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投稿百科

中国音乐史论文1500字大学生考研

发布时间:2024-07-05 11:13:35

中国音乐史论文1500字大学生考研

学习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重要意义需要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意义和文化的交流角度答题,并且谈谈音乐对文化的渗透:学习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这有助于促进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共同繁荣进步。尤其是在当前世界各民族、各地区民间音乐相互融合的社会趋势下,很多固步自封的少数民族音乐以及一些民族音乐中所存在的脱离现代文明的保守、狭隘的思想将被历史的长河吞并而逐渐消失。它们逐渐消亡的原因在于,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民间音乐在本质上不仅仅意味着对古老的、传统的各民族、各地区民间音乐的弘扬与传承,更不是单纯的保存和继承,而是意味着在这一过程中要不断进行新的创造与发展。扩展资料: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民间音乐的传承主要表现为各民族、各地区民间音乐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在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民间音乐的传承过程中,各民族、各地区民间音乐既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音乐文化保持前进一致性,又要以自己的独特风貌将自身的特殊性与个性化特征在音乐文化艺术中生动地展现出来。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自己最好找找相关资料,不要养成依赖别人的恶习

高山流水 阳春白雪 、你可以看看秦时明月第三部 会有启发

中国音乐史论文1500字大学生高考

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世界民族音乐之林红的一棵古老而长青的叁天大树,是我们华夏子孙的骄傲。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浩瀚的大海。仅仅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歌、器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的数量来看,也是令人惊叹的。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收集到的民歌约有30万首左右。民族民间器乐约有200余种乐器,独奏、重奏、合奏乐曲难以数计,中国的曲艺约有200多个曲种。戏曲约有360多个剧种。曲艺和戏曲都是综合性艺术,音乐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各种剧种、曲种特征和风格的主要体现者。至于这众多的剧(曲)种中丰富多样的剧目、曲目、声腔、板式、行当、流派、唱段、文武场音乐等等。更是难以数计。 产生我国这么丰富的民族音乐的原因有:第一,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第二,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第三,博大的文化背景;第四,众多民族和人口。 包括民歌与歌舞、民族器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四章内容。 一、 民族与歌舞 民歌与歌舞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书中也是一起放在第一章一起介绍。民歌和歌舞都来自人民的生活和劳动,这是它们一个很大的特点。民歌的体裁大体分号子、山歌、小调3个大类。号子直接为劳动服务,是在人民体力劳动中编唱的,它的音乐坚实有力、粗犷豪迈,和劳动联系十分密切,音乐节奏和节奏紧密结合。山歌则产生山野劳作中,声调高亢、嘹亮,节奏较自由,具有直畅而自由地抒发感情的民歌。小调是产生在群众日常生活的休息、娱乐、集庆等场合的民间歌曲。中国的歌舞音乐也很丰富,他的音乐特点与小调很接近,只是因为要配合舞蹈动作,常家用更多的衬词、衬腔和重复腔等。歌舞音乐大体分:秧歌类、花鼓类、花灯类、风俗舞类。此外,还有旱船、莲湘、小车、拉花、春牛等歌舞形式及其音乐。二、民族器乐 分类有吹奏、弹拨、拉弦、打击乐器,曲式结构大多以曲牌为基础,段落性很强。三、曲艺音乐 曲艺是一种表演艺术,也是综合艺术,它以讲唱文学为脚本,安排布局,展开情节,汲取各种艺术表现手段。曲艺是叙事性的音乐,是在“演故事”,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千百年来,文学、音乐、表演三者在曲艺这一综合体中相铺相成,有机结合,达到了今日曲艺的丰富、成熟的境地。中国曲艺有200多种,分类问题很复杂,一般根据音乐特点分8类:鼓词类、弹词类、道情类、牌子曲、走唱类、琴书类、杂曲类、数唱类;曲艺唱腔体式分曲牌体、主曲体、综合体。曲艺分南北不同,各自有长处,我们熟悉的如北方京韵大鼓、南方评弹。 四、戏曲音乐 戏曲,是一种综有诗歌、音乐、舞蹈等多样表现手段的中国传统戏剧艺术。音乐是戏曲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唱腔和器乐两种成分。中国传统戏曲约有360多个剧种,音乐遗产非常丰富,形态十分复杂。戏曲的艺术特点有综合性、戏剧性、民间性与专业性的结合三点。戏曲的唱腔具有抒情性、叙述性、戏剧性三方面特征。戏曲的器乐特点大多处于伴奏、陪衬的较次要的地位。戏曲的剧种全国性剧种有昆剧、京剧、两种。我对京剧特别喜欢,对其中内容了解较详细。京剧是以皮黄腔为主的全国性戏曲举重之一,约有200年的历史,因形成与北京而得名。由于京剧名师辈出,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有了谭鑫培等一带新人出现,谭鑫培是这一阶段杰出的代表,他博采众长,继承余、张、程等又有所创新,为京剧老生的一带宗师。这时京剧不仅受群众欢迎,而且得到清王朝统治者的赞赏,逐渐取代了昆曲的地位而影响全国。从此,建国前后,老生有言菊明、谭福英、马连良、周信芳、李少春、杨宝森等;旦角有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等;武生有盖叫天、厉慧良等;小生有姜妙香、叶盛兰等;净角有金少山、裘盛戎、袁世海等;老旦有龚云匍、李多奎等;丑角有肖长华、刘斌昆等;琴师有孙佐臣、徐仁沅、王少卿、杨宝忠等。。。。。。他们在各个行当中都有重大建新,在唱腔、表演、念白等方面都有所创新,自成一派,将京剧艺术推到了鼎盛时期。京剧约有1000多个传统剧。故事大多取材于“列国演义”、“西汉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杨家将”、“水浒传”、“说岳全传”等,也有从昆剧和其他地方小戏、民间歌舞中移植过来的,范围十分广泛。京剧的唱腔以皮黄腔为主。二黄强苍凉深沉,长于抒发悲愤之情,有正、反二黄之分;西皮腔刚劲明快,长于表现灵活、昂扬、欢快之情。除了皮黄腔外,京剧还有南梆子、四平调、高拨子、吹腔、昆腔和许多民间小调等唱腔。京剧演唱也很讲究,注重按字行腔、要求字正腔圆,声情并茂。京剧器乐文场以京胡为主,辅以月琴、京二胡、小三弦,有时还用笛、笙、唢呐、海笛等;武场有鼓板、大锣、小锣、钹,有时用堂鼓、水钹、碰铃、大饶等。京剧著名的传统剧目有《二进宫》、《玉堂春·三堂会审》、霸王别姬》、《卧龙吊孝》等。其他的戏曲剧种如北方秦腔、晋剧、河北梆子、豫剧、评剧、碗碗剧,南方赣剧、川剧、湘剧、黄梅戏、越剧、湖南花鼓戏、锡剧等,各个戏曲剧种的唱腔都有分别,也各有自己的长处。 学习体会《中国民族音乐欣赏》后,感触颇多,以前我们总是认为欧洲音乐是最优秀的,而我们民族音乐是不足以登入大雅之堂的,现在知道了民间音乐浩瀚如海,并不比欧洲优秀的音乐差了多少,也是那样需要我们努力学习和发扬光大的,我们更应为我们民族音乐能够走向世界多做贡献。

什么几把玩意儿?又一年了,还特莫得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田震那??比那几块料差多少??当然还有很多啦!中央15!就不能说点新鲜的词汇了??不过也有办法。你看那个别扭的在唱,就静音,,很有趣,,。像个小丑在表演,,,

音乐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无论高低贵贱,我们都有欣赏音乐的自由无论你是高兴或悲伤当你真正用心去聆听音乐的时候你就会忘记生活中的种种得失尽情沉静在美妙的音符之中音乐是一种心灵的产物音乐是内心感情的一种宣泄因此音乐往往会引起共鸣会勾起你的喜怒哀乐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就是在他失聪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试想失去听觉对一个音乐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是贝多芬的伟大正是在于他用心去聆听这个世界,聆听自己的命运所以他才能写出那么震撼的交响曲贝多芬正向一个音乐精灵,在他身上我们看到音乐的两个属性-灵性和神奇我是个感情很丰富的男孩子我认为通常这样的人对音乐的热情会比较高因为音乐本身是种很感性的东西出于对音乐的喜爱我选择了音乐欣赏课这对我来说对音乐的理解和感悟有了种突破也纠正我对音乐的一些狭隘的理解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通俗流行音乐充满了吸引力和号召力这是因为符合了年轻人的口味但盲目追求流行的同时我们也丢失了一些东西流行中的确有很多好的东西但也有很快餐的音乐现在终于知道老鼠爱大米有多可笑了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和静下心来聆听高雅艺术还是在音乐欣赏课那么的震撼感觉心灵受到洗礼忘不了美妙的钢琴曲的声音 我真的喜欢钢琴的声音同时我也觉得自己的欣赏水平的提高在感受音乐的同时,我们更了解了许多的音乐家其中有天才莫扎特和音乐之父贝多芬上面提过不过他是让人感受最深,心灵震撼最大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太伟大了贝多芬的一生是充满了艰辛与痛苦,但他同样是幸福与永恒的因为有音乐伴随他的一生更影响他的后代 当然我是无法用音乐评论家的角度去分析他的音乐,我只能用心去感受,试图能与贝多芬音乐的灵魂接触,对于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来说,音乐是生命,贝多芬同样如此,音乐是让人欣赏的,但贝多芬耳失聪后,仍对音乐那种至死不悔的精神让我感动。他仍不断的创作,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音乐篇章。此时此刻,音乐是有灵魂的,它飘忽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人们热爱音乐,更爱音乐给他们带来的那份感情。音乐的力量是伟大的,它甚至能拯救人的生命。当然伟大的音乐只能由伟大的音乐家来创造,或许这话过于绝对了,但有一点,音乐是值得我们去付出的,也只有我们去付出了,才会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音乐,才会让音乐家的生命永恒,让音乐的天使留在我们的身边。每个音乐人都希望有贝多芬那样的成绩,但音乐又是自私的,而是在于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贝多芬的创作过程也是令人惊讶的,他善于捕捉每个音乐细胞。我想音乐与贝多芬已经合为一体了。贝多芬是音乐,音乐亦是贝多芬。音乐的升华就是生命,或许有一天当我们去拨弄那把无玄琴时,才发觉音乐就在我们身上。其实音乐无所不在关键我们缺乏发现的眼光就是因为音乐的灵性和神奇吧所以不是没个人都能成为音乐家我看过西区故事,了解了黑人音乐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西方古典音乐的熏陶,或者曾经喜爱过已广泛采用西方音乐体系的所谓中国民歌。我们接受那些起源于白人传统的美国流行音乐来一般不成问题。但摇滚乐的基础有一大半来自黑人音乐,其旋律特点,节奏方式,乃至音调高低等都与西方古典音乐有所不同。黑人乐手十分注重Showmanship。这个词可以译为职业道德。比如,早期的黑人民歌手即使再穷,上台也要穿西装,因为他觉得这是职业歌手起码的装束。后来的黑人摇滚乐手在表演时一个比一个疯,演出服一个赛一个地夸张。这个词还可以译为表演技巧。表现在音乐上,就是对即兴演奏的重视。其实早期的西方古典音乐很重视即兴演奏,据说莫扎特就是一个天才的即兴演奏大师。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西方人把这个美好传统给丢掉了。早期美国黑人乐手的唯一舞台就是酒吧。在那种嘈杂的环境下,面对喝得醉醺醺的听众们,没有什么比一大段出色的即兴演奏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的了。美国摇滚乐吸收了黑人音乐这一特长,极为重视器乐独奏,在主副歌之间总要来上一大段Solo,极为出彩。这在中国流行音乐中是少见的,这和中国乐手缺乏演出机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人可以说是后来风靡美国的所谓“另类文化”的开山鼻祖。他们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就是扩展了人们的视野,鼓励人类第一次越过贫富、阶级和肤色这些表面的差异,挑战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许多基本价值观念。不管这种挑战是否有意义,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美国的文化艺术(尤其是摇滚乐)的发展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其中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就是:人们比过去更能容忍另类的思想和艺术了,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鼓励个性发展,崇尚标新立意。没有这种态度,没法想象美国摇滚乐在这四十多年里会出现那么多独特的歌手,那么多富有个性的作品,那么多不同的流派。虽然我们聆听好音乐的时间不多但我真的感觉到了音乐给我们带来的一切不敢想象没有音乐世界是什么样子虽然没有每次都去,可是我去的每次都用心听了感谢老师,感谢音乐欣赏课。我知道以后的时光中能有这样的时间听音乐的时候不多可是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她将永远伴我向前迈进。我想让音乐支撑起所有的价值和尊严,因为音乐让我多了一份睿智,让世界多了几缕温馨……

一篇音乐欣赏的论文,1500字左右!给你

中国音乐史论文1500字大学生

首师大英国史国家重点学科。其它几个都是中国古代史,难度一样。 我去年报了这个学校的国际关系史。没上,只招了三个。

音乐类的论文可以参照艺术评鉴杂志社,之知网收录的。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中国音乐史论文1500字大学生读物

音乐美学试题一、填空题(每空1分,共20分)1、音乐美学是一门 的学科。2、音乐美学是 与 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是具有 的音乐基础理论学科。3、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完整的音乐美学专论。4、先秦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是 、 、 。5、 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音乐美学论著。6、 被人们誉为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奠基人。7、1806年,德国音乐理论家舒巴特的 一书的出版,“音乐美学”这一名称便开始被广泛地接纳和采用。8、 一书中,德国理论家盖茨首次使用 和 这样两个名称,来概括西方音乐美学中的两种观点。9、音乐具有 、 功能。10、构成音乐的基本要素有 、 、 、 。二、选择题(每题2分,共20分)1、道家主张的美学思想是( )A、仁,礼 B、以“天”为本 C、“性恶”论 D、“性善”论 2、《声无哀乐论》是 的著作。( )A、孔子 B、韩非子 C、嵇康 D、阮籍 3、明中叶,以 为代表的主情思潮,追求自由的精神。( )A、周敦颐 B、李贽 C、陶潜 D、吕温4、 把自己的歌剧音乐风格称作“激动”风格 。( )A、蒙特威尔第B、佩尔戈莱西 C、格鲁克 D、舒曼5、不是音乐音响基本组织形式的审美特征的是。 ( )A、节奏和节拍 B、旋律与调式、调性C、曲式结构 D、音高与视觉6、不是音乐风格的表现的是。( )A、个人风格 B、地域风格 C、传统风格 D、时代风格7、明末琴家,徐上瀛编有《大还阁琴谱》,其中收 一篇,是琴论专著。( )A、《琴赋》 B、《溪水琴况》 C、《读律肤说》 D、《焚书》8、 创造的“十二音体系”,是一种高度有序化的音乐创作方法。( )A、勋伯格 B、阿多诺 C、德彪西 D、斯特拉文斯基9、阴阳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专著是 。( )A、《淮南子》 B、《论衡》 C、《吕氏春秋》 D、《乐记》10、不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的是。( )A、孔子 B孟子 C、荀子 D、庄子 三、名词解释(每题5分,共10分)1、《声无哀乐论》2、“自律论音乐美学”与“他律论音乐美学”四、简述题(每题15分,共30分)1、简述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2、简述节奏与节拍的审美特征。五、论述题(每题20分,共20分)简论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参考答案:一、填空题1、古老而年轻 2、美学;音乐学;哲学性质 3、《荀子 乐论》 4、孔子;孟子;荀子 5、声无哀乐论 6、毕达哥拉斯 7、《音乐美学思想》 8、《音乐美学的主要流派》; 自律论音乐美学;他律论音乐美学 9、艺术功能;实用功能 10、音高;音强;音色;音长二、选择题1、B 2、C 3、B 4、A 5、D 6、C 7、B 8、A 9、C 10、D三、名词解释1、 《声无哀乐论》,嵇康著。 《声无哀乐论》认为,天地产生万物,音乐是万物之一,也是由自然之道,由天地的元气所产生,因而它独立于天地之间,有自己的“自然之理”。它关于音乐的具体观点,主要有1、“和声无象”“音声无常”,即“声”不表现一定的感情,它与感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2、“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即音乐的和谐特性来自天地自然,是音乐的“自然之理”。3、“声音以平和为体”,就是没有或哀或乐的倾向,也就是没有哀乐。4、“躁静者,声之功也”,认为音乐只能凭音乐的运动变化引起听音乐或躁或静的情绪反应,而不能唤起相应的感情。5、“声”能使人“欢乐而欲惬”,即乐曲能以丰富的音调吸引人们,使人心随曲调的运动而运动,从中得到美的享受,感到心满意足,欢欣愉悦。 《声无哀乐论》是继《乐记》之后的又一重要的音乐美学论著,是提出并正面论述音乐特殊性的唯一论著。2、 1929年出版的 《音乐美学的主要流派》一书中,德国理论家盖茨首次使用自律论音乐美学和他律论音乐美学这样两个名称,来概括西方音乐美学中的两种观点。“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基本观点,音乐美是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这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它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音乐只能作为音乐来领会,只能通过音乐自己来理解,只能从它本身来欣赏。“他律论音乐美学”,立足于从音乐自身的形式和要素及其构成中寻找音乐的本质,而不是从音乐与某些外界对象的联系中求得对音乐的解释。表现在和声学,律学等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音乐所展示的是纯粹的形式,这形式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支配,超越一切具体的形象和观念,是形而上学的思维之力,自由而无目的的游戏。 四、简述题1、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 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提出“尽善尽美”的审美思想,即明确区分了美,善。肯定了美的独立意义,又对美与善的的相互结合,和谐统一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对美与善作了主次、先后之分。二是提出“思无邪”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准则。规定音乐中的情绪的表现必须有一定节制,适度而不过分。三是提出“乐则《韶》、《舞》,放郑声”的正乐主张,认为治理国家必须用《韶》、《舞》一类的雅乐,而禁绝郑声。四是高度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 孟子主张“性善论”,从“仁”的方面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荀子主张“性恶论”,从“礼”的方面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主要思想有,一是论音乐的特征,认为音乐表现形态的特征是“审一定和”,音乐表现对象的特征是“穷本极变”,音乐的本质是以“审一定和”的“声音”之道表现人的本性及其变化,表现“人之道”。二是评判墨子的“非乐”思想,充分肯定音乐的社会功能。三是明确提出“中和”范畴,强调“中和”必须以礼乐为本,又以“中和”为准则对音乐进行取舍,认为合乎“中和”的是“礼乐”反之则是“邪音”,主张“贵礼乐而贱邪音”。四是强调区分审美层次的高下,认为重在得“欲”的是“小人”重在得“道”的是“君子”,主张“以道制欲”、“美善相乐”,用道德引导音乐欣赏活动,约束享受音乐的欲求,使人们通过欣赏,既能感受到音乐之美,也感受到音乐之善,从而得到真正的快乐。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奠基于孔子,发展于孟子,生熟于荀子,成熟的标志便是提出“中和”、“礼乐”这两个范畴。《荀子 乐记》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完整的音乐美学专论。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特征是以礼乐为本,以“中和”为准则,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与教化作用。2、 人体及外部世界在时间上有秩序的活动与变化使人产生节奏体验。 音乐的节奏突出地显示出艺术的基本感性特征:有序与丰富。音乐节奏的有序性主要表现为发音点在时间上呈等距离及按时间比例分布,而丰富性则体现在长短组合的丰富变化上。 节奏体验的相似性是音乐表现各种对象的必要条件,也是音乐具有各种社会功能的重要原因。在现代流行音乐中,节奏甚至成为音乐最重要的结构特征。节奏不仅是音乐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甚至可能单凭自身构成完整的音乐作品。节奏形态的文化差异十分明显。中国音乐的节奏形态极为丰富,随意念流动的自由节奏和散板节奏颇具特色,与欧洲专业音乐中以等分时值为基础形成的节奏型很不相同。这种现象表明了人类对节奏美追求的多样性。 节奏的复杂化与不规则化是现代音乐发展的重要特征。在现代音乐中,二等分时值的节奏型大减少,长短变化的极度对比,非正拍落音的大量运用,使得节奏的变化扑朔迷离,难以预料。 音乐中的律动常常是靠循环往复的强弱交替造成的,这种强弱循环变化的规律就是节拍。节拍的审美意义在于它是节奏有序性的集中体现。以欧洲古曲音乐为代表的大多数音乐文化表现出对节拍均匀、规则律动的追求。从更广阔的审美视野及感受性丰富性的要求来看,人们对节拍的审美追求绝不仅限于均匀、规则的律动,而往往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基本规则所带来的审美效应。打破节拍的规则性,也就打破了音乐节奏的机械性,从而使音乐获得了一种流动感。五、论述题 1、强调实证,重实逻辑思辨。 由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西方学者便大多倾向于“从自然科学观点去看没学问题”。在针对音乐艺术的美学思考中,这一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在西方人的文化传统中,音乐研究历来被视为一门科学,因此,科学思维所特有的逻辑方法和实证原则,在西方音乐美学中得到普遍的贯彻。从古希腊到20世纪,西方音乐美学在其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曾不同程度地借鉴与接受来自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这使得音乐美学研究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思维视觉,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音乐艺术的美学本质进行微观的分析和研究。同时,由于采取了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思维方式,西方音乐美学的各种理论体系需要不断的接受经验证实和逻辑推论两方面的检验,这就使得前人的思想成果能够通过逻辑上的通用性,与后人的理论相贯通,从而形成有系统的积累。近代西方音乐美学能够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学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点。 2、注重音乐本体研究,善于理论联系实际。 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中。在古希腊及中世纪,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中的抽象思辨成分占据着较大的比重。但是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西方音乐美学便走上了一条更加面向音乐实践的发展道路。从那时起,每一中音乐美学观念的形成,每一起音乐美学问题上的争论,几乎都与当时当地的现实音乐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方音乐美学家在阐述其理论的过程中,也比较善于结合对音乐作品的具体分析,善于观察并致力于解决音乐审美现象中的各种实际问题。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西方音乐美学研究更加推崇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是将研究问题的起点放到具体的审美经验和艺术现象上去,回避和拒绝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与信条。事实证明,这种态度给音乐美学理论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3、由古至今,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 时期到中世纪结束,西方音乐美学在其初始萌芽阶段经历了大约两千多年的漫漫历程。虽然古希腊人在音乐美学问题上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惊人的成就,但直到文艺复兴运动之前,西方音乐美学的总体发展速度仍然是相当缓慢的。随着西方近代文明的开始,西方音乐美学也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新思想,新观念不断的涌现,并且逐步走上了专门化,学科化的道路。音乐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的人文学科,首先在西方文明不仅在物质财富的创造方面占据了世界的领先地位,在精神财富的创造上,同样获得了无可否认的优势。音乐艺术的繁荣和学术思想的自由,这是音乐美学高度发展所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彼此相关,而且缺一不可。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史上的每一起高峰,都伴随着音乐艺术的一次蓬勃的发展,而音乐艺术的繁荣则体现着人性的解放,体现着人的创造力的饱满和旺盛。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明,为音乐美学提供了上述条件,因此,近代西方音乐美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4、积极扬弃传统,不断开拓创新。 古希腊音乐美学中较为盛行的道德功利主义,恰恰是近代自律论音乐美学所反对的观念;中世纪音乐美学中显著的禁欲主义倾向,又恰恰是西方情感论音乐美学的对立面;19世纪浪漫主义的音乐表情原则,在20世纪的形式论音乐美学中已成为批判的对象。如此看来,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各种理论学说的建立,都以积极地扬弃传统思想为基点。对前人的理论宁肯怀疑而不肯盲从,批判大于继承,否定多于肯定,这是西方音乐美学家所普遍尊崇的学术态度。正是这种态度,造就了西方音乐美学不拘一格,百家争鸣的局面。 5、崇尚理性,忽视感性。 美学在西方哲学中是作为认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音乐美学作为一般美学的分支,也同样被治愈这一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西方美学所致力于达到的根本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在美的现象中寻找到某种永恒的客观法则,进而以这些法则作为审美判断的共同标准。音乐美学领域中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这些做法的结果是使得音乐脱离了听觉感受的自然选择,彻底变为理性思考对象,从而丧失了作为艺术存在的根本价值。

聂耳是云南玉溪人,出生于昆明。聂耳从小喜爱音乐(改名为“聂耳”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耳朵特别灵),1918年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利用课余时间,聂耳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1922年,聂耳进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 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风暴在中国南方兴起,他开始受到进步书刊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的影响。  1927年聂耳毕业于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并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参与了学生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并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在这期间,他还自学了小提琴和钢琴。  1931年4月聂耳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并因批评黎氏被迫离团。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中国唱片厂前身)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1935年初,聂耳创作了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 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 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他的一系列作品,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  《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 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音乐创作生涯只有两年,却创作 出许多影响几十年的歌曲  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 秋末深入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 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 并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他 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 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  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虽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这短短的两年,却创作出《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几十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他深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  从小家境贫寒的聂耳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鄙视那些钻在“象牙之塔”中的孤芳自赏和为少数人服务的“阳春白雪”。他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田汉在香烟包装纸上匆匆写下 《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于国内定下初稿,最后谱成于敌国境内  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o^)/  [编辑本段]主要作品  聂耳一生共创作37首乐曲,都是在他去世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所写的,其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聂耳经常与田汉合作。除义勇军进行曲外,聂耳的代表作品还有《毕业歌》、《前进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新女性》、《飞花歌》、《塞外村女》、《铁蹄下的歌女》、《告别南洋》、《梅娘曲》、《卖报歌》、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及民族器乐曲《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  还有更具体的你可以上看下!!

中国古代音乐史论文1500字

高山流水 阳春白雪 、你可以看看秦时明月第三部 会有启发

= =。历史越向前,音乐流传越广。从远古祭祀等活动到历朝个代掌权者将其列为宫内。 :字很多的,本来想自己给你概括的,越看越绝望。。。

自己最好找找相关资料,不要养成依赖别人的恶习

相关百科
热门百科
首页
发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