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阉党论文发表在哪里

躺平的明朝木匠皇帝：朱由校

男主简介

明熹宗朱由校，明朝第十五位皇帝16岁即位，在位七年，在位期间，魏忠贤等阉党专权横行国内矛盾激化，辽东危机四伏。朱由校对政事无感，却沉迷木工沉酒声色犬马，因嬉戏溺水而疾1627年，崩于乾清宫，终年23岁庙号熹宗。葬于明十三陵之德陵，遗诏以皇五弟信王朱由检嗣皇帝位。

生平事迹

01 皇权动荡移宫即位

朱由校之名由其祖父明神宗所起1620年其父明光宗即位，朱由校养母李选侍与郑贵妃，展开了激烈的内宫之斗。而内斗引发著名的“红丸案”，明光宗因此病重驾崩，内阁诸臣恐李选侍干政，几经争斗终使其搬离乾清宫，朱由校得以正式即位年号天启。

02 阉党登场党争祸国

朱由校正式即位后东林党势力较大，众正盈朝。朱由校乳母客氏与魏忠贤狼狈为奸用阉党制衡风头正盛的东林党因熹宗酷爱做木工活，又不识一字魏忠贤借机多次矫诏擅权，迫害忠良。导致朝内君子殆尽，政治黑暗至极。

03 内忧外患险象环生

1626年明朝可谓内忧外患，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外敌入侵边关朝内猛将多被弃用或斩杀幸有袁崇焕临危不惧保住辽北5月天启大爆炸京城尽毁，当年夏秋陆续发生各类天灾朱由校下罪己诏，大赦天下朝廷内外，危机四伏。

04 诡异溺水兄终弟及

1625年朱由校西苑游船戏水莫名狂风大作其被掀船落水，虽未淹死但也由此落下病疾身体就此每况愈下卧床不起，1627年朱由校自知时日不多，召五弟信王朱由检命他继位，同年8月于乾清宫驾崩，年仅23岁，庙号熹宗，葬于十三陵之德陵。

人物结语

天启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灾难时期明熹宗最大的特长就是做木匠活可是他的身份偏偏是个皇帝。作为明朝最为匪夷所思的皇帝他“一字不识，不知国事“，最大的“功绩”就是重用了魏忠贤让本就已摇摇欲坠的明朝加速灭亡!

阉党一般指明朝依附于宦官权势的官僚所结成的政治派别。宦官干政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曾出现，例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十常侍之乱"，是东汉由盛转衰直至逐渐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唐代后期，宦官势力参与皇室的内部纠纷。唐朝宦官和皇帝的关系只是家奴和主子的关系。中晚唐的宦官的行为，实际是家奴在参与皇室的内部纠纷，如同旧社会豪门大族里各房的奴婢分别帮助其主子争产业，而并非奴婢的权力真大到可以夺取整个大家族的家产。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显现出独有的特色和景象。

大部分论文都在期刊上发表,CN期刊。

少数的是发表到国外的期刊,或者直接是在杂志的官网上线,比如SCI。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发表CN期刊就可以了。

期刊，定期出版的刊物。如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季刊、半年刊、年刊等。由依法设立的期刊出版单位出版刊物。期刊出版单位出版期刊，必须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领取《期刊出版许可证》。

广义上分类

从广义上来讲，期刊的分类，可以分为非正式期刊和正式期刊两种。非正式期刊是指通过行政部门审核领取“内部报刊准印证”作为行业内部交流的期刊(一般只限行业内交流不公开发行)，但也是合法期刊的一种，一般正式期刊都经历过非正式期刊过程。

正式期刊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国家科委在商定的数额内审批，并编入“国内统一刊号”，办刊申请比较严格，要有一定的办刊实力，正式期刊有独立的办刊方针。

“国内统一刊号”是“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的简称，即“CN号”，它是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分配给连续出版物的代号。“国际刊号”是“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的简称，即“ISSN号”，我国大部分期刊都配有“ISSN号”。

此外，正像报纸一样，期刊也可以不同的角度分类。有多少个角度就有多少种分类的结果，角度太多则流于繁琐。一般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分类：

按学科分类

以《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期刊分类表》为代表，将期刊分为五个基本部类：

(1)思想(2)哲学(3)社会科学(4)自然科学(5)综合性刊物。在基本部类中，又分为若干大类，如社会科学分为社会科学总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教育、体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

按内容分类

以《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为代表，将期刊分为四大类：

(1)一般期刊，强调知识性与趣味性，读者面广，如我国的《人民画报》、《大众电影》，美国的《时代》、《读者文摘》等;

(2)学术期刊，主要刊载学术论文、研究报告、评论等文章，以专业工作者为主要对象;

(3)行业期刊，主要报道各行各业的产品、市场行情、经营管理进展与动态，如中国的《摩托车信息》、《家具》、日本的《办公室设备与产品》等;

(4)检索期刊，如我国的《全国报刊索引》、《全国新书目》，美国的《化学文摘》等。

按学术地位分类

可分为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通常所说的普刊）两大类。

关于核心期刊

核心期刊，是指在某一学科领域(或若干领域)中最能反映该学科的学术水平，信息量大，利用率高，受到普遍重视的权威性期刊。

明朝阉党论文发表

我感觉应该是阉党比较误国一些吧，因为是他们陪伴皇帝的左右。

阉党老大魏忠贤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掌管皇帝大印的，另外皇帝只在后宫干木匠活，朝廷大事只听魏忠贤汇报和下达指示，再培养党羽，权力就越来越大了

阉党就是太监，太监在明朝能有权，主要还是他们依赖着跟皇亲国戚天天生活在一起，取得信任后代使他们的权力。

主要是毁在了太监的手上，因为他们架空了皇帝的权利，掌握了朝廷的政治权利，开始胡作非为，随心所欲，使得天下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明朝阉党论文发表于哪一年

明神宗朱翊钧在位年久，对政事已感到厌倦，章奏多不批阅。廷臣逐渐建立起门户，他们以过激惊人的言论为时尚，借国本之争，指斥宫禁。宰辅大臣被言官弹劾攻击，常常被迫称病引退。吏部尚书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海内士大夫多依从他。“东林”之名从此而始。后来“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发生，整个朝廷如同在打官司。与东林党相对抗的，众人便把他目为邪党。天启初年，大臣几乎全被罢免斥退，有识之士已担忧搞得过激将要发生变乱。到魏忠贤势力形成后，他的党徒果然图谋要依靠他排挤东林党。而徐大化、霍维华、孙杰首先依附魏忠贤，刘一火景和尚书周嘉谟都被孙杰弹劾而离去。但当时叶向高、韩火广正在辅政，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等都官居高位，左光斗、魏大中、黄遵素等人在言路，他们都全力主持清议，魏忠贤没能得逞。天启二年（1622年），朱由校评修庆陵功，荫封魏忠贤的侄儿为锦衣卫指挥佥事。给事中惠世扬、尚书王纪评论沈翭与魏忠贤、客氏交通，结果都被贬职。正好初夏下冰雹，周宗建说冰雹下得不合时令，是魏忠贤谗言和邪恶造成的。修撰文震孟、太仆寺少卿满朝荐也相继这样说，都被罢免。天启三年（1623年）春，魏忠贤引荐私人魏广微为大学士。令御史郭巩攻讦周宗建、刘一火景、邹元标以及杨涟、周朝瑞等人保举熊廷弼，说他们袒护奸邪之徒，误了国家。周宗建反驳郭巩受了魏忠贤的指使，御史方大任也助宗建攻击郭巩和魏忠贤，但都不获胜。这年秋，朱由校诏令魏忠贤和客氏的儿子侯国兴所庇荫的锦衣官准予世袭。兵部尚书董汉儒、给事中程注、御史汪泗论纷纷劝谏，朱由校不从。魏忠贤更加肆无忌惮，将内操军增加到一万人，内穿甲衣出入宫禁，恣意作威施虐。他假传圣旨将朱常洛的选侍赵氏赐死。裕妃张氏有身孕，客氏阴谋杀死了她。又革除成妃李氏的封号。皇后张氏妊娠，客氏施计将她堕了胎。朱由校因此缺乏子嗣。其他被害的还有冯贵人等宫嫔，以及太监王国臣、刘克敬、马鉴等人。禁宫事秘，无法详尽了解。这年冬，魏忠贤兼领东厂事务。

魏忠贤的“阉党” ，从最高层的内阁、六部，一直到地方的总督、巡抚，都有他的亲信，形成一个死党，就称之为“阉党” 。这个“五虎” 里面我们要介绍几个，比方说“五虎”之首叫做崔呈秀，这个人是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就是说，拿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话来说，就是国防部长兼监察部长，那就是说，军权和监察大权掌握在他手里，所以这个人是大臣里面， “阉党” 分子里面掌握实权的一个人，是“五虎”里面的第一号人物，是魏忠贤的心腹，很多魏忠贤的坏事都和他有密切关系。后来，到了天启皇帝去世，崇祯皇帝上台以后， “阉党”分子感觉到大事不妙，就把崔呈秀推出来，叫做“丢车保帅” ，就是想玩弄一个花招，把魏忠贤干的坏事全部算到崔呈秀头上去，同时让魏忠贤可以过关，也可见崔呈秀，在“阉党”里面也认为这个人是坏事做绝的人，是一个臭名昭彰的贪官污吏，可以议价出卖官员，就是“按职论价” ，公开挂牌出卖官职，叫做“悬秤卖官” ，悬一根秤，你这个官有多少分量，你要付多少银子，官的分量越重付的银子越多，叫做“悬64秤卖官” ，这就是崔呈秀～

从英宗开始，禁制废弛，历代皇帝多有宠信宦官，形成了以大太监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为首的几大阉党集团，他们利用庞大的网络朋比为奸，欺压良善，构陷冤狱，阻塞言路，为祸长达百年之久，致使朝政昏暗、民生凋敝，将大明王朝一步步拖向倾灭的悬崖。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春天的正月，宣宗皇帝在乾清宫驾崩，太子朱祁镇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元正统。英宗即位时年方九岁，年少无知，狡猾的王振陪小皇帝游玩得到欢心，于是和越金英等几个人掌控司礼监，劝导皇帝使用严刑峻法对待大臣，以防止被大臣欺压。大臣们因此被投入监狱的络绎不绝，而王振得以专权。那时候，太皇太后张氏（仁宗皇后）贤明有德，把政事交付给内阁。内阁辅臣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几朝元老，王振心里害怕他们不敢逞凶。到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逝，杨荣已经先去世，杨士奇因为儿子被判处死刑不出来做官，杨溥年老多病，新的内阁辅臣马愉、曹鼐势单力薄，王振于是骄横跋扈，无人管制。明太祖鉴于前朝宦官干政之失，在宫门内放置三尺高的铁碑，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字，宣德年间尚且保留。这块铁碑素来是王振的肉中之刺，掌权之后就派人把它偷走了。此后，王振大兴土木，穷奢极欲，在皇城东边盖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府邸，又修建智化寺。动用麓川的军队，整个西南民怨沸腾。正统八年（1443年），奉天殿鸱吻被雷电击倒，翰林院试讲刘球上书皇帝陈述利害得失，用语言讥刺王振。王振把刘球关进监狱，指使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把他肢解杀害。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时勉一向不理会王振，王振找茬诬陷薛瑄，差点把他杀害；王振曾经在国子监宣旨，恨李时勉没有行礼，借口他砍伐树木，将李时勉在国子监门口戴枷示众。监察御史李俨监收光禄寺祭物，看到王振没有跪拜行礼，得罪了王振，被发配铁岭卫充军戍边。正统九年（1444年）七月，驸马都尉石璟辱骂家里的阉人吕宝，王振讨厌石璟轻贱自己的同类，把他打进诏狱。朝中大臣们有忤逆王振而被他记恨的，都被定罪贬谪。英宗从心底倾慕依赖王振，曾经以先生称呼他。赐给王振诏书，极尽褒美。王震的权势一天天积累，朝中的公侯贵戚都叫他翁父。害怕灾祸的大臣争相依附王振以求免死，贿赂都聚集在王振府中。工部郎中王祐因为善于拍马屁而被擢升为本部侍郎，兵部尚书（正二品，相当于国防部长）徐晞等人甚至屈膝跪拜。他的侄子王山、王林因为他的荫庇被封都督指挥，私党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人横行不法，没有顾忌。至此，宦官不许干政的祖训被完全破坏，明代第一个阉党集团形成。正统十四年七月，蒙古瓦刺也先大举进攻，王振怂恿明英宗御驾亲征。同年八月，明军在土木堡被围，英宗蒙尘北狩（被俘的委婉说法），史称土木之变。将军樊忠在乱军中捶死王振，称：“吾为天下诛此贼！”兵败的战报送到朝廷，大臣们纷纷请求族诛王振。王振的党羽马顺及王、毛二侍一时在廷议中被群臣打死。都御史陈镒奉郕王朱祁钰令旨抄没其家，王振侄子王山被凌迟处死，族属不管少长，全部斩首。王振的家产在京城内外有好几处，抄出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馀株，金银六十馀库，币帛珠宝不计其数。王振集团是明朝第一代阉党，对明朝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一手酿成的土木之变致使皇帝被俘，瓦剌军队入寇中原，京师震动，人心惶恐，建立才八十余年的大明王朝直接面临覆亡危险。此外，王振阉党开启了朝廷外臣与内臣相互勾结，至使朝纲败坏，官员陷入党争的先河。英宗去世之后，太子朱见深即位，改元成化，是为宪宗。成化十二年（1477年），道士李子龙以“左道”驰名一时，登万岁山观察内宫，被锦衣卫校尉所发现，传出李子龙有弑君意图，於是李子龙被正法。为了避免类似的事再次发生，於是令宦官汪直从锦衣卫中选人乔装成平民，出宫伺察。成化十三年正月，宪宗正式设立西厂，命太监汪直负责刺探朝廷外事务。成化十三年二月，汪直心腹锦衣卫百户韦瑛指控英宗正统朝大学士杨荣的曾孙杨业家产巨万，经常杀人，要招纳亡命之徒下海为盗。汪直发兵对福建都指挥杨业抄家，供词牵连到兵部主事杨仕伟、中书舍人董璵，全部被下狱，几乎被杀。同年五月，因为当时汪直开西厂，罗织数起大狱，百姓害怕，大学士商辂上疏称请革去西厂，罢汪直并诛杀韦瑛；并与宪宗发生争执，宪宗最後批准此疏，罢免西厂。并贬谪韦瑛去宣府戍边。西厂的废除并没有直接导致汪直势力的衰弱，很快汪直恢复御马监职位。同年六月，御史戴缙、王亿等人因多年无法升迁，於是依附汪直，进言称汪直为官“直釐奸剔弊，允合公论”、“汪直所行，不独可为今日法，且可为万世法”，并请求恢复西厂。宪宗大喜，并恢复西厂。大学士商辂、尚书薛远、董方，左都御史李宾一同致仕；而依附汪直的王越担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掌都督院事。十一月，汪直党羽御史冯瓘为大理寺丞，戴缙为尚宝司少卿，后擢升佥都御史；王亿为湖广按察副使。成化十六年（1480年）正月，给事中孙博上疏弹劾东厂、西厂中伤大臣；却遭到宪宗指责。同年三月，宪宗命汪直、保国公朱永、尚书王越率兵出塞，在威宁交战，并获胜，王越封威宁伯。同年四月，辽东巡按御史强珍上疏，弹劾此前太监汪直、总兵侯谦、巡抚陈钺失机隐匿的事情。都给事中吴原、御史许进等上奏，并将陈钺比喻为宋朝的黄潜善、贾似道。宪宗下诏罚陈钺俸禄，陈钺因而怨恨王越掌都督院事而纵容强珍。汪直正在巡边还京中，陈钺在郊外五十里相迎，诉强珍承奉王越旨意弹劾他。汪直大怒，王越亦来迓，汪直不见王越。辽东巡抚王宗彝遂阿汪直旨意，诬陷强珍妄奏，逮捕强珍至京，下锦衣卫狱，戌辽东。当时，有盗越皇城入西内，东厂校尉缉捕逮获，太监尚铭上报，宪宗甚喜，厚加赐赉。汪直听後大怒称尚铭违背其意独擅功。尚铭恐惧，於是偷偷向宪宗上报汪直的过错。宪宗因宠信李孜省，加上万安勾结昭德宫而独揽政权，亦称汪直浸淫，宪宗於是渐渐疏远汪直。成化十八年三月，科道交相弹劾西厂苛察，万安亦称应当罢免西厂，而刘珝持不可。宪宗竟然罢免西厂，朝廷内外官员均欣然大喜，刘珝则有惭色。同年八月，因万安恐汪直为王越所诱，於是请求恢复使用王越，调任镇守延绥，而以都督许宁取代原职。成化十九年（1482年）六月，汪直因为与总兵官许宁不协，巡抚郭镗上报，宪宗於是调任汪直为南京御马监。同年八月，御史徐镛上疏弹劾汪直欺罔罪，并称：“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自相表里。肆罗织之文，振威福之势，兵连西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渐成羽翼，可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为奸臣结党怙势之戒。”宪宗表示深深赞许，於是罢免汪直，削王越威宁伯，追夺诰券，编管安陆州。兵部尚书陈钺、工部尚书戴缙、锦衣指挥使吴绶被革职为民。虽然汪直擅政没有像王振擅政一样导致明朝政权有颠覆的危险，但其却打开了宦官通过警察特务系统与朝廷官员勾结的先例。刘瑾在明孝宗在位时侍奉太子朱厚照，他对这个难得的机会很知道珍惜，因为他知道太子将来登基即位后他这个日夜服侍的太监就是功臣了，权势与富贵唾手可得。于是，刘瑾便千方百计地讨好太子，侍奉当时只有十多岁的太子。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明孝宗因病去世，太子顺利即位，这就是明武宗。刘瑾和马永成、高凤等七名太监得到了新皇帝的宠爱，被称为“八虎”，刘瑾则是“八虎”之王。在刘瑾的领导下，这些宦官想方设法地鼓动武宗游玩享乐，他们则专权跋扈，隐瞒着皇帝为非作歹。刘瑾最受武宗的信任，在内宫监任职，而且掌管着京城的精锐守卫部队。第二年，为国忧虑的大臣们见武宗被宦官们搞得不理朝政，便纷纷劝谏。开始武宗听不进去，直到被告知天象有变，是上天在警示他，武宗这才有所表示。武宗打算将刘瑾先贬到南京。但大臣们则坚决要求杀掉这个祸根。为了让皇帝下决心除掉刘瑾，大臣们联合了当时的京城主要官员，准备第二天一起劝谏武宗杀掉刘瑾。但吏部尚书焦芳却在当天晚上向刘瑾透漏了消息，刘瑾一听，大惊失色，赶忙召集其他七人连夜到武宗面前哭诉求情。武宗念及刘瑾以前的忠心照顾，竟赦免了他们，而且在他们的怂恿下将司礼监、东厂、西厂也让他们分别掌管。司礼监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内宫官署，有掌印太监一名，秉笔太监八至九名。在明朝，百官向皇帝上书，要先送内阁，由内阁辅臣做出初步的处理意见，叫做“票拟”，再交给皇帝批阅。皇帝用朱笔在奏章上批示，叫做“批红”。有的皇帝如果不勤于政事，便让司礼监宠信的太监代笔，这就给太监的胡作非为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司礼监的太监还有一个其他部门无法比拟的特权：传达皇帝旨意。有时由秉笔太监记录下皇帝的话，然后让内阁起草，或者由太监口头传达给有关大臣。这种制度直接给宦官造成了篡改圣旨的机会。刘瑾就是司礼监的主管，这是他专横跋扈的重要资本。刘瑾大权在握之后，便引诱武宗沉溺于骄奢淫逸中，自己趁机专擅朝政，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他排陷异己，朝中正直官员大都受他迫害。而刘宇、焦芳等小人则奔走其门，成为其党羽。权力的集中刺激了他的贪欲。他利用权势，肆意贪污。他劝武宗下令各省库藏尽输京师，从中贪污大量银两。他公然受贿索贿，大搞钱权交易。各地官员朝觐至京，都要向他行贿，谓之“见面礼”，动辄白银千两，有的高达五千两。有人为了行贿，只好贷于京师富豪，时人称为“京债”。凡官员升迁赴任，回京述职，都得给他送礼。此外，他还派亲信到地方供职，为其敛财。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企图寻机夺位。但是，刘瑾只顾自己作威作福，没想到其他的七虎正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因为原来他们向刘瑾要权办事时，刘瑾总是不肯照顾，时间一长，矛盾便逐渐激化。1510年四月，武宗派都御史杨一清和八虎之一太监张永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乱。杨一清平定叛乱后与前来监军的张永商讨除刘大计。叛乱平定之后，在向武宗报告战况时，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武宗不禁大吃一惊，命令将刘瑾抓捕审问。在李东阳的帮助下，明武宗最终动了杀心。第二天，武宗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结果发现了印玺、玉带等禁止百姓和官员私自拥有的禁物。在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中也发现了两把匕首，武宗见了大怒，终于相信了刘瑾谋反的事实。刘瑾权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经会审，刘瑾被判以凌迟。同年八月，刘瑾伏诛，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恶贯满盈的刘瑾被判凌迟3357刀，分三天割完：刽子手先从其胸脯割10刀，然后对着他大声吆喝，怕他昏过去，等醒过来，再割10刀，如此反复.第二天，刘瑾熬不住气绝身亡.第三天继续割尸，直到割足3357刀。行刑完毕，割下的小肉块被受过其害的人家抢着买下吃掉。刘瑾被诛之后，谏官交相揭发其党羽，《明史》中详列了名单：内阁则焦芳、刘宇、曹元。尚书则吏部张彩、户部刘玑、兵部王敞、刑部刘璟、工部毕亨、南京户部张澯、礼部朱恩、刑部刘缨、工部李善。侍郎则吏部柴升、李瀚，前户部韩福，礼部李逊学，兵部陆完、陈震，刑部张子麟，工部崔岩、夏昂、胡谅，南京礼部常麟、工部张志淳 ……从这份名单中可看到廷臣党附者之众，上至内阁重臣、北京南京六部的要员下至各部门的一般办事人员无不处于这个巨大的网系之中，阉党这颗毒瘤危害的酷烈也就不言而喻了。

明朝阉党论文发表时间

统治者的无能让一个国家处于水深火热当中，并且被其他的国家吞并，让它成为了一个历史，也让人们把他们看成了笑话。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玉蟠，又号石浦。明代文学家，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七年（1589）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右庶子。“公安派”的发起者和领袖之一，与弟宏道、中道并称“三袁”。荆州公安人。万历十四年(1586)礼部会试第一，次年任翰林院编修，授庶吉士。在复古派极盛一时的情况下，他独推白居易、苏轼，成为共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万历二十五年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鸡鸣而入，寒暑不辍”。万历二十八年秋，在北京“竟以惫极而卒”。终年41岁。光宗继位，赠礼部右侍郎。在文学上既反对模拟复古，又注重学习前人“古文贵达”的精神，先后发表《论文》上下两篇，在中国文学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至今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两篇论文批驳前后“七子”违反文学发展规律，倡导剽窃蹈袭、复古倒退的谬论，主张作家应“从学生理，从理生文”。万历二十六年，三袁共同发起，在北京西郊崇国寺组织“蒲桃社”，吟诗撰文，抨击“七子”。为人神清气秀，稳健平和。居官15年，"省交游，简应酬"，“不妄取人一钱”，身为东宫讲官，死后竟仅余囊中数金，几至不能归葬。著有《白苏斋集》22卷行世。他的诗文创作无人云亦云之作，多是有感而发、率真自然之作。代表作有《戒坛山一》、《上方山》、《小西天一》等，但他的创作如袁宏道一样存在这内容贫乏的缺点，这也是由他的创作思想导致的。【袁宏道】简介 (1568～1610)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主帅，袁宗道二弟。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今属湖北)人。袁宏道始终无意于仕途，万历二十年（1592）就中了进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访师求学，游历山川。他曾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在登山临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个性得到了张扬，文学创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涨。生平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第二年，升为国子监助教。本文（《满井游记》）就写于这一年的春天。袁宏道生于湖广公安（湖北公安）。北国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游兴。文章的第一段，就写了这种欲游不能的苦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这对北方人来说本不足为奇，但对一个在江南长大的人来说，却是不可忍受的。作者从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则是他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了。一个“余”字，一个“犹”字，两相映衬，把寒流不肯罢去的情状描述无遗。那么，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呢？作者用了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描绘：“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不说“寒风”“冷风”而说“冻风”，意在说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对“燕地寒”的敏感。这样恶劣的天气，只好“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从“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来看，作者不知做过多少次尝试，都无奈而归。文学流派公安派的领袖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袁宏道（1568—1610）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字摹句拟，制造赝鼎伪觚的风气，他大声疾呼：创作要充分发挥自己个性，不要从人脚跟，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序》）他把死学古人的做法斥之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与张幼宇书》）。他强调文学要“真”，要有真知灼见、真情实感，要从“假人假言”，也就是从“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中解放出来。这种尊重个性、要求解放，反对传统的文学主张，使他的创作充满着由儒、道、禅混合的自由放纵思想。袁宏道一生创作了大量山水游记，在他笔下，秀色可餐的吴越山水，堤柳万株的柳浪湖泊，风清气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着笔不多而宛然如画。这些山水游记信笔直抒，不择笔墨。写景独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悦性。语言清新流利，俊美潇洒，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一、习禅——由精猛到稳实袁氏三兄弟中，宗道研习佛教较早，宗道为太史时，就以性命之学启教宏道，其后休沐归里，又与宏道一起朝夕商榷，研习华梵诸典。根据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及《石浦先生传》所载，伯仲三人虽“亡食亡寝”地“极力参究”佛典，也仅“时有所解”，直到读过张子韶《格物论》后，才对佛意有较多的理解。万历十九年，宏道闻李贽“冥会教外之旨”（1），造访李贽，两人相谈甚洽，李贽以诗相赠，且留住“三月余”。（2）他们相互商证也是以佛禅为契的，李贽“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3）宏道的佛学造诣主要在于净土，但是，深为李贽推赞的《金屑编》就是一部禅学著作，可见其对禅学有所体悟，他在《金屑编自叙》中自谓曾“遍参知识，博观教乘，都无所得，后因参杨岐公案，有所发明。”于是拈出经文、语录，而加以颂古或评倡，共七十二则，是宏道的参禅心得。在其对前代宿德的推奉之中，亦可见其对禅学的基本态度。他对《坛经》也颇有研究，曾作《六祖坛经节录》、《坛经节录引》等。其倡求文学新论，也与受佛禅的濡染有关。一“白首庞公是我师” 虽然袁宏道对李贽十分崇奉，以至抠衣称弟子，但在致李贽的尺牍之中，论及佛禅的内容寥寥。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禅门居士庞蕴曾屡屡提及。这或许与李贽有关，李贽亦推崇庞蕴，曾云：“庞公，尔楚之衡阳人也，与其妇庞婆、女灵照同师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后化去，作出世人，为今古快事。”（4）因此，师习李贽与称引庞蕴是一致的。通过宏道论庞蕴，我们可以看到其论禅的特色。庞蕴，字道玄，唐衡阳人。“世本儒业，少悟尘劳，志求真谛。”（5）贞元初与石头和尚、丹霞禅师为友。举家入道，信佛而不剃染。随马祖参承二年，其后机辩迅捷，声名远播。《五灯会元·庞蕴居士传》曰：“有诗偈三百余篇传于世”，但《全唐诗》中仅收其诗偈七首。宏道对古代佛教中人称引最多的当数庞蕴，且无论前期的论禅还是后期的持净，对庞蕴都极为推崇，时间跨度达十一年之久。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十六次称引，除一次（6）之外，都在诗中。二、直接以“庞公”称代“禅”，如《闲居杂题》其二“酒障诗魔都不减，何曾参得老庞禅。”（7）《述内》：“陶潜未了乞儿缘，庞公不是治家宝。”（8）《乙已初度口占》：“蛮歌社酒时时醉，不学庞家独跳禅。”（9）或以“庞公”自况，如《和散木韵》其二“禅锋示妻子，输我作庞公。”（10）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从《景德传灯录》及《唐诗纪事》中有关对庞蕴的记载来看，除留下了一些机敏的机锋偈颂外，并无专门的佛学著作。这与同时的希迁有《参同契》、道一有《大寂禅师语录》、《马祖道一禅师广录》传世不同，可论的仅是他的出、处态度（11），对其佛学思想很难详论。因此，文中论述很少而不象对马祖那样列为接武先秦儒学，下启王学的关键人物。另一方面，对庞蕴又是极其推崇的。这主要是因为袁宏道的立身态度、佛学观点与庞蕴一致。首先，庞蕴传世著作并不多，但与希迁论对问答之后，写下了一首著名的禅偈：“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谐。头头非取舍，处处没张乖。朱紫谁为号，北山绝点埃。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12）最后两句几乎成了祖师禅随缘任运宗风的典型表述。这与马祖所谓“平常心是道”完全同一。他将人的自然、现实的生活要求与玄妙的佛理统一起来，人的欲求被合理化、中国佛教被人化了。这对深受明代启蒙思潮沐染，习禅而又任运，“一帙《维摩》三斗酒，孤灯寒雨亦欢欣”的袁宏道来说，不啻是隔世知音。其次，庞蕴是一居士：不剃染，（13）不出家（14），袁宏道也“是释长鬓须”（15），认为“佛不舍太子乎？达磨不舍太子乎？当时便在家何妨，何必掉头不顾，为此偏枯不可训之事？”（16）因此，对于袁宏道来说：“庞家别有一枝灯”，对其推崇备至，以师尊之：“白首庞公是我师。”再次，庞蕴诗偈虽现存不多，但宋代时还有三百余篇，（17）明代时数量也许相当可观。同时，从现存的七首来看，虽然不无枯燥之憾，但直白浅显的风格与袁宏道诗作的浅露有相似之处。其中第七首写得还不无情趣：“焰水无鱼下底钩，觅鱼无处笑君悉，可怜谷隐老禅伯，被唾如何亦见羞。”（18）因此，袁宏道将庞蕴的偈颂与白居易的诗视为同类，曰：“销心白傅诗，遣老庞公偈。”袁宏道受白居易的影响很明显（且有摹拟之作），对庞蕴的推崇之理自可推绎。以上所述主要是袁宏道前期思想与庞蕴的契合点，而后期的学术、文学思想有所变化，佛学思想以修净为主，但仍推崇看话禅，贬斥的仅是所谓“默照邪禅”。对庞蕴的态度一仍其旧，个中原因与看话禅有关。看话禅始于宗杲，一般认为溯其源可直至赵州从谂。其实从谂之前的庞蕴则首先揭橥了看话禅的端绪。《五灯会元·庞蕴居士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庞蕴）尝游讲肆，随喜《金刚经》，至‘无我无人’处致问曰‘座主！既无我无人，是谁讲谁听？’主无对。”明代秀天端禅师主要参“谁”字，明清之际莲池之后，净土念佛之风大盛，清代以参“念佛是谁”为最普遍。这明显可溯源于庞蕴。因此，推崇看话禅是袁宏道后期仍然推举庞蕴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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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阉党论文发表时间表

洪武至天顺年间散文明代初期的散文作家多是由元入明者。他们经历了社会动乱，创作较能注意现实。这种创作倾向，对扭转元末纤弱萎靡文风起了良好的作用。其代表作家有宋濂、刘基。成化至隆庆年间散文成化以后，台阁体散文的弊病日渐暴露,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于是,茶陵诗派、前七子也就应运而生。他们在变革台阁体文风方面起了推动作用。茶陵派的首领是李东阳。万历至崇祯年间散文其中像李贽、袁宏道、钟惺、谭元春、刘侗、王思任、张岱，都是风格独特、成就较高的散文家。

明代散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前期，指的是洪武至天顺年间散文。明初期的散文作家多是由元入明者。他们经历了社会动乱，创作较能注意现实。对扭转元末纤弱萎靡文风起了良好作用。代表作家有宋濂、刘基。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浙江金华人。他的大半生是在元朝渡过的。元末征为翰林院编修，以亲老固辞。入明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任元史总裁。朱元璋称之为“开国文臣之首”。后因胡惟庸案，徙茂州，死于途中。有《宋学士全集》。他以散文见长，尤以传记文写得最为生动形象，如《秦士录》、《王冕传》、《记李歌》都是著名的篇章；其写景文如《环翠亭记》等，文笔简洁清秀；议论文以《文原》为代表。他的《送东阳马生序》是一篇广为传诵的文章。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元末进士，官至浙东行省郎中，后弃官还里。他曾辅佐朱元璋建立明朝，官至御史中丞。后为胡惟庸所构，忧愤而死，一说为胡惟庸遣医致死。有《诚意伯文集》。刘基诗文兼长。他的《郁离子》撰于元末，是一部寓言。既讲寓言故事，又有议论，不仅反映了元末的社会生活，而且寓有批判。他的《卖柑者言》是一篇揭露和谴责统治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著名文章。另外，他的游记清越幽秀，颇有柳宗元的风范。以后能继承宋濂、刘基散文传统的是宋濂的门生方孝孺。他的散文纵横跌宕，如《蚊对》指责同类相残甚于毒蚊。明代散文以方孝孺被明成祖杀害为转折点，进入了百年的低潮期，这是因为政治的高压和文字狱使作家们缄默了。随着明王朝政治的巩固，文网日渐严密。当时统治者一方面明文规定：“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罪该杀”，另一方面着意提倡理学，编定《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定为生员必读，并以此内容进行八股取士。这样大大限制了散文作家的视野，使创作逐渐失去了应有的生机。内容贫乏、文气冗弱的台阁体应运而生。代表作家有杨士奇、杨荣、杨溥，号称“三杨”。三人先后都官至大学士，一时朝廷的诏令奏议皆出其手。他们的散文多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酬答唱和之作。 2、中期，约从成化至隆庆年间散文。其特点是，文学逐渐摆脱官方政治的束缚，重新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具体说来，就是要求文学独立，反对文学成为理学的附庸；认为文学是人的内在需要，而不是载道或政教的工具，同时强调真情。复古主义成为这一时期诗文创作的主流。前后七子、唐宋派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成化以后，台阁体散文的弊病日渐暴露，引起广泛的不满，于是出现茶陵诗派李东阳。他也是台阁重臣，“四十年不出国门”，生活范围并不广阔，所以他的散文创作在内容的贫乏上并未有多达改变。但他想以深厚雄浑的文风代替冗弱的台阁体，在表现艺术上与台阁体有所区别，有一定可取之处。由于他立朝多年，门生众多，故形成一派。茶陵派是明代诗文从台阁体走向复古的过渡。真正从内容到形式给予台阁体有力打击的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在理学独尊、八股取士、台阁弥漫的文坛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他们片面强调摹拟古人，把文学创作引上复古的歧途，危害也不小。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为茶陵派、前七子所囿，但又能反对台阁体，成就较为显著的散文作家。马中锡的文风奇崛横逸，他的《中山狼传》生动地描述东郭先生救狼反被狼害的寓言故事，是散文史上的名篇。思想家王守仁的散文俊逸清畅，代表作之一《瘗(yI)旅文》通过祭奠客死异乡的三个陌生人，寄托自己对现实的悲愤之情，是凄怆苍凉、催人泪下的抒情佳构。随着“前七子”所倡导的“文必秦汉”的复古运动，出现越来越多的生吞活剥、字剽句窃的现象，自然引起很多文人的怀疑和不满，其中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在肯定先秦两汉散文传统的同时，强调学习唐宋八大家散文法度，世称唐宋派，其中归有光成就最高。他善于即事抒情，描绘家庭琐事，真挚动人，“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王世贞《归太仆赞序》）。在他的散文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项脊轩志》、《寒花葬志》、《先妣事略》等，特别是《项脊轩志》，全文以项脊轩的今昔变化为线索，细腻而真挚地写出了亲人的音容笑貌，表现了深切的怀念之情。正是马中锡、王守仁、唐宋派诸散文作家的努力，使明代散文创作出现了一个高潮。当然，唐宋派自身有明显的局限性。他们的创作有时“搀杂讲学，信笔自放”，有道学气，迂腐平庸，索然无味。唐宋派的理论主张也因具有道学论文的格调而未能深入人心，当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思潮再起时，他们的影响就几乎消失了。由于后七子中李攀龙，特别是王世贞在当时文坛享有盛名，他们的复古主张也影响甚大。3、后期，万历至崇祯年间散文。对前后七子复古主义批评较为深刻的是万历年间的“公安派”。由于其代表人物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都是湖北公安人，故称。他们深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叙小修诗》）。强调真实与变化是公安派理论的核心。公安派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是袁宏道。其散文多为游记、书信等，以描写风景、表现士大夫的情趣为主。往往写得意境优美，轻松活泼，而且篇幅也不太长，如山间小溪，清澈透亮，惹人喜爱。与公安派同时稍候的竟陵派，也是反对诗文拟古的。以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他们的文学主张大体同于公安派。明末诗文大致可以分为文人诗文和志士诗文两类。前者以张岱、张溥为代表的，后者以陈子龙、夏完淳为代表。文人诗文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小品文的创作上。小品原为佛家用语，指大部佛经的略本，晚明则用来指尺牍、游记、传记、日记、序跋等。晚明的小品作家为了区别以往人们看重关于国家政典、理学精义之类的高文大册，于是提倡一种灵活鲜明、真情流露的新格调散文。他们最推崇的是《世说新语》及苏轼的抒情散文。晚明小品创作始于公安派，中间经过李贽、竟陵派作家以及王思任等人的发展，到张岱时，达到顶点。张岱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对世事沧桑颇多感触，因此，他的小品文可称为一部“梦华录”。风格上则受公安派的影响，以清新流畅为主调，描写中杂以竟陵派的冷峭，时有诙谐之趣，旷达与痴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如《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等，篇幅不长，却写得极其生动。一些写人的小品，如《柳敬亭说书》、《王谑庵先生传》等，也惟妙惟肖，绘声绘色，堪称散文中的精品。与晚明小品发展的同时，爱国志士陈子龙、夏完淳等积极投身于抗清斗争，写下了许多酣畅淋漓、充满爱国情感的作品。陈子龙是明末著名的抗清志士，并最终为抗清斗争而牺牲。他的作品如《秋日杂感》、《望下邳作》等，豪放悲壮，大气磅礴，真可谓明代诗歌的黄钟大吕。夏完淳是陈子龙的学生，十七岁就为抗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就义之前用血泪凝成的《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感情充沛，悲壮动人。与晚明那些流连光景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