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政治现状对比论文发表
越南和中国的关系就非常紧密。
因为越南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而且中国的文明发展水平要比周边的国家都强大得多。所以周边国家在历史文化角度上和中国都高度相似。他们都是学习中国而强大起来的，他们就连国家制度都和中国大差不离。越南作为中国上千年的邻国，自然也和中国很像。
越南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历史上中国文化对越南有较深的影响。在中越两国漫长的社会发展中，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不断，建立了十分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为中越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古代中国与越南的历史渊源的三个时期，即传说时期、郡县时期和宗藩时期：
一、传说时代：
传说时代太过古老，难以考究。
二、郡县时代：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原。秦王朝于公元前214年平定岭南地区之后，设立桂林、象郡、南海三郡。秦时的象郡管辖着今天的广西西部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地区，治所则设在今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崇左市。秦末楚汉年间直到汉武时代经历过短暂的南越国时期。公元前112年，汉王朝平定南越。
三、宗藩时代：
公元960年，赵匡胤统一中国，建立北宋王朝。宋朝时期，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但政治、军事、外交则相对疲软。公元968年，驩州刺史兼御蕃都督丁部领平定安南地区
“十二使君”之乱，建立大瞿越国，“境内安堵，安民德之，乃推部领为交州帅，号曰大胜王。”
至此，越南摆脱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有了一定的军事基础。此时，越南已是一个独立的封建王朝，但仍需通过朝贡和册封的途径，保持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大胜王派遣使臣接连向宋朝进贡，宋室便册封其为“交趾郡王”，封其子为“检校太师、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
简述战争,赞扬祖国
1、中越政治制度均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越南借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增长较快。文化由于越南是汉代后中国版图分离的附属国，从古至今，奉行文化是以中华文明为底蕴，存在文明共性。2、中由于长期是越南宗主国，长期来输出文化，政治经济上站主导地位，越长期依附中国而生存，但70年代后越南部分领导人受苏、法、美等教导，开始充当上述国家的走狗，公然挑衅中国，冲到一线对抗中国，中国原附属国如越南、朝鲜、韩国、中国分离的蒙古，及新加坡等均存在同性，喜欢被人当狗呼唤，充当以华制华的工具，企图与华争论谁是正统。
中国与越南政治体制相同，经济体制改革相似。经济上中国生产总值是越南的几十倍，人均也大大高于越南。军费上中国也是越南的十倍以上。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质量数量及人数都大大优于越南。中越两次海战，一次陆战中国都大获全胜。
中国对外研究现状论文发表
论文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写法如下：
第一，写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时候首先需要具备的是研究国内的现状，需要举出一系列的数据，同时这些数据必须是来源于正规的数据平台，这样的平台国家已经很多，中国知网是一个全国比较大家的数据库大家可以在这里查找，这个方法大家要记住。
第二，大家写国外研究的时候，需要明白的是国外的整体情况，需要了解具体国家的整体数据，同时对这个国家的文化要有了解，这样才可以引述正确。这些资料可以各大国际知名网站查找，美国的很多大学网站对外开放一部分，可以去那里研究一下。
论文的介绍如下：
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
2020年12月24日，《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办法》提出，本科毕业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抽检比例原则上应不低于2% 。
论文一般由名称、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可有可无。
在写之前、或者说是查找相关文献之前，你需要明确这样几个问题：
(1)研究所属的领域或者其他领域，这个问题已经知道多少;
(2)已完成的研究有哪些;
(3)以往的建议与对策是否成功;
(4)有没有建议新的研究方向和议题。
因此文献综述部分，是有一个内在逻辑的。你需要遵循以下步骤：
1、了解前人已经提出的问题
通过对研究课题的相关文献进行阅读，了解前人在研究课题方面提出了哪些问题。一般地，对于任何研究主题，都或多或少有前人涉及过，都会提出若干观点，为论文写作或者研究提供启发。
2、明确前人解决了哪些问题
了解前人解决了什么?解决到什么程度?这是文献综述所要解决的第二大议题。
3、那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在进行文献研究时，也可以注意前人解决问题的思路。通过研究前人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够对研究者产生借鉴启发作用。作为硕士研究者，可以尝试在相同的背景下模仿其研究方法，常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案例研究、规范研究、实证研究、演绎推理等。
4、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这个部分就可以表现出你这篇文章的研究意义)
通过文献综述的研究，找出前人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文献研究时需要得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找到某一研究主题前人尚未研究的方面和内容，作为论文研究的依据。同时结合前人的研究思路，构思怎样进行研究。
5、探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这个部分就需要简要说明你接下来的研究工作)
当然，在写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时候你不需要长篇大论，或者把关注的学科写成一篇非常全面的历史纪录。这时候你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将前人的研究进行排除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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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西教育对比论文发表
中西方文化历史背景不同，教育也有所差异。很多人认为中国基础教育扎实，西方一些教育学者也在呼吁向亚洲包括中国学习基础教育。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中西方教育差异对比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论中西方教育体制的差异》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中西方教育体制的差异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
关键词：大学生 教育与改革
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但过于神化教育了。虽然教育是国家文明与科技发展的体现，但不应该让人感到高等教育有特殊层次。从教育总体差异上来讲，我们教育传统的定义往往是学生在被动地学，而西方是自由主义学说。有人说：“中国教育模式对学生有利于打基础，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西方的教育模式，有利于学生的创造性发挥，但往往学生受制于自己的基础功底，也容易出问题”。打基础和发展创造力，这个平衡点如何取得，是我国现在教育难点和重点
一、我国教育体制的弊端
如果我们还是为自己的分数和名次而拼命，如果还是为了可以上更好的大学而学习的话，中国强则是一句空话，如果我们老师还是看分数来决定这个学生是否优秀，我们孩子将失去童年的记忆。
我国的教育制度有点僵硬。而且高考制度非常让人无语和无奈，先不说地方招生分数差异的问题。光是加分就让人纠结。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度，我们只能学会去适应，去争取，因为我们不能改变这个社会，也不能让社会来适应我们，只有自己去适应社会，高考的道路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力争自己可以踏过这人生转折点的独木桥，只能力求自己不成为那个被挤掉的人。中国的教育是面对大多数学生，不否认这种“广泛”的教育尺度或者方法会埋没一些所谓天才学生，但教育体制不会因为某个人有特长或者潜力而改变，它教育的原则是教会大多数的学生，而不是只教某个人。很多同学抱怨很多课程没有用，但是还设置了这些课程。其实学生没有注意到这些课程的重要性。在人生中，很多的知识是一定要学的，只不过是学习时间和空间上的一个先后的问题。高考确实不是什么讨人喜欢的制度，但是相比之下这是目前最好的制度了。
二、西方国家的教育体制
西方个人本位的教育传统，这种教育体制在新旧文化冲突中形成的新的世界观，打碎了宗教的精神枷锁，使教育获得了新生，教育上的种种变革生气勃勃地发展了起来。从教育总体差异上来讲，我们的定义往往是学生被动的，而西方是自由主义。我们的教育方法是有利于打基础，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由想象力。西方的有利于创造性发挥，但往往学生受制于自己的基础功差，也容易出问题。打基础和发展创造力，这个平衡点如何取得，是大家都在头痛的事情。
很多人会说，如果说中西方教育各有所长，那为何我们的科技发展落后于美国那么多。从这点看，因为美国有向全世界开放的高等教育体系，因此他们结合自己学生基本功不好的这个弱点，用大量的优秀留学生来弥补他们的不足。如今在美国高校搞科学研究的，很多是来自中国、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他们除了学美国的先进技术之外，于博士和博士后提供更为丰厚的报酬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整个美国社会庞大的商业、教育界、政府研究机构等，都为这些学生毕业后提供了就业机会。所以才造就美国教育的世界龙头老大地位。
三、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意义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如何切实有效地逐步提升中国教育的质量和学术水平，教育的资金投入远远不够，局限着我们中国教育的落后于其他国家，教育水平和方法的好坏和优越，教育体制和社会发展密不可分。而我们中国现在的总体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处于第三世界的水平，加上一些过去的条条框框和传统文化，导致总体水平环境必然落后其他发达国家。此外，中国人传统极其重视教育，这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财富，可近几年来由于父母们对教育的重视做过了头，导致教育商业化色彩太浓。加上中国人口多，学生竞争激烈，这样的国情和社会问题也影响了学校以及整体的教育方法和质量。
虽然在教育之前，基础要打好是非常重要，但过度的重视强压，对很多孩子失去原有自然成长，导致高分而低能。而对于高等教育，一旦学生跨越了大学这个门槛，原来的依赖使他们显得迷茫。我认为高校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学习选择权。同时学生们应该尽可能选修其他非专业课，有利于培养学生个性的发展、增加知识面。
无论父母还是学子必须记住一点，不要指望任何教育制度能改变一切。我曾经就读过普通和重点中小学校，总而言之，学生自己的能动性发展才是最关键的。自己不要，好学校也没有办法来改变你。即便是学校制度僵化，作为学生也应该采取主动出击的方法，这样才能更好挖掘自己的潜力，为今后人生道路奠定必要的基础。
中国学生抱怨高等教育对自己的制约太多，大家知道，即便是国外著名学府，学校的制约还是存在的，欧美大学生对此常常反抗。他们的心态和中国学生们现在的逃课心态，是非常类似的，是对旧有轨制的挑战。不过，我不建议拿逃课来抗议。最好的方法是思考一下，自己想学什么，然后自己去发掘资源，去学习。教育体制的不足，我们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弥补。毕竟再好的大学，也只是提供资源，学生自己是否要学、学哪些，学生自己决定。如今中国的大学和社会气氛比80年代宽松多了，可看可学的资源丰富。应该尽量自己主动争取，而不是消极抗议。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重要的还是从根源上杜绝，从教育体制上进行改革，循序渐进地消除教育体制上存在的弊端。
参考文献：
[1]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
[2]钱穆.文化与教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2
[3]王苹，刘文捷.中西思维差异与大学英语写作[J].外语界，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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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家庭教育各有千秋。所以我们就需要深刻了解中西家庭教育的差异，取长补短，并且不失时机地推进家庭教育现代化，这样中国的未来才具有不可估量的发展前景。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中西教育差异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中西家庭教育之我见》
摘要：近几年来，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人心，家庭教育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是千万家庭的切身利益和迫切需求。因为，良好的家庭教育直接关系到了孩子的素质和品行，更关系到祖国的未来。它是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中国目前来看，家庭教育的发展态势良好，一大批家长、学校创造了成功的经验，更有许多学生家长主动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教育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尽管如此，家庭教育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尤其是随着西方教育思想的传入，中国家长面对传统与现代家教思想，表现出无所适从的无奈。因此，对于开展家庭教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而且，中西家庭教育各有千秋，在不同方面，教育方法也不同。所以我们就需要深刻了解中西家庭教育的差异，取长补短，并且不失时机地推进家庭教育现代化，这样中国的未来才具有不可估量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家庭教育;中西;传统;差异
从古至今，家庭教育在整个国家教育事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曾说过;“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在人才，人才的基础在教育，教育的基础在家庭。中国是一个重视家庭教育的国家。中国深厚的教育文化传统中包含了优秀的家庭教育成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是教育的三大支柱，三者缺一不可。
随着西方教育思想的传入，中国家长面对传统与现代家教思想，表现出无所适从的无奈。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西传统家庭教育从各个方面作以比较。
家庭教育是人类的一种教育实践。中西家庭教育还是有诸多共同之处。它可以归纳于五点。
1、重视家庭教育。
2、家教应从小做起，及时施教。
3、父母在教育角色上的分工不同。父亲是孩子知性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母亲则是孩子情感培育的主要承担者。
4、重视培养孩子热爱求知的习惯，重视阅读。
5、重视言传身教。
尽管如此，由于中西方地域的差异和各自文化的不同，使得中西传统家教在更多的方面表现出各自的特色。这大概涉及了十个方面。
1、教育倾向不同。
中国父母十分重视社会适应性的教化，他们往往按照既定的模式来培养子女，外加各种品行于子女。西方父母更重视为子女提供一个可以与之抗争的成长环境，根据社会的变化和子女身心的特征不断的调节、选择自己的培养观念和方式。
2、家庭教育价值观不同
中国家庭教育职能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此家国同构的思维定向中，家庭教育被赋以直接的社会意义。西方家庭教育则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准备谋生，而是准备生存。他们所强调的“博雅教育”是一种塑造心智的价值，一种与功利无关的价值。
3、家庭主体观与教育的相互性不同
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因袭着统治的模式，表现为家庭内部的权威，强调服从和尊重，重视外部控制。西方文明是以儿童为主体，更强调个人的奋斗，平等、民主并尊重个人权利。
4、教育的重心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所掌握的是生命与道德，十分重视生命、人伦，所以中国父母在教育上历来以道德作为最高价值取向。西方文化所掌握的是知识，家庭对儿童主要是启发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与想象力。
5、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庭为本位的，注重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教育上表现为将受教育者放在突出地位，强调个性的培养。
6、独立意识的培养
中国家长在教育上所持的价值是为升学而学习，子女全面发展的意识淡漠，使孩子诸多方面品质的发展与提高都没有机会。西方父母注重从小就培养子女的独立意识，这样独立的个性使孩子走向社会时更注重个人的能力与奋斗。
7、情感教育与体罚
家庭教育不同于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爱的教育。中国家庭不善于表达爱，情感教育很薄弱。西方家庭中经常用鼓励性的语言来表达父母对子女的赞赏，西方父母更注重个人素质与情感沟通，家庭主要围绕情感的构建与培育而展开。
8、教育方法的不同
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是照本宣科的灌输式教育，孩子们是接受学习。西方更强调孩子的“悟”。他们喜欢让孩子亲身厉行，去大自然中，去生活中探求知识。他们鼓励孩子去图书馆、博物馆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并参加社会实践。
9、理财教育
中国人的君子作风是淡泊名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维定式使中国父母根本没有理财教育的观念。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理财教育是家庭教育的一个分支。家长定期发给孩子一份固定基金，并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理财意识，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还注重对金钱的基本品质的培养。
10、宗教思想与科学教育
虽然中国文化也是以宗教为开端的，但是在教育上我们更强调科学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教育与宗教相分离。西方的宗教传统直到近代乃至现代仍保留着强大的势力，它渗透到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西家庭教育传统各有千秋，他们都是扎根于各自的传统文化土壤中的。
在这里我有几点建议，主要包含4个方面：
1、首先是家庭教育观念的现代化，摒弃陈旧教育观念，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建立现代家庭教育的机制，实现家庭教育管理的规范化。建立家庭教育的服务体系，做到保障措施制度化;
2、确立家长在教育行为中的法制观念，解决好家庭教育中依法治教的问题，增强家庭教育的民主意识，尊重孩子，平等沟通，改变简单粗暴、压制体罚等不良作风;
3、树立新的家庭教育理念，把“教子做人”作为家庭教育的重中之重，利用亲情教育的优势，开展个性化教育，发展孩子个性，为国家培养各种有用之才。采取鼓励、引导、宽容的科学方法，耐心教育，不断提高孩子自尊心、自信心和上进心;
4、紧跟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发展，进一步拓宽家庭教育思路，增强开放意识，提高家庭教育的适应性，促进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教育的有机结合，教育孩子学会学习和求知。
总之，中国的家庭教育和西方家庭教育有很大差异，各有优劣，我们应该祛除糟粕，取其精华。不失时机地推进家庭教育现代化，使教育世界化，各自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作者单位：江西省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参考文献：
[1]曾芝兰.论中美家庭教育的差异[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1期
[2]王晓虹.中美家庭教育的差异比较[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01期
[3]张晓亮.浅析中美家庭教育的差异[J];大众文艺;2010年23期
[4]孙爽.中西方家庭教育差异之我见[J];现代交际; 2014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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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发表政治论文
关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小论文，首先先说说发展对外经济对我国的利弊得失，罗列好处，若干点，罗列弊端，若干点，比较好处与弊端、权衡那一种对民生影响最大，也就是说，如何做，使人民得益。最后做出总结陈词结论。一千多字，很容易写出来的。
“三农”问题是首先要关注的大事。“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要想持续稳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从目前的情况来说，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比重过高，不仅使得农民的收入水平上升缓慢，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不是缩小反而加大了。 每年在外打工的上亿农民，在城市处于最低阶层，工资水平极低。农民收入水平过低，不仅福利水平难以上升，而且导致其消费力极低，进而使得国内经济减少对外经济依赖性、扩大内需容易流为宣传口号。 要解决“三农”问题，一要创造条件让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减少农村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二是要用法律保障农民土地产权及土地收益，使农民进入城市拥有最基本的财富起点；三要确立农民公民权利，使得他们在自由迁移过程中不受到歧视，特别是他们的子女受到公平的基本的教育；四是在上述基础上创造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的制度环境与条件。 其次，目前市场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状况已经改变。理由有二，一是中国解放后“婴儿潮”的人口35-50岁）基本上达到顶峰，劳动力人口增长将出现放缓；二是从东南沿海的情况来看，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开始转变为供不应求。 笔者以为，在今后的20年里，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格局将无法改变。一是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尽管“后婴儿潮”时期的劳动力人口相对减少，但绝对量并不会下降；二是随着这几年国内基本教育及高等教育大力发展，国内劳动力人口的素质越来越高，而就业机会的增长远远低于劳动力人口培养的增长；三是城市化快速发展，肯定会让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四是只要从农民工十几年来的工资收益水平增长幅度十分微小、甚至于没有增长就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劳动力供给严重过剩。在未来一段时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仍然应该是宏观经济密切关注的目标。 第三，国内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与国内居民个人储蓄成倍增长，中国是否出现了资金过剩的格局？从近几个月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来看，遏制流动性快速增加成为央行的首要任务。就目前市场的主流意见来看，国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过剩基本是外汇占款增长过快及居民储蓄过高的结果。对于前者，只要本外币市场分割、结售汇制度不改变，在预期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是不可能放缓的。对于后者，国内外学界一直在以中国人的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说事，但实际上，在目前的人口结构下，无论政府如何来提倡消费，无论政府把储蓄利率压到再低水平上，国内居民的储蓄并不会因此下降。 目前国内银行体系流动性过高，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管制下的低利率政策的结果。在低利率政策下，无论政府采取多少行政性措施来压制这种过多的流动性，只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此起彼落。当大量的流动性在市场流窜时，各种资产价格就会快速上涨。如房地产市场与股市都会如此。 第四，经济生活严重的制度性利益失衡，从而使得社会财富在短期内向少数人聚集。比如，目前市场炒作严重的蓝筹股，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国有垄断性企业或政府通过严格的市场准入使得市场化不充分的行业。这些企业的好坏并非是通过市场竞争，企业努力的结果，而是通过政府垄断性政策轻易获利。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会严重弱化绝大多数民众的劳动努力程度，也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上述都是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基本认识，中国经济生活将面对的困难与问题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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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首先提出观点，然后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两个方面进行论证，最后总结观点。
范文如下：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一个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和谐社会应是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
民主法制首先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意味着要尊重人民群众的独立人格和民主权利，尊重并维护公众的社会知情权、参与权、意志表达权和民主监督权。
二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公平与正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永恒话题。我们讲公平正义，就是要针对当前多元交织、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妥善处理和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
三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诚信友爱的社会。诚信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美德之一，现代社会的诚信友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厦的重要支柱。强调诚信友爱就是要求全社会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
四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活力是社会前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强化创新意识，发展先进生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都是为社会充满活力提供条件支撑。要使社会充分释放活力，必须强调“四个尊重”，即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五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社会的安定有序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秩序。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妥善解决和处置突发性群体事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安定团结，都是政法机关面临的新任务、新课题。
六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生态平衡，减少对大自然的破坏，发展循环型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都是我们近期的奋斗目标。
我认为，稳定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稳定的延伸，没有稳定就谈不上和谐。因此，只有社会稳定才能创建社会和谐。长征精神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在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众所周知，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面，红军辗转十四省，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的英雄史诗。时至今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昔日腥风血雨刀、枪相见的地方早已恢复安宁，当富足和安康使我们把前辈们。
中日政府报告对比论文发表
论中日关系发展 在21世纪，对世界各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就谈不上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一、7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回顾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标志，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二十六年来，中日两国之间虽出现过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还是以友好与合作为主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82年，中国总理访问日本，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 1987年9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进一步增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决议案》。当然，80年代中日之间也存在摩擦：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把“侵略”改成“进入”，中国政府曾对此提出强烈抗议；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其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1996年，日本自民党还把“实现首相和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写入该党众议院选举公约。8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有所增多，但两国政府为了两国的长远利益，多次表示重视发展中日关系。 二、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问题 1.历史认识问题是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原则性问题。战后日本对历史问题认识的不足, 导致中日政治关系的反复, 不利于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 2. 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对台湾实行过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至今仍有着浓重的“台湾情结”。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日美同盟的巩固，日本出于战略现实利益的考虑，对台湾问题越来越关切，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有日益突出之势。台湾问题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3.近几年，在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争执。去年，两国因钓鱼岛归属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军事矛盾，双方互不相让，也引起两国以及世界人民的关注。中国境内频繁出现抵制日货的行为，两国关系也仿佛到了冰点。 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三、对中日关系展望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为了维护长期以来历经艰难形成的中日关系大局，我们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为构筑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而共同努力。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要以正确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忘记怨恨，相互宽容。不要受一些媒体片面报道的影响，盲目爱国，更不要盲目反日，不要总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日本。历史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不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阻碍。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系。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看这篇论文19 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势力向东方扩展，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由于两国的处境和面临的任务相似，然而探索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其中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然而两国在社会结构中的选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结构、对“商”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尤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的进程。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向东的扩展，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两国的仁人志士分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使自己的国家开始了近代化进程。然而两国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走上富国强民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仍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徘徊。例如：“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 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 一、选官制度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始创于隋朝。科举考试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不断的更新，使社会上下阶级在和平的情况下不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科举考试可以把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权中来，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由于这种通过考试录用人才的办法对封建制度来说有合理的一面，中国一方面它可以使统治机构由统治阶级中最有能力的人来组成。这对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另一方面，一种对维护封建社会有效的制度自然会成为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适应于儒家“君子”的理论而设立的具有很强的人文伦理性。它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而不是一技之长的人才。广大士子们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把自己的言行严格的约束在封建政权要求的规范之内。因此自然科学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存在什么创新和发展，因此，在科举中国科学与民主就显得很苍白。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四个等级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生活。由于日本实行世袭制、门阀制使其他的三个等级的人不可能通过什么途径进入统治阶级中去。一旦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各种矛盾并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的崩溃。“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府末期，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中国的科举制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阻力。日本的门阀制、世袭制阻碍了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下级武士、其他等级的人无缘较高职务，因此产生不满，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二、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中国自秦汉以来，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该制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的剥削形式。在该制度下生产者是自耕农和租佃农而非农，从表面看中国古代社会地主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太紧，农民与地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缔结或解除二者之间的租约。由于该制度中的封建关系比较灵活，很难像日本那样分离出异己的力量。日本处于东亚封建农业经济圈的边缘，而日本则与西欧封建土地制度相似，实行的是领主制。领主对农民实施超经济强制性剥削，使他们的身份“农奴化”。可见在这种极强的封建关系下，反而比较容易分离出异己的力量。三、中日两国的改革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不同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处于国际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自由竞争，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手段主要是商品输出，占领被侵略国家的市场，掠夺原料，从而牟取暴利。这就给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措施)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戊戌变法(1898年)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搞资本输出，在被侵略国家开矿山，建工厂，修铁路，办银行，控制该国的经济命脉，同时对被侵略国家实行领土占领与瓜分。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在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积贫积弱，是西方列强侵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后，首先是日本，接着是英、法、美、俄等国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开矿。外国企业利用它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以及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的种种特权，大肆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疯狂地占领中国的商品市场。洋务运动后期产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极其微弱，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中国戊戌变法的实施也就没有宽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确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财阀和地主，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他早年参政，励精图治，左右都是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发挥其统治才能。中国光绪帝虽有抱负，并富有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了戊戌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的政治偶像。但他长于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五、英美等列强的支持程度不同英美对明治维新竞相扶植，并给予直接的物质军事援助。日本走上了维新之路，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命运，成为非西方国家中惟一的强国。但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日本终因选错了榜样而走上歧途。明治维新后，手忙脚乱的新政权派出使团赴欧洲考察各国制度，以便为日本规划蓝图。代表团在考察后得出结论：一切效仿德国。原因是德国相对落后，与日本的“国情”比较接近。其结局是日本实行了德式军制，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指挥下；同时效法德意志宪法，制定了一部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帝国宪法，最终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准现代”社会，明治政权有意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中国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比日本缓慢，中国封建阵营的分化没有达到日本的程度，中央集权的程度比日本高，西学的传播不如日本广泛而深入。一言以蔽之，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阶级关系，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足以倾覆旧国家体制的历史条件，封建势力在各个领域里仍旧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戊戌变法不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顽固性，而这一顽固性又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发动的戊戌变法，其失败是必然的。六、中日甲午战争是对中日两国近代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验。过程1895年3月，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权益；（二）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两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走向了更深重的灾难。1、2.3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使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操纵。2、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台湾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日本是甲午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赔款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因为日本正在向军国主义发展，已经确立了吞并朝鲜、中国、东南亚，继而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打胜日俄战争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规模最大：甲午战争比1840年以来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战争，中法战争的规模大得多。从日本来说是蓄谋已久、经过长期准备、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从中国来说虽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抵抗，但也投入了海、陆军主力。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到1895年10月，历时1年多，从海上打到陆地，从朝鲜打到中国，经过了辽东战役、山东战役、台湾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战争的规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失败最惨：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屡战屡败，陆军主力被击溃，海军主力被消灭，旅顺、大连、威海等重要军事基地被日军占领，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和战争力量，最后只好屈膝投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影响最深、后果最重：在日本由此而崛起的同时，中国进一步滑向殖民地的深渊，面临亡国的危险。当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甲午战败的当年，康有为就发动了“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行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走上历史舞台。教训最多：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军事力量的悬殊造成的，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中国日本这两个曾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国家，在几十年中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决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的胜败也不仅仅是战略战术等原因能够完全解释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就要从甲午战争前几十年里中日两国不同的改革路线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来探究。七、鸦片战争后中国耽误了20年时间日本却抓住了机遇中国西方列强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后，迫切需要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争夺市场演变为争夺殖民地，中国和日本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国遭受侵略比日本要早10多年的时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而美国军舰兵临日本是1854年，这个10多年的时间是十分关键的。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并没有真正清醒过来，没能把挑战看做机遇，把压力变为动力，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对世界大势一片茫然。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皇帝和文武百官只能仓皇出逃，这才使中国朝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思潮，并付诸实施，这就是洋务运动。日本在日本则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情况。日本当时是一个弱小的岛国，它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比中国强烈得多。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中国，没能使中国觉悟，但日本却引为教训。第一次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日本的有识之士认真总结中国失败的教训，有的认为中国政治腐败、武备不修；有的认为中国不知外情、盲目自大。日本还派团来中国考察，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参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晋作说：“考虑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国门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这简直把中国作为反面教员看待。日本在总结中国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和日本的情况，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意识，他们把学习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荷兰，因为荷兰当时是世界强国之一，于是在日本兴起了“兰学”。士族阶层纷纷使用荷兰语来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的改革从19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日本的中央政府叫幕府，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叫做“藩”，所以这时的改革叫幕藩改革，它为“明治维新”的深入改革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日本的忧虑在1853年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在准将培里的率领下来到日本，由于军舰是黑色舰体，日本称之为“黑船事件”。美国对日本的要求和英国在鸦片战争时对中国的要求一样。日本没有抵抗，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也迎来了弃旧图新的机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魏源的著作在中国未被接受，但在日本却引起了高度重视。以上情况说明，中日两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就出现了很大差异，逐渐地拉开了距离。这告诉我们，在各种压力的冲击面前，要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危机感，要有迎接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要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及时、果断地推动改革。八、对外考察日本岩仓使团由50多人组成，其中不少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如四个副使一个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一个是内阁顾问木户孝允，这是当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还有两位副使是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伊藤博文后来长期担任日本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使团临行之时，当时明治政府的另一个首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内政、外交，前途大业，成败在此一举”，可见其重视程度。使团于1871年11月出发，到1873年9月回国，历时1年零10个月，访问了欧美12国，写了近百卷的考察实录。这次考察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时间之长、收获之丰，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观。使团的任务是重点考察和研究西方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制度。岩仓使团出访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明治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潮流和自己的发展方向。使团回国后，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政策，这就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和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政府也向欧美派出一个使团，史称蒲安臣使团。蒲安臣是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中国的使团竟然聘请一个外国人当团长，可见信心和决心之缺乏。使团的两个副使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成员都是清朝中下级官员，职务最高的是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没有一个朝廷重臣。使团的目的也很局限，主要是安抚各国维护和约，不要再提新的要求。这样的使团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蒲安臣病死在半路上，其他使团成员人微言轻，对政府的决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岩仓使团，蒲安臣使团这虽是两件具体事，但可以形象地看出中日两国当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出现后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九、社会改革日本一是学制改革。日本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文部省，着手近代教育改革，陆续发布《学制令》、《教育令》和《帝国大学令》，奠定了近代学制。义务教育的实行使教育迅速得以普及二是官制改革。为了适应宪政的需要，日本于1885年废除了带有封建体制残余的太政官制度，代之以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三是军制改革。1869年，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实行兵制改革。1873年实行征兵制。1875年，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从而拉大了中日军事近代化的距离。四是政治体制改革。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它的颁布，使日本在民主、法制的进程中迈出关键的一步，成为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中国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在社会改革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教育方面，虽然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李鸿章等洋务派也力主“另设一科取士”，但并没有动摇与改变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军制方面，洋务运动期间，除对淮军等部分清军采用了一些洋枪洋炮，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以及建立新式水师外，军制的改革十分有限。在官制方面，虽然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说过“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叹“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缺乏决心和胆略，也得不到支持，没有多少实际的进展。至于实行宪政就更是清朝统治者当时不敢想、也不愿想的事情。十、官办为主和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 影响中日工业化进程中国中国洋务运动所办企业，军事工业都是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在封建制度下，官办就是把企业衙门化，使企业“百病丛生”。官督商办比官办好一点，在初期也曾起到“以开风气”的带动作用。但时间一长，官督商办也出现了“官有权，商无权”的弊端，使企业笼罩在官场习气之中。封建末世的腐败严重腐蚀着企业，很多企业存在着营私舞弊、管理不善的情况。一些洋务派官员看出问题，提议改官办为商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模式必然派生垄断经营，洋务运动中所办的重要企业，一般都利用行政手段，授予所谓“专利权”，即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限制兴办同类企业。官办加上垄断权，是束缚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绳索。事实证明，在官办的格局下，这种垄断特权是“损华益洋”的。企业官办和变相官办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影响了洋务事业的成效，阻塞了一些民办企业的生长之路，从而延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机。日本日本的情况大为不同，明治维新后急速的资本主义化首先表现在企业制度安排上，及时改变了初期“官营示范”的办法，实行了“厚殖民产”、“民间为主”的政策，采取了“民营官助”的办法。明治政府不但大力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还把初期由官方创办的大型企业分批卖给企业家和商人，有的甚至无偿让渡。明治政府以“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和各项扶持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民办企业的发展，甚至一部分官员也走上了下海创业之路。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产业革命热潮，棉纺织业成为民间近代工业的中心，到1890年日本棉纺织品出口大于进口，开始成为纺织品出口国，而当时中国纺织品产量只占进口量的八十分之一。私营铁路、航运、造船和其他轻重工业均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891年日本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铁路929公里的两倍半，而同期中国只有官办和官督商办铁路425公里。到1893年底，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有13万吨船舶，而中国只有轮船招商局一家航运企业，有2.5万吨船舶，不及日本船舶吨位的六分之一。这一时期日本的造船工业也迅速发展，当中国经常为要不要自己造船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日本的私营企业已经开始为政府制造军舰了。1892年，日本的各类企业已达5444家，工人人数达到38万人。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一年，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为其后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基础。十一、领导集团的态度和见识 深刻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面貌中国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是通过洋务运动凸现的，但洋务运动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行为，而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部分封疆大吏和奕欣、文祥等个别朝廷重臣发起和主持的。他们都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以开展并持续的条件。但洋务派仅仅是国家政权人格化的一部分而远不是全部。奕欣被慈禧太后罢黜后，洋务派中枢乏人的情况就更加严重。洋务运动每一项改革与建设的举措几乎都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这不但给洋务事业造成重重阻力，也使洋务派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不由地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这说明，洋务派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推进洋务事业的阻力是很大的。顽固派之所以在二三十年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有关。慈禧太后是这段时间的实际当政者，她热衷个人的权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洋务事业缺乏总体设计，不能排除阻力，很难上升到更高层次，取得更大成绩的重要原因。日本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是以明治天皇为旗帜，以改革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为核心，并且通过西南战争排除了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明治维新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总体布局，形成了朝野协力、上下同心的局面，保证了改革和近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除了最高统治者的腐朽，顽固派的掣肘，洋务派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拿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一个比较。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主持者，伊藤博文在大保久利通去世后4次组阁，4任枢密院议长，是明治中后期最重要的大臣。李伊二人在历史地位和政治声望上可以说是堪相匹敌的人物。但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西方的了解程度不同，世界眼光有差异。李鸿章和他的同僚相比当然高出一筹，但他对世界的了解还是不够直观也比较浮浅。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没有跨出国门一步。甲午战争之后，除了到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唯一一次出国是72岁时访问欧洲，但那已经为时太晚了，连欢迎他的德国内务大臣都调侃地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伊藤博文对世界的了解比李鸿章开阔、深切的多。他精通汉语和英语，不断从西学中获得知识。1863年，22岁的伊藤博文曾留学英国一年，亲眼看到英国的隆盛和进步，使他深感必须学习西方，变革旧的制度。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比李鸿章早33年。离开英国回国后的40多年里，他又四下西洋，总计在欧美学习考察的时间共5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对世界大势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二是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不同，时代意识有差异。李鸿章自幼受严格的儒学熏陶，又以科举进身，他的知识结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他一贯奉行识时知变的经世之风，但还属于传统文化的范围。如不直接、广泛地吸收西学，很难形成新的思想体系。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不同，他是“求知识于世界”，推动“文明开化”的竭力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伊在德国考察期间，拜德国著名法学家乃斯特为师，几个月里每周听课3次、交谈3次。他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将其大要一一笔记，意欲日后亦可供诸公之浏览也。”可见其虚心和专注的态度。在国内，他也从不间断对世界知识的学习，当了总理大臣后还经常驱车到国家图书馆看书，最常看的是各国人物传记和世界新闻杂志，他还命左右翻译给其他大臣阅览。伊藤博文以“喜好洋风”而著称，他主持修建了一个专门接待外国政要和专家的豪华会所，名为“鹿鸣馆”。伊经常参加“鹿鸣馆”的活动，甚至在那里举行化装舞会，他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时传为笑谈。伊藤博文并不信奉基督教，但为了表现开化，经常往教堂里跑。他还有意识地带头吃牛肉、穿西服、喝咖啡，为了推动风气的转变，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三是对社会发展方向认识不同，改革态度有差异。梁启超在李鸿章去世不久写了《李鸿章》一书，书中对李伊进行了比较，认为李在政治识见方面很难与伊相比，梁启超还就李鸿章对近代国家的认识进行评判，说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这一批判虽然尖锐，但确是触及了问题的症结，这正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李鸿章和保留一定封建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伊藤博文在政治识见上的根本差别，这个差别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上。李鸿章是一个变法论者，他所主张的“内须变法”主要表现在改革兵制和科举方面，但这些改革由于缺乏支持和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李鸿章一直坚持的“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观念，束缚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思考与实践。李鸿章看到日本的改革成果，也多次感叹“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其取法，然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矣可以惶然变计矣”，但又认为“中国文守千年，无法骤更”。说明政治远见的缺乏。伊藤博文对社会发展趋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追求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向。他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立宪思想是时代潮流，所以不断地推动本国改革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拓展。日本的第一部宪法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第一届国会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 这说明，最高统治者对待改革的态度，领导集团的组成结构、能力素质，对于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的成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开明创新的领导集团，有一批优秀成熟的政治家，有一个政令畅通、上下协同的干事环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