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旭华的论文发表
我国的核潜艇之父是黄旭华。
黄旭华长期从事核潜艇研制工作，开拓了我国核潜艇的研制领域，是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为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黄旭华主持完成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研制，分别获1985年和1996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黄旭华研发核潜艇的经历
1958年，黄旭华奉命进行核潜艇的研究，当时全世界只有美国、前苏联等发达国家拥有核潜艇，我国对核潜艇的可借鉴经验几乎为零，任务何其严峻，但黄旭华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核潜艇的建造属于国家机密，最初的研发队伍只有29个人，都是怀揣理想的年轻人。他们虽然没有国外的技术，也没有丰富的经验，但他们有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发挥自己的特长，挥洒自己的热血，坚决要完成上级派发的任务，必须建造出只属于中国的核潜艇。
但是当时没有人接触过核潜艇研发，也根本不了解其中的技术原理和构造，只知道很小一块铀块燃料可以让潜艇航行数万海里。这对仍处于起步阶段物资极其匮乏的新中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从此黄旭华和一众科学家隐姓埋名，来到辽宁省葫芦岛，开始了长达30年的隐居生活。
核潜艇的核心技术问题有太多需要攻破，核潜艇的研究要运用到许多复杂的数学演算，但当时国内的科技落后，没有国外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研究一次次遇到瓶颈。但科研人员一刻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初心，遇到困难不可怕，世界上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只要你肯努力。
于是黄旭华带领着大家完成了一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庞大的计算量，无数的数据，竟然都是科研人员们用算盘打出来了。不得不再次感叹中国人伟大的智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现在所经历的每一个难关都是迈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年过六旬的黄旭华亲自登艇，现场指挥极限深潜，这一举动也极大地鼓舞了军心。终于，黄旭华成功了，1970到1981年，核潜艇交付使用，中国第一个核潜艇就此诞生。
作文是语文的“半壁江山”，在日常的写作练习中，就要格外注意写作技巧和写作手法，包括一些简单的素材整理和归纳，我整理了关于科学巨匠的人物素材，供大家参考。
1.科学巨匠华罗庚——自学成才识今古，论著充栋誉中外
华罗庚，著名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
华罗庚少年时期命运多坎。1925年初中毕业后，因家中贫困，他只好缀学回家。但不甘平凡的华罗庚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人生，他开始了顽强艰苦的自学之路。18岁那年，他在《科学》杂志发表数学论文。1920年8月，他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用6年半时间读完高中至大学的全部课程，同时学习英、法、德语言，并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5篇。虽然只有初中毕业文凭，但华罗庚一生研究成果卓著，写有10多部著作，200多篇论文，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
2. 科学巨匠钱学森——五年归国漫求索，火箭航天导弹成
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学森在美学习工作20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决定回国效力，但遭到美国国防部和海军阻挠。美国海军次长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为此，他受到美国政府迫害，经历了长达5年的监禁生活；5年后，才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回国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发展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并参与制定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试验，为中国火箭、航天和导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3. 科学巨匠杨槱——造船初心强国梦，海洋情怀永传承
杨槱，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家，中国船舶计算机辅助设计创始人、船舶技术经济论证开拓者、船舶帆船史奠基人。
少年看船、青年学船、中年造船、教船、老年写船，杨槱先生一辈子从未离开过船。以至于有人说，这位中国船舶界的“活化石”不只是在造船，更是在造梦——让中国成为第一造船强国。为传承情怀，杨槱先后捐赠了毕生积蓄的100多万元人民币，设立“杨槱院士奖学金”，激励晚辈学习奋发，并培养了一大批造船界的骨干精英。黄旭华（“中国核潜艇之父”）、徐芑南（“蛟龙”号总设计师）、朱英富（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总设计师）、曾恒一（中国第一艘海洋石油钻探船设计师）等都是他的学生。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船舶海洋事业发展的同行者与见证人。
首先、审题要得当。高考作文的审题，实际是一种有特定目的的阅读。它要求作者不仅分解内容，提炼意义，而且要善于从整体上去判别材料的主要倾向，从某些暗示中捕捉命题的意向，并根据命题的限制和要求，对材料的主旨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所以，材料作文的审题，第一点就要做到整体认知、总体把握材料主旨。第二点要一词一句地默读作文题。要将其中的关键词语用笔圈出来（这不会扣文面分），或在下面画上横线。
其次、结构完善，结构其实很笼统的，开头好好琢磨，用点名人名句或者诗句，不要太耳熟能详的，大气一点，突出自己的观点。两三个论据，先分析论据，论据和你观点的联系，在描述你的观点，说穿了就是一个套字，每个论据一段。最后结尾了，排比，诗词歌赋都可以用，也可以参考优秀作文，看看别人什么模式。
再次、适当运用题记题记不能滥用；要与作文材料关系要密切；概括或者深化主旨；语言要简洁，一般控制在一行字以内为佳，写出几十字题记往往弄巧成拙；要防止题记的内容与题目、文章首段的内容重复。
最后一点、首段与尾段很重要，这两段要把你的所有水平都用上，能用的手法，妙句，都往上整。另外，首尾呼应很重要，这样文章看起来成一个整体，会给文章加分。
考取交大造船系；参演核潜艇
34岁，他投身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发事业。46岁，他参与设计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下潜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64岁，他亲自登艇参与深潜试验，成为总设计师参与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的世界第一人。也是在64岁，阔别家乡三十载，几乎与家人失联的他荣归故里，此时，父亲和二哥已经去世，高堂老母已93岁高龄。如今93岁的他，仍坚持到研究所工作，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他，就是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 黄旭华 。一条道，走到“亮”“爸爸这辈子，就是一条道，走到‘亮’。”小女儿黄峻一语中的。出身于医生世家的黄旭华，原本是立志从医的。可是在日机的轰炸声中，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中，少年黄旭华开始重新思考人生道路：“国家太弱就会任人欺凌、宰割！我不学医了，我要读航空、造船，将来我制造飞机捍卫我们的蓝天，制造军舰抵御外国的侵略。”
黄高旭发表论文
黄高哲 黄高良 黄高轩 黄高泽 黄高旭 黄高杰 黄高艺
研究生黄高旭发表论文
广义的理解，字不妨是名的含义的诠释，也可以是名的内涵的发挥。例如诸葛亮字孔明，关羽字云长，鲍照字明远，陶潜字渊明，白居易字乐天等等，都是词义互见，相辅相成的。苏轼，字子瞻，假如我们知道“轼”字的古义是指车子前面供人凭倚的横木，“子”则系夫子自称，那么凭栏而望称之为“瞻”也就是顺理成词了。他的另一个表字“和仲”很少用，“仲”是二的意思，苏轼排行第二，加“和”字则含有吉祥意，了解这些字的本义再看表字，含义就明确了。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字裕之，人“好问”而学识“裕之”，这字取得实在妙；清代戏曲家李渔的字为“笠翁”，则又可谓以俗字见雅趣了。也有的干脆拆名为字，简便好记，如清代诗人舒位字立人，尤侗字同人。又有些人喜欢取许多字，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文人中多字的冠军，大概要算清初杭州肖山的毛奇龄(一名甡)，他一字两生，又字大可、齐於、于、初晴、晚晴、老晴、秋晴、春迟、春庄、僧弥、僧开等等，真是随心所欲，莫名其妙了。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一般来说，国学应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以孔孟儒学为核心，为主体。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等，其中儒家哲学，至为重要。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同时也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是的，时值今日，国学更是不能趋向寺庙化，而应走出象牙塔。再兴国学，是求其思想，而并非整理古籍，辨别古书真伪，校正古书文字，考释名物制度等进行考据。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因不满、痛恨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的流弊便竭力推崇汉儒那种“实事求是”（也就是古文经学派的“我注六经”）的学风，而兴起“汉学”。以文字训诂、名物考释等为手段来阐释文本的意义，这种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考据学，到乾嘉时代盛极一时。对于这不发表思想、脱离社会实际的考据训诂，清代后期龚自珍、康有为等人都曾大力反对。当代新儒学第二代代表人物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的学生弟子主办的《鹅湖》也是以宋明心性之学抗拒考据饣豆饣丁之学，以创造性地重建儒学，复兴中国文化。现在，我们暂不论考据学的是非对错，我们知道经过乾嘉学派大师戴震等人的不遗余力之考证后，到我们这一代，考据学已没有必要再加深究了--尽管至今或许仍然难以离开训诂。至于考据学被现代某些学者视为钻牛角尖的“雕虫小技”，想来是有欠公允的。那么，我们所要鉴借的国学思想是什么呢？试举几例，如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已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已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已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反朴归真；法家的“废私立公”、“国之四维”等等思想。追本溯源，取其精华，自然大有裨益！先贤有云:中华文化存,中国亦存.中华文化亡,中国亦亡。当时的国粹派便曾将国学与国家兴亡直接挂钩：“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既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芨芨乎？”美国人以门罗主义为国魂，日本人以武士道为国魂，中国的国魂便是黄帝。高旭在其〈南社启〉也说：“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又说：“然则国魂何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毋论国家兴亡是否与国学有着逻辑关系或是依赖关系，但于中已大可见国学之要现在正是国学的繁荣期.各大院校也相继开设了国学专业随着中国的国力不断的提高国学也会受到越业越多的关注
中国古人的姓氏字号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姓，就是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名，就是个人独用的姓。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因而这些名称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又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封为商君称“商鞅”等。此外，在中华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姓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样的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讳而改姓“贺”。姓也因政治的、地理的、民族的等等原因而变化。如五代时吴越的“刘”姓因避讳（“刘”与吴越王“钱鏐”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难”②之后，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改姓“田”，而“靖难”有功的太监马三保却被赐姓为“郑”（就是以“三保太监下西洋”著称的郑和）；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而改“拓跋”姓为“元”姓。又如“汉代诸县（今山东省境内）的“葛”姓迁到阳都（今河南省境内），为了和当地的葛姓区别就称为“诸葛”，而齐地的“田”姓外迁，以外迁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如东汉名臣“第五伦”）。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并不象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生辰有关。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又如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明代军事家于谦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则都是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果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几个贬义的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常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 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称蔡中郎（曾任中郎将），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三、弟子或后人所上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北宋吕本中和南宋吕祖谦先后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溢”），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晋代陶潜的靖节等。 四、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作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义词），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也被称为大、小谢。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伊吕”指商伊尹、周吕尚；“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七、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忆元九》、《送裴十八图南》、《寄丘二十二员外》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行第还可连同名和官职并称，如裴图南称裴十八图南、杜甫称杜二拾遗、白居易称白二十二舍人等。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直接以姓名作为古人的代号就行了，已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如《正气歌》的作者文天详、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义），历代还常称他“文文山”（自号）、“文丞相”（官职）、“文信国”（封号）等，他的著作也分别题名为《文山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文信公题杜诗》等。又如《四库全书》中以“王”为首字题名的著作有五十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字号或其他代称题名的，如《王子安集》（唐王勃的字）、《王天游集》（明王达的号）、《王阳明集》（明王守仁的尊号）、《王文成公全书》（明王守仁的谥号）、《王荆公诗注》（宋王安石的封号）、《王右丞集》（唐王维的官职）等。还有很多姓王的人的文集，题目上根本无姓名，如《临川集》（宋王安石原籍临川）、《凤洲笔记》、《弇州山人题跋》（明王世贞，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渔阳文录》（清王世祯，号渔洋山人）、《船山全集》（清王夫之，尊称船山先生）等。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所知，根本无从识别。所以，为了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思想、风格，还是需要我们对它有所了解的。 ①世界古代史学者称这种氏族标志（也是氏族崇拜对象）为“图腾”。 ②明代燕王朱棣以讨伐黄子澄等为名起兵攻破南京，推翻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即明成祖），当时号“靖难”。 === 古人字号摭谈 文/阙维杭 古代人在本名之外，大多另有字，这风气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很普遍了。《礼记·曲礼上》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贵族男子二十岁时(成年)行加冠之仪而取表字，女子出嫁(成年)之时可以盘发插笄(簪子)了，也要取字；故后来亦称女子许嫁为“字”，如：待字，字人，等等。看起来，这取字的规矩最初是囿于上层社会的圈子，但后来渐渐打破了界限，一般平民也多取字，相沿成习。 那么，字与名是什么关系呢?《颜氏家训·风操》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广义的理解，字不妨是名的含义的诠释，也可以是名的内涵的发挥。例如诸葛亮字孔明，关羽字云长，鲍照字明远，陶潜字渊明，白居易字乐天等等，都是词义互见，相辅相成的。苏轼，字子瞻，假如我们知道“轼”字的古义是指车子前面供人凭倚的横木，“子”则系夫子自称，那么凭栏而望称之为“瞻”也就是顺理成词了。他的另一个表字“和仲”很少用，“仲”是二的意思，苏轼排行第二，加“和”字则含有吉祥意，了解这些字的本义再看表字，含义就明确了。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字裕之，人“好问”而学识“裕之”，这字取得实在妙；清代戏曲家李渔的字为“笠翁”，则又可谓以俗字见雅趣了。也有的干脆拆名为字，简便好记，如清代诗人舒位字立人，尤侗字同人。又有些人喜欢取许多字，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文人中多字的冠军，大概要算清初杭州肖山的毛奇龄(一名甡)，他一字两生，又字大可、齐於、于、初晴、晚晴、老晴、秋晴、春迟、春庄、僧弥、僧开等等，真是随心所欲，莫名其妙了。 至于文人学士在名、字之外再取别号，也是不可少的雅事，而这号又往往比字取得更玄乎乃至无迹可寻，但大多数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不少人喜欢以曾经居住或逗留过的地名风物为号，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云：“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李白五岁随父迁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之青莲乡，后因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后，“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苏轼取“东坡”为号还有仰慕白居易的意思，因白居易在忠州(今四川忠县)曾于东坡屋地栽花自娱，诗尝数言及“东坡”，苏慕而效之，遂以为号。苏轼的这个号在文坛与民间最为普及，他其他的别号多达三十余个，有以排行、籍贯称的，如：大苏(以别于其弟苏辙)、峨眉先生、眉山公；有以职官学名行世的，如：苏使君、苏贤良、西湖长；也有因人格、诗风自称或被人称，以及旨在揄扬胸臆的，如：坡仙、谪仙人、狂副使，不一而足。从他的这许多名号也可见出古人取号的广泛与无限制，多号也就习以为常了。不少的文人还因传闻轶事或佳句而得号，如晚唐温庭筠年轻时参加科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时号“温八叉”，这很近于是一种绰号或谑称了。宋代词人张先因有三句写“影”的佳句，被誉称为“张三影”；元末袁凯因咏白燕诗出名，人呼“袁白燕”；清初王士禛作《漱玉词》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之句，一时称善，遂号为“王桐花”。这些都是以诗名人的例子。以署邸、书斋名为号也是文人的一种惯例，清代诗人袁枚在江宁(今南京市)小仓山筑随园定居，因号“随园老人”；清代藏书家钱曾的藏书楼名叫“也是园”，他的号就称为“也是翁”。 近代文人多号达数十个的有苏曼殊、姚民哀两位，有人作打油诗戏称他俩：“一人数十百名字，从此阎王捉不来。”提倡白话文以后，也有人开玩笑在报上把名号译成语体，如称丹翁为“通红老头子”，君博为“皇帝赌钱”，令人忍俊不禁。
国学原指国家学府，如太学、国子监。国学指学问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它兴起于20世纪初，1920年代始盛；在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后思想学术自由逐步有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扩大，1980年代后“国学”复起至今。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 纳入国学的是《诗》、《书》、《礼》、《乐》、《春秋》、《易》汉代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代六艺；现代国学含义包括诸子百家，这诸子百家概括起来是“三教九流”，分别是道教、儒教、佛教，合称儒释道三教；道家（汉景帝时立为国学）、儒家（汉武帝时立为国学）、佛家（南北朝时立为国学，相对于史记为新增）、墨家、法家、农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小说家。传统国学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礼仪、音乐、绘画、书法、外交、数学、逻辑、历史、宗教、哲学、文学。
黄高旭研究生发表论文
黄高哲 黄高良 黄高轩 黄高泽 黄高旭 黄高杰 黄高艺
江汉大学黄高旭发表论文
黄高哲 黄高良 黄高轩 黄高泽 黄高旭 黄高杰 黄高艺