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投票悖论论文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1933－）：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关注最底层人的经济学家
阿马蒂亚·森简介
由于阿马蒂亚·库马尔·森（Amartya Kumar Sen ）对福利经济学几个重大问题做出了贡献，包括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的研究等作出精辟论述，1998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被称为关注最底层人的经济学家。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将授予了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以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研究课题上作出数项关键性的贡献阿马蒂亚·森简介，举凡公共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穷指标的定义，到对饥荒的实证研究皆属其贡献范围”。
阿马蒂亚·森的学术研究历程及成就贡献
阿马蒂亚·森于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邦桑蒂尼克坦。早年求学于加尔各答大学总统学院。在大学期间，他开始学的是自然科学，后转向了经济学。促使他选择学习经济学的原因之一，是在他9岁多的时候即1943年，他的家乡印度孟加拉邦发生了大饥饿，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万。这件事对他以后生活道路选择和学术生涯有重要影响。不过他一接触经济学即表现出对经济学的强烈兴趣。当然，作为一个学生，他对数学、自然科学、哲学也很感兴趣。在加尔各答大学，经济学教学仅仅限于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他最早接触的经济学著作包括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并曾以极大的兴趣阅读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尽管后来他对萨缪尔森的一些观点也提出了不少批评。当然，斯密、李嘉图和穆勒等人的古典主义经济学也是他的兴趣所在。此外阿马蒂亚·森简介，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肖伯纳的文学，马克思的政治主张都有强烈兴趣。
1953年大学毕业后，随即去了剑桥大学，这使他有机会接触不少著名经济学大师。他常与这些著名经济学家讨论问题，并从中获得了很大教益。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和皮埃罗·斯拉伐（Piero Sraffa）曾作过他的老师。他亦与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有不少交往。在剑桥大学的第二年，阿马蒂·森即开始在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夫人指导下写作论文。他曾与多布一起讨论过阿罗（K．Arrow）的名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通过与多布的讨论，他发现了一些具有挑战的问题，并学会了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研究的方法。
1955年在剑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曾一度回到印度并于1956－1958年担任加尔各答杰得弗帕（Jadavpur）大学教授。不久即回到英国，并于1959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主要探讨经济发展中的技术选择问题，即探讨了资本贫乏的国家在何种条件下可以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问题。该博士论文次年以《技术选择》（1960年）为题正式出版，这是他所发表的第一本著作。阿马蒂亚·森还从1957年起担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士直至1963年。1963年起又回到印度，担任德里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至1971年。期间先后以客座身份担任麻省工理学院助理教授（1960—1961年）和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1964—1965年）。在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了有关农业发展中劳动力剩余、机械化与农场规模生产之间关系的论文；两篇有关农民居民户经济行为的重要论文“合作性企业的劳动力配置”（1966）和“有无剩余劳动力的农民与二元性（1966）。两篇同样重要的有关外部性与集体储蓄决策方面的论文—“论优化储蓄率”（1961）和“不保险、保险与社会折扣率”（1967）也先后得以发表。时他开始发表有关社会选择理论与福利经济学方面的论文，诸如“分配、转移与利特尔（Little）福利准则”（1963年）、“偏好、投票与多数决策的转移”（1964）、“多数决策的不可能性”（（1966年）、“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1970年）等论文。有关社会选择理论与福利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在《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1970年）这一代表性著作中达到了最高峰。此外，他还在《哲学》与《哲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了有关社会与道德哲学方面的论文。
1971年回到了英国，于1971—1977年担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包括，1972年曾与达斯格普塔（P．Dasgupta）和马格林（S．Marglin）合作出版了《项目评价指南》一书，该书后来成为发展项目评估方法的标准范本。这一时期的其他贡献与他对福利经济学、伦理学和哲学的兴趣有关，同时也包括他对不平等及贫困测度的统计理论等方面的贡献，其思想反映在他于1973年所出版的《论经济不平等》一书中。这一时期森对他早期有关技术选择与发展的贡献赋予了新的内容，尤其对不同工作组织方式之间的差异（如雇用劳动与家庭生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于1975年出版了《就业、技术与发展》一书。阿马蒂亚·森认为，不同的工作组织方式产生不同的劳动的主观价值，雇用劳动的成本高于家庭劳动的成本。他据此解释了发展中国小型家庭农场采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原因。因此他指出，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仅仅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我们无法确定什么是最有效率的技术，而必须考虑不同的生产安排中的要素投入的比例或规模，考虑不同工作组织方式中劳动负效用的差异。尽管这一时期森继续对发展问题予以关注，但在整个70年代，阿马蒂亚·森对福利与社会选择理论给予了更多的注意。这一时期，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不平等与贫困测度方面的论文。他提出了低于贫困与穷人排序基础上的测度问题。这一测度方法与测度不平等的基尼（Gini）系数密切相关，并进一步促进了这一领域技术性较高的著作的出版。同时他还出版了有关资本理论与聚集理论、伦理与道德哲学方面的论文。1976年他被印度授予马哈拉诺比斯奖（MahalanobisPrize）。
从1977年起，阿马蒂亚·森担任了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德拉蒙德（Drummond）政治经济学教授。这一教授职位此前只有西尼尔（N．Senior）、希克斯（J．Hicks）、埃奇沃思（F．Edgeworth）等杰出经济学家担任过。这一职位可以反映出他在牛津大学经济学团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一时期他发表了有关福利经济学与一般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著作。他在担任这职位期间，热心地投入到饥饿、贫困以及其他发展问题的研究，包括性别分工与不平等等问题，有关贫困与饥饿方面的论文先后发表于《经济与政治周刊》与《剑桥经济学杂志》等刊物中，同时他对哲学与伦理学问题有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对人性假设的新古典模式进行了批判。因为传统模式只注重物质利益而忽视人的价值、权利与动机之间的关系。
阿马蒂亚·森担任过的团体职位
随着阿马蒂亚·森学术地位的上升，他被先后推举担任一些重要经济学学术团体职位。其中包括：
当选为1982年美国经济学协会外籍荣誉院士
担任1984届经济计量学会会长
1986—1989届国际经济学会会长等学术职位。
1988年起森担任了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哲学教授
1989年担任了印度经济学会会长
1994年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三一学院任院长，不过他仍为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值得一提的是，森尽管长时间在英美国家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但他仍保留了印度国籍，并经常参与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制订工作。因而，他也就成为了自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以来获此殊荣的首例第三世界国家公民。
阿马球蒂亚·森的主要学术贡献
一、解决"投票悖论”
阿马蒂亚·森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四项主要贡献之一，是解决了名为"投票悖论"的问题。这问题可以用包括三个人物和三项选择的例子来解释。假设人物1选择是a，其次是b，最后是c；人物2的选择顺序是b、c、a；人物三是c、a、b。他们的选择可以表示为：就人物1和3的组合而言，a的选票多余b；但在人物1和2之间，b的选票多于c；在人物2和3之间，c的选票多余a。这里出现一种投票悖论，破坏得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投票悖论对公共选择问题显然是一种固有的难题，所有公共选择规则都不能避开这个问题。
阿马蒂亚·森建议的解决方法实际上非常简单，假设将人物1的选择中a和b的项目互掉如下：3－cab，2－bca，1－bac。现在b胜过c（人物1和2），c胜过a（人物2和3），而b也胜过a（人物1和2），投票悖论已告消失，惟有b获得大多数票而获胜。阿马蒂亚·森在以上的例子中察觉，所有人物均同意a项并非最佳。因此，理应可将这种论证伸展至符合以下三种条件中任何一种选择模式：（1）所有人物同意其中一种选择不是最佳，（2）同意某一项不是次佳，或（3）同意某一项不是最差。至于有四项或四项以上的选择情况时，每个包括三项选择的子 *** 须符合这三种条件之一。这就是阿马蒂亚•森著名的价值限制理论，它产生的结果是得大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总是能达成唯一的决定。
二、引入“个人选择”
他的第二个主要贡献，就是引入了个人选择的概念，令公共选择理论内容更丰富。除了社会上可供选择的元素外（譬如 *** 的税收政策），他印入私人方面的元素（譬如个人利得）。私人元素的排列全由这些元素的拥有人来评估，这种情况与社会元素是有所不同的。他证明了，在尊重个人权益与做出集体决定之间，有基本的矛盾存在。换言之，没有一个集体决议机制能与尊重个人并存。
三、挑战“不可能定理”
阿马蒂亚•森克服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衍生出的难题，在这方面充分显示出他的睿智。他的另一项贡献是关于如何比较人际间的满足水平。
以前的学术文献主要提出了两种处理方法，而阿马蒂亚·森对这两种方法均具贡献。其中一种方法是，就阿罗所定出的四个假设（公理），逐一地加以放宽，并考察放宽的后果。这些公理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更好的做法是增加它们的信息内容。阿罗假设不可将不同人之间的满足程度互相比较，但阿马蒂亚·森却引入满足感的可度量性和可比较性。他和其他学者证明了，如果可具备更多的信息，实在可以扩展合理的社会福利函数的范围。一旦个人的满足水平可视为人际间可比较的，则你已可以做出不同种类的社会评价。
阿马蒂亚•森的主要代表著作：
《技术选择》（Choiceofchniques，1960）
《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CollectiveChoiceandSocialWelfare，1970）
《论经济不公平》（OnEconomicIneguality，1973）
《就业、技术与发展》（EmploymentTechnologyandDevelopment，1975）
《贫困的水平》（1980年）
《贫穷和饥荒》（PovertyandFamines，1981）
《选择、福利和量度》（ChoiceWelfareandMeasurement，1982）
《资源、价值和发展》（ResourcesValueandDevelopment，1984）
《商品与能力》（1985年）
《伦理学与经济学》（1987年）
《饥饿与公共行为》（与让•德雷兹合作著，1989年）
《生活标准》（1987年）
《不平等的再考察》（1992年）
《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1999年）
Rationality and Freedom， 2004．
Inequality Reexamined， 2004．
The Argumentative Indian， 2005．
他的两本论文集：
《选择、福利和测度》（1982年）
《资源、价值和发展》（1984年）。
库恩努力告诉我们的是，科学家共同体所拥有的范式本身是一套“群体的推理规则”，信仰同一个范式的科学家群体用这样的推理规则进行群体推理；而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因推理规则不同(范式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科学哲学家所力图揭示的是科学家进行群体推理的规则，不同的是，“逻辑主义者”哲学家认为，存在不变的规则；而“历史主义者”则认为这样的标准随群体的不同、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四、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群体选择的逻辑 我们每个人在行动选择时；根据自己的偏好在多个行动中选择有利的行动。这是一个推理过程。然而，一个包含两个或以上的行动者的群体或社会是如何做出共同行动或集体行动决策呢?即：群体是如何进行行动选择的推理的呢?每个人有自己的偏好，群体行动的选择依赖于群体个人的偏好进行“加总”(collect)，以形成群体的偏好。对群体中各个人的偏好进行加总是通过投票来完成的。对群体如何加总个人的偏好的研究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群体的投票规则即是群体的偏好形成的推理规则。如，一个群体对某个提案进行表决时，大多数规则——这是一个简单的易于理解的规则——说的是，一个“议案”若获得投票总人数中的一半以上则获得通过，即在此情况下，“该群体”“认为”该议案获得了通过；或者说该群体“认为”该议案通过比不通过要好。若一个“议案”没有获得投票总人数中的一半，在此情况下，“该群体”“认为”该议案不通过比通过要好。一个议案或者通过或者不通过，此时，投票群体进行投票便是在二中择一。当一个群体面临的候选对象超过两个(即三个或三个以上)时，情况便复杂起来。人们发明了许多加总投票人偏好的方法。如孔多塞的两两相决的规则，逐步淘汰的黑尔体系(Hare system)和库姆斯体系(Combs system)，一次性决策的赞成性多数(approval voting)和博达记分法(Boda count)。逻辑主要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若研究的是推理，在推理中存在前提和结论：前提是已知的，而结论要根据有效推理得出的。在群体投票中，我们根据投票者对某个议案的偏好——这构成推理前提，和投票规则——这构成推理规则，而得出投票结果——它便是结论。这样看来，群体加总群体中个人偏好的特定投票规则便是逻辑学中所说的系统，我们称这种系统为群体偏好推理系统。在实际中存在不同的投票规则，因而存在不同的群体偏好系统。我们考察逻辑系统时，往往考察系统的完全性和可靠性。群体偏好推理系统的完全性和可靠性如何呢?对于个体，他所用的偏好关系的推理系统满足完全性和可靠性，或者我们假定它满足完全性和可靠性。 研究社会选择的经济学家首先研究理性的偏好关系。偏好关系以“≥(弱优于)”表示。某个理性人认为“a≥b”，表示的是，对于该理性人而言，备选对象a与b相比，a至少与b一样好。经济学家认为“理性的”的偏好关系应当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条件：(1)完备性：任何两个备选对象a，b，它们的关系是或者a≥b，或者b≥a，二者必居其一；(2)传递性：对于任意的三个备选对象，如果a≥b，b≥c，那么a≥c。满足这两个假定的偏好关系的推理系统，如果用逻辑学的术语来说，该推理系统具有完全性——任何两个备选对象都具有一个偏好关系；上面的完备性正是说明了这点；该系统同时具有可靠性——不会产生矛盾的偏好关系；由传递性作保证。一个群体进行推理时，该群体能够做到完全性和可靠性吗?这是下一部分要回答的。五、群体理性如何得到保证?群体推理的理性如何保证?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同一个范式下的活动是理性的，因为存在一套为科学共同体中所有人都接受的不相互矛盾的规则体系。此时，科学共同体的理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但在科学革命时期，由于不存在共同接受可以对不同的范式下的规则进行评价的元规则，科学理论之间的竞争是非理性的。这样，不同的科学家群体组成的更大群体的理性得不到保证。在群体选择中理性是不是也得不到保证呢?群体的偏好关系推理系统具有完全性和可靠性吗?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群体用于偏好推理的系统能否适合一切可能的偏好组合，这是可靠性问题；第二，该系统进行推理时能否保证不出现矛盾，这是完全性问题。偏好关系推理系统的特性是许多学者所关心的重大问题。一个极端情况是，加总的规则为独裁规则，即某个人的偏好即群体的偏好，那么将不出现所谓矛盾性的结论。阿罗证明了，一个群体中的每个人给定偏好顺序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满足下列4个条件并具有传递关系的社会福利函数：第一，定义域不受限制——社会福利函数适合所有可能的个人偏好类型；第二，非独裁——社会偏好不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偏好来决定；第三，帕累托原则——如果所有个人都偏好a甚于b，则社会偏好a甚于b；第四，无关备选对象的独立性——如果社会偏好a甚于b，无论个人对其他的偏好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a与b的偏好关系不变，社会偏好a甚于b不变。这被称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这个定理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群体作为总体不可能像个人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作出“理性的”排序。孔多塞投票悖论反映的正是这个情况：群体得出了矛盾的结果。群体投票是群体推理过程，投票规则是群体推理系统。以这样的视角看，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对于有三个以上的备选方案的情况下，群体推理系统不可能既是完备的——适合所有的人的偏好类型，又是可靠的——不出现矛盾性的结论。六、结语综上所述，群体推理是发生于实际社会中的现象，不同领域里的学者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研究了不同的群体推理的逻辑，并取得了丰富成果。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刚刚起步，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发表论文开票发票内容
发票抬头：XXXXXX公司发票内容：论文版面费金额：XX元备注：论文版面费
提供学校的开票信息给sci开具发票即可。要开具sci论文发票就要提供抬头的开票信息，即提供税号、地址、开户行及银行账号等。SCI，ScienceCitationIndex，即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SCI期刊上刊登的学术期刊论文。
发表论文开专票还是普票
需区分发行对象而定:开具给个人或小规模纳税人、行政事业单位等非纳税人的，都是增值税普通发票;开具给一般纳税人企业的，基本上都是增值税专用发票。
我们学校是开普通发票，供参考。
论文出版费属于纳税人自己承担的费用，所以只能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要看报销单位要求，一般普票就可以，如果要专票还要提供单位一些资料
发表论文要普票还是专票
需区分发行对象而定:开具给个人或小规模纳税人、行政事业单位等非纳税人的，都是增值税普通发票;开具给一般纳税人企业的，基本上都是增值税专用发票。
我们学校是开普通发票，供参考。
论文出版费属于纳税人自己承担的费用，所以只能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开 么？
发表论文的发票中发票内容
出版费
论文发表发票内容应该开出版费
提供学校的开票信息给sci开具发票即可。要开具sci论文发票就要提供抬头的开票信息，即提供税号、地址、开户行及银行账号等。SCI，ScienceCitationIndex，即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SCI期刊上刊登的学术期刊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