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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第一篇发表的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2 07:59:12

人生中第一篇发表的论文

图灵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使他在1930年和1931年两次获得他的一位同学莫科姆的父母设立的自然科学奖,受到政府派来的督学的赞赏,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为他后来的一些研究奠定了基础,他的数学能力使他在念中学时获得过国王爱德华六世数学金盾奖章。

1931年,图灵考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由于成绩优异而获得数学奖学金。在剑桥,他的数学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

1935年,他的第一篇数学论文“左右殆周期性的等价”发表于《伦敦数学会杂志》上。同一年,他还写出“论高斯误差函数”一文。这一论文使他由一名大学生直接当选为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并于次年荣获英国著名的史密斯 (Smith) 数学奖,成为国王学院声名显赫的毕业生之一。

1936年5月,图灵向伦敦权威的数学杂志投了一篇论文,题为《论数字计算在决断难题中的应用》。该文于1937年在《伦敦数学会文集》第42期上发表后,立即引起广泛的注意。在论文的附录里他描述了一种可以辅助数学研究的机器,后来被人称为“图灵机”,这个设想最有变革意义的地方在于,它第一次在纯数学的符号逻辑,和实体世界之间建立了联系,后来我们所熟知的电脑,以及还没有实现的“人工智能”,都基于这个设想。这是他人生第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1937年,图灵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可计算性与λ可定义性”则拓广了丘奇(Church)提出的“丘奇论点”,形成“丘奇-图灵论点”,对计算理论的严格化,对计算机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1936年9月,图灵应邀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学习,并与丘奇一同工作。

在美国期间,他对群论作了一些研究,并撰写了博士论文。1938年在普林斯顿获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为“以序数为基础的逻辑系统”,1939年正式发表,在数理逻辑研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8年夏,图灵回到英国,仍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任研究员,继续研究数理逻辑和计算理论,同时开始了计算机的研制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图灵的正常研究工作,1939年秋,他应召到英国外交部通信处从事军事工作,主要是破译敌方密码的工作。由于破译工作的需要,他参与了世界上最早的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他的工作取得了极好的成就,因而于1945年获政府的最高奖——大英帝国荣誉勋章 (O.B.E.勋章) 。

1945年,图灵结束了在外交部的工作,他试图恢复战前在理论计算机科学方面的研究,并结合战时的工作,具体研制出新的计算机来。这一想法得到当局的支持。同年,图灵被录用为泰丁顿 (Teddington) 国家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开始从事“自动计算机” (ACE) 的逻辑设计和具体研制工作。这一年,图灵写出一份长达50页的关于ACE的设计说明书。这一说明书在保密了27年之后,于1972年正式发表。在图灵的设计思想指导下,1950年制出了ACE样机,1958年制成大型ACE机。人们认为,通用计算机的概念就是图灵提出来的。

1945年到1948年,他在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工作,负责自动计算引擎的研究。

1948年,图灵接受了曼彻斯特大学的高级讲师职务,并被指定为曼彻斯特自动数字计算机(Madam)项目的负责人助理,具体领导该项目数学方面的工作,作为这一工作的总结。

1949年成为曼彻斯特大学计算机实验室的副主任,负责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计算机——“曼彻斯特一号”的软件理论开发,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把计算机实际用于数学研究的科学家。

1950年,图灵编写并出版了《曼彻斯特电子计算机程序员手册》 (The programmers’handbook for the Manchester electronic computer) 。这期间,他继续进行数理逻辑方面的理论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同年,他提出关于机器思维的问题,他的论文“计算机和智能 (Computingmachiery and intelligence) ,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深远的影响。1950年10月,图灵发表论文《机器能思考吗》。这一划时代的作品,使图灵赢得了“人工智能之父”的桂冠。

1951年,由于在可计算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时年39岁。

1952年,他辞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员的职务,专心在曼彻斯特大学工作.除了日常工作和研究工作之外,他还指导一些博士研究生,还担任了制造曼彻斯特自动数字计算机的一家公司——弗兰蒂公司的顾问。

1952年,图灵写了一个国际象棋程序。可是,当时没有一台计算机有足够的运算能力去执行这个程序,他就模仿计算机,每走一步要用半小时。他与一位同事下了一盘,结果程序输了。后来美国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群根据图灵的理论,在MANIAC上设计出世界上第一个电脑程序的象棋。

感觉很自豪,第一次发表了学术论文,感觉了不起呀。

感觉自己有所成就,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让自己心里有所自豪,毕竟是第一篇嘛,以后还会有更多成就。

感觉是个值得纪念的事情,非常的有意义,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次。

人生中第一篇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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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表sci论文?这是许多研究者关注的内容。目前,发表sci论文可以给国内作者带来很大的优势。然而,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是有难度的。发表sci论文都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充分的准备才能使论文更顺利地发表,首先需要一篇高质量的论文。这也要求作者阅读大量的英语文学作品,并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如果英文水平不够,你可以先用中文写论文,然后找专业机构翻译成英文,他们也会对论文进行润色,使论文达到投稿的水平。国际sci论文审稿人是不习惯中国式英语的,很多国内作者投稿也是因为语言问题而被拒稿,想要避免这种情况就需要早做准备。论文写好后都会寻找相关的sci刊物投稿,大家阅读相关文献时也会知道一些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sci刊物,掌握其影响因子及相关期刊的名称非常重要。小编建议先发一些比较高质量的期刊论文,如果能被送审,得到一些修改意见,即使被拒,也可以发表一些影响因子较低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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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人生中第一篇论文

感觉是个值得纪念的事情,非常的有意义,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次。

这个人就是华罗庚,然后也非常的勤奋,同时也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成就的数学家。

原文来源于:西湖大学WestlakeUniversity 原文链接: Undergraduate: I want papers, more papers,more more papers.Graduate: I want papers, more papers, JACSpapers.Postdoc: I want HIJ (High Impact FactorJournal) papers.如果你也学化学,如果你也搞科研,看到这样的心路历程,是不是代入感很强?这是西湖大学工学院材料科学讲席教授黄嘉兴,在成为一名独立PI之前对于发表论文这件事的心态变化。在西湖大学,不管是遴选学术人才还是面试博士新生,我们都曾强调“不唯论文”。然而,每一个科学发现、每一次成果转化的背后,都离不开一篇篇学术论文的支撑。不唯论文,不代表不看论文,更不代表不发表论文。那,我们发表论文是为了什么?作为一名博士生、博士后或年轻博导,你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是否有人曾与你讨论过这个问题?本周二晚上,在学校研究生会主办的WeSalon微沙龙活动上,黄嘉兴翻出自己在不同阶段的“第一篇”论文,首次吐露每篇“第一次”发表前后的真实故事,并以此引出——如今作为一名资深教授,他对“发表论文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有了哪些新的理解。这是一场故事与观点齐飞、风趣与睿智兼备的分享,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整理出这篇干货版回顾。黄老师提醒,这仅是他一家之言,但如果这样的分享与传播能够启发大家思考这个问题,也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准备好了吗?黄老师开讲了。01 本科阶段发论文   接受一次科研训练 我本科是在中科大念的化学物理,当年中科大的本科读五年,一般第五年进实验室。1999年我上大四,当时成绩一般,为了获取研究经验,就提前进了实验室,充当了相当于科研助理的角色。那时候我想,我的学习一般,说明我没有把国家和社会对我的“输入”吸收好,但这也许并不代表我的“输出”就不行了。一开始我真的想,能够起点小作用、打打下手,甚至能帮人洗个烧杯就很开心了。后来带我的博士生也许是看我还算勤快,把我“拉”进了他的一个工作。文章写完后,我就抱着使劲读,偶尔能帮忙改动一二就好开心,觉得我又起到了一点作用。最终他和我的导师愿意把我的名字包含在作者里面,我觉得很荣幸。人生第一次,我名字的拼音变成铅字,出现在国际期刊上,对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是开心得不得了的事情,对我个人成长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大致半年以后,我的导师谢毅教授说你不要满足于跟在博士生后面当小跟班了,自己折腾折腾,还给了我一沓使用科研仪器设备的机时票(我们称之为“白条”)。当时我作为一个小小的本科生,就拥有了自己的“白条”,这代表着导师无与伦比的信任,让我激动不已。最终,我有幸做出了自己的一些发现,也有机会开始写自己第一作者的论文。我把这篇文章当作自己的baby一样,茶饭不思地在实验室里关了一个月,完成了人生中第一篇第一作者的文章——第一次自己发现一个东西、解释一个东西,再把它写出来、投出去。那个年代文章是邮寄的,审稿人意见用传真传回来,每次传达室电话一来说有传真,我都好开心,赶紧骑着自行车过去,看看是谁的文章。惊喜的是,审稿人竟然说这篇文章写得挺好的(it's well written)——迄今为止我都不知道这位审稿人是谁,但是我会一直记得他/她的那次鼓励。那么回头看,这些文章的意义在哪里?它们没有带来重大的技术革新,也没有带来理论突破,肯定没有改变世界,但它们的确在科学文献中记录了一个个新合成方法,为后人提供了参考。对我个人来讲,这些经历给了我人生中一个巨大的正面激励,为我今后的科研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历练。那些论文,按今天流行的观点看,多属于“低影响,或低影响因子论文”,但是那些论文却让好多人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了人生第一次虽不完美,但却相对完整的科研训练,为后来国内科学研究的迅速上升提供了人才储备。02 读博阶段发论文成为别人的垫脚石后来我到了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士,一开始做的是导师给的题目,磨了两年多,做得很纠结,差点就被虐到转学。好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真爱”出来了——我捣鼓出了一个导电高分子纳米纤维,这篇文章反而发表得更早,成了我在读博阶段的第一篇一作文章,发在美国化学会志JACS上。 Science和美国化学工程新闻(C&E News)都为我们这个工作写了Highlight,我自己后来也沿着这个方向出了几篇第一作者的文章。这是我的博士导师执教十几年来的第一篇JACS,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人生巅峰”了。当时很多人觉得我们运气好,这么简单的工作也能发JACS:it's a cute little synthesis,说得我自己都这么觉得了。但是时间久了就发现,这篇文章有很多人在跟进。其实我们合成或制备新材料,方法学越简单、越普适,能吸引很多人跳进来跟着你做,这绝对是一个好事;如果你没有教会读者什么,也没有让人从你的工作中受益,即使发了Science、Nature这样的明星期刊,那是不是也多为自娱自乐?Agnes Pockels是我个人很敬佩的一位18世纪自学成才的德国女科学家,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I learned to my great joy that my work is being used by others for their investigations”。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都应该是后人的垫脚石,这应该是我们发表论文的一个基本目的。03 博后阶段发文章学会啃硬骨头我在UC Berke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杨培东教授课题组做了三年博后。这是我在博后阶段的第一篇文章,我们发现飘在水表面的纳米颗粒在干燥过程中有时会自动排列成非常漂亮且规整的花纹。我记得第一次在扫描电镜下看到这些花纹大约是凌晨3点,Berkeley的学生都喜欢半夜上山做电镜,因为白天电镜太忙了。我和同组的Franklin看完电镜,看着山下的夜景悲喜交加:这么漂亮的发现,但恐怕我们怎么也搞不明白的。杨老师作为导师,没有跟着我们一起退缩,我和Franklin每个周会都在纠结该跟杨老师讲什么。甚至投稿之后,对审稿人的意见,我们也觉得搞不定,就跑去跟杨老师说要不就算了吧,换个容易的期刊投投?杨老师没说话,我们倒有点自惭形秽了,咬咬牙再试试吧。当时有两个思路,一个是用蛮力,不用分析太多,野蛮重复它100次,应该总能弄出来吧?结果试到第10次的时候,我们就快崩溃了。后来觉得不行,要不我就试试认真理性地分析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终于冷静下来,从头分析、猜想,又做了几个快速模拟实验,结果发现,我还真有可能抓到了关键问题的蛛丝马迹。我跟我带的本科生Steve说,要不要吃完晚饭之后陪我熬夜拼一把? 如果成功的话我第二天早上带你吃早饭去,吃很贵的那家早饭。结果实验出奇的顺利,本来想熬到6:00吃早饭,结果不仅3:00多就弄完了,还有新发现,然后我们两个人在实验室枯坐到天亮去吃早饭。所以这篇文章的经历对我来说也是一次“蜕变”,我从本科到研究生时代的科研是“行云流水”型的,打不过就跑,其实内心是比较容易放弃的,碰到难题就不干了,因为总能找到另一个。如果我们在一个热门领域的好时机进入,或者恰巧发现了一个“金矿”,那随手一挖都是“金子”,但这样就缺少一个啃硬骨头的经历。这篇文章的过程让我意识到,硬骨头其实是啃得动的,而且往往把硬骨头分解开来,有时会发现它其实也没有那么难的,我缺的是一点坚持的精神和信心。04 PI阶段发文章有了更多新的思考2007年9月,我在美国西北大学找到了一份教职,作为一个PI要开始自己做主,我就是文章的最后一关了。明显的变化是,我的时间开始变得有限,我要上课,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而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再加上作为助理教授,我认为我们应该以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应该只发“有用”的文章,争取每篇都有影响,还要考虑培养学生,让他们尽快通过发表自己的第一作者论文,找到成就感。后来我们课题组慢慢形成了一些发表文章的哲学,也还是那个问题:我们发表文章是为了什么。将我们的科学思想及发现与人分享,教会别人一些事情,这是发文章的要义,也是一个最朴素的目的。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节选自黄嘉兴去年发表在Accounts of Materials Research上的一篇编者按)比如,我们还可以通过发文章去指出和纠正领域内的错误认知。除了常见的发表“新东西”的模式,我们也可以大胆地指出和纠正一些错误,当然这要求我们的文章有很强的说服力。举一个例子,十多年前人们发现氧化石墨烯薄膜具有非常高的刚性,这被归结于一些与二维材料有关的神奇性质,吸引全世界众多研究人员跳进来研究。但我们发现,这其实是一个不幸的错误,早期的工作中,氧化石墨烯膜样品是使用氧化铝过滤膜得到的,而氧化铝在弱酸性的水溶液中会被腐蚀而生成三价铝离子,从而将带负电的氧化石墨烯交联了。也就是说,前面有一系列关于氧化石墨烯奇妙性能的发现,其实是基于被污染的样品,并非反映了这个材料本身的性质。后来听有的老师说,他们有些学生看到我们这篇文章时,几乎是泪流满面的,因为终于明白为什么前人的工作不好重复了。大家突然意识到,在这一个氧化石墨烯的方向上,整座大厦的基础假设是不正确的。这篇文章的科学内容超级简单,就是基于一个几乎高中生都学过的无机化学反应,但是却纠正了对于氧化石墨烯一个基本特性的认识,成了我们的代表作之一,也催生了我们后续一系列具有类似风格和功能的文章。又比如,我们还可以通过发表论文去发声、去呼吁。这是最近的一个例子,疫情憋家里的时候写了这个东西,目的是想分析一下对病毒的常见误解,分享一些从物质科学角度对疫情中的科学问题的分析,也指出了一些值得做的研究问题。当时我跟一个非常有名的流感病毒学家聊了一次,他当着我的面跟我说,病毒颗粒是100纳米尺寸的,戴口罩没有用,挡不住的。我当场就呆住了,病人呼出来的病毒绝对不是一个个裸露的颗粒啊,它们是被一堆乱七八糟的从呼吸道里出来的东西包起来的。口罩要挡住的当然不是一个个100纳米的颗粒,而是几十微米、甚至几百微米的飞沫液滴或者飞沫核。他也呆住了,想了想,说:你说得对。这件事对我来讲就是一针强心剂,我发现原来专门研究病毒的人,竟然也有这样的认知盲点,看来这方面需要有人做些事情。于是我找了当时组里的、以前的学生一起学习基础知识、调研文献,也很有幸认识了一些国内一线的医生和生医专家,在西北大学居家令开始之前一起写了这篇(呼吁物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研究人员主动思考与疫情相关的科学问题的)论文,并在武汉解封那天线上发表。当然,发论文有时候还可以玩得很有趣。我们有一次受邀评价中国科技大学俞书宏老师的一个工作,用细菌来合成纤维素纳米复合材料。我们意识到,俞老师这个工作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他们很谦卑地把自己与细菌放到了同一个时间和空间尺度上,与细菌一起同步进行合成。这个亮点一下子让我们想到了小黄人(minions),顿时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标题“Working with Minions”。我们实在太喜欢这个idea了,所以不惜花了几百美元找人制图,又花了几百美元取得电影公司的形象授权。这应该是所有科学文献上第一次出现小黄人的形象。It's really fun,但其实里面也隐含着科学意义。发表论文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让你结交异时异地的朋友。2016年,我受日本学术振兴会邀请去日本做了一个JSPS的巡回报告,从南到北访问了七所大学和研究所。在此之前,我基本上不认识日本学术圈的朋友。提名我的京都大学教授,是因为几年前审过我的一篇论文,甚为喜欢,便主动到我的实验室来访问,先考察了一下我的"人品",然后热情地邀请我去日本访问。在名古屋大学,还碰到一位挺有名的老师直白地问我,说他的研究兴趣好像和我没有任何交集,纳闷我见他要聊什么?几句话之后,他激动地打开书柜,翻出几篇论文说:这个“Huang”就是你吗?原来,他不久前恰巧读到了我十几年前博士期间发表的几篇论文,没想到我竟然直接送上门来了!接下来自然谈得甚是愉快,也成了朋友。再后来到了筑波的日本国立材料研究院,给完报告之后,一位知名的教授上来跟我道歉,说他曾经审过我的一篇论文,意见是拒稿,但刚刚听我讲完后意识到,他当时并没有认真读我的文章,草率地做出错误的判断。我为他的坦诚所感动,也感叹这份由论文而引出的缘分,当然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最后回到我们的问题:我们发表论文是为了什么?我想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要去改变世界,也许我们自己有时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论文背后更高远的意义,但你要守住的底线和初心是,不要抱着“刷单”的心态去对待你的或者别人的每一篇文章。发了“大文章”自然值得祝贺,但是“小文章”也无需妄自菲薄,无论文章是大是小,作为第一作者,你必须对自己的工作了如指掌,概括承受,随时能娓娓道来。除了大学以外,还有很多地方,例如一些公司或直接以重点目标和任务为导向的机构里,也开展高水平的科技研发工作。我认为大学里的科研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大学”这个含义里的科研,是要为全人类创造公共知识产品,我们工作的价值往往也体现在它能让多少科学家的工作受益,以及最终怎样回馈社会,说穿了大学里的科研带有教育属性。所以,我和我的学生们发表论文的根本目的是广义的“教育”——把我们的发现、发明、心得,还有思想,教会其他的研究者,还有将来那些异时异地的好朋友们,让他们能从中受益,以推进他们的工作。So we publish to share, to teach and to educate.

是华罗庚。他哪怕只拥有一个初中文凭却凭靠自身的实力被列为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他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他是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他的成就遍及数学很多重要领域。

人生中第一篇论文终于发表

感觉自己有所成就,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让自己心里有所自豪,毕竟是第一篇嘛,以后还会有更多成就。

居里夫人的人生是辉煌的,这时举世公认的。然而在我看来,居里夫人的成功人生,除了她科学上的巨大成就外,她的人格魅力,对待生活恬静自然的态度以及对子女的教育影响无疑使她的辉煌的人生更加丰富而完美。如果把前者比作她的风骨,那么后者则是她的血肉,更让我们了解到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游离于我们生活之外的神。她让我们明白了成功人生的含义: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取得世人公认的成就;平平淡淡生活,不奢靡;教育好自己的儿女,使她们树立正确人生观,做有利于社会的人。也许你要说,这样的话,拿周总理的人生作为例证岂不更有说服力?周总理一生没没有儿女,却收养了很多烈士家的后代,抚养他们健康成长的同时,教育他们如何做人。这些人,不也在都在各个阶层和不同岗位上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吗?实际上,周总理高大而完美的一生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心中的“神”,如果以他为例,未免有说教的意味;而如果以杜甫为例的话,也觉得不太合适,虽然他艺术上确确实实达到了一个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境界上即使在茅屋被风卷走的情况下,仍能心济苍生,吟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样的千古绝唱。然而,人家也毕竟是“诗圣”,既然是“圣”,也即我等凡夫俗子不敢妄评的。再者,让自己的孩子在那种恶劣条件下遭受“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的痛苦,也是我等碌碌之辈不敢恭维的。拿居里夫人作为佐证,倒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更容易接受的了。然而,在时下,却有着一种极其扭曲的价值观,现实当中有很多人都把有钱人有地位的人叫做成功人士,房子、车子、票子似乎成了一个人这个社会身份标签。更有一些青年人以此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唯一目标,甚至上演几万“美女”竞聘量围展胸,竞聘大款情人的闹剧。有些人,把一家好好地单位或企业搞垮,自己却在一片骂声里住进了小洋房,豪华房间的每一寸都浸透了群众的唾液;有的人,钻政策的漏洞制假贩假,倒空卖空,短时期暴富,除了他们肥胖的躯体和豪华的“钢壳子”以外,还真想不出他们究竟为社会做出了哪些真实的贡献;有的人,凭借一身酒山肉海,坑蒙拐的独特伎俩,竟能在社会上无孔不入,大行其道;有的人,靠一张关系网平步青云,高高在上……如果说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以所谓“精英人士”自居而贱视民众,表现出的是其本性的卑劣与肤浅也就罢了,更可怕的是社会上对这种风气的认同、羡慕、崇拜和模仿,那必将是这个社会人性的悲哀。一个人怎样才能算一个成功的人,相信不甘平庸的你也一定思考过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实现自己的答案。成功是一个广泛的话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答案也难以得到统一和完善,我想我们不妨从居里夫人身上获取一些有意的东西。

她于1867年11月在波兰华沙出生.有一兄三姊,父母亲都是教师.她15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中学毕业.其后当了几年家庭教师,于1891年到法团巴黎大学索邦分校(Sorbonne)接受大学教育,1894年毕业,获得数学和物理两张证书.1895年,她与任教于巴黎市工业物理和化学学院的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结婚,1897年秋长女伊伦(Irène)出生.此前.她跟索邦的李普曼(Gabriel Lippman)做磁学研究,并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此时,为了博士学位论文作准备,她开始在皮埃尔的实验室进行新课题,皮埃尔也很快便加人了妻子的工作.他们的实验笔记从1897年12月6日开始,到1898年2月17日记录了第一次观察到新的放射性元素钋(polonium)为止.经过几个月追踪和分析,他们在7月18日正式提交法国科学院宣读的报告中提出两个重要发现:一是元素钋、二是r放射性」(radioactivity)这个概念.钋的纯化和另一新元素镭的分离等现象的发现,对化学研究有很大刺激;而放射性研究,则是物质本质研究的突破性发现.1903年6月,居里夫人通过论文答辩,获颁物理科学博士.11月初 居里夫妇获颁英国皇家学会的戴维奖章(Humphrey Davy Medal);11月中旬更获悉与贝克勒尔(Henri Becquerel)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最高荣誉,以表彰他们对放射性现象的研究.1905年他们得次女伊芙(Eve).1906年皮埃尔去世. 1911年居里夫人获诺贝尔化学奖.表彰她发现钋和镭.1934年居里夫人去世.1935年她的长女伊伦和女婿的里奥·居里(Frédéric Joliot-Curie)获诺贝尔化学奖(他们的科学发现,居里夫人在世时就知道了).1937年次女出版的《居里夫人》,成为风靡全球的一本传记. 居里夫人的童年及早年生涯是比较不幸的,先是经历了丧母之痛,又经历了祖国波兰被沙皇占领的痛苦,在成年又经历了失恋.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她没有失去信心,终于实现了留学巴黎的梦想.新的不幸又降临到了居里夫人的头上——居里先生在1906年4月18日死于车祸,让居里夫人又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但是灾难并没有把她击倒. 1934年7月4日凌晨,居里夫人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一位伟大的学者终于走完了她一生的坎坷之路.她的女儿从波兰带来一把泥土,轻轻地撒在她的棺木上,以慰她对祖国的相思之苦.

慢慢来,比较快。刚踏入实验室,对SCI论文还没有概念,当时想象中作为一名小硕士,能够发一篇中文核心就算厉害了,英文是我不敢想的。 现阶段研三,面临毕业压力,我的第一篇sci也顺利接收,总的来说,还是顺利。从投稿到接受历时88天,投的是PCTOC,大类三区,影响因子2.73,尽管影响因子比较低,但作为我硕士阶段的一个小成果,也挺有成就感。 2021年11月24投稿,2022年1月4返修,审稿意见是大修,补了一点实验数据,审稿人也提出了我论文的语言问题,期刊邮件里给了8周的返修时间,正好是过年期间。论文返修回来时正好遇上搬实验室,第一周基本都在忙搬实验室的事情,也没有时间修改论文。因此决定寒假留校改论文,过年也就没回家。 直到过完年,我的文章改得差不多了,当时打算送公司润一下色,导师说拿给实验室巴基斯坦的博后改一改语法,当时2.15号,我那天鬼使神差的登录了期刊官网,鬼使神差的发现一个2.18的日期……才发现官网结稿日期和期刊邮箱给的不一致,连忙发了返修延期申请,也和导师商量了。 延期申请邮件发了之后期刊并没有回复,最终我还是在2月18按时提交了返修稿,只是没有来得及去润色也没有给博后修改就提交了。意外的事,提交后两天,2月20就收到了接受通知。 这篇文章一路相对很顺利,少不了我的导师的指导,能遇见这样一位认真负责的导师也是我人生一大幸事。 之前有跟导师提过读博的事情,现在文章有了,又找了导师跟他说了我希望留下来硕博连读。最终导师也同意了。 现在一下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不用再为毕业发愁,也不用为去哪里读博发愁…… 未来的路还很长,读博可能也远比我想象中的更有压力和挑战,但慢慢来,希望总是会有的。

人生第一篇论文发表

应该会很有成就感吧,虽然我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

感觉很自豪,第一次发表了学术论文,感觉了不起呀。

感觉自己有所成就,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让自己心里有所自豪,毕竟是第一篇嘛,以后还会有更多成就。

图灵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使他在1930年和1931年两次获得他的一位同学莫科姆的父母设立的自然科学奖,受到政府派来的督学的赞赏,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为他后来的一些研究奠定了基础,他的数学能力使他在念中学时获得过国王爱德华六世数学金盾奖章。

1931年,图灵考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由于成绩优异而获得数学奖学金。在剑桥,他的数学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

1935年,他的第一篇数学论文“左右殆周期性的等价”发表于《伦敦数学会杂志》上。同一年,他还写出“论高斯误差函数”一文。这一论文使他由一名大学生直接当选为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并于次年荣获英国著名的史密斯 (Smith) 数学奖,成为国王学院声名显赫的毕业生之一。

1936年5月,图灵向伦敦权威的数学杂志投了一篇论文,题为《论数字计算在决断难题中的应用》。该文于1937年在《伦敦数学会文集》第42期上发表后,立即引起广泛的注意。在论文的附录里他描述了一种可以辅助数学研究的机器,后来被人称为“图灵机”,这个设想最有变革意义的地方在于,它第一次在纯数学的符号逻辑,和实体世界之间建立了联系,后来我们所熟知的电脑,以及还没有实现的“人工智能”,都基于这个设想。这是他人生第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1937年,图灵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可计算性与λ可定义性”则拓广了丘奇(Church)提出的“丘奇论点”,形成“丘奇-图灵论点”,对计算理论的严格化,对计算机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1936年9月,图灵应邀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学习,并与丘奇一同工作。

在美国期间,他对群论作了一些研究,并撰写了博士论文。1938年在普林斯顿获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为“以序数为基础的逻辑系统”,1939年正式发表,在数理逻辑研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8年夏,图灵回到英国,仍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任研究员,继续研究数理逻辑和计算理论,同时开始了计算机的研制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图灵的正常研究工作,1939年秋,他应召到英国外交部通信处从事军事工作,主要是破译敌方密码的工作。由于破译工作的需要,他参与了世界上最早的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他的工作取得了极好的成就,因而于1945年获政府的最高奖——大英帝国荣誉勋章 (O.B.E.勋章) 。

1945年,图灵结束了在外交部的工作,他试图恢复战前在理论计算机科学方面的研究,并结合战时的工作,具体研制出新的计算机来。这一想法得到当局的支持。同年,图灵被录用为泰丁顿 (Teddington) 国家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开始从事“自动计算机” (ACE) 的逻辑设计和具体研制工作。这一年,图灵写出一份长达50页的关于ACE的设计说明书。这一说明书在保密了27年之后,于1972年正式发表。在图灵的设计思想指导下,1950年制出了ACE样机,1958年制成大型ACE机。人们认为,通用计算机的概念就是图灵提出来的。

1945年到1948年,他在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工作,负责自动计算引擎的研究。

1948年,图灵接受了曼彻斯特大学的高级讲师职务,并被指定为曼彻斯特自动数字计算机(Madam)项目的负责人助理,具体领导该项目数学方面的工作,作为这一工作的总结。

1949年成为曼彻斯特大学计算机实验室的副主任,负责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计算机——“曼彻斯特一号”的软件理论开发,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把计算机实际用于数学研究的科学家。

1950年,图灵编写并出版了《曼彻斯特电子计算机程序员手册》 (The programmers’handbook for the Manchester electronic computer) 。这期间,他继续进行数理逻辑方面的理论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同年,他提出关于机器思维的问题,他的论文“计算机和智能 (Computingmachiery and intelligence) ,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深远的影响。1950年10月,图灵发表论文《机器能思考吗》。这一划时代的作品,使图灵赢得了“人工智能之父”的桂冠。

1951年,由于在可计算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时年39岁。

1952年,他辞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员的职务,专心在曼彻斯特大学工作.除了日常工作和研究工作之外,他还指导一些博士研究生,还担任了制造曼彻斯特自动数字计算机的一家公司——弗兰蒂公司的顾问。

1952年,图灵写了一个国际象棋程序。可是,当时没有一台计算机有足够的运算能力去执行这个程序,他就模仿计算机,每走一步要用半小时。他与一位同事下了一盘,结果程序输了。后来美国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群根据图灵的理论,在MANIAC上设计出世界上第一个电脑程序的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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