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论文题目怎么写
自西汉汉武帝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来,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2018·孝感)孔子说“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是其所创建学派的核心思想。孔子学派的学说,从战国开始,成为天下之显学而发挥重要作用。从西汉到明清,基本处于独尊地位。而且,久而久之,这一学派的一些思想观点不断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当中。孔子创建的学派是:儒家学派。
没有儒家我们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像外国 伦理道德都分不清楚??? 还有一些垃圾说儒家学说是《四旧思想》 憨蛋啊
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 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 “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 等。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 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 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 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 利进行。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 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 层层扩 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 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 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进入 20 世纪以来, 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 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 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 界瞩目,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 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 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 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 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 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 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 主宰地位, 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 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 “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 还是不容小觑的。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 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 长 期以来, 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 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 用, 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 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 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 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 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 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 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 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 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 以其与现实的结合, 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 的追求中日渐接近, 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 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 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在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 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 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 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 因此最受诟病。 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 想办法, 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 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 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 “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 时感到安放不牢”(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 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 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 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 “君子” 以及相关的“修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 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 “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 品格” 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 , 《民主与领袖》 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 )。 明清以来 “日 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 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维桢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 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 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 一。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 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 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 儒家的人本、 “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 技、 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 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 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 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 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 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 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 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 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 益的。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 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 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 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 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 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 一体、 人和自然统一, 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 “天人合一”的说法, 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 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 一直被斥为现代 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 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 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 总之, 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 在遭受猛烈批驳丧失统治地位甚至一定意义 上丧失生存权利的情况下,其适应、促进现代化的部分思想内涵价值日益得到关注。所以, 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吸取其合理的思想内容,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处理 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 所在。
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论文题目怎么写的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自西汉汉武帝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来,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从世界各国的精神道德、国际关系、人际关系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实际情况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和价值。正如1988年一月,75位诺贝尔获奖者在巴黎开会结束时的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从精神方面来讲: 21世纪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平将普遍提高,但是如果人们只追求物质享受,不注重精神道德方面的修养,将会出现诸如暴力犯罪、道德沦丧、个人主义、精神空虚等问题而严重危害社会。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则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勒博士所说:“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或是缺少进步也好,当今是一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人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泰勒博士对以孔孟的儒家文化在精神道德方面的当代意义和未来价值给予了中肯二恰当的评价。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当今世界政治、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等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21世纪将是一个多元化并存的世纪,不同文明之间的出现新的繁荣。但是当今世界仍不太平,局部地区仍弥漫着战争的硝烟。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将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并存、避免战争、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做出贡献,也将成为世界各国屏保认同的思想观念,还将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准则。儒家文化提倡的这些为人处世的原则,就是世界各国调整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应遵循的原则。c从经济管理方面来看:正当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批判儒家思想的时候,临近的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却正在悄悄进行着工业革命,经济迅速崛起,而他们全都以儒家文化为基础,运用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指导自己的工业建设。这一实例证明,启示人们去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人甚至提出“第三种工业文明”,进而提出“现代新儒家学”的概念。这说明儒家的思想不仅可以用来建设精神文明,而且可以用来搞工业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人类物质文明。人与自然: 儒家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自然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提倡一种普遍的和谐。如果世界各国都能重儒家的“普遍和谐”观念,对它做出适应现代化社会生活的诠释,并使其落实于操作层面,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就能达到生态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也将更加美丽,我们人类也将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加快乐!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西方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并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传统以来的儒家孔教,不但无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反而构成了一大阻碍。因而,近代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国家产生而不能在东方国家产生。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向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提出了挑战。上个世纪60—8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萧条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圈却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当时,人们在考察其原因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本身,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资本的积累、劳动力技术等等。但这时的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什么没有出现像东亚这样的经济奇迹?同时,人们又考察了非经济的制度结构,这些国家在制度结构方面也大不相同。人们在考察其文化因素时,发现这些地区的共同之处就是,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产生了:儒家文化对于亚洲这五个地区的经济成就是否形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有利影响?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是什么?它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对社会的整合价值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1]。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最高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经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魏晋儒道并融、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的兴盛,儒家文化经久不衰,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来。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1、人本主义思想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宇宙万物是各种神创造的,在神之上有一个统而管之的上帝。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石、女娲、伏氏、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等等。也就是说,一开始,中华民族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主体性地位。在《孝经》中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在《荀子?王制》中荀子曰,“人最为天下贵”。并进而解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对自己之爱、对亲人之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沦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回》中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义”是指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会道德,并肯定事在人为,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改变自然和现实社会。所以说,儒学是一种积极人世的人生哲学。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奋向上的性格,培养了中华民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这种精神鼓舞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创造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2、“内圣外王”思想 在积极肯定了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之后,儒家提出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和社会理想的统一,它所注重的是个人人格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完成和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治理。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范,如“礼、仁、忠、孝、信、义、恕”等等。“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的父母兄弟之间的亲情之爱,以及由此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为了达到“至仁”的境界,儒家提出“礼”的概念。“礼”即“正名”,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孔孟还强调忠君孝父、友信仁义。在此,儒家为君臣关系、家庭关系、一般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有效的伦理规范。至于怎样实施这些规范,儒家认为,除了人们自己潜心修养外,还有赖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教化,将这些伦理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心理过程,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与性格,因此,儒学十分注重教育,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教育先行。“外王”思想中,儒家提出了一套治国安邦的思想。如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得民心是得天下之所在。故此,孟子主张推行“仁政”,即要“制民恒产”,因为民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仁政是王道政治的 基本要求。继孟子之后,荀子提出了“庶人安政”的思想,他以舟水形象地说明了“庶人安政”的作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外,儒家还有许多推行王道的政治思想。“内圣”与“外王”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统一、相一致的。孔子认为“修己”可以“安人”;荀子认为“圣者”可以为王,圣者就是王者,圣王是合一的,即修养自己,安顿好家庭,达到至圣,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3、“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强调人本思想,但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儒家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还提倡“天人合一”,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在反神教的同时,也反自然,更多的是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开发,如今的生态系统失衡与这一“戡天论”思想是不无相关的。 孔子所讲的天命,不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说:“孔子所说‘天’,其实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2]如《论语?阳货》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究天人之际”问题时,把“天”与“人”纳入一个能自觉维持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认为天人之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汉初,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说”,认为人与天相似,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的主宰,人受命于天,天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天人之间用王者贯通起来,王者依天行事,“天瑞应诚而降”;反之,王者逆天行事,将招致“天谴”。显然,其目的旨在寻求天人的和谐统一,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传统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有机的自然观,也是儒家文化特质之一。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有机的自然观、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功能 一定的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基础上产生并体现出其文化价值。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指出:“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文化价值,由于这个缘故,文化现象或者是被产生出来的,或者是即使早已形成但被故意地保存着的。”[3]儒家文化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就是它对于协调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 1、价值的整合。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欲望,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化熏陶,就难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达成大体一致的观念,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绵延几千年,在于它为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思想。2、规范的整合。统一的价值观需要统一的规范去维持,文化的整合规范因价值的需要而产生,因文化的整合而系统化和协调一致。因此,不仅要制定统一的规范,而且要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将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模式,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儒家文化的规范整合在于它提出了“礼、仁、忠、孝、信、义”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并强调人们修身养性,通过人们的这种内在的教化来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实现规范的整合。 3、结构的整合。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的系统,是由众多互相分离而又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和单元都有自己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和其他部分的功能联结起来才能实现,才能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作用,即所谓的功能互补。由于统一文化的作用,使社会结构成为一个协调的功能体系,儒家文化既提出了“君君、臣臣”的君主制思想,又提出了民本思想,忠君爱民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忠君”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爱民”是为了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二者都是为了巩固君主制,从而,实现了君主阶层与百姓阶层的结构整合,以进一步实现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同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实现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结构性整合。还有人圣思想,即只要人人潜心修养,都可以成圣等等。整合功能是儒家的一大特色。所以说,儒家文化是秩序文化并不过分,它所追求的就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儒家文化在东亚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经历了几百年的衰微而重新让人们认识它的价值,是由于近些年来西方经济的萎靡不振和东亚经济圈的迅速崛起。人们发现,东亚经济的起飞除了科技、经济等物质性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支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着核心文化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说:“当代的日本人,虽然已经不是德川时代他们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观、伦理观。” (一)儒教的整体性原则 本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损害了经济组织和集团的正常运行,而东亚人虽然也有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识,他们也追求个人利益,但社会仍保持着统一,并显示了集团整体性的效率。如在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二者.是同时加强的。在日本、新加坡都莫不如此。这主要源于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机制。东亚的这些国家历史上长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它们都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虽然君主制在近现代社会已不存在,但以“忠孝”为支柱的儒家伦理秩序经过长期在人们生活中的潜移默化,把优于其他文化的整体号召机制保留至今,从而,“国家,作为一个大集团,具有高效率地实现某个预定目标的能力”[5]。 (二)家族式的管理方式 西方的科层制被称为现代最具合理性、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而风靡全球。家族式的管理被韦伯看成是传统落后的、缺乏效率的管理方式。如今,它却在东亚国家的经济组织管理中体现了它的有效性。东亚国家把国家和民族看成是同等概念,所有集团都以家族主义方式联系在一起,在企业中,人们的地位虽然不同,却使人们有一种家族一体的感觉,企业成员之间保持着家族般的人际关系,忠孝相统一的行为模式。在韩国,许多企业把职员称为家族成员。在日本,家不仅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单位,而是扩大化了的具有独立性的社会集团或组织。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管理的全部秘密在于“家庭意识”。一个公司如同一个家族,每个职员为了维护公司的名誉,要忘我拚命地工作,甚至忘掉自我和自己的小家庭。而公司对职员实行终生雇佣制,以此对职员和家庭负责到底,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职员的归属感、责任感,使职员把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发挥集团的整体性效率。 (三)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以儒家礼义、忠孝为基础的规范体系中,东亚国家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正常的人际关系,以克服个人主义膨胀所带来的社会灾难。新加坡独立之初,大力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在一二十年间,迅速成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国家。针对物质享受骤增,个人利益受重视,却心灵空虚,忽视国家观念和责任感的现象,他们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重视儒家伦理,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以调节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在吸收和改造儒家学说中,赋予儒家伦理以新的适合新加坡现代化要求的精神和解释。日本有“大和”民族之称,这种“和”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调和、和谐的意识,即讲人与人关系的义理人情。这种“和”被运用于企业之中时,就形成了日本式的竞争,即竞争与协调的融合,也就是说,群体外的排他性与集团内的和谐性。所以,日本企业界认为,日本企业的精髓就是“和”。当这种“和”的方式用于日本纵式社会结构关系时,“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将日本社会上下等级关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凝聚力,为着一个目标而同心协力。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东亚社会的特征之一。 (四)教育优先原则 20世纪初东亚国家大多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们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还得力于它们的教育成就。这一成就渊源于儒家的重教传统,儒家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主张首先要对个人进行教化,提倡“有教无类”。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主张科举取才,强调通过学习和考试竞争来取得社会的成就和地位,通过学习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有用人才。这一传统使东亚国家和地区无论政府还是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在韩国,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无论生活多么贫寒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子女上学。同时,韩国政府实行“教育超前”的政策,在教育上的投资也很高,发展中国家里,除以色列之外,韩国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投资最高。我国台湾从 1968年开始实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在日本,教育立国更为突出,战后,日本的教育经费增长很快,从1950年到1972年增长了 25倍,教育经费占行政经费的20%以上。而同期,美国占15%,前苏联占16%,西德占12%,英国占13%左右。日本政府认为:“教育投资的成果,其特点是以培养人的才能的形式积累起来的。所以一旦作了投资,从其效果具有持久性这一点看,可以认为它是生产上的重要投资。”[6]教育的发展,人才素质的提高,无疑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 纵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充分说明了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对西方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管理经验的简单移植,而是根植于本国本地的文化传统。这些国家和地区经过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继承,并对之进行适应现代化的转化、改造,从而,使儒家文化不同程度地对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正如韩国学者金日坤所说:“发展经济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必须引进有效的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或经济原则,而在于必须处理好这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同经济的内在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7]儒家文化倡导忠诚、责任感、献身精神、集体主义、教育优先的价值观,无疑对东亚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论文题目是
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第二,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扩展资料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儒家思想
没有儒家我们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像外国 伦理道德都分不清楚??? 还有一些垃圾说儒家学说是《四旧思想》 憨蛋啊
儒家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多大?看完不敢相信
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 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 “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 等。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 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 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 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 利进行。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 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 层层扩 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 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 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进入 20 世纪以来, 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 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 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 界瞩目,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 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 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 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 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 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 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 主宰地位, 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 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 “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 还是不容小觑的。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 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 长 期以来, 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 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 用, 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 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 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 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 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 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 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 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 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 以其与现实的结合, 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 的追求中日渐接近, 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 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 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在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 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 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 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 因此最受诟病。 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 想办法, 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 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 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 “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 时感到安放不牢”(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 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 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 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 “君子” 以及相关的“修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 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 “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 品格” 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 , 《民主与领袖》 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 )。 明清以来 “日 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 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维桢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 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 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 一。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 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 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 儒家的人本、 “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 技、 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 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 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 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 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 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 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 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 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 益的。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 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 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 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 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 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 一体、 人和自然统一, 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 “天人合一”的说法, 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 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 一直被斥为现代 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 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 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 总之, 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 在遭受猛烈批驳丧失统治地位甚至一定意义 上丧失生存权利的情况下,其适应、促进现代化的部分思想内涵价值日益得到关注。所以, 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吸取其合理的思想内容,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处理 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 所在。
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论文题目是怎么写的
儒家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思想,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新加坡甚至用儒家思想来治国。因此继承和宏扬中国传统文化意义深远。(1)儒家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其形成、发展演变过程与作用①背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社会的动荡中。社会各阶层都对社会变革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法、道、墨等家,他们各自为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这不仅繁荣了文化,也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②形成、发展过程春秋: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解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维护“礼”,主张贵贱有“序”,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主张以德治民,要统治者爱惜民力,取信于民,正身律已。在政治上,主张逐步改良,“损益”旧法。儒家思想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中的正统思想。战国: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西汉: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宋朝: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南宋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明朝: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儒学的现代价值儒家思想的合理部分:教育理论:有教无类、学思结合、因材施教等;伦理道德:孝、仁义、诚信等(社会主义荣辱观);维护社会稳定:仁、德治、民本思想等(取消农业税);维护国家统一:大一统思想(统一祖国);个人修养:正身自省、修己安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八坚持、反对);现代价值: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民本思想、进取精神、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道德意识与和谐意识等,我们都可以赋予新的时代内含。对维护中华民族统一、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增强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谋求社会的共同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都将发挥重要作用。义利观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完善。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内容。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又如孟子的“民贵君轻”,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可剔除其封建内核,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儒家思想的世界影响:儒家思想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儒家思想在日本、韩国、东南亚乃至欧洲影响巨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其大加赞扬。东南亚从东西方文化中吸取营养,合理地处理了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建立了令人称羡的“东方工业模式”、“儒家资本主义”,证明了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 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 “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 等。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 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 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 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 利进行。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 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 层层扩 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 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 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进入 20 世纪以来, 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 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 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 界瞩目,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 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 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 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 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 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 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 主宰地位, 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 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 “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 还是不容小觑的。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 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 长 期以来, 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 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 用, 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 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 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 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 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 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 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 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 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 以其与现实的结合, 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 的追求中日渐接近, 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 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 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在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 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 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 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 因此最受诟病。 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 想办法, 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 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 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 “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 时感到安放不牢”(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 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 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 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 “君子” 以及相关的“修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 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 “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 品格” 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 , 《民主与领袖》 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 )。 明清以来 “日 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 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维桢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 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 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 一。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 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 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 儒家的人本、 “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 技、 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 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 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 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 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 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 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 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 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 益的。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 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 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 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 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 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 一体、 人和自然统一, 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 “天人合一”的说法, 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 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 一直被斥为现代 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 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 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 总之, 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 在遭受猛烈批驳丧失统治地位甚至一定意义 上丧失生存权利的情况下,其适应、促进现代化的部分思想内涵价值日益得到关注。所以, 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吸取其合理的思想内容,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处理 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 所在。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浅析儒家“慎独本义及其现实意义 “慎独”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概念,对该概念本义的解读学界始终未有定论。从“慎独”传统解读和本义入手厘清其含义,认为“慎独”意在强调内心对于仁义礼智圣的专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慎独”在当今社会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现实意义。 何为“慎独” 。“慎独”源于儒家的《大学》、《中庸》。《大学》有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 ,此之谓 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舍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 于 中,形 于外,故君 子必 慎其 独也。”《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 闻。莫见乎 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东汉郑玄的解说中最早提出“慎独”一词,他说:“小人闲居而不善,无所不至也,君子则不然,虽视之不见,听之无声,犹戒惧恐怖自修正,是其不须臾离道也。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必肆尽其情也,若有觇听之者,是以为显见甚于众人之中为之。”由此可见,郑玄的所谓“慎独”就是指一个人在独居、独处时,在其行为不为他人所见所闻之处,也要时刻做到谨慎遵守道德规范。郑玄之说与刘向在《说苑 •敬慎》中的说法相似,之后北齐刘昼的《刘子 •慎独》、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中关于“慎独”的解读实际上都继承了郑玄对于“慎独” 的阐说。 而这其中朱熹虽然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郑玄的说法,但他的解读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慎独”的传统理解。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 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 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 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 … …此言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舍之,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舍其恶而卒不可舍,欲诈为善而卒不可诈,则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为戒,而必谨其独也。”在《中庸章句》中,朱熹又注:“独者,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 ,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 ,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 ,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通过对朱熹的章句集注以及其他文字的研习,我们不难看出朱熹除了沿袭自郑玄以来的传统看法,即认为“慎独”就是在独处时更要谨慎戒惧,在人所不知不闻之地加紧个人道德养成,不可自欺,要在个人修养上实当用力之外,还将“独”的内涵扩大了。例如,朱熹强调“‘慎独’之‘独’,亦非特在幽隐人所不见处。只他人所不知,虽在众中,便是独也”。朱熹还说“这独又不是恁地独时,如与众人对坐,自心中发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独处。”由此可以看出,朱熹的解读较之郑玄的进步之处在于使“独”包含了精神性与内在性的意义。在郑玄看来,“慎独”之“独”只是空间上的独处,是别人无法干预的地方。而朱熹理解的“慎独”之“独”除了上述之义外,还指一种内心 意念 刚刚萌发而众人不知我独知的“独”,由此可 以说,朱熹把“独”从个人独居的空间推致到了一个虽在众人中但缺乏外界舆论监督与压力 的空间。这是对于“独”的理解上的深化。 上述从郑玄到朱熹的关于“慎独”之义的传统解读,着力都在于强调“慎独”的实质是要慎重对待他人不知的隐蔽处之所作所为,努力地做到不欺暗室、不愧屋漏。 随着2O世纪 7O年代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及 20世纪 90年代郭店楚简《五行》篇的出土,学界在对简帛文献进行整理和解读的过程中,看到了与传统解读不同的“慎独”,由此对于“慎独”本义的讨论重新拉开了序幕。 清华大学的廖名春教授在其《“慎独”本义新证》一文中认为,庞朴先生《帛书五行篇校注》一书第 52到 54页的内容说明“帛书《五行》篇的‘慎独’说与《礼记 •礼器》篇、《苟子 •不苟》篇说同,而与《礼记 •中庸》、《大学》篇迥异。”并提出,“‘慎独’就是不重外表,只重内心”[3]52。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梁涛先生通过对简帛《五行》篇原文和传文的解读与分析,认为该篇讲仁、义、礼、智、圣五行“……是形成于内心的,但它还有‘多’的嫌疑,还没有真正统一于心” ,所以,《五行》中的“慎独”实际是指内心的专注、专一,指内心专注于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的状态。在梁涛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大学》中的两个“慎独”,前一个是指“诚其意”,后一个强调只有“诚于中”,才可能做到“形于外”,由此可见“慎独”必须落实在“诚于中”上,这实际还是要“诚其意”,而《中庸》中的“慎其独”则从道人手,君子“慎其独”所需要戒慎的就是那个“不可须臾离也”的道,要时时保持内心的诚,这与《大学》的“诚其意”是一个意思。通过三者的对比分析,可以说三个“慎独”都是“诚其意”,强调要端正内心的意念,从本原上杜绝一切不善行为的出现,这些无一不在突出儒家“内省”的工夫。所以,《大学》《中庸》以及《五行》的“慎独”的本义均是指内心对于儒家涵含仁、义、礼、智、圣五行的完满人格的专一,指内在的精神状态。郑玄和朱熹的错误在于把“诚其意”的内在精神仅仅理解为“慎其闲居所为”的外在行为,把精神专一理解为独居、独处,因而造成整个意义发生改变。通过对“慎独”本义的追根溯源,以及对其传统解读的辨析,我们看到了儒家一贯的对于内省的重视,对于修己工夫的强调。 那么,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个人,在理解了“慎独”的本义后,我们该如何联系时代联系自身,深刻而又发展地理解它运用它呢?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能违背本义,也不必完全抛离传统解读。我们首先要确定这是一种强调内心对于道德境界和人生修养目的专一专注的功夫(本义强调对于仁义礼智圣的合一状态的专注),是对内心的关照,它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意义。同时,我们也可以于传统解说中汲取其合理的因素,那就是把“慎独”的形上意义下达到形下层面。每一个人都有独居、独处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慎独”传统解读中对于闲居时道德自制力的强调。这样才能将“慎独”更好地融人到当今社会,也才能更好地发挥这个儒家传统观念的现实意义。 “慎独”的现实意义。现在对于“慎独”的现实意义的分析大多是基于传统解读进行的。原因就在于《五行》篇中关于“慎独”的解释和郑玄、朱熹等人对于“慎独”的传统理解相比,在实践意义上缺乏可操作性。《五行》篇中将“慎独”归结为内心对于仁、义、礼、智、圣五行的专一与专注,进而统摄诸德而不失于性道之本质。这是具有形上意味的归结,在寻常百姓看来,这种说法不好理解难以践行,缺乏实践上的动力。而郑玄与朱熹的解读,强调闲居时要和有人监督时的行为相一致,这是将“慎独”下达到日用伦常层面后的一种道德自律,这样“慎独”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要求,变为一般人修德修身时的途径,而不只是君子实现其圣人理想人格的专有门径。这显然比本义更能让世人接受,同时,在实践方面更具有效性。 那么,能不能将本义与传统解说结合起来指导我们的道德修养呢?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将本义中内心对于儒家仁、义、礼、智、圣这一君子人格德行的专一,改造成对于现实中的完善人格与高尚的道德标准的专一与专注,以此形成一个牢固的内心信念,然后在这个诚于中的内心信念的统摄与驱动下,更好地形于外,这样我们就会不断修正自己在大庭广众下的显性行为,也会更为注重和调整独处时候的隐性行为。 这样一来,“慎独”就会成为一种随时随地都伴随我们的道德自觉和自律,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道德修养方法,有助于修身正心。培养“慎独”能力,实践慎独的修养方法,可以锻炼和加强一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自我控制力,使道德修养成为自我的内在要求,从而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此外,我们还应做到慎独而不唯“独”,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有无人知晓,有无人监督时都同样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绝不因为无人知晓而肆意妄为,也不能因为有人知晓而做表面文章,要时刻专注于内心信念。 对于当今这样一个已经存在道德失范问题的社会而言,“慎独”的修养方法更凸显其必要性。只有当每一个个体都自觉地做到“慎独”时,社会的道德水准与道德意识才会得到一个很明显的提升,至少会减少坏人坏事的出现。这一点正如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的“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 ’,不做任何坏事。”虽然刘少奇同志讲的是共产党员,其实这对于每一个平常百姓的意义与影响是一样的。当我们心中已经拥有一个诚其意、毋自欺而诚于中的道德理念,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做到内外如一如是而行,做到时时处处符合道德要求。此外,朱熹把“独”从独居扩展到大众空间,对于当今社会更具现实意义。比较古今社会的外部压力不难发现,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人要完全摆脱舆论压力,只会出现在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独处时。而当今社会,由于人员流动性加大,我们很多时候都身处“陌生人社会”,没有熟人,也就缺少一种舆论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容易养成肆意胡为的习惯,认为反正做了不该做的说了不该说的也没有关系,反正没有人认识我监督我。由此可见,“陌生人社会”虽在众人之中实际也是独,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注重“慎独”功夫,注重内心一念发动时别人不知我独知的独,绝不放松道德修养工夫通过“慎独”,我们要养成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凭借自己的内心信念,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依靠理性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付诸行动。 “慎独”,是儒家的传统观念与重要思想,是一种修养工夫,是一种自律品质。通过对“慎独”本义与传统解说的厘清,通过对“慎独”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现实实践意义的分析,我们看到“慎独”永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现实意义。
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论文题目怎么写初中
儒家思想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正如笔者在《人性善恶论》中指出的,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这一点,儒家并没有错。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完全适用。将来也会适用。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儒家的这一“礼教”思想,使得中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礼的思想并没有错。只是需要改变其中过于僵化的部份而已。儒家思想因此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李先生讲的尊老观就包括在这纲常伦理中。三纲五常一直是反儒学的人批评的一个靶子。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些社会规范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现代价值观的地方。但是,这些纲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而已。人们可以说,这些表现形式过于刻板,不够变通;或者说某些形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要注意形式和内容的区别。一种思想可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方面,也会有无数的表现形式。某个方面不适用,或某个形式不合理,并不代表这种思想在其他场合和既然儒家思想有如此多的内容(本文列举尚不完全),人们就不能仅凭某个事件和某个方面妄下“儒家思想过时”的断语。如果站在客观和历史的立场上来评价的话,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发展繁荣,其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时至今日,其中的一些思想观念依然存在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地方。当然,儒家思想成型于两千多年以前,发展于封建社会,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也必然存在着糟粕,这是我们必须舍弃和批判的。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儒家思想的精华 某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思想地位儒家思想导论》主要介绍了: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从前孔子时代的礼乐制度到孔子的仁礼思想、孔子的仁、孔子的礼、孔子的孝道、《论语》中的孝、《孝经》论孝、孔子的命观、孔子命观形成的背景、孔子命观的特征与内涵、“修身俟命论”的人生指导意义、孔子的人生问题论、乐——孔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孔子与弟子论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与默、孟子的性善论与仁政说、孟子的使命、孟子的性善论、孟子的仁政学说、以及荀子的性恶论与礼治说、儒家思想的流变、贯通天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性即理”——周、张、程、朱的理学思想、“心即理”——象山、阳明的心学思想、新儒家——西学东渐的文化回应、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学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可能等内容。 、省书协主席团全体成员,以及来自文化机构的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了研讨,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张辛博士作了学术报告。张辛博士在讲话中对中庸文化作了探讨,他认为,发源于山东的“中庸文化”是孔孟对世界的重要文化贡献,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儒学对中国的影响 1、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3、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现存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孔子的思想)作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将阶级视为人类社会的基础,鼓吹封建道德观,强调通过个人的自我约束,而忽略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亚洲国家难于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认为: (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儒家思想精髓及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作用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这种伦理思想上升到中华民族精神意志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掌握及创造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应用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功。 当前苏联的解体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震惊,当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面临危机和矛盾让世人困惑迷茫时,智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胡锦涛已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及全世界社会发展在理论上指明了理论创新的方向---和谐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的创建和社会实践在构键和谐社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是儒家思想精髓的发展是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它是东西方人类最进步思想意识的结晶。它的诞生和实践应用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健康快速发展保证,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的革命,更是全世界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引。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能动性---社会意识能动性在社会实践上的成功应用。
也许应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从孔子开始,一直都在变,早变得面目全非了。不过儒家主张仁爱,正义,提倡中庸,也就是和谐,适当,最完美,提倡理想主义和理性,对中国人的性格影响很大。儒家这面旗子也对中国文化长盛不衰,民族绵延不绝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积极进取的来自儒家,退缩逃避的一面来自道家,专制残酷的一面来自法家。保守的一面来自儒家,求变的一面来自法家,超越脱俗的一面来自道家。
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 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 “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 等。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 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 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 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 利进行。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 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 层层扩 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 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 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进入 20 世纪以来, 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 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 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 界瞩目,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 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 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 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 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 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 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 主宰地位, 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 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 “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 还是不容小觑的。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 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 长 期以来, 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 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 用, 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 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 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 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 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 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 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 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 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 以其与现实的结合, 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 的追求中日渐接近, 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 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 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在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 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 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 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 因此最受诟病。 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 想办法, 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 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 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 “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 时感到安放不牢”(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 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 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 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 “君子” 以及相关的“修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 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 “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 品格” 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 , 《民主与领袖》 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 )。 明清以来 “日 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 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维桢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 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 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 一。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 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 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 儒家的人本、 “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 技、 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 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 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 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 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 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 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 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 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 益的。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 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 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 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 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 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 一体、 人和自然统一, 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 “天人合一”的说法, 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 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 一直被斥为现代 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 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 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 总之, 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 在遭受猛烈批驳丧失统治地位甚至一定意义 上丧失生存权利的情况下,其适应、促进现代化的部分思想内涵价值日益得到关注。所以, 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吸取其合理的思想内容,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处理 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 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