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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春联,我国年俗的文明符号 春节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过春节、贴春联是我国千百年来的民俗之一。贴春联民俗的延续,生动体现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 一、春联的由来春联,就是把喜庆、吉祥的词语或对偶句写在红纸上,张贴在门口的两边,每副春联还有横批,多是喜庆、贺岁之类的词语。每逢除夕之际,按照我国的传统习俗,家家户户都要贴上春联,以示辞旧迎新,期望新的一年过得更好。春联,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年俗,源远流长,也是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关于春联的由来,有人说发端于宋、明代。其实,我国民俗中贴春联过新年的风俗,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有了贴春联的习俗。不过,那时候由于没有纸张,所以春联往往是刻写在门庭木掾或石柱上,当然也有的富贵人家把春联写在丝帛稠带上。后来,造纸术发明后,一些文人墨客便用把春联写在纸上悬挂,以后在发展到用红纸书写春联,春联也“飞入寻常百姓家”,挂在普通百姓的门口或者厅堂。
论晁错的“新法家”思想体系关键词: 晁错;新法家;历史观;人性论;国家本位;Chao Cuo; New Legalism School;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State-Oriented摘要: 以往研究晁错,多集中于其削藩、守边和重农等政策措施上,而将他作为“思想者”来深入研究则不多见。从秦亡到汉武“罢黜百家”的六七十年,诸子重新活跃,以晁错为代表的“新法家”与“新儒家”、“新道家”形成鼎足之势。“新法家”之“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晁错将商鞅、韩非“直线进化”的历史观变成了近似螺旋发展的循环历史观,并以此反对“无为而治”。二是理政目标由“得天下”变为“安天下”,去除先秦法家的“因人情”,而借用儒家的“得人心”,以让“天下乐其政”。三是在批判秦政的基础上摒弃申不害、韩非、李斯的极端“君主本位”,而向商鞅、慎到的“国家本位”回归,但其“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则没有根本改变。文章引用:龚留柱 论晁错的“新法家”思想体系[J] 历史学研究, 2014, 2(1): 1-
有功有过,功过相见。
去年我们布置观看《大国崛起》写观后感,我写了两千字呢……其实很好写的,历史事件再加点感想一千字太简单了。自己动手试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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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功过剖析摘要〕文章深刻分析了朱元璋在历史上的功绩及其取得成功的原因。朱元璋的功绩在于,战略上接受并贯彻“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箴言;体恤民情、休养生息、实施仁政;众揽人才励精图治;大义灭亲,加强中央集权。朱元璋的严重不足和过失是自卑、好色、大量杀戮功臣、错用胡维庸、错立朱允炆以及大搞特务统治。〔关键词〕朱元璋;以猛治国;明律近来电视、书刊论述朱元璋的东西不少,吴晗的《朱元璋传》,张笑天的《传奇皇帝朱元璋》等,读者议论纷纷。但我认为这些名人们对朱元璋的功劳讲得不深,对其过失讲得也比较含蓄。本文试图对朱元璋在历史上的功劳和过失讲深讲透,与同行们共同研究。一、朱元璋功绩评析众所周知朱元璋是削平群雄、打败元朝、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明朝帝国的开国皇帝,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胜利,而在历史上留下丰功伟业呢?这主要是:(一)接受九字箴言,并付诸实施朱元璋接受了大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箴言,在削平群雄,推翻元朝统治的事业中,从战略高度予以实践,这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就是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要在力量不足时不要称王,以免群雄联合攻击,以免枪打出头鸟。朱元璋从抓军训而强兵,抓屯田而积粮;占领南京后,加固城墙,并尊小明王为君,很长一段时间屈居称臣,这些英明的战略观点,是朱元璋以弱胜强逐渐强大夺得最后胜利的关键。(二)体恤民情、休养生息、实施仁政朱元璋出身低贱,当过和尚,讨过饭,因而在他的思想中有一股强大的主流,就是体恤民情。他登基后首先一条就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他虽然以猛治国,却是实实在在施行仁政。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即位当年即下令,凡是老百姓提出的关于水利的建设,地方官吏必须奏报。后来他还专门指示工部大臣,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止旱涝的,都要依照地形加以修治。到洪武十八年,全国开塘堰40,987处,疏通河流4,162处,修建坡堤渠岸5,000多处。这些都为发展农业生产,老百姓吃饱穿暖奠定了基础。朱元璋还奖励屯田,解放生产力。洪武二十四年,全国屯田面积达874,746项,比洪武六年增加一倍以上。洪武二十六年收入比洪武六年增加了三倍,人口增加了700多万。(三)众缆人才、励精图治当他错杀江南才女、美女苏坦妹后,引起了浙西四贤不满,他当即立了罪己碑,吸引浙西四贤之首的刘伯温等先后投其帐下。在他周围文有刘伯温、李善长,前者多谋善谏,堪称朱元璋的魏徵、赵普:后者修明律,掌管朝中大事,堪称朱元璋的萧何。武有徐达、常迂春能征善战,在削平陈友谅、张士诚、元朝势力中立了大功。(四)修明律以猛治国,以身作则大义灭亲他的女婿欧阳伦因贩运私茶遭朱元璋赐死。侄子朱文正因霸占土地受到杀头处分(资治通鉴记载为免去官职发往桐城安置不久死去)。朱文正是马皇后哺养长大,马皇后亲自求情都遭到拒绝。朱元璋以身作则大义灭亲是历代皇帝之楷模。另外朱元璋大力惩治腐败,有名的郭植案牵涉多人均弃尸街头。(五)加强中央集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主要是废中书罢丞相实行特务统治,大权集中在皇帝手中。废除地方中书省,设立布政使门,按照皇上意愿管理地方政事。当时全国设有13个布政门,同时地方上还设主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和管理司法的刑按察使,三机构独立并互相牵制。罢丞相是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措施,汉武帝时经常更换丞相,明朝开始李善长、徐达为相,李处事谨慎,徐达在外打仗矛盾不尖锐。胡维庸为相后大权独揽,结党营私,矛盾加深。皇帝直接抓六部对巩固中央集权有好处。特务统治虽然弄得人心惶惶,但朱元璋得到了不少情报,对巩固皇权有好处。(六)辛勤一生朱元璋为了管好他亲自创立的大明王朝,他不相信大臣,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批阅奏章一直到深夜,没有休息,没有假期,也很少有娱乐调剂。甚至缩小并限制相权,直至取消宰相,政权成为由皇帝直接管理的中央集权。朱元璋办公室贴满了纸条,这些纸条是他随时想起国家大事或一句名言怕忘记而记录下来的。一个皇帝能这样自律,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真是难能可贵。他是一个事必躬亲、举轻若重的好皇帝,同时也是一个不能发挥大家力量(特别是登基以后)的“日勤不怠”的君主。二、朱元璋的不足和过失(一)自卑朱元璋出身低下,在他的思想中除了恤民的主流外还有一股支流就是自卑感,他不愿意让人讲他当过和尚,如悟因为当着群臣讲了此事被他关进了大牢,经云奇与皇帝讲情才答应如悟出牢,但还是让朱元璋割了舌头,永远不能说话。(二)好色自古皇帝好色不足为奇,但不择手段而集美则有失道德品质。如打败陈友谅后经胡维庸拉皮条,将陈友谅的皇后达兰暗暗藏到后宫,答应达兰守孝三年而封为妃子,后达兰作了朱元璋的真妃。达兰肚子里怀的陈友谅的种而生的朱梓成为她为陈友谅复仇的工具,后事发被杀。再如,为了得到郭子兴的女儿郭惠,假说郭子兴临终时有口头遗嘱“要郭惠嫁给朱元璋”,后说服了郭子兴老伴假传遗嘱硬从兰玉手中夺了郭惠为妃,后因与兰玉私通逼其自杀。另外朱元璋逼江南才女楚方玉当了宫中女宫,企图玷污而未成,楚自杀身亡。(三)杀害功臣徐达被朱元璋列为第一功臣,已经回乡养老得了背疽,这种病最忌吃蒸鹅,朱元璋却在他病重时赐蒸鹅给他吃,徐达深知皇帝要自己的命,只好含着泪水,吃了蒸鹅,没有几天就离开了人世。刘伯温是被朱元璋称为先生的功臣,告老还乡后因为一块坟地朱元璋就要处死他,后经郭艮莲的父亲讲情才得救,后来还是被胡维庸用药毒死。功臣冯胜、傅友德、廖永忠、朱亮祖也因失宠先后被处死。连位居“功臣第一”,年迈退休在家已77岁的李善长及全家70多口人也一齐被杀。(四)晚年错用胡维庸、错立朱允炆朱元璋作为明朝开国皇帝是会识人的,但智者千虑也有失误之处。朱元璋之用胡维庸就为其才能和小聪明所误。胡维庸是心术不正野心勃勃的小人,刘伯温虽劝朱元璋说用胡维庸不是走的快慢而是会翻车的,朱不听所劝,胡从为达兰拉皮条做起,进画师李醒芳,拉帮结派,培植党羽,直至伙同达兰造反以及害死刘伯温、谋害徐达,干尽坏事。后来虽然遭到车裂,但很多人跟其遭难。太子朱标病死后,立谁为太子这是朱元璋马上要办的一桩大事。他深知四子朱棣有魄力有胆识是为君之才而不立,却遵照嫡庶长幼的老规矩立了朱允炆。结果不久朱棣推翻了朱允炆,不仅害了朱允炆,老百姓也多受了几年战争之苦。用人遵循嫡庶长幼之老套而不是任人为贤为清廉。(五)大搞特务统治先是锦衣卫后改为东厂,大张旗鼓地收集百官情报,以东厂威胁百官,楚方玉的遗作中说“大臣们上朝每天均与家人告别,好像上朝后不一定能再回家”。朱元璋用东厂威胁百官,不准后宫干政,其子孙只有信任宦官。明朝宦官专政为历代之最,太监魏忠贤为九千岁,大将袁崇焕带兵打仗,其监军仍为宦官,这些人不懂历史,不懂军事,没有知识却要指挥将军,真是历史罕见。这些都是受明朝皇帝的老祖宗朱元璋的影响。另外朱元璋使用酷刑车裂胡维庸、兰玉,动不动就灭九族,这九族中老师也是一族,是不是太过分了,这是历朝历代少见之事,也说明朱元璋性格中残忍的一面。(六)把孟子清理出孔庙朱元璋为何恼怒孟子,主要是孟子“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的语言。朱元璋是极度自尊、刚愎自用的,他登基以后唯我独尊,哪能理解孟子“君为轻、民为贵”之说,孟子的“民本”思想他无法接受。孟子认为“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的“三宝”,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和现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思想是一致的。朱元璋虽然有体恤民情之主流思想,但对孟子的要为民所想,不要把人民厌恶的东西强加给他们“,以德服人”的政治称为“仁政”格格不入,因为民若影响其皇权则忘掉一切,这就是朱元璋。晚年他命令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对《孟子》进行删节,保留170余条,删掉80条,曰《孟子文》。但到目前为止,人们仍以《孟子》作为范本。综合分析,朱元璋其人文化素质低,对儒生有偏见,对儒教之说虽用之皆生吞活剥而来。没有一套正统的理论是朱元璋性格中矛盾所在。三、结语朱元璋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削平群雄、打倒元朝的统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建立明朝后注意发展生产,体恤民情,为推动社会前进起了很大作用,总来说是应当肯定的。但其缺点也很突出,杀戮功臣为历代皇帝之最,好色而不择手段也十分惊人,搞特务统治,晚年用人错误造成损失也令人发指。朱元璋用刑之残酷殷纣王之外无人与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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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啊,你们在弄什么啊,我都没写过,我才初一。
我也在要啊!!有木有,给我发!!!发者死后原地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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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解体,使国际战略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从表象上看,一些大国的战略不断花样翻新,但又似曾相识。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来分析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固然更直观、更能从影响战争的诸因素的横向联系来说明问题,然而毕竟是从现实看现实,从动机研究动机,往往缺乏历史纵向性的透视力。从历史思想文化与战略的关系这个角度进行一些探索,也许有助于为研究国际战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思想文化是战略的底蕴和根基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关于战争的思想;每一种战略思想又都与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联系。广义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然环境、社会形态、经济水平等作用下长期形成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和。思想文化以人对自然、人对人的态度,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命意义为主要内容。它的发展虽然总体上与历史的发展是并行的,但是,思想文化有时是可逆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畸变或倒退。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政治,但战略又深刻地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决定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的区别,从而也影响到战略文化的不同特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文化都有其固有的传统文化的烙印。也就是说,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且战略思想最终要汇人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思想也是一种文化,战略思想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论它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是如此。思想文化与战略相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它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体与区域特征等属性。它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因为战略家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教养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战略制定者的个人风格,正是其文化底蕴的外在表现。因此,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分析有关国家的战争准备与实施,挖掘其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与哲学的背景,及其对思想文化的反作用,并且揭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战争指导上,了解对方的战略文化与了解其军事部署是同等重要的。 (二)中华文化与战略传统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延续最久又辐射甚广的文化。众所周知,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中,中华文明以其源远流长而著称于世,至今已经延续了5000多年。在中国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不仅孕育出灿烂辉煌的人文思想,而且产生了具有深刻哲理的军事思想。 中国的战略文化起源很早,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当时的华夏文明,培育了《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同时在《周易》、《老子》、《尚书》、《论语》、《孟子》中也包含有若干大战略的观念。它们都成为先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和谐。其内容极为丰富,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可以说就是:和平、统一、防御;知兵非好战。表现为文字创造上的“止戈为武”;道德观念上的“和为贵”、“仇必和而解”;政治上的“兼爱”、“非攻”、“以战止战”;军事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等。中国的军事防御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中的“师左次,无咎”,《尚书》中的“罔或无威,守执非敌”,后来发展到《孙子兵法》中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中国战略文化的防御性质是得到世界公认的。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中国的决策人历来强调防御性的地面战争……与欧洲帝国主义行动中所显示的商业扩张主义的进攻理论截然不同。”托马斯·克利瑞说:“中国将武力的使用限于防御目的,是受源出于道家和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战争只是不得已的手段,而且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这通常是指防御战争,但不排除惩罚性战争,以制止以强凌弱的行为。”中国的万里长城从来都是防御的象征,而不是国界的象征。儒家主张:“夷狄之人中国者则中国之”。历代中原政权所实施的军事战略,如慑之以兵威,和之以婚姻,阻之以城塞,施之以禄位,通之以货利,怀之以教化等等,都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战略文化。美国作家蒙特罗说:“征服中国,好像将一把剑投人海中。其抵抗似乎很小,可是不久以后,钢铁就会生锈,而且被合并了。这合并的过程非常彻底,几代之后,就只有哲学家才知道,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了。”这个比喻富于文化和哲理含义。 中华文明赋予其战略的灵魂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这种战略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中国人民带来了自身的繁荣和睦邻友好关系。但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腐败的政治体制和无能的军事官僚,没能将防御传统的积极成分加以发扬,而是承袭传统战略文化中的保守性的一面,实行消极防御,封边禁海,放弃海疆。特别是对待军事技术的基本态度上,古代中国多突出“道”与“器”之辨,重道轻器,忽视军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这种弊端在封建社会全盛、外部压力较少之时尚能被掩盖,然而当封建社会步入衰世,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之时,其恶果便暴露出来。清王朝后期,对外敌入侵抵抗不力,甚至不战而退、不战而降,从而给中国近代史蒙上屈辱的阴影。 中华民族是一个珍视统一的民族。中国战略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就是统一观念。反对分裂,谋求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与大融合,这是中国几千年战争史的主流。无论一个时期内国家如何分裂、各民族间如何对立,最终的结局仍是在民族和解中产生出新的更大范围统一的中国。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繁衍和生息的人民,无论他们生活在哪个时代,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也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宗教,甚至无论他们迁徙到什么地方,都始终保持着对一种统一文化和一个统一国家的高度认同。这种文化就是中华文化,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华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化体系,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习俗都可以在这个博大的文化体系内融汇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生过西方历史上那样惨烈的宗教战争,这正是中华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革命战争,对历史留下的战略文化传统进行了科学的扬弃,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新的意义。中国现代战略文化划时代的里程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这个理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也不许别国侵占我国的一寸土地。主张和平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在军事与政治外交相结合的斗争中,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作战指导上,实行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就使得在战略上属于防御性质的作战,避免了消极保守被动的一面,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一面,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中,中国始终把日本统治阶级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教育改造并释放日本战犯;抚养日本侵略者丢下的遗孤,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和以德报怨的文化传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对待敌军战俘实行真正的人道主义政策,得到全世界包括当时敌对国家在内的普遍公认和赞扬。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收复了被印军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在完全有能力继续追击的情况下,为了表示和平诚意又主动回撤到原先的实际控制线,并且释放全部战俘,主动交还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军用物资。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宽仁,正是体现了中国战略文化的特色。 (三)普鲁士文化对战略的两重性影响 德国近代史留给人类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它既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产生了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和诸如海涅、歌德、席勒、贝多芬等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产生了沙恩霍斯特和克劳塞维茨等军事理论家与军事改革家,但同时它也产生了威廉二世、希特勒等一帮战争狂人,使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德国的近现代史完整地推演了文明和哲理怎样被异化,怎样通过蛊惑和煽动而对一个民族的精神进行误导,怎样产生当权者的极度偏邪的战略思维,又怎样从疯狂走向自我毁灭,而德国人民则获得理性的复归的历史进程。 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在1866年与1871年之间,通过“铁血政策”结束了几乎达1000年之久的德国分裂状态;从建立普鲁士帝国到1945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消亡,德国的历史进程,除了魏玛共和国的一段时期外,基本是先后在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一脉相承的战略思维引导下,沿着侵略扩张的历史逻辑,从发生发展到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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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功有过,功过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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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解体,使国际战略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从表象上看,一些大国的战略不断花样翻新,但又似曾相识。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来分析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固然更直观、更能从影响战争的诸因素的横向联系来说明问题,然而毕竟是从现实看现实,从动机研究动机,往往缺乏历史纵向性的透视力。从历史思想文化与战略的关系这个角度进行一些探索,也许有助于为研究国际战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思想文化是战略的底蕴和根基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关于战争的思想;每一种战略思想又都与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联系。广义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然环境、社会形态、经济水平等作用下长期形成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和。思想文化以人对自然、人对人的态度,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命意义为主要内容。它的发展虽然总体上与历史的发展是并行的,但是,思想文化有时是可逆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畸变或倒退。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政治,但战略又深刻地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决定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的区别,从而也影响到战略文化的不同特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文化都有其固有的传统文化的烙印。也就是说,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且战略思想最终要汇人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思想也是一种文化,战略思想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论它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是如此。思想文化与战略相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它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体与区域特征等属性。它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因为战略家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教养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战略制定者的个人风格,正是其文化底蕴的外在表现。因此,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分析有关国家的战争准备与实施,挖掘其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与哲学的背景,及其对思想文化的反作用,并且揭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战争指导上,了解对方的战略文化与了解其军事部署是同等重要的。 (二)中华文化与战略传统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延续最久又辐射甚广的文化。众所周知,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中,中华文明以其源远流长而著称于世,至今已经延续了5000多年。在中国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不仅孕育出灿烂辉煌的人文思想,而且产生了具有深刻哲理的军事思想。 中国的战略文化起源很早,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当时的华夏文明,培育了《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同时在《周易》、《老子》、《尚书》、《论语》、《孟子》中也包含有若干大战略的观念。它们都成为先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和谐。其内容极为丰富,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可以说就是:和平、统一、防御;知兵非好战。表现为文字创造上的“止戈为武”;道德观念上的“和为贵”、“仇必和而解”;政治上的“兼爱”、“非攻”、“以战止战”;军事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等。中国的军事防御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中的“师左次,无咎”,《尚书》中的“罔或无威,守执非敌”,后来发展到《孙子兵法》中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中国战略文化的防御性质是得到世界公认的。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中国的决策人历来强调防御性的地面战争……与欧洲帝国主义行动中所显示的商业扩张主义的进攻理论截然不同。”托马斯·克利瑞说:“中国将武力的使用限于防御目的,是受源出于道家和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战争只是不得已的手段,而且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这通常是指防御战争,但不排除惩罚性战争,以制止以强凌弱的行为。”中国的万里长城从来都是防御的象征,而不是国界的象征。儒家主张:“夷狄之人中国者则中国之”。历代中原政权所实施的军事战略,如慑之以兵威,和之以婚姻,阻之以城塞,施之以禄位,通之以货利,怀之以教化等等,都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战略文化。美国作家蒙特罗说:“征服中国,好像将一把剑投人海中。其抵抗似乎很小,可是不久以后,钢铁就会生锈,而且被合并了。这合并的过程非常彻底,几代之后,就只有哲学家才知道,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了。”这个比喻富于文化和哲理含义。 中华文明赋予其战略的灵魂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这种战略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中国人民带来了自身的繁荣和睦邻友好关系。但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腐败的政治体制和无能的军事官僚,没能将防御传统的积极成分加以发扬,而是承袭传统战略文化中的保守性的一面,实行消极防御,封边禁海,放弃海疆。特别是对待军事技术的基本态度上,古代中国多突出“道”与“器”之辨,重道轻器,忽视军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这种弊端在封建社会全盛、外部压力较少之时尚能被掩盖,然而当封建社会步入衰世,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之时,其恶果便暴露出来。清王朝后期,对外敌入侵抵抗不力,甚至不战而退、不战而降,从而给中国近代史蒙上屈辱的阴影。 中华民族是一个珍视统一的民族。中国战略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就是统一观念。反对分裂,谋求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与大融合,这是中国几千年战争史的主流。无论一个时期内国家如何分裂、各民族间如何对立,最终的结局仍是在民族和解中产生出新的更大范围统一的中国。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繁衍和生息的人民,无论他们生活在哪个时代,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也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宗教,甚至无论他们迁徙到什么地方,都始终保持着对一种统一文化和一个统一国家的高度认同。这种文化就是中华文化,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华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化体系,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习俗都可以在这个博大的文化体系内融汇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生过西方历史上那样惨烈的宗教战争,这正是中华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革命战争,对历史留下的战略文化传统进行了科学的扬弃,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新的意义。中国现代战略文化划时代的里程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这个理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也不许别国侵占我国的一寸土地。主张和平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在军事与政治外交相结合的斗争中,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作战指导上,实行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就使得在战略上属于防御性质的作战,避免了消极保守被动的一面,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一面,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中,中国始终把日本统治阶级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教育改造并释放日本战犯;抚养日本侵略者丢下的遗孤,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和以德报怨的文化传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对待敌军战俘实行真正的人道主义政策,得到全世界包括当时敌对国家在内的普遍公认和赞扬。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收复了被印军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在完全有能力继续追击的情况下,为了表示和平诚意又主动回撤到原先的实际控制线,并且释放全部战俘,主动交还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军用物资。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宽仁,正是体现了中国战略文化的特色。 (三)普鲁士文化对战略的两重性影响 德国近代史留给人类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它既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产生了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和诸如海涅、歌德、席勒、贝多芬等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产生了沙恩霍斯特和克劳塞维茨等军事理论家与军事改革家,但同时它也产生了威廉二世、希特勒等一帮战争狂人,使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德国的近现代史完整地推演了文明和哲理怎样被异化,怎样通过蛊惑和煽动而对一个民族的精神进行误导,怎样产生当权者的极度偏邪的战略思维,又怎样从疯狂走向自我毁灭,而德国人民则获得理性的复归的历史进程。 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在1866年与1871年之间,通过“铁血政策”结束了几乎达1000年之久的德国分裂状态;从建立普鲁士帝国到1945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消亡,德国的历史进程,除了魏玛共和国的一段时期外,基本是先后在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一脉相承的战略思维引导下,沿着侵略扩张的历史逻辑,从发生发展到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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