下，上下团结，同仇敌忾，奋力杀敌。可以说是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将他们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从而使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红军切实地变成了强大的战斗力。当前，必须像当年苏区干部群众一样，要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定取得胜利的崇高信念。　　大力弘扬苏区精神，紧紧围绕“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中央苏区时期，党开始局部执政，“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宗旨所在。广大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红军指战员牢记这一宗旨，时时关心群众生活，处处为群众着想，自觉地、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当前，必须与时俱进地发扬光大苏区精神，始终把代表、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摆在工作的首位，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大力弘扬苏区精神，继承和发扬“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优良传统，争创“第一等的工作”。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关键在于他们艰苦奋斗、吃苦在前，在于密切联系群众、甘当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是因为这样的好作风，才创造了苏维埃“第一等的工作”。当前，要与时俱进地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优良传统，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解决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而有利于增强领导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像当年苏区干部那样“廉洁奉公，以身作则”，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的廉政建设。中央苏区各级党政机关，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清廉的政府机构；各级党政军群的工作人员，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廉洁的官员。当前，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的廉政建设，就要像苏区干部那样“廉洁奉公，以身作则”，真正认识到党是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谋利益而存在而奋斗的。只有像当年苏区干部那样，建立廉洁自律与制度、纪律、法制相结合的机制，并坚决维护各项廉政制度的严肃性，才能使党内腐败分子受到应有的惩处，使清廉从政真正形成风气。

一代袅雄——曹操现代人大多数都说曹操是奸雄，但宋朝以前写他是英雄的居多。曹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是中国东汉末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东汉末年，各地出现许多割据一方的军阀，他们之间长期混战，有不少地方百里无人烟。这时曹操实力不断壮大，渐渐也就成了三国时代魏国的奠基人和主要缔造者，后为魏王。他的儿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魏武帝。曹操一生征战，为全国尽快统一，在北方广泛屯田，兴修水利，对当时的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其次，他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抑制豪强，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此外，他还精于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孟德新书》等书。作为一代枭雄，他精通音律，善作诗歌，抒发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苦难生活，慷慨悲凉，他在政治上的功绩亦是不凡的。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曹操算得上一个标新立异的改革派，但他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又是非法理性的独断专制残酷无情。他虽"挟天子以令诸侯"感震天下，却又始终小心奕奕保护着苟延残喘的旧势力的代表刘汉王朝，至死不渝，抛弃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彻底革命，堕入了半途而废的结局。曹操广屯田，修水利，倡节俭，轻徭薄赋，抑制豪强，为天下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但无休止的争权夺利，无意义的军阀倾轧又惨杀了大批降卒和劳力，更深地加重了百姓的痛苦，阻滞了社会的进步。伸出去力图改革的大棒打在了自己的脑袋上，田野里只有多些白骨，多些流民，多些啼饥号寒的哭声而已。曹操渴仰贤才，广纳善良，不止一次地下过招贤令、求言令，确实给当时人妖莫辨的污浊社会吹进一股清新之风，让有报复于天下的能人才俊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他对网罗来的人才首先一条要求是他们必须无条件地为曹氏集团服务，俯首帖耳地听命于他一个人，任由他私欲野心的驱使。否则，稍有不苟，必遭惩罚。这种手段和心胸又极大地摧残了天才们才华的发扬光大。孔融、杨修、荀彧、华佗这些世上少有的奇才惨死于他的手中，就彻底撕毁了他伪善的面皮。因此我认为曹操弊大于利，而且曹操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先头兵，他应该有一个辉煌的结果。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应该是充实的圆满的。但他矛盾的本性决定了他在关键问题上决断的底气不足。《魏氏春秋》中记夏侯敦曾极力劝操应天顺民立魏去汉。曹操却答说："若天命在吾，吾当为周文王矣。"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他用小小的自我满足打了个回旋，狠狠地拉了历史老人的后腿。当时的天下大势，的确需要曹操来作一个果决地亮像，倘若果真如此，后来的历史必然是另一番景象了。但曹操却没有这一点真勇敢，他是牢牢立足于旧基础上的花朵，徒有灿烂之色，根子却是腐朽的。所以，曹操的鞭挞宇内只不过是清扫历史殿堂的必然行为，他本人充其量不过是个尽责的佣人，一个新旧时期转换过程中接力长跑持第二棒的中间先手而已。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个英雄，但也仅仅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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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堂整理了15个好写的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　　1、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　　2、“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　　3、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　　4、全新世以来浙江地区史前文化对环境变化的响应　　5、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　　6、出土文献与先秦自然宇宙观重审　　7、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　　8、逐鹿或天命:汉人眼中的秦亡汉兴　　9、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征　　10、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　　11、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　　12、清代耕地数据恢复重建方法与实证研究　　13、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锡料来源与“金道锡行”　　14、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　　15、秦军功爵制的经济学分析——兼论秦军功爵制功效何以远超六国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题目写作时间:90 分钟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题目浅析洋务运动从两次鸦片战争看中国之变迁与发展浅析辛亥革命中国近代不同阶级的救亡运动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小组学习实践报告报告题目: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小组中国近代史论文 6页免费中国近现代史论文 4页 4下载券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参考选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参考选题 1、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本内容，选取你感兴趣的历史问题，自拟题目进行写作。 2、近代中国落后原因分析。 3、中国近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考核论文题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考核论文题目_历史学_高等教育_教育专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考核题目 1、为什么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最终没能使236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题目及要求A(236) 北京理工大学远程教育学院 2015-2016 学年第二学期《中国近代史纲要》期末论文(A 卷)教学站学号开卷 100 分姓名手机号成绩考试题目: 试论近代中国近现代史课题论文桂林摩崖石刻在我国碑刻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清朝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唐宋士大夫度岭南来，题名赋诗，摩崖殆遍。”这种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期末考试论文题目201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期末考试论文题目材料一: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过程，特别是加入 WTO 以后，中国经济进入全面加速阶段，作为多边体制中国近现代史期末论文(3000字)中国近现代史期末论文(3000字)_历史学_高等教育_教育专区。《在抗战历史中反省中国封建社会由盛到衰 2、中国近代史的里程碑——辛亥革命 3、关于好与坏的中国近代史论文中国近代史小论文 2页免费中国近代史论文选题 2页 1下载券中国近代史论文中国的近代史是中国人民屈辱的血泪史，也是中华民族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抗争史，关于近代史的一个课题论文关于近代史的一个课题论文_历史学_高等教育_教育专区。对近代史一个选择方向进行中国近代史上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

中央苏区历史发展进程论文3000字

论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　　1991年底，世界上第一个且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没有战争和外敌入侵的情势下自行解体，令世人震惊与沉思。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苏联解体的根源进行了多方面研究，观点纷呈，智仁互见。总体上大家都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社会危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意识形态诸方面)总爆发的结果。笔者也持此观点，但笔者不同意有的论者所说：“至于苏联的瓦解，也不是如同某些苏联问题专家所言，是导因于境内的民族紧张情势，虽然这的确一直是苏联的隐忧之一。促使苏联瓦解的真正关键，应该是它所面临的经济困境。”[1]“苏联国际地位的下降，虽然助长了某些民族主义情感强烈的共和国的分离主张，尤以波罗的海诸国和格鲁吉亚为最——立陶宛首先一试，于1990年3月挑衅地先行宣布独立——苏联最后的解体，却不是来自民族主义的压力。”[2]笔者赞同法国史学家埃莱娜·唐科斯和日本学者谷烟良三早在苏联解体前所提出的观点，前者指出：“在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显然是民族问题。像它所继承的沙俄帝国一样，苏维埃国家似乎也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3]后者强调，“民族问题已成为左右苏联对外行动的危险因素，也是从内部动摇苏联体制的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导致苏维埃帝国的崩溃。”[4]的确，苏联解体虽由多种因素所致，但民族问题是一个起关键作用的深层次的因素，值得进一步探讨。　　苏联是在沙俄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国家。因而，苏联民族问题由来已久。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称沙皇建立沙皇俄国开始到1917年被推翻，在长达370多年中，沙俄先后兼并了外高加索、中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使其版图扩张了8倍，征服的民族达120多个。为巩固其野蛮统治，历代沙皇均对被征服的民族实行残酷压迫与奴役，极力煽动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唆使俄罗斯人鄙视、仇恨、欺压非俄罗斯民族。非俄罗斯地区的一切重要职务都由俄罗斯人担任，俄语为官方语言，禁止用非俄罗斯语出版书报，学校禁止用非俄罗斯语授课，非俄罗斯民族被迫俄罗斯化，并经常遭到蹂躏和屠杀，致使沙皇俄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民族矛盾最深厚的国家，是名符其实的“各族人民的牢狱”[5]。十月革命虽然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旧俄疆域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及其民族问题却历史地遗留给了苏联。苏联党和国家为解决民族问题作了不少努力，也曾取得一些成绩，但由于历史上传袭下来的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加之苏联在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使民族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苏联存在的70年中，其民族问题可谓头绪纷繁、盘根错节，大致可概括为四种类型。　　一是俄罗斯民族同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民族是苏联人数最多的民族，约占苏联总人口的50%略强，多数居住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境内。由于历史原因，也有不少俄罗斯人散居在少数民族地区。据统计，俄罗斯人在14个非俄罗斯共和国的人口中平均占19%。俄罗斯民族同当地民族的关系遂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俄罗斯人常被少数民族指责为“占领军”、“殖民者”，而俄罗斯人则感到愤怒，认为俄罗斯对其他民族承担了过多的义务，吃了亏还要挨骂，这是不公平的，因而从1990年起，《俄罗斯文学报》等报刊发出了要求俄罗斯与其他共和国分家的呼声。　　二是加盟共和国内民族之间的矛盾。在一些加盟共和国内，除少数民族与俄罗斯民族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外，在非俄罗斯民族中也存在着由争夺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而产生的各种矛盾。例如，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一再要求把摩尔达维亚语定为国语，并把摩文的斯拉夫字母改为拉丁字母，该共和国议会已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但这又引起当地讲俄语的居民的反对，他们纷纷组织罢工抗议。摩尔达维亚境内的加告兹族人总数只有16万，可谓“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他们也害怕自己的语言被摩语同化，因而也集会游行，要求成立加告兹自治共和国。此外，有些民族地区与加盟共和国当局之间也是矛盾重重。虽然苏联宪法规定，根据各少数民族人数的多少和其他条件分别成立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区，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加入所在的加盟共和国，并且通过加入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形式加入苏联，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的少数民族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却要求脱离加盟共和国。例如，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境内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都出现了要求脱离格鲁吉亚的集会游行。　　三是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民族矛盾。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以一个较大的民族为主，伴之以其他民族而组成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之间实际上就是民族之间，由于历史积怨、宗教对立、领土纠纷或现实利益冲突等原因而存在着矛盾。如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关于克里米亚半岛、科利沃尔斯、顿巴斯地区的争端；俄罗斯与哈萨克之间关于坚季兹湖地区大片领土的争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之间关于威特比斯州3个区、哥美里州6个区及斯摩棱斯克州的哥列茨基等地区的争端；俄罗斯与爱沙尼亚之间关于普斯科夫州的楚德湖和纳尔瓦河地区的争端；塔吉克和乌兹别克之间关于撒马尔罕和布拉市的归属问题的争端等等。这类民族矛盾最典型的是南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共和国之间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归属问题而出现的武装冲突。1987年秋，阿境内主要由亚美尼亚族组成的纳卡州认为本民族遭受歧视而提出脱离阿塞拜疆共和国、加入亚美尼亚共和国的要求，得到亚美尼亚的全力支持而遭到阿塞拜疆的坚决拒绝。阿塞拜疆人涌入纳卡州，与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发生暴力冲突，造成26名亚美尼亚人和6名阿塞拜疆人死亡，近200人受伤的流血惨案。苏联中央政府调动军队制止了冲突。1988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拒绝亚美尼亚的要求，同年7月12日，纳卡州苏维埃投票决定脱离阿塞拜疆共和国，苏联中央政府和阿塞拜疆均不予认可。此后，阿、亚两族之间的敌对活动不断升级，冲突亦蔓延至其他城市。1990年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部分冲突严重的地区处于紧急状态，并派苏军和内务部队赶赴当地恢复和维持秩序。此后局势非但没有根本好转，矛盾反而加深。1991年苏联解体后，纳卡州归属问题遂成为阿、亚两个独立共和国之间的争端。表面上看，这属于领土之争，而实质上，围绕这一问题的矛盾却发展为把矛头指向中央、反对苏维埃、要求退出联盟的政治斗争，而且，南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冲突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采取了武装暴力的方式。　　四是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矛盾。这一矛盾主要表现为加盟共和国争取自主权和要求独立。最为突出的是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加盟共和国。这三国虽是小国，但地处战略要冲，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与北欧国家相近，在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是根据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议定书而并入苏联版图的。并入苏联后，由于受全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制约和各共和国之间“平调”政策的影响，三国发展缓慢，与北欧诸国的水平相差甚远。因此，三国认为，并入苏联给他们造成巨大不幸。于是从1987年起，每年的8月23日三国民族主义者都在各自的首都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打出以前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旗帜，谴责苏德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导致了苏联对当时独立的三个共和国的占领，要求更多的自主权，直至脱离苏联。1989年8月23日，这三国利用苏德条约签订50周年之际，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波罗的海之路”的示威活动，示威者手拉手组成了连接三国主要城市，长达650公里的人链，表明脱离苏联而独立的决心，煽动起十分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特点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而且三国协调行动、步调一致，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不过斗争的方式与前述纳卡问题不同，没有发生武装冲突，而是以集会、示威、游行、立法等和平途径为主。

首先写这个贴子是具有一定压力的写这篇贴子并不是在为共产党说话，也不是在为那一个人说话而是从一个历史的全局系统的分析一个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在建国后为什么要与苏联建交近代中国的矛盾是什么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近代中国的灾难史于1840的鸦片战争深究这场战争的原因可能有的人会说，英国人太坏清政府太腐败无能而或者是其它什么原因但是其根本原来如何这是要从系统上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全面分析的当然不能说清政府就没有责任关键是在于1840年以后近代中国形成了两种社会根本矛盾即:1资本主义与国内买办构结的势力与普通民众的矛盾不法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历史上的矛盾人民也就无从真正的成为国家的主人国民也就不会有民主民权民声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形形色色的与这两大势力做斗争的力量无论是清时的小刀会还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甚至是戊戌变法的梁启超谭嗣同他们从根本上只想到的是赶走外来入侵者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利益也就是分别代表着广大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皇权那么历史证明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对立宪就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对任何有可能侵害到其自身利益的任何变革所抱的态度就是杀无赦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也许有的人会认为，在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上中国是不是可以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答案是否这的因为早在本世纪初这种悲剧就发行过孙中山先生做为中华民族革命的先驱者他的丰功伟绩是后人所不能够抹杀的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在进过无数次的与封建王朝的斗争中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结束了中国近五千年的封建历史便是封建王朝结束了`中国近代的两大根本矛盾有没有结束呢，答案肯定是否的，为什么呢``因为封建王朝是结束了`但是一种新的封建势力又出现了``那就是军阀主义再加上中国资本阶级本身就具有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他们一味的与国外帝国主义妥协忍让而结果是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在当时的中国更加的放肆出现了军阀或者是帝国主义势力为代表的某些有权有势力的人在中国境内犯罪加害普通民众而不受任何处罚而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有一种阶级他必然要代表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必然要与不法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做斗争而这种新的阶级的诞生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实践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十分传统的，是不全面的、肤浅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对其优越性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体验、去总结。 2、衡量和比较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离开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拟的。虽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3、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们不能拿拥有几百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来比拟和衡量只有几十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从来不会是历史的瞬间，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挫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三、正视伟大成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政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这就是一代伟人向世人昭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说，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最根本的是看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坚持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历时70年，跨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设更加巩固，人口素质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发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成功实现。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全面振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所以，如果新中国成立后，不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不可能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与苏联十月革命完成不同，具有开创性的革命道路，被后人称之为“井冈山道路”。但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却不是在井冈山，而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的。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实践经验深入分析、思考，不断提炼，进行理论概括而逐步形成的。她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密切相关，是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践经验的结晶。　　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始于井冈山，但未能在井冈山完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么走？这是全党都在思考的问题。众所周知，苏联十月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无产阶级是首先在中心城市发动工人武装暴动，夺取革命政权的。受这一革命成功经验的影响，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正确地对待苏联革命经验，而是机械地把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照搬过来，效仿苏俄十月革命，把革命中心定位在大城市。随即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城市武装起义。但这些起义，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都先后归于失败。实践证明，中国革命不能简单地模仿苏联革命的模式。一部分善于思考的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杰出为代表。　　1927年秋，毛泽东等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起义军进攻长沙周围的几个城市遭受挫折后，他没有附和大多数人继续攻打长沙的主张，而是说服其他的起义领导人，毅然将起义部队带到罗宵山脉中段农村，保存革命力量。接着，他又成功地取得了井冈山农民武装王佐、袁文才的支持和帮助，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随即在井冈山区领导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在实践上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边界山村正是敌人统治力量的薄弱地区，工农武装和革命力量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前委书记）进一部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　　从1927年10月到1929年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领导革命斗争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毛泽东在总结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和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基础上，首先创立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科学地解答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中国红色政权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正确革命道路问题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但在此时，毛泽东尚未摆脱城市中心论思想的影响。当初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更多的是被迫和无奈，还不是自觉的行动。他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仅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作为将来配合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重要因素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在红四军下井冈山之前，1928年11月毛泽东代表井冈山前委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曾明确地说过：“我们对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一路，万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计，而不是政治的意义。”①他认为，赣南地处赣江上游的偏僻山区，只能影响江西一省，政治影响远不如井冈山，对夺取中心城市政权的帮助不大，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红四军是不到赣南去的。这证明，在井冈山，毛泽东还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还未确立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思想。　　二、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正确认识来源于红四军游击赣南、闽西的斗争实践。　　1929年1月，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行攻势防御。红四军1月14日离开井冈山，经遂川进入赣南的上犹、崇义。1月20日，占领大余县城。因与尾追之敌交战失利，原定“围魏救赵”的计划被打破，红四军只得向赣粤边境山区撤退，后在平顶坳、崇仙圩、月子圩、吉潭等地又数次与追敌交战，皆失利，红四军只得以每日八、九十里急行军速度摆脱敌人的追击，转战于信丰、定南、安远、寻乌、会昌、瑞金等县山区。2月9日，红四军在瑞金北部的大柏地设伏，利用当地的有利地形，全歼追敌刘士毅部两个团，俘敌800余人，缴枪800多支，彻底扭转被动局面，并乘胜进占宁都县城。在宁都党组织的帮助下，得到了初步休整和补充。2月18日抵达东固革命根据地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在东固休整一星期，体力得到完全恢复。因得知井冈山已失守，原定内外线结合打破敌人“会剿”的计划已不能实现。红四军吸取红二、四团的经验，取道广昌、石城向赣闽边界挺进。于3月14日在长汀西南部的长岭寨歼灭闽西土著军阀郭风鸣的第二混成旅，击毙旅长郭凤鸣，并进占闽西重镇汀州。在汀州城筹措了大批给养，完成了部队的改编，红四军又恢复到3600多人，还帮助建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政权。　　从1月14日下山到3月14日进占汀州，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地区转战整两个月，转了一个大圈，对赣南、闽西地区的自然地理，经济状况，革命基础，敌人兵力等情况都有了切身的全面的了解。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发展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即“（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②在这一地区都基本具备，特别是东固根据地“用打圈子”对付敌人跟踪穷追的办法，使毛泽东深受启发，他强烈地感到在赣南、闽西地区完全能够建立新的更大规模的革命根据地。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果断地作出了“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有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相连接”战略决策，会议还特别强调，不管形势如何发展，“惟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③　　当时，蒋桂战争即将爆发，国内政治局势出现了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的新形势。红四军按照前委的这一战略部署，利用敌人无暇顾及红军的有利时机，在长汀工作一段时间后，于4月1日，返回瑞金、于都、兴国等地分兵发动群众，并帮助建立了于都、兴国、宁都三县革命政权。毛泽东还亲自指导兴国土地革命训练班，并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极大地推动了赣南土地革命运动健康发展和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同年5月和9月，红四军两次入闽，通过三打龙岩城，基本上消灭了闽西的军阀势力，极大地促进了闽西土地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努力，在红四军的帮助下，赣南闽西广大贫苦农民已广泛发动起来，土地革命深入开展，红色政权象雨后春笋一样不断涌现。至1929年底，闽西的长汀、龙岩、永定、上杭、连城、武平和赣南的瑞金、于都、兴国、赣县、宁都等县都先后建立了革命政权。1930年春，以闽西苏维埃政府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为标志，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1931年9月，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11月以“一苏大会”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标志，中央苏区正式形成。　　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使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及其发展前景有了新的更高的认识。1929年4月毛泽东在瑞金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回信中，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义和作用已有了很高的评价。他针对党内一些人轻视农村根据地建设的问题，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来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④在这里，他第一次强调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对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随即，他在认真分析了当时江西的敌我态势后，认为赣北、赣西、赣东、赣南等处，革命势力都在向前发展，这些地区红色区域的不断扩大，“就造成了包围南昌的形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夺取城市政权联系起来，初步闪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重要思想火花。　　实践出真知！毛泽东领导红四军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使他对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　　三、东固根据地的建设经验对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有很大帮助。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断受到湘赣两省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造成根据地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这是毛泽东深感头痛的问题。这次红四军下山向赣南游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经济出路问题。但2月18日，到达东固革命根据地后，毛泽东发现这里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受到敌人严重摧残的境遇完成不同，这里“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⑤这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在东固休整期间，他认真考察东固根据地的斗争历史，详细询问了东固根据地各方面的情况，认真听取了李文林等关于东固根据地革命斗争经验的介绍。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使毛泽东深受启发。　　在1927年至1929年2月南方白色政权转为暂时稳定，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都遭受敌人接连不断的进剿和“会剿”，普遍受到严重损失或挫折之时，东固革命根据地却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根据地由东固、延福等小块地方，发展到东西达34公里南北达60公里的广大范围，革命武装也由25支枪起手，稳定地发展到500支枪。这块根据地所以顺利发展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依据客观情况，采取了一系列适合本地实际情况，适应敌强我弱客观条件的根据地建设策略。这就是公开斗争和秘密割据相结合的形式。这种形式，“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的形式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⑥“他们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敌人完全是奈何他们不得，用这种方法，游击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点可以很多，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⑦这在敌我力量悬殊，革命力量还十分弱小的情况下，不失为是一种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的灵活策略。这与井冈山根据地受到敌人连续不断的军事进剿和经济封锁，造成严重经济困难形成鲜明的对比。善于学习、总结他人成功经验的毛泽东，深刻地感到：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群众又没有完全发动的情况下，不能象固守井冈山那样搞“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而应象东固根据地那样采取灵活方式进行武装割据，要用“变定不居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来对付敌人的进攻。这使毛泽东找到了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付敌人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有效方法，增强了他建立、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坚定了他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　　四、中央九月来信和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对毛泽东确立这一革命道路发挥了重大作用。　　1929年秋，中共中央在听取红四军的情况汇报后，于1929年9月28日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一封指示信。信中不仅肯定了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要求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明确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而且还充分肯定“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⑧这对毛泽东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在来信的正确指导下，1929年12月，中共红四军“九大”在上杭古田胜利召开。会议认真地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内斗争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大会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入手，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会议决议在军队建设方面，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会议决议在党的建设方面，着重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的办法。这次会议根据中央指示，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红四军党内达到空前的团结，战斗力大大加强。　　中央的指示信和这次会议形成的决议，进一步清除了在农村发展革命力量思想障碍，使毛泽东能集中精力思考如何加快革命力量发展的问题。他回顾在赣南、闽西地区一年时间革命斗争过程，看到这一地区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和红军力量的壮大，看到广大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无穷力量，看到当地红色政权的日益巩固和赣南、闽西根据地不断扩大，与在中心城市革命力量屡屡遭受挫形成鲜明对照。这使他进一步看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取得革命胜利的光明前景，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思想已开始形成。　　1930年新年伊始，他在给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复信中明确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实情不适合的。”⑨这是因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即局部地区内的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批评把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与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重申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复中央信中提出的中国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思想。他总结了各地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执行“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革命斗争路线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且强调“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知，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⑩这在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以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党内通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发表为标志，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已从实践上升为理论。　　综上所述，中国革命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是毛泽东领导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没有创建中央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实践，就不会有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也就不会有中国正确革命道路产生。她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基本原理完全正确。　　注释：　　①《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0日），见1948年东北书店发行《毛泽东选集》第511——54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　　④《前委致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　　⑤⑥⑦《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1929年6月6日），见《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　　⑧《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47页。　　⑨⑩《毛泽东选集》第97——9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苏区历史发展进程论文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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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位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以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为基础创建的。1927年11月至1928年3月，在中共赣西、赣南特委的领导下，赖经邦、李文林、古柏等领导赣西南地区武装起义，开创了东固、桥头等革命根据地。1928年3月和6月，郭滴人、邓子恢、朱积垒、张鼎丞等领导闽西地区武装起义，创建了永定溪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工农武装。赣南、闽西的这些小块红色割据区域，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基础。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转战赣南、闽西地区，在上述根据地和地方工农武装的配合下，先后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1930年1月，江西红军四个独立团合编为红军第六军。2月7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赣南特委和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共同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统一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赣西、赣南和湘赣边三特委合并为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为书记。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任主席，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邓子恢任主席。4月，闽西地区红军五个独立团合编为红军第十二军。6月，活动在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第四、第六(不久改称第三军)和第十二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8月，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10月，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挥师江西，攻克吉安重镇，建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1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未到任前，由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9月，中央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使赣南、闽西两部分联成一片，根据地扩展到30多个县境，在24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同时，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并统辖和领导全国苏维埃区域的斗争。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率领下，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随后，红一方面军发展到拥有一、三、五、七、八、九军团，共十多万人。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2、3月间，中央革命根据地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不仅巩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而且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1933年秋，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中央苏区由此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

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历程中，创造了无数惊天动地的辉煌业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自己的认识，这也是学好党的基本理论的一条重要经验。认真研究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对我们深入学习在这一结合过程中创立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一步提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坚定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努力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处在幼年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还懂得不多，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因此，党内不可避免地接连出现了“左”的和右的错误，使中国革命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特别是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极力鼓吹“百分之百地绝对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总路线”，只知生吞活剥地背诵马列书本上的个别词句，照搬照抄苏联的革命经验和模式，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是“狭隘经验论”，说什么“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那些动辄引经据典、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教条主义者们，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而恰恰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为中国革命闯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胜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