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院最新发表论文
在《Nature》上发表一篇论文基本上属于大学教授级别(水平）。
《Nature》和《Science》属于顶尖科学杂志,按SCI影响因子算两杂志都有30多分。
《Nature》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最有名望的科学杂志之一，首版于1869年11月4日。与当今大多数科学论文杂志专一于一个特殊的领域不同，其是少数依然发表来自很多科学领域的一手研究论文的杂志（其它类似的杂志有《科学》和《美国科学院学报》等）。在许多科学研究领域中，很多最重要、最前沿的研究结果都是以短讯的形式发表在《自然》上。
【详细介绍】
《自然》是科学界普遍关注的、国际性、跨学科的周刊类科学杂志。2014年它的影响因子为41.456。
1869年约瑟夫·诺尔曼·洛克耶爵士建立了《自然》，洛克耶是一位天文学家和氦的发现者之一，他也是《自然》的第一位主编，直到1919年卸任。
《自然》每周刊载科学技术各个领域中具有独创性，重要性，以及跨学科的研究，同时也提供快速、权威、有见地的新闻，还有科学界和大众对于科技发展趋势的见解的专题。
《自然》的主要读者是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但杂志前部的文章概括使得一般公众也能理解杂志内最重要的文章。杂志开始部分的社论、新闻、专题文章报道科学家一般关心的事物，包括最新消息、研究资助、商业情况、科学道德和研究突破等栏目。杂志也介绍与科学研究有关的书籍和艺术。杂志的其余部分主要是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往往非常新颖，有很高的科技价值。
在《自然》上发表文章是非常光荣的，《自然》上的文章会经常被引用。这有助于晋升、获得资助和获得其它主流媒体的注意。因此科学家们在《自然》或《科学》上发表文章的竞争很激烈。与其它专业的科学杂志一样，在《自然》上发表的文章需要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在发表前编辑选择其他在同一领域有威望的、但与作者无关的科学家来检查和评判文章的内容。作者要对评审做出的批评给予反应，比如更改文章内容，提供更多的试验结果，否则的话编辑可能拒绝该文章。
《自然》是一份在英国发表的周刊，其出版商为自然出版集团，这个集团属于麦克米伦出版有限公司，而它则属于格奥尔格·冯·霍茨布林克出版集团。《自然》在伦敦、纽约、旧金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东京、巴黎、慕尼黑和贝辛斯托克设有办公室。自然出版集团还出版其它专业杂志如《自然神经科学》、《自然生物学技术》、《自然方法》、《自然临床实践》、《自然结构和分子生物学》和《自然评论》系列等。
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很多科学家都在努力探索，未来机器人是否能拥有意识？未来或许可以，这就需要我们先对人脑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一直以来，对于科学家来说，人脑都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关于人脑的研究也层出不穷。
细胞团和离体的大脑是否是有意识的；科学家该如何判断它们是否有意识。
Muotri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方式来培育人脑器官。他将脑器官与行走的机器人连接起来，用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的基因修改器官的基因组，将它们发射到国际空间站的轨道上，并将它们作为模型来开发更类似人类的人工智能系统。
文中提到他们创建了一种能产生类似于在早产儿中看到的协调的活动波的人类大脑器官体（1）。在该团队结束实验之前，这种波持续了几个月。
该团队的发现导致伦理学家和科学家提出了一系列道德和哲学问题，即是否应该允许有机体达到这种程度的发展水平，"有意识 "的有机体是否有权获得其他细胞团所没有的特殊待遇和权利，以及意识是否可以被人类创造出来。
无身体、有自我意识的大脑的想法已经存在于许多神经科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的脑海中。就在几个月前，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耶鲁大学的一个团队宣布，他们让几个小时前被杀死的猪的大脑恢复了部分生命。通过从猪的头骨中取出大脑，注入一种化学混合试剂，研究人员恢复了神经元的细胞功能和传递电信的能力（2）。
其他实验，如在小鼠大脑中添加人类神经元，引起了一些质疑。一部分科学家和伦理学家认为不应允许这些实验的存在。
这些研究为那些希望避免创造意识的人和那些将复杂的器官有机体视为研究毁灭性人类疾病的工具的人之间的辩论奠定了基础。Muotri和许多其他神经科学家认为，人类大脑器官体可能是理解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等人类独特病症的关键，这些病症不可能在小鼠模型中进行详细研究。Muotri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和其他人可能需要刻意创造意识。
研究人员现在呼吁制定一套类似于动物研究中使用的指南，以指导大脑器官的人性化使用以及其他可以实现意识的实验。6月，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研究院开始了一项研究，目的是概述与脑器官相关的潜在的法律和伦理问题。
对实验室培育大脑的担忧也凸显了一个盲点：神经科学家没有一致的方法来定义和测量意识。如果没有一个可行的定义，伦理学家担心将无法在实验越线之前阻止这些实验。
目前的一些实验可能会放大这个问题。大学的认知神经科学家Anil Seth说，如果科学家们确信一个有机体已经获得了意识，他们可能需要赶紧就意识是如何产生的理论达成一致。但是，他说，如果一个人青睐的理论认为机体有意识，而另一个人的理论则认为没有，那么任何关于意识已经出现的信心都会消失。"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理论。这是一个循环。"
感知状态
创建一个意识系统可能比定义它要容易得多。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为了各种目的，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定义意识。所以，很难把它们综合成一个精简的实际的定义来决定一个实验室培育大脑的状态。
医生一般根据患者对疼痛或其他刺激是否眨眼或退缩来评估处于植物人状态的患者的意识水平。此外，利用脑电图（EEG）读数，研究人员还可以测量大脑对电脉冲的反应。比起无意识大脑的简单，有规律的活动模式，有意识的大脑将显示更复杂的电活动。
但这种测试可能无法充分探究一个人是否缺乏意识。在对处于昏迷或植物人状态的人进行的脑成像研究中，科学家们已经发现，没有反应的人可以显示出一些类似意识的大脑活动 —— 比如当被要求思考走路时，运动区域出现的活动（3）。
在发育中的人类大脑器官中，前神经元细胞（红色）变成了神经元（绿色），并被被连接成网络（白色）。
在任何情况下，标准的意识医学测试都很难适用于生长在培养皿里的脑细胞，或者是脱胎换骨的动物大脑。当Muotri提出他的有机体的放电模式和早产儿中看到的一样复杂时，人们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早产儿的大脑活动并不复杂，不足以被归类为有意识。而有机体不能眨眼，也不能对痛苦的刺激产生反感，所以它们不会通过意识的临床测试。
相比之下，最近被杀的猪的完整大脑更有可能拥有意识的必要结构，以及动物活着时的记忆和经历所创造的神经线路。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的哲学家和神经伦理学家 Jeantine Lunshof 说：“想想一个已经被这些东西填满的大脑，很难想象那个大脑会是空的。” Lunshof补充道：“他们在思维方面能做什么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空无一物。” 像耶鲁大学团队那样，让死掉的大脑恢复一丝生机，或许有可能恢复一定程度的意识，尽管科学家们煞费苦心地使用化学阻断剂来防止全脑活动从而避免这种情况。
研究人员同意他们需要认真对待这些研究提出的问题。科学家和哲学家以及学生组成的会议，打算为未来的实验建立并发布一个伦理框架。但该论文已经被推迟了几个月，部分原因是几位作者无法就意识的基本要求达成一致。
越发复杂的理论
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伦理学家都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在实验室里创造出意识。但他们都在问自己，要注意什么，哪些关于意识的理论最相关。例如，根据一种叫做整合信息理论的观点，意识是整个大脑中神经元网络密集连接的产物。彼此互动的神经元越多，意识的程度就越高——这个量被称为phi。如果phi大于零，生物体就被认为是有意识的。
根据该理论，大多数动物都能达到这个标准。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的Allen 脑科学研究所Christof Koch认为任何现有的有机体都达不到这个门槛，但他承认，一个更先进的有机体可能会达到这个标准。
其他竞争性的意识理论提到了感觉输入或跨多个大脑区域的协调电模式。例如，一种被称为全局工作空间理论的想法认为，大脑的前额叶皮层作为一台计算机，处理感觉输入并解释它们以形成存在感。因为有机体没有前额叶皮层，不能接受输入，所以不能成为意识。“如果没有输入和输出，神经元之间可能会相互交谈，但这并不能代表人类的思想。“
然而，将类器官与器官连接起来可能是一项相当简单的任务。2019年，兰开斯特的团队在老鼠脊柱和背部肌肉旁边培育了人类大脑器官。当来自人体器官的神经与脊柱相连时，肌肉就开始自发地收缩。
发育生物学家玛德琳·兰开斯特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实验室里通过类器官研究大脑组织和紊乱。
大多数类器官的形成只是为了复制大脑的一部分——皮层。但是，如果人类干细胞发育的时间足够长，并且有了合适的生长因子，它们就会自发地重建大脑的许多不同部位，然后这些部位就会开始协调它们的电活动。在201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哈佛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保拉·阿罗塔(Paola Arlotta)诱导干细胞发展成由多种不同细胞类型组成的脑器官，包括视网膜中发现的那种光敏细胞。当接触到光时，类器官中的神经元开始放电。但事实上，这些细胞是活跃的，并不意味着类器官可以看到和处理视觉信息，Arlotta说。这仅仅意味着它们可以形成必要的电路。
阿罗塔和兰开斯特认为他们的器官体太原始，无法产生意识，因为他们缺乏创造复杂脑电图模式所必需的解剖结构。尽管如此，兰开斯特承认，对于高级类器官来说，这取决于它的定义。她说:“如果你认为一只苍蝇是有意识的，那么类器官也可能是有意识的。”
然而，兰开斯特和大多数其他研究人员认为，像活化的猪脑这样的东西比类器官更有可能获得意识。由神经科学家Nenad Sestan领导的研究猪大脑的团队，试图找到恢复器官活力的新方法，而不是创造意识。研究人员能够让单个神经元或神经元群被激活，并小心地尝试避免产生广泛的脑电波。然而，当Sestan的团队在其中一个大脑中看到类似协调的脑电图活动时，他们立即停止了这个项目。即使在神经学专家确认这种模式与意识不一致之后，研究小组还是对大脑进行了麻醉，作为预防措施。
Sestan还联系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以获得如何进行的指导。该机构的神经伦理小组，包括伦肖夫和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凯斯西大学因苏泫(Insoo Hyun)，评估了这项工作，并同意Sestan应该继续麻醉大脑。但是，该小组还没有制定出更通用的规定，也没有例行要求对类器官的提案进行生物伦理评估，因为其成员认为意识不太可能产生。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也没有给意识下一个定义。Hyun说：“它非常灵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思。”“如果不清楚我们谈论的是同一件事，这是一个大问题。”
模糊的定义
一些人认为，即使是试图在任何一种实验室保存的大脑中识别意识也是徒劳的。“鉴于我们不了解意识，他开创了一些在人们处于植物人状态时成像进行措施的意识。“我们不应该太傲慢。”他说，进一步的研究应该非常谨慎地进行。
Laureys和其他人指出，类器官的体验可能与早产儿、成人或猪的体验非常不同，并不能直接拿来比较。此外，类器的结构可能太小而无法精确测量它们的活动，而类器和早产儿大脑的脑电图模式之间的相似性可能只是巧合。其他研究类脑器官的科学家也同意Laureys的观点，即一个系统是否是有意识的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许多人完全避免这个想法。“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系统不是人类的大脑，“它们是由神经元组成的，神经元有电活动，但我们必须仔细考虑如何比较它们。”
Muotri希望他的类器官系统至少在某些方面可以与人类大脑相媲美，这样他就可以研究人类疾病并找到治疗方法。他的动机是出于个人原因:他14岁的儿子患有癫痫和自闭症。“他努力地与生活抗争，”Muotri说。类脑器官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途径，因为它们再现了大脑连接的最早阶段，而这在人类胚胎发育时是不可能研究的。但是他说，在没有一个完全功能的大脑的情况下研究人类的大脑疾病，就像研究一个不能产生胰岛素的胰腺。“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一个真正像人类大脑的大脑器官模型。我可能需要一个有意识的器官。
Muotri说他不知道用什么定义来决定一个类器官是否达到意识。他说，在某种程度上，类器官甚至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回答大脑如何产生意识状态的问题。以开发一种描述大脑如何产生意识的算法。他的项目部分由微软资助，其目标是创造一个像人类意识一样工作的人工系统。
目前，美国和欧洲都没有规定可以阻止研究者创造意识。美国国家科学院小组计划明年初发布一份报告，概述最新的研究，并就是否需要制定相关法规做出判断。成员们计划在一些问题上发表意见，比如是否要获得人们的同意将他们的细胞发展成脑类器官，以及如何人道地研究和处理类器官。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也在研究类器官的指导方针，但没有提到意识，因为它认为科学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Hyun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神经伦理小组还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创造复杂、有意识的类器官的建议，这将需要新的指导方针。Muotri说，他也不知道还有谁在故意尝试创造有意识的类器官，尽管根据某些定义，一个足够复杂的类器官可能偶然地达到这种状态。
不过，Muotri和其他人说，他们欢迎一些指导方针。这可能包括要求科学家证明他们使用的人类大脑器官的数量，只将它们用于无法以任何其他方式进行的研究，限制可能施加在它们身上的痛苦，以及人道地处理它们。
提前提出这样的建议将有助于研究人员权衡创建有意识实体的成本和收益。许多研究人员强调，这样的实验有可能产生重要的见解。兰开斯特说:“有一些真正有意识的人患有神经紊乱，却没有治疗方法。”“如果我们真的因为这个哲学思维实验而停止所有的研究，”她补充说，“那将对真正需要一些新疗法的人来说是非常坏的消息。”
然而，治疗方法仍然可以在用老鼠干细胞制成的脑器官组织或常规的动物模型中进行测试。这样的实验也可以为有关使用人体类器官的伦理讨论提供信息。例如，Hyun希望看到研究人员将鼠脑类器官的脑电图模式与活鼠脑类器官的脑电图模式进行比较，这可能表明人类类器官如何很好地再现人类大脑。
在Muotri看来，研究人体类器官组织和实验小鼠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使用的动物模型是有意识的，没有问题，”他说。“我们需要前进，如果结果证明他们有了意识，老实说，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美国医学院最新论文发表
SCI是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出版的文献检索工具，是一种代表国际水平的检索数据库。被SCI收录的期刊称为SCI期刊。要说怎么发表，就是写好你本专业的论文，然后你要知道并熟悉你那个专业的一些期刊，然后找一个适合你水平的期刊，投稿过去，然后等着消息就行了，通过了就等着发表，没有通过，继续修改继续再投稿。就是这么个流程。如果你着急发表，你可以去淘淘论文网看下，那边可以协助发表，但是主要是理工科的。如果文章质量比较高，建议你选择合适自己的期刊投稿试试。
发表SCI论文的难易程度因个人能力、研究领域、期刊选择等因素而异。一般来说，SCI论文发表的难度比较大，需要具备较高的研究水平和科学素养。同时，SCI期刊的发表要求也较为严格，需要符合其发表要求和规范。一些研究领域的SCI期刊，例如医学、化学、生物等领域的SCI期刊，对文章的质量和发表要求非常高，因此这些领域的SCI论文发表相对困难。相反，某些其他领域的SCI期刊，例如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领域的SCI期刊，对文章的发表要求较为宽松，因此这些领域的SCI论文发表相对容易一些。此外，星科SCIER觉得期刊的影响因子也是影响SCI论文发表难易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意味着该期刊所发表的文章被引用的频率较高，因此其发表要求也相对更加严格。
如果对于一个本科生来说的话，SCI论文并不是那么好发表，但是对研究生或者博士生来说的话，他的毕业要求都需要SCI的
美国科学家最新论文发表
鸟儿的双喙发出震颤的声音，这个有几种可能性：有可能是他在教他的孩子怎么样表达需要，或者吃东西或者说话之类的表达。有的可能性是是因为他有点感觉不舒服了在那告诉别人啊！也有可能是有什么事情和同伴说在那里互相交流之类的。
A．同位素的分析对象为质子数相同而中子数不同的原子，而超原子的质子、中子均相同，故A错误；B．Al13和Al14 超原子中Al原子间是通过共有电子对成键，所以以共价键结合，故B错误；C．All4的价电子为3×14=42，当具有40个价电子时最稳定，当价电子数是42时，则易失去2个电子，则与ⅡA族元素性质相似，故C正确；D．Al13的价电子为3×13=39，易得电子，形成阴离子，故D错误；故选C．
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论文
新冠之父巴里克现在研究新冠毒株。拉尔夫·巴里克现年67岁，担任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病毒学和传染病学教授，研究冠状病毒30多年，名下拥有研究实验室。，被称为冠状病毒之父。2008年的时候巴里克曾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论文里面记录了整个全新冠状病毒从设计、创造到复活，从刺突蛋白的构建到感染试验，在实验室中复刻了全新冠状病毒的产生和感染过程。而巴里克打着非典病毒研究的旗号，行着冠状病毒的创造、改造之实，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
1979年，李树深进入河北师范大学物理系学习 。
1983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工作，在河北师范大学物理系任教，先后担任助教(1983年7月-1986年8月)、讲师(1989年5月-1993年8月) 。
1986年，考取西南交通大学固体物理专业硕士研究生。1989年，获得硕士学位。
1994年，考取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博士研究生。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在日本NEC电器株式会社筑波研究所、义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学物理系进行光电子器件相关性能预测研究。
2003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
2006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副所长、党委副书记(至2011年) 。同年担任国家创新研究群体"半导体低维结构中的量子调控"学术带头人。
2009年，担任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画项目(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入选国家级"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201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 ，11月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12月出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至2018年4月)、党委书记(2014年6月) 。
2015年11月21日，开发中国家科学院第26届院士大会上，李树深正式成为开发中国家科学院士，任期为2016至2018年 。
2017年12月，中国科学院官网"院领导集体"页面更新显示，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李树深同时担任副院长一职 。
2018年5月7日，中国科学院大学领导班子个别调整宣布会议在玉泉路校区礼堂报告厅召开，会议由中科院人事局局长孙晓明主持，会上孙晓明宣读了院党组的决定:李树深同志任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兼，法定代表人)。
李树深主要从事半导体低维量子结构中的器件物理基础研究。提出了研究半导体耦合量子点(环)电子态结构的一种物理模型，理论上确定了半导体量子点可以吸收垂直入射光，发现了半导体量子点电荷量子比特真空消相干机制，发展了电子通过半导体量子点的量子输运数值计算方法 。
李树深先后参加和主持国家八五、九五攀登计画、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画项目(973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重大、重点项目多项 ，2004年、2009年和2017年三次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
承担项目
成果奖励
截至2017年，李树深在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刊》、《美国物理评论快报》在内的中国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 。
代表性论著(10篇)
[1]. Shu-Shen Li and Jian-Bai Xia, Effective-mass theory for GaAs/GaAlAs quantum wires and corrugated superlattices grown on (311) oriented substrates. Phys. Rev. B50, 8602 (1994).
[2]. Shu-Shen Li , Jian-Bai Xia, Z. L. Yuan, Z. Y. Xu, Weikun Ge, Y. Wang, J. Wang, and L. L. Chang, Effective-mass theory for InAs/GaAs strained coupled quantum dots. Phys. Rev. B54, 11575 (1996).
[3]. Shu-Shen Li and Jian-Bai Xia, Intraband optical absorption in semiconductor coupled quantum dots. Phys. Rev. B55, 15 434 (1997).
[4]. Shu-Shen Li and Jian-Bai Xia, Electronic structures of InAs self-assembled quantum dot in an axial magic field. Phys. Rev. B58, 3561 (1998).
[5]. Shu-Shen Li and Jian-Bai Xia, Electronic states of InAs/GaAs quantum ring. J. Appl. Phys. 89, 3434 (2001).
[6]. Shu-Shen Li , Gui-Lu Long, Feng-Shan Bai, Song-Lin Feng, and Hou-Zhi Zheng, Quantum puting. Pro. Natl. Acad. Sci. USA, 98(21), 11847 (2001).
[7]. Shu-Shen Li , Kai Chang, Jian-Bai Xia, and Kenji Hirose, Spin-dependent transport through Cd1-xMnxTe diluted magic semiconductor quantum dots, Phys. Rev. B68, 245 306 (2003).
[8]. Shu-Shen Li , Kai Chang, and Jian-Bai Xia, Effective-mass theory for hierarchical self-assembly of GaAs/AlxGa1-xAs quantum dots, Phys. Rev. B71, 155 301 (2005).
[9]. Shu-Shen Li and Jian-Bai Xia, Asymmetric quantum-confined Stark effects of hierarchical self-assembly of GaAs / AlxGa1-xAs quantum dots, Appl. Phys. Lett. 87, 043 102 (2005).
[10]. Shu-Shen Li and Jian-Bai Xia, Electronic structures of N quantum dot molecule, Appl. Phys. Lett. 91, 092119 (2007).
2012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第一次院务会上，作为学术委员会主任的李树深针对博士资格考试的议题谈到，国科大的博士生培养应该是精英教育，博士生的质量体现了国科大和中科院的教育水平，应当推行博士生资格考试，这对于树立学校的教育品牌非常重要 。
李树深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院长和首届本科生1412班班主任，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材料学科进入ESI排名前万分之一，并入选首批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他丰富的科教融合工作阅历和经验，对国科大深入推进以人才队伍为核心的"科教融合3.0"、推动学校综合改革，整体提升创新能力起到重要作用 。
截至2016年，李树深一共培养了50多名博士和多名硕士，6名博士后出站。2009年指导的博士生李彦超获得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研究馆信息、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李树深培养学生情况如下 :
艾合买提
.阿不力孜
李树深从事低维半导体物理及器件、光电子器件性能预测、固态量子信息等物理基础研究，他的研究工作被国际同行广泛引用，其中包括国际著名半导体物理专家的综述性论文，并被写入专著 。(兰州大学评)
美国科学院院士论文发表
人的一生，总是在不断选择之中度过的。 个人的能力总是有大有小，可是应该选择怎样的方向去施展个人的才华，这是一个人终生必然要思考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坚守信仰的人物总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在不断地妥协之中消磨了一生，这样的人到最后只能算是凡夫俗子。
无论怎样的选择，背后总是有它自己的逻辑，但是总有一种情况令我们为之动容， 那就是面对诱惑而初心不改，这样的人物无论结局成败，始终都是问心无愧的， 我们也总是将这样的人物称为英雄， 尤其是那些身份显赫却依然爱国的人，他们的光辉永远留在祖国人民心中。
有一位女士，北大毕业，公派留学， 成为美国院士，却最终回到祖国的科研建设工作之中， 为国家科学进步做出重要的贡献，她就是陈雪梅，这是一位值得敬佩受人爱戴的科学家。
1966年，陈雪梅出生于东北齐齐哈尔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长年在外打工，童年时代的陈雪梅一直生活在爷爷奶奶的照顾之下，并且要承担一部分家庭劳动责任，但是陈雪梅的爷爷奶奶都是非常慈祥的， 这让童年时代的陈雪梅生活非常幸福温馨，养成了乐观开朗的性格。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 社会 生活比较简单，一个性格活泼的女孩往往都是勤奋学习并且积极向上的。陈雪梅从小就跟着爷爷读书看报，识字比同龄儿童要早要快要多，上小学之后，尤其喜欢数学，学习成绩优异， 她给自己立下远大的志向，希望以后能够成为一名大学生。
那时的大学并不像现在这样大规模招生，能够成为大学生的青年都是真正的精英，如果问到一个孩子的梦想是什么，一般也都会脱口而出希望上大学， 但是真正知道自己未来发展方向的学生并不多，因此少有儿童能够坚持不懈地在学习上用功， 上大学的梦想往往难以成真。
对于陈雪梅而言，她始终保持一种谦卑，踏踏实实地努力学习，并且对自己的方向比较明确。 在她的童年时代，有一回奶奶发现陈雪梅趴在地上盯着什么东西，过去一看发现陈雪梅在观察蚂蚁搬家，已经注意了很长时间，对于自然世界的热爱就是陈雪梅从小养成的习惯。
后来，陈雪梅的大学梦想如愿以偿， 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她希望去学习生物。 对于陈雪梅这样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来说，这样的志愿不能够得到家人的理解，父母都不明白什么是生物，更想不通学了这个专业之后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可是家里却对陈雪梅的选择非常支持。
毕竟那个年代考上大学非常困难，而且陈雪梅考上了北京大学，这对于父母而言已经足够骄傲，即便是不理解生物专业的意义，也支持陈雪梅的选择，毕竟上了北大至少能保证未来的美好生活， 陈雪梅就这样成为北京大学生物专业的本科生，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陈雪梅做出的选择始终遵循自己的内心的愿望， 快毕业的时候，身边的同学们都在为了工作的事情东奔西走，陈雪梅却决定报考北京大学的中美留学生计划，在那个时代，留学是一件非常时髦却非常困难的事情，对于陈雪梅这样的普通家庭而言，简直就是连想都不敢想。
可是陈雪梅却坚持要出国深造，不仅是为了见识更广阔的世界，也是希望在科研学术的领域取得更多成就，当时也只有外国能满足她的要求，她愿意为了自己的志向坚持奋斗，一心扑在科学工作之中， 终于在1989年成功考取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生物化学系，开始攻读博士。
独自一人在海外从事科研工作，还要面对家人的压力，陈雪梅始终全力以赴地投入科学事业，1995年，陈雪梅博士毕业之后，拒绝了许多美国高 科技 公司的邀请， 选择进入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后学位， 在自己的事业道路上，她总是执着并且刻苦，这是一个优秀科学家的精神。
陈雪梅一直以来的志向都是进入实验室参与最先进的科学研究，对于名利一类的事情，陈雪梅不关心。 1999年，陈雪梅成为美国罗格斯大学的助理教授，2005年陈雪梅成为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终身教授，2011年，陈雪梅成为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2013年，陈雪梅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此时的她已经是学术领域举足轻重的女性科学家。
陈雪梅从事研究的领域非常高端，主要是运用先进的科学模型分析植物器官的发育机制，并且将这种知识应用到医疗领域，为人类做出贡献。陈雪梅的研究是相关领域最为前沿的水平，发表高水平论文90多篇， 被学界称赞为“一位有能力并致力于解决重大 社会 问题的科学家”。
陈雪梅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之后，美国科学家都认为这是一件幸事，更有许多科研基金为她提供经费支持，陈雪梅在美国已经跻身名流，足以享受一生的荣华富贵。 但是就在此时，陈雪梅却突然决定回国，回到那个她已经阔别多年的故乡，这件事情让美国科学界一片哗然。
但是陈雪梅一生之中的所有选择都与他人无关，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内心召唤、发展志向以及学术目的去考虑的， 这次回国的决定，陈雪梅同样义无反顾，她知道自己当年是作为公派留学生出国深造的，已经漂泊多年，已经具备强大的实力，现在也必须报答养育自己的祖国。
2014年，陈雪梅回到祖国，在此之前，她已经受聘兼任湖南农业大学生物科学技术学院神农学者的讲座教授与湖南省植物激素与生长发育实验室博士生导师，回国之后的她面对的是更高一层的平台以及更为优厚的学术待遇， 这样一位科学家，祖国对她表示了最高的尊重。
回国之后，陈雪梅陆续兼任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特聘教授以及福建农林大学基因组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教授，为中国的生物科研学术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对于她自己而言，美国带给她的一切早已成为过往，只有回到祖国，才能够给她自己的生涯找到完美的归宿。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必须有祖国。” 这句话是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名言，一百年以来始终被世界各国科学精英奉为圭臬，作为巴甫洛夫的同行，生物学家陈雪梅不忘初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爱国的情操， 这并不是照本宣科的遵照，而是感同身受的体验。
对于科学家而言，外界的诱惑干扰从来不可避免，爱国不是一件言出法随的事情，难免要经受灵魂的拷问，可是对于一个人来说，爱国则是生而为人的基本原则，科学家首先要成为真正的人，之后再成为科学家， 对于怀有赤子之心的科学家来说，爱国从来不需要瞻前顾后。
祖国公派留学培养出陈雪梅这样一位科研精英，陈雪梅也不辜负祖国的期望，直到自己成为真正的生物学家之后，才回国做出贡献，在努力奋斗的同时坚守本色，值得我们真心尊敬。
吴健雄（1912.5.31-1997.2.16），生于江苏省苏州太仓浏河镇，美籍华人，著名核物理学家、被誉为“东方居里夫人”，世界物理女王、原子弹之母、原子核物理的女王、中国居里夫人、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在β衰变研究领域具有世界性的贡献。1934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现为南京大学物理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40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1958年升为教授，1958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1975年获美国最高科学荣誉—国家科学勋章，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国际编号为2752号的小行星命名为“吴健雄星”。吴健雄主要学术工作是用β衰变实验证明了在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用实验证明了核β衰变在矢量流守恒定律，μ子、介子和反质子物理方面的实验研究，验证“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奠定了吴健雄作为世界一流实验物理学家的地位，许多著名科学家都为她没有因该项成就同杨振宁与李政道同获诺贝尔物理奖而疑惑不平，但已被公认为世界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吴健雄的丈夫袁家骝，是袁世凯“二皇子”袁克文的公子，1942年5月30日，吴健雄三十岁生日的前一天与袁家骝结婚了。婚礼是在诺贝尔奖得主密立肯家中进行的。”两人在美国的许多同学好友都前来庆贺，如钱学森。婚后他们到洛杉矶的一个海滩上度“蜜周”（只一个礼拜），婚后袁家骝克尽丈夫的职守，还延揽太太的活儿，练就十八般武艺：洗衣、吸尘、带孩子以至下厨。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5月31日，吴健雄生于江苏省苏州太仓浏河镇书香门第的，父亲吴仲裔提倡男女平等，创办明德女子职业补习学校，对吴健雄的成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吴健雄属“健”字辈，族人依次以“英雄豪杰”取名。乳名“薇薇”的吴健雄虽是女孩，但因排行第二，得了“健雄”这个颇为阳刚的名字。父亲吴仲裔希望她不让须眉，积健为雄。得益于父亲的开明思想，吴健雄自小就能与其他兄弟一样读书识字。1923年（民国十二年），吴健雄小学毕业后考入苏州市第二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以优秀成绩从师范学校毕业，任小学教师。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小学教师”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归宿，但是在父亲的鼓励下，她决定继续到大学深造，日后回忆起来，吴健雄曾这样描述父亲对她产生的重要影响：“如果没有父亲的鼓励，现在我可能在中国某地的小学教书。父亲教我做人要做‘大我’，而非‘小我’。”1929年（民国十八年），吴健雄考入南京大学数学系，一年后转入物理系读书。在居里夫人的学生、物理学家施士元教授的精心指导下，吴健雄1934年撰写了一篇题为《证明布喇格定律》的优秀毕业论文，获得学士学位。毕业之后她受聘到浙江大学任物理系助教，不久进入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1930年（民国十九年），吴健雄进入中央大学，攻读数学专业。吴健雄资质俊秀，学习游刃有余，在求知欲的驱动下，她翻阅了一些有关X光、电子、放射性、相对论等方面的书籍，没想到一下子便被伦琴、贝克勒尔、居里夫妇、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给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她第二学年便申请转到了物理学系。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在施士元的精心指导下，吴健雄撰写了一篇题为《证明布喇格定律》的优秀毕业论文。带着师友的殷切厚望，她于1934年离开了母校，不久即赴美继续深造。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物理学界巨擘欧内斯特·劳伦斯、塞格瑞、奥本海默等物理学“巨头”。1938年，当吴健雄正式开始做原子核物理实验时，这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1939年由塞格瑞指导吴健雄进行的实验，正是研究铀原子核分裂的产物，它的一项结果为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做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她的学位论文发表在物理学界最权威的《物理评论》上。吴健雄起初是在史密斯学院担任讲师，1944年到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讲师，并定居于普林斯顿。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5月30日，在美国与袁家骝博士结婚。1944年3月（民国三十三年，她前往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作为资深科学家暂时研究，参与浓缩铀制程，发展y射线探测器；当时吴健雄尚未加入美国国籍，以未入籍的身份参加美国机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获聘美国物理学会会士；1958年晋升哥伦比亚大学正教授，同时获选为普林斯顿大学创校百年来第一位女荣誉博士，同一年她还当选为第一位华裔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被列入《美国科学名人录》。195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 1958年升为教授，同年，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她名誉科学博士称号，并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56年之前，吴健雄已因在β衰变方面所作过的细致精密又多种多样的实验工作而为核物理学界所熟知。1956年李政道、杨振宁提出在β衰变过程中宇称可能不守恒之后，吴健雄立即领导她的小组进行了一个实验，在极低温条件下用强磁场把钴-60原子核自旋方向极化，而观察钴-60原子核β衰变放出的电子的出射方向。他们发现绝大多数电子的出射方向都和钴-60原子核的自旋方向相反。这个实验结果证实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对称不守恒，在整个物理学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1957年1月15日，吴健雄的实验多次证实了杨振宁、李政道的设想，她将实验报告整理成论文，寄到了《物理评论》。同日，哥伦比亚大学为这项新的发现史无前例地举行了一场记者会。第二天，《纽约时报》以头版报道了吴健雄实验的结果。消息传出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奔往吴健雄所在的实验室。吴健雄也接到无数大学和实验机构的邀请，要她去讲述她的实验结果。但由于某些原因，吴健雄未能与杨李二人共同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奖。很多人为她感到不公，但她本人从未作出任何回应。只是在给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史坦伯格的祝贺信上写道：“尽管我从来没有为了得奖而去做研究工作，但是，当我的工作因为某种原因而被人忽视，依然是深深地伤害了我。”1972年，起提任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直到1980年退休。1975年，曾任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女性会长，同年获得美国总统福特在白宫授予她的国家科学勋章，这是美国最高科学荣誉，1978年在以色列获得沃尔夫奖。1975年，当选美国物理学会会长，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1982年，受聘为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名誉教授，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1982年，在南京大学开办系统讲座，论述了β衰变、宇称不守恒、穆斯堡尔效应等方面的课题。1984年10月，吴健雄第一次回到阔别40多年的故乡，参加母校明德学校恢复校名暨明德楼落成典礼，独资捐建明德学校紫薇楼。1986年获得南京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吴健雄生前多次探访南京大学及南京大学物理系，并与导师南京大学教授施士元交流。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国际编号为2752号的小行星命名为“吴健雄星”；1994年，吴健雄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7年2月16日，吴健雄在纽约病逝，终年85岁。遵照本人遗愿，，袁家骝亲自护送吴健雄的骨灰回大陆，安葬于苏州太仓浏河。吴健雄的墓地在明德学校紫薇阁旁，墓体设计由贝聿铭任设计顾问。明德学校的科技楼被命名为“吴健雄楼”，袁家骝捐赠25万美元作为基建费。他表示，他是浏河的女婿。浏河是他的第二故乡。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但他可请海内外优秀的科学家来做学校的顾问，推动明德学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