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历史是一个粗线条的大师，它勾勒了全球化的进程，却忽略了人们为这个发展和进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幸好，历史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大师，当今世界的趋势并不是单向度的。中国的长项在于文化。中国文化近二百年来遭受了严峻的考验，已经和正在获得新生。近代以降，中华文化不但暴露了它的封闭愚昧落后挨打的一面，更显示了它的坚韧性、包容性、吸纳性、自省能力、应变能力与自我更新能力。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建设文化大国。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是我们中国的形象，是解决许多麻烦问题，实现持续发展、和平崛起与国家整合的依托。中华文化是全体华人的骄傲和共同资源。中华文化是当今世界上的强势文化的最重要的比照与补充系统之一，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没有中华文化的人类文化，将是多么残缺的文化! 这里，我着重就一些个人的感受、经验谈一谈汉语汉字(海外习惯通称为华文华语)与我们的人文文化传统与现状的某些关系。对于大多数民族来说，她们的独特的语言与文字是她们的文化的基石。尤其是使用人数最多，延续传统最久，语音语词语法文字最为独特的汉语汉字更是我们的命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根基。汉语属于词根语，汉藏语系。我的小说《夜的眼》译成了英、德、俄等印欧语系许多文字。所有的译者都向我提出过一个问题：“眼”是单数还是复数，是“eye”还是“eyes”?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汉语是字本位的，“眼”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独立性的字，它的单数和复数决定于它与其他字的搭配。汉字“眼”给了我以比“eye”或者“eyes”更高的概括性与灵活性：它可以代表主人公的双眼，它可以象征黑夜的或有的某个无法区分单数与复数的神性的形而上的而非此岸的形而下的眼腈，它可以指向文本里写到的孤独的电灯泡。汉语培养了这样一种追本溯源、层层推演的思想方法。眼是本，第二位的问题才是一只眼或多只眼的考量———那是关于眼的数量认知。眼派生出来眼神、眼球、眼界、眼力、眼光等概念，再转用或发挥作心眼、慧眼、开眼、天眼、钉子眼、打眼(放炮)、眼皮子底下等意思。动词与系动词也是如此，华文里的“是”字。既是“to be”也是“am”，又是“was”，还是“were”，包括了"havebeen”、“has been”和"used to be”等。组词造词也是如此，有了牛的概念，再分乳牛母牛公牛，黄牛水牛牦牛野牛，牛奶牛肉牛油牛皮牛角。这与例如英语里的cattle——牛、calf——小牛、beef——牛肉、veal——小牛肉、cow——母牛、bull或者0X——公牛、buffalo——水牛、milk——牛奶、butter——牛油……大异其趣。这些与牛有关的词，在华文里，是以牛字为本位，为本质，为纲，其余则是派生出来的“目”。这样的牛字本位，则难以从英语中看出来。所以中华传统典籍注重最根本的概念，多半也是字本位的：如哲学里的天、地、乾、坤、有、无、阴、阳、道、理、器、一、元、真、否、泰……伦理里的仁、义、德、道、礼、和、合、诚、信、廉、耻、勇……戏曲主题则讲忠、孝、节、义，读诗(经)则讲兴、观、群、怨。然后是自然、主义、理论、原则……有了仁，就要求仁政；有了道，就认定执政的合法性在于有道，并区分王道与霸道还有道法自然与朝闻道夕死可矣；有了义，就提倡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念，有了主义就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有了原则，就有绝对“不拿原则做交易”……这些文字、概念、命题，不但有表述意义、价值意义、哲学意义，也有终极信仰的意义与审美意义。华文注重文字——概念的合理性与正统性，宁可冒实证不足或者郢书燕说的危险，却要做到高屋建瓴与势如破竹，做到坚贞不屈与贯彻始终。在中国，常常存在一个正名的问题。训诂占据了历代中国学人太多的时间与精力，然而又是无法回避的。许多从外语译过来的名词都被华人望文生义地做了中国化的理解，中文化常常成为中国化的第一步。这产生了许多误读、麻烦，也带来许多创造和机遇，丰富了人类语言与思想。这里起作用的是华文的字本位的整体主义、本质主义、概念崇拜与推演法(如从真心诚意推演到治国平天下)，与西方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理性主义和神本或者人本主义大相径庭。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文字属于文化的范畴，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文字对文化的从属地位。文化是一个系统，文字也是一个系统，文字系统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无论是文字的产生、发展、演变，还是具体使用，都要受到文化的其他子系统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制约，在某种意义上对文字起着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漫谈汉字与文化　　文化，从广义上讲，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从狭义上说，它只着眼于精神方面，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民族心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这里所涉及到的文化是作比较宽泛的理解的。　　何九盈先生在《汉字文化学》中指出：“文字是文化的产物，又服务于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它自身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汉字作为自源文字，是汉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是汉文化的产物。先有汉文化，然后才有汉字，但它又服务于汉文化，对促进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从“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和“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两个方面，举例性地说明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　　一、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依照今日训沽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汉字作为语素文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在它的自身结构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探究汉字字形的构字理据，可以发现汉民族诸多的文化特征。　　现在和钱币有关的字，像财、货、贡、贫、赈、费、赏、赠、贪、贷、赊、贿赂之类都属贝部，贝不过是一种介壳，为什么可以用它来表示钱币的含义呢？东汉许慎在《说文》里解释说：“古者货贝而宝龟，……至秦废贝行钱。”可见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当作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才废贝行钱，但是这种古代的货币制度在文字的形体上还保存着它的蜕形。　　查《说文》，竹部的汉字共有147个，为何如此呢？这就在于中国盛产竹子。我国有370多种竹子，约占世界竹类的三分之一。秦汉时的北方由于气候比现在温和，黄河以北地区还产竹。富饶的竹源，使我国在殷商时代就跨入了竹子文明时代。仅殷商时代诞生的竹简就延续了两千多年，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竹文化。从远古的女娲用竹做笙簧，羿使用弓箭“射九日”神话始，我国人民种竹、爱竹、用竹盛行。汉民族的衣食住行同竹子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汉字中留下了竹文化的鲜明印记。　　汉语中表示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的汉字都从心旁（或心的变形），如：想、忘、忠、恕、怨、愁、忆、恼、悦、惮、愠、恭、慕。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观念的反映，我们的先人认为心这个器官是专管思考的，心是思维的器官。《孟子 · 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这就是明证。鉴于先人们这种文化认识，于是在造字时，留下了一批从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　　现在的纸是用竹质和木皮等制造的，但是当初造字时纸字为什么从系呢？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在东汉蔡伦没有发明造纸的新方法和新质料以前，中国曾经用丝絮造过纸的。　　我们从“斩”字的结构看，可以证明古代有一种车裂的酷刑。《说文》云：“斩从车斤，斩法车裂也。”清人段玉裁注：“此说从车之意。盖古用车裂，后人乃法车裂之意而用铁钺，故字亦从车，斤者铁钺之类也。”显然，古代这种“蛮性的遗留”，今人也不必为之讳言的。　　杨成能先生在《由文字学上推得之先民文化遗迹》一文中认为，从《说文》中“见从某部字之多少，即可见某物于先民文化之关系密切与否。观从土之字一百三十，从金之字一百九十五，则可推知金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视土为繁。又观从马之字凡百十有五，从牛之字凡四十有五，则可见马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较牛为重。”这种比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我们从新字的产生和旧字的消亡中，也可看出某些文化因素的变动。新字的出现和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文化科学各方面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从“金”旁的字，两周以后才大量出现，“铁”字不见于两周金文，所以从“金”的字的大量出现，只有在青铜器高度发达以后才有可能。而“铁”字也只有在能够生产“铁”的条件下才能够创造出来。再如从竹的“箴”到金属的“针”（繁体字左为“金”，右为“咸”），也有一个从竹针发展到金属制针的历史过程。就是到了现当代，由于化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发现了若干新的化学元素，为此，表示新的化学元素的新造汉字共计有56个，如：氧、氯、氟、氖、碳等。　　在《说文》里有不少从“马”、从“牛”、从“羊”的字，有关于性别的，有关于年龄的，有关于形状的，有关于颜色的，有关于动作品性的，不一而足。如：公马叫“骘”（zhì），红黄色的马叫“骍”（xīng），长髦牛叫“犛”（máo），被阉过的羊叫“羯”（jié），等等。这些字也只有在畜牧业高度发展后才能出现。同样，随着由畜牧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农业为主的社会，上述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并未消失，可代表它们的“字”都逐渐消亡了，有的干脆成了“死字”。张世禄先生的《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就试图用文字来证明“人类社会之演进，大都由渔猎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的。　　总之，汉字中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古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民族风情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极好史料。　　二、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　　汉字产生以后，以汉字形为本体出现了许多汉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列举如下：　　1、对偶和对联　　对偶就是连用一对长度相等、结构相同、语义相关的语句，使表达均匀对称的一种修辞格。汉语的书写形式汉字是方块字，每个音节写在纸上占有的空间也相同。对偶是汉语修辞格中所特有的，是最具有汉民族特色的一种修辞手段，它深深植根于汉文化之中。像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的颔联（三四句）、颈联（五六句）都要求用严格的对偶句，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古典小说各章回的标题，多采用对偶，精炼地概括本回的中心，如“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水浒传》）、“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红楼梦》）。　　对联是对偶中的一种特殊格式，是写在纸上、布上或刻在竹子上、木头上、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过年过节贴对联，已成为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春联、婚联、挽联、店联、楹联，就是一部大书，各有千秋佳作。这里仅以对联广告为例说说。　　广告运用对联这种形式，也有很长历史。据说号称清代第一大才子的纪晓岚是个对对子的高手，他为大栅栏一家剃头店写了一副门联：“虽然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上世纪30年代有一种“三星白兰地”的酒一直销路不畅，结果厂主想出一个绝招，在报上公开为一副上联征求下联，上联是“五月黄梅天”，应征者多如潮涌，当然最匹配的下联是“三星白兰地”。依靠这副对联，“三星白兰地”名声大振，生意兴隆。上海的“宽鼎皮装”也专门征集过对联广告语，中选的是：“宽让三分利，鼎新一品装”。其他广告对联如：“与时空同在，似日月常辉”（雷达表）、“少一份噪声，多一份宁静”（双鹿牌冰箱）、“百货百态百问不烦，千客千意千拿不厌”（百货店）、“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交通安全公益广告）、“以平常心接纳人生万种风情，用大眼光饱览全球时代女性”（《女性大世界》杂志）。　　2、析字、借字和联边　　析字就是把一个汉字拆成几个能表意的有一定独立性的字的一种修辞格。如：　　“对！找他！今天我章世昭豁出来跟‘工人阶级’掰了！”工会主席不跟他俩“掰”。掰？--手分手？才不呢！工会主席紧紧地、友好之至地跟他俩握手，（梁晓声《预碎》）　　这里的“掰”字被拆成“手”“分”“手”，就是一种析字。　　汉字单音的，音同音近现象较为严重，口语中常容易混淆，所以汉人的姓往往有一个析字的代称，如“十八子李”“弓长张”“立早章”“口天吴”“古月胡”等。再像为了表意含蓄，将“分”析为“八刀”（“打八刀”指解除婚约）、将“老鸨”的“鸨”析为“七十鸟”、将“谢”析为“言身寸”等。其他再如析字对：“一明分日月，五岳各丘山”，“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析字诗：“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咏黄鹤，志士心未已。”（南宋刘一止《山中作拆字语寄江子我郎中》，“咏”的异体字是左“言”右“永”。）　　借字就是借用某个字的形体来代替许多描绘文字的一种修辞格。如：　　她走到一张桌子前，从一个大药瓶下取出一个折成“又”字的条子，看了一下上面写的名字，惊讶地问我：“您姓‘再’？还有姓‘再’的吗？”（刘心武《银锭观山》）　　这里借汉字“又”形容条子被折成的样子，就是一种借字。　　其他再如：借汉字“大”字形容某人睡觉的特别姿势（“把粗短的身躯摆成个‘大’字”）；借汉字“品”字形容作战的阵势（“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借汉字“川”字形容眉心之间的肌肉（“眉心之间的肌肉，拧成一个‘川’字”）；借汉字“吕”字形容接吻（“只做了一个‘吕’字”）；等等。　　联边就是特意选用若干个偏旁相同的字让它们串联起来造成气势的一种修辞格。如：　　1945年冬，李德全（冯玉祥将军的夫人）为昆明“一二 · 一”惨案中被反动派杀害的女学生，书赠了一副对仗工整的挽联，对蒋介石策动内战阴谋公开抗议，对反动派杀害学生无比愤慨。联语是：　　魑魅魍魉残余，知法网有漏；　　琴瑟琵琶坑烬，问民权何存！　　（转摘自《文摘报》总64期）　　这里上联用了4个“鬼”字旁的字，下联用了4个“王”字旁的字，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这就是联边。　　其他再如马车店对联：“迎送远近通达道，进退迟速游逍遥。”上下联连用14个“走之”旁的字，表示车来人往，充分反映行业特点，颇具匠心。　　还如旧时“海神庙”对联：“浩海汪洋波涛涌溪河注满，雷霆霹雳霭云雾零雨雱霏。”上联选用11个“三点水”旁的字，下联选用11个“雨”字头的字（“云”的繁体字是上“雨”下“云”），突出了“水”和“雨”，以此表现海神，颇具气势。　　据说明朝天启元年宰相叶向高有一次路过福州府，看望新科状元、闽侯洪塘人翁正春。谈笑中，叶向高说：“老夫今晚恐怕进不得西门了。” 翁正春知他今晚要在此留宿，便道：“宠宰宿寒家，穷窗寂寞。”叶向高见话中用的全是“宝盖头”的字，先是一惊，接着便对道：“客官寓宦宫，富室宽宏。”这样的联边对偶，的确雅趣横生。　　3、字谜和隐语　　谜语是种暗射事物或文字等供人猜测的游戏，字谜是谜语的一个门类，是用字做谜底的谜语。如以下几则字谜：　　拿不出手（谜底是“合”）　　你我各一半（谜底是“伐”）　　主见差一点（谜底是“现”）　　木字多一撇（谜底是“移”）　　多一点能吃，少一点有用（谜底是“术”）　　还有一则较长的字谜是这样的：　　下楼来，金钱“卜”落。　　问苍天，“人”在何方？　　恨“王”孙，一直去了。　　詈冤家，“言”去难留。　　悔当初，“吾”错失口。　　有上“交”，无下“交”，　　“皂”白何须问，　　“分”开不用“刀”，　　从今莫把“仇”“人”靠，　　“千”里相思一撇消。　　它的谜底一共是十个字，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隐语是流行于某一社会集团内部，对外保密的话语。如买卖人中对数字的代称有：一（旦底）、二（空工）、三（横川）、四（侧目）、五（缺丑）、六（断大）、七（虎底）、八（分头）、九（未丸）、十（田心），等。又如《后汉书 · 五行志（一）》中有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里“千里草”是“董”的析字，“十日卜”为“卓”的析字，意指“董卓即亡”，但鉴于权势，不敢明说，故用此法表达，既是析字，又是隐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字谜和隐语大多是依附汉字形体而构成的。　　4、回文诗和宝塔诗　　回文诗是一种可以倒读或反复回旋地阅读的诗体。如南朝齐王融《后园作回文诗》：　　正读：　　斜峰绕径曲，丛石带连山。　　花余拂戏鸟，树密隐鸣蝉。　　倒读：　　蝉鸣隐密树，鸟戏拂余花。　　山连带石丛，曲径绕峰斜。　　不论是正读，还是倒读，都是一首清新隽永的小诗。　　再如宋代李禺夫妻互忆回文诗：　　正读是夫思妻：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　　倒读是妻思夫：　　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　　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　　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　　知心几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　　宝塔诗，顾名思义，形似宝塔。如唐代白居易写过这样一首宝塔诗：　　诗　　绮美，镶奇。　　明月夜，落花时。　　能助欢笑，也伤别离。　　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　　王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　　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　　胡适《追想胡明复》一文中，也引到两首宝塔诗：　　那时候我正开始作白话诗，常同一班朋友讨论文学的问题。明复有一天忽然寄了两首打油诗来，不但是白话的，竟是土白的。……第二首是一首“宝塔诗”：　　痴！　　适之！　　勿读书！　　香烟一支！　　单做白话诗！　　说时快，做时迟！　　一做就是三小时！　　我也答他一首“宝塔诗”：　　咦！　　希奇！　　胡格里，　　覅我做诗！　　这话不须提。　　我做诗快得希，　　从来不用三小时，　　提起笔何用费心思，　　笔尖儿嗤嗤嗤嗤地飞，　　也不管宝塔诗有几层儿！　　这种朋友游戏的乐处，可怜如今都成了永不回来的陈迹了！　　我们从回文诗、宝塔诗来看，它们都牢牢依附于汉字方块字特殊表意特点或形体结构才得以成立的，而且大多属于文字游戏性质。　　另外，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通过点画运动来表现一定情感、意蕴的艺术。篆刻是我国具有艺术价值的印章镌刻，它由古代印章多用篆书入印而得名。这两个特殊的艺术门类，也都是依赖于汉字而产生的，当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再补充一点，通过汉字形体也形成了一部分词语进入汉语词汇之中，词如：井田制、人字形、国字脸、之字形、金字塔、田字格；成语如：十字街头、止戈为武、利旁倚刀、乌焉成马、鲁鱼帝虎、亥豕相望（前三个都是在借字或析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后三个都形容文字错讹多，前提是汉字中存在着形近字）；歇后语如：自大加一点--臭、王字少一横--有点土、王奶奶和玉奶奶--差一点；谚语如：田养猪，猪养田、人欺地，地欺人；等。　　综前所述，我们不难对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正鉴于它们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汉字文化学应运而生。这个新兴学科的任务之一就是“探讨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 · 前言》）。我们相信，在一代学人的努力下，汉字与汉文化问题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汉字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论文的参考文献

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李世民说过：“以钢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英国大诗人拜伦也说过：“最好的预言家是过去。”那么，知其现在，探索未来，让我们追溯一下民族文化、语言、文字的历史吧！　　上古时期，在埃及、中国、巴比伦、印度、波斯，农业首先得到发展。冶炼技术，使人类从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雅典奴隶制的建立，使古希腊创造了光辉的科学文化，古罗马，以武力征服了希腊，建立了横跨三大洲的帝国。中国高举文明的火炬进入封建社会。　　人类在地球上产生后，什么年代开始出现文化与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从构建文化的生物性前提着眼，生存于晚更新世（距今四万至一万年前）的智人，与现代人在智慧上已无质的差别了，即作为构建文化的思维能力——行为意识能力，在四万年前已经完全具备了。当代生物学家的研究证明，人类在掌握最复杂的现代科学时，仅仅动用人脑全部智力中的一小部份，也就是说人类智能具有巨大的潜在可利用范围。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比智人更早的尼安得塔人（生存于二十万年至四万年前）和早期智人（生存于七十万至二十万年前），他们的智力虽低于现代人，但是在较大程度上动用其有限智能时，创造出文化也是有可能性；加上早期文化适应面小，专用性高，所需智能数量上亦相应较小这一情况，在早期智人时代已有文化产生，并有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产生，这是十分可能的事情。　　我们明白了文化的产生这一点，读者在本文将处处碰到文化一词，但是却不能将它与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文化相混淆。　　“文化”这个概念的涵盖面极为广泛，内涵极为丰富。对它的解释和定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民族学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与修订，目前倾向于用下述定义去阐明民族学所讨论的文化，即文化是人类为维系各个具体的社会集团（这里指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经由该集团所有成员在其世代延续中以渐次积累和约定俗成的方式建立起来，并由后天习得而加以延续与丰富的一个相对稳定而又独立完整的规范总和。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干1871年在他的名著《原始文化》第一章中，以简明的语言，概括地给文化下了描述性的定义，即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作为社会一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及习惯的复杂合体。　　国内学者肖前、陈志良把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实质与人的发展作统一的理解，认为文化的实质即人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人化的形式的特殊活动。文化通常在广义和狭义的两个意义上被使用。广义的文化即人化，它映现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和方式；狭义的文化则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广义的文化具有人化形式、社会性和多样性等特点，它的构建可作多层次的分析。　　不难看出，上述这些定义所界定的文化内涵真是太宽广了，人世间的一切创造发明都包括在内，它与我们日常谈论的“某人文化水平高低”之类的“文化”真是差别甚远。但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往往用来指涉人类普通性知识的掌握水平。按照这个理解掌握文化并不是人人必须，也不是人人可以达到的事情。但是文化在民族学中却用去指涉各民族成员人人必须掌握一种文化。基于社会上每一个人，他们由社会习得的文化各不相同，因而人与人之间可以划出不同的民族来，这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现象。同样每一个人必须掌握一种文化，以便使自已置身于某一个民族中，也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现象。两者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社会上没有民族归宿的人绝对不存在，人人都有自己专属的民族，有自己的特定族籍，这就是民族的客观归宿性。　　二、民族文化与民族语言　　我们首先对民族语言的起源作一简要的探讨。自古代以至十九世纪，各派学者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不知几几，其中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家们，如英国的洛克（Lock），亚当斯密士（Adam smith），德国的菜伯兹（Seib niz）、赫尔德（Herder）、冯德（Wundt）、法国的卢骚（J·J·Rousseu）、勒南（Renan）等，各有各的看法。根据科学家的最新研究考证，从地球冷到地面上能够生长植物和动物的进候算起，人类的历史大约也有几十万年。在这几十万年当中，有历史记载的不过几千年。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和最新科学认定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太古时代，在集体劳动中为了适应交际的迫切要求和需要而产生的，并且一开始就是有声语言的定论。　　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四个特征，然而在民族众多特征中，语言具有多重性的特殊地位。语言与民族的这种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不仅十分专化，甚至十分顽固，即使延续数百年上千年之久，民族与语言皆发生了严重的变化，但对应关系却依然如故。　　语言在民族文化中的这些特殊性，与语言在民族文化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有关。文化是一个整体的系统，从文化结构上看，当然也包括语言在内。则这个总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并非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相互联系，构成文化的总网罗。就语言而言，它与其子系统的关系就比较特殊，它不仅可以一个子系统的身份参加文化整体运作，它还必须充当所有子系统多种特征、属性、内容的有声符号物化表达形式。也就是说，该民族文化中一切文化现象，在其母语中都必须有相应的有声表达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这种文化现象具有概括整理表达说明文化中一切文化特点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又得凭借本民族特有的有声符号系统，如果用民族学的术语来说，那就是语言的这套符号系统——以声符为物化形式的符号；事实上使该民族的其他文化现象都在有声符号之上结成了同根关系。正因为如此，语言实际上是该民族文化各组成部分共同的桥梁作用，因而在文化运作中，它使用的频率最高，运行的周期最短，因此，从局外人看来，要把握其特征，并通过它去掌握该民族的整个文化将都是最简捷的途径。一个民族的母语既然是该种文化的有声符号物化表达形式，而且是专用表达形式，因而它对于该民族来说，当然具有专一的归宿性。　　语言对一个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来说是一个公用的桥梁。语言在充当这种桥梁作用的同时，将该民族文化中所有的内容经常发生的较为稳定的联系，作为该民族文化特有的信息体系，存入该民族每一个成员的大脑。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都在各民族语言的宝库里反映出的民族文化特征，不仅仅是表现在语言、词汇上，更重要的是对上述这些因素起到制约作用的内在语言系统，即贮存于每个使用该语言成员大脑中充当建立联想关系的依据的内贮信息库。这个内贮存信息库的习得，不仅是通过幼儿在学习本民族母语中逐步地学到存入大脑。正如结构主义学派追随者雅可布孙所说的，人类祖先传递到后代有两大基本的信息系统，即由细胞染色体传递的生物遗传密码，和由神径——生理及社会——心理机制传递的语言能力。索给尔与雅可布明确地告诉人们单分析各民族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还不足以反映该语言的特点，还必须把这些东西放入具体的民族之中，才能真正反映该民族的语言的主要特征，它证明了“内语言”的存在，而且让我们注意到“内语言’与民族文化的依存关系。　　语言从原始人类创造有声之后，直到今天，它是不断发展着的。这种发展，这种随着时代而发生演变，虽然很少被语民们所觉察。语言这种发展究竟是什么来做基础呢？语言本质上是全民的交际工具，包括生产领域，也包括经济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领域。人类社会从石器时代最原始的共同劳动的时候起，一直到当代电脑时代止，都是一往直前的发展着，作为为社会服务的语言也不可能不向前发展。要是不了解这种语言的发展历史，也就不能完全了解使用这种语言的语民的社会发展历史和语言在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地位。　　三、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　　文字的起源。任何语言都是脱离不了声音的，但不见得每种语言都有文字。语言起源很早，但文字却是后来很久才有的。在文字没有出现之前，曾经有不少的摸索。中国古代有“上古结绳而治”的传记，所谓“大事作大结，小事作小结”。据说南美洲秘鲁古代也曾用过类似的办法，用红色代表兵，黄色代替黄金，白色代表白银，绿色代表谷物，一个结表示十，两个结表示二十，一个双结表示一百，两个双结表示二百等。所有这些只是一种符号，还不是文字，因为这些符号不代表人们各种概念，并不能把它念出来。用图画表示意义可说是由实物帮助记忆过渡到象形文字的一座桥梁，也叫表形文字的萌芽。世界上最早的有楔形文字，埃及的神圣书体，中美洲马雅人图形文字，中国的汉字。这四种文字体系符号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发展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由表形趋向于表意，由表意趋向于表音。　　楔形文字在古代曾为苏美利人、巴比伦人、古波斯人、喜地特人取用，现在已消亡。埃及的圣书体曾演变成僧侣书体和平民书体，自纪元三世纪埃及为亚历山大王所侵服后已日渐衰落，所以三世纪后所用的科泊特文已经改用希腊字母，而埃及的圣书体也就成了历史的陈迹了。中美州马雅人所用的图形文字也久已不复存在于世。　　汉字可说是现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它的书写体也曾经过篆、隶、楷、行、草等几度变化，汉字并且曾传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地，演化成了他们的假名、许文和字哺。汉文字是从古到今传统一贯，使用人数最多的超级文字。藏文创制于17世纪，彝文最早物证为贵州省大方县大铜钟（1485）所存文献内容极广。傣文成于14世纪。水族占卜用书写文字，创制时代不详，大约不会早于明代。　　综观汉藏语系的各种文字的创制与发展，可以大致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分界时期在19世纪末。后期国内民族在外籍族的影响下创制的文字，其中又可以从公元1950年后为界划出两段。前段为外籍宗教徒为布道传教而创，方式取法于这些宗教徒的本族文字体系。后段则出于民族平等和加速少数民族智力开发的需要，则一律取用拉式拼音文字，如茵文、布依文、壮文、侗文等均属于这一类型。　　古今中外，众多民族的社会里都是有语言的，不曾看到任何一个民族只有文字没有民族的有声语言。　　语言是各民族文化中用以荷载意义的口头有声符号系统，而文字则是语言的记录用书面符号系统，以民族文化形态结构的角度，文字是一组附着于语言的文字因子。由于文字与语言诸因子群之间存在的是附着关系，所以文字与语言的结合较为松散。这就是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不呈严格的对应关系的主要原因。　　地球上所有民族的存在，充分表明了文字与民族文化整体联系的松驰。有文字的民族往往经历了多次的文字改革，甚至全盘重来，然而语言却无法简单地人为左右。蒙古文创于13世纪，原型取法于回鹘文字母，几经改良后，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巴达文”，尚通用于我国内蒙古地区。　　文字生存的物质条件是书写工具，社会的上层教育制度和社会信息的跨地超时传递机构，而语言则依于信息的直接传递需要，家庭内的教育和人体发音器官的训练，致使文字在功能上依存于语言，但在存活条件上不与语言结成同根关系。　　文字的社会功能与语言不同，清代学者陈澧在《东熟读书记》中有言：“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出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声之迹也。”这名话明确指出文字的功能是信息的贮存，虽然它专用于语言信息的贮存，但是贮存与被贮存者毕意不是同一回事。“文字不受时空的限制，这是文字的长处，语言没有这个长处，不得不依靠文字来帮助”，或者说：“语言受时空的限制，这是语言的缺点。”事实上是不能相比的相比事物，无法定其优劣。　　文字在语言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要研究古代的语言和文化，必须有古文字的研究基础，否则就没有研究古语和古文化、古文献的工具；另一方面，就研究现代语言、文字来说，这种研究工具在发展文化上的作用也更大，它与提高人民文化水平，解决国内外的文化交往等都有直接的关系。　　没有文字的民族，如侗族、苗族、布依族等，本族人民只能用唯一的方式“日耳相传”，虽然也能把文化知识继承下来，但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往往使之失传。每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都是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新的文化是在前人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从天上掉下来的新文化。没有文字，文化虽然也有可能流传下来，但是有文字流传文化，它的效果就要大得多。文字使用对积累文化和发展文化起着继承发展的巨大作用。它不但是各民族文化的积累和交流的重要工具，而且是各民族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　　四、民族文化差异及相互影响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各自的独特风格和内涵。长城是抵御异邦入侵、众志成城的象征；赵州桥、蔡伦造纸、毕升活字印刷是中国文化的积淀；瓦特蒸气机、爱迪生电灯、牛顿三大定律是西方文化的精华。鼓楼花桥是侗族古代建筑艺术的精粹。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内涵的准则、规范、行为、模式表层下，都有一套价值系统，本族集团成员对它很容易理解，另一民族文化集团的人们却不易察觉。生长在某一个民族文化中的人移居另外一个民族文化环境生活，往往区触，会产生一种茫然与心理失衡的感觉。这是民族文化的排抗效应特征。一个民族、社团行为方式的总体以及个人从其总体中得到的文化信息，常常是这一民族或集团中较为固定的模式。换句话说，同一民族或社团是以同一文化模式进行社会活动的。同一民族的成员互相间可以用这一模式会预知和理解对方的行为意义，从而不会发生误解。　　跨文化的交际，则情况完全不同。因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文化观及行为模式，所以不能用本民族的价值行为观去理解对方。例如毛南族旧历五月为最大的节日是“庙节”，土家族大年为腊月二十九，小年为腊月二十八。苗族的鼓丈（牯脏）节、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侗族的”颖社”等；如生活方面，酉南云溃川一些地区，对炖狗肉津津乐道，日本人有生鱼席、美国人如兔子般生吃多种蔬菜，巴黎人则视蜗牛为美味佳淆，印度人有童婚之风气，凡此种种，无不说明文化习俗，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显露出各自的特色。不同的民族，有各自固定的行为模式、风俗习惯。这种模式不以个人为代表，而以一个民族或地区社团为代表。这些特定的模式客观地构成了文化差异性。　　但它受到社会的制约，是人们长期生活能觉察到，在共同意愿基础上建构起来并反复出现；得到该民族成员所默认的一种契约，一种受群体制约的特殊模式。它可以说是一本社会集团全体成员的行为规范手册，是社会活动的准绳。　　由于人类社会具有社会性，世界上任何人群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民族或社团发生交往．尤其是当今社会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际越来越频繁，，电视的普及更加强了全球性的大交流。如今电视卫星的“足迹”几乎遍及地球每一个角落。全世界现在拥有十多亿台电视机，其中50％是近五年来增加的；全球已设立有三百多个卫星电视系统，未来五年里，将有许多通讯卫星发射升空。这种全球性的电视革命对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影响非常巨大。显而易见，电视对各族观众而言，已不仅仅是旁观历史的媒介，实际，绝大多数人是通过电视来经历历史的。每一个民族将难以控制外来的信息，这种不可遏制的观念、意象和文化交融正在漫延和发展。卫星电视影响最大的是冲击各族文化，以往一种文化要被另外一种文化吸收需要几十年或百年之久，如今的卡拉OK、牛仔裤传遍全球。正是通过开放往来，尤其是通过电视屏幕，几秒钟就可以办到事情。　　但是话又说回来，尽管如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民族固有传统文化的整体内容，也不是一朝一夕短时期所能改变得了的。　　文化导入和输出，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高级的还是通俗的，知识的还是交际的文化都可以互相导入。古代两河流域的宗教文化在西方及世界各地传播，中国儒家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现在的西服在中国的出现和流行等都是文化交流的现象。文化差异的导入和相互影响，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潜移默化因素。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因而文化交流、导入输出也是有可能的。中国四大发明、英国的火车、美国的电力学，德国的哲学。意大利的歌剧、日本的企业管理、中国的气功都互相渗透于世界大文化圈之中。反过来各民族、社团的文化本身也不可避免地相互受到影响。特别是当今社会生活的国际化潮流的文化演变过程中，更促使人们去了解各民族文化的差异，以便互学互补。　　民族之间不可能共有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中也不可能并存两种以上的文化。这并不是说。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相似或相近的文化圈子。但毕竟是汉族只有与汉族文化相对应，侗族文化只有与侗族文化相对应，苗族文化亦然。两个民族之间，当然会有文化交流和接受，借以互相取长补短，然而这种交流仅止于文化因子的接收和借用；而且决不能照搬，必须由该民族经过加工和改造，使之适应该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之需要，然后再纳入到他们民族固有传统文化整体中充当一个组成部分。接收异文化圈子与否？从来不会破坏本民族与其文化的直接对应关系，这就是民族文化的特有性。　　民族语言亦然，汉语里借用外国的词比较多，如卡车、康拜英……比比皆是。但是借入汉语里使用，要按汉语的构词法，按汉语传统构词习惯。因此，尽管汉语里借入外国的词汇不少，但从不会改变汉语言体系是同样的道理。　　族际文化演变中的整合互动律的完整阐述应该是，每一个民族总是倾向于保持自己文化传统固有的内涵、形式，在这个前提下再凭借代偿力去影响上下左右，使之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演化；同时在接受异文化反作用影响后，仍力图维护自身的文化完整和对文化阐释上的完整，这种抗拒外来作用的综合力，致使本民族文化虽然接受影响，但仍相对完整，并使该文化仍成为一个持续长期的过程。　　综上所述，笔者试图从民族文化广义和狭义的内涵，以及民族文化与民族语言、文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及各民族之间文化交往相互发生、发展的特殊关系，作了粗浅的勾画与探讨。但由于笔者理论、专业水平有限，本文管窥一孔之见，挂一漏万的论述和认识。恳请同仁赐教，以便更好地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而紧密的关系，汉字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观。汉字里积淀着中华文化的结晶，中华文化也仰仗着汉字得以流传久远。汉字可以说是我国的第五大发明，任何文化的发明与记录都是在汉字出来之后进行的，所以说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古代的汉字是由结绳记事开始，慢慢的演化成在木片或竹片上刻记号。然而通过这些方式记录的内容有限，人们就通过观察天地之间的事物，用各种形状表示意思，从而产生了甲骨文。甲骨文到了先秦时期演化成为篆书，极大地增大了文字量，但是书写太复杂，到了秦朝，逐渐演化成隶书，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汉字。我们从汉字的形成，一方面能看到当时社会的文化现象、文化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透过研究分析汉字，根据汉字造字的方式和内涵，我们可以窥探中华文化的特征。即我们可以从诸多汉字现象中，如汉字的造字，构词，汉字词义的形成和演变，汉字的结构特点中，都可以找到中国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理据。汉字的历史于文化大抵是相辅相成而行的。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我过著名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说过：“语言文字是一个名族的文化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所以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的先从文字入手，通过对文字的形成，文字的组成，以及文字的形、音、义，的研究，然后去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认识中国古代的社会。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如此丰富的文化想要流传与传播，就需要文字这种可以容纳万物的载体进行记载与传播，我国古代流传至今的《左转》《战国策》《论语》以及诸子百家等文献，都是通过汉字的记载才得以流传至今，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学提供文字资料。汉字也是解读和传递各地文化的工具，比如在我国很多的地方都有着本地独有的方言和文化，不是本地人一般很难理解其中的真意。但是通过汉字的书面语言，我们可以很容的了解各个地方的文化传统、民族习惯、方言等文化，为各个民族的文化交流提供便利的条件。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汉字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汉字承担着记载与传播文化的重任，汉字为人们提供一个研究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台。汉字本身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他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它使得我们更能深刻且客观的了解到我们任何一段历史的兴衰，任何一种文化的兴衰，它为我们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十分重要的大门

关于汉字文化的书你可以试下（现代语言学），之后，你自己多看看多写写，这毕竟是你要写的论文，自己写肯定百利无一害的~~

汉字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论文的参考文献怎么找

这个的话我建议你可以上你们学校的知网，一般都会为研究生开放的比较多，有很多的参考文献。

万方数据库，维普资讯网，不过那都要掏钱。如果你是大学生的话，建议你去你们学校的机房去那下载，那应该是免费的。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　　【摘　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佛教艺术　飞天形象的变迁。　　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　　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　　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　　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　　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　　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　　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　　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　　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　　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　　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　　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　　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　　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　　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　　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　　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　　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　　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参考文献：　　[1]王志强《美术大观》10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　　[2]陈剑《艺术探索》21（2）飞天的美学意蕴。　　[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你可以上图书馆，上知网，看看你写类的论文的这个理论涉及同类型的其他人的论文都引用了哪些文献

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论文摘要

文化可以用相应的文字来传播和表达。文字可以说是顺应文化的需求而产生的。

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论文题目

关于汉字文化的书你可以试下（现代语言学），之后，你自己多看看多写写，这毕竟是你要写的论文，自己写肯定百利无一害的~~

原创：　　首先，汉字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没有汉字就不会有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文明之母，就这个意义上讲，令国人自豪的四大文明都是汉字这个大发明的衍生物。　　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由于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组故意来的治学、文化、科技和历史才得以记载和流传至今；人类的思想、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才得以广泛传播和日益提高；人类的智慧才得以充分发挥；人类社会才越来越光辉灿烂、丰富多彩。　　其次，东方文化圈实际上就是汉字文化圈。而且这个文化圈的形成，丝毫不带强迫成分。汉字创造了动荡遥遥领先的古代文化，记载了先进的文明成果。相对其他落后的民族、国家和地区，通过学用汉字使自己开会进步，进而创造自己的文化，这样很快形成了汉字文化圈。　　另外，如今汉字走红全球。从伦敦到纽约，从东京到悉尼，华语在世界树渐走强，成为热闹的语言。何以如此？理智的理解，并不是因为汉字有那么多有点，而是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地位的提升——国运盛汉字兴。　　最后总结，过去汉字与龟甲结合，开创了一个辉煌灿烂的东方古代文明。今天，汉字与硅片结合，势必使古老的汉字焕发青春的活力。汉字的信息化，使汉字从苍老变得年轻，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而使汉字具有无比光明的未来。（预示中国将伟大复兴）　　以上都是我自己写的，请楼主采纳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