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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之初谁发表了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5 19: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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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西游记的确是吴承恩写的呀。

西征之初谁发表了论文啊

刘桢生平考摘 要:刘桢,以诗歌见长,与曹植并称“曹刘”。根据相关史料及文集理清刘桢依附曹操,任司空军谋祭酒、丞相掾属、五官将文学、平原侯庶子、临淄侯庶子等情况,考订刘桢于建安十六年夏因平视甄氏被刑,建安二十二年遭疫气而亡,享年约43岁。 关键词:刘桢;生平;生卒年 作者简介:王燕(1979-),女,汉族,湖北襄阳人,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2--02 刘桢字公干 ,生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前后 ,东平宁阳人,即今山东宁阳县人,为汉宗室子孙 。其祖父名梁,字曼山 。 刘桢早慧,年八、九岁,能诵《论语》、《诗》,论及篇赋数万言 ,年少时便文名远播。初平三年(192年)曹操闻其文名,招其来归,桢以年小未就 。 建安三年春,刘桢任司空军谋祭酒 。任职期间,于建安七年、九年随从征邺 。建安十三年,曹操为丞相,刘桢被辟为丞相掾属,同年从征刘表,预赤壁之战 。十四年随军还谯,赴曹丕宴 。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刘桢任五官将文学 ,时曹丕驻守邺城,刘桢与诸子随侍,同游南皮、邺城西园 。诸子同游是刘桢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任文学期间,刘桢曾辞曹丕借廓落带 。建安十六年夏因平视甄氏被刑 ,然而不久即被赦,复为文学 ,后转为平原侯庶子 。曹植十九年徙封临淄侯,刘桢也于十九年或稍后随之转为临淄侯庶子。建安二十年(215年)刘桢在清漳河滨养病,曹丕前来视疾 。 刘桢于建安二十二年遭疫气而亡,终年约43岁 。 注释: [1]刘桢,建安七子之一,以五言诗著称,与曹植并称“曹刘”(《文心雕龙·比兴》)。《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幼智下》引《文士传》:“刘桢字公干”。 [2]见俞绍初《建安七子集》附录《建安七子年谱》,中华书局,1989年,354页。 [3]《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字曼山,一名岑,东平宁阳人也。梁宗室子孙,……孙桢,亦以文才知名。” [4]关于刘桢与刘梁的关系有不同的说法。《魏志·王粲传》注引《文士传》:“桢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认为桢为梁之子。而《后汉书·文苑传》认为桢为梁之孙。案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刘梁生于公元120年,以刘桢生年公元175年推之,时梁已55岁左右,则桢为梁之孙较为可信。 [5]《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幼智下》引《文士传》:“刘桢字公干,少以才学知名。年八、九岁,能诵《论语》、《诗》,论及篇赋数万言。警悟辩捷,所问应声而答,当其辞气锋烈,莫有折者。” [6]见俞绍初《建安七子集》附录《建安七子年谱》,中华书局,1989年,354页。 [7]《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传》注引《魏志》:“桢字公干,为司空军谋祭酒”。按《魏志·武帝纪》:“三年春正月,公还许,初置军师祭酒。”则刘桢任司空军谋祭酒在建安三年春正月以后。 [8]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刘桢诗》:“北渡黎阳津,南登纪郢城。”《文选》张铣注曰:“北渡者,谓从太祖征袁绍。”按《魏志·武帝纪》,曹操七年破袁绍,九年与袁尚相持于黎阳。据此刘桢从征邺在建安七年、九年。 [9]《三国志·武帝纪》:“(十三年)夏六月,以公为丞相。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又《三国志·王粲传》:“瑒、桢各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则桢为丞相掾属在建安十三年。关于从征刘表,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一:“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李善注:“元后,谓曹操也。至南乡,谓征刘表也。”又《遂志赋》自叙经历:“梢吴夷于东隅,制叛臣乎南荆。”“制叛臣”谓征刘表。而曹操征刘表、赤壁之役在建安十三年。 [10]《三国志·武帝纪》:“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十二月,军还谯。”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一:“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四节相推斥,季冬风且凉。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文选》李善注:“丰、沛,汉高祖所居,以喻谯也。君,谓五官也。”诗中又有“季冬风且凉”句,与是年还谯时令合。由此可知刘桢从征刘表到还归谯郡一直随行曹氏。曹丕《感物赋序》中有“南征荆州,还过乡里”,指征刘表之后还归乡里谯郡,于谯郡设宴招待诸文人。“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即刘桢追忆昔日曹丕在谯郡宴饮歌舞的场面。 [11]《魏志·武帝纪》:“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又《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典略》曰:“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 [12]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曹丕于建安十六年封五官中郎将,阮瑀于十七年卒,又据信中“天气和暖,众果具繁。……节同时异,物是人非”可知诸子同游在十六年夏秋之际。而据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知昔日游处有南皮和西园两处,南皮在今河北省,西园在邺城。 [13]《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文帝尝赐桢廓落带,其后师死,欲借取以为像,因书嘲桢……桢答曰:‘……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若实殊异,尚可纳也。’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刘桢辞借廓落带发生于被刑输作前,被刑时间见下注。 [14]《世说新语·言语》第二注引《典略》:“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酒酣坐欢,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刘桢被刑时间还可参看《魏志·王粲传》述吴质事注引《魏略》:“及河北平定,(大将军)[五官将]为世子,质与刘桢等并在坐席。桢坐谴之际,质出为朝歌长”,可知刘桢被刑与吴质任朝歌长同时。《魏略》接着说质:“后迁元城令。其后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据《三国志·钟繇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云:“太祖征汉中,太子在孟津”,可见“大军西征”指曹操征汉中,查《魏志·武帝纪》,曹操西征汉中为建安二十年,吴质迁元城令在西征汉中前,故必在二十年或二十年前。又据曹植《与吴季重书》“墨翟不好伎,何为过朝歌而回车乎?足下好伎,值墨翟回车之县”,可知此信是质任朝歌长时所作。而质于建安二十年甚至二十年前已迁元城令,故此信最晚作于二十年,时质仍任朝歌长。吴质回信《答东阿王书》曰:“墨子回车,而质四年。”可知此时质任朝歌长已四年。由二十年上推四年正是建安十六年,故最晚建安十六年吴质出为朝歌长,同时刘桢被刑,与《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典略》所述时间吻合。再由徐干《赠刘桢》:“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陶陶朱夏别,草木昌且繁”可知,刘桢受刑在是年夏天。 [15]《水经注》卷十六《谷水注》引《文士传》曰:“后太祖乘步牵车乘城,降关(疑作“观”)簿作,诸徒咸敬,而桢拒,坐磨石不动。太祖曰:‘此非刘桢也,石如何性。’桢曰:‘石出荆山悬岩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内秉坚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莹,禀气贞正,禀性自然。’太祖曰:‘名岂虚哉!’复为文学。” [16]《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传》注引《魏志》说刘桢:“为司空军谋祭酒,五官郎将文学,……转为平原侯庶子。” [17]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二曰:“余婴沉痼疾,窜身清漳滨。……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诗为赠曹丕的,“所亲”当指曹丕。可知刘桢于清漳河滨养病时,曹丕曾来视疾。而视疾时间,《赠五官中郎将》其三曰:“秋日多悲怀,……壮士远出征,戎事将独难。”李善注云:“‘壮士’,谓五官也……‘出征’,谓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为五官中郎将。’《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干、刘桢等俱逝。’然其间唯有镇孟津及黎阳,而无所征伐。故疑出征谓在孟津也。以在邺,故曰出征。以有兵卫,故曰戎事也。”李善认为“出征”谓曹丕因曹操征张鲁而驻守孟津,相对于邺城,所以说“出征”,因有兵卫,所以说“戎事”。曹丕视疾在赴孟津前夕,即建安二十年。 [18]《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干、琳、瑒、桢二十二年卒。”《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注引《魏书》载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后汉书·献帝纪》、曹植《说疫气》也说大疫发生于二十二年,则刘桢于建安二十二年卒当无疑。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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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发表了爱乐之城的论文

当《爱乐之城》最后一幕定格在米娅和赛巴斯蒂安重逢的时候,我的心情既复杂又沉重。我清醒地意识到,达米安这一次又想通过电影这个“做梦”的媒介,带给观众一个既残酷而现实,深情而又隽永的爱情故事。 我一直认为,一部优秀的影片,必须要有一个曲折而迂回的剧情。不过这种长久以来形成的概念瞬间被本片的出现而打破。《爱乐之城》仅需透过清汤挂面般的朴素的剧作,简略而纯真的人物关系就让整部影片立了起来,这与导演达米安·沙泽勒出色的叙事能力和技巧是分不开的。 《爱乐之城》所要讲述的母命题依然是关于“理想遭遇现实”,但这一次导演收起了愤怒,而用最细腻质朴的语言来讲述故事。电影里的艾玛·斯通饰演的米娅是一个不得志的演员,她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屈居于某个咖啡馆里工作,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追逐演戏的热情。而瑞恩·高林斯饰演的赛巴斯蒂安是一名痴迷传统爵士音乐的乐手,他想拥有一间属于自己酒吧,这样,便能够为观众演奏真正的爵士音乐了。两个失意的年轻人,在音乐和舞蹈的交流之中,碰撞之下逐步升华感情,他们相互勉励,朝着彼此的理想逐步迈进。 我们很难嘲笑两人的纯真,反而还会被他们的言行举止所感染,因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能执意追逐梦想,不完全妥协于现实的人已经少之又少了。片中有一句台词是这样的:“如果你沉迷于怀旧,又谈何革命和创新?”这难保不是导演曾接受过的告诫,尽管如此,达米安依然通过《爆裂鼓手》和《爱乐之城》找寻着他内心最原始的冲动。 毫无疑问,本片最令人心生向往的,莫过于那些动听的歌曲与故事主体的相互穿插。这对于歌曲创作的意境和剧情铺排的细致程度都是难度不小的考验。尽管歌舞场面在本片中占有着一定的比重,但达米安并没有让它们喧宾夺主,而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男女主角沐浴在爱河中的愉悦,或是迷失在现实中矛盾而又悲伤的心境。同时,它们也为本片的浪漫主义色彩起到了加分的作用。 在很多同类型电影中,歌舞场面的运用往往给予了观众逃避现实,向往理想的借口,《爱乐之城》中的歌舞元素有着异曲同工的修饰作用,唯一不同的是,她捍卫了片中男女主人公爱情的纯洁性,尤其当两人在街头随心所欲地舞蹈,或是那个飞向星河,翩翩起舞,深情相拥的场面,宛若一个架空于现实世界的童话故事。 不过达米安也是务实的。很快,所有让人迷醉其中的的浪漫幻想,便被瓦解得支离破碎。成名后的米娅和赛巴蒂斯安各奔东西,而将两人联系起来的,是一串串教人熟悉的旧日的音符,此时影片前半段那些动人的旋律,在一瞬间全都演变成观众和主人公脑海中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它们与两人的现实处境和关系,无形之中构成了令人唏嘘的,强烈的反差和冲撞。 人们钟爱欣赏文艺爱情片,因为人类有生俱来的本能——成人之美。台湾有部文艺片叫《逆光飞翔》,故事同样讲述男女主角如何逐梦,不过他并没有像《爱乐之城》这样狠狠地毁坏观掉观众的愿望,就是生怕违反了”规则”。但达米安却试图通过这样那样的遗憾告诉观众,那些凝格在时间里的记忆符号,何尝不是最灿烂的永恒。 其实长久以来,好莱坞歌剧片被视作是亚文化类型片,给人的印象一直是贵气高傲的。所以达米安试图通过两个具有亲和力的年轻偶像——瑞恩·高林斯和艾玛·斯通,拉进本片与年轻观众的距离。电影中,两位主演展现出了不俗的音乐才华和表演水准。尤其是唱歌和台词相互切换时,情绪递进的要自然流畅,不露痕迹。要知道,任何精湛的演技离不开足够的交流和环境的反射,否则就会显得空洞乏味。其实影片一开始时,两位主角在处理表演转换时还未完全把握好,到了中后半段便渐入佳境,浑然天成了。 有人曾说,本片是达米安写给“洛杉矶的一封情书”,的确,电影中所为我们展现的洛杉矶是个浪漫之都,同时也是一个梦想的起源之地,不过我认为这个故事并没有很浓烈的地域色彩。要理解米娅和赛巴蒂斯安的情愫并不难,当我们进入社会后,理所当然地会步入婚姻的殿堂,然后生儿育女,过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普通生活,有时当爱情面对现实生活的考量,难免会变了味道,此时此刻,我们反而会回味那个为了理想而共同努力,不带任何功利和物欲的情感。 本片在去年威尼斯电影节公开放映时,就获得了不俗的评价。在今年更是获得奥斯卡奖14项提名,可谓是大放异彩。虽然本片仅有三千万美元的制作费用,但它通过真挚自然的情怀,对洛城都市人文气息的展现,拥有着不可用奖项来衡量的艺术价值。如果西方观众们还停留在王家卫《重庆森林》式”秋刀鱼罐头会过期,爱情没有保鲜”那个爱情稍纵即逝的年代,那么达米安用《爱乐之城》证明了一点,流淌的韵律并没有什么保质期,当那似曾相识般的韵律一被奏响,我们还是会陡然随它穿梭回那个为梦想而活的青葱岁月。(文/麦克疯说电影)

1 如果你对洛杉矶这座城市不熟悉,对爵士乐没有概念,对老电影也没有感觉,那么《爱乐之城》对你来说,迷人的地方就只剩下这个有些老套的爱情故事了。 一个是怀揣演员和剧作家梦想却在咖啡店打工的文艺女青年,一个是追求纯正爵士乐却在酒吧里弹着《Jingle Bells》的落魄钢琴师。两人最初的几次相遇都充满了戏剧性,又显得那么滑稽。后来在女主的主动下,男主渐渐有感觉,两人终于吻在了一起。 那时候他们都很穷,但没关系,他们有理想。他们认为对方追求的东西是神圣的,不在乎外人的看法,只需要彼此鼓励。那种状态就像木心在诗里说的,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另外的精力都要放在各自的梦想上面。 这段爱情起始于冬天,经过一个四季的更替,又在冬天结束。故事的最后辗转来到五年后,沧海桑田,两人都算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曾经的文艺女青年成为享誉全球的女演员,而落魄的钢琴师也有了自己的爵士酒吧,只弹自己感兴趣的音乐。 但是,他们之间的爱情却流失了。 2 走出影院的时候,特别是情人节的夜晚,可能很多观众都会诧异,为什么这对有情人最终难成眷属?他们多般配,又多么喜欢对方,也曾经历患难,为何还是无法在一起? 除去悲伤的爱情故事总能引起观众的共鸣这一因素,《爱乐之城》里面的这对情侣最终无法在一起是必然的。 爱情虽然能够使人疯狂,失去理性,但是细心的观众应该能够感受到,米娅和小塞之间的爱情,成熟多过感性。也就是说,他们都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 米娅最开始喜欢小塞,是因为后者身上那股追求纯正和严肃音乐的气质,而后面小塞开始有感觉,也是看到米娅身上热爱表演艺术的执着。他们的爱情最强烈的时刻,发生在爵士音乐酒吧里,小塞跟米娅讲述爵士几乎没人听,而他就是要改变这种现状的时候,以及小塞看到米娅的剧本时,直呼“天才”,并安慰米娅不要在乎其他人看法的时候。 最好的爱情,是两个人相互扶持,相互成长,相互欣赏,成为彼此的安慰。但是,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或许爱情就会面临终结。这也是为什么《爱乐之城》会变成“爱乐之伤”的必然结果。 两人的爱情曾经出现过一次裂痕。当小塞加入基思的乐队,在事业上有了一定的改善,并且逐渐赢得世俗名声时,米娅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已经开始渐行渐远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拉开了,一方面是因为逐渐出名的小塞已经不是她一个人的小塞,而成为了大众的小塞;更重要的在于,小塞已经开始放弃追逐最纯正的爵士乐了。 那个晚上的谈话,暴露了两人之间情感的隐患。所以在米娅受邀去巴黎拍戏之后,小塞没有跟着一起去巴黎做爵士乐,而是留在了洛杉矶。一如那天晚上小塞让米娅跟着他去各地巡演一样,米娅同样拒绝了。因为她的事业和追求都在这座城市。 看到这里,你就可以从主观上断定,为何米娅和小塞终究不能走到一起。两人因为彼此对于理想的追求而相互着迷,却在最后因为理想与爱情之间的冲突而选择分手。若是其中一人妥协呢?米娅不去巴黎,或者小塞跟着去巴黎,那么两人之间最初的爱情动力就消失了,最终的结局还是不能在一起。 3 说到这里,你或许会觉得很伤感。其实大可不必,年轻的导演在《爱乐之城》里就是要告诉大家,当两人因为理想的冲突而无法在一起时,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欣慰地接受对方现在的生活,不要伤感。毕竟,你们曾经有过美好的过往。 《爱乐之城》结尾的那段幻想,正是整部影片中最感人的部分。如果重来一次,他们在酒吧里直接拥吻,然后故事进入到高潮,最终携手步入酒吧的不是米娅和现在的丈夫,而是小塞,那又会如何呢? 当然,那会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但事实终究不会如此。在最后一个音符还没弹完时,两人回到现实,离开的刹那,彼此眼神相对,微笑离开。不需要伤感,也没有眼泪,只因为曾经共同拥有过一段很不错的岁月,而且彼此都很珍惜,那就足够了。 有多少爱情,最终都以分手告终,但这并不影响曾经发生过的美好。就像这部电影的原名叫《La La land》,在英语中有迷醉和白日梦的意思。而放在这里,正是对那几分钟回放的最好描述,那是一场泡沫与幻影。

谁发表了论文

孙丹丹。在2020到2021年四川发表最多;论文的学者是孙丹丹,一年的时间发布了六篇论文,最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是《人类与自然》。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实践的论文是雅斯贝尔斯发表的。教育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一种。作用中国的教育体制正处于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过程中。所谓“素质教育”,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是一种正确的教育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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