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发表的著名论文

陈梦熊

( 国土资源部)

一

在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道路上，

丁文江是公认的最重要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

经过艰苦耕耘，播下了地质科学的种子，

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开辟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园地。

二

民国元年 ( 1912 年) ，在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内，

出现了一个陌生的新机构———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

1913 年，中国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个地质研究所，

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丁文江，

被聘任为第一任所长，兼任地质科的科长，

从此肩负开拓中国地质事业的重担。

三

为了在全国开展地质调查，开发丰富的地下宝藏，

首要任务，是要培训一批地质人才;

把新成立的地质研究所，

暂时办成一个培训地质人才的讲习班。

四

三年紧张的教学活动，

引进了国外地质科学的新教材、新理论。

不仅狠抓基本课程，还要狠抓野外实习;

为了苦练基本功，西山成了练功基地，

亲自带领年轻一代，登山涉水，跑遍大江南北。

五

1916 年，18 名风华正茂的青年，

共同庆祝正式完成学业;

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由本国培养成才的地质学家，

根据外国专家的评语，这批年轻学生的水平，

并不低于留学归来的大学毕业生。

事实证明，他们有的成为著名教授，

有的成为各个不同学科的专家权威，

为开拓中国的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

1916 年，在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

三位地质界元老的积极倡导下，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设在政府机构内的地质调查所全面开始工作，

丁文江光荣地被聘任为第一任所长。

从此，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地质队伍，

真正地成为自己大地的主人，扭转了长期以来

只有外国地质学家独占天下的可悲局面。

七

丁文江是一位讲究实际、脚踏实地的地质学家;

他十分重视野外调查，一再强调

地质科学必须密切结合野外观察。

1911 年，当他刚从欧洲回到祖国的大地上，

他没有急忙赶回苦苦思念的家乡，

去看望年迈体衰的爸爸妈妈，

而是匆忙走向他所向往的云贵高原，

在崇山峻岭中，开始他的地质生涯。

八

1913 年，当他刚刚上任不久，

就把筹建地质培训班的工作安排妥当。

他又急急忙忙前往山西，

开展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的调查。

他在《农商公报》上，正式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

被认为是中国地质学家，

第一份公开发表的学术性篇章。

九

1914 年，他再度远征西南边陲，

单枪匹马，在荒山野岭进行探险式的野外考察。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初，

他从西南到东南，从华北至东北，

马不停蹄，跑遍了神州大地。

特别是 1930 年前后，他组织了地调所的主要力量，

开展了一次西南地区地质大考察。

丁文江生前硕果累累，仅经后人整理

编辑出版的地质调查报告，全书就达 746 页。

他对煤田地质和地质构造造诣颇深，

对地层学犹多建树，曾发表《中国造山运动》、《丰宁系分层》等重要论文，其中对下石炭统的划分，至今仍被引用。

十

丁文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

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实业家和矿业开发家。

他曾在龙烟铁矿、北票煤矿、中兴煤矿等矿业公司，

以及石景山钢铁公司等，担任总经理、董事长，

对促进中国采矿工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在 1917 年发表的《中国矿产资源》，

是中国最早发表的一篇介绍矿产资源的英文论文。

由他编著的《五十年中国之矿业》、《中国官办矿业史略》，

以及《中国矿产纪要》( 与翁文灏合著，1921) 等著作，

都是有关中国矿业发展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十一

丁文江博学多才，才华横溢。

他既是一位科学家，又是科学活动家、思想家和政治家。

他曾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第二届中国地质学会会长，

并兼任《中国古生物志》主编 15 年。他还一度担任淞沪督办公署总办。

“五四”运动时期，他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

大力提倡科学与民主。他曾列席巴黎和会，

并去苏联参观访问，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表示赞赏。

“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大片土地被侵占，

他和胡适等创办《独立评论》，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

他积极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他是一位真正爱国的科学家和政治家。

十二

1936 年元月 5 日，丁文江先生在湖南长沙

不幸因煤气中毒，医治无效去世。英才早逝，

全国地学界、学术界同仁，无不深感惋惜和悲痛!

丁文江先生把毕生精力，献给他所热爱的地质事业，

为推进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作出开创性贡献，

不愧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先驱与奠基人。

丁文江先生热爱祖国，毕生追求真理，

为人光明磊落。他治学严谨，刻苦钻研，

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他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载中国地质事业的史册。

我们永远怀念他!

丁海曙

( 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

丁文江是我的二伯父，我是在他去世之后一年才出生的。尽管父亲丁文治是他十分关爱的幼弟，母亲史济瀛又是文江夫人史久元女士的堂侄女并伴随文江伯父、伯母一起生活达十余年之久，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才开始认真阅读丁文江的传记和资料，协助母亲写了回忆丁文江的文章并整理照片和收集文物，聆听了他的学生———黄汲清、李春昱、崔克信等对往事的深情回忆，最近又恭请了 12 位专家 ( 其中 9 位资深院士) 为纪念他诞辰120 周年写了短文或题词。随着了解的逐步深入，我的认识也得到升华，一个感人至深的、值得永远怀念和学习的高大形象已经屹立在我心中。

伯父是 1936 年 1 月去世的，当时学术界给予高度评价。弹指一挥，70 多年过去了，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迈上了民族复兴的征程。对名人的评价是需要历史检验的。当前，对丁文江同样存在一个再认识、再评价的问题。我学习了近期发表的纪念伯父的文章，觉得在以下两点上，以地学界老前辈为主体的专家们已初步形成共识:

第一，丁文江等先驱当年开拓的事业为此后地质学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并影响至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在为泰兴市纪念丁文江诞辰 120 周年的题词中写到: “丁文江先生一开始就把矿产资源开发放在中国地质工作的首位和重点，为中国地质科学屹立于世界之林和不断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这就给新中国成立以来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并开拓了不尽的前景。丁文江先生在注意发展地质矿产事业的同时，十分注意与地质学相关的其他学科的发展与应用，促进了地质学的生长壮大，预见性地为地质学未来开辟道路。丁文江特别重视科学发展中人的因素，他的提拔后辈与宽宏大度为中国地质科学历史留下的文化底蕴是中国地质科学宝贵的财富”。国土资源部原部长、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孙文盛为纪念活动的题词则是用精辟的语言表达了类似见解，他写道:“学问大家会办事; 奠定基础引潮流”。

第二，丁文江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科学文化巨人，得到了全面的研究和恰当的定位。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版的传记类或评论类专著有: 《丁文江图传》 ( 宋广波著) 、《丁文江传》( 林任申、林林著) 、《少数人的责任》 ( 谷小水著) 、《科学巨匠丁文江》 ( 丁琴海著) 、《丁文江学术文化随笔》 ( 洪晓斌编) 等多种。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栏目于2005 年和 2007 年先后播出了《兵马司九号》和《仰韶文物现身记》两部专题片，在介绍历史的同时，突出了丁文江作为领军人物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中国国土资源报》、《地质论评》、《作家文摘》、《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等刊物和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徐霞客研究会的论坛上也发表过多篇纪念丁文江的文章。2007 年 11 月，德高望重的王鸿祯院士在《地质论评》上发表了《纪念丁文江诞辰 120 周年》的文章，全面介绍了丁文江的生平业绩，并用《地学宗师、科坛巨子、文化先锋、政论新声》予以概括。我认为，鸿祯老师从上述 4 方面对丁文江所作的概括和描述是很恰当的。

刘东生老师从丁文江对当代地质事业所作的历史性的贡献的角度，王鸿祯老师从丁文江作为文化巨人所发挥的多方面的作用的角度分别作出了精辟论述，为我学习丁文江精神提供了思考的基础。

我是一名大学教师，1958 年毕业后就留校，长期工作在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的第一线。我现在从事的专业是生物医学工程，虽然不是学地质的，但是我对半个世纪以来高校发展进程和当前状况比较熟悉，经常思考当前科教兴国方面的问题。从这点出发，最令我珍惜的是伯父以自己光辉榜样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经过反复学习和思考，我将它概括为以下 3 个方面: 高尚信仰、博爱情怀和独立思考。

一、树立热爱人民、崇尚科学的高尚信仰

1934 年发表的《我的信仰》( 天津《大公报》5 月 6 日) 一文中，伯父把自己的信仰归纳为两个方面: 第一，要做能够满足最大多数人最大部分的欲望的行为，就是做有利于社会的行为。第二，要以科学知识作为行为的向导。在这里他回答了人生观的两个基本问题: 要为社会的最大多数人服务，而服务的方法则是要依赖于科学。

伯父自幼仰慕民族英雄，少年时就立下以身报国的壮志。在不息奋斗的一生中，他的心始终是和劳动人民的疾苦、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的。1911 年他 24 岁从英国留学归来，刚刚踏上祖国的土地，就走访了西南边陲贵州的贫苦农民，写下长诗《黔民谣》，发出 “黔民苦”的悲愤呼喊。1913 年他勘测个旧锡矿，白天下矿井，夜晚和矿工同住，对矿工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状况做了真实的报道，他写道: “我曾在银洞的伙房 ( 工人住处) 里睡过一夜。终夜只听见工人咳嗽的声音，此停彼起，络绎不断。我听着这种凄惨的音乐，想着在洞里听见的喘声，一直到天明不能合眼”。后来胡适先生对此评论道:“这样描写工人生活的文字，应是可以引起社会抗议喊声同劳工待遇改革的”。20 多年后，已是知名学者的伯父，抱着求索救国真谛的愿望于 1933 年到苏联访问，对于苏联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劳动热情和献身精神，表示了同情和称赞。他写道: “为满足少数资产阶级的欲望而牺牲多数劳动者的欲望，……都不是有利于社会的”， “我一方面相信人类的天赋是不平等的，一方面我相信社会的待遇不可以太相悬殊。不然社会的秩序是不能安宁的”，又写道: “近年来苏俄的口号: ‘各人尽其所长来服务于社会，各人视其所需来取偿于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丁文江将崇高的生活目标概括为这样的座右铭: “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 “明天就死又何妨，只要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远不死一样”。伯父是言行一致的，座右铭首先用来律己，从道德操守到报效祖国，规范着他行动的方方面面。在他生活的年代，野外地质考察不仅自然环境艰苦而且匪患频频，因公死亡比例很大。据报道: “民国时期，恶劣的社会环境吞噬了一些优秀地质学家的生命。中国地质学会设立的 7 项奖章和奖金中，有 5 项是为了纪念在野外考察中牺牲的学者。仅仅中央地质调查所 ( 职员仅数十人) 这一学术机构中就有十多个人英年早逝”( 张九辰，《地质学与民国社会: 1916 ～1950》，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年，13 页) 。丁文江是在地质考察中不畏征途艰险，带领队伍，率先垂范的第一人。最后，为了备战需要，他以病弱之躯，下井勘察，煤气中毒，不幸殉职，做到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去世引起文化界的极大悲恸和震动，专家悼念: “是诚学术之莫大损失、国家之莫大损失、何中国不幸至此! ”。

伯父信仰的另一方面就是在行动中要 “以科学知识为向导”。他这里所说的科学指的是: “用理论的方法把一种现象或是事实来做分类，然后了解它们相互的关系，求得它们普遍的原则，预料它们的结果”。从一般意义来说，他所说的科学知识是指: “来自客观世界，经过理论方法处理之后又能指导实践的真理”。丁文江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处理地质科学中的学术问题、学科建设问题、行政管理中的一些问题，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在帮助青年摆脱封建的、唯心主义的影响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种注重考察、尊重事实的思维方法也是他能够正视现实、赞成苏联共产主义者的献身精神的原因。当然，就当时中国面对的政局来说，要做本质的分析还需借助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有些问题现在也还在实践、在探索，这是我们不必对他苛求的。

二、具有以人为本、培育青年的博爱情怀

要开创新事业，关键是人才。伯父一贯非常重视人才培养。1913 年地质调查所 ( 我国第一个地质科研单位) 创立，为解决该所对人才的急需，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工商部开办了地质研究班 ( 所) 。他和章鸿钊、翁文灏一起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地质人才。著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认为其教学质量已等同于欧美同样学制毕业生。事实说明，这批人果然不负众望，大多成长为中国地质工作的脊梁。此后，丁文江对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建设，亦从引进葛利普、李四光任教、筹措经费等方面予以鼎力支持，并亲自上课。丁文江对我国其他高校中早期成立的地质科系也都尽量关怀和支持。

20 世纪初丁、翁、章等在地质教育上的成功，是其后几十年间我国地质学科中卓越人才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近报道: “1938 年至 1946 年间，西南联大的理学院和工学院中，按教师和学生总人数计算，平均每 12 位师生中产生一位院士”。其中又以地学 ( 地质、地理、气象) 三系院士成材率最高，达到 8∶ 1 ( 罗雪挥， “寻找西南联大”，《中国新闻周刊》，2007 年 11 月 5 日出版，46 页) 。

丁文江在培养人才方面所做的工作可归纳为以下 3 点。

第一，竭尽全力为青年的成长创造条件。考古学家李济说: 丁文江 “牺牲了自己的兴趣，想法子造出一种环境，使来者可以享受到他享受不到的工作机会。到现在，至少在地质学方面，年轻有为的都有一条康庄大道可走”。在这里，我们要学习丁文江牺牲自我造福青年的奉献精神，要学习他克服困难创办教学机构的奋斗精神，还要学习、借鉴他按教育规律办事所采取的许多举措。例如: 制定宽口径、重基础的培养方案; 注重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 在主要学科方向上聘请高水平教师; 开展广泛国际合作; 树立严谨的学风，等等。

第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引导青年全面发展。

丁文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在许多方面。以下仅从他在弘扬徐霞客精神，并言传身教地号召地质界树立一代新风来予以说明。徐霞客是我国明末的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在丁文江之前，人们虽然注意其著作的文学、游记价值，但是真正用现代地学的方法编订《徐霞客游记》并使其广为传播的，丁文江是第一人。丁文江自己说，他推崇徐霞客的目的是要说明: 早在 280 年前徐霞客已具有今天欧美人这样的求知精神，我们今天的条件总比明朝要好，青年们若不知奋进，就愧对先人了。在弘扬徐霞客精神的同时，丁文江更忘不了某些外国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嘲讽和藐视，并立志用行动来回答。德国地理、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说: “中国知识分子出门必坐轿子、从来不跋山涉水”，“中国文人性情懒惰”。“丁文江对这一诽谤反应十分激烈，7 年以后他把李希霍芬的语录刊登在一篇反驳文章的开头，这篇文章就是他为创刊的中国地质学技术杂志所写的序言” ( 夏绿蒂·弗思著，丁子霖等译，《丁文江: 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湖南科技出版社，1987 年版，35 页) 。当然，更重要的是，丁文江和几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以自身的奉献精神和奋斗成果对外国人的质疑给予了有力的回答。

丁文江不仅在技术上是科学巨人，而且认为用崇高的生活目标和科学的思想去唤醒社会、教育青年是自己的责任。1923 年为了警惕张君劢等用玄学把青年引入歧途。他在《努力周报》上主导开展了著名的科学与玄学的争论。其实，丁文江与张君劢私交甚深，这次论战完全是为了捍卫真理，为了教育青年。1935 年，针对社会上某些人以 30 年前封建没落的观点贬低和指责青年，丁文江又一次站出来支持进步青年的前进方向。他首先提出了评定青年是否进步应当有个标准，要 “把现在青年的体格、知识、能力和道德与二三十年前的青年比一比看”。接着，他在批判 “文弱书生”、 “八股试帖”和 “读死书”的基础上对体育、智育的标准赋予了正确的内涵。讲到当前青年的道德状况时，他称赞道: “现在的青年家族的道德观念比过去的青年淡薄，但是对社会和事业的责任心则只有增加，没有减少”，他并且以青年地质学者赵亚曾、王恒升为国尽忠的事迹举例予以说明。在这里，丁文江又一次宣传了自己的价值观: 只要真是在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不管是科学家还是革命家，都应当得到肯定和支持。

第三，惜才、爱才，对学生充满爱心的关怀。在清华校园的荷塘旁，有一座闻一多的高大石像，刻记闻先生的名言: “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我认为，这句话可以借用在丁文江身上， “教师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学生”。下面举两个例子。为征集题词，我走访了193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崔克信研究员，他是丁文江直接教授的学生。虽然 98 岁高龄，但对往事记忆犹新，他说: “我是一个成绩优秀但家境贫寒的学生，在校成长的每一步都得到丁文江老师的关怀，标本画得好老师在身旁鼓励我; 回家没路费老师资助我; 我因家庭困难，是老师为我联系奖学金使我顺利完成学业; 毕业后又是老师介绍我到地质调查所工作”。“丁老师是我的恩人，对他的早逝，我非常悲痛，多次想起来就暗自流泪”。再一个例子是赵亚曾。他 1923 年毕业于北大地质系，研究中国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由于业绩突出，被丁文江誉为 “地质学的天才”，非常器重。1929 年 11 月在地质考察中，不幸被土匪杀害。对他的死，丁文江非常悲痛，几乎哭了一整夜，说是 “遭了平生最大的打击”。此后他对抚恤家属、扶养遗孤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记得，在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母亲带我从重庆乘飞机复原回到南京，开小车到飞机场接我的就是赵亚曾长子赵松年。当时他亲切地叫我妈是大姐，并且说他当了飞行员，身上中过日本人的子弹。后来我才知道，丁文江把松年视为己出，度假时带在身边，我妈也陪伴丁文江夫妇，所以他们很熟，以姐弟相称。

二伯父虽然已经远去，但是他对学生、对朋友、对家人的那片赤诚之爱心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也是我们要铭记和学习的。

三、营造独立思考、开拓创新的学术氛围

我是一名长期工作在高等学校基层的教师。报刊上针对当前科、教领域的现状的批评文章总是一次次触动我的心。当诺贝尔奖颁发时，人们就问，“诺贝尔奖为何再次全落美国?”当人们称赞我国经济改革成就时，就指出大学体制存在的弊端，认为 “大学问题破坏了改革共识”。当老教授们聚会时就会呼吁 “重温西南联大传统”。有的院士向温总理当面陈词，指出教育决策中的一些失误。问题症结何在? 关键之一是要营造一个自由的学术氛围和民主的决策机制。丁文江在与他们那一代人的创业经历中，独立思考、直言争辩、肝胆相照、从善如流，民主决策，已是一种风格。下面举几个例子。

对如何用汉文表达地质名词这样的纯学术问题，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各执一词，经争论最终服从翁。

对于教育部要搞 “相同学系归并”的决策问题，丁文江说: 且慢，“这是一件很重大很不容易的事”，必须有调查，有标准，不可以几个人说了算。

对于思想领域中的 “科学与人生观”问题，他主导开展的论战，批驳了那种认为“科学发展导致道德堕落”的错误观点，引领崇尚科学的思潮。

为了建立宣传阵地，伯父参与创办《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并大量撰稿。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健在的老专家仍然怀念胡适、丁文江创办的起名为《独立评论》的刊物，呼唤当年的学术氛围。1933 年《独立评论》先后曾登了两篇文章，第一篇作者是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著名的顾毓琇教授，题目是《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他主张:“现在世界上已有的发明已经够中国受用了”，“我们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科学的新发明，而是已有科学发明的应用”。顾院长认为只要学习国外就够了。后一篇文章针对院长论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作者是清华大学化学系当年新生孙增爵。《独立评论》不但发表了两篇文章，胡适在孙文之后还写了按语。这件事情距今已 70 余年，孙老先生把这两篇文章发给了清华校友通讯，并在函中说: 我 “这篇文章可以充分表示那个时代的学生言论相当自由，思想上有本人自我的见解，不盲从 ‘名人’的指引”。此事已刊登在 2007 年 7月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丛书》第十二辑上。孙老是一位清华老校友，90 多岁了，至今仍然企盼着母校能继承当年独立自由的学术气氛，其赤子之心，让我肃然起敬。丁文江、胡适等先贤倡导的 “独立评论”精神应当世代传承。这既是繁荣学术的需要，又是科技创新的需要，亦是民主决策的需要。

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世代传承和教育后人的意义。丁文江的精神是教育后人的生动材料，并且在许多方面符合党的十七大的精神。这是因为，在这些精神中都强调了为人民服务、为他人献出一份爱心的价值观; 倡导要以科学来指导行动，指导社会发展。这还因为，支持个人独立思考将极有利于学术繁荣、技术创新和民主决策，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丁文江院士发表的论文

吴凤鸣

(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丁文江是一位有作为、有成就、有贡献的 “多维”科学家，说他是卓越的地质学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建者之一，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地学界早已有共识，而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场 “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作为科学派的主将却鲜为人知，今值丁文江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笔者根据个人所掌握的部分史料，作简要介绍，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生平简述

丁文江 ( 1887 ～1936) 江苏泰兴人，号在君，人称现代的 “徐霞客”，1892 年 5 岁进私塾馆，“寓目成诵”，读《四史》、《资治通鉴》等古籍，喜爱诗词，自幼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拥有深邃而雄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10 岁时作《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深受老师的赞赏，15 岁考秀才。一篇《汉武帝通西南 ( 夷) 论》博得知县龙璋的欣赏，收为门下弟子。

1902 年劝送其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曾主编《江苏》杂志，宣传复兴中国，倡导革新，抨击孔儒教育，提倡妇女解放;

1904 年在吴稚晖劝导下，由康有为资助下，离日赴英，到达爱丁堡;

1906 年，年仅 19 岁考入剑桥大学;

1908 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 年获得双科学位后回国;

1911 年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班科举进士考试，获得 “格致科进士”;

1912 年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

1913 年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兼任地质研究所所长; 撰写《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倡议设置地质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培养第一代地质学家的摇篮，意义深远;

1916 年任地质调查所长;

1925 年赴上海出任淞沪总办，虽仅 8 个月，这对他后来的科学家的形象有一定损害;

1931 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研究教授，讲授 “地质学通论”。

二、辉煌业绩

1. 揭开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的序幕

1911 年从英国回归途中，经海防登陆，换乘滇越铁路火车入云南昆明，取道黔湘驿道入贵州，沿途进行了艰苦的地质调查，开创了中国用近代地质方法进行地质考察的先河，考察中看到黔民生活困苦，十分感触作诗一首，题为《黔民谣》;

1913 年同德国梭尔格、王锡宾赴太行山区进行地质考察，并对正太铁路沿线附近地质作了系统调查，撰成《调查正太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

1914 年再度去云南东部、北部作地质考察，历时 200 余天，重点调查了个旧锡矿和东川铜矿，测得《个旧附近地质总图》等，发表《云南东川铜矿》、《云南个旧附近地质矿物报告》等;

1914 年为地质研究所 22 位学员开设了古生物学课程，带领学员分期分批赴北京西山附近及河北、山东、陕西等地进行地质实习和考察，开创了在中国古生物学教学的先河;

1915 年在北京西山及其附近地区，山西、河北等地进行地质调查，重点是山西、河北地区的煤田;

1916 年赴皖南和浙西一带进行地质考察;

1917 年赴河南、湖南、江西，主要调查萍乡煤矿和上株岭铁矿 ( 见《中国铁矿志》) ;

1916 年以他为所长的地质研究所 22 名学员毕业，充实了中国地质调查所，从而拉开了中国地质调查的序幕;

1917 年赴皖南、浙西进行地质调查;

1918 年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出席巴黎和会，同时也考察了一些国家的地质设施;

1918 年再赴山西大同进行地质矿产调查;

1919 年发表《中国之矿产》、《扬子江下游的地质》文章，文中对长江下游的地层作了分区，对江南山岭的地质构造与秦岭、南岭构造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述，同时还探讨了各自间的特殊结构和地壳运动的时代;

1928 年受铁道部的委托，赴广西进行川广铁路线踏勘与沿线地质矿产考察;

1929 年春，组建了一支以他为总指挥的考察队，再度赴西南边陲地区，进行地质考察，考察内容包括地质、地理、矿产、人种等五大学科，考察路线和环境十分艰苦，基本是高山峻岭，原始森林，在考察期间，他的得意门生赵亚曾遇害殉职，深感悲痛，撰有《挽赵予人》七律，1930 年返回北京，结束西南的考察;

1935 年 12 月为政府实施紧急矿藏勘探计划，特别是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到达湖南境内进行地质考察，连续野外工作劳累，在衡阳殉职，年仅 49 岁。

2. 创建或参与创建发展中国地质事业的摇篮

1913 年出任北洋政府矿政司地质科科长 ( 中国第一个地质行政机构) ; 同时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撰成《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同年与章鸿钊等共同创建培养第一批中国地质学家的机构———地质研究所，并兼所长;

1913 年被聘为中国地学会评议员，并作《滇黔地质》学术报告; 1923 年担任该会会长;

1918 年初，在欧洲会见了李四光并希望学成归国，不久李先生就收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书，回国后重建了北大地质学系;

1920 年访美期间，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托，聘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来北大主持古生物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正是由于葛的来华，培养出一批中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诸如孙云铸、尹赞勋等;

1922 年参与中国地质学会的筹建和成立，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志》撰写题为《中国地质学会组织历史》的发刊词，并发表题为《中国地质学会的目的》的文章，两届当选为理事长;

1923 年发起和筹建中国古生物研究社，其中还有张元济、罗振玉、张学良、章鸿钊、梁启超、翁文灏等;

1929 年 8 月参与中国古生物学会创立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孙云铸、俞建章等;

1929 年兼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

1934 年 3 月，参与中国地理学会成立，汇聚了学界名流，其中有: 翁文灏、李四光、竺可桢、谢家荣、叶良辅、张其昀、顾颉刚、谭其骧等;

相继创立地质陈列馆 ( 博物馆) 和地质图书馆等。

3. 主要论著 ( 仅列与地质学有关的)

1914 年发表《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与梭尔格 ( Solger) 、王希宾合著;

1915 年发表《云南东川铜矿》( 英文) ，《远东时报》;

1916 年发表《中国之煤矿》( 英文) ，《远东时报》;

1919 年发表《扬子江下游之地质》( 英文) ，《太湖流域水利季刊》;

《中国之矿产》( 英文) ，《远东时报》;

1921 年发表《第一次中国矿业纪要》，与翁文灏合著;

1922 年在比利时召开的第 13 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提交了题为《滇东的地质构造》论文，文中把滇东地区划分为 9 个构造单元，并论其各自的构造特点;

1922 年发表《中国地质学会组织历史》，《中国地质学会会志》发刊词;

《京兆昌平县西湖村锰矿》，《地质汇报》4 号;

1923 年发表《重演印 “天工开物” 始末记》，《努力周刊》;

1923 年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矿业》，《最近之五十年》;

1923 年参与了 “玄学与科学” 的论战，以 4 篇《科学与人生观》宏论，战胜玄学派，并宣传和捍卫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倡导了科学方法，而成为科学派的主将; 同年，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矿业》;

1924 年发表《中国地质工作者之培养》，在中国地质学会第 2 届年会上的报告;

1926 年在《小说月刊》上介绍《徐霞客游记》一书，内容主要是: 游历的目的、路线、发现及其文学和科学的价值等;

1927 年主编《徐霞客游记》，并新编一本地图集，借以按图证书。其所附《徐霞客年谱》，具有筚路蓝缕之功，曾得到胡适、梁任公等的帮助;

1928 年《中国官办矿业史料》由地质调查所印行;

1929 年发表《中国造山运动》论文，文中阐述了对中国造山运动的分期观点，即广西运动、海西运动和燕山运动，《中国地质会志》，第 8 卷;

1931 年发表《丰宁纪的分层》，《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第十卷;

1931 年发表《中国地质学者之责任》，《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

1931 年发表《川广铁道路线初勘报告录》，与曾世英合著，《地质专报》;

1932 年发表《丁氏及谢氏石燕宽高率差之统计研究》，《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第十一卷;

1932 年发表《漫游散记》，《独立评论》上连载，记述了他 20 年间、遍及 22 省( 区) 的地质的、地理的考察，包括云、贵、川、桂、太行山、燕山等;

1933 年 6 月赴美，代表政府和中国地质学会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第 16 届国际地质大会，会上提交了与葛利普合著的《中国之二叠纪及其在二叠纪地层分类上之意义》及《中国之石炭纪及其在密西西比与本薛文尼二系地层分类上之意义》论文报告; 会议期间还代表我国出席国际古生物学联合会筹备会，当选为筹备委员; 会后赴英国、瑞典、瑞士访问。8 月底，到达苏联莫斯科，受到苏联科学院及地质矿产测勘研究所的接待，曾到巴库油田等地参观访问，留下深刻印象和赞美，对其政治思想均有颇大影响;

1934 年发表《苏俄旅行记》和《苏联南部油田地质》，《独立评论》上连续刊登十余篇，苏联地质科学的成就，影响深远;

1933 年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合编《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地图》由申报馆出版，得到高度评价，被称之为 “国内地图革新之第一声”。

4. 在中央研究院的贡献

1934 年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是一位实际的行政首脑，尤其是受苏联科学成就的影响，他以富有雄心壮志改革者姿态进入研究院，首先建立评议会、基金保管委员会等，并试图把全国科学研究力量集中于研究院，因而曾激起科学界的一场风波。关于丁文江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成就，将有专文另行表述，这里主要列举以下有关文献可供参阅:

( 1) 蔡元培《丁在君先生对中央研究院之贡献》，《独立评论》，第 188 号

( 2) 朱家骅《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院刊》，第 3 集

( 3) 李济《对丁文江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中央研究院院刊》

( 4) 葛利普《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发展》

( 5) 丁文江《中央研究院的使命》，《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2 卷

( 6) 丁文江《科学化的建设》，《独立评论》，第 151 号

( 7) 丁文江《中国中央研究院之科学工作》，英国《自然》周刊

( 8) 丁文江《中国现代科学》( Modern Science in China) ，第 133 页

( 9) 丁文江《我国科学研究事业》

从文献中，可以了解到他的科学观和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论以及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情况。

三、科学与玄学论战始末

正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一场宣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 “玄学与科学”的论战掀起高潮: 论战的主题是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

1923 年 2 月 14 日，清华大学教授张君劢 ( 1887 ～ 1969) 为出国留学生作学术报告，后公开发表《科学与人生观》文章，其基本观点是:

( 1) 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则是主观的;

( 2) 科学可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是综合的;

( 3) 科学为理论 ( 逻辑) 方法支配，而人生观起于自觉;

( 4) 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

( 5) 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对象，而人生观则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总之，强调人生观的中心是自我，与之相对者为 “非我”，科学有一套推理方法，人生观起于直觉，科学为因果规律所支配，人有自由意志、单一性、良心自动，其结论是科学对人生观没有意义，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

张君劢的文章发表后，4 月 12 日他的挚友丁文江在《努力周刊》 ( 第 48、49 期) 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的批评文章，文中就上述玄学五个观点，逐项论述和批驳，其结论是: 人生的、心理上的问题，也是科学研究对象，心理上的内容，包含心理现象、人的感情，都逃不出科学的范畴。科学的目的，就是废除个人主观成见，科学的理性能解决人的感情问题，进而肯定科学、科学的方法能用于建立科学的人生观，能解决人生观问题，那就是人类应该用科学的原则支配自己的人生观，认为科学不外是将事物分门别类，求它们的秩序，然后概括为科学的公例，“……而科学上的公例随着新的发现不断变更，光学、牛顿力学在发展，时空观念在变化，进化论本身也在进化……”肯定心理现象也是科学内容，同样遵循某种客观规律在运动着、发展着; 文中自然也涉及了精神与物质问题的讨论。

紧接着，张君劢在《晨报副刊》发表了《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 ( 上、中、下) ，文中除再次阐述玄学观点外，着重对丁文江等科学派的 “科学万能论”从知识论角度进行了反驳，指责丁 “中了迷信科学的毒”，认为科学与人生观分属不同世界，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起作用，不能在精神世界起作用，并责之为 “机械主义”。人生问题是复杂的，没有统一标准的，没有因果可循，“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认为人的内在精神活动是变动不定的、自由创造的，作为以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方法是不能作用其上的。科学方法和因果律都不能施用于人生观问题，基本否定了科学派主张的科学基础原理和科学方法的普遍性。张君劢强调说: “国人迷信科学，以科学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运用最新的实验心理学和生命哲学理论，指出人的心理、情感和意志的特殊性。

张君劢曾随同梁启超去过欧洲考察，张君劢，接受了当时欧洲超人哲学对西方文明的批判观点，这种论调，作为反击科学派人生观的思想武器。

此时，玄学与科学的论战，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梁启超于5 月5 日发表了《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 “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5 月 23 日发表之《人生观与科学———张丁论战的批评》，基本上是倾向于玄学观点，又以各打五十大板形式。

胡适 5 月 11 日在《努力周刊》上发表《孙行者与张君劢》。我国地质事业创始者之一，章演存 ( 章鸿钊) 在《努力周刊》上发表了《张君劢主张人生观对科学的五点疑点》，有力地支持科学派的论点。

5 月 30 日丁文江再次在《努力周刊》上发表《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全面驳斥张君劢对科学人生观点质疑，并对反驳其科学万能论的观点，再次指出玄学从形而上学关照人生观，认同传统儒学，倡导生命哲学加上新宋学的复兴，这时论战已进入炽热阶段。

张君劢在中国大学演讲，题为《科学的评价》，对丁文江所述科学支配人生观的论点再予以反驳，并说: “科学解决问题也是有限的……”6 月 5 日，丁文江在《努力周刊》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讨论的余兴》，文中强调科学追求客观真理，严肃认真地批判了玄学的本体论，以及与人生观无关的观点，提出玄学是从柏格森的玄学脱胎而出，援引罗素的哲学理念，加以澄清。

支持科学派的除胡适、章演存 ( 章鸿钊) 外，还有:

( 1) 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努力周刊》，1923 年 5 月;

( 2) 朱经农《读张君劢论人生观与科学的两篇文章后所发生的疑问》，《努力周刊》，1923 年 5 月;

( 3) 心理学家唐钺则连续发表多篇论文，其中有《玄学与科学论争所给的暗示》、《一个痴人的说梦———情感真是超科学的吗?》、《科学的范畴》、《读了＜评所谓 “科学与玄学之争” ＞》、《哲学者之眼中钉》等;

( 4)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年;

( 5) 谢国馨《评吴稚晖的人生观》，1924 年 1 月 18 日《学灯》;

( 6) 王星拱 ( 1887 ～1949) 《科学与人生观》、《什么是科学方法》主张科学能解决人生观问题。

支持玄学学派者，有:

( 1) 吴稚晖《箴评八股化之科学》，《晨报副刊》;

( 2) 张东荪《劳而无功———评丁在君先生口中的科学》;

( 3) 菊农《人格与教育》，《晨报副刊》;

( 4) 陆志伟《“死狗”的心理学》;

( 5) 林宰平《读丁在君先生的 “玄学与人生观”》，抨击丁的科学主义;

( 6) 甘A仙《人生观与知识论》。

论战涉及学界各个层面，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也都参与了论战，对科学与玄学作了更为精辟的论述，其中有:

( 1) 瞿秋白 1923 年 6 月 15 日以 “屈维它”署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东方文化与世界文化》，同年 11 月 24 日在《新青年》上发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劢》，1924 年 8 月 1 日在《新青年》上发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驳胡适》。

( 2) 邓中夏 1923 年 11 月 13 日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1924 年1 月 26 日在《新青年》上发表《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

( 3) 萧楚女 ( 署名萧初玉) 于 1924 年 7 月 29 日在《新建设》上发表《国民党与最近国内思想界》。

( 4) 陈独秀 1923 年 12 月 9 日发表《答A之》文中指出胡适是多元论者，对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作了评述，1923 年11 月23 日并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 “序”，主张用唯物主义史观作为人生观的理论之基础。

其他学界重要文章有:

( 5) 胡适 1923 年 11 月 29 日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 “序”，随之，胡适发表《答陈独秀先生》。

( 6) 哲学界蔡元培 1923 年 12 月在《最近五十年》中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信仰。

( 7) 冯友兰发表《一种人生观》。

( 8) 梁启超 1924 年 12 月以后发表《非 “唯”》。

科学派最主要的观点是以科学作为人生观点理论基础，认为科学中内含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可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信仰方式，科学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规范、法则，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学派获得多数学者基本认同。

玄学派代表人物张君劢在为《人生关于之论战》一书 “序”中仍坚持唯心主义观点，在十年后，发表《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一文，其中解释说: “我当时脑子里所有的 ‘科学’二字，实在是指自然科学，不是指全部科学，因为自然界才能同人生观对立起来说。”他修正地说: “科学的本身，就是知识，知识的对象有两种: ①自然界; ②人生。科学这件事，是关于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知识”。 “……科学是可以研究人生问题或社会问题的，但……有个人问题，……有意志问题……不是查出公例”，最后，他依然认为:“科学应该是自然科学，亦即是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

论战的后期，中国倡导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也相继发表论文，对两派的论点，分别作了评论:

( 1) 1923 年 11 月 13 日，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 “序”中，主张用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之理论基础，其观点是: “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就是 ‘唯物史观’，在这个问题上，丁文江、胡适都不彻底”。认为科学派丁文江、胡适是多元论，对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作了评述，胡适 11 月 29 日发表《答陈独秀先生》，12 月 9 日陈独秀发表《答适之》。

( 2) 瞿秋白 1923 年 11 月 24 日在《新青年》上发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劢》，精辟地揭露了玄学派的唯心主义思潮。

( 3) 1924 年 8 月 1 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答张君劢与梁任公》。

( 4) 1924 年 8 月 1 日，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发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驳胡适之》。

论战一年后，梁启超发表《非 “唯”》，文中批驳唯物主义，他认为: “人生是最复杂的、最矛盾的，……真理不能用 ‘唯’字表现的，……凡讲 ‘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坚持心物二元论，批评陈独秀提出的机械主义人生观……会导致命定论……陈独秀多次在上述文章中，强调 “用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论之基础”。

“玄学与科学”的论战，最终以玄学的失败而告终，反映这次学术论战基本内容，有两派各出版一本文集，以科学派主编的《科学与人生观》，由胡适、陈独秀作 “序”; 以玄学派主编的《人生观之论战》，由张君劢作 “序”。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玄学与科学论战提出新的评论，认为: 这次论战基本上只是在上层人士中倡导科学思想、宣扬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试图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但并没有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受到颇大局限性，没有形成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力量，特别是科学派虽然取得论战的胜利，而科学派重要人物的科学观，也深受他们自身的实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经验论影响，诸如像胡适在哲学上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以科学实证唯核心的现代理性思维方式，给 “大胆用心求证”蒙上一层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

关于胡适、丁文江的马赫主义思想，20 世纪 90 年代中，在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以及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学术年会期间，曾两度请教过著名理论家于光远、龚育之等教授，他们共同认为即使有马赫主义色彩，也不能一概抹掉当时科学派宣扬科学思想，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光彩，在当时中国科学处于萌芽阶段，宣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是主流，是有其积极影响和作用的，应予以肯定。

他还引述了当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在 50 年代批判胡适运动初期，评论过胡适这篇对科学的人生观的文章，认为该文是确能表明胡适有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光彩。

龚育之在《对新世纪科技发展的人文思考》一文中指出: “科学派的代表人物丁文江和胡适，试图列出一系列基本观点来描绘他所主张的科学人生观。……不管胡适和丁文江的科学观，有着多少可以和应该批评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进步，而没有理由把它评价为该谴责的 ‘科学主义’统治的滥觞”。

在文章的脚注中还着重地作了说明: “他们的科学观，特别是丁文江的科学观，本来带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性质，到哲学层次上却同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搞到一起了。批判胡适运动的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工作者们大都对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取全盘否定态度，所以那时丁文江、胡适在这场论战中的维护科学的光彩，也被抹掉了。……现在人们当然不再采取这种简单的态度来对待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对待胡适和丁文江了”。

有人问我，张君劢何许人也?

( 1) 张君劢 ( 1887 ～1969) 早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与政治，后留德改学哲学，曾为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23 年因发表《人生观》等文，掀起了一场玄学与科学的论战。他曾是国民党参政员，起草过《中华民国宪法》等。梁启超、张君劢同去欧洲考察，接受了当时欧洲的超人哲学和生命哲学对西方文明的批评论点，并作为反对科学派人生观的思想武器。

张君劢在《人生观之论战·序》中，坚持多元论历史观，反驳陈独秀的唯物史观一元论，坚持 “社会变迁”是 “人类之自由意志为主原理精神立法的理论基础提出人生观的轮廓，非科学公例所能一律相绳。”

( 2) 梁启超 ( 1873 ～1929) 举人出身，清末参与维新变法，1895 年随同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6 年发表《变法通议》，是有名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参与了论战，在一年后 ( 1924) ，发表《非 “唯”》，批驳唯物主义，他认为: “人生是最复杂的，最矛盾的，真理是不能用 ‘唯’字表现的，凡讲 ‘唯甚么’都不是真理”。坚持心物二元论，指出陈独秀提出机械的人生观……会导致命定论; 值得提及的是梁启超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还以欧战造成的破坏来说明 “科学万能论”的破产。但不能忽略，他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科学启蒙都有一定影响。

有的学者提出: 胡适以科学的原理、精神和方法为理论基础，提出了科学人生观的大体轮廓，马克思主义派的陈独秀主张用 “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的理论基础。

玄学派对科学派 “科学万能论”的批评，最主要的论点就是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与人生观分属不同的世界，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起作用不能在精神世界起作用。

玄学派批评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史观一元论，唯物史观解释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

陈独秀的答辩是坚持物质一元论，反对心物二元论，这是针对梁启超的 “非唯”论点而言。认为哲学上对于宇宙观和人生观，向来分为物质一元论和精神一元论，不存在什么二元论说。

陈独秀、胡适等人正是以科学、理性知识，批评宗教迷信和偶像崇拜，有利于人的主体性确立。陈独秀提出以科学代替宗教成为人生新信仰的主张。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梁漱溟提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礼乐代宗教 ( 道德) 。胡适提出宗教 “人化”的见解，即 “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冯友兰提出用哲学代替宗教。

科玄论战是 “科学代宗教”的重要阶段。

梁漱溟说: “科学是知识，宗教是行为，知识不能变更我们的行为，行为是出于情态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史观解释世界乃万物本源，强调世界本源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唯物史观，正是一元论者。

据《光明日报》发表的《“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的影响》一文指出: 陈独秀、瞿秋白在这场论战中对科学主义思潮的支持、对唯物史观的科学化的理解、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无法剔除的解释背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爱国精神三位一体的体现，首先是破除封建迷信和蒙昧主义，启迪中国新文化思潮，用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摈弃旧的 “忠君报国”的伦理道德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

努力扶起“中国镁”中国缺油少气，却是十分难得的镁大国——无论储量还是产量，均占全球的90%以上。镁在实用金属结构材料中，比重最小(密度为铝的2/3，钢的1/4)。这一特性，让它在全球范围内刮起了强劲的“轻旋风”——电子产品越来越轻巧，飞机汽车轮船越来越先进。不过，中国“镁”一直不大好用。“材料就是有用的物质，有用是材料研究的灵魂。”身在高校搞科研的丁文江，能跳出书本、论文，从企业生产看科研。上世纪80年代一次访问日本企业时，他看到镁合金作为最轻的、资源丰富的结构材料大有用武之地，就在国内率先倡导并从事镁合金研究。1987年底回国，他参与了上海大众桑塔纳轿车镁合金变速箱的国产化，努力扶起“中国镁”。易燃烧、易腐蚀、强度低，丁文江心里清楚，我国镁合金技术和产品正是受困于镁的三大“劣根性”。中国镁合金技术想要“挑大梁”，必须让“易燃”的镁不再易燃，“软质”的镁不再软质，“不稳定”的镁合金不再“活跃”。谱写“炼”镁三部曲常规镁合金的燃点仅520℃，远低于合金熔点，导致其易燃而生产困难。丁文江带领科研团队在国际上较早地开展阻燃镁合金的研究，让镁合金燃点提高至935℃以上。燃点大大提升，大气中无保护的镁合金熔炼与生产成为可能，还显著降低熔炼和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目前，该技术已应用于电子产品外壳和汽车变速箱等产品批量生产。常规镁合金比较软，承力比较差，在汽车车轮毂、缸体、发动机支架等最需要轻合金的地方，难堪重任。经过反复试验，丁文江找到两个“好帮手”：采用稀土与锌固溶时效强化和锆细化的方法，创造出一系列新型高强度的镁合金材料。他们不仅在汽车中坚强耐用，更推广应用于多种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关键承力件。最终，就连镁活性大、易反应、产生大量氧化渣的这一世界性难题，也在几十年不断研发、探索和发明中，被丁文江团队“一网打尽”了。随着中国“镁”的层层修炼，从手机外壳到飞机框架，再到实现装备大幅度减重，中国的镁技术及制品越来越“高大上”。美国通用汽车37套模芯组成的全镁V6发动机缸体、日立公司实现减重30%的耐热镁合金活塞、波音公司的民机座椅骨架高强镁型材……丁文江团队的研究，让许多响当当的国际巨头，心甘情愿来到镁大国，求助于中国“镁”。研发医用“镁”支架“寓精于料，料要成材，材要成器，器要好用”。位于交大闵行校区丁文江院士团队的办公楼里，这句“材料箴言”凝练着丁文江几十年的学术理念。在他眼里，材料研究如果不是瞄准应用，就不能算是在研究材料。一次和医生的闲聊中，丁文江注意到，许多骨折病人或是心脏病患者，肌体康复后，健康却埋下了一种说不出的“痛”——金属支架留在体内难以降解，许多人不得不忍受二次痛苦手术取出。而镁可降解，还是人体所需的有益元素，能不能让镁合金替代传统的医用金属支架呢？他带领团队基于“生物安全性、力学相容性、降解可控性”的原则，着手研发新一代可控降解的医用镁合金，终于开发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骨内植物器械和心血管原型，均在动物体内实验获得成功，解决了过去医用金属不可降解的烦恼。目前，相关产品正申请人体临床试验，列为候选的国家认可镁基生物材料，有望引发该领域医疗器件的升级换代。在镁基能源材料领域，丁文江院士团队发明了氢化镁水解燃料电池等，大大升级了人们爱玩的无人机，使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从一次只能半小时，提升至4到6小时，一口气可以飞行300公里。

著名的论文发表

世界10大著名学术期刊：自然Nature、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jm、科学Science、柳叶刀The Lancet、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细胞Cell、化学评论Chemical Reviews、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先进材料Advanced Materials、化学学会评论Chem soc rev

1、自然Nature

《自然》杂志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最有名望的、科学界普遍关注的、国际性及跨学科的周刊类科学杂志，首版于1869年11月4日。

与当今大多数科学杂志专注于一个特殊的领域不同，《自然》是少数依然发表来自很多科学领域的一手研究论文的杂志，许多最重要、最前沿的研究结果都是以短讯的形式发表在《自然》上。2018年12月，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18世界品牌500强”，《自然》排名第439。

2、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jm

新英格兰医学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由美国麻州医学协会1811年创办的评审性质医学期刊和综合性医学期刊，始称《新英格兰医学与外科期刊》，经常被列为世界学术期刊医学领域中拥有最高影响因子之刊物。

期刊内容包含有：主题性之社论，原创性的论文，旁征博引性的评论性文章，即时短篇论文，案例报告，亦有一独特的报道项目称之为《临床医学影像》。

3、科学Science

《科学》（英语：Science）是美国科学促进会出版的一份学术期刊。《科学》是发表最好的原始研究论文、以及综述和分析当前研究和科学政策的同行评议的期刊之一。

该杂志于1880年由爱迪生投资1万美元创办，于1894年成为美国最大的科学团体“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官方刊物。《科学》的科学新闻报道、综述、分析、书评等部分，都是权威的科普资料。2018年12月，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18世界品牌500强》榜单，科学排名第383。

4、柳叶刀The Lancet

《柳叶刀》是1823年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公司出版的杂志，1823年由汤姆·魏克莱所创刊，取名“柳叶刀”，寓意著期刊立志成为“照亮医界的明窗”。该杂志从诞生至今，未曾加入任何一个医学或科学组织，目前在整个医学界仍保持着其独立性和权威性。《柳叶刀》目前主要刊登原创性研究文章、评论文章、社论、书评、短篇研究文章，也有其它一些在刊内常登载的文章，如特刊消息、案例报道等。

5、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

《美国科学院院报》全称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简称PNAS，和《自然》《科学》齐名，是一种权威综合性科技期刊，自1914年创刊至今，《美国科学院院报》仍提供高水平的前沿研究报告、学术评论、学科回顾及前瞻、学术论文和美国国家科学学会学术动态的报道和出版，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综合学科文献/周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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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试探性观点》2.《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方法》3.《热的分子运动论所要求的静液体中悬浮粒子的运动》4.《论动体的电动力学》5.《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关吗？》6.《布朗运动的一些检视》

他发表的著名论文

1901-1904年，在德国权威杂志《物理学年鉴》上发表了5篇有关热力学和黑体辐射等方面的研究。1905年3月，《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变的一个启发性观点》，文中提出光量子学说和光电效应的基本定律，并在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微观物体的波粒二象性，从而圆满地解释了光电效应。（为此获得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05年4月，《分子尺度的新测定》（获苏黎世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05年5月，《根据分子运动论研究静止液体中悬浮微粒的运动》（有力地提供了原子真实存在布朗运动的证明）1905年6月，长篇文献《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完整提出了著名的狭义相对论理论，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1905年9月，《物体惯性和能量的关系》（提出了质量和能量的关系E=mc^2，为原子核能的释放和利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1916年《广义相对论基础》（提出了大质量物体的存在可引起时空连续场的弯曲，为黑洞、大爆炸等新的宇宙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爱因斯坦是真厉害啊！！1905年的五篇论文发表在最权威的杂志上了，有些人一辈子发一篇就津津乐道啦，他一年就发表了五篇！！其中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光电效应，和狭义相对论，有些人说这五篇论文篇篇都能获得诺贝尔奖！！此时的他还只是一个图书管理员身份。。但是从狭义相对论推广到广义相对论用了十年时间，到1915年才发表！最后爱因斯坦致力于将引力场和磁场统一起来，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统一起来，这也是科学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潜心研究的问题……我们都加油吧！争取我们大陆能出位真正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看着每年诺贝尔奖真是让人寒心啊……

【基本信息】姓名：陈景润（1933—1996）身高:1.71米国家或地区：中国身份：数学家功绩：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曾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具体信息】■简历:1933年5月22日生于福建闽侯。家境贫寒，学习刻苦，他在中、小学读书时，就对数学情有独钟。一有时间就演算习题，在学校里成了个“小数学迷”。他不善言辞，为人真诚和善，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把毕生经历都献给了数学事业。高中没毕业就以同等学历考入厦门大学。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1957年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在华罗庚教授指导下从事数论方面的研究。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贵阳民族学院、河南大学、青岛大学、华中工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国家科委数学学科组成员，《数学季刊》主编等职。主要从事解析数论方面的研究，并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国际领先的成果。这一成果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引用。■主要成果：1742年6月7日，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提出一个未经证明的数学猜想“任何一个偶数均可表示两个素数之和”简称：“ 1＋1”。这一猜想被称为“哥德巴赫猜想”。中国人运用新的方法，打开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奥秘之门，摘取了此项桂冠，为世人所瞩目。这个人就是世界上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第一个人——陈景润。陈景润除攻克这一难题外，又把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尖端技术和人类密切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他先后在国内外报刊上发明了科学论文70余篇，并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著作。陈景润在解析数论的研究领域取得多项重大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奖、华罗庚数学奖等多项奖励。他是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巨星的陨落：1984年4月27日，陈景润在横过马路时，被一辆急驶而来的自行车撞倒，后脑着地，酿成意外的重伤。雪上加霜，身体本来就不大好的陈景润，受到了几乎致命的创伤。他从医院里出来，苍白的脸上，有时泛着让人忧郁的青灰色，不久，终于诱发了帕金森氏综合症。1996年3月19日，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因病长期住院，经抢救无效逝世，终年63岁。【他的婚姻】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发表，如旋风般震撼着人们的心灵，震撼着中外数学界。国内外评论说：“陈景润成了中国科学春天的一大盛景”。他被邀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亲切地接见了他。当时陈景润身体不太好，小平同志关怀备至，会议结束后，陈景润被送入北京解放军309医院高干病房。他的到来，轰动了整个医院，院领导给予了盛情的接待，医生和护士无不崇敬这位世界上第一位数学圣人。1977年11月从武汉军区派到309医院进修的由昆，被同伴们拉去看中国这位名人，这真是缘分，过去陈景润连女人名字的边都不粘，连句话都不说的人，此次年近半百的陈景润见到由昆，眼睛一亮，亲切地和由昆打招呼，请她们进来坐下，话也多了。后来由昆被派到陈景润的病房当值班医生。这样，接触的机会多了，每次由昆一出现，陈景润都特别高兴。一天，陈景润关切地问由昆，家住在哪？有没有成家、有没有男朋友？由昆毫不设防，她便心真口快地说：“没有，没有，还早着呢。”以后，由昆也十分关心这位中国数学家，斗转星移，彼此产生了爱情，他们在组织的帮助下结婚了。从此这位被称为“痴人”和“怪人”的数字家陈景润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了。【名人轶事】陈景润不爱玩公园，不爱逛马路，就爱学习。学习起来，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有一天，陈景润吃中饭的时候，摸摸脑袋，哎呀，头发太长了，应该快去理一理，要不，人家看见了，还当他是个姑娘呢。于是，他放下饭碗，就跑到理发店去了。理发店里人很多，大家挨着次序理发。陈景润拿的牌子是三十八号的小牌子。他想：轮到我还早着哩。时间是多么宝贵啊，我可不能白白浪费掉。他赶忙走出理发店，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背起外文生字来。他背了一会，忽然想起上午读外文的时候，有个地方没看懂。不懂的东西，一定要把它弄懂，这是陈景润的脾气。他看了看手表，才十二点半。他想：先到图书馆去查一查，再回来理发还来得及，站起来就走了。谁知道，他走了不多久，就轮到他理发了。理发员叔叔大声地叫：“三十八号！谁是三十八号？快来理发！”你想想，陈景润正在图书馆里看书，他能听见理发员叔叔喊三十八号吗？过了好些时间，陈景润在图书馆里，把不懂的东西弄懂了，这才高高兴兴地往理发店走去。可是他路过外文阅览室，有各式各样的新书，可好看啦。又跑进去看起书来了，一直看到太阳下山了，他才想起理发的事儿来。他一摸口袋，那张三十八号的小牌子还好好地躺着哩。但是他来到理发店还有啥用呢，这个号码早已过时了。陈景润进了图书馆，真好比掉进了蜜糖罐，怎么也舍不得离开。可不，又有一天，陈景润吃了早饭，带上两个馒头，一块咸菜，到图书馆去了。陈景润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个最安静的地方，认认真真地看起书来。他一直看到中午，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馒头来，一面啃着，一面还在看书。“丁零零……”下班的铃声响了，管理员大声地喊：“下班了，请大家离开图书馆！”人家都走了，可是陈景润根本没听见，还是一个劲地在看书呐。管理员以为大家都离开图书馆了，就把图书馆的大门锁上，回家去了。时间悄悄地过去，天渐渐地黑下来。陈景润朝窗外一看，心里说：今天的天气真怪！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天又阴啦。他拉了一下电灯的开关线，又坐下来看书。看着看着，忽然，他站了起来。原来，他看了一天书，开窍了。现在，他要赶回宿舍去，把昨天没做完的那道题目，继续做下去。陈景润把书收拾好，就往外走去。图书馆里静悄俏的，没有一点儿声音。哎，管理员上哪儿去了呢？来看书的人怎么一个也没了呢？陈景润看了一下手表，啊，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他推推大门，大门锁着；他朝门外大声喊叫：“请开门！请开门！”可是没有人回答。要是在平时，陈景润就会走回座位，继续看书，一直看到第二天早上。可是，今天不行啊！他要赶回宿舍，做那道没有做完的题目呢！他走到电话机旁边，给办公室打电话。可是没人来接，只有嘟嘟的声音。他又拨了几次号码，还是没有人来接。怎么办呢？这时候，他想起了党委书记，马上给党委书记拨了电话。“陈景润？”党委书记接到电话，感到很奇怪。他问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高兴得不得了，笑着说：“陈景润！陈景润！你辛苦了，你真是个好同志。”党委书记马上派了几个同志，去找图书馆的管理员。图书馆的大门打开了，陈景润向管理员说：“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谢谢！”他一边说一边跑下楼梯，回到了自己的宿舍。他打开灯，马上做起那道题目来。【陈景润与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时，有幸聆听了清华大学调来一名很有学问的数学教师讲课。他给同学们讲了世界上一道数学难题：“大约在200年前，一位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数学家提出了‘任何一个偶数均可表示两个素数之和’，简称1＋l。他一生没有证明出来，便给俄国圣彼得堡的数学家欧拉写信，请他帮助证明这道难题。欧拉接到信后，就着手计算。他费尽了脑筋，直到离开人世，也没有证明出来。之后，哥德巴赫带着一生的遗憾也离开了人世，却留下了这道数学难题。200多年来，这个哥德巴赫猜想之谜吸引了众多的数学家，但始终没有结果，成为世界数学界一大悬案”。老师讲到这里还打个形象的比喻，自然科学皇后是数学，“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后王冠上的明珠！这引人入胜的故事给陈景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哥德巴赫猜想”像磁石一般吸引着陈景润。从此，陈景润开始了摘取皇冠上宝石的艰辛历程......1953年，陈景润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曾被留校，当了一名图书馆的资料员，除整理图书资料外，还担负着为数学系学生批改作业的工作，尽管时间紧张、工作繁忙，他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数学科学。陈景润对数学论有浓厚的兴趣，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系统地阅读了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有关数学的专著。陈景润为了能直接阅读外国资料，掌握最新信息，在继续学习英语的同时，又攻读了俄语、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学习这些个国家语言对一个数学家来说已是一个惊人突破了，但对陈景润来说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为了使自己梦想成真，陈景润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冬，在那不足6平米的斗室里，食不知味，夜不能眠，潜心钻研，光是计算的草纸就足足装了几麻袋。1957年，陈景润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工作，做为新的起点，他更加刻苦钻研。经过10多年的推算，在1965年5月，发表了他的论文《大偶数表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2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文的发表，受到世界数学界和著名数学家的高度重视和称赞。英国数学家哈伯斯坦和德国数学家黎希特把陈景润的论文写进数学书中，称为“陈氏定理”，陈景润终于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这一世界数学之谜，这一世界数学“悬案”终于被陈景润所破译，皇后王冠上的明珠终于被陈景润所摘取。可是这个世界数学领域的精英，在日常生活中却不知商品分类，有的商品名字都叫不出来，被称为“痴人”和“怪人”。作家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这样描绘陈景润的内心世界：“我知道我的病早已严重起来。我是病入膏肓了。细菌在吞噬我的肺腑内脏。我的心力已到了衰竭的地步。我的身体确实是支持不了啦！唯独我的脑细胞是异常的活跃，所以我的工作停不下来。我不能停止。……”对于陈景润的贡献，中国的数学家们有过这样一句表述：陈景润是在挑战解析数论领域250年来全世界智力极限的总和。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这样意味深长地告诉人们：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

陈景润（1933年5月22日～1996年3月19日），汉族，福建福州人。中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生活(19张)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1953年～1954年在北京四中任教，因口齿不清，被拒绝上讲台授课，只可批改作业。

后被“停职回乡养病”，调回厦门大学任资料员，同时研究数论，对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科学实验、尖端技术、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等问题也作了研究。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80年当选中科院物理学数学部委员(现在的院士)。

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数论问题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被称为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安德烈·韦（André Weil）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

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贵阳民族学院、河南大学、青岛大学、华中工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国家科委数学学科组成员，《数学季刊》主编等职。发表研究论文 25篇，并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著作。

扩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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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按照topic而不是不按照citation选择，因为一些高引用率的比较老，或者说太经典了，已经被简化为教科书了。首先是方法的文章，学好方法，用起来放心。然后是factor方面的文章。然后是market efficiency，好多asset pricing的reading list都会涉及，但是也有很多不会讨论，其实没啥问题，感觉只是一个对市场的理解。value and momentum，liquidity，asymmetry和主要的anomaly都是比较重要的，一般的业界量化也会用。最后就是fund方面的文章，我觉得和其他的factor，anomaly文章有一些区别。anomaly方面文章来源自之前课上的reading list（asset pricing. empirical asset pricing, empirical finance），fund方面来源自正在上的课的syllabus（theory of asset pricing。因为老师是做hedge fund的，所以要读一些重要的fund文章。）。另外还有一些是之前自己看过的，觉得不错所以一直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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