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院士发表的论文

吴凤鸣

(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丁文江是一位有作为、有成就、有贡献的 “多维”科学家，说他是卓越的地质学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建者之一，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地学界早已有共识，而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场 “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作为科学派的主将却鲜为人知，今值丁文江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笔者根据个人所掌握的部分史料，作简要介绍，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生平简述

丁文江 ( 1887 ～1936) 江苏泰兴人，号在君，人称现代的 “徐霞客”，1892 年 5 岁进私塾馆，“寓目成诵”，读《四史》、《资治通鉴》等古籍，喜爱诗词，自幼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拥有深邃而雄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10 岁时作《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深受老师的赞赏，15 岁考秀才。一篇《汉武帝通西南 ( 夷) 论》博得知县龙璋的欣赏，收为门下弟子。

1902 年劝送其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曾主编《江苏》杂志，宣传复兴中国，倡导革新，抨击孔儒教育，提倡妇女解放;

1904 年在吴稚晖劝导下，由康有为资助下，离日赴英，到达爱丁堡;

1906 年，年仅 19 岁考入剑桥大学;

1908 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 年获得双科学位后回国;

1911 年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班科举进士考试，获得 “格致科进士”;

1912 年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

1913 年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兼任地质研究所所长; 撰写《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倡议设置地质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培养第一代地质学家的摇篮，意义深远;

1916 年任地质调查所长;

1925 年赴上海出任淞沪总办，虽仅 8 个月，这对他后来的科学家的形象有一定损害;

1931 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研究教授，讲授 “地质学通论”。

二、辉煌业绩

1. 揭开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的序幕

1911 年从英国回归途中，经海防登陆，换乘滇越铁路火车入云南昆明，取道黔湘驿道入贵州，沿途进行了艰苦的地质调查，开创了中国用近代地质方法进行地质考察的先河，考察中看到黔民生活困苦，十分感触作诗一首，题为《黔民谣》;

1913 年同德国梭尔格、王锡宾赴太行山区进行地质考察，并对正太铁路沿线附近地质作了系统调查，撰成《调查正太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

1914 年再度去云南东部、北部作地质考察，历时 200 余天，重点调查了个旧锡矿和东川铜矿，测得《个旧附近地质总图》等，发表《云南东川铜矿》、《云南个旧附近地质矿物报告》等;

1914 年为地质研究所 22 位学员开设了古生物学课程，带领学员分期分批赴北京西山附近及河北、山东、陕西等地进行地质实习和考察，开创了在中国古生物学教学的先河;

1915 年在北京西山及其附近地区，山西、河北等地进行地质调查，重点是山西、河北地区的煤田;

1916 年赴皖南和浙西一带进行地质考察;

1917 年赴河南、湖南、江西，主要调查萍乡煤矿和上株岭铁矿 ( 见《中国铁矿志》) ;

1916 年以他为所长的地质研究所 22 名学员毕业，充实了中国地质调查所，从而拉开了中国地质调查的序幕;

1917 年赴皖南、浙西进行地质调查;

1918 年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出席巴黎和会，同时也考察了一些国家的地质设施;

1918 年再赴山西大同进行地质矿产调查;

1919 年发表《中国之矿产》、《扬子江下游的地质》文章，文中对长江下游的地层作了分区，对江南山岭的地质构造与秦岭、南岭构造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述，同时还探讨了各自间的特殊结构和地壳运动的时代;

1928 年受铁道部的委托，赴广西进行川广铁路线踏勘与沿线地质矿产考察;

1929 年春，组建了一支以他为总指挥的考察队，再度赴西南边陲地区，进行地质考察，考察内容包括地质、地理、矿产、人种等五大学科，考察路线和环境十分艰苦，基本是高山峻岭，原始森林，在考察期间，他的得意门生赵亚曾遇害殉职，深感悲痛，撰有《挽赵予人》七律，1930 年返回北京，结束西南的考察;

1935 年 12 月为政府实施紧急矿藏勘探计划，特别是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到达湖南境内进行地质考察，连续野外工作劳累，在衡阳殉职，年仅 49 岁。

2. 创建或参与创建发展中国地质事业的摇篮

1913 年出任北洋政府矿政司地质科科长 ( 中国第一个地质行政机构) ; 同时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撰成《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同年与章鸿钊等共同创建培养第一批中国地质学家的机构———地质研究所，并兼所长;

1913 年被聘为中国地学会评议员，并作《滇黔地质》学术报告; 1923 年担任该会会长;

1918 年初，在欧洲会见了李四光并希望学成归国，不久李先生就收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书，回国后重建了北大地质学系;

1920 年访美期间，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托，聘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来北大主持古生物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正是由于葛的来华，培养出一批中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诸如孙云铸、尹赞勋等;

1922 年参与中国地质学会的筹建和成立，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志》撰写题为《中国地质学会组织历史》的发刊词，并发表题为《中国地质学会的目的》的文章，两届当选为理事长;

1923 年发起和筹建中国古生物研究社，其中还有张元济、罗振玉、张学良、章鸿钊、梁启超、翁文灏等;

1929 年 8 月参与中国古生物学会创立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孙云铸、俞建章等;

1929 年兼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

1934 年 3 月，参与中国地理学会成立，汇聚了学界名流，其中有: 翁文灏、李四光、竺可桢、谢家荣、叶良辅、张其昀、顾颉刚、谭其骧等;

相继创立地质陈列馆 ( 博物馆) 和地质图书馆等。

3. 主要论著 ( 仅列与地质学有关的)

1914 年发表《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与梭尔格 ( Solger) 、王希宾合著;

1915 年发表《云南东川铜矿》( 英文) ，《远东时报》;

1916 年发表《中国之煤矿》( 英文) ，《远东时报》;

1919 年发表《扬子江下游之地质》( 英文) ，《太湖流域水利季刊》;

《中国之矿产》( 英文) ，《远东时报》;

1921 年发表《第一次中国矿业纪要》，与翁文灏合著;

1922 年在比利时召开的第 13 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提交了题为《滇东的地质构造》论文，文中把滇东地区划分为 9 个构造单元，并论其各自的构造特点;

1922 年发表《中国地质学会组织历史》，《中国地质学会会志》发刊词;

《京兆昌平县西湖村锰矿》，《地质汇报》4 号;

1923 年发表《重演印 “天工开物” 始末记》，《努力周刊》;

1923 年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矿业》，《最近之五十年》;

1923 年参与了 “玄学与科学” 的论战，以 4 篇《科学与人生观》宏论，战胜玄学派，并宣传和捍卫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倡导了科学方法，而成为科学派的主将; 同年，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矿业》;

1924 年发表《中国地质工作者之培养》，在中国地质学会第 2 届年会上的报告;

1926 年在《小说月刊》上介绍《徐霞客游记》一书，内容主要是: 游历的目的、路线、发现及其文学和科学的价值等;

1927 年主编《徐霞客游记》，并新编一本地图集，借以按图证书。其所附《徐霞客年谱》，具有筚路蓝缕之功，曾得到胡适、梁任公等的帮助;

1928 年《中国官办矿业史料》由地质调查所印行;

1929 年发表《中国造山运动》论文，文中阐述了对中国造山运动的分期观点，即广西运动、海西运动和燕山运动，《中国地质会志》，第 8 卷;

1931 年发表《丰宁纪的分层》，《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第十卷;

1931 年发表《中国地质学者之责任》，《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

1931 年发表《川广铁道路线初勘报告录》，与曾世英合著，《地质专报》;

1932 年发表《丁氏及谢氏石燕宽高率差之统计研究》，《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第十一卷;

1932 年发表《漫游散记》，《独立评论》上连载，记述了他 20 年间、遍及 22 省( 区) 的地质的、地理的考察，包括云、贵、川、桂、太行山、燕山等;

1933 年 6 月赴美，代表政府和中国地质学会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第 16 届国际地质大会，会上提交了与葛利普合著的《中国之二叠纪及其在二叠纪地层分类上之意义》及《中国之石炭纪及其在密西西比与本薛文尼二系地层分类上之意义》论文报告; 会议期间还代表我国出席国际古生物学联合会筹备会，当选为筹备委员; 会后赴英国、瑞典、瑞士访问。8 月底，到达苏联莫斯科，受到苏联科学院及地质矿产测勘研究所的接待，曾到巴库油田等地参观访问，留下深刻印象和赞美，对其政治思想均有颇大影响;

1934 年发表《苏俄旅行记》和《苏联南部油田地质》，《独立评论》上连续刊登十余篇，苏联地质科学的成就，影响深远;

1933 年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合编《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地图》由申报馆出版，得到高度评价，被称之为 “国内地图革新之第一声”。

4. 在中央研究院的贡献

1934 年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是一位实际的行政首脑，尤其是受苏联科学成就的影响，他以富有雄心壮志改革者姿态进入研究院，首先建立评议会、基金保管委员会等，并试图把全国科学研究力量集中于研究院，因而曾激起科学界的一场风波。关于丁文江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成就，将有专文另行表述，这里主要列举以下有关文献可供参阅:

( 1) 蔡元培《丁在君先生对中央研究院之贡献》，《独立评论》，第 188 号

( 2) 朱家骅《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院刊》，第 3 集

( 3) 李济《对丁文江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中央研究院院刊》

( 4) 葛利普《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发展》

( 5) 丁文江《中央研究院的使命》，《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2 卷

( 6) 丁文江《科学化的建设》，《独立评论》，第 151 号

( 7) 丁文江《中国中央研究院之科学工作》，英国《自然》周刊

( 8) 丁文江《中国现代科学》( Modern Science in China) ，第 133 页

( 9) 丁文江《我国科学研究事业》

从文献中，可以了解到他的科学观和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论以及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情况。

三、科学与玄学论战始末

正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一场宣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 “玄学与科学”的论战掀起高潮: 论战的主题是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

1923 年 2 月 14 日，清华大学教授张君劢 ( 1887 ～ 1969) 为出国留学生作学术报告，后公开发表《科学与人生观》文章，其基本观点是:

( 1) 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则是主观的;

( 2) 科学可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是综合的;

( 3) 科学为理论 ( 逻辑) 方法支配，而人生观起于自觉;

( 4) 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

( 5) 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对象，而人生观则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总之，强调人生观的中心是自我，与之相对者为 “非我”，科学有一套推理方法，人生观起于直觉，科学为因果规律所支配，人有自由意志、单一性、良心自动，其结论是科学对人生观没有意义，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

张君劢的文章发表后，4 月 12 日他的挚友丁文江在《努力周刊》 ( 第 48、49 期) 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的批评文章，文中就上述玄学五个观点，逐项论述和批驳，其结论是: 人生的、心理上的问题，也是科学研究对象，心理上的内容，包含心理现象、人的感情，都逃不出科学的范畴。科学的目的，就是废除个人主观成见，科学的理性能解决人的感情问题，进而肯定科学、科学的方法能用于建立科学的人生观，能解决人生观问题，那就是人类应该用科学的原则支配自己的人生观，认为科学不外是将事物分门别类，求它们的秩序，然后概括为科学的公例，“……而科学上的公例随着新的发现不断变更，光学、牛顿力学在发展，时空观念在变化，进化论本身也在进化……”肯定心理现象也是科学内容，同样遵循某种客观规律在运动着、发展着; 文中自然也涉及了精神与物质问题的讨论。

紧接着，张君劢在《晨报副刊》发表了《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 ( 上、中、下) ，文中除再次阐述玄学观点外，着重对丁文江等科学派的 “科学万能论”从知识论角度进行了反驳，指责丁 “中了迷信科学的毒”，认为科学与人生观分属不同世界，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起作用，不能在精神世界起作用，并责之为 “机械主义”。人生问题是复杂的，没有统一标准的，没有因果可循，“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认为人的内在精神活动是变动不定的、自由创造的，作为以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方法是不能作用其上的。科学方法和因果律都不能施用于人生观问题，基本否定了科学派主张的科学基础原理和科学方法的普遍性。张君劢强调说: “国人迷信科学，以科学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运用最新的实验心理学和生命哲学理论，指出人的心理、情感和意志的特殊性。

张君劢曾随同梁启超去过欧洲考察，张君劢，接受了当时欧洲超人哲学对西方文明的批判观点，这种论调，作为反击科学派人生观的思想武器。

此时，玄学与科学的论战，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梁启超于5 月5 日发表了《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 “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5 月 23 日发表之《人生观与科学———张丁论战的批评》，基本上是倾向于玄学观点，又以各打五十大板形式。

胡适 5 月 11 日在《努力周刊》上发表《孙行者与张君劢》。我国地质事业创始者之一，章演存 ( 章鸿钊) 在《努力周刊》上发表了《张君劢主张人生观对科学的五点疑点》，有力地支持科学派的论点。

5 月 30 日丁文江再次在《努力周刊》上发表《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全面驳斥张君劢对科学人生观点质疑，并对反驳其科学万能论的观点，再次指出玄学从形而上学关照人生观，认同传统儒学，倡导生命哲学加上新宋学的复兴，这时论战已进入炽热阶段。

张君劢在中国大学演讲，题为《科学的评价》，对丁文江所述科学支配人生观的论点再予以反驳，并说: “科学解决问题也是有限的……”6 月 5 日，丁文江在《努力周刊》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讨论的余兴》，文中强调科学追求客观真理，严肃认真地批判了玄学的本体论，以及与人生观无关的观点，提出玄学是从柏格森的玄学脱胎而出，援引罗素的哲学理念，加以澄清。

支持科学派的除胡适、章演存 ( 章鸿钊) 外，还有:

( 1) 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努力周刊》，1923 年 5 月;

( 2) 朱经农《读张君劢论人生观与科学的两篇文章后所发生的疑问》，《努力周刊》，1923 年 5 月;

( 3) 心理学家唐钺则连续发表多篇论文，其中有《玄学与科学论争所给的暗示》、《一个痴人的说梦———情感真是超科学的吗?》、《科学的范畴》、《读了＜评所谓 “科学与玄学之争” ＞》、《哲学者之眼中钉》等;

( 4)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年;

( 5) 谢国馨《评吴稚晖的人生观》，1924 年 1 月 18 日《学灯》;

( 6) 王星拱 ( 1887 ～1949) 《科学与人生观》、《什么是科学方法》主张科学能解决人生观问题。

支持玄学学派者，有:

( 1) 吴稚晖《箴评八股化之科学》，《晨报副刊》;

( 2) 张东荪《劳而无功———评丁在君先生口中的科学》;

( 3) 菊农《人格与教育》，《晨报副刊》;

( 4) 陆志伟《“死狗”的心理学》;

( 5) 林宰平《读丁在君先生的 “玄学与人生观”》，抨击丁的科学主义;

( 6) 甘A仙《人生观与知识论》。

论战涉及学界各个层面，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也都参与了论战，对科学与玄学作了更为精辟的论述，其中有:

( 1) 瞿秋白 1923 年 6 月 15 日以 “屈维它”署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东方文化与世界文化》，同年 11 月 24 日在《新青年》上发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劢》，1924 年 8 月 1 日在《新青年》上发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驳胡适》。

( 2) 邓中夏 1923 年 11 月 13 日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1924 年1 月 26 日在《新青年》上发表《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

( 3) 萧楚女 ( 署名萧初玉) 于 1924 年 7 月 29 日在《新建设》上发表《国民党与最近国内思想界》。

( 4) 陈独秀 1923 年 12 月 9 日发表《答A之》文中指出胡适是多元论者，对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作了评述，1923 年11 月23 日并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 “序”，主张用唯物主义史观作为人生观的理论之基础。

其他学界重要文章有:

( 5) 胡适 1923 年 11 月 29 日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 “序”，随之，胡适发表《答陈独秀先生》。

( 6) 哲学界蔡元培 1923 年 12 月在《最近五十年》中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信仰。

( 7) 冯友兰发表《一种人生观》。

( 8) 梁启超 1924 年 12 月以后发表《非 “唯”》。

科学派最主要的观点是以科学作为人生观点理论基础，认为科学中内含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可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信仰方式，科学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规范、法则，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学派获得多数学者基本认同。

玄学派代表人物张君劢在为《人生关于之论战》一书 “序”中仍坚持唯心主义观点，在十年后，发表《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一文，其中解释说: “我当时脑子里所有的 ‘科学’二字，实在是指自然科学，不是指全部科学，因为自然界才能同人生观对立起来说。”他修正地说: “科学的本身，就是知识，知识的对象有两种: ①自然界; ②人生。科学这件事，是关于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知识”。 “……科学是可以研究人生问题或社会问题的，但……有个人问题，……有意志问题……不是查出公例”，最后，他依然认为:“科学应该是自然科学，亦即是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

论战的后期，中国倡导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也相继发表论文，对两派的论点，分别作了评论:

( 1) 1923 年 11 月 13 日，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 “序”中，主张用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之理论基础，其观点是: “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就是 ‘唯物史观’，在这个问题上，丁文江、胡适都不彻底”。认为科学派丁文江、胡适是多元论，对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作了评述，胡适 11 月 29 日发表《答陈独秀先生》，12 月 9 日陈独秀发表《答适之》。

( 2) 瞿秋白 1923 年 11 月 24 日在《新青年》上发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劢》，精辟地揭露了玄学派的唯心主义思潮。

( 3) 1924 年 8 月 1 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答张君劢与梁任公》。

( 4) 1924 年 8 月 1 日，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发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驳胡适之》。

论战一年后，梁启超发表《非 “唯”》，文中批驳唯物主义，他认为: “人生是最复杂的、最矛盾的，……真理不能用 ‘唯’字表现的，……凡讲 ‘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坚持心物二元论，批评陈独秀提出的机械主义人生观……会导致命定论……陈独秀多次在上述文章中，强调 “用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论之基础”。

“玄学与科学”的论战，最终以玄学的失败而告终，反映这次学术论战基本内容，有两派各出版一本文集，以科学派主编的《科学与人生观》，由胡适、陈独秀作 “序”; 以玄学派主编的《人生观之论战》，由张君劢作 “序”。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玄学与科学论战提出新的评论，认为: 这次论战基本上只是在上层人士中倡导科学思想、宣扬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试图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但并没有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受到颇大局限性，没有形成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力量，特别是科学派虽然取得论战的胜利，而科学派重要人物的科学观，也深受他们自身的实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经验论影响，诸如像胡适在哲学上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以科学实证唯核心的现代理性思维方式，给 “大胆用心求证”蒙上一层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

关于胡适、丁文江的马赫主义思想，20 世纪 90 年代中，在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以及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学术年会期间，曾两度请教过著名理论家于光远、龚育之等教授，他们共同认为即使有马赫主义色彩，也不能一概抹掉当时科学派宣扬科学思想，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光彩，在当时中国科学处于萌芽阶段，宣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是主流，是有其积极影响和作用的，应予以肯定。

他还引述了当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在 50 年代批判胡适运动初期，评论过胡适这篇对科学的人生观的文章，认为该文是确能表明胡适有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光彩。

龚育之在《对新世纪科技发展的人文思考》一文中指出: “科学派的代表人物丁文江和胡适，试图列出一系列基本观点来描绘他所主张的科学人生观。……不管胡适和丁文江的科学观，有着多少可以和应该批评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进步，而没有理由把它评价为该谴责的 ‘科学主义’统治的滥觞”。

在文章的脚注中还着重地作了说明: “他们的科学观，特别是丁文江的科学观，本来带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性质，到哲学层次上却同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搞到一起了。批判胡适运动的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工作者们大都对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取全盘否定态度，所以那时丁文江、胡适在这场论战中的维护科学的光彩，也被抹掉了。……现在人们当然不再采取这种简单的态度来对待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对待胡适和丁文江了”。

有人问我，张君劢何许人也?

( 1) 张君劢 ( 1887 ～1969) 早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与政治，后留德改学哲学，曾为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23 年因发表《人生观》等文，掀起了一场玄学与科学的论战。他曾是国民党参政员，起草过《中华民国宪法》等。梁启超、张君劢同去欧洲考察，接受了当时欧洲的超人哲学和生命哲学对西方文明的批评论点，并作为反对科学派人生观的思想武器。

张君劢在《人生观之论战·序》中，坚持多元论历史观，反驳陈独秀的唯物史观一元论，坚持 “社会变迁”是 “人类之自由意志为主原理精神立法的理论基础提出人生观的轮廓，非科学公例所能一律相绳。”

( 2) 梁启超 ( 1873 ～1929) 举人出身，清末参与维新变法，1895 年随同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6 年发表《变法通议》，是有名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参与了论战，在一年后 ( 1924) ，发表《非 “唯”》，批驳唯物主义，他认为: “人生是最复杂的，最矛盾的，真理是不能用 ‘唯’字表现的，凡讲 ‘唯甚么’都不是真理”。坚持心物二元论，指出陈独秀提出机械的人生观……会导致命定论; 值得提及的是梁启超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还以欧战造成的破坏来说明 “科学万能论”的破产。但不能忽略，他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科学启蒙都有一定影响。

有的学者提出: 胡适以科学的原理、精神和方法为理论基础，提出了科学人生观的大体轮廓，马克思主义派的陈独秀主张用 “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的理论基础。

玄学派对科学派 “科学万能论”的批评，最主要的论点就是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与人生观分属不同的世界，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起作用不能在精神世界起作用。

玄学派批评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史观一元论，唯物史观解释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

陈独秀的答辩是坚持物质一元论，反对心物二元论，这是针对梁启超的 “非唯”论点而言。认为哲学上对于宇宙观和人生观，向来分为物质一元论和精神一元论，不存在什么二元论说。

陈独秀、胡适等人正是以科学、理性知识，批评宗教迷信和偶像崇拜，有利于人的主体性确立。陈独秀提出以科学代替宗教成为人生新信仰的主张。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梁漱溟提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礼乐代宗教 ( 道德) 。胡适提出宗教 “人化”的见解，即 “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冯友兰提出用哲学代替宗教。

科玄论战是 “科学代宗教”的重要阶段。

梁漱溟说: “科学是知识，宗教是行为，知识不能变更我们的行为，行为是出于情态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史观解释世界乃万物本源，强调世界本源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唯物史观，正是一元论者。

据《光明日报》发表的《“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的影响》一文指出: 陈独秀、瞿秋白在这场论战中对科学主义思潮的支持、对唯物史观的科学化的理解、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无法剔除的解释背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爱国精神三位一体的体现，首先是破除封建迷信和蒙昧主义，启迪中国新文化思潮，用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摈弃旧的 “忠君报国”的伦理道德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

努力扶起“中国镁”中国缺油少气，却是十分难得的镁大国——无论储量还是产量，均占全球的90%以上。镁在实用金属结构材料中，比重最小(密度为铝的2/3，钢的1/4)。这一特性，让它在全球范围内刮起了强劲的“轻旋风”——电子产品越来越轻巧，飞机汽车轮船越来越先进。不过，中国“镁”一直不大好用。“材料就是有用的物质，有用是材料研究的灵魂。”身在高校搞科研的丁文江，能跳出书本、论文，从企业生产看科研。上世纪80年代一次访问日本企业时，他看到镁合金作为最轻的、资源丰富的结构材料大有用武之地，就在国内率先倡导并从事镁合金研究。1987年底回国，他参与了上海大众桑塔纳轿车镁合金变速箱的国产化，努力扶起“中国镁”。易燃烧、易腐蚀、强度低，丁文江心里清楚，我国镁合金技术和产品正是受困于镁的三大“劣根性”。中国镁合金技术想要“挑大梁”，必须让“易燃”的镁不再易燃，“软质”的镁不再软质，“不稳定”的镁合金不再“活跃”。谱写“炼”镁三部曲常规镁合金的燃点仅520℃，远低于合金熔点，导致其易燃而生产困难。丁文江带领科研团队在国际上较早地开展阻燃镁合金的研究，让镁合金燃点提高至935℃以上。燃点大大提升，大气中无保护的镁合金熔炼与生产成为可能，还显著降低熔炼和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目前，该技术已应用于电子产品外壳和汽车变速箱等产品批量生产。常规镁合金比较软，承力比较差，在汽车车轮毂、缸体、发动机支架等最需要轻合金的地方，难堪重任。经过反复试验，丁文江找到两个“好帮手”：采用稀土与锌固溶时效强化和锆细化的方法，创造出一系列新型高强度的镁合金材料。他们不仅在汽车中坚强耐用，更推广应用于多种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关键承力件。最终，就连镁活性大、易反应、产生大量氧化渣的这一世界性难题，也在几十年不断研发、探索和发明中，被丁文江团队“一网打尽”了。随着中国“镁”的层层修炼，从手机外壳到飞机框架，再到实现装备大幅度减重，中国的镁技术及制品越来越“高大上”。美国通用汽车37套模芯组成的全镁V6发动机缸体、日立公司实现减重30%的耐热镁合金活塞、波音公司的民机座椅骨架高强镁型材……丁文江团队的研究，让许多响当当的国际巨头，心甘情愿来到镁大国，求助于中国“镁”。研发医用“镁”支架“寓精于料，料要成材，材要成器，器要好用”。位于交大闵行校区丁文江院士团队的办公楼里，这句“材料箴言”凝练着丁文江几十年的学术理念。在他眼里，材料研究如果不是瞄准应用，就不能算是在研究材料。一次和医生的闲聊中，丁文江注意到，许多骨折病人或是心脏病患者，肌体康复后，健康却埋下了一种说不出的“痛”——金属支架留在体内难以降解，许多人不得不忍受二次痛苦手术取出。而镁可降解，还是人体所需的有益元素，能不能让镁合金替代传统的医用金属支架呢？他带领团队基于“生物安全性、力学相容性、降解可控性”的原则，着手研发新一代可控降解的医用镁合金，终于开发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骨内植物器械和心血管原型，均在动物体内实验获得成功，解决了过去医用金属不可降解的烦恼。目前，相关产品正申请人体临床试验，列为候选的国家认可镁基生物材料，有望引发该领域医疗器件的升级换代。在镁基能源材料领域，丁文江院士团队发明了氢化镁水解燃料电池等，大大升级了人们爱玩的无人机，使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从一次只能半小时，提升至4到6小时，一口气可以飞行300公里。

丁仲伟院士发表的减排论文

对民国时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产生疑问，并不违反吧规。1940年3月30日-1945年8月15日是汪精卫叛变投敌，定国号中华民国，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当时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林森不承认汪精卫的“国民政府”，称之为“汪伪政府”或“南京伪国民政府”等。中央研究院是在南京，是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后，成立以日本为主的伪南京政府。据胡适笔记记录了关于中央研究院院士筹备是在南京评议会1940年改选后的第二届。长达八年在南京筹备中，近六年是在汪精卫叛变投靠日本的伪政府时进行，是在汪伪政南京期间。事实上，中央研究院评仪员的资格要求等同院士，1928年-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就是评仪员。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是伪政府估计是为了抹杀异议而成立的，从1940年开始培养和扶持亲日院士，因为院士的选举资格，对所习的专业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为此花了八年时间培养新知名人士发表论文以便符合院士资格，以无痕迹的手段主导中国科学去向，想要长期弱化中国必须从关键科学弱化做起或根本就是国民党弄假作虚自身一贯的行为。像王世杰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卖国内战，并且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学术贡献和科学成就，居然是第一届中央院士。还有大量没有科学成就和学术贡献被选入成为中央研究院第一院士。以下列出一些完全符合第一届院士的要求，但被抹除掉第一届院士的爱国科学家先躯们，近代和现代强国所必须的人才，如航空航天，天文地理，气象人才。所列被抹除掉爱国科学家先躯们仅仅是冰山一角：高士其，中国近代和现代化学，细菌和病毒学的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1930年回国到1937年已写下了近百篇科学作品并汇编成册。他不是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谁有资格是！郑贞文（1891年—1969年) 中国近代普及科学的先驱，统一化学名词的奠基人。他不是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谁有资格是！张钰哲（1902.2.16-1986.7.21）中国近代和现代天文学双奠基人。1934年，张钰哲被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从1928年到1942年他所发表的著作多达十本。他不是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谁有资格是！林几（1897~1951），中国近代和现代法医学创始人，法医科学奠基人。1939年受聘于成都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长期发表论文在《中华医学杂志》、《北平医刊》、《法医月刊》等杂志上。他不是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谁有资格是！郑作新（1906.11.18-1998.6.27），中国近代和现代鸟类、动物分类学、鸟类地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1946年回国，并对中国鸟类进行全面的考察整理。 1946年-1947年发表了《中国鸟类名录》。同年，他还在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刊物上，发表《中国鸟类地理分布的初步研究》，此文对中国动物地理学研究有着开拓性影响。他不是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谁有资格是！梁守槃（1916年4月13日～2009年9月5日），中国近代和现代中国航天技术重要开拓者之一，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发表著作有星型发动机气阀的振动．清华大学工程季刊，1941（4）涨圈外形的研究．航空机械，1943（7）发动机动力学．北京：商务印书馆，喷气发动机理论．科学世界，1948（5）。他不是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谁有资格是！蒋丙然，（1883年～1966年），中国近代和现代地震、地磁研究开创者，海洋研究的奠基人，气象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1913年，任中央观象台气象科科长，并兼航空署气象科代理科长，教授，台长。发表著作有.论航空家不可不知星.观象丛报，1917，2（10），地球磁力浅说.观象丛报，1917，2（11），.论旋风之高度.观象丛报，1918，3（10），通俗气象学.观象丛报，1919，4（8），.气空之过去及未来.观象丛报，1919，4（9），.论气海之重量.观象丛报，1919，5（2），.最新之探空法.观象丛报，1919，5（4），.天文学与气象学.中国天文学会会报，1927，4，.近十年来中国之气候.中国气象学会会刊，1928，4，.二十年来中国气象事业概况.科学，1936，20（8），.气象器械及其观测法（上、下册）.大华书局，1945。他不是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谁有资格是！李俨（1892－1963），中国近代和现代数学史学家以及中西数学家一代宗师，中西数学开拓者和奠基人。发表著作有《中国数学源流考略》（1919年））《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十卷，《中国算学史》（1937年初版，1955年修订版）《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六，七，八卷，《中算史论丛》l-5集（1928-1937年），《微积分学初步》（1936年），《铁道定线法》（1938年）。他不是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谁有资格是！庄巧生（1916.8.5-），中国近代和现代小麦育种与遗传开创者，倡导三交和杂交育种科学家，小麦育种奠基者。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8月，任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特聘员。发表著作有遗传因子之生理作用.科学世界1942年，冻前灌水与小麦冻害之研究农报1948年。他不是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谁有资格是！沈元（1916.4.28-2004.5.30）。福州是中国近代和现代空气动力学创立者，中国航空航天高等教育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1946年回国，发表著作有大马赫数下绕圆柱的可压缩流动的理论探讨（A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of compressible flow round cylinders at large mach nambers）．British Aeronautical Research Council ReportNo．9873，1947。高亚声速下可压缩性流体绕似椭圆柱体的流动（Theflow of acompressible fluid past quasi－elliptic cylinders at high subsonic speeds）．THE SCIENCE REPORTS OF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1948，Vol．V（No．1。他不是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谁有资格是！赵承嘏（1885年12月11日-1966年8月6日），中国近代和现代药用植物化学的先驱者。1935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从1928年-1941年发表著作多达十四本。他不是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谁有资格是！李耀滋（1914.02.01—2011.08.14）1940年回国投入国产航空抗战，抗战时期，主持建造中国第一个飞机发动机制造厂。李耀滋担任该飞机发动机厂的总工程师。他发表过约60篇论文，获近60项专利。他不是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谁有资格是！林同骅（1911年5月26日—2007年6月18日），1937年回国投入航空抗战，抗战时期，成功仿造出苏式E-16型驱逐机、训练机。1944年，成功造出中国第一架长距离飞行的“C1010号运输机。他不是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谁有资格是！

论文较少。徐卫林是湖北罗田人，1969年4月生，1994年7月硕士毕业于西安工程大学纺织材料专业，硕士和博士导师均为西安工程大学姚穆院士，由于中国评院士首先是要看资历的，以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有没有出国留学的背景，对于徐卫林来说，发表的论文较少，就导致了徐卫林曾多次被提名院士候选人，但并没有被评为院士的情况。

何院士是一位坚持实事求是，不信神鬼，不唯权势，有正义有担当有建树的著名科学家，是民族脊梁。何院士有些飘了，不要以为是院士，就什么都懂，像特朗普一样。发言不专业，会让人觉得是某个利益的代言人。何祚庥院士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在历史的关键时候敢于讲真话，功劳很大。是国家栋梁之材！何院士反伪科学，反邪教功不可没。但春风得意之际，无需暗示自己高人一头。还有仅仅抓住中医古籍的某些错误，就武断地把中医归为“伪科学”，是十分不妥的。如果回顾一下，当年“特异功能”之风甚嚣尘上之时，美国人是很不以为然的（虽然不妨碍美国以后又庇护了一些“特异功能大师”）。此外美国主流医学界，对中医抱着“疑而又用”的态度，一方面千方百计搜集中药组方，一方面又说中医“不科学”。而中国的知识界，尤其是西医界基本上是认同美国做法的。某些西医专家公开配合方舟子抹黑中医，就是明显例证。而方舟子不是鼓吹中去（中）医留（中）药吗！不知何院士是否也受此影响了？除了物理他什么都懂觉得和方舟子有点像。当我们需要评价一位院士的时候，一般可以参照听其言观其行的方式，但是无论方法如何，如何客观的评价都需要建立在事实依据的前提上，不能人云亦云，一切结论都必须要有坚实的事实做基础。譬如我们可以从何院士曾经公开发表的论文看到何院士的某一面。大家看看论文摘要就可以了。通过摘要，客观而言，我们可以发现，何院士的这一篇论文通过专业物理学的发展史去跨界论证社会科学的政治思想。社会科学也是一门科学，既然是科学，那就要讲究专业性和严谨性，在这里，量子力学的发展史是没有问题，文中所证明的政治思想也是没有问题的，真正的问题是作者如何运用社会科学的论证手段和方法去论证前者和后者的关系问题。是归纳法吗？演绎法？统计调查？院士也好，专家也好，离开自己的专业，就是门外汉了！以自己的昏昏，怎能使人昭昭？最伟大的院士。如果每位院士都像何一样，科学院就不要再成立下去为好。院士是专家，不是外星人。飘起来了，自以为是，害别人也害自已。作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对非专业的中医可以回答不懂，但决不能乱讲！害了大众，也害了国家。

碳税减排温室气体管理论文阿伦纽斯假说”与“京都会议” 早在19世纪2O年代，法国科学家Jean.Fouxier 就发现自然温室效应，并进一步论证这一效应对生物生存的重要性，认为自然温室效应是地球能量系统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至19世纪未，天才的瑞典科学家阿伦纽斯（Svante Arrhenius），又提出了人为温室效应的可能性，认为矿物燃料燃烧过程中所排放的CO2（二氧化碳），将使大气中的CO2 浓度提高，会带来气候变暖问题，即每当大气中CO2浓度增加1倍时，气温会上升4—6℃（DST－SUU，1996）。在尚无复杂的大气环流模型的情况下，阿氏的这一断言或许只能称之为“假税”。但在其后的近百年间，虽然曾有反复，如在相当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工农业生产所产生的气溶胶会致使气候变冷，气候变暖问题并不太为人所关注。直至7O年代未，气候变暖问题才重又引起重视。而至1985年，在一次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气象组织（WMO）祖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CSU）共同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对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将引致全球平均温度上升的观点得到基本接受，并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之一。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的第二次评估报告称，温室气体，如CO2、 CH4（甲烷）和N2O（氧化亚氮），在大气中的浓度从18世纪的工业化时代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增加。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活动，主要是矿物燃料的使用、土地使用的变化和农业造成的。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导致了大气和地球表面的变暖。自19世纪末以来，全球平均地面温度上升了0.3—O.6℃；在过去的10O年中，全球海平面也相应上升了10—25厘米（IPCC，1995）。倘若不采取相应举措。让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仍按目前的速度增加，再过50—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2—3℃，海平面将上升30—100厘米，从而使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受到极大的危害。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形势显然更为严峻。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了。 1990年，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的部长宣言和科学技术会议声明，首倡制订气候公约。1990年12月，第45届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立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委员会。自1991年2月始，历经15个月共五轮谈判，于1992年5月9日形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当年6月在巴西召开的朕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开放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目前缔约方已达165个，我国政府早已于1992年的巴西会议上签署了该公约。1995年这一公约生效．并于当年如开了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经过激烈地争论通过了著名的“柏林授权”，再次明确了公约附件1①国（本文是科技部“全球气候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分析”课题研究报告的部分内容。）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率先减排的规定，并强调不为发展中国家引入任何新的承诺。至1997年12月，又在曰本京都召开了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规定附件l国家在2008年至2012年，将其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作为发展中国家大国的中国，在签署了《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不久，就公开发表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宣布中国将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其中。围绕“控制二氧化碳，减轻大气污染”等问题提出了多项政策和措施。但是，“京都会议“以后，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却是不容乐观的。在“京都会议”上，一些发达国家提出发展中国家“自愿承诺”的主张。而且美国国会还明确宣布“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气体排放控制中。应“有意义的参与”否则国会将不予批准美国加入“京都议定书”。所谓“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就是指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家，而所谓“有意义的参与”，实质上就是要求形成一项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约束力的温室气体未来排放的限制（kopp ctal，1998）。从根本上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避免因温室效应而带来的气候变化灾难，符合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利益；但从现实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又将限制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承受相应的利益损失，将影响国家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正鉴于此，才使得温室气体减排问题显得格外复杂，因而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从而又使得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成为兼具环境——经济——政治三重性质的国际问题。由是，在防止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是双重压力，一方面过度排放温室气体会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危害。最终影响乃至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忽视中国的现实，不切实际地向中国施压，使我们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切合中国的实际制定政策，运用必要的技术措施，努力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增长率，这其中理所当然地也包括对经济手段的考虑。碳税：减排温室气体的重要税收制度 ||| “阿伦纽斯假说”与“京都会议” 早在19世纪2O年代，法国科学家Jean.Fouxier 就发现自然温室效应，并进一步论证这一效应对生物生存的重要性，认为自然温室效应是地球能量系统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至19世纪未，天才的瑞典科学家阿伦纽斯（Svante Arrhenius），又提出了人为温室效应的可能性，认为矿物燃料燃烧过程中所排放的CO2（二氧化碳），将使大气中的CO2 浓度提高，会带来气候变暖问题，即每当大气中CO2浓度增加1倍时，气温会上升4—6℃（DST－SUU，1996）。在尚无复杂的大气环流模型的情况下，阿氏的这一断言或许只能称之为“假税”。但在其后的近百年间，虽然曾有反复，如在相当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工农业生产所产生的气溶胶会致使气候变冷，气候变暖问题并不太为人所关注。直至7O年代未，气候变暖问题才重又引起重视。而至1985年，在一次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气象组织（WMO）祖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CSU）共同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对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将引致全球平均温度上升的观点得到基本接受，并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之一。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的第二次评估报告称，温室气体，如CO2、 CH4（甲烷）和N2O（氧化亚氮），在大气中的浓度从18世纪的工业化时代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增加。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活动，主要是矿物燃料的使用、土地使用的变化和农业造成的。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导致了大气和地球表面的变暖。自19世纪末以来，全球平均地面温度上升了0.3—O.6℃；在过去的10O年中，全球海平面也相应上升了10—25厘米（IPCC，1995）。倘若不采取相应举措。让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仍按目前的速度增加，再过50—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2—3℃，海平面将上升30—100厘米，从而使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受到极大的危害。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形势显然更为严峻。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了。 1990年，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的部长宣言和科学技术会议声明，首倡制订气候公约。1990年12月，第45届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立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委员会。自1991年2月始，历经15个月共五轮谈判，于1992年5月9日形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当年6月在巴西召开的朕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开放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目前缔约方已达165个，我国政府早已于1992年的巴西会议上签署了该公约。1995年这一公约生效．并于当年如开了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经过激烈地争论通过了著名的“柏林授权”，再次明确了公约附件1①国（本文是科技部“全球气候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分析”课题研究报告的部分内容。）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率先减排的规定，并强调不为发展中国家引入任何新的承诺。至1997年12月，又在曰本京都召开了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规定附件l国家在2008年至2012年，将其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作为发展中国家大国的中国，在签署了《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不久，就公开发表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宣布中国将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其中。围绕“控制二氧化碳，减轻大气污染”等问题提出了多项政策和措施。但是，“京都会议“以后，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却是不容乐观的。在“京都会议”上，一些发达国家提出发展中国家“自愿承诺”的主张。而且美国国会还明确宣布“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气体排放控制中。应“有意义的参与”否则国会将不予批准美国加入“京都议定书”。所谓“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就是指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家，而所谓“有意义的参与”，实质上就是要求形成一项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约束力的温室气体未来排放的限制（kopp ctal，1998）。从根本上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避免因温室效应而带来的气候变化灾难，符合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利益；但从现实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又将限制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承受相应的利益损失，将影响国家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正鉴于此，才使得温室气体减排问题显得格外复杂，因而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从而又使得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成为兼具环境——经济——政治三重性质的国际问题。由是，在防止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是双重压力，一方面过度排放温室气体会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危害。最终影响乃至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忽视中国的现实，不切实际地向中国施压，使我们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切合中国的实际制定政策，运用必要的技术措施，努力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增长率，这其中理所当然地也包括对经济手段的考虑。碳税：减排温室气体的重要税收制度 ||| 就中国目前的现实面言，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大气污染严重的重要原因，排入大气中85%的C02来自燃煤。尤为不能忽视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表明，当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处于5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时，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约束最为严重的时期。中国目前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为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能源消耗势必会加速增长，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速度也会有较快的增长，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应属于“生存性排放”。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温室效应毕竟有可能在根本上危害人类的生存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压力也是动力，在防止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与斗争中。中国应该能够寻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回到阿瑟·庇古去在古典经济学家们看来，空气属于自由财货：工厂可以自由排放各种污染物而不必支付任何成本。由是，对于排污的工厂来说，它的“交易净产值”将是最大化的，而对于“社会净产值”而言，将无以达到最大化。这不啻意味，企业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受污染影响者与企业损失的总和）之间存在差异。也就是说，所谓差异实际上是私人经济活动成本的外部化。即差异并未反映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中，但是工厂的烟雾产出品却成为众多消费者效用函数的一个有害投入品。此类外部性与公共产品相似，不过这类公共产品是有害的而非有益的，所以应称之为“公害”。庇古（Pigou）应该说是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他在其著名的《福利经济学》（Economics of welfare）（1920。Pigou）一书中：洋尽地分析了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背离的原因，他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悉源于“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在庇古看来，差异或成本难以在市场上自行消除，这是由于这一差额或成本与形成污染的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成本的外部化，使得污染并不致影响该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达成。显然，污染的存在使厂商获利，但却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由此而形成“边际社会成本”。庇古认为，正是因为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背离现象的存在，使得国家干预有了必要性与合理性。他建议，政府应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收税，以税收形式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将污染的成本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这种税被称之为“庇古税”（Pigovian Taxes）。今人惋惜的是，从1920年庇古首开污染经济分析的先河以来，近半个世纪里几成绝响，直至60年代未，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进行环境污染的经济分析的，“庇古税”才开始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美国经济学家Baumol和Oates（1971），分别从环境政策、污染控制、污梁税以及庇古税与统一排污标准成本比较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寻求污染控制的最佳途径。应该说，庇古的关于外部成本通过征税形式使之企业内部化的设想，构成环境污染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其基本特点是，对排污者而不是受害者征税。所以被称为“排污收费（Pearce andTurner。1990）。从经济学的意义分析。“庇古税”所偏重的是效率原则，从中性立场出友，引导资源配置优化，以买现怕累托准则（Paretocriterion）。也就是说，建立碳税制度并以此来控制CO2的排放量，可以使不同企业根据各自的控制成本来选择控制量。相比较而言，“庇古税”较之其他控制手段，如排污标准、罚款，在同样的排污控制量的情况下，成本相对要低。对此，Baumol and Oates（1971）、Pearce and Tumer （1990），均有十分精彩的量化分析。所以人们认为，征收碳税可以获得“双倍红利”（double dividends），即用中性的碳税来替代如收入调节税等现有税收，在总税收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可达到减排温室气体的目标与调整现有税收制度对经济绩效扭曲程度的双重效果。碳税：减排温室气体的重要税收制度 ||| 为了寻求控制污染的最优途径。 Baumol and Oates采用一般均衡的方法（1981），以帕累托准则作为优化配置的出发点，使最优庇古税，成为在最优污染水平等于边际外部成本（边际污染损害）时的排污收费（张帆，1998）：MNPB=企业的边际私人净效益 MEC=边际外部成本。（1）企业为达到利益最大的目的，其产量应扩大到Qm；（2）为实现社会最优，当MEC＞ MNPB应停止继续扩大生产，其产量为Q5；（ 3）为达到社会最优的目的，应征收税t*这样即可使污染从Wm降至W5。也就是说：当产量超过Q5后，通过征收“庇古阁”就会给企业带来边际私人净效益的损失，因此而成为不合算的事。它会自觉地将产量限制在Q5的水平上，从而使污染排放水平限制在W5水平上，最终达到减排的目的。因此，我们不难得到以下结论： I.通过征收庇古税。以实现一般均衡体系的最优状态； Ⅱ.统一税率。取决于污染的边际损失，与企业排污边际收益和边际控制无关； Ⅲ.污染税应对排污量征收，与企业产品产量无关（陈迎，1999）。应用税收政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可以有不同选择，如按含碳量或含热量征税。向生产者或消费者征税，以及随时间变化来确定不同的税率等。但从环境经济学理论看，因C02的排放量与燃料的含碳量直接相关，因此按含碳量征税较之按含热量征税更为合理，由是人们将这一税种称之为“碳税”。这里，一些国家所以选择碳税而非能源税，主要是基于成本的考虑，据Jorgenson and Wilcoxen（1992）的一项研究证明，在美国通过能源税稳定碳排放的成本比碳税要高出20%。近年来，尤其是“柏林授权“通过以后，一些发达国家的缔约方，纷纷推出各自的有关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全球气候的政策和措施建议，征收CO2排放税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丹麦早在1991年，其议会就通过征收CO2排放税的议案，可以说丹麦是最早实行碳税的国家，而欧盟则考虑在其成员国内引人一个统一的碳税制度，以期转安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方式。这里姑且不论其技术上、政策上的可行性，至少可以证明碳税制度已引起各国的重视，并且一些国家已开始实施。有关碳税制度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已开始引起国内不少学者的注意，但更多地是偏重于理论上的分析，至于其在中国的实践意义可能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征收碳税的目的在于校正市场失灵带来的效率损失。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庇古税通过政府采用经济手段从宏观上对市场进行干预，虽然政府并没有直接对环境加以管制，但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这也是多余的，因为他们认为市场理性完全可以自行克眼环境与资源问题。市场价格机制及技术进步即可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他们并不否认，公共资源问题上存在市场失灵问题，但这完全可以通过明晰产权关系来加以解决。当产权界定明确，而又有了适当的价格而非采取补贴的形式时，环境恶化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Anderson and leaf，1991）这种通过生态私有化，使环境与生态是资源融入经济体系，通过自由市场来管理公共资源的方式，被称之为“自由市场环境主义”（Free Market Enviromentalism）。这一看法。更多地强调了市场效率配置有利的一面，其论述中采用的经验数据是带有市场偏好倾向的，个中的偏颇和缺失显然是难以避免的。他们无疑忽略了一个问题，然而又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大气是全体人类共有的资源，其产权的界定是相当困难的。所以，Fisher认为。我们不能用产权界定的方式来代替庇古税（1981），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碳税有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比较有效的方式。庇古税较之产权界定虽然存在管理成本但不存在交易成本，更何况庇古税虽说是政府的干预，但这种干预是一种宏观干预，而非指令与控制式的干预。同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于经济激励实现环境优化管理的一种政策工具。而且，不容忽视的是，完全采用产权明晰化的方式。只能在极端的条件下达到最优排污量。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总排放上限确定的情况下，通过分配排放权和排放权的贸易制度。在理想的状况下，也可以采用产权管理途径。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碳税：减排温室气体的重要税收制度 ||| 优美的“庇古税”在应用上的局限性从理论上说，庇古税是优美的，但在具体实施中，却横阻着一道道的难题。其中，信息不对称问题应为诸多难题中的难中之难。信息不充分使得最优税率的确定遇到很大的团难，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所确定的税率并非帕累托最优。实行庇古税就是要解决外部成本内部化问题，这就需要准确地知道边际外部成本（MEC）和企业的边际私人净效益（MNPB），以此作为制订最优庇古税的依据。这里，边际外部成本的确定尤为重要，它是制订庇古税的前提条件。所谓边际外部成本，实际上是指受害者的边际福利的损失，这样一来，确定边际外部成本就需要从污染的物理性损害转换到人们对损害的反应和感受。并且要以货币形式来加以计量。这一复杂的过程，在理论上称其为“剂量——反应”关系（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在张帆（1998）看来，这一过程包括以下几个环节的转换：产品生产→生产过程产生污染的剂量→污染手在环境中的长期积聚→环境中污染物的暴露→由暴露所带来的损害→损害的货币成本。显然，边际外部成本的确定存在着这样两个困难：1.诸多环节转换的复杂性；2.认识的偏好、不同利益集团的选择倾向都有可能引致对信息理解的差异性。再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存在企业向政府如实报告其私人成本和效益的激励机制。这就需要由政府对企业的排放量进行经常性的定期监测，其工作量无疑是巨大的，有可能使得碳税的征管成本大到得不偿失的地步。还有，征收碳税不致成为控制企业进入的障碍，尤其在经济处于上升期的扩张阶段，新企业的进入，必然会增加排放总量，使边际损失加大。同时，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统一税率的作用也会相应弱化（Davicl，1973）。而且，征收碳税必然会给不同的利益集团带来不同的影胸，利益的不平衡会相应影响社会公平问题。Symons（1994）和Smith（1994）从不同角度分析和探讨了碳税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多数分析结果认力，相对高收入家庭而言，低收入家庭用于燃料的支出比重较大，因而会由于碳税的征收遭受较大的损失。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征收破税还将给一些产业带来较大的影响，所以欧美国家的工商界要求政府对脆弱工业部门，如煤炭工业实行免税措施。庇古税局限性的存在是必然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和实施。更何况，这个世界并不存在没有缺陷的事物，追求彻底的完美有可能是一个认识的误区。倘若，我们不是要求信息的绝对准确（这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能的），信息问题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障碍。至于征税中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则取决于政府税制设计的具体思路。无论如何，在存在外部放应的情况下，市场均衡偏离帕累托最优，为达到帕累托最优，向温室气体排放者征收碳税，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不失为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中国，目前所实行的是排污收费制度，1978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环境变化领导小组的《环境工作变化工作汇报要点》，这是中国政府首次颁发的排污收费的正式文件。1979年9月颁布的《环度保护法（试行）》，对排污收费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 1982年2月5日，国务院批准并发布了《排污收费暂行办法》，并于当年7月1日开始在全国实行，意味着排污收费制度在中国正式建立运行。从政策含义上看，这一制度规定所依据的经济激励原则是谁污染谁治理，类似于“排污者付费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与庇古税多有类同之处，如政府干预、仅涉及排污方、不考虑产权问题等。但在实际上，却与庇古税有着较大的区别，这是因为排污标准并非一定是帕累托最优，而且收费率也不是基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损失之间均衡作为依据的。但无论如何排污收费制度，在控制环境污染的恶化上，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然而，从现实与发展看，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仍面临严峻的挑战，所以控制环境污染问题解决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却需要在政策研究上进一步加大力度。从长远计，有关碳税开征的问题似可展开讨论。如有无征收必要，征收有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以及在税制设计上怎样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等。在笔者看来。虽然庇古税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而且还将对一些产业部门、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造成一些影响，但中国在制定减排温室气体政策措施时，应将碳税作为一个重要的选择加以考虑。碳税：减排温室气体的重要税收制度

丁文江发表的著名论文

陈梦熊

( 国土资源部)

一

在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道路上，

丁文江是公认的最重要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

经过艰苦耕耘，播下了地质科学的种子，

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开辟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园地。

二

民国元年 ( 1912 年) ，在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内，

出现了一个陌生的新机构———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

1913 年，中国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个地质研究所，

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丁文江，

被聘任为第一任所长，兼任地质科的科长，

从此肩负开拓中国地质事业的重担。

三

为了在全国开展地质调查，开发丰富的地下宝藏，

首要任务，是要培训一批地质人才;

把新成立的地质研究所，

暂时办成一个培训地质人才的讲习班。

四

三年紧张的教学活动，

引进了国外地质科学的新教材、新理论。

不仅狠抓基本课程，还要狠抓野外实习;

为了苦练基本功，西山成了练功基地，

亲自带领年轻一代，登山涉水，跑遍大江南北。

五

1916 年，18 名风华正茂的青年，

共同庆祝正式完成学业;

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由本国培养成才的地质学家，

根据外国专家的评语，这批年轻学生的水平，

并不低于留学归来的大学毕业生。

事实证明，他们有的成为著名教授，

有的成为各个不同学科的专家权威，

为开拓中国的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

1916 年，在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

三位地质界元老的积极倡导下，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设在政府机构内的地质调查所全面开始工作，

丁文江光荣地被聘任为第一任所长。

从此，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地质队伍，

真正地成为自己大地的主人，扭转了长期以来

只有外国地质学家独占天下的可悲局面。

七

丁文江是一位讲究实际、脚踏实地的地质学家;

他十分重视野外调查，一再强调

地质科学必须密切结合野外观察。

1911 年，当他刚从欧洲回到祖国的大地上，

他没有急忙赶回苦苦思念的家乡，

去看望年迈体衰的爸爸妈妈，

而是匆忙走向他所向往的云贵高原，

在崇山峻岭中，开始他的地质生涯。

八

1913 年，当他刚刚上任不久，

就把筹建地质培训班的工作安排妥当。

他又急急忙忙前往山西，

开展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的调查。

他在《农商公报》上，正式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

被认为是中国地质学家，

第一份公开发表的学术性篇章。

九

1914 年，他再度远征西南边陲，

单枪匹马，在荒山野岭进行探险式的野外考察。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初，

他从西南到东南，从华北至东北，

马不停蹄，跑遍了神州大地。

特别是 1930 年前后，他组织了地调所的主要力量，

开展了一次西南地区地质大考察。

丁文江生前硕果累累，仅经后人整理

编辑出版的地质调查报告，全书就达 746 页。

他对煤田地质和地质构造造诣颇深，

对地层学犹多建树，曾发表《中国造山运动》、《丰宁系分层》等重要论文，其中对下石炭统的划分，至今仍被引用。

十

丁文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

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实业家和矿业开发家。

他曾在龙烟铁矿、北票煤矿、中兴煤矿等矿业公司，

以及石景山钢铁公司等，担任总经理、董事长，

对促进中国采矿工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在 1917 年发表的《中国矿产资源》，

是中国最早发表的一篇介绍矿产资源的英文论文。

由他编著的《五十年中国之矿业》、《中国官办矿业史略》，

以及《中国矿产纪要》( 与翁文灏合著，1921) 等著作，

都是有关中国矿业发展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十一

丁文江博学多才，才华横溢。

他既是一位科学家，又是科学活动家、思想家和政治家。

他曾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第二届中国地质学会会长，

并兼任《中国古生物志》主编 15 年。他还一度担任淞沪督办公署总办。

“五四”运动时期，他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

大力提倡科学与民主。他曾列席巴黎和会，

并去苏联参观访问，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表示赞赏。

“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大片土地被侵占，

他和胡适等创办《独立评论》，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

他积极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他是一位真正爱国的科学家和政治家。

十二

1936 年元月 5 日，丁文江先生在湖南长沙

不幸因煤气中毒，医治无效去世。英才早逝，

全国地学界、学术界同仁，无不深感惋惜和悲痛!

丁文江先生把毕生精力，献给他所热爱的地质事业，

为推进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作出开创性贡献，

不愧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先驱与奠基人。

丁文江先生热爱祖国，毕生追求真理，

为人光明磊落。他治学严谨，刻苦钻研，

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他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载中国地质事业的史册。

我们永远怀念他!

丁海曙

( 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

丁文江是我的二伯父，我是在他去世之后一年才出生的。尽管父亲丁文治是他十分关爱的幼弟，母亲史济瀛又是文江夫人史久元女士的堂侄女并伴随文江伯父、伯母一起生活达十余年之久，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才开始认真阅读丁文江的传记和资料，协助母亲写了回忆丁文江的文章并整理照片和收集文物，聆听了他的学生———黄汲清、李春昱、崔克信等对往事的深情回忆，最近又恭请了 12 位专家 ( 其中 9 位资深院士) 为纪念他诞辰120 周年写了短文或题词。随着了解的逐步深入，我的认识也得到升华，一个感人至深的、值得永远怀念和学习的高大形象已经屹立在我心中。

伯父是 1936 年 1 月去世的，当时学术界给予高度评价。弹指一挥，70 多年过去了，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迈上了民族复兴的征程。对名人的评价是需要历史检验的。当前，对丁文江同样存在一个再认识、再评价的问题。我学习了近期发表的纪念伯父的文章，觉得在以下两点上，以地学界老前辈为主体的专家们已初步形成共识:

第一，丁文江等先驱当年开拓的事业为此后地质学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并影响至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在为泰兴市纪念丁文江诞辰 120 周年的题词中写到: “丁文江先生一开始就把矿产资源开发放在中国地质工作的首位和重点，为中国地质科学屹立于世界之林和不断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这就给新中国成立以来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并开拓了不尽的前景。丁文江先生在注意发展地质矿产事业的同时，十分注意与地质学相关的其他学科的发展与应用，促进了地质学的生长壮大，预见性地为地质学未来开辟道路。丁文江特别重视科学发展中人的因素，他的提拔后辈与宽宏大度为中国地质科学历史留下的文化底蕴是中国地质科学宝贵的财富”。国土资源部原部长、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孙文盛为纪念活动的题词则是用精辟的语言表达了类似见解，他写道:“学问大家会办事; 奠定基础引潮流”。

第二，丁文江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科学文化巨人，得到了全面的研究和恰当的定位。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版的传记类或评论类专著有: 《丁文江图传》 ( 宋广波著) 、《丁文江传》( 林任申、林林著) 、《少数人的责任》 ( 谷小水著) 、《科学巨匠丁文江》 ( 丁琴海著) 、《丁文江学术文化随笔》 ( 洪晓斌编) 等多种。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栏目于2005 年和 2007 年先后播出了《兵马司九号》和《仰韶文物现身记》两部专题片，在介绍历史的同时，突出了丁文江作为领军人物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中国国土资源报》、《地质论评》、《作家文摘》、《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等刊物和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徐霞客研究会的论坛上也发表过多篇纪念丁文江的文章。2007 年 11 月，德高望重的王鸿祯院士在《地质论评》上发表了《纪念丁文江诞辰 120 周年》的文章，全面介绍了丁文江的生平业绩，并用《地学宗师、科坛巨子、文化先锋、政论新声》予以概括。我认为，鸿祯老师从上述 4 方面对丁文江所作的概括和描述是很恰当的。

刘东生老师从丁文江对当代地质事业所作的历史性的贡献的角度，王鸿祯老师从丁文江作为文化巨人所发挥的多方面的作用的角度分别作出了精辟论述，为我学习丁文江精神提供了思考的基础。

我是一名大学教师，1958 年毕业后就留校，长期工作在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的第一线。我现在从事的专业是生物医学工程，虽然不是学地质的，但是我对半个世纪以来高校发展进程和当前状况比较熟悉，经常思考当前科教兴国方面的问题。从这点出发，最令我珍惜的是伯父以自己光辉榜样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经过反复学习和思考，我将它概括为以下 3 个方面: 高尚信仰、博爱情怀和独立思考。

一、树立热爱人民、崇尚科学的高尚信仰

1934 年发表的《我的信仰》( 天津《大公报》5 月 6 日) 一文中，伯父把自己的信仰归纳为两个方面: 第一，要做能够满足最大多数人最大部分的欲望的行为，就是做有利于社会的行为。第二，要以科学知识作为行为的向导。在这里他回答了人生观的两个基本问题: 要为社会的最大多数人服务，而服务的方法则是要依赖于科学。

伯父自幼仰慕民族英雄，少年时就立下以身报国的壮志。在不息奋斗的一生中，他的心始终是和劳动人民的疾苦、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的。1911 年他 24 岁从英国留学归来，刚刚踏上祖国的土地，就走访了西南边陲贵州的贫苦农民，写下长诗《黔民谣》，发出 “黔民苦”的悲愤呼喊。1913 年他勘测个旧锡矿，白天下矿井，夜晚和矿工同住，对矿工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状况做了真实的报道，他写道: “我曾在银洞的伙房 ( 工人住处) 里睡过一夜。终夜只听见工人咳嗽的声音，此停彼起，络绎不断。我听着这种凄惨的音乐，想着在洞里听见的喘声，一直到天明不能合眼”。后来胡适先生对此评论道:“这样描写工人生活的文字，应是可以引起社会抗议喊声同劳工待遇改革的”。20 多年后，已是知名学者的伯父，抱着求索救国真谛的愿望于 1933 年到苏联访问，对于苏联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劳动热情和献身精神，表示了同情和称赞。他写道: “为满足少数资产阶级的欲望而牺牲多数劳动者的欲望，……都不是有利于社会的”， “我一方面相信人类的天赋是不平等的，一方面我相信社会的待遇不可以太相悬殊。不然社会的秩序是不能安宁的”，又写道: “近年来苏俄的口号: ‘各人尽其所长来服务于社会，各人视其所需来取偿于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丁文江将崇高的生活目标概括为这样的座右铭: “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 “明天就死又何妨，只要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远不死一样”。伯父是言行一致的，座右铭首先用来律己，从道德操守到报效祖国，规范着他行动的方方面面。在他生活的年代，野外地质考察不仅自然环境艰苦而且匪患频频，因公死亡比例很大。据报道: “民国时期，恶劣的社会环境吞噬了一些优秀地质学家的生命。中国地质学会设立的 7 项奖章和奖金中，有 5 项是为了纪念在野外考察中牺牲的学者。仅仅中央地质调查所 ( 职员仅数十人) 这一学术机构中就有十多个人英年早逝”( 张九辰，《地质学与民国社会: 1916 ～1950》，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年，13 页) 。丁文江是在地质考察中不畏征途艰险，带领队伍，率先垂范的第一人。最后，为了备战需要，他以病弱之躯，下井勘察，煤气中毒，不幸殉职，做到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去世引起文化界的极大悲恸和震动，专家悼念: “是诚学术之莫大损失、国家之莫大损失、何中国不幸至此! ”。

伯父信仰的另一方面就是在行动中要 “以科学知识为向导”。他这里所说的科学指的是: “用理论的方法把一种现象或是事实来做分类，然后了解它们相互的关系，求得它们普遍的原则，预料它们的结果”。从一般意义来说，他所说的科学知识是指: “来自客观世界，经过理论方法处理之后又能指导实践的真理”。丁文江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处理地质科学中的学术问题、学科建设问题、行政管理中的一些问题，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在帮助青年摆脱封建的、唯心主义的影响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种注重考察、尊重事实的思维方法也是他能够正视现实、赞成苏联共产主义者的献身精神的原因。当然，就当时中国面对的政局来说，要做本质的分析还需借助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有些问题现在也还在实践、在探索，这是我们不必对他苛求的。

二、具有以人为本、培育青年的博爱情怀

要开创新事业，关键是人才。伯父一贯非常重视人才培养。1913 年地质调查所 ( 我国第一个地质科研单位) 创立，为解决该所对人才的急需，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工商部开办了地质研究班 ( 所) 。他和章鸿钊、翁文灏一起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地质人才。著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认为其教学质量已等同于欧美同样学制毕业生。事实说明，这批人果然不负众望，大多成长为中国地质工作的脊梁。此后，丁文江对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建设，亦从引进葛利普、李四光任教、筹措经费等方面予以鼎力支持，并亲自上课。丁文江对我国其他高校中早期成立的地质科系也都尽量关怀和支持。

20 世纪初丁、翁、章等在地质教育上的成功，是其后几十年间我国地质学科中卓越人才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近报道: “1938 年至 1946 年间，西南联大的理学院和工学院中，按教师和学生总人数计算，平均每 12 位师生中产生一位院士”。其中又以地学 ( 地质、地理、气象) 三系院士成材率最高，达到 8∶ 1 ( 罗雪挥， “寻找西南联大”，《中国新闻周刊》，2007 年 11 月 5 日出版，46 页) 。

丁文江在培养人才方面所做的工作可归纳为以下 3 点。

第一，竭尽全力为青年的成长创造条件。考古学家李济说: 丁文江 “牺牲了自己的兴趣，想法子造出一种环境，使来者可以享受到他享受不到的工作机会。到现在，至少在地质学方面，年轻有为的都有一条康庄大道可走”。在这里，我们要学习丁文江牺牲自我造福青年的奉献精神，要学习他克服困难创办教学机构的奋斗精神，还要学习、借鉴他按教育规律办事所采取的许多举措。例如: 制定宽口径、重基础的培养方案; 注重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 在主要学科方向上聘请高水平教师; 开展广泛国际合作; 树立严谨的学风，等等。

第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引导青年全面发展。

丁文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在许多方面。以下仅从他在弘扬徐霞客精神，并言传身教地号召地质界树立一代新风来予以说明。徐霞客是我国明末的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在丁文江之前，人们虽然注意其著作的文学、游记价值，但是真正用现代地学的方法编订《徐霞客游记》并使其广为传播的，丁文江是第一人。丁文江自己说，他推崇徐霞客的目的是要说明: 早在 280 年前徐霞客已具有今天欧美人这样的求知精神，我们今天的条件总比明朝要好，青年们若不知奋进，就愧对先人了。在弘扬徐霞客精神的同时，丁文江更忘不了某些外国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嘲讽和藐视，并立志用行动来回答。德国地理、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说: “中国知识分子出门必坐轿子、从来不跋山涉水”，“中国文人性情懒惰”。“丁文江对这一诽谤反应十分激烈，7 年以后他把李希霍芬的语录刊登在一篇反驳文章的开头，这篇文章就是他为创刊的中国地质学技术杂志所写的序言” ( 夏绿蒂·弗思著，丁子霖等译，《丁文江: 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湖南科技出版社，1987 年版，35 页) 。当然，更重要的是，丁文江和几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以自身的奉献精神和奋斗成果对外国人的质疑给予了有力的回答。

丁文江不仅在技术上是科学巨人，而且认为用崇高的生活目标和科学的思想去唤醒社会、教育青年是自己的责任。1923 年为了警惕张君劢等用玄学把青年引入歧途。他在《努力周报》上主导开展了著名的科学与玄学的争论。其实，丁文江与张君劢私交甚深，这次论战完全是为了捍卫真理，为了教育青年。1935 年，针对社会上某些人以 30 年前封建没落的观点贬低和指责青年，丁文江又一次站出来支持进步青年的前进方向。他首先提出了评定青年是否进步应当有个标准，要 “把现在青年的体格、知识、能力和道德与二三十年前的青年比一比看”。接着，他在批判 “文弱书生”、 “八股试帖”和 “读死书”的基础上对体育、智育的标准赋予了正确的内涵。讲到当前青年的道德状况时，他称赞道: “现在的青年家族的道德观念比过去的青年淡薄，但是对社会和事业的责任心则只有增加，没有减少”，他并且以青年地质学者赵亚曾、王恒升为国尽忠的事迹举例予以说明。在这里，丁文江又一次宣传了自己的价值观: 只要真是在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不管是科学家还是革命家，都应当得到肯定和支持。

第三，惜才、爱才，对学生充满爱心的关怀。在清华校园的荷塘旁，有一座闻一多的高大石像，刻记闻先生的名言: “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我认为，这句话可以借用在丁文江身上， “教师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学生”。下面举两个例子。为征集题词，我走访了193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崔克信研究员，他是丁文江直接教授的学生。虽然 98 岁高龄，但对往事记忆犹新，他说: “我是一个成绩优秀但家境贫寒的学生，在校成长的每一步都得到丁文江老师的关怀，标本画得好老师在身旁鼓励我; 回家没路费老师资助我; 我因家庭困难，是老师为我联系奖学金使我顺利完成学业; 毕业后又是老师介绍我到地质调查所工作”。“丁老师是我的恩人，对他的早逝，我非常悲痛，多次想起来就暗自流泪”。再一个例子是赵亚曾。他 1923 年毕业于北大地质系，研究中国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由于业绩突出，被丁文江誉为 “地质学的天才”，非常器重。1929 年 11 月在地质考察中，不幸被土匪杀害。对他的死，丁文江非常悲痛，几乎哭了一整夜，说是 “遭了平生最大的打击”。此后他对抚恤家属、扶养遗孤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记得，在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母亲带我从重庆乘飞机复原回到南京，开小车到飞机场接我的就是赵亚曾长子赵松年。当时他亲切地叫我妈是大姐，并且说他当了飞行员，身上中过日本人的子弹。后来我才知道，丁文江把松年视为己出，度假时带在身边，我妈也陪伴丁文江夫妇，所以他们很熟，以姐弟相称。

二伯父虽然已经远去，但是他对学生、对朋友、对家人的那片赤诚之爱心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也是我们要铭记和学习的。

三、营造独立思考、开拓创新的学术氛围

我是一名长期工作在高等学校基层的教师。报刊上针对当前科、教领域的现状的批评文章总是一次次触动我的心。当诺贝尔奖颁发时，人们就问，“诺贝尔奖为何再次全落美国?”当人们称赞我国经济改革成就时，就指出大学体制存在的弊端，认为 “大学问题破坏了改革共识”。当老教授们聚会时就会呼吁 “重温西南联大传统”。有的院士向温总理当面陈词，指出教育决策中的一些失误。问题症结何在? 关键之一是要营造一个自由的学术氛围和民主的决策机制。丁文江在与他们那一代人的创业经历中，独立思考、直言争辩、肝胆相照、从善如流，民主决策，已是一种风格。下面举几个例子。

对如何用汉文表达地质名词这样的纯学术问题，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各执一词，经争论最终服从翁。

对于教育部要搞 “相同学系归并”的决策问题，丁文江说: 且慢，“这是一件很重大很不容易的事”，必须有调查，有标准，不可以几个人说了算。

对于思想领域中的 “科学与人生观”问题，他主导开展的论战，批驳了那种认为“科学发展导致道德堕落”的错误观点，引领崇尚科学的思潮。

为了建立宣传阵地，伯父参与创办《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并大量撰稿。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健在的老专家仍然怀念胡适、丁文江创办的起名为《独立评论》的刊物，呼唤当年的学术氛围。1933 年《独立评论》先后曾登了两篇文章，第一篇作者是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著名的顾毓琇教授，题目是《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他主张:“现在世界上已有的发明已经够中国受用了”，“我们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科学的新发明，而是已有科学发明的应用”。顾院长认为只要学习国外就够了。后一篇文章针对院长论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作者是清华大学化学系当年新生孙增爵。《独立评论》不但发表了两篇文章，胡适在孙文之后还写了按语。这件事情距今已 70 余年，孙老先生把这两篇文章发给了清华校友通讯，并在函中说: 我 “这篇文章可以充分表示那个时代的学生言论相当自由，思想上有本人自我的见解，不盲从 ‘名人’的指引”。此事已刊登在 2007 年 7月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丛书》第十二辑上。孙老是一位清华老校友，90 多岁了，至今仍然企盼着母校能继承当年独立自由的学术气氛，其赤子之心，让我肃然起敬。丁文江、胡适等先贤倡导的 “独立评论”精神应当世代传承。这既是繁荣学术的需要，又是科技创新的需要，亦是民主决策的需要。

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世代传承和教育后人的意义。丁文江的精神是教育后人的生动材料，并且在许多方面符合党的十七大的精神。这是因为，在这些精神中都强调了为人民服务、为他人献出一份爱心的价值观; 倡导要以科学来指导行动，指导社会发展。这还因为，支持个人独立思考将极有利于学术繁荣、技术创新和民主决策，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江雷院士发表论文

1965年3月，生于吉林长春，籍贯江苏镇江。198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固体物理专业。1990年，获该校化学系硕士学位。1992年至1994年日本东京大学中日联合培养博士，1994年回国后获吉林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日本神奈川科学院研究员。现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分子科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现兼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化学与环境学院院长。1999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2009年12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2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院士。 2016年2月8日，因在超疏水性和亲水性涂层方面的贡献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国家科技部863计划纳米科技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在功能界面材料、有机/无机纳米杂化材料、光电转换材料、SPM技术等方面都取得过重要成就，发表论文100多篇。

润湿性是固体表面的重要性能,描述润湿性的物理参数为液滴的接触角。既然是疏水材料，那么这种材料的水接触角必然大于一个固定数值，目前学术公认的数值是90度。那么要制作这种大接触角的材料一般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首先是表面能，表面能与接触角的大小有直接的关系,低表面能物质 (硅烷化试剂、烷基化试剂和碳氟化合物等 )对于增大水滴接触角,增强表面的疏水性能具有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在某种固体材料的表面修饰上低表面能物质可以增大其疏水性。除了化学因素外,表面物理结构形貌特别是微观几何是决定疏水的关键因素。大量的理论和实验表明,只要有合适的微观粗糙结构,在较小的本征接触角条件下也能使液滴处于稳定的复合润湿态（参考荷叶的疏水结构）。还有，一个润湿系统由固体表面、液滴、外部环境组成。为达到理想的超疏水性,固体表面的内在作用可在外部环境的刺激下得到进一步加强。更重要的是,通过外界影响,可人为调控超疏水行为,这对将来发展各种机敏智能超疏水材料意义重大。外部环境作用主要包括声、光、电、热、振动、压强等,它们对表面润湿性质有极大影响。不过，我个人认为，题干中的疏水材料制作，主要应该是考虑物理和化学因素，可以在基材上设计合理的微纳米结构进行蚀刻，然后通过化学反应或者吸附等物理过程修饰低表面能物质，就能制作出疏水材料甚至是超疏水材料（接触角大于150°）。

表达我的观点，超疏水材料在学术上风声水起，近几年发表的论文越来越多，尤其是中国的研究者异常活跃，发表的论文中约有50%来源于中国研究者。中科院的江雷院士更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专家，去年好像还获评了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虽然我个人不特别喜欢他，听过几次报告，完全不尊重听者，永远只有一个意思：我很NB，我文章很diao。他在这种技术的应用领域做得奇差，基本没有做成的应用项目。典型的学术研究者，永远只会水论文，水论文）。但是我的观点是，应用起来远没有大家设想的那么美好，很多应用领域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是在一些特殊的领域确实展现出了巨大的应用前景。

首先呢，一般的材料本身都有亲水、疏水之分，这和材料的表面能有关，我们把水在材料上的接触角大于90°的材料叫做疏水材料，把接触角小于90°的叫亲水材料（这个在学术上也有人不同意哈，有人提出65°为亲疏水材料的分界）。表面能越低的材料，水在上面的接触角越大，对于表面是平的材料，水的接触角最大能到多少呢，一般是120°，极限了，这些材料一般是聚四氟乙烯或者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这些表面能非常低的东东。

但是呢，神奇的大自然告诉我们，水在物体上的接触角还可以更大，大到什么程度呢？150°以上！我们把这些接触角大于150°以上的表面叫做超疏水表面。这些超疏水表面在自然界中是非常之多的啦，最有名的当然是荷叶莫属，其他还有许许多多，包括玫瑰花、花生叶，水稻叶等等，我下面这张图就是好多这种超疏水的植物哈。

当然，不是接触角大就无敌了，这些接触角很大的表面还分为几类，主要以表面对水的粘滞力来分。荷叶是典型的一类，它不仅接触角大，而且表面对水的粘滞力很小，水在表面很容易滚落，这就是传说中的“自清洁”现象，成就了荷叶出淤泥而不染的美名。另一类典型的就是玫瑰花，各位可以买朵玫瑰试试哈，滴一小滴水上去，那个水不会滚的，会牢牢的粘在上面，这就是高粘滞性的超疏水表面（这个学术上也有争议哈，有人觉得得像荷叶那样滚才能叫超疏水）。当然，这种玫瑰花一样的超疏水表面应用更少，更扯淡了，所有一般我们就说荷叶那种有“自清洁”现象的超疏水表面。为了不陷入学术的讨论，这里我只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的接触角可以这么大。

答案其实上面很多答案已经解释了，就是表面有微纳米结构的原因。生物表面的微纳米结构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宝藏，可以研究的东西太多，太神奇了。比如猪笼草为什么能捕食猎物，蝴蝶的翅膀为什么五颜六色，鲨鱼为啥游得快，壁虎为啥能爬墙……大自然在进化的过程中真是太NB了。仿生领域绝对是目前最火热的学术方向之一。下面的图左边的分别是壁虎的脚上，甲壳虫的背上，苍蝇的眼镜，右边的分别是蝴蝶的翅膀，猪笼草的入口处的微观结构图。

这些微观结构有什么用呢，很简单，两个效果：1、放大表面的亲疏水性，让亲的材料根据亲水，疏水的材料更加疏水；2、改变了水和固体表面的接触形式，原来是水直接和固体表面接触，现在因为这些微观结构的存在，空气可以被陷在里面，变成了水和空气、固体的接触，你想想，水和固体表面之间夹了层空气，是什么效果？

这里又涉及很多模型吖什么的，我不想深入讨论这些。我只想强调两个基本的结论：1、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微纳米结构的存在是放大表面的亲疏水性，一般而言不能让原本亲水的表面变为疏水表面，只会变得更加亲水，因此如果想制备超疏水的表面，首先你得保证原本这个材料是疏水的才行（实际操作上，原本不疏水也行，做出微纳米结构后，涂上点疏水的东西就可以）。看这个例子，原本一般亲水的不锈钢，表面有维纳结构后，变为超亲水，水在表面能快速扩散。如果想要它变成超疏水，表面涂点蜡一类的物质就可以了。

蚌埠学院丁明发表的论文

蚌埠学院是一所二本院校。

蚌埠学院简介：

蚌埠学院（Bengbu University）位于安徽省蚌埠市，是一所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省属普通本科高校，入选教育部科学工作能力提升计划（百千万工程）第二批示范建设院校。现任校长丁明、党委书记陈国龙。校训是“笃学、重行修德、立才”。

截至2022年5月，学校占地面积1128亩，校园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有教职工930人，有55个本科专业，涵盖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学、教育学等七个学科门类。

设有14个二级学院（教学部），其中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门、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专业11个、立项建设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2个、省级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专业6个、省级校企合作实践教育基地11个。

学校创办高等教育始于1978年，2007年4月经教育部批准，在原蚌埠教育学院、蚌埠高等专科学校、蚌埠职工大学三校合并的基础上组建。截至2022年，蚌埠学院位列“2022年软科中国大学排名（主榜）”第501名。

系部专业：

蚌埠学院现有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电子与电气工程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现代艺术中心）、外国语学院、文学与教育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体育教学部13个二级学院（教学部）。

另设有安徽开放大学蚌埠分校（含安徽广播电视大学蚌埠分校、继续教育学院），开设本科专业51个，其中省级特色专业6个、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2个、省级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6个、省级首批人才创新试验区专业2个；涵盖工学、理学、管理学、文学、艺术学、教育学、医学、经济学八大学科门类。

其中工科专业28个，形成了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与区域行业产业发展契合度较高的学科专业体系。全日制在校生约15000人。

1、还行。蚌埠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始建于1978年，具有40余年的办学历史，办学条件优越，师资力量雄厚。音乐舞蹈学院现有教职工32人，其中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教师9人、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14人，拥有全国优秀教师1名。近年来，学院先后承担各级各类教研科研项目10余项，其中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师公开发表论文50余篇。2、学院现开设有音乐学（本科）专业1个。学院专业教学设施设备齐全，建有设备先进的录音棚1个、电钢琴教室2间，琴房、舞蹈排练厅、电脑音乐制作室等一应俱全。学生在大学生艺术展演中屡获佳绩，先后获得全国大艺展一等奖、三等奖各1项，安徽省大艺展一等奖4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多项。学院在花鼓灯艺术进高校、进课堂及花鼓灯研究和群众性推广方面，亮点突出，成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